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事物的生消都有一定的时空背景，科学的研究地理事物的运动变化，必须在其生消的时空范围内研究，否则所得到的结论可能就是错误的，至少不科学。比如在物理学上，把牛顿的经典力学放在现今的微观领域——量子物理学，他的理论就行不通了。
    昨天和师傅刘登宇到淮南一中去听了一节开放课，授课老师是一位教龄五年的年轻老师，课题是《锋与天气》，整堂课，从结构看流程还可以，重难点的把握上也较为突出。但是新课程理念和精神的角度来说，这堂课展现的不够，或者说根本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彰显，教学方式比较单一，以讲授为主，有限的互动仅限于师生之间的“问-答”式的点对点形式，自主、合作学习以及学案的使用，均流于了形式，没有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思考、质疑和发散，建构属于自己的知能体系。重难点的突破上，点拨和分析比较粗陋和单薄。最要命的是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多处出现科学性的知识性描述错误。本着遵从学术自由以及科学的严谨，课后我基于个人的理解，委婉的指了出来，其中有一处回来想想应该在学术界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我在表述的时候只陈述了我赞同的观点，想想贸然的下结论，亦是不妥，至少是违背了科学的精神吧，在此我向那位老师说声道歉。
    他的问题是这样：描述暖锋的天气现象时，他用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来说明。
    我记得大学教材《气象气候学》关于这个天气现象的解读是冷气团南下势力减弱遇到南方较强的暖气团，锋面停滞，形成了准静止锋，降水与一型（慢行）冷锋类似。因此我指出来他关于此诗暖锋的描述有误。
     回来后，我翻开《气象气候学》（周淑贞主编、第三版，P127-P128）是这样描述的：准静止锋天气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云系发展在锋上并有明显降水。例如我国华南准静止锋，大多由冷锋南下过程中冷气团消弱、暖气团增强演变而成，因而天气和第一型冷锋相似，只是锋面坡度更小、云雨区更宽，而且降水区不限于锋线地区，可以延伸到锋后很大范围内，降水强度较小，为连续性降水。由于准静止锋移动缓慢，并常常来回摆动，使阴雨天气持续时间长达10天，至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清明时节雨纷纷”就是江南地区这种天气的写照。
    后来，我又和师傅刘登宇老师探讨了一下，刘老师更倾向于温带气旋或者是暖锋。再后来自己想想问题来了：这首诗一定描写的是江南吗？作者，我们姑且说是唐代的杜牧，作这首诗的时间身在何处呢？我们后人关于此诗包含的地理科学知识的解读，有没有考虑到此诗产生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呢？

  GOOGLE收索了一下：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文学家。杜牧写景抒情的小诗，文词清丽生动，意境简明爽朗。其诗在晚唐成就较高。与晚唐诗人李商隐齐名，被称为“小李杜”。 清明：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约在阳历四月五日左右。 欲断魂：指心里忧郁愁苦，就像失魂落魄一样。 遥指：指向远处。 杏花村：杏花深处的村庄。
   争议之一：确认杜牧《清明》诗吟杏花村在山西汾阳，必须具备三个前提。即：杜牧必须到过汾阳；汾阳必须有杏花村；汾阳必须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诗创作的时间大约中晚唐时期。创作地点若是在山西太原盆地的汾阳杏花村一带，则地方志一般会有记载。《山西通志》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翔实，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方志史上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编纂的《汾阳县志》，重于考据，义例精严、文辞雅驯，这两部志书均受方志学界的称赞。如果前述三个必备前提确实存在，这两部志书上一定有记载的。但是两本书中均没有记载。而《杏花村里酒如泉》书中所引志书中的材料，也回避了上述三个必备前提，可见对于杜牧有没有涉足山西、春游汾阳杏花村，有没有在此作《清明》诗，争议较大。  
  争议二：文史学界对于诗中“杏花村”的地点争议较大，不过最可信的是两处，山西省的汾阳县、安徽省的贵池县，比较有完整的史料佐证，又有遗迹可寻。若是后一种情形，杜牧是否到过池州呢？池州《杏花村志》记载：杜牧在会昌四至六年（844—846年）出任池州刺史期间，春游府城西杏花村。但是《杏花村志》是清代贵池人郎遂编撰，史实材料的可确定性尚存争议。
   争议三：汾阳那时春雨多吗？在我们现今看来，北方在春季就是以风沙天气居多的天气特点。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温暖期北方降水增多。隋唐时代（589-907）恰好是第三个温暖期（7—9世纪），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的长安无冰雪，梅、橘都能在关中地区生长。另外，竺可祯还发现9世纪时我国降水量指数距平为+0.08，这是一个较大的数值。唐代著名才女鱼玄机在《寄刘尚书》一诗中说：“汾川三月雨，晋水百花春。”唐人独孤良在《清明宴游》中说：“细雨莺飞重，春风酒酝迟。”唐人羊士谔赏杏观雪时有诗道：“落花经上巳，细雨带清明”，韦应物在描写长安景物时有诗道：“禁钟春雨细，宫树野烟和”。从这一点来看，汾阳在唐代春雨较多应没有争议。
   争议四：文史学界对于《清明》一诗是否为杜牧所作争议较大。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爱东博士2010年3月29日在作客人民网文化《金台会馆》时指出，学界基本上肯定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是一首伪诗，其实是典型宋诗意象的组装产品。晚唐樊川居士杜牧是著名的高干子弟，才华出众，少年得志，尤以七绝诗才独步天下，因其粉丝众多，每有新作，往往广为传诵，佚诗极少。杜牧去世之后，他的外甥裴延翰搜罗编辑了整二十卷《樊川文集》。北宋时，又有一些新粉丝做了拾遗补编的工作，汇为《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不过据考证，由于粉丝们爱屋及乌，以致将别人的诗作也收到樊川名下了。可即便如此，杜牧这“三集”中，均未收录“清明时节雨纷纷”。杜牧去世至少三百多年后，这首诗才刚刚冒出来。一首如此朗朗上口，让人一见倾心的千古名诗，三四百年间却从未有人听说过，这在学理上是说不通的。
   分析至此，由于《清明》一诗中竟然有着这么大的争议，史实材料的不确定性给予我们的科学研究带来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对于“清明时雨纷纷”的降水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锋引起的，强加臆断，都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这也包括周淑贞先生主编的《气象气候学》的观点，亦是一家之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