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从新闻报道看素养
|
从网上看到下面的新闻报道：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06-24 http://www.mnw.cn/news/shehui/2293576.html
今天（24日）下午，北京市召开第131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通报：从地理分布来看。从全市16个区的病例分布情况来分析的话，丰台区确诊的病例最多，在256例当中丰台区占了171例，占了总病例数的66.8%，其次是大兴有48例，占了18.8%，第三是海淀占了6.3%，其他的区依次为西城有6例，东城有5例，房山有4例，门头沟有两例，朝阳有两例，石景山和通州各有一例，在256例确诊病例当中，如果我们以新发地这个市场为圆心的话，分别以五公里，10公里和15公里为半径，进行病例分布刻画的话，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结果。5公里范围内，聚集了160个病例，占了256个病例当中的63%，在10公里的范围内，病例数则达到了194例，占了全部病例数的76%，在15公里范围内病例数增加到238例，占了93%。所以从空间的分布来看，病例与新发地市场也有非常强的关联性。（总台央视记者 何畅 于晶晶）
如果作为普通人可能能接受，但是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疫情，就不得不反思一下：简单下结论很好吗？
在今年疫情之初，人们转过很多这个历史故事：
在细菌学家斯诺生活的年代，对霍乱的起因的主流意见是空气污染论（认为霍乱像黑死病一样通过空气传播）。另一方意见是未被广泛接受病菌学说。斯诺并不清楚究竟霍乱是通过哪种途径传播的，但是，经过研究提出的证据，使他相信霍乱的传播并不归咎于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
他1849年开始通过他的论文——《霍乱传递方式研究》（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宣传他的理论，他详细介绍了1854年英国伦敦西敏市霍乱爆发时水源在病菌传播中所起的媒介作用。他通过与当地居民交流和仔细分析，将污染源锁定在布劳德大街(现布劳维克大街)的公用抽水机上。虽然通过化学分析及显微镜观察抽水机水源样本并未得出确凿的结论，但是他对霍乱传播方式研究却足以令人信服，并成功说服当地市政将抽水机手柄移走。各大报纸将其视为霍乱病的终结。接下来，斯诺使用一张地图来阐明霍乱是如何集中于抽水机旁的。他同时将统计学应用于其对于水质和霍乱个案联系的研究中。
斯诺的霍乱地图
他表示，正是因为公司从被污染的泰晤士河部份取水，导致了霍乱發病率的提高。索霍地区的患者都饮用过布劳德大街一口抽水井的井水，而且霍乱死亡的人数可以以水井为中心画一圈，这就是著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更深入的调查证明，在当地霍乱流行前，布劳德大街一名儿童有明显的霍乱症状，浸泡过孩子尿布的脏水倒入有渗漏的污水坑，此坑距离水井仅90厘米。斯诺的发现解释了为什么隔离检疫这种屡试不爽的办法不能阻断霍乱的传播，证明了霍乱是经水传播的一种疾病。约翰·斯诺的发现最终导致伦敦修建公共供水设施，大规模的伦敦供水网全部配备压力和过滤装置。之后，这一运动很快波及全世界。正是霍乱病的发作，引发了全世界的公共卫生思想革命。
用统计学的方法，理性的态度，科学的分析对待传染病，才是应对传染病的关键。
斯诺的研究可以说是公共卫生学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至今，每当发现传染病时，都会问“布劳德水井在哪里？”。
但问题是，这是历史，而社会发展，历史的车轮已经到达2020这个注定记录历史史册的年份。
如今生活的世界已经不是19世纪中叶的样子，人口的流动，变化的环境，信息的传播。。。。。。都在深刻改变着。
无论哪个地域，无论哪个事件发生地区，都是一个巨型复杂系统，如果只是想当然的下结论未免太简单粗暴而后患无穷。我们吸取了武汉的一些教训，所以抢到了许多宝贵的数据，但是溯源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世界疫情的发展，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认知，(范伟的小品台词：哎呀呀，防不胜防呀）武汉封城，中国阻断了传播链条，但是世界性的疫情还是爆发了，至少说明许多国家防错了方向，最近疫情后来直上的几个国家大概率和新发地一样病毒不是来自武汉。
要相信科学，首先需要用科学的方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中国、在武汉，但是不等于它的源头也在武汉，没有证据这样表明，这是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和政治问题不是一回事。
“通过分子生物学的观点，是可以搞清楚的，没有搞清楚以前就随便下结论，我看是不负责任的。”
之所以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是想说，提高素养，尤其是科学和人文素养，任重道远。而提高素养是综合工程，教育只是其中一环。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中小学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疫情当中，很多学科缺席了，这有自身原因，也有社会因素。希望我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方案才好防患于未然。
附录
历时几年，他凭借这张“死亡地图”，终止了整个英格兰的灾难
4本书了解病毒与疾病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