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提示：文字有点多，如果没有足够是时间推荐重点阅读最后一小节“环境态度的转变：山岳”

首先回想起大学时候的一首流行歌曲：《让我们踏上云端》（最高峰）吕念祖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AwMzU4MDc2.html

再年轻一点“玖月奇迹”山水间https://music.163.com/#/song?id=25713053

6.文化·经验·环境态度

  为了理解一个人的环境价值取向，我们可能需更分析他的遗传因素、成长历程，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物质生活环境。如果在团体层面上研究人的环境态度和价值取向，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群体的文化发展史，以及他们在物质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不过，想要明确地区分开文化要素与物质环境，恐怕还没有研究案例能够做到这一点。“文化”和“环境”的概念本身就有交叉，就像是“人类“和“自然界”一样。不过，我们一开始就把它们分开还是有帮助的。这样我们就能先集中讨论文化，然后再集中讨论环境（参见第7章），它们两者就可以提供互补的视角来观察环境感知和环境态度的作用。我们从文化说起，着眼于以下几个话题：一、文化与感知；二、性别与感知；三、本地人和外来人所持有的环境态度的差别；四、拥有截然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的探险家和殖民者对同一环境的不同评价；五、相似环境中派生出的不同世界图景；六，环境态度的演变。

文化与感知

  文化会不会深深地影响到一个人，乃至于让他能“看“到虚无之物？我们都知道，个体或者由个体组成的人群，都会产生幻觉。这类现象让我们很感兴趣，因为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感知过程似乎与对实物的感知过程一致。如果一个虚幻的人形立在桌前，那么桌子相应的部位会被遮挡住；如果人形向后退，它看起来也会变小。幻觉一般是个体或者群体在承受压力时所产生出来的症状。满心期待圣迹降临的狂热信徒们可能会目睹圣母玛利亚的出现，还有很多人声称自己见到过飞行的碟状物。受此影响的人群一般是大社会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幻象能否作为一种通常事件出现在某种文化里？哈罗威尔（A.I.Hallowell）认为，在温尼伯湖附近居住的奥吉布瓦族（Ojibwa）印第安人有自己独特的幻觉体验。它不仅仅是个人身上的特质，而是这一族群人的文化特质。奥吉布瓦族人说自己见到过一种叫作Windigos的食人怪物。关于它，一位老者曾经讲述过下面的版本：

   在湖滨和湖心岛屿之间，有一片水域冬天不会结冰。它（食人怪）当时就朝着那片水域走去。我一直跟着它，甚至能听到它踩在薄冰上面发出的声响。然后它就掉进了冰里，我听到了一声骇人的嚎叫。我赶紧往回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上来。我猎了几只鸭子，然后回到了小船上。我当时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所以奔向附近的一座帐篷。但是帐篷里已经没有人了。我后来才知道，人们听到了食人怪的嚎叫，都害怕得逃跑了。①①A.Irving Hallowell，Cultuere and Experience（New York:Schocken Book.1967，p.258

  如果说这族人对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东西缺乏基本的判断，这是不客观的。恰恰相反，他们对居住的环境有很细致的认识，人人都是从事林业的好手。而且，对于令他们恐惧的自然声响，他们一般也会做出符合自然的解读。鉴于这一点，哈罗威尔谈到，“在这样的例子里，个体的感知完全被传统信条禁锢了，以至于客观上无害的刺激引发了最大的恐惧感。相比于外界刺激本身，文化蕴含的思维定式更能解释他们的行为①。”（① Halbowcl，calsgcand Ecpnone.）

  在感知和解读这两个阶段之间如果没有时间间隔，就像食人怪这个例子，我们大概可以说，经验是一种狭义上的感知，如果有时间间隔，那么就会形成概念，即感知者可以退居事外，把从诸多方面感知到的蛛丝马迹集合起来，形成理性的分析结果。其中必然有一种解读看起来更恰当，于是在很大程度上会被接受，因为它看起来是真实的。所谓真实并不是对所获得信息的客观认识，而是个人经验被主观所接受、所认可的那部分。要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我们或许可以用候琵族（Hopi）印第安人对空间的理解作为例子。他们的理解不等同于西方人的“静态的、三维的结构”。候琵族人也能看到这种结构，但他们认为白种人的视角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他们自己的才是真实的，而且构成了他们的整个经验。

  下面一段对话出自人类学家多萝西·艾根（Dorothy ERBan）和她的候琵族向导，这段对话更清晰地解释了上文中的倒子。候琵族人说：“闭上眼睛，然后告诉我，你在候琵族民居那里向大峡谷望去，都看到了些什么。”怀着巨大的兴趣，艾根描述道，大峡谷壁上有丰富亮丽的色彩，在谷缘上有一条小路时隐时现，穿过低处的台地，等等。候琵族人笑着说：“我也看到了那些颜色，我也知道你说的那些东西，但是你的说法不对。”对他来说，小路并没有“穿过”台地，也没有“隐”。小路就是台地的一部分，只不过被人的脚改变了面貌而已。他接着说道：“就算你看不见，小路也一直都在那，因为我能看到它的全貌。那整条小路我都走过。另外，你描绘过的大峡谷的部分，你亲自到过那些地方么？”艾根说：“没有，我当然不可能到那些地方。”候琵族人答道：“你的一部分到过，或者说那些地方的一部分曾经来过。”然后他咧开嘴笑着说：“对于我来说，把你搬到大峡谷那去，比把大峡谷的任何一块搬到这来要容易多了①。”

①Dorothy Eggan，Hopi Dream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in G.E.von Gruncbaum and Rogr Vaillois(eds.),The Dream and Human Societ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p.253.

性别与感知

  如果在某个文化中，男女所扮演的性别角色有很大的差异，那么男性和女性对各个环境要素的重视程度不同，对它们的态度也就不同。例如南安普顿岛上的爱斯基摩人，男人和女人的心理地图就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有人让埃维里克族猎手画一张地图，后者会清晰准确地勾勒出全岛的轮廓，哈德孙湾沿岸的大小港湾都能标注得很清楚。但是女性并没有表现出关于岛屿轮廓的知识，她们的地图元素主要是点，示意着定居地点和交易地点的位置。男性所画出的轮廓地图在形状上的准确程度令人赞叹，而女性的点装地图在方向和相对距离的准确性上也丝毫不落下风①。

  想要研究感知和环境价值观之间的不同点，有很多种方法。约瑟夫·索南菲尔德（Joseph Sonnenfeld）曾经用幻灯片对阿拉斯加的定居者做测试，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两个组别。幻灯片所展示的景观彼此是不同的，在地形、水域、植被和温度这四个地理要素之间有差别。测试的结果是，男性偏爱地形起伏大、水体特征多的景观，而女性更喜欢植被丰富、气候温和的环境。在当地白种人、外来人和爱斯基摩人这三类人群中，爱斯基摩人表现出的这种性别分歧最大②。在这个测试中有一个现象事先没有料想到，即与女性相比，男性表现出了对水体更大的偏爱。无论是在宗教的还是在精神分析的著作中，水，尤其是止水，一般都是女性行事原则的象征。

①C.S.Carpenter，F. Varley,and R.Flaherty，Eskimo（Univ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9）

②Joseph Sonnenfeld，Environmental Pereption and Adaption Level，in the Atctic,in David Lowenthal（ed.)，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Behaviuor，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hpy Research Paper No，109（1967）.42-53

  在西方社会中，同样是家中有小孩子，主妇的心理地图一般和她丈夫的不会一样。在每个工作日里，除了下班后的短暂时间之外，夫妇二人白天的行动基本上没有交汇点。同样是购物，男性和女性愿意去不同的店铺。夫妇俩即使手挽着手，所看到、听到的东西也不相同，他们偶尔会从自己感受到的世界中抽身出来，优雅她跟伴侣打个招呼，比如说丈夫请妻子赞誉一下橱窗里的高尔夫球杆的时候。让我们回想一下平时通过的街道，回想一下沿街的商铺——有些店铺的形象会一下子凸显出来，而其他的则湮没在一片朦胧中。性别差异可以解释很多思维模式上的差别。在西方社会的中下阶层和偏下层人士中，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在居住于国际性大都市里的上层人士中，性别角色的差异就不那么突出，在一部分特殊的人群之中（例如反主流文化的“街头派”（street people）和科研机构里的科学工作者），性别角色可能更为模糊，这类人认知上的差异与其性别差异的关系最小。

  两性之间对环境感知和环境价值的判断有所差别，如果这种差别一直延续，那么可能会导致难以调和的矛盾。不过，就美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来说，此类冲突并不是很严重，夫妇俩可以基于不同目的而采取同样的行动。为了说明这一点，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在研究新泽西州的莱维顿人①的时候，向在新兴的城郊地带买房的人们提出问题，问他们“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会不会选择在市内定居”。87%的回答是否定的。犹太人最乐于住在城里，新教徒这方面的意愿最低，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士比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略微倾向于住在城郊。但是结果在性别上没有体现出差别。但另一方面，同样是住在城郊，莱维顿人抱有各式各样的生活价值观，性别差异在这方面是最有解释力的因素。男士们向往的是在奔忙一天后享受郊外的平和、宁静，想要“在宅子和庭院附近散散漫漫、消磨时间”。女士们最看重的是结交新朋友以及“拥有有好邻居”②。

①Levittowners，在二战之后，美国城市居民逐渐向城郊扩散。建筑商William Levitt主张在城郊用最少的材料建造最合适的房屋。他成立了Levitt&Sons建筑公司，并且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大规模推广他的理念。他建造房屋的方式近乎流水线生产，建成的房屋外观统一、经济实惠，广受欢迎，这些建成区被称为Levittown.新泽西州的Levittown是这类建成区的代表。—译者注

② Herbert J. Gans, The Levittown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edition,1969),p.38.

本地人与外来人

  本地人与外来人会关注环境中的不同方面。在一个稳定、传统的社会里，外来人和暂住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所以他们对环境的认识不会有很大的社会效应。但在我们这种变动很大的社会里，即使是往来无常的人所留下的环境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认为，外来人（尤其是游客们）都有明确的立场，他们的感知过程经常都是用自己的眼睛来构组一幅图景。相反地，本地人所持有的是一种复杂的态度，其根源是他们浸淫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整体中。外来人的立场很简单、也容易表述。面对新奇的事物的兴奋感也促使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相比较而言，本地人所持有的复杂的态度，只能通过行为、习俗、传统和神话传说等方式艰难、间接地表达出来。

  在美国的殖民时代早期，对于定居者们来说，荒野一般代表了一种威胁，是一片需要人们进行开拓，需要从印第安人和恶魔手中夺回的地方。所有人，无论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背景，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都大同小异。但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人骨子里固有的浪漫主义找到了继承者，即人数日渐增多的美国有闲阶层。农民们在努力地开垦荒地，而有文化的市民们却倾心于野趣，这两种环境价值观的对立开始萌生并且愈演愈烈。人们对野外的美景赋予诸多溢美之词，受赞誉的还包括那些在野外生存的孤胆英雄们，例如护林人和狩猎者，但绝不包括那些靠刀耕火种维持生计的农民们。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他高高在上似的表达出了对农民的轻蔑。1842年的夏天，他在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北部旅行。他花了好几天领略了乔治湖边美丽的风景，而后在旅行记录中写道：“作为一个绅士，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摆一张椅子观景更为惬意的了。但是现在，大多数地方都被一帮乡巴佬们占据着，土里土气、扣扣索索、本本呆呆的畜生一样的东西才是他们所喜欢的。①”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一位思想开放的哲学家。但即便是他，也发现自己曾经以贬低那些说话办事粗枝大叶的农民为乐，但后者其实是开拓北卡罗来纳州的先驱。经过反思，他发现自己作为一名匆匆的过客，观点是肤浅、愚蠢的，相比于居住在山区里的那些人的态度，根本就无足轻重。他解释道：“因为对我来说，林子里那一片片空地除了象征着滥砍乱伐以外，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也原以为对这些居民来讲，这地方也仅意味着一双健壮臂膀和一把好使的斧子在挥舞过后留下的残局而已，再没有别的意思了。但是当他们打量着那些惨不忍睹树桩时，心中却升起了一段成就感。那一堆堆木屑、一捆捆木材、一台台粗笨的切割机械，都代表着辛勤的汗水、不懈的劳作和最终的收获。一间小木屋就是自己和妻儿平安的保障。总之，那些林间空地，对我来说不过是有碍观瞻的丑范画面，而对他们来说则是美德的象征，唤起了他们美好的回记，歌颂着他们的责任、奋斗和成就。”②

①Mason Wade(ed.)The  Journal of Francis  Parknan（New York:1947）.转引自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ond（New York，Randon House.Vinage Book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50).p.54.

②Wilam Jame，On a Certain Blindness in Human Beings，in 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and to Students,on Some of life’s Ideal（New York:The Norton Libary：1958)pp150-152（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9)参见David Lowenthal,Not Every Preases,Landscape,12,No2(Winter 1962-1963)pp19-23.至于那些贬损农夫的诗歌，参见RH.Walker，The Poets Interpret the Frontier.Mississippi ValleyHistorical Review.48.No.4(1961)pp622-623

  外来者本质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价环境的，是一种置身于世外的视角。世外人看重的是外在，其评价依据是一般意义上审美标准。但是想要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和价值观，我们需要花大的力气。如上文所说，在纽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北部，粗放的农场抵制着东部的文化观念，例如弗朗西斯·帕克曼和威廉·詹姆斯。在20世纪的下半叶，他们的文化继承者们尖锐地批判了美国西部不文雅的、杂乱无章的城市景观——一眼望不到头的竟然都是加油站、小旅馆、冰激凌店和站立式快餐厅。可是“站立式饭馆”的经营者们却为自己生意上的成功和在社区里的地位而自豪。就像森林里的伐木工把自己脏兮兮、长满老茧的手看作独立生存、艰苦奋斗然后获得成功的保证一样。

  赫伯待·甘斯曾经研究过城市更新改造之前的波士领西区，一个工人阶层的聚居区。他在著作中详尽地记述了定居者和暂居者、区内人和区外人在观念上的不同①，当这位社会学家第一次把目光投向波士顿西区的时候，他发现那里在视觉美感上存在着强烈的冲突。一方面，当地的欧洲风情富有感染力。高耸的建筑仁立在蜿蜓的街道两侧，到处是意大利风格和犹太风格的商铺、餐厅，天气好的时候，各色人群出现在人行步道上，一切都充满了异域风情。而另一方面，甘斯也注意到了那些空荡荡的商店、废弃的民房、垃圾遍地的小巷。在西区生活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的感知发生了改变。他变得选择性地无视一些东西，全然不管那些空旷凋敝的场所，只关注那些利用率高的地方，关注那些外观看起来尚可、而内部其实更为宜居的地方。甘斯还发现，外来人的看法，无论多么随和、多么包容，也和当地人有所区别。比如说，一个从事新员工培训服务的社会机构发出了一些小广告，把西区描述成一个温暖的、多文化融合的居住区，尽管住房条件不尽如人意，但可以“为居民提供富有吸引力的、安全的居住环境”；吸引人们定居的还有很多优良的条件，例如可以长期稳定居住、毗邻河流、社区紧邻公园和游泳池、丰富的异国文化等。实际上，土生土长的居民对异国文化没什么兴趣；他们也会享受河流和游泳池，但不会把它们当作社区的一部分，也不会觉得自己的社区富有吸引力②。

①.Herbern ].Gans.The Urban Vilagers: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ltalian-Americans（New York: Free Press.1962）

②. Gans.The Urban Vilagers，pp：149-150.

  外来人表现出的喜爱之情，和他们表达出的厌恶之情类似，或许都是很肤浅的。所以一个游览欧洲城市的游客，当他走进中世纪就存在的古街区时，会赞叹那些昏暗的、丫丫叉叉的街道，赞美每一个特角旮旯，把密集的房屋和古朴的店铺描绘得如诗如画，而全然不会静下来想一想身在其中的人到底是过着怎样的生活。游客一走进中国城，就沉浸在视觉和嗅觉的刺激中，然后乐陶陶地离开，根本不理解艳俗的外观掩盖了那里拥挤的环境、冷漠的人群、残酷的赌场和百无聊赖的生活。

  游客们的判断当然是有参考价值的，他们的主要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新鲜的视角。人类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在人们学着如何在世间生活的过程中，无论是美感还是丑感，都融入在人的潜意识里，有一些环境对于本地人来说已经观察不到了，但是经常能被外来人识别并且评价出美或丑。我们看一个过去的例子，在英格兰北部，烟尘严重污染了工业城市的环境。这种情况外来人都看在眼里，但是当地居民更愿意眼不见心不烦，所以干脆选择性地无视了这些他们控制不了的因素。于是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人们养成了适应工业污染的生活习惯，那就是躲进屋子里，关上百叶窗，听听音乐会、喝喝下午茶。

拓荒带的探索者和定居者

  拓荒带指的是已经有大量人类活动的地区与未开发地区之间的过渡带。在拓荒带，探索者和定居者都会经历一些奇异的事件和场景，并且把它们一次次地记录在信函、日记、报告或者书籍中。出于新鲜感，人们彼此的接触会放大民族文化的特点，已经适应某种价值观的移民不得不用新眼光来看待新环境。用新墨西哥州来举个例子。迁入新墨西哥州的人都是欧洲人的后裔，但却来自于两个方向——东边和南边①，从南面来的是西班牙征服者、传教士和殖民者。和晚一些从东面来的，是美国探险家、军人和定居者，他们的人种源自于英国。地理教科书上或许会说新墨西哥是一个半干早的地区，大片的沙地里混杂着凉爽、湿润、有树木覆被的山地。但来自于西班牙的定居者，还有英裔美洲人，他们的认识和教科书写的不一样。

  西班牙征服者们不太在意新墨西哥的气候和土壤状况。他们并没有继续向北探索，去寻找肥沃的土地和宁静的田园生活。西班牙人追求的是灵魂的救赎，个人的成功以及国王的利益。这些追求实现的途径主要来自于采矿业，他们漠视气候和土地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这些条件同新西班牙②领地的条件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在向北进军的过程中，征服者们所感受到的最明显的气候变化，不过是气温的下降。科罗纳多（Coronado）在他1540年给门多萨③的信里写道：“他们（西伯拉人④）不种棉花，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据当地村民讲，雪极大、天气酷寒”，“估计是天冷的缘故。鸟儿都很少能见到”。科罗纳多写这份报告是在八月份，因而这些说法基本上源于道听途说、主观臆想和不祥预感。大约60年之后，轮到邓·胡安·欧内特⑤向新西班牙的总督写报告了。他的报告写于1599年3月，里面对农村、矿产、盐产、野味和印第安奴仆等情况都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但是对气候所言甚少，只有寥寥数笔“……到了八月末，我开始让部队里的人准备过冬事宜，冬天将非常严酷，当地的印第安人开始提醒我们，而且大地的变化也在向我们发出警告。”

  在1760年，塔马龙大主教（Bishop Tamaron）造访了新墨西哥、他写的小册子《新墨西哥王国》里面屡次提到了洪水泛溢以及河道里丰沛的水量，这让现代读者颇感讶异。他反而丝毫没提及半干早地区里该有的情况。他在新墨西哥旅行的时间段是下半年，只是偶尔提到了高温。但奇怪的是，他却谈到了寒冷的天气，比如5月1日，在罗布雷多附近，它曾写道“黎明时风寒料峭”，此外还有陶斯河每年都会结冰的情况，对寒冬最强烈的抱怨体现在安东尼奥·巴需罗（Antonio Barreiro）所写的文章里。他是圣达菲政府的法务顾问，也算是一位来自于南方的访客。他写了一本关于本区地理的小册子，在其中“气候”一节里他只谈到了冬季，因为“你如果经历过新墨西哥的冬天，肯定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巴雷罗能把细节描写得栩栩如生，比如他记述过：“在牛舍里，牛奶经常是刚挤出来就冻结住了。人们可以把奶盛在一个南瓜里，回到家里再化开，就能随意享用。”

①此部分文字依据Yi-Fu Tuan and Cyril E.Evrard,.New Mexico’s Climate  The Appreciation of a Resource，Nartual Resources，Journal，4，No.2（1964)，pp268-308

②New Spain ,西班牙人征服阿兹台克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帝国督管区，始于1522年。终于1821年墨西哥独立战争。其领域包含今美国西南部的各州，墨西哥，中美洲以及亚洲的菲律宾，是西班牙帝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③Mendoza，今阿根廷城市，曾是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州的重要据点。

④Cibola,西班牙殖民者为墨西哥哥当地一支印第安人所起的名字，该人群位于本书中提到的祖尼族原住民定居点附近。

⑤Don Juan de Onate y  Salazar（1550一1626），西班牙征服者、探险家，曾任新西班牙圣达菲区的行政长官。

  无论西班牙人还是墨西哥人，当他们北迁到新墨西哥之后，都有觉得乡野里是一片不毛之地。反之，他们的文字里经常出现关于河流的记载。巴雷罗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乡野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惹人喜爱的谷地，上面覆盖着丰美的草地，”与拉丁裔移民不同，盎格鲁美洲的探险家和勘察员们来自于气候湿润的东部。到了大西南之后，当地的景观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些并不是好印象。举例来说，辛普森（J.H.Simpson）中尉在1849年曾经穿越新墨西哥州西南部的纳瓦霍人村落。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观感：“一眼望去，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真心喜欢上这片土地，当然我自己一开始也对它毫无好感，因为乡村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荒地。你只有‘用心去看’它，才能体会到它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美。”此外他还写道，当地景观有一种“病态的色彩”，“直到你日日看、夜夜看，已经习以为常”，否则会“一见它就厌烦。”在1851年5月，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事务委员会的美方长官巴特利特（J.H.Bartlett）曾经穿越过新墨西哥州的大平原。在他看来，那里“一片荒芜，了无生趣”，“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平地、山地、植物、动物，让人觉得头晕恶心”。他不禁生疑：“难道这就是我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地方？还要再花这么多钱调查它、保育它？”后来，艾莫瑞（W.H.Emory）在提交给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称，西经100度以西的大平原“根本承载不了农业人口，除非你一直往南走到雨水丰沛的热带地区，或者一直往西迁徒到太平洋岸边。”

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和英高美洲人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对大地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或者想要定居在某个陌生的地方时，一般会留下文字记录。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就能知道见闻经历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这些印象清晰明了，但也往往也带有专门性和肤浅性。专门性是因为探险家或者勘察员们的工作内容比较有限，肤浅性是因为定居者们往往以自己过去所在的环境为背景，带着偏见去审视新环境。一旦人们彻底安顿下来，开始适应了新环境，我们就很难得知他们的环境态度了，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本地人”；不再有迫初的需求去做比较或者对新的家园做什么评论。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环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隐含在了经济活动、日常起居和种种生活方式里。在上文里我已经摘述过探索者对新墨西哥的最初印象，现在要转而探究定居者们的环境态度。

   在新墨西哥的西北部，居住着五个不同的族群，包括纳瓦霍人、祖尼人、西班牙裔墨西哥人、摩门人和德克萨斯人。人类学家埃文·佛格特（Evon Vogt）、埃塞尔·阿伯特（Ethel Albert）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已经对这些族群进行过研究①(①Evon vegt and Ethel  M Albert(eds.)people of Rimrock: A  Study of Values in five  culture (Caml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研究成果表明，在这五个族群之间，环境态度 差异最为显著的是在印第安人和英裔美洲人之间。印第安人已经在那里生存繁衍了千百年，掌握着土地与资源方面的详尽知识。他们不会把大自然当成被征服者、当成纯粹的经济来源，也不会时不时地用大自然来测试自己的男子汗气概。他们采集、渔猎，但这些活动不仅关系着他们的经济生活，还对他们的仪式性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说，纳瓦霜人会在治疗仪式上使用某些植物，祖尼人跳民族舞蹈的时候会用松枝来做装饰，而对于摩门教徒和德克萨斯人来说，人类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上帝赋予人类支配地上万物的权力，他还指派人类来把沙漠变成花园。这些教义已经填满了摩门教信徒的头脑。对于得克萨斯的农民来说，上帝似乎遥远些，但他的意旨依然是让人类来统治大自然。摩门人和得克萨斯人都喜欢狩猎，这是一项男人的运动：射杀一只野鹿，然后把它拖回家故到火炉边——这项运动能够让你摆脱女人、磨砺男子汉气概。

   英裔美洲人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德克萨斯人觉得摩门教徒是一群古怪的人，而且这些人在住所上表现出来的亲密无间也总有些不对劲。而在摩门人看来，得克萨斯人也很奇怪：他们的房子彼此离得好远，显示出人们缺乏紧密的沟通；他们的旱作农业看起来不够经济；您们居然不灌溉自己的农田：他们的言谈举止看起来不够文明；他们既能把牛皮吹上天，又显得很述信。我们可以把德克萨斯人看作是土里刨食的农夫，他们要常年面对极不稳定的降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年都不能保证有富足的收成。干旱是他们难以匹敌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需要坚信自己能主宰命运。于是他们就形成了鲜明的人格特点：凡事愿意赌一把，凡事都要吹嘘，哪怕吹嘘的内容只剩下自己的庄稼又赔了多少钱。他们也愿意相信一些怪力乱神能够弥补自然界的不足，比如说找人来用测水杖寻找水源，或者用各种奇异的方式去求雨①。

① Evon Vogt，Modern Homesteader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 

  纳瓦霍人和祖尼人的世界观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都认为无论人类、动物、地方还是神秘事物，都具有神圣的力量，仅仅是多或少的区别。如果这些力量能够共同发挥作用，世间万物就将和谐。纳瓦霍人和祖尼人的大多数仪式性活动都抱着维持万物和谐的目的，想让这种和谐状态不被打破。在这两种人的文化传统里和谐是价值观的核心，并由此产生出对待人类和大自然的复杂态度。不过，纳瓦霍人和祖尼人在社会组织形式和经济发展状况方面有所不同，这些差别在一些宗教态度和环境态度上有所体现。就像上文谈到过的，祖尼人的思想里很强调“中央”的概念，即所谓“中土之地”，反映在他们紧凑的聚居形式和完整自治的文化上。纳瓦霍人住在泥顶的木屋里，彼此住得比较分散。他们的社会结构相对松散，世界观同样也缺乏体系。他们没有“中土之地”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间木屋都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中心，里面都可以举行仪式。对于他们来说，“空间”这个词的意义比较模糊，但是对于自己的神圣空间，他们很明确地知道界限在哪里，就是被四座护山围起来的区域。纳瓦霍人和祖尼人都视太阳为至高无上，他们对颜色的符号意义也有相似的认识，都把“4”看作神圣的数字。但是与祖尼人不同的是，纳瓦霍人没有自己的历法来安排仪式性活动、保证持续的祈福。这两个民族对“美”和“丑”的解读也不相同。祖尼人认为“美”的画面是辛勤劳作之后喜获丰做的情景，而纳瓦霍人认为“美”是一片郁郁葱葱、能够供养生命的景观。祖尼以为“丑”就是生活里的种种艰辛，以及人本性中的险恶；而纳瓦你人心目中的“丑”是自然规律的紊乱，因为那会搅动他们对困苦生活的回忆，包括土地干裂、疫病肆虐和异族人的入侵。祖尼人更加看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相比而言，纳瓦霍人更容易在头脑里出现景观符号的象征意义①。(①Vegt and Albert，People of Rimrock，pp.282-283.)

环境态度的转变：山岳

  建筑风格的转变能够反映出技术与经济的变化，以及人们对物质环境的渴求。农用地的利用变化也能反映出技术的革新、市场的动向以及人们对食物的偏好。不过，自然界里有些因素不会轻易顺从于人类的约束，比如高山、沙漠和海洋。无论人类是否喜欢它们，它们曾经是，也都是人类生存环境中一直存在的要素。面对这些难以驯服的自然要素，人类一般会采取情感化的应对方式。它们一度被视为神圣之地和神明的居所，但有时反而被视为万千恶意汇集之处和魔鬼的栖息地。到了现代，这种心理反应中的情感因素开始减退，但我们对大自然的态度里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美学元素，无法随意抹掉。上文谈到，新墨西哥州的景观一度被认为“恶心”、“令人头晕”、“一成不变”。而如今，该州号称自己是“有魔力的大地”，而且宣称自己拥有规模相当可观的旅游产业。

  如果想了解人们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我们用山岳来举例子.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对山岳抱有敬畏之情。相比于养育人类的平原，它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危险重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毫无瓜葛。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们都会把山岳看作天与地相融合的地方。它是中央之点，是世界的中轴，蕴藏着神圣的力量，人们的魂魄可以沿着它穿越几重天。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笃信“大地之岳”，它联结着大地和天空。苏美尔人兴建的带有阶梯的金字塔式建筑，也就是通灵塔，远看就有山的意味，苏美尔人把它解读为具体而微的山。在印度神话里，须弥山位于世界的中心，矗立在北极星之下。婆罗浮屠佛塔就是这种理念的建筑象征。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须弥山与昆仑山一样，都出现在了圆形的世界图景里。伊朗人心目中的哈拉贝拉赛义提山（Haraberazaiti）位于世界的中央，与天空紧紧相连。乌拉尔一阿尔泰人笃信中央之岳，日耳曼人也有他们的天卫之宫①，山上的彩虹直达天穹。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想到希腊的奥林匹斯山、以色列的他泊山以及日本的富士山。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②。

①Himingbjorg.亦称“希敏约格”，是北欧神话里光之神海姆达尔（Heimdallr）的居所。一译者注

②Mircea Eliade，Pallerns in Comperative Religion（Cleveland:Wold Publishing Meridian，1963），pp.99-102.

  在人类文明早期，对山岳的审美情趣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希伯来人在心理上与高山非常亲近。他们能感受到山岳因永恒而生发的宁静，并向山举目，将之视为至圣者的标志。“你的公义，好像高山。”（《诗篇》，第36章6节）它们是上帝专为心存感恩者所树立（《申命记》，第3章15节）。面对难以把握的自然界，古希腊人曾同时体验着敬畏与厌恶之情。山脉既野性又令人恐惧，但在现代人的眼里，埃斯库罗斯“巨石直干云霄”、“高峰与星为伴”的描绘也展现出了一幅雄伟壮丽之景。罗马人倒是对山岳不抱有好感，因此将它们描绘得冷漠超然、充满敌意、荒无人烟①。在中国最早的神话传说里，每座山都有神灵。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是主神之所在。汉武帝曾经封禅泰山，在那里祭祀天地。道教将山岳萦绕在神秘的气韵里。无论道教还是佛教，都将寺庙修建在山中的僻静之处。在古希腊与古代中国，人们通过典礼、仪式与山岳亲近②。另一方面，和古希腊人一样，古代中国人也将山岳视为恐惧和避之不及的存在。它们被幽暗的森林覆盖着，“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瞅兮狡夜鸣”、“查冥冥兮羌昼晦”（《九歌》，屈原）。诗人描绘了山间风雨交加、猿狡齐鸣的景象，衬托出心中的孤寂和忧伤。

  中国人对山岳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具体分析，这种变化不能说跟西方是同步的；但如果粗略来看，东西方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都是从以恐惧、逃避为核心的宗教意味，演化为一种从崇敬到赏玩的审美情趣，再演化为近现代的观念即认为山是一种供人们休闲娱乐的资源。中国人对山岳的审美可以追潮到公元4世纪，当时有很多人迁徙到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乃至南岭地区，对山的接触增多③。不过，从绘画作品上分析，一直到唐代，人物像依然是画面的主体。山的形象仅仅是作为衬托，至多不过是与人物占据同等的地位。而到了唐代晚期，自然景观就走到了画面的前景；到了宋代，“山水画”就出现了，而且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

①W.W.Hyde，The Ancient Appreciation of Mountain Scenery.Classical Journal，11（1915），pp.70-85.

②.Edouard Chavannes，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iaphie d’un  culte Chinois (Paris，Ernest Leroux.1910）.

③J.D.Frodsham，The Origins of Chinese Nature Poetry，Asia Major.8（1960-1961)pp68-103

  在西方，人们也对不羁的大自然进行过美学鉴赏，只是在时间上要比东方人晚得多。在中世纪，作家们曾经试图用基于圣经符号的抽象化和道德化来代替个人的经验，但是《贝奥武夫》①成书于公元8世纪早期，其中一些段落描写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直接体验，记述了人们在面对“狼群出没的山谷”和“大风吹袭的海岬”时所生发出的恐惧感②。1335年，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Petrarch）登上了文图克斯山。作为一位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大自然爱好者，彼得拉克有时候会在半夜从床上爬起来，走进山中在月下漫步。这样的热忱，即便是19世纪初的那些浪漫主义者也要自叹弗如。何况，它的诗篇和信件里还流露出对大自然的感怀伤逝，即通过对无生命体的描写，反映诗人彼时的心境，这种手法在近代文学出现之前是极为罕见的。

①Beouulf，英国叙事长诗，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贝奥武夫的事迹，以古英语写成，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长的一部较完整的文学作品。

②E.T.Mc Laughlin，The Medieval Feeling for Nature，in Studies in Medieval  Life ond Litereture（New York:Patnam's，1894），pp，1-33：Clarence J.Glacken，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309-330.

  一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山岳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还都是面目丑陋的。我们很容易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这样的印记。马乔里·尼克尔森①曾经谈到过乔舒亚·普尔（Joshua Poole）在1657年写成的《英国诗坛》（English Parnassus），他赞赏说诗人在作品里先后用了五六十个不同的形容词对山岳进行描写。有些词比较中性，比如说鳞峋、陡峭；有些词暗示出一闪而过的、对大山的敬畏，比如说庄严雄伟、手可摘星；还有很多表达的是负面的意义，比如说“粗野、乖戾、野心勃勃、贫瘠、刺破青天、目空一切、荒凉、粗俗、不宜居住、苦寒、难耕难收、人迹罕至、被人遗弃、忧郁阴沉、无路难行”，等等，甚至于还被描述成大自然的“痈疽疔疖”②。

   一百多年之后，浪漫主义诗人们开始赞颂山岳的雄伟壮丽，赞项它的至高无上，激发出诗人头脑中的灵感。从此山岳不再是遥不可及、兆示厄运，而是拥有了壮丽的美感，是大地上最近乎永恒的存在。抱有同样激情的不只有诗人们。表达情感并不一定要有亲身经历。比如说，康德就从来没有见过高山，却用了一个与阿尔卑斯山的景色相关的词语来定义“高大雄伟”的概念。是什么引发了这样大的转变？尼克尔森帮我们回溯了17世纪和18世纪里发生的一些学术性的变化，认为是它们扭转了人们对山岳的看法。

①Marjorie Nicolson（1894-1981），美国文学家。

②Marjorie Hope Nicolson，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New York:NorTON,1962)

③Immanuel Kant（1924-1804），德国哲学家、思想家。

  最主要的变化之一是人们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一个理念，那就是圆形象征着完美。这个信念曾经根深蒂固，渗透在了从天文学、神学到人文学的各个领域里。假使完美存在于某处，那么它一定是在天堂，人们确实看见了行星是沿着圆形轨道运行的。相反，大地却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球形，有一种观点在18世纪很有影响力，即因为堕落的缘故，大地只能呈现出不规则的形状，山脉隆起、海洋凹陷。大地的外壳最初是光滑的，未被原罪玷污的，后来发生了塌陷，降到水的深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高山深谷都是这次灾难过后的遗迹。有些很著名的学者（包括牛顿）还一度很重视这种说法，但是随着科学证据与之相左，赞同之声也就逐渐没落了。更何况，一种新的审美推翻了以前只简单地从几何形状评判美丑的标准。在整个18世纪，越来越多的文学家、思想家认为不规则和无实用之中潜藏着美感，这种美感既美好又可怕。随着中国风的兴起，欧洲人对中式景观设计的好奇和接纳，进一步削弱了留存下来的对规则形状的审美偏好。因此，这样一些智识的潮流就为山岳的鉴赏打开了一扇窗户。

  人们对待山岳的态度也会因其他的原因而变化。随着时间向18世纪末推移，旅行变得越来越容易，于是山的神秘面纱就逐渐被揭开了。熟悉感越来越强，激情就变得越来越弱。当然，在1750年以前，就有很多无畏的勇士征服一座座山峰。甚至在16世纪，还有人仅仅为了愉锐身心而穿越阿尔卑斯山。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娱乐或者科学目的登临高山，所以在18世纪初，有很多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游记（有些还很富有科学性）得以发表。这其中一个著名人物是约翰·雅克布·朔伊切尔（Johann Jakob Scheuchzer），他出生在苏黎世，曾经在1702年到1711年间9次穿越这座山脉。他是一位植物学家兼地质学家。有趣的是，他会做高度与气压关系的实验，会研究冰川的移动规律，也会像模像样地编一部瑞士境内龙的总目录，按照其所在的不同州分门别类①。在扭转人们对山地的看法上，朔伊切尔还起到了另一个作用。他创造了一个理论，解释为什么高山上密度较小的空气更有利于健康。在展示自己理论的过程里，他在历史上首次预言了酒店行业会有前途。后来人们认为山中有力量能修复生命体，这给山岳额外加上了一道光环。基于这种认识，很多疗养院、宾馆和各样旅游设施在阿尔卑斯山修建起来；这项产业如此繁荣，以至于富人们都把瑞士看作休憩乐园、游览胜地。到了19世纪中期，山岳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再也不是让勇武过人之辈感到颤立的所在，而是能让身体状态不佳的人得到滋养的温柔乡。与此同时，美国人也认识到了美国西部山区的巨大吸引力。19世纪70年代，社会掀起了一般热潮，人们开始关注落基山清新的空气、干燥的土壤和矿物质的泉水。科罗拉多州由此被誉为“美国的瑞士”，更有甚者，有些人还把瑞士称为“欧洲的科罗拉多”②。

①G.Rylandes de beer ,Early Travellers in the Alps (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 Ltd.1930)pp.89-90

②Earl   Pomeroy，In Search of the Golden West:The Tourist in Weatern America（New York:Knopf，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