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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起来读《回家记》(28)思考之地理

热度 1已有 267 次阅读2018-10-20 12:18 |系统分类:其他分类

一起来读《回家记》(下)
 
 11楼 正文第20节 P168-195 
这段挺长,也不太敢说什么,一起阅读思考吧。
地理
    地理是我们归属感的另一个来源。在一个地方出生、成长,感受到生命带来的体验,感受到自己的认知范围随着与特定地域里面的景色、声响和气息的接触而逐渐扩展,这是一件多么具有奇幻色彩的事啊。在古代,一个人就是被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养活着,从这头走到那头用不了一个小时,因为那是他所有食物的来源。而且,这个人的祖先,乃至他的族群和族群的后裔们,都在同一块土地上生存繁衍。“你是哪儿的人?”这句话即使是在当前人口流动如此迅速的美国,还依然很普遍地用于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当一方说出“阿拉巴马”或者“威斯康星”的时候,另一方马上会觉得获取了关于对方的重要信息。在中国,“你老家是哪儿”这个问题则更为普遍。我已经学会了回答说:“安徽省银山①(①银山:民国时期属安徽巢县,现属安徽省巢湖市。—译者)”,我父亲就是这么教我的。可是对我来讲“银山”只是个地名而已,我从来没有去过,对它也一无所知。(geonet:胡总一直强调自己的籍贯安徽绩溪,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03/01/20/000224556.shtml100多年前,胡锦涛的太祖父胡允源就离开了徽州绩溪,外出谋生了。胡允源来到江苏泰州后,开了一个小店。到胡锦涛曾祖父胡树铭时已小有规模,又在上海、浙江等地开设了7个分店,并从事茶叶出口生意,兴隆时曾聘用多名英语翻译习总却是说陕西富平,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1115/c85037-26031304.html1958年6月15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随周恩来总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在休息时他向总理等人谈到:“我的祖籍在河南邓县,那时祖父只有二亩半地,日子过得很苦,加之天灾、匪祸不断,全家逃到了陕西富平。)我从来没有详细地了解过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当时我全家正为躲避日本人而四处奔波。在美国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城市居住超过5年,直到1969年我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所以说如果我对美国各地的体验都是肤浅的,那我对中国各地的体验也是一样。但说到这里,我必须要特别说明一下。我在中国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而孩子对自己周边环境里可感受到的因素非常敏感,其程度远远超过被日常琐事占满头脑的成年人。因此中国的各个城市给我在触觉上、嗅觉上、甚至五脏六腑里都留下了印记,这是美国城市所没能做到的,尽管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相对要长得多。
     既然我已经造访过中国又返回到美国,那么我对中国的城市和美景有什么看法呢?我从书本上学到的关于它们的知识有没有被改变或者强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至少是部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我来谈谈四个地方:我的出生地天津,我在中国最后的定居地重庆,还有北京和三峡这两个我从前没有切身体验的地方。
     从北京开车到天津只需要50分钟,但在我的行程里实在是安排不下了。这倒不仅仅是时间问题。我觉得我仍然对回到出生之地和度过最初童年生活的地方感到有些恐惧,因为天津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那里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标来让我的记忆复活,而那个扩展中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倒是会抹去我现有的全部记忆。我还能回忆起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里我正在午睡。而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从睡梦中醒来时我总是心情很差,每次都要耍小孩子脾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奶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在一个烟灰缸里放了一些水,然后把烟灰缸放到窗外。天津的冬天很冷,那样放肯定会结冰。当我快要醒来的时候,她把烟灰缸拿进来,在我床边的小桌上轻轻地磕几下。一个漂亮的、闪闪发光的冰雕就出现了!我当时惊讶得一动也不动。
     另一个回忆是关于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的,也就是位于八里台的南开大学(geonet:段父段茂澜1928年回国,任天津电话局局长,同时在南开大学任教1935年进入外交部,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下文他说当时才4岁。我父亲过去常常在八里台的一个小湖面上滑冰。他穿着一件厚厚的毛衣,穿的方式很独特,特意在脑后留出一块以在摔倒时起到保护作用。我当时才4岁,对父亲的滑冰技术不太信任,但是紧张的心情又因为那块有保护性的毛衣而得到些许舒缓。有一天,我眼看他后仰着摔了一下,脑袋砸在冰面上。我大哭起来,谁劝也没用,因为我以为他死了。无论我现在知道了多少关于天津的知识,孩提时代的这两个场景仍然在我的脑海里,给我对天津的印象深深打上个人的烙印。

   重庆是我在中国最后的定居地它也给了我最为鲜活的印象。和我所住过的其他中国城市都不一样,那里的地理要素非常突出我还记得那里的浓雾给大地笼罩上一层薄薄的恐怖气氛;记得在火热的夏天里咬上一口凉爽的西瓜是多么大的一种享受;记得山坡上种水稻的梯田变成了供孩子们爬上爬下的巨大阶梯花园;记得雾气里废弃的坟头变成了我们玩打仗游戏的场所;记得和父亲一起比赛谁先跑下歌乐山,他拉着我的手跑,几乎让我双脚离地;记得空袭时我们躲进阴暗潮湿的洞窟;记得黄昏时分晚餐的军号吹响之前我们在巷子里踢足球的样子。除了这些基于特定地点的回忆,我还能想起两件对孩子们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其一是从病中恢复过来,沉迷于完完全全的、甜蜜的休憩之中,在妈妈关怀而又慈爱的注视下躺在被窝里,玩着被妈妈吓唬说会突然消失在被子里的玩具。其二是纯粹的活着的乐趣,能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气喘嘘嘘地在一片开阔地上撒脚如飞似地赛跑。
    在我重返津南村和南开中学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p184陷入往事之中,这种想法真是太幼稚了。事情并不像我预想的那样。我早就应该明白,既然活在世上,就不应该太纠结于过往。当我去过老屋,又走过学校里的各处,我面前的所见所闻和当时的万千思绪把一种如梦如幻的现场感投射到了背景上。直到我离开津南村回到宾馆,并且直到我如今回到麦迪逊潜心搞了两个多月研究以后,每当回想起那种孩提时代的自我和孕育了这种自我的环境,我依然能够感到它们生发出的款款温情。回顾我所了解到的那些地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了解到的,想到我了解它们、臆断它们或者回忆它们的方式,我都为那种方式的随意性感到震惊。我曾经不屑于看一些影集,因为它们挑选的照片打乱了正常的印象;我也曾不屑于看一些电影,因为它们时间跨度太大,而且在空间上跳跃感太强。在那些不屑里,我没能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本身就包含着令人惊诧的不连续性,也包含着众多吞噬了无数经历和记忆的黑洞,那些东西不会再出现了,除非是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中。我在重庆住了3年(按照段茂澜1941年赴澳大利亚任驻澳公使馆参事和文中两处:“如果1941年的那个晚上” “那些都是1940年的事了。65年之后,我又回到了重庆”而在上海是“1937年8月一1938年7月”推测重庆三年应该是38-40,段一家离开重庆应该是40末41初,在后来的演说和著作中又多次地用过“重庆”这个词,但是从来没有停下来想一想“重”和“庆”这两个字分别是什么意思,这又该怎么说?别人告诉我说是“双喜临门”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也就是p185现在,我从中国归来,才弄明白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而仅仅是因为偶然胡乱翻看旅游手册才知道!因为宋光宗赵惇在那里先被封为恭王、公元1189年又即帝位,才有了这个地名。
    那么我对重庆的感情会不会因为这个知识性的缺憾而受损呢?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说,毕竟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可有可无的事实。但是重点也就在这里。当我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幕幕,我自认为可以分辨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当我看自己生命中发生的一幕幕时,却难以决断了。经常是一些不起眼的事情,例如恰逢其时的一个拥抱或者顿悟到一个词汇背后的深意,会驻留在我的脑海里,照亮我生命的前途。反而是那些大事,例如记录在家庭影集里的事情或者出现在报纸头条的事情,倒像是拍摄失败了的大片一样被遗忘了。
   现在来说说北京。我是在毗邻北京的港口城市天津出生的。我5岁之前曾经有一次因为什么事被家里人带到北京,但是其情景我已经全然不记得了。所以我在2005年的那5天可以算作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北京的城市和郊区。我的感受与其他游客相比有什么不同吗?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我对人文和社会的兴趣要远远P186大于对纯粹建筑的兴趣。在北京的第二天,我在走出宾馆之前接受了一个小测试,其中包括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人行步道中间的带凹槽的瓷砖是做什么用的?”    我看着显示屏上那些不太显眼的凹槽,感到一头雾水。在漫不经心地尝试了一两个答案之后我还是放弃了。正确答案是它们是用来引导盲人手里的盲杖的。我想,这是政府和城市规划师们表现出的细致体贴,与马路上川流不息、全然不顾过街行人的车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与那些自愿搀扶我过街的路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也曾寻找过代表着人民共和国的红色旗帜。我以为到处都会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确有很多,在政府机关也能看到。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在商用建筑和住宅楼是看不到中国国旗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比美国要强,所以用不着到处挂出象征团结的、具体的、物化的标志?社会凝聚力的另一个象征就是人们之间的沟通程度,这反映在中低收入家庭所居住的高层住宅楼中央的花园里。在纽约和芝加哥,城市公园很容易变成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的场所。在北京,就我所见到的,人们大白天在长椅上打着盹、下着象棋,孩子们在转椅和滑梯上叫着笑着,上了年纪的人在涂着纯色调的简易器材上锻炼着身体。如果他们都是从同一个村p187庄或城市里迁来的人,那么这种和谐气氛倒还容易理解些,但在我看来他们肯定不是。
    尽管北京的人际关系让我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但我还是惊异于整体建筑风格的变化,因为它代表了人们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的态度。老北京城是一个扁平的都市,只有故宫的太和殿耸立起来作为皇权崇拜的高峰。新北京,也就是我所见到的大都市,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颠覆了传统。很多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已经变成了向天空发展的城市;但是从象征意义上说它变成了扁平的,因为整体上充斥着世俗气息。
    6月11日,我所乘坐的“东方皇帝”号到达了三峡。我是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到那里的,身边还有其他一百多位游客。我的反应是什么?尽管事前听到了很多可能会导致失望的天花乱坠的宣传,尽管上涨的水位削减了山峰的高度,我还是被震撼了。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我对自然景观的赞叹之情渐渐地凝固,同时又变得矛盾起来,它们的样子像什么,似乎取决于我目光所指的方向和我思绪游走的轨迹。向上仰望,我看到了高耸入云的山峰,那是众多中国艺术品的灵感源泉;但是向下俯视,我看到一大溜脏东西在浑浊不堪的江水p188里起起落落,仿佛长江已经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污水管,变成了中国的马克西姆下水道①(①马克西姆下水道:CloacaMaxima。公元前6世纪左右伊达拉里亚人兴建的大型下才道,后又为罗马人所扩建,为石质全封闭系统,堪称世界上最古老、最宏伟的城市排水工程。——译者)。
    三峡的自然奇观,就像是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一样,不仅是空间上的极大伸展,对于那些能读懂地层学的人来说还是时间上的宏伟史书。在它们面前所有人都显得那么渺小。不过与大峡谷不一样的是,三峡地区几乎到处都已经被人类的双手和精神改造过了。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即便在最陡峭的山坡上也修筑了梯田,还有葛洲坝那样的巨型水利工程。另有一些东西不仅是对自然的感知,也会使自然景观发生改变,那就是发生在此的一幕幕历史事件,即从公元前1000年算起,发生的一场场战争、建起的一座座寺庙,还有那每座高峰和每条深谷所承载的故事和传说。
    仅仅是人类的几句话,就能破坏大自然的整体性吗?站在“东方皇帝”号的甲板上,我听见导游一会儿催促我们去看红岩②(②红岩:此处指秭归县红岩,位子三峡坝址南侧。—译者)上面方形的缺口,因为“那里的石头被鲁班用掉了,鲁班是古代的大发明家、木匠,是后世所有木工和砖瓦工的祖师爷”;一会儿又催促我们注p189意汇入长江的那一条支流,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河,名字叫“香溪河①(①香溪河:发源于神衣架,流经秭归县境内,位于长江北侧。——译者)”,得名于……听了十几个这样的介绍之后,我扭过头去不再听了。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语言侵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变得太美国化了,以至于希望我的大自然不要被任何词汇所玷污
 
 


 

发表评论 评论 (4 个评论)

回复 geonet 2018-10-20 20:54
朱阿兴:对华裔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的回忆:(humanistic geography),按照他的解释,humanistic geography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回复 潇湘如是闲 2018-10-21 13:24
我理解,段义孚先生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取向并不是朱阿兴的这个表述方法。这个表述似乎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主观的、唯心的,约翰斯顿、顾朝林对段义孚就是这样误解的。其实,仔细阅读《恋地情结》,“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没错,但段义孚是在求共性,是一群人、一个地域的人、一个族群的人之“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这就是所谓的“地理知识体系”了,这才是段义孚所下的一盘大棋。
回复 潇湘如是闲 2018-10-21 13:30
《回家记》因为是从个人的角度,以这一节为例,“地理”因素是存在共性的,共同的、不为个人意志左右的文化惯性。前面的“历史”,后面的“语言”都有一个潜台词——冥冥中左右自己判断、获取地方感的力量。这是我读完《回家记》再看《恋地情结》等书所发现的段义孚。也因此,可以把《回家记》看做《一个浪迹天下的华裔所认同的“家”》
回复 geonet 2018-10-21 14:13
谢谢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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