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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段义孚及人文主义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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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0 08:4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6-7 19:36 编辑

11楼
3楼


19楼
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44073-1-1.html

3楼? 第六章  人文主义地理学
4楼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p60-62恋地情结
5楼叶超 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


6楼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第十章地方感
7楼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p194-206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
8楼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地理学人本传统的复兴 人文地理2015年第1期
9楼  地理学和地理学家 现象学及相关方法
10楼 刘苏  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

11人文主义地理学 刘 苏《上海市嘉定区拾荒者地方认同研究》
12浅析人文主义地理学流派
13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于涛方顾朝林,2000)
14宋秀葵 实现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评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
15空间与地方 中译本 序(潘桂成)

16段义孚1976 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李旭旦汤茂林译文
17周尚意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眼中的“地方”
18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第三章人本主义思潮之人本主义地理学(含文件)
19论段义孚早期的环境经验研究及其现象学态度

人本主义地理学
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它是人文地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强调发挥人类认知和人类能动性、人类意识和人类创造性之积极、重要的角色。……一种'理解生活事件的目的、价值和人文意义'的尝试(Buttimer1979),也是'一种人类自身究竟是什么和能做什么的广泛观点。'(Tuan1976)"其理论基础是人们生活的经验世界,认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世界,并且不可能独立于那个世界之外,""地理学是面镜子,"地理学研究要"获得设身处地式的理解"。

相对于以往的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更注重对决策者及其认知世界的研究,而否认可供实证主义研究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意图使人文地理学向更加人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也体现在其研究关注点和兴趣点,如它关心地方/场所(Place)、空间(Space)和景观(Landscape)的社会构建,而不仅仅满足于只是一个批评哲学;具体在实践上,人本主义地理学也更多的关注、探索和解释"人的行动的主观问题及其基本含义",而较少涉及人本主义哲学层面的东西。而在具体方法上,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将传统地理学的描述和解释发扬光大,并重新赋予了现代哲学中解释学的一些思想和理念,通过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案例进行说明,尽管它欠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反理论的。




人文主义(humanism)是一种理论体系,该主义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类的人性尊严,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暴力与歧视,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并发展成为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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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0 11:24: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5-16 09:04 编辑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
蔡运龙(美]Bill Wyckoff 主编
蔡运龙叶超陈彦光
阚维民李双成周尚意 等编译

2011 商务印书馆
p194-203

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1976年)
段义孚(Yi-fuTuan1930一),美国人文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开创者。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受过11年的中国教育;1941年后随家辗转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并在牛津大学读完本科。1951年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在明尼苏达大学的16年中,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奠定了他在地理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1984年起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因他在倡导和建立人文主义地理学方面的突出成就,1973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他地理学贡献奖,1987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他克拉姆地理学奖;2001年他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土,2002年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①
段义孚本来从事的专业是地貌学,早期著作包括《新墨西哥州的气候》、《亚利桑纳州原》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转向对社会文化地理现象的研究。1976年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上的《人文主义地理学》②一文,提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概念体系,倡导从哲学、心理学、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围绕人文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并与地理学传统概念紧密联系和结合,演绎出别开生面而耐人寻味的地理世界,开拓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并形成热潮。段义孚著述颇丰,仅专著就有15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研究》(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1974),《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1979),《逃避主义》(Escapism1998),后者已有周尚意、张春梅译的中文版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等。
①段义孚的生平及思想简介参考了Paul Rodaway.Yi-fu Tuan.In Phil Hubbard,Rob Kitchin,Gill Valentine eds.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4:306-310.
② Tuan,Yi-fu.Humanistic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6,66:266-276;同时参考了该文的李旭旦译稿(汤茂林校)。Humanistic Geography可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或“人文主义地理学”,从段义孚的思想及其内容看,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更为贴切。
人文主义地理学,既是对实证主义地理学深刻反思的产物,也是对哲学领域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地理学响应。以胡塞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创立了现象学,现象学认为不存在独立于人类经验之外的客观世界,“现象”是一切在我们直觉中呈现的事物,是经由我们意识的产物,即“纯粹意识”;而要建立可靠的认识,必须寻求根源到“纯粹意识”。曾师从胡塞尔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的基础上,以“存在”(being)为核心概念,发展出存在主义。“存在”这一概念包括意识活动,却不局限于意识活动,因而存在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把人的问题(人的生存方式)置于核心,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自己的生存方式。①而在地理学科内部,以计量方法为主导的实证主义因无视和忽视人的主体、感情、能动作用,遭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于是,知识界对于新的人文地理学概念和理念、理论和方法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使学者们开始尝试引入并利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工具来改造人文地理学。
多伦多大学的拉尔夫(Edward Relph)在1970年首先提倡一种基于人们生活经验的、与实证主义不同的地理学方法论。段义孚(也曾在多伦多大学工作)对此积极响应,并于1971年发表《地理学、现象学和人的本质研究》,指出地理学犹如镜子,反映人类本身的状况,认识世界就是认识人类自己(实际上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于世界”(being in-the-world)的思想),对景观的研究就是对景观的创造者一—人类本身的研究,就像文学艺术是研究人类生活那样。段义孚学术创新的基础在于他特有的思想敏感性、东西方文化兼修的知识背景以及取材的不拘一格。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他的认识论来源和理论依据,他以这种从历史和哲学中抽象凝练出的“人文主义”为核心,通过批判地扬弃,将之与地理学中的主要概念(如空间、地方、景观等)和核心问题(人与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通过历史、文化、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旁征博引,使“人文主义地理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甚至是超出地理学界的社会思潮。
一.人文主义的含义
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前提是理解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概念。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时代,人文主义有不同的内涵,但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特性。段义孚以著名的哲学家伊拉斯姆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和动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ley1887-1975)为例,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与现代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渴望扩展人类的个体概念。文艺复兴学者通过借助于古典研究和希腊理想来反对狭隘的宗教神学,而在20世纪,像赫胥黎这样的科学人文主义者也认为需要摆脱宗教式的教条束缚。
什么是人文主义?“历史方法允许我们将人文主义定义为一个不断扩展的、关于什么是人和他能做什么的概念”(第266页②);而“科学主义”倾向于认为要在科学而不是宗教的范畴内来讨论人的话语权,这就歪曲了事实,段义孚讽刺它是“先前的解放者变成了检察官”(第266页)。人文主义的特点在于包容性。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并不否认宗教教义,现代人文主义者也不否认科学,并以科学为基础之一。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否定和抛弃科学。
①黄颂杰:《西方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1-405页、第446-462页,
②原文页码,下同。
段义孚认为反映人文主义核心思想的学科主要是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它们都集中反映独一无二的人类思想和活动”(第267页)。尽管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它们都在探究人类的创始能力,而这种能力很难在其他生物身上发现。所以,人文主义关注人特有的活动及其产物。
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内涵
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内涵,段义孚给出了简短清晰的解释:“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入理解为终极目的而考察地理现象。从这一最终目的看,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是一门地球科学。从希望提供准确的人类世界的图景这一目的看,它属于人文或者社会科学。什么是人类世界的本质?人文主义集中关注人类艺术和逻辑思维的最高成就并从中吸取营养。社会科学通过考察既是人类创新又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来获取关于人类世界的知识。人文主义地理学则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人的地理行为以及关于空间和地方的情感和思想,以此来增进对人类世界的理解。”(第266页)
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涵义出发,段义孚分别从其学科归属、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与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学者素养、功能等方面简洁而全面地阐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他认为,人文主义的引入、渗透和结合使地理学变得饶有趣味,从而使人文主义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题包括地理知识、领地和地方(territory and place)、拥挤和私密(crowding and privacy)、生计和经济(livelihood and economics),以及宗教。人的经历、意识和知识是讨论这些主题的基本途经。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是游离于科学之外,而是通过揭示这些事实而对科学有所贡献;在强调人类创造他们的历史故事方面,它不同于历史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该具有系统思想和哲学训练。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提高认识水平而服务社会。
三、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题
科学方法倾向于将人的意识和先入之见减小到最低程度,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则重视人的意识和感情的作用,并将人的认识、感情与地理活动和地理现象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心论题。在论证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题时,段义孚并没有采用“经济人”模型,而是通过科学的动物行为学模型来透视人文主义观点,并指出学术发展过程中某些背离人文主义之处。通过探究五个地理学家感兴趣的重要论题:地理知识、领地和地方、群体和个体、生计和经济、宗教,人文主义地理学期望提供一种看待地理现象的新视角。
1.地理知识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任务之一是研究地理知识”(第268页)。广义地看,地理知识对生物生存是必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动物本能,各种动物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地理敏感性。而文化和学术部门推动的地理知识则是高度自觉和专业化的。在这两极端之间存在有关空间、区位、地方、资源的各种观点。在理解和掌握地理知识能力上存在个体和文化的差异,职业地理学家很少关注这种空间感知能力和空间知识之间的关系,而这却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论题。
2.领地与地方
动物行为学揭示出动物有领地意识。人类对领地与地方的态度与动物相似。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的领地不是有界空间,只是路径和地方的网络;而人却能够将领地概念化,并用“思想之眼”想象它的形式,包括那些他们当下不能感知的地方。也就是说,人的抽象思维使他们统领和控制的“地方”远超过其他动物。另外,对附属地的情感和思想在人与动物之间也有不同。动物在一个地方停歇只是满足它们的重要需求(主要是保护和防卫功能),它们通常不会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生与死的思考;但生死追问及其意义探寻对人来讲非常重要。
关于地方的规模,人类与动物也极为不同。人的地方小到炉边摇椅,大到国家、世界。小的地方概念可以通过直接经历感知,大的地方概念则是通过关注对艺术、教育和政治等所象征的忠诚转化而来。段义孚特别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任务在于“解释纯粹空间如何变成了高度人性的空间,研究兴趣在于经验的实质、维系于实体之上的情感质量、概念和工具在创造地方特性中的角色等”(第269页)。
3.拥挤和私密
现代城市生活的压力主要由高人口密度引起。拥挤对人和动物都有负面影响。动物受到拥挤会比较痛苦,而且有反常和自虐行为。人在生活中都有私密性的需要,虽然程度和种类不同;由于外界干扰,私密性被打破,人受到拥挤会产生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但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的文化会协调人口密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拥挤的香港居民并不比宽松的美国城市居民更倾向于犯罪。
文化与人口密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关注的论题。而人文主义方法可以通过描述特定情境下的情感质量来把握。拥挤和私密性的物理学解释强调空间和无数人的填充,其生物学解释强调人口密度与压力体征的关系,而人文主义的关注和解释与此二者不同。人文主义认为,拥挤和私密的关系需要文化的理解而又不受文化思想限制。社会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那些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人,却可以互相敞开智力和情感的空间,以致“拥挤”成为一种“温暖”;而敌意产生令人窒息的感觉,即使再广大的生活空间也会成为狭窄的囚笼。所以,除了物理和生理上的讨论,应该重视文化在协调拥挤和私密之关系中的作用。
4.生计和经济
一切生物的生活几乎都是特别经济的。但动物活动的目的可能是保护和延续物种,这只是服务于生命的本能行动。这种生物模式常常被拓展到人类世界,而人类活动却维系着某种社会制度。段义孚以对牛的利用为例来说明这种普遍性。无论是对神牛的尊敬(比如一些宗教),还是作为献礼的祭品(牺牲),牛都显示出重要的经济功能,因此都没有超出经济理性的范畴。但是人类活动的经济目的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它体现在人文主义对关于经济生活的两个问题的回答上。
1)“可持续生计”意味着什么?动物界的所有活动都来自于生命营养的供给。然而,对于人类世界,即使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消耗的也仅是人类能量消耗的一部分。人类的生计并不仅仅是延续群体的生存活动。甚至在原始人那里,生计也意味着非动物性的目的和多姿多彩的价值观。在高级社会,经济活动的非动物性本质则更加突出。
2)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区别经济和非经济活动?这种区分能力暗示一种世俗的和实际的生活态度。一方面,经济运行并不以人们是否意识到它为转移;另一方面,意识对多种决策有影响,因而也就影响经济系统的运行。虽然方式和方法的精细程度不同,但所有人都做计划,都关心决定和结果的好坏。知识怎样影响行为是人文主义的中心问题(第271页)。
5.宗教
宗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征,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所有文化中。在宗教上,人类显著地区别于其他动物。某种程度上,宗教是一种特殊的认知,然而它又如何区别于其他认知活动呢?人文主义地理学关心宗教的意义。对人文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段义孚从词源学的角度谈起,然后推而广之,进行了精彩的阐述,特援引如下:
“宗教一词来自拉丁文religare,意为捆绑,也就是把自己紧紧地和一套信念、信心和道德捆绑起来。广义来讲,一个有宗教的人寻求他的世界的统一和意义,一种宗教文化就是一种清晰的、有结构的世界观。宗教的动力在于将事情维系在一起。维系什么事情?‘什么’就是神学家所指的‘终极关注’,因民族而异。终极关注是一系列体现信仰的主要人物,或维系世界观各部分核心原则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表述。中心原则可能是上帝,是‘上帝不会掷骰子”的信念,是一种社会或生态伦理,或者一种正义或历史发展的概念。依此观点,佛教和基督教一样是宗教,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儒教同样也是宗教。就个人而言,爱因斯坦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一样具有宗教性,虽中心原则不同,但寻找宇宙意义的热情一致。”(第271页)
段义孚把宗教解释为一种寻求统一和意义的动力,因而泛化、推广了“宗教”的深意。这种将宗教和人们的生活与精神信仰联系起来的做法,重实质、轻形式,因而超出了一般意义上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因此,宗教的名称、教派、教义、教徒,以及它们形成的隔阂和分歧,都可能是次要的;而对一个人和一种文化而言,找到并建立维系自己生活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就成为最重要的。依此来看,每个人实际上都是,而且应该是宗教的,或至少有某种“宗教情结”。这种宗教情结或动力对文化和人格的塑造有非常大的影响。相反,与宗教相对应的世俗社会或世俗者,他们没有动力去将知识和经历整合为一个大系统;他们有许多短期计划,但没有一个终极目标。在宗教方面,人文主义地理学要求我们认识人类在谋求统一性上的不同,并且指出这些不同如何显著地反映人类的时空组织和对自然的态度(第272页)。
四、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历史、区域研究和科学的关系
因涉及众多学科,人文主义地理学具有某种系统性。如何界定和处理它与相关学科及科学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1.与历史和区域研究的关系
“历史”是人文学科的支柱,“历史的”地理学还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支柱。段义孚认为“历史”与“历史的”存在区别,“历史”关涉事件,而“历史的”指过程。人们有意识地重建历史是为了现在的目的,历史又在领域和地方的人文意识中起重要作用。但是,过去的事件不能决定现状,现状是人们通过对过去加以选择而创造的,历史的地理学关注此类过程。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显然需要历史和历史的地理知识。
区域地理学既有科学描述和解释的成功之例,也有称得上文学艺术成就的景观描绘和勾勒。描述一个区域就像描绘一个人那样,得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一个人既是生物意义上的和环境意义上的,也是历史意义上的和偶然性意义上的,他有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蓄意塑造自己的公共形象;而地方的身份标识既是它的自然特征,也是它的历史,人们利用它的历史来培养区域意识。艺术注重细节,它高度特殊化,但能呈现事物的普遍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微宇宙。对一个区域的生动描述可能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最高成就。段义孚强调这种区域描述和刻画不存在“完美”之作。他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区域刻画的艺术创造上应该打破限制,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不需要统一的版本或者某个总结出最高秩序的天才”(第273页),这种延展性或系统性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优点。
通过这种类比解释,段义孚不仅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历史和区域研究联系起来,而且透射出一种人与地方相互印证、相互参照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论,形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论证风格和特点。
2. 与科学的关系
人文主义不是与科学背道而驰或决裂,相反,它是要补充和纠正科学主义的方法误区和其价值观缺失的重大弊病。因而,人文主义地理学试图建立批判性的科学知识。科学主义者过分重视科学中形成的定律或规则决定人类命运的一面,忽视了人类被其玩弄的另一面。所以,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必须敏锐地认识到那些束缚人类自由的东西,并将之与科学知识和规则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思考和比较分析。比如进行动物的空间密集行为与人拥挤状况及其反应的比较,经济中个人力量和非个人力量的作用比较等。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科学有直接的联系。例如,从关注人类认知和学习的质量这一角度来看,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可共享发展心理学的知识;尽管在现象的复杂程度和规模上侧重点不同,但它们所关注的问题相似。需要强调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对科学的贡献在于,它揭示了科学家被他(她)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概念框架所限制的“原料”(material)。这些原料包括人类的经历和思想的本质与范围、情感的质量和强度、价值和态度的矛盾与模糊、工具的本质和力量以及人类的事件、意图和渴望的特征。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一个角色就是学术中介人:将从艺术中捕获的珍闻趣例,分解成系统的、有序的相似主题。一旦被简化并有一个清晰的结构,它的组成就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五、人文主义地理学面临的问题1.风险和机遇
人文主义地理学因聚焦于人的意识和认知活动而含有某种风险,同时也存在一些机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解设计(design),思想与行动,在意识到目的指导行动时过分注意起始状态。
在理解设计上,人文主义者倾向于把已完成的建筑当作人头脑中设计的完全实现,但是没人有足够完全的设计,即使预测者和总建筑师也不能。知识零散在各处,然而摩天大楼终被建成。虽然城市体系是可以设计的,但事实上很多城市体系却是很多非整体性个人决策的结果,是通过集体经济力量实现的。科学家倾向于认为人类模式不以人类意愿为转移;相反,人文主义者则在客观力量起作用的地方也观察意愿。人文地理学者的机遇在于,认识这种风险,并甘冒这种风险去探究哪一种认知和设计进入了不同规模下人类环境的创造活动。
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都主张知行一致,但知行有时并不一致。因此机遇在于:人文主义者可以尽力深入地理解信念、态度和概念的本质,它们一旦被接受时的力量,它们包含的犹豫与矛盾,以及它们对行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在起始状态方面,人文主义者的风险在于,他们过分地注意起始状态,并有意识地增大目的和规划对行动的影响。他可能忘记习惯法则,一旦某种满意的活动模式形成,人们倾向于保持它。从客观角度看,活动模式可能是复杂和高度主观的;但事实上,从决定到执行只有很小的停顿。如果能认识到习惯在所有人类活动所及范围内的力量,人文主义者就能够更好地鉴赏直觉、打破习惯模式的能力和有意识思考的指引作用。
2.训练
理想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教育背景。这些背景知识包括自然地理学、动物行为学,社会科学概念和知识等。这些学科的知识在为他提供一个出发点的同时,也提醒他注意非个人的经济力量对人的束缚。还可以从动物行为学中学到观察技术;另外,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必须掌握语言学技术,提升写作能力,应该掌握词语的细微差别,例如关键词模棱两可的含义(诸如自然和自然的,行与知,平衡和发展,生活质量等),他必须培养对语言的敏感性以使他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说出和听出谈话中的潜台词。他应该精读历史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必须热切关注哲学,因为哲学提出他能在现实世界找到例证的最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哲学提供能整体评价人类现象的统一视角。科学家不需要掌握哲学的框架和观点。相反,人文主义者必须寻求一种哲学以适应其目的。没有这个基本立场,他的工作将是零散的谈玄论虚。同时,应该承认限制而不是抱有偏见。如果我们对已经扎根头脑的哲学观念浑然无知,如果我们坚持无所不包的体系观点,就会产生偏见。
3.用处
地理学提供有用的知识。著名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宣称,“它服务国家的需要”。段义孚从三个层面阐述了地理学的不同用处。
1)如果一件工作有酬劳,则它是有用的。
2)对人们生活和土地有可辨别的影响。
3)从人生的目的定义:如果对人类福利有贡献,则它是有用的。
相比其他地理学科,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用处主要体现在第三点。但是段义孚也对当时的人文主义研究的学术环境和氛围表示了担忧。因为除了宽松自由的艺术院系,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很难在传统部门谋得一席之地。虽然人文主义学者可以通过教学活动来扩大其影响,而且以影响他人为标准来判定,人文地理学者在教室里比那些在规划办公室里、讲究实际的同事更有用,但事实上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
在论及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人类福利的贡献时,段义孚举了一个城市设计的例子来说明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与其他学者的分工和联系。人文地理学家的科学家同事能够建议修建更有效的交通系统,选择理想的新产业和下水管厂房的区位;而“人文主义者的特长在于解释人类经历的模糊、矛盾和复杂。作为地理学家,他的主要作用在于澄清那些属于空间和地方的概念、工具和渴望。这包含一个他如何去做的暗示。人文主义的作用之一就是揭示文化的美德和缺陷。他应该能够建议规划者,同种文化的人倾向于生活在一起;他应该能够提醒人们,尽管抱团令人渴望,但是它必须付出某种人生价值的成本。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将展示,地方是怎样一份共享的感情,就像区位和自然环境一样是一个重要概念。他能够指出提升地方感的方式”(第275页)。
尽管人文主义是对人本质的重新发掘和认识,人文主义地理学提供了人们认识传统的人地关系的一种新视角,并成为一种思潮,但在当时学界,人文主义并非主流,而且其持续影响力也有限,所以段义孚紧接着分析了原因。一个表层原因在于与那些直接可用的自然环境控制和管理方法相比,它很少有效率;也就是说,与工程、规划、技术类的行业相比,人文主义对人类世界的改变是通过首先改变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进而渗透到其他学科和人的实践活动,因而它不能明显地、很快地收到效益。但是,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据此,段义孚重提了“知识为己”的号召。知识为己,本是对人文主义事业的最初奖赏,在西方文化中却常被怀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真正的人文主义很难流行。从“知识为己”的目的出发,学术的出发点、立足点以及归宿可能指向这样一个过程,即自我出发,以此铺陈、展开、观照、反思“普遍自我”(文化),最后再回归自我。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在于把空间和地方等关键的地理要素纳人这一过程,坚持追寻地理事实的意义与事实本身至少同样重要,并认为人的意识、情感、价值观等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构成和形成了本质意义上的人类生活。
这篇名作的一个有趣和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的结语。段义孚在这里除了重申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意义之外,还将洪堡兄弟作了一个比较,并引用了著名教育学家和语言学家威廉·洪堡对他的弟弟,也就是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的评论:
“你知道亚历山大的观点与我们的向来不同,尽管我爱他。我和他在一起简直可笑。我常让他说,让他独行其是,因为我们对所有原则的用处以及首要基础的主张皆不同。亚历山大不仅有独一无二的学识和真正广泛的视角,而且有可爱的个性:热心肠、乐于助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不自私。他所缺乏的是对自身和其思想的平和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他既没有理解人(尽管他与别人有亲密的联系甚至乐于关心自己和别人的感情),没有理解艺术(尽管他很容易就理解技法并且是一个好画家),也没有(这样说他有点冒失和可怕)理解自然(尽管在自然科学上他每天都有新发现)的原因。”①(第276页)
段义孚认为这个评论是“不公正的”,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颇费笔墨加以援引呢?主要原因在于威廉·洪堡对亚历山大·洪堡的关键性评价“他所缺乏的是对自身和其思想的平和满足”,是中肯而且具有警示意义的。段义孚在另一篇论文中直接指出了这种“默默地自足和自省”是现在的地理学者仍然欠缺的,而且如果没有对自身的深刻反思,人文主义就无从谈起。所以,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用处可能在于经由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识自身,这个用处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①段义孚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该既像亚历山大·洪保那样掌握丰富的事实……也像他哥研威廉·洪堡那样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意义。“它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必须永远藏在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意识里,从而使他同时能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见Y-Fu Tuan.Humanistic个问题必须永远藏在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意识里,从而使他同时能成为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见Y-Fu Tuan.Humanistic Geography-a Personal View,2005.
②段义孚(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期。
《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是二战以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纲领和宣言。它整合了地理学中关于人文主义的分散思想,正式地提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概念和简要体系,清晰地阐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内容及与之相关的重大问题,因而统领和带动了地理学中人文主义方法和思潮的勃兴,并在景观设计和规划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实践作用。当然,人文主义地理学也存在一些争议之处,例如,它到底是一种方法论,抑或仅是一种思潮?是一种批判形式,还是存在某种建构?而且由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包容性和宽泛性,甚至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和回答也不尽一致。也许这是因为人类个体的差异就如区域差异一样是一种“自然禀赋”,虽然文化具有某种调和功能(同时也会促生冲突),但是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终究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应该将人文主义看作地理学中一个动态的、相对持久的研究理念和行动。从这个层面看,尽管西方人文地理学中人文主义的热潮早已褪去,但是这种“经由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识自身”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理念和指向,却成为一种优秀的传统和一个重要的标尺,在时刻提醒着后来的地理学家不断反躬自省。
(叶超、周尚意、蔡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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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13 16:35: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5-13 17:08 编辑


《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2007年01期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KLU200701005.htm



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系)
李旭旦汤茂林(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由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汤茂林扫校2005-10-16
《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由李旭旦先生所译,1983年南京师大铅印,我直到今年才偶然找到此译文,李先生的译稿中不知何故会缺少本文件中【】内的这一部分。我将【】中的内容补译出来。在扫校时我对译文少量明显的错误,特别是打印排版之误,作了更正。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汤茂林
2000年5月27日星期六记
2006年8月2日我又把原译稿上没有的注释补上,特此说明。2006年9月9日投给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地理研究》。
汤茂林又记
2008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叶超博士翻译了一个新的中文译本。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给叶超博士回信,后输入李旭旦先生提到的有关文献目录。
汤茂林再记
(本文汤茂林扫校刊载于《中国城市评论》2008年第4辑)
[
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的焦点是人和人的情况。人文主义地理学因此不是一门地球科学,但它仍然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反映了对地理学其它分支有关的各种证据。按人文主义的观点,可列举下述论题:地理知识;领域与地方(place),群体与个体,生活与经济以及宗教等。处理这些论题的基本方法是用人生经历、人的意识和知识。人文主义地理学以使人吸引到本学科视野以外的事实来对本学科作出贡献。它和历史的地理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重视人们创造其自身的历史故事。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生应当在系统思想即哲学上具有一定的根基。他的工作为社会服务,主要在于提高社会的意识水平。


人文主义地理学反映地理现象,其最终目的是求得人和人的情况的更好了解。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一门地球科学,它属于人文的社会的科学,因为它们都希望为人的世界提供正确的形象。什么是人的世界呢?人文科学从人类集中注意于艺术和逻辑思想上来观察人的世界社会学则以考察社会组织来获得人的世界的知识。社会组织既可看作是人类的创造性例证,也可看作是限制个人自由生活的一种力量。人文主义地理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地理行为以及人对空间和地方的感觉和思维,以达到了解人的世界的目的。当然,其他地理学者也注意和自然与地理行为的关系,例如,一个自然地理学者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区域分析学者研究“空间关系法则”。那么,人文主义地理学者能作出什么贡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知道人文主义的意义和观点。
①Dr Tuan is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Minneapolis,MN 55455du。
(段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明尼阿波利斯分校(MN 55455)的地理学教授。)
②通讯联系人:汤茂林,地址: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邮政编码:210097,email:tangmaolin@ninu.edu.cn,mltang317@163.comm
人文主义(Humanism
人文主义看来具有不同的含义。伊拉兹马斯(Erasmus1466-1536)固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动物学者赫胥黎爵士(Sir Julian Huxley1877-1975③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前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后者是近代科学家。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都要想去扩展人类的个人概念。文艺复兴学者们复兴古典作品、希腊的思想和科学,来反对牧师们的狭隘教条。伊拉兹马斯本人是罗马教堂的一个法定牧师,却不满于当时宗教的偏执;他秉性的宽厚和知识的广博使他愿意把人的概念扩大到他的教堂之外。令人奇怪的是,到了二十世纪,竟有一个像J.赫胥黎这样的一位人文主义者感到有向宗教教义的约束作斗争的必要。即在今日,创世纪在某些学派中仍然比进化论更见重要。
③ Julian Huxley,The Humanist Frame(New York:Harper,1961);and idem,Religion without Revelation(London:Watts,1967).
朱利安•赫胥黎人文主义框架(纽约:哈珀,1961年);伊迪姆,宗教无启示(伦敦:瓦特,1967年).

历史上的习惯允许我们去把人文主义解释为广义的概念,即什么是个人和个人可能做的工作,也还存在着狭义的概念。在小学里,目前讲到人的时候所用的时代语言却是科学,而不是宗教。这种情况的可笑转变竟把原来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考察员,使人文主义者感到彷徨。人文主义立足于更广泛的观点。文艺复兴学者们,像伊拉兹马斯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等并不否认宗教,但他们还嫌宗教不足以包括它。今日之人文主义者并不否认对科学的观察,把它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人文主义的观点
什么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人文主义对人的概念比科学对人的概念在什么地方更为完整?答案只能从居人文主义核心的学院式学科中去找。这些科学是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它们在思想上和在行动上都是把人作为中心的。例如历史的核心是史实。人生事实的特点和范畴不同,但它们在表现人的创造力即创新力①方面却是相同的。如果认为人民真的能创新,那末许多史实诸如伊斯兰教的崛兴、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创始就大都无从预言了。除了历史、文学、艺术以外,人文主义还有人们所关注的典型地区。在艺术品中,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经验是客观存在的。一切动物都能表达自己,黑猩猩能教会绘画,但文学和艺术却只是人才能做到。科学本身是人的能力的一种独特表现,而科学的本质对人文主义者极为重要。研究哲学可能是人的最卓越的活动,因为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反思(reflection。哲学反映的习惯在非人的动物中是罕见的。人不仅能跳舞、说话、思索(别的动物可能也行),他们还能在自己的行为上作出反应并批判地评价它们。通过科学观察,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中的许多问题一—不论是男女结合、领地或建筑物等一一都几乎可以看作是动物生态学②的问题。人文主义的观点集中于人类所特有的活动及其生产品③。
①"History,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nature, is full of events; Here the miracle of accident and infinite improbability occurs so frequently that it seems strange to speak of miracles at all. But the reason for the frequency is merely that historical processes are created and constantly interrupted by human initiative, by the initium man is insofar as he is an acting being."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Cleveland: World,1966),p.169.
“与自然不同的是,历史上充满了各种事件;在这里,偶然的奇迹和无限的不可能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说奇迹似乎很奇怪。但是频率的原因仅仅是历史进程是由人类的主动创造的,并且不断被人类的主动打断,而最初的人只是一个表演的存在。“汉娜·阿伦特,介于过去和现在之间。 汉娜·阿伦特(AST and Present)(克利夫兰:世界,1966年),第169页。
② It is far from my intention, or that ofany humanist, to belittle the wondrous accomplishments of non-human animals. As an example of what they can do, see Karl von Frisch, Animal Architectur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 In his conclusion, Karl von Frisch wrote:"We humans are proud of our inventions. But can we discern greater merit in our capabilities than in those of the master builders who unconsciously follow their instinct?… There are biologists who are convinced that they, 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scientists will ultimately find the key to life in all its manifestations, if only research perseveres. They are to be pitied."op. cit., pp.286-287.
我或任何人文主义者都不想轻视非人类动物的神奇成就。作为他们能做什么的一个例子,见卡尔·冯·弗里希,动物建筑(纽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卡尔·冯·弗里希在他的结论中写道:“我们人类为我们的发明感到骄傲。但是,我们能比那些无意识地遵循自己本能的建筑大师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能力的优点吗?…有一些生物学家相信,他们,或者未来的科学家们,只要坚持研究,最终会发现生命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关键。他们应该被同情。”参考文献,第286-287页。
③"Let the argument [ for the new geography]l start from the spiritual ancestry of man rather than from his animal origin, put human will and aspiration and effort first, and the terrestrial domain second-it is after all underneath our feet if we stand up-and the old premises which have clamped us down so long must vanish, and maybe a new birth will be given to a most ancient part of knowledge,"William A. Gauld,"Toward a New Geography,"Nature, Vol.147(1941),p.548. My thanks to Fred E. Lukermann for this reference; it is an early trumpet call for humanistic geography.
“让[新地理的论点从人类的精神祖先开始,而不是从他的动物起源开始,把人类的意志、愿望和努力放在第一位,把陆地领域秒放在第一位。 第二,如果我们站起来的话,那就是我们脚下的地方 Liam A.Gauld,“迈向新地理”,“自然”,第147卷(1941年),第548页。我感谢弗雷德·E·卢克曼(FredE.Lukermann)提供的这一参考资料;这是对人文地理学的早期呼吁。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论题
对于人们的科学研究趋向于最大限度地低估意识和知识的作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则反之,特别是企图去理解地理活动和地理现象如何去显示人的意识的性质。我将用科学中的生态模型来为研究人文主义观点提供出发点。其他的简化了的人的科学模型,例如经济人,也能作为出发点,但是为了避免重复与纠缠,我没应用它们。由于所有人的科学模型简化了人的理解力、创造力和疑虑,重复是不可避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是否对地理现象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简略地发掘出了对地理学者都具有兴趣的五个论题。它们是地理知识、领域和地方、密集与分散、生活与经济、宗教
1)地理知识
如果人的独特性在于他的思索力和反映力,那么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可以到达的地理思想。在人文领域里,人们对从柏拉图到威廉·詹姆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的研究花去了大量时间。同样地,人文主义地理学【可以定义为对有成就的地理学家的著作的研究。一段时间以来,熟悉地理学思想史是研究生培养的一部分。从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讲,人文主义地理学已经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不够的。斯特拉波*的思想缺乏柏拉图的深邃和敏锐,不需要持续的详细的解释。除了专家之外,详细追溯从一个地理学家到另一个地理学家的思想可能是乏味的,就象一个二流学者对英语世界中知识演化的冗长叙述。
(阅注:斯特拉波(Strabo),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约公元前64或前63年生于小亚细亚的阿马西亚,约公元23年去世。受过良好教育。后移居罗马,游历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地,曾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任职。著有《历史学》(43卷)和《地理学》(17卷)。)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目标之一是研究地理知识,但何谓地理知识?一般认为,有关地理的知识对生物生存是必需的。所有动物者必须拥有这种知识,我们会谈及木狼拥有“认知地图”,也会把候鸟比作超级“领航员”。这一意义上的地理知识是动物的本能,不同种类的动物,其敏锐程度不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特定文化下由学术部门推进的地理经验知识是高度自觉的,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有关空间、区位、地点和资源的许多观点。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这样的观点,尽管集团与集团之间,其观点的清晰程度差异很大。一部分人缺乏成形的空间感和地点感,他们能在其生活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一能力并没有转变为可能口头传递或用图表来表达的知识另一些人可能是极好的领航员,能在宽广的海洋上满怀信心地航行,其地理知识已经条理化可以传授,但他们可能缺乏任何成熟的空间系统和等级概念。还有一些人也许拥有清晰的宇宙观念,其中空间等级是主要部分,然而其成员是一般的应用地理学者。
我们对各种文化在发展空间技能和培养地理知识上的巨大差别的原因,知之甚少①。为什么一些原始部落是出色的制图学家,而其他一些物质上更先进的人群却没有地图制作的概念?空间能力与空间知识有何联系?②这些对人文科学极端重要的问题几乎都不是地理专业提出来的。尽管我们可能对专业地理学家的专业知识知道得很多,但我们却不能把它放在整个地理意识范畴内。当我们在恍惚中驰聘时,这一范畴就从候鸟的“认知地图”扩展到我们自己的“认知地图”,从固有的技巧到明确的象波利尼西亚的导航图所浓缩的知识,从简单的空间结构观点到Dogon人的复杂的空间等级③。
①John W. Berry,"Temne and Eskimo perceptual skills,"Intemational. ournal of Psychology, Vol.1(1966),pp.207-229.An abstract and schematic account of the relation of culture to knowledge of space is in Georges Gurvitch,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Knowledge(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1972).
约翰·W·贝瑞,“泰姆和爱斯基摩人的感知能力”,国际版。《心理学学报》,第1卷(1966年),第207至229页。 有关文化与空间知识关系的摘要和示意性叙述见《知识的社会框架》(Georges Gurvitch,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Knowledge)(纽约:Harper Torchbooks,1972年)。。
② Thomas Gladwin, East Is A Big Bird: Navigation and Logic on Puluwat Atoll.(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The book is more than a study of Micronesian navigation. Its broader frame of concern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spatial ability and spatial knowledge.
托马斯·格拉德温,“东方是一只大鸟:普鲁瓦特环礁上的导航与逻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密克罗尼西亚航行的研究。它的更广泛的框架CERN是空间能力与空间知识的关系。
③Cosmologies and their spatial structure are far more complex in West African societies than among tribes in Central and East Africa; Victor W. Turner,"Symbols in African Rituals,"Science, Vol.179(1973), pp.1104-1105.
西非社会的宇宙学及其空间结构远比中、东非部落复杂;维克多·W·特纳,《非洲仪式中的符号》,科学,第179卷(1973年),第1104-1105页

2)领域与空间
人种学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动物是如何在其生境中生活的。一些动物保护其生活空间,抵御入侵者。它们的行为似乎表明它们把一定的邻近区域当作是自己的,它们似乎有一种领域感。科学家和流行作家都从动物世界到人类世界来推测数据。人类对领域和空间的态度与其它动物的态度有明显的类似之处。然而,人文学者必须不仅仅限于此类比(探讨人类领域扩张和对地方的归属感与较少情感和符号思想负担的动物的差别如何④),例如概念化的问题。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占有空间、利用空间,但作为邻近空间单位的地区(area也是一个概念。作为动物领域的一定大小的范围很少可以从总体上来感知。一般认为,鸣禽具有强烈的领域感,但它】也可能高高地爬在一棵树顶上,把它所看到的整个视野作为其自己所有。住在贴近地面上的哺乳动物不能看到整个地区,它们的真正领域不是一块有一定界线的空间,而是道路和地方paths and places)所构成的网络⑤。人们能把地域当作一个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来想象它的形状,包括他们所不能经常看到的那些部分。他们不一定有必要这样做。例如,流动的采集者和猎人就没有必要去想象他们的地域疆界⑥。对他们来说,地域就不是一块有界线的土地,而主要是可以通到别的猎人处的道路和地方的一个网络。与此相比,农村聚落则具有浓厚的财产和空间地界的意识。
④Susanne K.Langer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ethological model of human behavior in Mind:An Essay on Human Feeling(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2), pp.54-116. Sh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animal and human acts, animal and human perceptions of space and place. See also W.H. Thorpe, Animal Nature and Human Nature.(London:Metheun,1974).
苏珊兰格(SusanneK.Langer)强烈批评了人类行为的行为模式:一篇关于人类情感的文章(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54-116页。她比较和对比了动物和人类的行为、动物和人类对空间和地点的感知。另见W.H.Thorpe,《动物自然与人类自然》(伦敦:Meteun,1974)。
⑤Paul Leyhausen,"Dominance and Territoriality as Complemented in Mammalian Social Structure,"in Aristide H. Esser, ed, Behavior and Evironment: The Use of Space by Animals and Men(New York: Plenum,1971),p.26.
《哺乳动物社会结构中的支配性与属地性》,载于《行为与环境:动物与人类对空间的利用》(纽约:三中全会,1971),第26页。
⑥A. Irving Hallowell, Culture and Eperience(New York: Schpcken,1967),p.210.
A.欧文·哈洛威尔,《文化与体验》(纽约:Schpcken,1967年),第210页。
对和地方相联系的感情和思想起什么作用呢?当你看到一个动物在沿着道路移动时,它总是走走停停。动物停下来的理由通常是为了满足一种重要的生物本能即休息、喝水、吃东西或交配。它停留的地点变成一个地方一个它需要为防止敌人侵犯所保卫的中心。动物的这种对地方的行为和感觉同样适用于人类。人们为对付生理的紧急事态而停留,每次停留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地点,变转成一个地方。人文主义者承认这种类比,但他又一定要问:人的感情和思维的质量又如何产生了在动物世界中的所难以想象的一连串人文意义的呢?说明人的特殊性的一个实例是人们对肉体上的生与死的重视。动物则不为这些事烦恼。在忙于生活的动物来说,地点满足它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是有价值的。一个黑猩猩并不留恋它的过去,想念它出生的家乡,它也并不期望未来,而畏惧死亡。为生死供奉是人类所独有的
人的地方大小不一。炉边的一张靠椅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地方。小地方可以通过直接体验(包括熟悉的嗅觉与触觉)而被感知。一个像国家那样大的大区域是出乎一般人的直接经历之外的,但它可以通过文艺、教育和政治的象征方法转变成一个地方,一个热情忠诚的焦点。如何使仅仅一块空间变成一个人们热情寄托的地方,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任务,它要求我们去探索诸如对经验的性质、结合自然事物感情以及形成识别地方的概念与符号的作用等特殊人文主义问题
3)密集与分散
人口高度稠密对城市生活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科学家和规划工作者们注意。密集是否产生压力,导致反社会的行为和弊端?对密集居住的动物的观察表明,他们确实遭受痛苦并出现不正常的和自取灭亡的行为。人类在密集居住时也无疑地经受着身心上的压力。但是,除了在极端情况下,却很少能看出社会的或个人的病态是由人口密度过高而引起的,而总是把它归罪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功能不佳。文化是人口密度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媒介。在人口密集的香港,其居民并不比人口较稀的美国城市居民更易犯罪。在卡拉哈里沙漠(阅注:Kalahari Desert卡拉哈里沙漠非洲南部内陆干燥区,也称作"卡拉哈里盆地",是非洲中南部的主要地形区的广大平地上的布须曼人(阅注: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安哥拉、津巴布韦、南非和坦桑尼亚。一般认为属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但布须曼人在各方面与蒙古人种更为接近。为南部非洲和东非最古老的土著居民)是自愿聚居在一起的,虽然密度高,却没有显示出什么生物压力
在人口密集度与人类行为之间,文化如何介入是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人文主义者的突出方法是描述在特殊情况下的感情性质。例如,存在主义作者们曾指出,在一个房间里,即使多了一个人也会产生一种空间局促不安的意识。一个人在一间大厅里练钢琴,几个人进去看看,弹钢琴的人就会立刻感到气氛的改变,因为他已从主宰空间唯一的人变成许多人中之一,成为他人注意的对象了。他下意识地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从而认为了。这样,就在同一场合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矛盾的看法。私人的清静被打扰了。在这里,私人的安静只要求他个人的行为和思维,不为生人所扰乱。在孤独中,一个人处于他自我的世界,具有不受别人的目光注视的安全感,他似乎生活于他所看到的一切存在之中。
② I have explored this theme in two papers,"Space and Place:Humanistic Perspective,"rogress in Geography, Vol.6(1974), pp.211-252; and"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Geographical Review, Vol.65(1975), pp.151-165, see also Edward Relph,"The Phenomenon of Place,"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lace,"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1973.
笔者在《空间与地方:人文视角》两篇论文中探讨了这一主题。“地点:经验的观点”,地理评论,第65卷(1975),第151-165页,地点大学,未发表博士论文,多伦多大学,1973
③Gunter Gad,""Crowing' and ' Pathologies': Some Critical Remarks,"Canadian Geographer, Vol.17(1993),pp373-390; and Patricia Draper,"Crowing among Hunter-Gathers: The ! Kung Bushmen,"Science, Vol.182(1973),pp.301-303.
《群居与病理学:批判评论》,《加拿大地理学家》1993年第17卷,第373-390页;帕特丽夏·德雷珀(Patricia Draper)说:“在狩猎者和采集者中间,最令人兴奋的是……龚布须曼人,”科学,Vol.182 (1973), pp.301 - 303。
④See Jean-Paul Sartre's well-know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the existence of others in Being and Nothingnes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6), particularly the section called "The Look,"pp.340-400.
参见让-保罗·萨特著名的《存在与虚无中他人的存在问题分析》(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1966年),特别是“外观”一章,340-400页
所有的人尽管程度不同,情况不同,都需要过他的隐居生活。密集的情况使他不易逃避别人的耳目,因而不能发展一种自我的意识
密集居住和隐私生活具有一种物质条件:它们受物质空间和人口数字的影响。它们又有一种生物条件:在某种密度以上,在特定的条件下,出现生物的压力指标。它们有一种显著人文条件,这种人文条件要求我们懂得文化,但又不受文化思想的限制,因为不论有没有文化,人们有时在他的同类之中苦于孤单,感到寂寞。密集又意味着什么呢?当人们仅有立锥之地时,他们之间还能开展智慧和亲切的空间,因之称之为密集是不确当的。另一方面,仇恨产生一种窒息感,使世界变得狭小,而物质空间对此却无能为力
4)生活与经济
一个动物的活动可以看作是为了保存它的种属。它和其他有机物的关系以及它在环境中的行为是官能性的,就如一个单独的有机体内的生活结构和心理过程是官能性的一样;动物的生活大多是不经济的。园丁鸟(Bowerbird)的舞蹈和白蚁的建筑楼房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精神游戏。它们只是服务于生物生命的本能动作。这些被公认的生物例证常常被引用到人类的世界中来,但对比之下,所有的人生活动却是经济的和官能的,因为人生活动维持着某种社会制度,而人不能在社会制度之外生活,不论是崇拜圣牛或是宗教上的牺牲礼节,它们都产生重要的经济后果,因此它们并不在经济原理之外。人文主义者在经济生活上的观点可以表明在下面两个问题的答案中:
第一,维持生命的活动生命这两个名词是什么意义?
第二,人们能区别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到何等程度?
现在谈第一个问题。在动物世界中,一切活动都被认为是以保全生命为目的的,但在人类世界中,生命的需求仅仅化去人的精力的一部分,即使在最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也是如此。人类生活并不仅限于维持一个人群的生命。至于生活一词是人类最早采用的。这个词用得好,因为即使在最原始的居民中,谋求生活也是带有非动物的目的与价值的色彩的。在进步社会里,许多经济运动的非动物色彩就更为显著。例如,生产军火是一项经济活动,它为许多工人提供了职业,但它对延续种族生存的作用就大成问题了。从生命增殖的观点看,军火制造业是人类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生命中的一切方面的不切实际的积极性是人文主义者磨坊里的碾谷。
再谈第二个问题。把经济和非经济活动区别开来的能力意味着对生活的一种世俗的和实用主义的态度。现代人是实用主义的,但在集中注意于实质酬劳方面却不限于现代人。部落文化集迷信主义、唯物主义和崇拜鬼神的大成。生活中的经济意义和对于生产及物质交换的努力,其敏锐性在各个社会之间和一个社会之内都是不相同的。
①A.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New York: Atheneum,1967); and J. Plant,"Some Psychiatric Aspects of Crowded Living Condi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9(1930), pp.849-860.
A.F.Westin《隐私和自由》(纽约:Atheneum,1967年);和J.Plant《拥挤生活条件的一些精神病学方面》,《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第9卷(1930),第849至860页。
②O.F. Bollnow,"Lived-Space,"in N. Lawrence and D.O' Connor, eds., Readings in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1967), pp.185-186.
O.F. Bollnow,《生活空间》,载于N. Lawrence和d.o'connor,编辑,《存在现象学的读本》(恩格尔伍德悬崖:普伦提斯-霍尔,1967年),第185-186页。
③ I put in the qualifier"almost"advisedly.The Cambridge economist Joan Robinson wrote:"Non-Economic Activity is not unknown amongst animals. The pelicans, whose economic life is all at water level, send time soaring high in the air in the company of cranes.The elaboration of the dominance system amongst many species seem to be greater than is necessary for social discipline-it gives the creatures,so to say,an object in life beyond merely keeping alive."Joan Robinson, Freedom and Necess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2),p.24.
我加了个限定词“几乎”。剑桥经济学家Joan Robinson写道:“非经济活动在动物中并不陌生。鹈鹕的经济生活都在水平面上,在鹤的陪伴下,它们的时间在空中飞升。在许多物种中,对支配系统的阐述似乎比社会学科所需要的要多,它给了生物,所以可以说,生活中的一个物体,不仅仅是维持生命。《Joan Robinson,自由与必要性:社会研究入门》(伦敦:George Allen,1972),P.24。
④The social scientist is tempted to exaggerate the way in which various human activities are related.As Ernest Gellner put it:"More merit attaches to showing that a feud really contributions to the coherence of the group,or that the religious ritual has important economic consequences,etc,than to saying that the overtly or apparently economic really is such, or that the apparently pointless ritual really has no point at all."Ernest Gellner, Cause and Mean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89.
社会科学家很想夸大各种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人民所说:“更值得高度显示不和真正贡献群体的一致性,或宗教仪式的重要的经济后果,等等,而不是说,公开的或明显的经济真的是这样,或者显然毫无意义的仪式真的毫无意义。”《社会科学的原因与意义》(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73),第89页
③ Richard B. Lee,"What Hunters Do for a Living, or, How to Make out on Scarce Resources,"in Richard B. Lee and Irven De Vore, eds., Man the Hunter(Chicago: Aldine,1968), pp.30-48; and Marshall Sahlins,"Notes on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ibid., pp.85-89.
理查德·b·李,“猎人是如何谋生的,或者,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理查德·b·李和欧文·德·沃尔合编。《猎人》(Man the Hunter,芝加哥:Aldine,1968),第30-48页;马歇尔·萨林斯,《原始富裕社会笔记》同上。pp.85 - 89
⑥Mary Douglass,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New York: Panteon,1970),p.x.
玛丽·道格拉斯,《自然符号:宇宙学的探索》(纽约:潘顿出版社,1970年),p.x.
经济力量,不管人们承认它们与否,总是在起作用。但是,意识在选择决策从而对经济制度的功能方面也起作用。我们可以问:非洲的不定期市场上的商人知道什么是经济学么?一些人无疑地比另一些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片面的差异的知识又如何影响市场地理?人们根据他所具有的知识进行活动。这种知识可能接受智慧,或者在抉择的另一极端上,它是电脑化的经济分析的结果。职业性的规划工作或和普遍人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手边具有或声称具有最清楚的知识体系。规划人员,职业性也好非职业性也好,在决策上利用经济理论和事实到何种程度?结果好不好?这些问题在小到家庭计划大到国家的商业中心计划中都存在。一般说来,真实的或虚假的知识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就是人文主义工作的核心问题
5)宗教
宗教在一切文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的。它似乎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征。在宗教上,人类和其他动物完全不同。人文主义的观点又如何体现在宗教地理上呢?这个领域由于缺少对所要了解的现象作出一个必要的定义而被弄乱了。对仓库和房屋形式的研究是文化地理,但对教堂和寺院的研究似乎应该属于宗教地理。为什么在造坟墓时看风水的技术不能作为应用地理学或测量学的一个分支呢?这是不是因为占卜风水所用的方法在西方学者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如此荒诞,从而被认为是宗教的原故呢?这种在选题上如此缺乏核心,又如此伪造的领域是不可能希望成为成熟的知识的。
当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研究宗教时,首先要问宗教是什么意义?知道了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那它和其他意识又有什么不同?宗教一词是从拉丁文religare变化出来的,它的含义是重新结合,意即把自己紧紧地结合到一系列的信仰、信念或道德;更广义地说,宗教信徒是在自己的世界追求协调与结合的人,而一种宗教文化是具有一种内容明确的世界观的文化,宗教信仰就是把事物结合在一起。结合什么事物呢?这个什么是神学家所说的最终归宿,它在各个民族之间是不同的。最终归宿是以一系列联结某种世界观成分的信仰或中心原则为轴心的充满激情的表现。其中心原则可能是上帝,信仰上帝有灵验它是一种社会的或生态的道德,或是一种正义或历史概念。这样看来,佛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宗教,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也和不可知论的儒教一样,都是宗教。从个人来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阿奎纳斯(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圣多明尼克教派僧侣,神学家和哲学家。经院哲学杰出代表,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应用于基督神学。他的名著是《神学大全》(1266-1273年)。一汤茂林注)一样都是教徒,他们的中心原则不同,但他们研究宇宙意义的热诚是一样的。
如果把宗教广泛地理解为一种结合和意识,那末,所有的人都是教徒。宗教冲动的力量在各种文化间极不相同,也人人不同。一个非宗教的文化或人被说成是凡俗。所谓凡俗意味着一种文化或一个人的宗教冲动力已减小到最低限度。一个凡俗而庸庸碌碌的人并不按照不可动摇的原则办事,他的行动是特别的,是以一时的需要与条件为依据的。他并不感到有必要在一个较大的体系中去统一他的经验和知识。他有许多短暂的打算;但没有最终的目标。现代的技术社会是凡俗的,因为它的方向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它的成员并不认可任何权威性的世界观。但是,把现代工业社会和庸俗的世界观等同起来是不对的。有些无知的人民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能玩魔术,而魔术则主要是谋求有限目的的一种技术,它和任何宗教思想无关。人文主义对宗教的处理将需要我们去区别人类要求结合的愿望的差异性,并指出这些差异性又如何在时空的结构中和在对自然的态度中的反映。
历史的与区域的
从上以述,可见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任务是完全可以系统地处理的。事实上,它们需要应用系统的、概念的和比较的方法。那末,在人文主义工作中历史地理区域地理又占什么地位呢?
如果历史是人文学科中的一根支柱,那么历史的地理应当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支柱。但是这种对比易引起误解,因为历史的三字不是历史一词的形容词。这两个词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历史讲的是事实,没有事实就没有历史,而历史的则是讲的过去,它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历史的地理学可能是过去某一地区的土地利用或聚落地理,也可能是评述这些过去的过程。事实本身,当它们直接地或明确地影响地球表面时,是重要的。有了这个指标,加利福尼亚的历史的地理必需包括黄金潮。欧洲的历史的地理却不需要讲什么法国革命,即使法国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吧。因为它对地方模式不起什么直接影响。用景观上的自然变化来衡量一个人文事实的重要性是把自然地理作为模型。历史的地理可以和人文的目标离题甚远。对地理者说来,历史和地理仅仅在大规模移民的研究中才相互结合。居民的大量移殖,例如对新大陆的移民是件重要事情,地理学者要研究它,但当一旦土地已经被定居下来时,除了那些显著改变景观的现象以外,它们在人文上的首创精神已经丧失其意义。美国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可是历史的地理学者对此却很少加以注意。
历史的地理学中的人文因素常常是不多的。但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显然需要历史和历史的地理学知识。人有历史,其他动物就没有。历史不仅是事实的过程,它们对人群记忆的有意识的重建是为了现时代的目的。这样说来,历史在领域和地方的人文意识上起重要作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美国西部就是例证。魁北克省的过去形成了它的今天,历史曾给这个省形成了显著的景观与文化。人文学者应知道这省的过去事实,但是过去的事实却不决定它的现状。它的现状是魁北克人对他们的过去通过选择来创造的。从重新编成的历史意义上,过去是锻造国民意识和理想的兵工厂。新编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它只须真实性的外表。美国西部使我们想起了这地方的普遍印象并不是根据精确的历史知识来的。
成功地抓住了一个地方的本质的区域地理,是一项艺术工作。描述一个区域和描绘一个人像一样难,但其组合却是多样化的。一个人是它的生命、它的环境和他过去的偶遇的影响,以及他如何去看世界,又如何去下决心去造成的一个公众的印象。地方的同一性在于它的特征、它的历史以及其居民如何利用它的过去来培育区域的意识。艺术讲究细节,它是高度精专的,但却给人带来普遍性的印象。一个村庄可以看作是一个微小的宇宙。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市镇中的生活是一个特定地方的所有具体事实的总和,但是让有才华的人们来描述它时,它似乎总显眼在人文性质和人文情况方面。
对一个区域的生动描述可能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最高成就,但艺术上的成功却是没有止境的。如果限于创造艺术品,人文主义地理学将是一个力求完美的顾问。这里,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所拟的论题不需要统一的见解或最高级的综合能力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能被系统地发掘。
风险与机会
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以其意识和智慧为焦点要冒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进行设计和决策,谋求精神和行为之间的和谐,以及当为有意识的目标指导行动时一开始就予以过多的注意。
1)进行设计
即考虑建立结构。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看到在建筑摩天大楼的脚手架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人。每一周楼房加高了一层,最后完工了。人文主义者把这座最后建成的大厦看作是某些人头脑中的一设计完全实现了。例如,工人们似乎确切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是更可能的是每个工人只知道他自己的一部分工作和他最接近的同事们的工作。没有一个工人的头脑里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即使工头或总建设师也不例外。知识到处是零星的,但大厦终于建成了。它以一个完整又具有充分功能的单元存在着。
以一个中心城市环绕着较小聚落的一个简单的城市系统为例。一个人文主义者看到这个系统就知道这是原先在一个总设计师头脑中,后来照样完成的一个设计。事实上,虽然能详细地设计这样一个系统,许多城市网仍然是非整体性的个人决策的许多成果。他们的整体设计大抵是用集体经济力量来完成的。一个科学家往往看出人文模式的出现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相反,一个人文主义者却是倾向于仅仅在客观力量起作用的地方去观察意愿。描述一片雪花式样的设计将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是一种科学家们在他们不谨慎的时候也容易说出的话。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机会在于认识了这种风险,在于冒着风险去探问智慧和设计在于进入创设不同大小的人文环境的程度。
2)精神(Mind思想)与行为
科学家和文学家都注意到精神和行为之间的协调,注意到一个人的言行之间,信仰和工作之间的协调。承认了协调,一个科学家就不需要去研究语言化的态度,因为他在必要时能从观察到行动上推断出这种态度。一个有咬文嚼字的人文学者总是留意语言化的态度,特别是那些浸在文学中的人们是采取这种做法的充分证据。当一个社会科学家用填表格的方法来调查人的态度时,他也认为所填写的意见是行动的良好指南。表达出来的信仰和行为常常是相互附合的,但它们有时也不一致。对人文主义来说,机会在于企图去深切地理解信仰、态度和概念的性质,它们有持有的力量,它们的传统矛盾和混淆,它们对行动的直接和间接
的影响。
3)开端
当一个人遇到新的挑战时,积极的计划是必要的,例如有了一个新的职业和邻居,他就必须决定住在那里,到那里去购物,他需要多少时间去上班等。大至一个民族的迁移,从甲地迁居到乙地,需要在起程以前和到达目的以后好好考虑,以适应新的环境。人文主义者在他有意识地达到其目的并在其行为上进行计划的时候,冒着对事情的开端十分注意的风险。他经常忘却:习惯统治着人的生活,并且当一旦建立了一种成功的移民方式时,它就继续保持下去。从客观上看,移民方式可能是复杂的,也是高度郑重的,实际上,它是在决策最少的停留中进行的。习惯是生物学上的适应,一项工作,一旦学会了,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执行,可以自由地想法子去发掘并应付新的挑战。一个人文主义者认识了在人生活动的一切范畴内的习惯势力以后,就更容易去欣赏创造力的重要性,更容易在有意识的思想指导下去欣赏打破习惯模式的能力。
①David Lowenthal,"ast Time,Present Place;Landscape and Meaning,"Geographical Review,Vol.65(1975),pp.1-36.
David Lowenthal,“过去的时间,现在的地点;景观与意义”,“地理评论”,第65卷(1975年),第1-36页。
② Herbert A.Simon identifies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behavior as a reflection primarily of the outer(artificial)environment;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Cambridge:MIT Press paperback edition,1970).
HerbertA.Simon认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主要是外部(人工)环境的反映;“人造科学”(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平装版,1970年)
和科学的关系
人文主义地理学严格地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科学上所形成的法则和规律像人生戏剧中的命运一样,是起作用的。人们服从自然和经济法则,不论他们承认它们与否;人们也是机遇的玩物。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必须要敏锐地注意对人类自由的制约。除非他知道动物的空间行为,他就不能区别在生物制约下的人生活动与凭决心和自由精神所进行的人生活动;除非他知道动物对拥挤作出什么反映,他就不能了解人类如何应付密集居住的问题,除非他知道一种经济的超人力量,他就不能估计人们的信仰和奋勇是在多少程度上建筑在错觉上。
人文地理学还有一个与科学更直接的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它的领域集中注意于人类的意识与智慧的质量上。人们如何获得空间技能与知识?他们又如何变得与地方发生感情?这些问题表明,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分担了发展中的心理学者的任务。他们的问题是相似的,虽然面对的现象的复杂性和大小不同。甚至它们的野外工作在具体观察个人行为的实际生活上也具有共同的技术。例如,在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著作中就包含着许多孩子在屋子内和院子内的游戏的详细记录。这些记载具有一个小说家的艺术上的复杂性和实质性
①For example, Jean Piaget and Barbel Inhelder,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Space (New York: Norton,1967).
例如,Jean Piaget和Barbel Inhelder,“儿童的空间概念”(纽约:Norton,1967年)。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科学的贡献在于它揭开了科学家只局限于他自己的概念框框之内而对之不予觉察的事物。这些事物包括人生经验和思想的性质与范围,一种感情的质和强度、价值与态度的矛盾与混淆、符号的性质与能力以及人生事实、志愿与抱负的特征等。一个社会科学家可能从阅读传记、历史、诗词和小说等人文作品而获益,但它们常常是结构太紧密、太专门化,以致不能提示研究的可能途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任务之一是作成一个明智的媒介人;他把那些被俘获在艺术中的经验金块取出来,把它们分解成可以系统排列的简单论题。一旦经验简化了,并给以一个明确的结构,它的组成成分就可以用科学解释了。
训练
一个气候学者的基本训练可以用明晰性和逻辑性来进行。那什么是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思想教育呢?自然地理学的基本基础知识、动物生态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概念是有用的。从这些领域中得来的事实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出发点,是加在个人身上的许多约束力的回忆。从生态学方面,他进一步学习了调查观察的技术人文主义地理学显然必须具有语言才能,并且不仅能满足于会写作文章,他还应该当意识到语言的感情、对这些关键字眼的混淆意义,例如性质(nature)与自然的(natural),行(doing)和知(knowing),平衡和发展,生命的质等,他必须对语言产生一种敏感性,从而他能在课本的字里行间阅读到和在谈话中听出那些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他应当熟读历史和富于想象力的文学。
一个气候学者不需要阅读很多科学的哲学也能把他的科学工作做得出色。相反,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则一定要对哲学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因为哲学提出了认识论中去求取真实世界的例证。哲学也提供一种可以把人文现象加以系统地评价的统一观点。科学家没有必要去强求一种观点或一种哲学框子。科学方法论才是这种观点和框架;它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并已在物质世界和抽象关系的领域中充分显示出它的用处,反之,人文学者就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于其目的的哲学。没有一种基本的观点,他的工作就失去意义。有某种观点虽然是承认了有所限制,却不是有了偏见。只有当我们对哲学的假说无知时,或在当我们坚持一种观点就是一整套系统时,偏见才会产生。
②"I feel that I can cooperate best by discussing what it is in ethology that could be of use to other behavioral sciences. What we ethologists do not want… is uncritical application of our results to man. Instead,I myself at least feel that it is our method of approach,our rationale,that we can offer,and also a little simple common sense,andfeel that it is our method of approach,our rationale,that we can offer,and also a little simple common sense,and discipleine."N. Tingergen,"On War and Peace in Animals and Man,"Science, Vol.160(1968),p.1412.
“我觉得我可以最好地合作,讨论行为学中哪些东西对其他行为科学有用。我们行为学家不希望…不对我们的研究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应用。”相反,我自己至少觉得,这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理由,我们可以提供,也有一点简单的常识,并认为这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理由,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常识和纪律。“论动物与人的战争与和平”,“科学”,第160卷(1968年),第1412页。
③Phenomenologists and philosophers concerned with the symbol have influenced my perspective on humanistic geography.A short list of names would include Maurice Merleau-Ponty, Ernst Cassirer, Susanne Langer, and Nelson Goodman.
与符号有关的现象学家和哲学家影响了我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看法,其中包括莫里斯·梅洛-庞蒂、恩斯特·卡西尔、苏珊娜·L。 愤怒还有纳尔逊·古德曼
用处
地理学提供有益的知识。它有益于国家的需要(斯特拉波语)。地理学者所收集的资料和各种地图确实可被巨大的机关服务,如果不是在斯特拉波时期,就是从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和大帝国的建立时起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巨大的机构都需要问有多少在那里的问题。政府为收集并整理统计资料的目的而设立机构。地理学者在他们绘制土地利用图和人口分布图时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④The Geograplhy of Strabo, Translated by H.L. Jones(London: Heinemann,1917), Vol.1, pp.16 and19.
《斯特拉波的大地引力》,H.L. Jones译(伦敦:海涅曼,1917),第1卷,第16页和第19页(360翻译)。
什么是用处?第一个指标是有酬劳。从定义上说,如果一项工作付以酬劳,就是有用处。第二个指标是它对人民的生活和土地有明显影响。第三个指标是人生的目的:如果这项工作对社会福利有所贡献,它就是有用的。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工作除了在慷慨的文艺学院内是很少被重视的,它在传统的官僚社会主义中没有确定的作用,因为整理大量统计资料不是他的特殊本领。一个人文学者对现实世界有什么用处呢?培养学生当然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从事教育工作也能启发心灵。实际上,人文学者按其对他人的影响说来,他在教室里反倒比在规划室里的抱实用主义的同行们更为有用。累积资料不足以证明它有用,成吨的土地利用图,建设公园及休养地的报告,城市和国家规划书等从来没有见过天日!在规划桌上拟出来的美梦经常是短命的,它被送到档案馆内,在那里被埋葬起来。
一个人文地理学者如何为人类谋福利,例如在设计一个较好的自然环境方面?他的科学同行们能建议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运输系统或为设立新工业和污物工厂找到理想的地点。人文主义者做些什么呢?一般说来,人文主义者的能力在于他们能解释人生经验的矛盾性,两可性和复杂性。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他的主要作用是弄清在有关空间和地方方面的概念、符号和抱负的意义。这里有一个暗示可以说明他能做些什么。人对自然环境的反映是由文化来作媒介的,而文化是被人感觉到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文主义者的功能之一是去评价一种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他应当能够向规划者们建议;某些文化中,人民宁愿居住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们应当能够提醒人民:尽管居住在一起有好处,但它是要化一定的人生代价来换取的。人文主义者将说明;地方为什么是个人所共有的感觉,是一个和区位与自然环境一样的概念。他能指出加强地方意识的方法。
虽然人文主义们能够提倡某些可能服务,但他们永远不能真正地普及。其理由不仅是简单地因为它不如自然环境那样在直接影响上较为明显,更基本的理由在于很少人愿意去深深地探索它们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是人文学者工作的主要报酬,它常常在西方文化中被怀疑。就以创造一种地方意识者国家特征这个问题来看吧,在这项工作中,它有助于用麦迪逊林荫大道的技术去突出一个地方的形象。在一个更深的水平上,它有助于人民用历史的炫耀和咖啡桌上的书本去点燃一种对他们自己过去经历的意识。在追索这种经历方面是没有止境的。就像一个人的过去是埋葬的骨骸一样,人民的历史更是如此。一个人文学者在开始告诉他的邻居如何去美化他的形象时,他就失去了他的顾客,因为他把他们的复杂而并不经常是体面的过去暴露出来了。
结尾:威廉·洪堡
人文主义者经受过批判与反省。地理事实世界不仅包括着气候,农田、聚落和国家,也包括地理情操,概念和理论。一个人文学者瞻望这一世界的事实并询问它是什么意义?它对我们自己是什么说的?作为一种职业,地理学者重视反省。像我们伟大先驱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dotdt)一样,我们都是外倾性的人。我们的宝贵的品质和缺点是乱冲乱撞,不考虑为什么,就去做事。这篇文章的一个合适的结论是亚历山大,洪堡的哥哥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对他的弟弟的讽刺性批评。这个批评是不公正的,就像一个献身于人文学的人或科学者往往会对和自己持不同的热情的人持不公平的态度一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震动了我们的自满情绪,它们给了我们一个讯息。这个批评是这样说的:
你们知道亚历山大先生的观点。他们这批人的观点永远和我们的不一样,虽然我很爱他。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十分可笑。我总是让他讲,让他自由自在。因为首先我们间的一切原则基础就是完全不同的,争执又有什么用呢!亚历山大不仅有杰出的学识和真实的全面的观点,并且不无非常可爱的性格:热心、乐于助人,富于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他所缺少的是一种对自己的恬静的满足和思索。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了解别人,虽然他常常和某些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甚至让自己去偏爱他们的感情。他不爱艺术,虽然他完全懂得艺术的全部技巧,自己还是一个很好的画家;他也不懂得人的秉性——这对他说来是一句大胆的可怕的话——虽然他每天在自然科学中作出重要的发现。”①
①Wilhelm von Humboldt,Humanist without Portfolio,translated by Marianne Cowa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3),p.407.见威廉·冯洪堡:《没有官职的人文学者》一书第407页。此文由玛丽安娜·科恩(Marianne Cowan)译成英文,1963年美国底特律州韦思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

[附李旭旦译注]
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地理学者协会会刊1976年第66卷第2期上。译者早已读过,但那时候并没有完全读懂。这次把它再读一遍,并特地费劲把它翻译出来,是想供同志们在讨论中作参考的。
Humanistic Geography(今暂译作人文主义地理学)和Human Geography(人文地理学)是两回事。Human Geography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和Physical Geography对应的。把地理学分成自然和人文两个大支是地理学者的传统,在苏联则把人文地理学称为社会地理学或社会经济地理学。目前,在西方有些人,如本文原作者等把科学分成三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从而也把地理学分成三大门;即自然地理学,社会经济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这样,Human Geography和Humanistic Geography就成了两个不同的学科了。这是一种新的提法。段义孚教授的这篇文章就是把Humanistic Geography放在人文科学的范畴之内讲的,他把这门学科看作是以人的“地方”意识作为研究目的的。
至于人文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性质、目的、任务和内容有什么不同,就大有商椎的必要。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没有必要去提倡人文主义地理学?它是否能为马列主义哲学所认可?都是值得研究的。
如果对人文主义地理学感兴趣的话,还可阅读以下文献:
1.David Ley and Marwyn Samuels:《Humanistic Geographyrospects and Problems》一书,1978年。
DavidLey和MarwynSamuels:“人文地理学:前景与问题”,一书,1978年。
2.J.N. Entrikin: Contemporary Humanism in Geography, Annals of A.A.G., vol.66,1976,615-632.
J.N.Entrikin:地理学中的当代人文主义,“A.G.年鉴”,第66卷,1976年,615-632页
3. Leonard Guelke. An idealist alternative in human geography, Annals of A.4.G, vol.64,1974,193-202.
莱纳德·盖尔克。人文地理学中的理想主义选择,“A.4.G年鉴”,第64卷,1974年,193-202页
4.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Progress in Geography, vol.6,1974,213-252.
段义孚空间与场所:人文视角,地理进展,第6卷,1974年,213-252
5.同上:Place: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Geographical Review,vol.65,1975,151-165.
地点:体验视角,地理评论,卷65,1975,151-165
6.A.H.Clask: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a humanistic element in human6.A.H.Clask: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a humanistic element in human geography,密执安大学为纪念那样五十周年出版的地理系集刊,1977,3-26页。
总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人文因素大于人文要素。克拉斯克: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人文元素。
7.J.K.Wright:Human Nature in Geography,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p.83.
J.K.Wright:地理学中的人性,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83页
8.Daid Harvey:explanation in Geography.London:Edward Arnold,1969,191-229.
“大地解释”,伦敦:爱德华·阿诺德,1969,191-229。
9.Richard Peet:不平等和贫穷: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地理学理论(lnequality and poverty.A9.Richard Peet:不平等和贫穷: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地理学理论(lnequality and poverty.A Marxist geographic theory),Annals ofA.A.G,vol.65,1975,564-71.
理查德·佩特:不平等和贫穷: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地理学理论(贫困与贫困)。9.理查德·佩特:不平等和贫穷: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地理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A.G.年鉴”,第65卷,1975年,第564-71卷。
10.Harold Brookfielduestions on the human frontiers of geography,Economic Geography,vol.40,1964,283-303.
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地理学的人文前沿问题”,“经济地理学”,第40卷,1964年,283-303页
11.Marwyn S.Samuels:个人与景观:对中国的和毛泽东的思想(Individual and Landscape:Thoughts on China and the Tao of Mao),见Hunanistic Geography一书,第18章,283-296页。
MarwynS.Samuels:个人与景观:对中国的和毛的思想(个人与景观:中国思想与毛之道),见Hunantic地理一书,第18章,283-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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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08:55: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1-4 12:10 编辑

人本主义
是德文Anthropologismus的意译,又译人本学。希腊文词源antropos和logos,意为人和学说。通常指人本学,是一种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人的形而上学学说。以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及之后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费尔巴哈拒绝唯物主义,避免采用甚至反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因而将自己的哲学称作人本主义或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

人本主义心理学和我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流行的观点是着重中西文化历史发展的不同。但从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看,从哲学和科学都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看,中西文化的发展是否也有趋同的一面呢?
我国和西方也有一些学者曾着重指出过这一点。不同与同都有重要的含意。有所不同,双方才有相互学习的必要;有趋同的一面才有共同的基础,才能增强相互学习的信心和愿望。
由本性的同到后来分化的不同再到当代的趋同,这似乎是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总体的必然发展规律。因此,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这一规律已体现在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趋向中。人本心理学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新发展,它和我国古代文化有不同的传统,但西方文明 [1]  发展到今天,它和我国古代文化趋同的一面又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这已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向。
我国古代文化出彩的作品和思想很多,其中老子的道家思想《道德经》、孔子的儒家思想《论语》在世界上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当代西方人本心理学培训的理论中不仅有一些观点和我国古代文化中的观点趋同,而且它所引起的各派人性论之争的总体结构也似乎是我国古代哲学百家争鸣在当代水平上的再版。
这当然不是说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在走我国传统文化的老路。我们既要看到人类文明发展有趋同的一面,又要看到中西文明发展有不同的一面。但不同是同中的不同,同是不同中的趋同。

“当我看着这个世界时,我是悲观主义者;当我审视这世界的人们时,我是乐观主义者。”——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右图为罗杰斯)。


在人本主义之前,心理学领域中占主导的人性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人主要受性本能和攻击本能控制;另一种观点来源于行为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人看做较大、较复杂的老鼠——人与老鼠一样,只是对环境中的刺激作出反应,其中并没有任何主观的控制。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人性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自由意志人的价值等。
人本主义的理论与人性理论的观点不同,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有时会对环境中的刺激自动地作出反应,有时会受制于本能,但我们有自由意志,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目的和行动方向。
人本主义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the third force)。上世纪60年代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言论自由的时代背景,为人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基础。1967年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人物亚伯拉罕·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说明了心理学的人本主义思想已经被众人所接受。
车尔尼雪夫斯基将他的唯物主义学说称作人本主义,并把其哲学著作命名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反对把灵魂和肉体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反对把灵魂看作第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所指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人
,而不是社会的人。他没有联系具体历史、社会实践来研究人,因而看不到人的社会性。

现代哲学中,人本主义一词被某些哲学家运用。如德国现象学者谢勒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克拉格斯,人本主义是以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为对象的人本学或性格学。他们的“人本主义”是一种宣扬非理性主义种族主义的理论。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当代西方心理学中的一种革新运动。60年代初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成立后,这一运动有较大发展,1971年在荷兰举行过国际会议,影响扩及欧洲和亚洲。

定义
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之前,欧洲有一批心理学家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非常一致,他们被冠以“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称号。他们以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萨特等的学说为基础,发展他们的心理学理论。这些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包括宾斯万格、弗兰克尔罗洛·梅等人。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焦点是解决存在的焦虑,解决个人因为生活没有意义而产生的惊慌、恐惧感,治疗一般包括通过强调自由选择,以及建立一种可以减轻空虚、焦虑和烦恼的生活方式,培养对人生的更加成熟的态度。
存在主义哲学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一些美国心理学家的观点。卡尔·罗杰斯便是其中之一。但同时罗杰斯也渐渐意识到,早期的利用存在主义而做的心理治疗并不能替患者决定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去解决。另外一位被影响到的亚伯拉罕·马斯洛则说,我们需要一种科学的,比存在主义更加有证明力的心理学去“思考那些一直由非科学家解决的问题——宗教、诗歌、价值观、哲学和艺术。”
建立一个新的心理学流派去理解人类行为,便成为罗杰斯马斯洛毕生的工作——这便是早期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雏形
至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人本主义理论的定义。这种现象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尤为突出,在当时,似乎每个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人本主义”的,并努力使自己的理论普及。结果人本主义成了一种热门理论,似乎它能包治百病。近年来,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不再像以往那样流行,对人本主义理论的宣扬也变少了,但还是有不少心理学者认为自己属于这一流派。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别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是否属于人本主义的范畴,但是一般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核心内容有四个方面:
(1)、强调人的责任;
(2)、强调“此时此地”;
(3)、从现象学角度看个体;
(4)、强调人的成长。

观点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应着重研究人的价值和人格发展,他们既反对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把意识经验还原为基本驱力或防御机制,又反对行为把意识看作是行为的副现象。关于人的价值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大都同意柏拉图卢梭的理想主义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恶是环境影响下的派生现象,因而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提高的,理想社会是可能的。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他们继承了19世纪末W·狄尔泰和M·韦特海默的传统,主张正确对待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反对用原子物理学和动物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人类心理,主张以整体论取代还原论。
以下简要概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1、人的责任;
人们自己最终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这就是人本主义人格理论的基础,它能说明我们为什么经常说“我不得不”这句话,例如“我不得不去上班”、“我不得不去洗澡”、“我不得不听老板的调遣”等。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做这些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不做任何事情。在特定的时刻,行为只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弗洛依德行为主义把人说成是无法自我控制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则与之相反,他们把人看做是自己生活的主动构建者,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如果不能改变,只是因为身体上有局限。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的主要目标,就是使来访者认识到他们有能力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正如弗洛姆所说,有许多自由是可怕的。
2、此时此刻
生活中总有很多怀旧或无法自拔于过去的人,他们常常追忆往昔的美好时光,或是反复体验以往尴尬的遭遇或是痛苦的失恋。也有一些人总是在计划将来的日子,而不顾眼前的生活。从一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角度,每天的怀旧或是白日梦使你失去了N分钟的时间,你本应该享用这N分钟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欣赏日落或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根据人本主义的观点,只有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去生活,我们才能成为真正完善的人。只有生活在此时此刻,人才能充分享受生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会常常告诫你“今天是你剩余生命里的第一天”。
3、个体的现象学;
人本 主义心理学认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他们鼓励自己能够克服自己所遇到的暂时的困境。
4、人的成长
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让所有需要立刻得到满足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当人们眼前的全部需要得到满足后,他们不会感到满意或幸福,而要得到满意或幸福则是永远地积极地寻求发展,这就是人的“自我完善”。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除非有困难阻碍我们,我们会不断朝着这种满意状态。
人本主义治疗师允许来访者自己克服困难,继续成长。

发起人
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一种运动是由许多具有类似观点的心理学者共同发起的,主要有:人格心理学奥尔波特、默里、墨菲新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弗罗姆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梅;机体论者戈尔德施泰因发展心理学比勒、布根塔;比较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马斯洛;心理咨询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斯等。其中马斯洛、罗杰斯和梅是这一运动公认的领袖人物。

兴起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有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二三十年代美国人格心理学、新精神分析和机体论的研究是早期的理论准备。奥尔波特指出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每一成人都不同于他人而以他自身独特的内在和谐方式对待世界,这一看法和排除意识经验的行为主义理论直接对立。以人格理论为基础,奥尔波特后来成为创立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的关键人物,这为学院中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分立创造了条件。默里和墨菲这一时期也有重要的人格理论著作发表,他们把人格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为人本主义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霍妮、弗罗姆不同意弗洛伊德夸大性因素的作用,把美国工业社会发展中引起的社会问题看作是导致精神障碍的社会因素,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传统精神分析的主要分歧之一。1939年戈尔德施泰因《机体论》的发表,被认为是该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即自我实现论的基石,他第一次从机体潜能的发挥出发论述自我实现,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加强了这一本来是由哲学提出的概念。

代表作
第一批系统讨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作是在四五十年代陆续发表的,其中主要有:马斯洛的《人类动机论》(1943)、《动机和人格》(1954);罗杰斯的《患者中心疗法》(1951)、《论人的成长》(1961);及梅主编的《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的新角度》(1959)。马斯洛提出,人的需要和动机是一种层级结构,高级动机的出现有赖于低级需要的满足。他并用比较心理学的资料论证,不论低级或高级的基本需要和动机都具有本能的或者说是类似本能的性质,即都有自发追求满足的倾向,而高级的需要和动机如友爱、认知、审美和创造的满足,即人的价值的实现或人性的自我实现。罗杰斯以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经验论证了人的内在建设性倾向,认为这种内在倾向虽然会受到环境条件的作用而发生障碍,但能通过医师对患者的无条件关怀、移情理解和积极诱导使障碍消除而恢复心理健康。他并把这一理论用于教育改革,强调教育中建立师生亲密关系和依靠学生自我指导能力的重要性。梅把欧洲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引入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处境虽然带有悲剧的性质,但能通过勇气的培养、焦虑的克服和自我的选择趋向光明的未来。

发展
80年代以来,人本主义运动进一步深化。其内部以马斯洛和罗杰斯为一方的自我实现说和以梅及其他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为另一方的自我选择说,在马斯洛逝世以后梅和罗杰斯关于人性问题开始了公开辩论,梅不同意罗杰斯关于恶是环境造成的说法,他认为恶和善都存在于人的本性中,都是人的潜能,不正视恶的问题对人本主义运动有很深的、有害的影响。
此外,代表人本主义心理学主流的自我实现理论也有不同的发展趋向。罗杰斯一派仍坚持以个体心理为中心的研究,但另一些人已开始研究超个人的心理学,探讨个体意识如何超越自身而同广阔的世界相融合。
最后是方法论的建设。马斯洛曾提出,传统的科学方法不足以解决人类心理的复杂问题,人本主义方法论不排除传统的科学方法而是扩大科学研究的范围,以解决过去一直排除在心理研究范围之外的人类信念和价值问题。70年代末已出现一种以科学方法论加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尝试,代表人物是里奇克,他认为人本主义重新把目的论引进心理学是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但必须以辩证方法和严密逻辑增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科学性才能完成这一转变。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不仅经历了国际上社会主义制度蓬勃发展的时期,包括反法西斯大战中苏联的胜利和战后中国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且看到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苏联的斯大林问题和我国反右中出现的问题。
这位左翼的人本论者在推崇马克思人道主义观点的同时,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体制是否能促进丰满人性的实现也产生了怀疑和忧虑。
大多数人本论者虽然一般不讨论社会制度的问题,但都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重视人格和个性的发展,主张社会改革、管理、教育和心理治疗应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基础。
当人类迈着矫健的步伐向21世纪挺进的时候,如果回顾一下往昔,人人都将惊讶今日世界变化之大。但人自身内部的变化又如何呢?
人的认识能力显然已有很大提高,人似乎变得无比地聪明了。这主要表现在人对外部世界认识清楚得多了。但对人自身内部问题的认识似乎并不那么清楚,人对自己的感情和德性更缺乏科学的理解,缺乏控制自己盲目冲动的能力。以至当代人类的伎使者也难免会犯很大的错误。人自身内部的变化与外部世界的变化相比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这里所说的人类自身内部的建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它曾经是哲学、伦理学和社会科学讨论的问题,现在也已经成为心理机构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探讨的问题。





目录
1 词语概念
2 艺术特征
3 简介
4 西方人文主义
▪ 内涵
▪ 发展与不足
▪ 简要历程
5 辩证性评价
6 人文主义特点
7 人文主义宗教


词语概念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或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周易贲卦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为万物之灵,应致力于文明的进步,发扬人性,发挥人力,拥护人权,培养人格。中国之人文主义,应推孔子之学说,“孔子首先肯定人在宇宙中最高贵的东西。我是人,惟有人有‘我’的自觉。…其精义所在,则为特别提出一个‘仁’字,作为奠定人伦基础和道德规范,故曰‘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举凡一切可以使人成为更完美的说法,便是人文主义;讨论使人成为更完美的思想,便是人文思想。”“孔子之人格,在于高明与博厚。孔子之真诚恻怛,一面如天之高明,一面如地之博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切无我无私之精神,岂能外于是?‘默而识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切天人合一之精神,岂能外于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一切仁以为己任之精神,岂能外于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一种对历史文化之使命感、责任感,何以过之!”---兹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文集“人文主义”。
艺术特征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因素结合:表现人物激情,侧重道德心理刻画:采用民族语音写作,各国民族文学诞生:创造新体裁,流浪汉小说。
简介
人文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它来自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词了。德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人类统称为Humanity,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称他们自己为humanista。而Humanism这个词却一直到1808年才出现。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而作为历史概念的人文主义,则指在欧洲历史和哲学史中主要被用来描述14到16世纪间较中世纪比较先进的思想。一般来说今天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里文化和社会上的变化称为文艺复兴,而将教育上的变化运动称为人文主义。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为许多不同的人称自己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义观念互相之间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学派中都有人文主义的派别。甚至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今天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思想流式。那时的人文主义当然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非常不一样。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而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则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时期科学被看作思想的根本。
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和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对人文主义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容忍、无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原则。
西方人文主义
内涵
根据前面的疏解,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特点和功效容有差异,然其所以成立的机缘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便是唐君毅所说的都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而决不是从人自身的觉悟而进入。这两种进路,前者取外在的反显观解进入人文主义,后者取内在的主体证悟进入人文主义。前者不能开“道德主体”之门;后者可以开“道德主体”之门。但真正的人文主义,唯有开“道德主体”之门,才能臻于综摄的笼罩形态,而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则。因此,始终未能叩开“道德主体”之门,为西方人文主义各阶段的最大特点,也是形成其限制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人文主义之所以不能打开道德的主体之门,这与西方
人文主义法学思潮
人文主义法学思潮
文化中的思考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前面说过,西方文化是以“神本”或“物本”占统治地位。就“神本”来说,这是要拉空甚至撤消人的主体性,把一切都交付于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在宗教上越虔诚,便越是要消解掉自己的主体性,“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在这里,当然不存在打开主体的问题;再就“物本”来说,西方文化的心思全在把握外物之理上,这样,以客体为主而欲把握其理,则主体方面最当行的机能便是“理智”,理智执持外物转而活动。主体若只限于执持外物而转的理智上,至多只能尽观察、分析、推理之能事。并不能打开主体之门,超越地分析、批判主体的各种能力。故主体之门在“物本”这里依然是闭锁的。但就西方的人文主义而言,虽然其信奉着叫嚣着要回到“人本”,然而从最终的实践结果来看,如前所述,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人本”,或者说,并没有真正打开“人”这个“本”。就其所呈现的人文主义的形态来看,实际上依然是停留在“物本”上,至多只是一种特殊的“物本”。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人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本”,这当然也就不能开启“人”这个主体之门了。这样看来,无论“神本”、“物本”,还是所谓的“人本”,都是站在“客体”方面而有所成,并不能收拢回来站在“主体”方面,叩开主体之门以见其所成。在西方文化中,真正能触及主体之门的是作为启蒙思想的完成者和克服者的康德。康德从客体方面收拢回来,以三大批判分别透显主体在成就知识、道德和审美三个方面的能力。他在这三个方面的哥白尼式的回转,使得他不但在启蒙思想所提出的“抽象知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透显了知性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完成者。而且进一步检定了知性主体的限度,从而更进一步地透显出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克服者。但是,康德毕竟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之透显各种主体,乃是通过先验的批判,他要剔除内在于生命的存在感受,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哲学思考。此适合于讲批判哲学,但并不适合于讲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如前所言,必须内在于生命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而康德由先验批判而透显的主体,无法避免其抽象性,他所透显的各种主体,只是知识的逻辑圆满。也就是说,他只是把各种主体作为知识放在他的义理系统中予以解析,检定限度、厘清分际。这样,各种主体在康德那里,只是有概念性、形式化,故我们说康德只是“触”及了主体之门。
但人文主义要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则,就不能从康德的那种概念性的主体之门进入。因为概念都有一定的内涵和外延,这表示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生命领导原则的人文主义,不能有这种限制,它应该是“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这是现代新儒家对人文主义的基本看法。故唐君毅说:“人文主义不仅不会与一切含真理的“主义”相敌对,而且他(它)正当肯定在各种人类文化领域中之各种‘主义’相对的价值”。这就是说,真正的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来建构人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哲学学说之一,故应该综摄、消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问题是:人文主义的开启点在哪里呢?要找到这个开启点,这既不能取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所走的外在的反显观解之路,因为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人”这个主体之上;亦不能取康德的先验批判而透显各种主体之路,因为同样如前所述,这各种主体因其形式化与概念性的局限,并不能完成人文主义所本有的综摄、消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于其内的理想形态。这样,要找到人文主义的开启点,便只能走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的内省、内证之路。
人文主义文学薄伽丘
人文主义文学薄伽丘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中国文化就是要在人的具体生命中凸显出这个“几希”,以开启其内在于人的生命、生活的人文世界。这个“几希”既确保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并由此而开启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但这个“几希”并不同于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如歌德,借助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它是内在生命、生活而逆觉、证悟出的一个精神实体。这个精神实体可以就孟子的“性善论”而谓之“性体”,亦可以就王阳明的“良知说”而谓之“心体”,其实皆是一“道德的主体”。中国文化始终肯定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完全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体,只要去作操持涵养的工夫,则这个主体便自然会在生命境域里呈现。故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亦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在中国文化里,通过人格的修养工夫而呈现的道德主体(心体或性体),才是真正的”人之本”,人文世界即是由这个“本”所开启。正因为人文世界系由道德主体所开启,故它并不是一种义理系统,而是一种精神境界,乃至“强健”的生活态度(“强健”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这就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所能尽其意的了。所以唐君毅说:“将中国之人文主义译为Humanism时,在内涵上受了委屈。”中国的人文主义是在由道德主体所开启的精神境界中综摄一切真理,消融一切价值,即在这种精神境界的润泽中,一切真理与价值不至于发生偏执与流弊。这若借用庄子的话说,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
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为了救治文化上的偏执与流弊,外在地、对显地构造一义理系统,其结果是虽克服了此一偏执与流弊,却又不知不觉地催生了另一种偏执与流弊,个中的关键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文化的萌蘖点。以中国文化来说便是:道德的主体没有被打开,文化便不能依靠人自身的觉悟而臻大全。结果便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而不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中国的人文主义之所以能使一切调适而上遂,关键是它打开了一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故在这里的一切,可以“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何以能如此呢?乃是因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皆系这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依其自身觉悟所渐次开发出。这样,人类的文化成就便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主观建构,而系这个作为文化基点的道德主体质实地流出的。于此,牟宗三曾有一妙解。他认为,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所觉悟到的道德主体,它是一个圆轮,亦是一个中心点,或者说“道枢”,人若在此不能提挈得住而得其全,则这个圆轮亦可上下、内外、正负地开,此上下、内外、正负之开即是世间各种文化系统和哲学:
1、上下的开。道德的主体一旦成为生命的主宰,则上帝亦可内在化,人若不能随此的内在化而提升生命,则多从人的负面性(如罪恶)与有限性着眼而蛰伏于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的威权之下,此即是基督教的形态。
2、内外的开。道德主体本是“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这表明文化系由这个主体由内向外的开辟。但人若只站在外面的某一点,见其相对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由此而开展为文化或哲学。如:就宇宙论方面说,“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主义走,建立那客观建构的宇宙论”;就存有论方面说,“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的独立的存有本身之体回走,建立那客观自性的存有论。……面对实有而站出来,把自己掏空,一无本性,一无本质,然而完全服役于实有便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西方文化中的各式各态的宇宙论、存有论(或本体论)大约皆如此,这用《易经》的话说,便是“后天而奉天时”的开。然而这些各式的宇宙论、存有论(或本体论)若要寻求其最后的根据,必须克就道德主体,至“先天而天弗违”的合契,始能最后站得住足跟。
3、正负的开。从道德主体的践仁尽性达到圆熟之境,则一切平平,一切落实,即儒家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但人若在此平平落实处,只见到那形而下的器而胶着于事相上,则易从负面着眼,从“空”、“无”两方面来观察宇宙人生。从“无”方面说:“无”有那事相对事相的执着,人为造作的不自然,而超显那自然无为的境界,此即为道家;从“空”方面说:“空”却那事相缘起流转的自性而当体证空,此即为佛教。
最后,道德主体的践仁尽性而至圆熟平平之境,则“抬头举目浑全只是知体著见”,则是“天下归仁”。但人若在此提挈不住,不知是“知体著见”,而只见到“抬头举目”之生理活动,如是,只去研究这生理活动本身,此即为科学也。
以上所说,包括宗教、哲学和科学,均系于道德主体所开发出,这才真正尽了“人文主义之为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的全蕴,这才真正使人文主义成为一个综摄的系统,不与一切含真理与价值的文化相对立,并能使之调适而上遂,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领导原则。正因为如此,方可以说,要完成人文主义的全蕴,其唯一进路便是打开“道德主体”之门。
但上述牟宗三的分疏,完全是一种理论的解说,是就“道德主体”作为文化之本的义理解析。而人文主义,前文说过,必须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人的内在于生命、生活的质实的居间领域主要包括:欲望的满足(幸福)、宗教的祈向和美的愉悦(审美)。真正的人文主义必须意涵这三个方面,才能内在化“神本”与“物本”,真正地回到人这个“本”上来。这才是真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将主要论述中国由“道德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在“幸福”问题上具有怎样的表现和深刻内涵。
发展与不足
“人文”二字虽为中国文化所固有(《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人文主义却是西方文化中Humanism一词的译语,也有人把它译成人本主义。所谓“人本”在西方文化中是相对于“物本”和“神本”而言的。然西方文化占强势地位的是“物本”和“神本”,前者成就科学和形而上学(哲学);后者成就宗教信仰。人文主义只是在“物本”和“神本”之间作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君毅才说:“西方之‘人文主义’,差不多均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也正因为如此,牟宗三才说:“在西方学术思想传统里,人文主义不是主流。而且它也是潜伏在那里,时隐时显,因此它始终没有彰显出来,完成其自身之系统,以为领导其文化生命前进之骨干。”这就是说,人文主义虽然是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概念,但因“人”这个“本”被“物本”和“神本”所掩蔽了,故从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发展来看,并不能尽人文主义的全蕴。那么,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到底有哪些限制与不足呢?
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若就其粗线条勾勒,可分为西塞罗时代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三个阶段的人文主义其具体内容或许有差异,然就它们的基本性格而言,皆不能担当领导西方文化生命的使命,则系其共性。因为它们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与不足。关于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与不足,牟宗三在其《人文主义的完成》一文中有详细的分疏与指陈。
首先,看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一概念,在希腊并未成立,其成立在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故西塞罗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意识到人文主义内容及其价值的人。他之所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牟宗三认为:“是由于罗马原是一野蛮民族”,故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自觉“正表示野蛮无文的民族开始自觉到自己之野蛮,自己之纯为赤裸裸的原始生命之不足,反省到自己之寒伧,而想要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西塞罗的人文主义,正尽了这个责任。”但因这个责任只落实在“现实生活之重自由、尊理性、富美感,这种广泛意义的生活情调”之上,因此,这时的人文主义只注意到广度方面的礼仪规范之上,并没有由此进一步向内、向深处开发,以彰显出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文化生命的最后根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人文主义自觉,正如唐君毅所说,是基于由外在的观解而来的补漏救弊,并非直接从人之自身而要求自立起来。这实际上并不是自觉,而是他觉,依他而觉。这样一来,此时的人文主义则既有其成就,亦有其限制。其成就在:这种人文主义能促成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其限制在:这种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只是外在的重秩序、尚和谐,实不能凝聚收摄于人的生命中而得以最后的贞定。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所成就的只是外在的、形式的、美的人间境观,而这种美的人间境观因是外在的、形式的,所以又是松散、虚脱的,随时可以滑坠堕落。这是因为,人文主义若只落实在现实的生活情调之上,即是松散的、无“本”的,而无“本”,则自身就不能挺立得住。
其次,再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之得到世界的意义,是在这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依然承继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是对中世纪基督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教神学桎梏的对治和超越。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Rena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出来。所谓“再生”,依牟宗三的理解,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因对治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对人的特殊的气质之性的肯定,同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尚只停留在外在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美的境观之上,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收摄到人自身上来,这是人文主义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对于人文主义来说,这是逐渐回归到“人”这个“本”上来了。但必然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生命的反省若只到这种程度,而把人文主义得以成立之“本”建基在人的气质之性上,则依然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这种限制——依牟宗三的看法——主要表现在:此时的人文主义尚不能由个性之我进一步内透反显出一个与“神”通的普遍的自我。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总是同基督教神学对显而成立,其个中关键是:此时的“人”,即个性自我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尚缺乏反省的破裂、超越的分解的内在工夫,而见一个超越的普遍自我,以作为个性自我的领导原则。这样一来,“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虽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然其所谓人性仍只是对自神本落下来而说,而落下来自其自身而观之,又只是一个浑沦的泛说,而个性自我亦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因此亦只偏于就才情气而说”。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彩由此出焉,其流弊亦由此出焉。其精彩处乃在:能尽人之才情的个性创造,而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和艺术;而另一方面,正如唐君毅所言,也使得“人之一切自然本能,蛮性的权利意志,向外征服欲,得一尽量表现之机会;而形成近代文化中另一种人之神性与其兽性之纠缠”。这便是其流弊之所在。
最后,再来看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的知性”的反抗而成立。而启蒙思想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反省而作的凝敛、收拢与沉淀。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执着于生命个性的欢欣而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和艺术,但这种成就是基于个体生命对大自然的爱好与追逐,它并没有收缩回来在主体内作一超越的反省与分解。因此,这个时期的科学成就大多尚处于经验层面,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知识之学并没有成立。启蒙思想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那种个体生命的追寻中收拢回来,沉淀而为知性的精神。所谓知性,就是逻辑数学所规定的“思想主体”(注意,这个“思想主体”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因为它——若按康德的哲学来讲——实只是一些先天形式,如时空或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的范畴等,故它是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样一来,“知性”一出现——依牟宗三的看法——“则人之心灵之具体而浑全的活动即被破裂分解而为各方面的形态。知性与直觉分开。因此,了解人的本质亦以‘抽象的理性’视为人之本质”。主体为纯知性,客体为纯自然,知性为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这种收缩回来的基于主体的超越的反省与分解,使得“学之为学”的知识之学得以成立。这是启蒙思想的最大贡献。但另一方面,正如牟宗三所言,使得启蒙思想脱离了人文主义的母体,而成为“非人文的”。因为,若仅以“抽象的知性”视为人的本质,则势必将人的丰富而质实的内容架空,而人文主义必须从整全性、丰富性和质实性来看人。这是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起来反抗启蒙思想的根本原因。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起初是由一批文学家所发起,被称为“狂飙运动”。他们从一种新的生命感情出发,而反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知性”的僵化、空疏。尽管“狂飙运动”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样,均是从一种生命之情而进入,但“狂飙运动”有进步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地方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对立,与宗教不相融;而“狂飙运动”则通过对生命的深深体验,煅出了宇宙大生命的无限性与遍漫性,从而有一种泛神论的倾向。尽管这与真正的宗教精神尚有很大的距离,但可以看出此时的人文主义与神本并非绝对地不相容了。然而这正如牟宗三所言,毕竟是基于文学情调的主体主义的浪漫精神,这是一种绝对的主观主义,而人文主义必须由主观主义而递进到客观主义,主体的客观主义。后来的莱辛、歌德适时地提出“人格”的概念,就是要把人文主义由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牵引。
他们借用柏拉图哲学中的Idea(理型)概念,把“人格”作为生命的理型而内化于生命之中,导入人文主义之内,从而使人文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的浪漫精神而走向客观主义。这样,人在其自身之中有其内在的形成法则,各个人都是从内在的无限发展达到其整严规定的个性。牟宗三认为:“有了人格概念,先把自己的生命内在地客观化,然后始能肯定人间的一切人文活动,见出其能完成人格的教养作用。这就是移向客观主义”。
所以,在歌德的基于人格的人文主义看来,人格的发展是个性,同时也是整全性。完全的个性,不能说不是“全人”,但不是全知全能,而是人的一切能力都得到充分而健全的发展。这便克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对单纯个性的喜悦,而使得人的能力虽得以充分发展,却又与兽性相纠缠的弊端。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贡献。然而,歌德等人根据柏拉图哲学的“理型”而提出“人格”的概念来进入人文主义,其弊端也是极其明显的。生命诚然要客观化,从而开出其意义与价值。但歌德等人取法于柏拉图的“理型”,则是不够的,因为柏拉图的“理型”是从对象方面,以一种美学情调的观解,再佐以逻辑思辩,而把握的“体性学的有”,一种纯“形式的有”。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由此而进入人文主义并不能尽其全蕴,因为人文主义必须依仗生命自身的觉悟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也就是说,依据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并不能尽人性主体之全义,不能树立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性”,并以之真正开辟出价值之源与理想之源。
以上论述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尽管在西方文化“神本”或“物本”的压迫之下,作为“人本”的人文主义并不是主流,然而它毕竟或多或少地尽了它哺育心灵、润泽生命的功效。但是,如上所述,它的限制性又使得它不能成为综摄而笼罩的形态,而成为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那么,形成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性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人文主义建基在哪里,方能成为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
简要历程
古希腊先哲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他们的思想主张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后,封建神学统治西方近千年,个人意识惨遭压制,人成了上帝的羔羊,人文主义思想几近湮灭。
文艺复兴中的思想巨人,以自己的作品抨击封建教会的虚伪和腐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追求自由和幸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人文主义"旗帜高高飘扬。
宗教改革中"因信称义"的先定论",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是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
启蒙运动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宗教迷信,封建制度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强调人的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辩证性评价
现代的人文主义开始于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来回答道德问题的答案。在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中,超自然的解释一般被忽略,人们将这种人文主义也称为“世俗人文主义”。
世俗主义又分为很多支流,例 如无神主义、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及启蒙运动以后所 产生的种种学说流派。世俗主义的基础信念是无神,因此研究道德、学问,不论是人伦、教育、科学等,都是 从无神的观点出发。这股思潮在十八世纪末,即美国立国 期间,就盛行于南欧一带,尤以法国为甚,对于当代的文 学、艺术、戏剧、教育等,都带来极大的冲击。世俗主义者中,也有自称信有神的自然神论者,不过他们眼中的 上帝是创造后便撤手不顾,不管这个世界,所以他们的 理论和无神论者如出一辙。世俗主义的思想,可说与基督教全面对立。基督徒相信圣 经是上帝的启示,相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的自由须对 上帝和对他人负责;世俗主义者不信上帝,不信圣经是上 帝的启示,他们鼓吹“自由、快乐、不受约束”。
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大力倡导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抱着“人是可以得到完善的”这一希望。人是世界的最高理想,因此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不过是用来实现这个理想的工具而已。
人文主义特点
第一个特点
第一,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聚焦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凭借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学研究。但是这说明了这一点:像其他任何信仰——包括我们遵循的价值观,还有甚至我们的全部知识——一样,这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
第二个特点 
人文主义信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这些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从而打开改善自己和人类命运的可能性——我强调可能性,不是比这更多的东西,不是肯定性,而是指一种资本。
为了要解放这些能力,使男男女女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力,有两件事是必需的。一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具体任务或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唤醒对人类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或者说培养青年男女的人性意识。有的人生来就具有这种意识,他们的潜力就自然得到发挥。但是大多数人需要唤醒他们这种意识。因此人文主义者不仅对教育寄予核心地位的重视,而且他们也在总体上主张打下全面教育的基础,目的在全面发展个性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要解放人的能力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个人自由。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用理性这一武器祛除了由世俗的和宗教的习俗、过时的法律、权威主义的制度所加的限制和禁忌,驱散了教会和整个天启宗教的机器所利用的恐惧和迷信。他们想用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和世俗化国家来代替。这个法律制度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的基础上;这个国家则由代议制来治理,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创业,尽可能少地予以干涉和立法。
到底少到什么程度,是十九世纪早期和二十世纪各有不同的看法的问题,这说明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文主义传统,把它看成是一场持续的辩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可以指望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在它的某个发展阶段赞同自由放任政策,我们也能指望这个传统在后来某个阶段反对这种政策,而且用提倡社会改革,限制经济权力,为不能自谋生计的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等手段,来扩大自由,作为国家干预的辩解。在国家干预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致产生反效果 ——的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仍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特点。这远远不是弱点,相反,这种能够适应社会和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死死守住僵硬不变的正统思想相比,在我看来倒是一个优点。
第三个特点 
人文主义传统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马克斯韦伯关于思想、环境、利益的相互渗透的概念,是最接近于总结人文主义关于思想 的看法的,即它们既不是完全独立的,也不是自发派生的。
从十四世纪彼特拉克大声疾呼反对经院哲学开始,人文主义就表现出它不信任哲学体系——不论是神学体系--形而上学体系,还是唯物主义体系——中关于抽象思想 的缜密推敲。它重视理性,不是因为理性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为了理性在具体人生经验中所遇到的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应用。为了同样的原因,人文主义偏向于历史的解释方法,而不是哲学分析的解释方法,或者,至少,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是两者的结合,把普遍的人生经验同这些经验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联系起来。它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和象征性强加于人,像天主教的或者卡尔文派的、伊斯兰教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或象征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向真理的路不止一条,不论是古希腊的还是中国的、罗马的、法国的、印度的文明,它们所形成的道路,都需要认真对待,需要作出努力根据它们自身的条件来了解它们。即使当我们不能接受它们作为我们自己的文明时,或者由于它们不容异见的偏狭性而使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这样做。
人文主义当初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时,就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要想深入和恢复遥远的希腊和罗马的古人世界。四个世纪以后,歌德重复了这个经验,从中得出灵感,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古代希腊思想、文学和艺术的活力远远没有耗绝,这可以从俄底浦斯神话对弗洛伊德和斯特拉文斯基仍旧有着魅力看出来。我们可能感到遗憾,因为古典文明已不再是许许多多受过教育的人所熟悉或所能接触到了。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其他国家人民的语言,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艺术和他们的信仰,把自己投入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中去,不论他们是古代希腊人,还是中国人,西班牙人,或者美洲印第安人,或者投入到我们自己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去,这样的努力不应该让它消失。这种移情的艺术,狄尔泰叫做verstehen(理解),对人文主义教育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打破那种除了自己这一时代和文化以外对其他时代和文化都一无所知的愚昧性方面,有极大的价值。语言和通过谈话,通过文学、戏剧、演讲、歌曲进行交往的力量,是人文主义 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幽默也是,从希腊的瓶瓮画家到查利卓别林,这是最有特点的交往形式之一,是只有人才掌握的笑自己和笑别人的能力,也是除了看到人生所处的困境的悲剧——同时也看到它的喜剧一面的能力。
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用于文学和戏剧以外,也适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逾越不同语言的障碍进行交往的力量。在十七世纪,维柯曾经指出,象征和神话表达了—个社会的信念和价值观,这可以从有关诞生、婚姻、死亡的普遍经验的风俗和习惯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一个社会的有关财产和家庭的法律和制度中看出。这里又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泉源,人文学的研究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途径,人文主义传统也可由此汲取营养。另外人文主义也可以是一种理念。
人文主义讨论中有一个最古老的题目在古人中间已经很熟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又重新恢复了讨论,那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在逆境的时候,比如在—党专政之下生活,很少有机会可以进行公开活动,那么,当然我们会认为,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寻找一个避难所和静止点是人文主义传统的自然表现。这是蒙田在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中的态度,又是生活在独裁专政下许多异见分子经历中一再重复的行为,不论这种独裁专政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但是人文主义者的意见还是偏向于积极活跃的生活,争取掌握命运,在邪恶面前进行抵抗,而不是听天由命。
人文主义宗教
如果可以用宗教、人文主义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思想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都源远流长,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和人文主义正是儒学产生的思想背景。我以为,孔子对它们的取舍,已经基本决定了儒学的性质。所以,判断儒学是宗教,还是人文主义,抑或人文主义宗教等等,必须首先探讨中国传统的宗教和人文主义。
提起中国传统宗教,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道教和佛教。然而,牟钟鉴教授发现,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为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这就是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或原生型宗教。牟教授指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1]我认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发现和提出,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早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之初,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就已经形成了,并成为后来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宗教。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尽管此教在形态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其基本特点没变,其国教的性质也没变。可以说,在满清覆灭之前,它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宗教。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形成就晚得多了,时当殷周之际。
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殷周之际中国文化发生过一场巨大变革,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那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则以为,它首先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人文主义运动,然后才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终于发现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摒弃天命,注重人事,显然是对传统宗教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
不过,在这同时,文化精英们又巧妙地将这些人文主义成果纳入宗教的体系之中。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以德配天”。在这里,天仍然是人格神,只不过能够根据人的德行扬善罚恶而已。另外,周公还制定了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用人文主义成果来强化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一切都意味着宗教改革。
周公等文化精英们之所以一方面进行宗教批判,开创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又将人文主义纳入宗教,进行宗教改革,大概是由于宗法性传统宗教一直作为国教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教化功能,也就是说他们是出于社会、政治、信仰等方面的考虑。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在周初以后的思想界,宗教和人文主义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宗教和人文主义一体两面,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关于这个特点,相传文王所作的《周易》一书表现得最为明显。从马王堆帛书《要》篇得知,孔子早已发现《周易》的内容包含三个层面,即赞、数和德。其中,赞和数属于宗教,德属于人文主义。
在我看来,形上学是哲学的命脉,或者说具有形上学的思想才可称得上哲学,而先秦的形上学便是子贡所说的“性与天道”。以是观之,西周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一个“德”字。此“德”字不是后来的“德性”,而是“德行”,乃形下概念。故知当时的人文主义非形上学,则非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从《诗经》、《左传》等文献看,西周春秋之际,人文主义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就是性与天道问题的提出,或者说人性论和与之相对应的义理之天的形成。人之所以有“德行”,是因为有“德性”,而“德性”是天所赋予的,这个“天”就是义理之天,它是当时人文主义的最高概念。人文主义的义理之天和宗教的主宰之天相抗衡,便逐渐拉开了人文主义和宗教的距离,二者所组成的一体也逐渐演变为两体,终于它们都相对独立了。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渊源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这种人文主义含有宗教的因素和性质,这种宗教也含有人文主义的因素和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宗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宗教”,这种人文主义也可称为“宗教人文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将这种人文主义当作宗教,并冠之以“人文主义宗教”,或者将这种宗教当作人文主义,并冠之以“宗教人文主义”,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宗教因素之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因素之于宗教,都居于相当次要的地位,并非主流,故不可以之定性命名。
以上所述宗教和人文主义两大传统正是儒学产生的历史背景。那么,儒学是属于宗教的传统,还是属于人文主义的传统呢?儒学的产生当然标志着先秦人文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从孔子对《周易》内容三个层面的取舍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2]如果进一步观察整个儒学发展史的话,就不难发现,儒学无疑是两千余年以来中国人文主义巨潮的主流。
总之,儒学是人文主义,不是宗教。它有宗教因素,或者说有宗教性,因此可以称为宗教人文主义,但不能称为人文主义宗教。它不但是一种关于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理论,也是一种人生学说,一套信仰体系,因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代替宗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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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08:59: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8-20 09:11 编辑

第六章  人文主义地理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的多元化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以区域地理学为主导的格局,使人文地理学由战前孤独的内部自行演化转变为战后的与其它社会科学互动,由此大大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其中人文主义(或称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也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在中国地理学界人文地理学无论在流派,还是在理论上上均较为单调和贫乏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视和研究程度很不够(顾朝林、刘海泳1999;顾朝林,1995;马润潮,1999;张祖林,1995 )
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渊源
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兴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迅速而激烈的社会变化如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加剧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另外,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加深了人的物化,人越来越成为机械的附庸,再加上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这些均任意践踏着人类的理性、尊严。在这种形势下,人文主义思潮,譬如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十分流行,并且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引起社会各阶层强烈反响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运动。二战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这种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和有关地理学思想结合诞生了人文主义地理学(顾朝林、刘海泳1999;许学强、朱剑如1988)。
从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看50年代伴随计量地理革命,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60年代末一些人文地理学家对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和模型日益不满,认为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方法存在许多不足表现在:(1)空间分析学派降低了人的显著作用不能对人类问题作出合理地解释其研究具有很强的机械性。正如伯顿(Burton)所说,“实证主义分析将我们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拉得越来越近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一个没有人的地理学在知识上不完善的在理论上也是极为盲目”( Ley D.1982 );(2)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所追求的普遍性、客观性的空间规律过于抽象。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科学推断不符合实际或仅仅涉及到事物的个别特征,而忽略了整体的把握。
基于以上空间分析学派的种种不足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倡议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应为人文主义替代以人及其所处的环境为中心将人作为地理研究的出发点,改变人作为空间奴隶的地位,重视意义(Meanings)、价值(Values)、目标(Goals)和目的(Purposes)(Ley D.,1981 )等的研究。1976当代国际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在美国地理学协会会刊(AAAG)发表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称法(Tuan Y-F.1976 ),至此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进入了高峰时期。
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一)第一发展阶段
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然在以上诸背景下形成和兴起但其渊源可至少追溯到1947年。这一年赖特(Wright J.K.)引入了Geosophy”一词定义为“地理知识研究”(Stud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赖特认为对人的主观意念的研究能为其他地理工作提供必不可少的背景,但并不能使用严谨的科学准则。“对事物的地理认知普遍存在于整个人类中并不仅仅是地理学家的专利。这种认知首先从许多观察中获取,其成果被文化、意识、背景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所限定,几乎任何一种人类从事的活动都被他任意倾向的地理认知所影响”(Wright J K. 1947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个的,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看来,也会不同。就地理现象而言,该观点强调了地球表面的异质性及独特性(Uniqueness),而并不强调其共通性(Generality)(马润潮,1999 )。可见当时地理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对主观研究的需要但是赖特的这些思想却一直未被得到应有的重视。
直到20世纪60年代洛温撒尔(Lowventhal D.)重新论及Geosophy”并就“外部世界和人脑画面”作了阐述。他认为个人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许多诸如方向、距离、物质空间等基本要素都是个人在文化、社会、舆论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观察的这种外部世界及其观察者对它的理解的一致程度如何,都需要人文地理学家对其进行检验(Lowenthal D.1961 )。另一位主张采用人文主义方法的英国地理学家柯克(Kirk W.)的思想则起了更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地理环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事物”,而是由“形状、内聚力和人类活动附加其上的意义”等各种因素组成的整体,一旦这个意义形成,就会世代延续下去。另外,柯克将“地理环境”划分为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两部分,即: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前者是地球表面的物质实体,后者则是那些被人类觉察并再开发的一部分现象环境(Kirk W.1951 )。所有这些相对较为零星的阐述可以认为是地理学家从不同角度所作的探讨和研究虽然其研究方向尚不甚明确没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但其逐渐积累起来的成果,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发展阶段
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相当重要。当时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萌芽思想与有关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结合起来逐渐完善形成自己的学派。由雷尔夫(E.Relph)(Relph E.1970 )、段义孚(1971)Tuan Y-F. 1976 )、默塞尔(D.C.Mercer)和鲍威尔(Powell   J.M.)(1972)Mercer D C and Powell J M.1972 )等将胡塞尔(Hussel)的现象学哲学引入地理学的研究中,以期用现象学的有关方法来取代实证主义方法。同时,理想主义、存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也被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吸收和利用(Johnston R J.,1986 ),使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因此现象学等哲学和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萌芽思想的结合可谓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三、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
人文主义地理学具有浓厚的哲学韵味,其中现象学、理想主义和存在主义异彩纷呈。
(一)现象学
现象学首先被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广泛地采用。现象学方法将其重点放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与实证主义相比它不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客观世界更不认为这个世界可用数学公式或通过“假想─检验”模式来认知,重视通过“时期”(Epoche)的方法集中注意直接的知识另外通过“本质还原”的方法获得非经验的、无预先假定的本质和本质的规律(刘放桐等1993 )。
恩特里金认为,现象学注重描述,而不采用“解释”的论证,其原因在于解释往往被看作是观察者的重新构建,与现象学追求的“面向事物本身”的原则相佐(Entrinkin J N.1976 )。
西蒙(Seamon D.)将现象学再定义为“描述科学”。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现象主要指的是柯克所分的现象环境这一方面。现象环境会因人而异,它的每个要素由个人经过意识作用赋予意义,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意义反之又影响个人的行为,现象学就是要研究意义是如何被赋予的。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搀杂自己的个人主观意念用以分析他人主观的东西,现象学非常注意这种通过移情作用(Empathy)的方式来理解现象环境。
雷尔夫则试图进一步研究有关现象的本质(Essence)。在他看来,这个本质就是“显示一个存在体或现象性质特征的要素和观念”,对这些本质及其它们在人类意识上的作用的描述,是现象学研究方法的显著特征(Relph E.1970 )。
段义孚认为,地理现象是“人类的镜子”,揭示了人类生存及其斗争的本质,通过对景观(Landscape)的研究,就能了解某一社会环境下由各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塑造的本质,就如同通过艺术和文学来揭示人类的生活一样。在1971年,段义孚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地理行为及其有关的空间和场所的感受和意念,就可以了解人类世界(Tuan Y-F. 1976 )。
除了以上的各位学者之外,默塞尔和鲍威尔(1972)也声称,世界只能通过人类的意识和态度来把握,坚持认为地理学家应竭尽全力从活动角色的参考框架出发,去看待问题,而不能从地理学家们各自的角度来分析(Mercer D C and Powell J M.1972 )。
综上所述,现象学方法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的地理学家西蒙指出:现象学有可能在历史、文化和人性的临近带揭示出“时空”的本质问题。他将这种本质问题描述为“地点芭蕾”( Seamon D.1979 ),但是这种本质问题有时并不能被所有人所认识。
(二)理想主义哲学
当然现象学方法也有不少弱点和不足。后来许多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包括雷尔夫、段义孚等都不再太重视纯粹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其他如理想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及存在主义等均得到了有关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注意和应用。
理想主义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两名历史地理学家:哈里斯(Harris C.)和古尔克(Guelke  L.)。哈里斯认为,地理和历史一样,其研究均可采用理想主义的方法。他提出的“历史思维”(the Historical Mind)的概念受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重视(Harris C.,1978 )。哈里斯的许多观点被古尔克所进一步延展。古尔克认为,地理学不是为了“寻找法则”,也不是“利用什么法则”,因为就“不存在什么可供地理学家利用的客观法则”。“地理学中尚未形成任何科学的法则,将来似乎希望也不大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模型并不能有效的对感受的东西进行检验。一些学者在坚持逻辑和内部各组成一致性的同时却失去了对现实的真正把握”( Guelke L.1974 )。古尔克主张以理想主义方法分析地理学中的各个问题。他认为任何活动都以个人推测(Personal Theory)为基础,“经过理性的思考,行动中有了人的意愿,而意愿又涉及到个人推理的应用”,因此“在人的背后的意愿可以认为是行动的动力源泉,而意愿中的个人推理则成了行动的定向系统” ( Guelke L.1974 )。通过研究对象的个人推理才能彻底的理解这些活动,据此,古尔克认为,要了解人的活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只要探清行动者背后的意愿,而不需要什么地理学家自己的推理和理论,原因是他所关心的是研究对象的个人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推理” ( Guelke L.1974Johnston R J.,1986 )。
(三)存在主义哲学
另一哲学流派,存在主义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不能通过认识的途径达到而只能通过揭示和说明的途径达到。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之间差别比较细微,存在主义认为现象学中许多东西是理想主义的运用,而存在主义对理想主义则持怀疑态度。存在主义更为强调人所处的环境、人的个性及选择的自由性。
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中,萨缪尔斯(Samuels M. S.)认为,一个人身份的确立,自我的肯定,均与周围的环境有关。个人创建的“场所”反之为他们提供了根源,景观就是这个创建的“传记作者”,对空间位置关系和关联度的存在进行记录,一些景观是独特的,是他们创建者的“特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普遍的景观,反映了人类群体在某一共同条件下的经历(Samuels M S.,1978 )。
其他的一些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如杰克斯(Jackson  P.)、恩特里金(Entrinkin J N.)等则认为,和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存在主义现象学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哲学都重要的多,它可以用来分析各种社会的空间结构。在恩特里金看来,存在主义现象学是对胡塞尔的观点的存在主义的再解释只是将重点转向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结构。总之,“存在主义现象学已经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中人文主义研究的重要哲学基础”( Entrinkin J N.1976 Jackson P.1981 )。
四、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其哲学基础一样不能定义为一套形式上的程序和技巧。这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的意见。但如果和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相比较也不难发现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研究有如下的独特视角。
(一)“创造性论证”
人文主义地理学力图进行“创造性的论证”而实证主义则力图“形式论证”( 张祖林,1995 )。一般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看来实证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统计技术不仅对人类发展进程解释乏术而且各种各样的模型有可能将人类生活搞得面目全非于是对于量化问题上人文主义地理学高度提防。人文主义地理学依赖的是非形式的程序,这是对地理学传统认识方法的继承和保留。这种传统的认识通过普通的非形式化的自然语言而获得一种对世界的最初直觉。奥尔森(G.Olsson)认为这种创造性的论述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所称的“模糊性和领悟” (Olsson G.,1978 )。
(二)强调主观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强调人的主观思想尤其是将价值降低为人的感觉。实证主义则是仅仅注重客观性强调观察者的超然和中立态度。人文主义地理学反对两分法:主观─客观的划分与事实─价值的划分这两个划分,一方面,将世界看作是可划分的,即:由事物组成的客观世界和由意识组成的主观世界;另一方面,将知识划分为由事实知识组成的客观部分和由情感、价值、意义等组成的主观部分。人文主义地理学则是将世界看作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样价值与事实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Entrinkin J N.1976 )。人文主义地理学重视采用非经验途径如直觉(Intuition)、移情(Empathy)、内省(Introspection)等获得知识的重视(Entrinkin J N.1976 )。
(三)“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的概念得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重视。历史学主要涉及价值和意义问题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重视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所以哈里斯于1978年提出的“历史思维”概念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历史思维”概念是寻找背景条件(Contexts)而不是“法则(Law)”或“类法则”(Law-like);“历史思维”具有开放和综合的特点不用任何形式的研究程序将事物的认识放入背景中去高度重视价值和意义;“历史思维”的目标是为了描述“它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象实证主义那样通过寻找法则或类法则预测其他相关事物的结果(马润潮,1999 ;Harris C.,1978 )。
(四)强调描述
实证主义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描述(Descriptions而实证主义地理学重视解释(Explanations)。但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和传统地理学在描述方法上是不同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描述赋予了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现代哲学的思想,其描述致力于纯粹的、直接的感受描述。与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描述─解释─预测”模式相比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描述方法具有一种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地之间更为融洽的流畅感。这种描述并不是再现过去的生活经历过程描述是述说出来的而不是生活经历出来的其中不免渗透着描述者对某一事物的理解(张祖林,1995 ;Entrinkin J N.1976 )。
   
综上所述,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研究方法,可以认为是将现象学、理想主义、存在主义等人文主义哲学的认识视角综合运用到地理学中,其共同目标就是对人类的地理感受事实求实的描述出来,而不象实证主义那样进行具体抽象的解释。
五、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研究内容
人文主义地理学虽富有哲学意味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却缺乏理论。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派的问题引起新的地理学家的重视的结果。因此要概括出它的核心内容并不容易更何况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永远的“探索者”和“漫游者”其内容在不断的更新和变化。正象“人─地”关系的研究是地理学中的一个永恒主题一样人文主义地理学也不例外在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基础上运用其独特的视角来对“地”作人文主义说明,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的分析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内容。
(一)空间
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来说,空间代表着一个意念网络,这个意念网络连接了客观物体及意识。从大范围上来说,空间代表的是一个有共同意义和价值群体的区域,譬如邻里空间和国土空间。它不是抽象的地理空间,而是在人类意识和目标基础上定义的空间,是人类与世界初始接触的“具体”空间,通过人的意念和意义等途径形成场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对这类空间结构进行理解。空间用距离来衡量情感连接紧密程度。与实证主义地理学中的距离不同,人文主义地理学不用公里、旅游时间或花费等概念,而是去衡量作为一个意义中心的场所的重要程度(Entrinkin J N.1976 Relph E. 1976Tuan Y-F. 1976)。
(二)场所
场所的概念同样得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恩特里金等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对“场所感”(Sense of Place)的研究比较深入,在探索场所的主导意义和对地理感受质量(Quality of Geographical Experience)方面进行把握(Entrinkin J N.1976 )。在实证主义地理学中,场所被认为是由可观察的物体、事件等组成的集合;而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场所则被认为与其中的人密不可分,场所如同一个“充满意义的仓库”,“孵育着人类的感受和灵感”。
雷尔夫等认为:“艺术品、建筑和城市之所以是场所,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将空间组织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中心”, “场所是在世界中活动的人类的反映,通过人类的各种活动,赋予空间以意义,场所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在提供所有的人类活动背景的同时,给个人或集体以安全感或身份感(Place Identity)”。一个场所的人的行动、思想、感受及人们赋予该地之意义与价值,总是在不停的“变为(Becoming)”该地的一部分,他们的产生是地域的宏观及微观因素互动的结果(Pred A.,1984 )。
人类场所有大有小,如一个火炉旁边的椅子,一个省份或国家。较小的场所,可通过人类的直接感受来感知,包括嗅觉或触觉等等;较大的场所,如一个国家,在多数人的直接感受之外,但通过艺术、教育或政治等象征性的意义也可间接感受到它的存在。段义孚和雷尔夫都强调“场所感”作为地理认知基础的重要性,但如何去研究与场所相联系的情感、意义和象征,不仅实证主义地理学家束手无策,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是不能全部把握。此外,大多数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场所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但也却极少有人对此进行探索和研究(Relph E.1976 Tuan Y-F. 1976 1977 )。
以上有关空间和场所的概念的人文主义分析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和场所的丰富内容不容忽视,不能象实证主义地理那样,将它们降到面与点的纯粹几何概念,而应该注意到其间富含的人类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空间和场所等的分析,与其说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内容,还不如将之认为是一种分析方法。
结语
人们习惯于将地理学中实证主义的兴起称之为一场“革命”( 张祖林,1995 ),而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利(Ley  D.)和萨谬尔斯于1978年将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的流行称之为一种“再觉醒”( Samuels M S.,1978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针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中的弱点和不足而发展起来的,它的许多宣扬和支持者们希望该学派及相关方法来取代空间分析学派及实证主义方法。虽然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分析某些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其中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受到了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其他学派的反击和攻击。如实证主义者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主观性具有不科学性,所关心的仅仅是一些相对琐碎的东西,而不注重用有关的方法来改善现实世界。结构主义者则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将重点放在个人的身上,扭曲了现实,没有很好的考虑社会等因素对个人的活动的限制和约束(Johnston R J.1979 )。鉴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种种局限,恩特里金等人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不能完全取代实证主义地理学及其相关方法,而最好将之作为一种批判的思潮约束和补充(Entrinkin J N.1976 )。作为一种批判思潮,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了人文地理学中意义和价值等主观内容研究的重要性,让有关地理学家深刻地反省他们可能极端的科学解释,加强对社会及文化等要素的重视。
推荐阅读参考资料
  • 马润潮,1999年,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53卷第4期。
  • 张祖林,1995,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1卷第4期。
  • Entrinkin J N. 1976, Contemporary humanism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Vol.66: 615632
  • Jackson P. 1981,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geography. Area, Vol.13: 299305
  • Ley D.1982,Rediscovering man's place. Contemporary geographical thought─A reader.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 Mercer D C and Powell J M.1972, Phenomenology and related Non-positivistic viewpoi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Vol.1
  • Pred A.,1984,  Place as historical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 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Vol.74: 279~297。
  • Relph E.1976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 Tuan Y-F.1976,  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Vol. 66: 266276
  • Tuan Y-F.,1977, Space and place. London: Edward Arnold

思考题
  • 人文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什么?
  •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 名词解释:现象、空间、场所





《高等学校教材·人文地理学流派》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人文地理学的传统;第二部分重点介绍实证主义地理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流派,主要包括激进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行为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地理学;第三部分重点介绍战后人文地理重点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区域研究学派、城市研究学派、新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研究方法;第四部分重点介绍西方发达国家战后地理学的发展,主要有战后美国地理学发展、战后英国地理学发展和战后法国地理学发展。
《高等学校教材·人文地理学流派》按人文地理学导论、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和人文地理学进展的三层次教学体系设计,为用于人文地理学教学的顶层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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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8-20 09:00: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1-4 11:59 编辑

《现代地理学思想》是20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皮特。
本书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克拉克大学理查德·皮特教授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他先后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理学硕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学博士,曾任《经济地理学》(EconomicGeography)、《对立面》(Antipode)、等著名英法文地理学刊物的编委。
皮特是一位多产的地理学家,本书是近年来他的多部重要学术著作中的一部。该书体现了他治学的两个特点:其一长于思辨。全书充满着哲学方法论与地理学研究的关系探讨;其二兴趣广博。仅他自己所列的研究兴趣就涉及到社会经济地理学、政治生态学、发展理论、知性与理性的地理学、哲学与社会学理论、肖像学、符号学、批判政治研究等。本书是过去30年欧美人文地理学思想史的总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地理学从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批判地汲取的学术营养。这些学术营养包括存在主义现象学、人文主义、激进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现实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地方性研究。这些理论丰富着地理学的方法论,同时也使地理学具备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话的基础。本书不但是地理学人手边必备读本,而且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了解地理学与其自身学科学术关联的入门书。

《现代地理学思想》[美]理查德·皮特著周尚意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北京第二章存在主义、现象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
p60-62恋地情结
   威斯康星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段义孚(Yi-Fu Tuan)采用相似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关注着环境和地方,但却得出了与雷尔夫不尽相同的结论,他更强调对环境的想像力。段认为(Tuan,1976:266),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的地理行为以及人们对空间和地方的情感和思想”。人文主义是对“人是什么、可以做什么”的广泛思考,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则试图了解地理现象如何反映人类意识的特点。基本的方法是借助人类的经历、意识和知识。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通过提高其意识水平服务于社会。
    在《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本被广泛阅读和备受欢迎的书中,段(Tuan,1974)研究了人与地方之间感情上的联系,强调感知环境的方法。“恋地情结”是一个新词,意思是人对地方的热爱,更广义地说,是整个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感情纽带。人类以各种方式对环境作出反应,从视觉的和审美的角度欣赏,到用身体的接触。他说,最强烈的审美体验往往是来自惊讶,但当混合了对人类事件的记忆,或当审美的乐趣与科学的好奇心结合起来时,对景观的个人的和持久的欣赏就会经久不衰。对地方过去的认知在对地方的热爱中是重要的。爱国强调一个人的根基,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出生土地的热爱。本土化的爱国主义源于与地方的亲密接触,而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源于集体的自我主义和骄傲一一当要求大片领土时,恋地情结似乎是错误的。而段相信有与人的生理需求和感觉能力范围相对应的更紧凑的空间。人们也更容易认同一个自然区域、家乡、一个小得足以被个人了解的自然地理单元。
       也就是说,段开始研究地方在提供映像中的作用。这种映像的生成并不是指环境“决定”它们,也不是指某种环境具有激发对一地之感情的不可抵抗的力量,而是指环境提供了感官的刺激,环境成为人们快乐与理想载体。有三种物质环境强烈吸引着人类的想像力:被覆盖掉的海岸或湖滨可能曾经是人类最早的家园(Sau-er,1963);规模不大的山谷或盆地作为丰富多样的生态小生境预示着安逸的生活;岛屿引发着想像力。人们关注环境令人敬畏的方面,或可以供给满足生活目标的方面。随着人们兴趣的改变,来自环境的映像也发生变化:对比希腊人想像环境中的海洋、肥沃的土地和岛屿,早期欧洲的山脉、河谷和森林的景观绘画,以及强调以冲积平原和水体的水平衬托垂直山脉的中国景观园艺。
      段认为,一个人既是生物有机体,又是社会人,还是一个个体。感知、态度和价值观反映了人的这三个性质。从生理上人能够记住大量环境刺激,但是,由于环境和文化对感觉的极大决定性,大多数人只是有限地动用了他们的感知力。人们以多种方式反馈环境,其中一些基于生物学并超越了特定的文化。虽然人们的感知与态度大体相同,但每个人的世界观是独特的。然而,团体强烈地影响着其成员的感知、态度和环境价值观。段指出团体对感知的影响程度深入到人们看不到的事物。借助文化媒介,自然环境对感知也有影响:从而,视力敏锐性的开发也与环境生态质量有关。
环境还提供了本土宇宙哲学和世界观的主要基石。段认为,传统社会的世界观与现代社会的世界观不同,现代世界观已经受到科学和技术的影响。人们常说,在科学出现以前的时代,人类适应自然,而现在人类统治自然。但是真正的差别是,传统的人生活在一个“垂直的、旋转的和富于象征的世界”,随着公元1500年之后欧洲发生的变化,现代人类生活在一个“表面辽阔、高度很低、不旋转的、审美的和世俗的”世界(Tuan,1997:267)。古代的城市是宇宙的象征,其公共象征集中和加强了权力和荣誉的理念,而现代城市则是以一个塑像或一个鲜明的建筑为标志。
     段认为,对于荒野和农村的态度始于城市。荒野意味着混乱,庭园和农场意味着田园生活;城市意味着秩序、自由和繁荣,还有世俗、道德的腐化和压迫。而在西方,在18世纪自然一浪漫主义和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公众的观点从城市转向强调乡村和自然的优点;现在荒野代表(生态的)秩序和自由,中心城市成为被社会流浪者控制的混乱集居区,而郊区赢得了声望。核心和边缘的意义因而颠倒了。由此段(Tuan,1974:248)推断:
     人类曾经不断地搜寻理想的环境。不管一种文化看起来怎样有别于另一种,但实质上似乎只用了两个相反的图像:无意识的花园(the garden of inno-cence)和宇宙。地球给予我们安全,如同星球的庄严与和谐所提供的一样。     所以我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猴面包树的树荫到天空下魔幻般的马戏场,从房屋到公共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海边度假到对深奥艺术的享受,所有这些都是在寻找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平衡点。
     段认为,人文事业的挺进是为了加强认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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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0 09:09: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5-29 11:19 编辑


本文转自作者(叶超)的新浪博客(文件转自《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楼主注)
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
《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段义孚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专栏文章,敬请关注!拙文引用标注为: 叶超.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人文地理,2014,29(4):3-7. 参考文献等略(为了阅读方便楼主根据刊物将参考文献放在了段末)。

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鉴镜的段义孚思想

叶  超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提  要: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学界和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但中国地理学界对其认识还非常欠缺,相关研究更是迟滞。针对目前常见的对段义孚的研究是否属于地理学以及如何把握和推广等问题,本文进行了回应和解释,并探讨了段义孚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一面镜子,段义孚不但具有开创精神,而且40多年的坚持更是令人敬佩;广泛取材于历史、人文以及其他学科,经验的方法,流畅生动的文风值得学习和推广;对其的专门研究应当得到鼓励;其理论不但具有较大普适性,而且是治疗人文素养和精神欠缺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一剂良药。
关键词: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国;人文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K90-06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用来形成他的学问的文化中,一切进步都有一个目标,即把这些得到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人世间;但在他能够把它们用于其间的那些对象中,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康德《实用人类学》[1]
    作为1970年代兴起的重要地理学流派,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学界已经被充分讨论和深入研究[2-5]。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段义孚,其实早在1960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价值观与环境的关系等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问题,之后40多年更是连续出版了与此相关的20多部著作来阐发人文主义地理学(几乎平均两年一部),许多论著也被翻译成中文、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段义孚获得了许多荣誉奖项并被选为英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学术水平已经得到公认,影响也扩展到建筑学、文学、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可谓成果丰硕,声名远播[6]。其学术著作也一度荣登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回家记》也被凤凰卫视中文台著名主持人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栏目中重点予以介绍,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并非曲高和寡,而是一门有着广泛影响和较多受众的学问①(见文末)。[1] 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2] 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M].唐晓峰,李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7-254.
[3]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0-138.
[4] 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M].周尚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1-75.
[5] Gregory D, Johnson R, Pratt G, Watts M, Whatmore S.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5th ed.) [M]. Oxford: Wiley- Blackwell,2009:356-358.
[6] Rodaway P. Yi- Fu Tuan[M]//Hubbard P, Kitchin R, Valentine G.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4:306-310.
      与段义孚及其思想在西方学界备受推崇相形见绌的是,中国(大陆)地理学界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却非常迟滞。中文世界最早的介绍可能要算李旭旦先生1983年翻译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该译稿起初是铅印本,后经汤茂林扫校后刊载于《中国城市评论》2008年第4辑)。长期以来,国内与段义孚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相关的研究少而零散(张景秋在柴彦威等著的《城市地理学思想与方法》一书中有一章论及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与城市研究),介绍性的论文只有2篇且发表在1995年和2000年[7,8]。专门、长期跟踪和研究段义孚和这一学派的学者几近于无,段先生著作的中译本*也仅有3个(日本已翻译出版了至少7部著作和4篇论文),唯一一部研究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专著也来自文艺学界[9]。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地理学界对段义孚及其思想和著作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解、怀疑乃至偏见[10],这集中表现为几个常见的问题:段义孚的学说是地理学吗?如何把握、效仿和推广它?它是少数人的事吗?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及其所涉及的方面进行初步回答和解释。
[7] 张祖林.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4):237-243.
[8] 于涛方,顾朝林.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0,16(2):68-74.
[9] 宋秀葵.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汤茂林.我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1):91-96.
*楼主注:关于中译本*(目前有四个繁体译本:《经验透视的空间与地方》(1998潘桂成),《恐惧》(不详)《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2006),《浪漫主义地理学》(2018赵世玲);五个简体中文版译本:2005《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2011《无边的恐惧》(徐文宁),2013《回家记》(志丞)(作者所指2014之前的三个中文简体本),2018《恋地情结》(志丞刘苏),2019《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1 段义孚的学说属于地理学吗?

    既然段义孚号称自己所研究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个名号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那么,它毫无疑问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一个支流或一种思想。但反对者认为段义孚的地理学与传统的或惯常的地理学大不一样,因而其是否属于地理学值得怀疑。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地理学的传统以及其与段义孚思想的关系。
楼主注:【人文主义地理学】西方最新流行的一个地理学分支。他们把地理学分为3个部分: 自然地理学(自然科学)、人文地理学 (社会科学)、人文主义地理学(人文科学)。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 (yi—Fu Tuan)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指出: “对于人们的科学研究趋向于最大限度地低估意识和知识的作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则反之,特别是企图去理解地理活动和地理现象如何去显示人的意识的性质。”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关心的主要论题: 地理知识、领域与地方、群体与个体、生活与经济、宗教。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方法是用人生经历、人的意识和知识,可见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关系密切。人文主义地理学是把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作为研究中心,谋求人类的福利。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地理学,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人和人的情况。人文主义地理学希望为人的世界提供正确形象。段义孚认为: “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地理行为以及人对空间和地方的感觉和思维,以达到了解人的世界的目的。” 我们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很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它的实质。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可以肯定,人文主义地 理学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可取的。★ 权威出处:《人文地理学词典》 陕西人民出版社 张文奎;孟春舫,袁树人,于代文  
这是汤江波老师发现的最早较为权威的介绍,《人文地理学词典》非(美)约翰斯顿2004年中文版的那个,这个是1990年出版的,主编是张文奎。
楼主孤陋寡闻,但我知道张先生的《人文地理学概论》,而目前百科居然没有张文奎先生(1928-1992)的词条,参见豆丁纪念文章http://www.doc88.com/p-9025335183878.html。


    与其他学科相比,地理学有多个传统,无论是经典的地球科学、人地关系、空间与区域的“四传统说”[11]、布劳特的“六传统说”[12]还是列文斯顿的“十传统说”[13],反映的都是地理学有多个核心且一直在变的事实。地理学思想史的发展表明,这些传统并行不悖,一者并不能完全否定或替代另一者[14,15]。与国内地理学者特别注重门户、派别的严格划分相对应的是,西方人文地理学者也曾经有过对一个新思潮是否属于地理学的激烈争论,但结果往往是“新”地理学占据优势,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从地理学学科本位去判定一个相关领域是否属于“地理学”,他们更鼓励跨界的研究。跨界交叉更是二战以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列斐伏尔只界定为一个社会学家,福柯界定为一个历史学家或哲学家,那么后现代地理学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地理学的这种多样、包容与易交叉的学科特征,使得它的创新点往往集中在两门乃至多门学科的交界地带[15-17]。当然,学科界限还是存在,在某些方面,专业性的标准必须坚持②(见文末)。但对(人文)地理学这样的学科而言,为有利于创新,我们应该秉持宽松的、“要特点而不要特权”的态度[18]。
[11]Pattison W. 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J]. Journal of Geography,1964,63(5):211-216.
[11]帕蒂森W.地理的四大传统[J]。“地理杂志”,1964年,63(5):211-216。
[12]Blaut J.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9,69(1):157-164.
[12]Blaut J.持不同意见的传统[J]。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1979,69(1):1 57-164。
[13]Livingstone D. A brief history of geography[M]//Rogers A, Viles H, Goudie A.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3.
[13]Livingstone D.地理简史[M]/Rogers A,Viles H,Goudie A.牛津:Blackwell,2003年。
[14]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M] (4版).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09-636.
[15]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M].郑胜华,刘德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汤茂林.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多样化问题[J].地理研究,2009,28(4):865-882.
[17]叶超,蔡运龙.地理学方法论演变与价值判断[J].地理研究,2010,29(5):947-958.
[18]叶超.人文地理学空间思想的几次重大转折[J].人文地理,2012,27(5):1-5.

     正是由于人文以及人文主义的宽泛性,使得段义孚常常游刃有余地“游荡”于众多学科之间,但在根本上,他的思想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并没有游离出地理学之外。在地理学的科学与人文(或艺术)传统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并将其发挥到极致。他所研究的主题,仍然延续了洪堡、李特尔时代所奠定的地理学研究对象——“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19],只不过,他强化并丰富了“家园”的含义及其与人类、地球之间的关系[20]。他的绝大部分论著都是关涉人类与自然(可以理解为人地关系这一传统)、空间与地方、环境与景观等,而这些无疑是地理学一直以来的研究主题。以他地貌学博士的背景和对洪堡等人著作的娴熟引用来看,他的地理学功底也是很扎实的。正如《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的译者潘桂成所言,“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与传统地理学的研究并不冲突,而是互补 ”[21]。③(见文末)那些指责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是(像)地理学的人,只是不了解地理学有艺术的传统,也不愿意承认情感、价值观、文化对空间、地方和景观的重要影响而已。
[19]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人[M].葛以德,林尔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00.
[20]Tuan Yi- fu. A View of Geography[J]. Geographical Review, 1991,81(1):99-107.
[21]潘桂成.译者潘序[M]//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潘桂成,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
2 如何认识、把握和推广人文主义地理学?

2.1 书斋型地理学家的经验方法

      对段义孚及其思想认同与否的焦点不在其理论,而在其方法(论)。在这一点上,不仅国内有疑问,国外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之间也看法不一[22]。要认识清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论,我们首先得区分两种不同偏好或类型的地理学家,然后通过考察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方法论——经验,最后总结段义孚本人贯彻这一方法的特点。在分析和借鉴这些经验启示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推广。
[22]Entrinkin N. Contemporary humanism in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1976,66(4):615-632
[22]N.地理学中的当代人文主义[J].美国地理协会年鉴,1976,66(4):615-632。
     总体上,段义孚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偏好思想创造胜于实地考察。也许可以把地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强调实地考察、身体力行的“实践派”,主张从实地调研中获得认识或总结规律,也就是“靠脚说话”;另一种是书斋型的学者,足不出户却神游天下,纯粹的思想创造。前者的代表如洪堡,后者的代表如康德。段义孚看来属于后一种。在一些中国地理学者看来,前者似乎是名副其实的“地”理学家,后者似乎没多少“地理味”。这有点类似于“脑”和“脚”之争。 但是,正是这些没多少“地理味”的地理学家,或奠定了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康德),或开创了一个流派(段义孚)。所以,“脑”不必看不起“脚”,“脚”更是没理由看不起“脑”。不排斥,需要智慧,而且它本身就是通向智慧的首要一步。

       当然,正如思想与实践并非绝然两分也不应割裂,书斋型学者段义孚也反复强调(有实践内容的)经验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方法。他的经验方法既包括直接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感觉和情感的体验,也包括认知与概念;在他看来,空间与地方分别代表着感觉和观念这两种人类经验,“空间自由、地方稳定”,地理学家和规划师的最大特点是“在空间中定位,以地方为家”[23,24]。与另一英文形近词实验(experiment)具有严格的、精确的人为设定条件限制不同的是,经验(experience)是更广义、复杂的、模糊的体验,由此也可以看出经验方法与科学的实验方法的联系与差别[25]。人类经验是如此复杂,我们若只是沉浸在(尤其是所谓流行的)一种感觉、一种观念中,将会失去对生动、丰富的经验世界的真正理解。
[23]Tuan Yi- 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23]段义孚《空间与场所:经验的视角》[M]。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1年。
[24]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M].潘桂成,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1,193-197.
[25]Tuan Yi-Fu. Life as a Field Trip[J]. Geographical Review, 2001,91(1/2):41-45.

[25]段义孚。引用该报告.“地理评论”,2001年,91(1/2):41-45。

      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经验方法,其特点是吸收不同领域、理念、社群与文化中对于地理现象的不同感觉与认知,展示人类在对待自然、空间、地方、景观等地理现象上的复杂经验段义孚用这种经验方法来解释空间感地方感的差异,认为经验方法和空间(地方)感往往被环境学家和规划师所忽视,而人文主义的心理学、人类学、哲学和地理学却重视它们[23]。比如,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中,段义孚指出拥挤对人的私密空间的影响与动物行为学中对于“领地”的保护意识有关[26];他以自身的经历说明“逃避主义”可能是一种文化[27];在《回家记》中,他敏锐地认识到新潮的、倾斜式的建筑风格不适合以安稳为核心的金融机构[28]。
[26]Tuan Yi-fu. Humanistic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6,66(2):266-276.
[26]段义孚引用该论文作者J.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1976,66(2):266-276。
[27]段义孚.逃避主义[M].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28]段义孚.回家记[M].志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2 经验方法的借鉴与推广途径

     段义孚的经验方法是以其人文主义地理学理念为核心(注重人的情感、价值观、文化与地理现象之间的关系),经由敏感的体察、交叉的视角、丰富的征引、有趣的概念而得以推行。由此也可以得出借鉴和推广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路。

    首先,必须得有一个理念上的转变,即改变不注重“主观”以及情感等人文要素的思维定势,摆脱“科学主义”的教条和桎梏,以“人文主义”的理念重新审视地理现象和问题。

     其次,对周遭事物保持敏感性,并由个体现象引申、升华到一个普遍原理或概念(比如由个人的躲避寒冷和逃避现实去逛迪斯尼引申出逃避主义的概念[27])。

    再次,要以广泛的视角、丰富的材料去论证核心概念。虽然段义孚批判“科学主义”,但他不排斥科学的材料,而且借助大量科学实验和材料(比如人类学、动物行为学、心理学等)来论证其理论。虽然他的论著中很少有公式推演和数据分析,但是他运用图片、文学等方法也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从《资治通鉴》到《荒凉山庄》,从极寒的爱斯基摩人居地到热带雨林[29],都是他关注和引用的对象,其取材的不拘一格和方法的丰富多样令人叹为观止。
[29]段义孚.无边的恐惧[M].徐文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最后,有趣的概念与深远的意义。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一种思想或理论的有趣性应该是判断它是否具有广泛效应的首要标准。段义孚讨论的都是人们关心却一知半解的有趣问题,比如对地方(或景观)的爱恋与恐惧、空间感与地方感、景观背后的强权与奴役、人的逃避等。他把这些司空见惯的现实问题演绎成一部读来引人入胜的学术著作,正是因为他能够看到这些问题背后所掩藏着的深刻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命题:人类情感和经验与地理现象的关系。有趣与深刻的特点使得他的论著不仅获得大众的认知,而且也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可说是雅俗共赏。

2.3 语言与表达方式

     语言的组织与表达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尤其重要。地理学是一门非常重视表达的学科。地图作为一种传统,更是地理学独有的、经典的表达方式。GIS(地理信息系统)只是沿袭、深化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对景观的表达也可放到这一类,总称为“图景式”的表达。另一种是文字的表达。段义孚的著作基本没有什么图景,在西方却成为畅销书,文字表达功不可没。“科学主义”的文章可以通过堆积数据和图表来代替语言表达,但人文主义地理学却需要明白晓畅的语言向受众传达深刻的道理,这无疑是一个有难度的要求。段义孚做到了这一点。技术的表达是聪明,是意思;艺术的表达是智慧,是意义

     段义孚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反复强调了语言表达的艺术及其目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必须掌握语言学技术,提升写作能力,应该掌握词语的细微差别,例如模棱两可的关键词的含义(诸如自然和自然的,行与知,平衡和发展,生活质量等)”[26]。这种语言训练与素质是为了“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文地理学家应该是这样一个亚历山大·洪堡,掌握着海量的事实——也就是名词。但是他还必须爱好自然、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意义,就像他哥哥威廉·洪堡一样 ”[30]。人文主义地理学并非为了追求华丽的词藻而表达,而是将语言视为表现或揭示“意义”的工具。语言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背后掩藏着深刻意涵。
[30]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J].志丞,左一鸥,译.周尚意,校.地理科学进展,2006,25(2):1-7.
     段义孚不但重视语言表达,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的文风优美,说理简明,举例生动,往往从生活事例中信手拈来,所以即使谈大词汇或大概念,却没有空洞散漫和晦涩难懂之感。有中国古代散文的韵味,却用流畅贴切的英文表达出来,可说兼得中西文化之长。这种语言风格无疑助推了其思想的广为传播。当然,这种优雅流畅的语言风格是一种先天禀赋,但更是他“苦吟诗人”般推敲和锤炼语言的结果。他对其好友朱阿兴曾讲过,他有时一个词要改上十七八遍才定。

    段义孚对语言的这种敏感性和娴熟运用还来自他对科学、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艺术作品的博采众长和融会贯通。比如,在对哲学的态度上,他主张:“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必须热切关注哲学……科学家不需要掌握哲学的框架和观点。人文主义者却必须寻求一种哲学以适应其目的。没有这个基本立场,他的工作将是零散的玄虚之论。如果我们对已经扎根头脑的哲学观念浑然无知,如果我们坚持无所不包的体系论,就会产生偏见”[26]。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人文和哲学作品,就像科学作品一样,都只是他的材料和工具。虽然强调并运用哲学,段义孚并没有拘泥于哲学概念因而堕入哲学话语和无休止思辨的陷阱(这是经院哲学家的特点)。对他而言,哲学只是材料或观点之一种,是被他所用的,而不是相反。段义孚早先转向人文主义地理学是藉由现象学的方法,曾写过一篇现象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地理的论文[31],但后来的论著很少以让人“望而生畏”的哲学话语作主题。读他的文章,以及他的一些访谈,可以看出这一点并非偶然。
[31]Tuan Yi-Fu. 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J]. Canadian Geographer, 1971,15(3):181-192
[31]段义孚,引用该论文从地理学,现象学,到人性的研究[J].加拿大地理学家,1971,15(3):181-192
      有人提出段义孚的文章像“散文”或随笔,不太像学术论文,其学术性不强。这种观点就像以八股文的标准来看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一样。判断学术性强弱的标准往往多样而复杂,核心应该是是否逻辑自洽和提出新的思想、方法与理论,而不是文体。即使“科学”论文,也并非都是固定的类似八股的格式套路,何况人文社科方面的论文呢?段义孚的论文也常发于Annals AAG这样的权威刊物,这说明这些刊物并未以所谓的“科学”论文模式来要求。即使是像《回家记》这样带随笔性质的著作,其学术性也很强,因为其中不仅以现身说法阐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原则与精神,而且不乏真知灼见[28]。或许正是因为鲜明而独特的语言与思想风格,才使段义孚得到了更多的尊崇。

3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少数人的事?

     作为华人学者,能在欧美占据主流的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是极为不容易的,段先生确实让我们引以为豪。而且,正是因为他不拘于自己的华人身份而研究较为普遍的问题,所以他才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32]。他40多年一直倾力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佩。段义孚对中国也有着家园的认同,但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对这种认同的反应和响应远远不够。一些人甚至把人文主义地理学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一小部分人做做就行了”(但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没有达到“一小部分人”的规模!)。这种观念其实也是一种学科沙文主义,正反映了人文主义素养的欠缺段义孚极力主张的“自省”是纠正此类偏见的良方
[32]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04-311.
     “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导向阻碍了中国推行人文主义地理学。国内学界不重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没多大用处”。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早期,段义孚也看到了阻碍它在西方流行的两大原因:与工程、规划、技术类的行业相比,人文主义改变世界要慢很多;很少有人关心深入剖析自己,不能“知识为己”[26]。其实,在中国和西方哲学和文化中,都有“知识为己”的传统。它的涵义,正如康德所说,“只有从对象那里回复到自身,不是为了研究和规定事物的最后边界,而是为了研究和规定自己固有的、自己所凭借能力的最后边界”[33]。以此来看,打破“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束缚,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而且是学术准则。“知识为己”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要旨之一。“从知识为己的目的出发,古希腊神庙有云“人啊,认识你自己!”,再联系中国古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在“知识为己”的价值观和学术准则上如出一辙因此,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出发点、立足点以及归宿可能指向这样一个过程,即从自我出发,以此铺陈、展开、观照、反思‘普遍自我’(文化),最后再回归自我。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在于把空间和地方等关键的地理要素纳入这一过程,坚持追寻地理事实的意义与事实本身至少同样重要,并认为人的意识、情感、价值观等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构成和形成了本质意义的人类生活”[34]。
[33]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邓晓芒,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0,170.
[34]蔡运龙,叶超,陈彦光,等.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4-203.
    人文主义地理学也并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深思想或理论。正如唐晓峰所评价:“(段义孚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32]。段义孚讲授的大都是人们熟悉的生活或文化现象,却有不同寻常的视角和观点,并能自圆其说。据笔者的经验,大学生们还是乐于听闻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和例子④,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规划以及人文社科界也不乏喜欢段义孚思想者。博客和微博上对段义孚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讨论也比其他一些文章更吸引人。这说明,与国内相关研究空白或欠缺相反的是,人们关心并渴望了解更多、更专业的关于段义孚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所以,对中国地理学界而言,“应该将人文主义看作地理学中一个动态的、相对持久的研究理念和行动……尽管西方人文地理学中人文主义的热潮早已褪去,但是这种经由人地关系认识自身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理念和指向,却成为一种优秀的传统和一个重要的标尺,在时刻提醒着后来的地理学家不断反躬自省”[34]。

4 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一面镜子:段义孚的智慧

     在对待段义孚思想的态度上,国内外的强烈反差折射出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中存在着人文素养和精神极度欠缺的严重问题。无论何种原因,中国人文地理学界不重视这个只多了“主义”一词的重要流派都是说不过去的。这种研究失位必须得到弥补和纠正。

    段义孚的“成功”无疑既有其个性、禀赋和经历方面的因素,也与包容、激励他自由探索的学术团体和氛围不无关系。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段义孚的思想与学术是导向智慧的。而这,才是古往今来学术的根本目的。段义孚的智慧,除了前面已经论及的敏感与洞察力,还有包容与想象力、示弱与省悟力。

     包容的主要表现就是他反对贴标签。因为贴了标签,就会限制你成为一者,而不能成为另一者。贴了哲学的标签,就可能成为隔离普通大众的对象;贴了地理学的标签,就隔离了其它学科;贴了别人的标签,就没有自我的创造;贴了人为的某个标签,就不能深入体察和认识自然和人类。总而言之,博学多识的段义孚并非不知这个或那个“主义”的标签,但他反对只有唯一的主义,更反对盲目地贴标签和划归阵营。因为,“自然”不贴标签。

     想象力是他能够包容的决定条件。缺乏想象力会变得狭隘,狭隘只会产生偏见和成见,它们是智慧的大敌。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段义孚在心理学、文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之间纵横捭阖,自由穿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要把抽象的主义与独特细腻的观察思考串联起来,力图揭示那些人们忽视的或一知半解的东西中深刻而矛盾的沟回,多个层面展示并条分缕析文化的涵义,最后提醒人们注意自省自足。

     “  示弱”是自省的必要条件。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段义孚更多地看到了人的“虚弱”:恐惧、逃避以及对地方的依恋,无不展示人的脆弱与局限。通过《回家记》,我们也看到一个“脆弱的”义孚。但这是“自然”和“真实”的。段义孚意图警醒那些只看重“地”或注重数量模型的地理学家,以及其他很少关心和思考自身及文化的人,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就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为什么对自己不深入认识和研究呢?

     段义孚的思想与智慧是反映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状况的绝佳镜像。一方面,这个镜子照射出我们的欠缺与不足;另一方面,它也提示了一些改善的路径。专门并持续地开展对段义孚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对我们来讲是“补课”和“还债”。因为,我们确实欠段义孚和地理学一份“人情”[32],现下是到该还的时候了。

致谢:感谢柴彦威教授和汤茂林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注释:
①有关段义孚论著、教学研究经历和所获荣誉等情况也出自段义孚的个人简历(Curriculum Vitae,截至2013年6月13日),详见段义孚的官方网页:http://www.yifutuan.org/;此网站亦有数百封书信可供下载浏览,是研究段义孚的一个重要资源库。凤凰卫视对其《回家记》的推介详见:http://book.ifeng.com/kaijuanbaf ... 03/34363579_0.shtml
②比如《恐惧的景观》(Landscapes of Fear)就体现出译者非地理专业的弊病。大陆翻译者将其译为《无边的恐惧》,台湾译者直接译为《恐惧》,均与作者原意有很大的出入。因为无边是一个不确切的形容词,来形容恐惧的程度;而段义孚是要论述各种各样恐惧的景观,景观如何引发人们的恐惧,而人们又怎样塑造恐惧的景观。翻译成《无边的恐惧》和《恐惧》后,景观的含义一下子没有了。景观是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翻译者也许没有受过人文地理专业的训练,因而不了解景观对人文地理的重要性。
③对于将humanistic geography翻译成“人本主义地理学”还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学界存在一定争议。1983年李旭旦先生将其译为后者,唐晓峰、柴彦威以及潘桂成等台湾学者赞同前者,周尚意等与段先生讨论后认为应该翻译成后者。笔者赞同并使用后一种译法,因为人文主义比人本主义更广泛,更适合段义孚的思想主旨和概括他的论著所涉及的主题。
④笔者的文化地理课将人文主义地理学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讲,同学中不乏感兴趣者,部分同学也写了一些颇有意味的书评,这表明对段义孚思想的认知和传播并非像想象的那样困难;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bbddd201015pu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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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0 11:12: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2-30 11:17 编辑

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

第十章地方感 p205
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
一、无视地方,或李余王(King Lear)在拉斯韦加斯
当李尔王的话“我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经意地掠过我的脑海时,我正站在拉斯韦加斯的主干道上,欣赏着海市蜃楼旅馆热带花园里那定时的火山喷发。同时,一道鸿沟出现在小说和物理学中,困惑的老国王穿越了时间、空间和现实。人行道上人影憧憧,但是,当人们穿梭于各个娱乐场所,抓着盛满硬币的塑料杯向投币口投币的时候,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运气,当然不会注意什么李尔王了。在这出戏里,用李尔王自己的话说,他“心智不健全”。他周围的世界足够健全;他的地理问题是在他的脑袋里。这里,反过来似乎也成立:如果李尔王心智健全的话,那么他周围的世界就有问题。
主干道的街景画是一幅幅在内容上突如其来且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场景:七条道的交通线、各种三层楼高的广告牌、一个印度神殿、外观装饰得让人联想到是密西西比河里的船的建筑群、爱尔兰酒馆、日本的某些东西和无数的其他花式织物,摩天大楼旅馆的现代主义的墙壁矗立在所有这些的后面。热带鸟声的片段来自扬声器,它被仔细地隐藏在显示下一次火山喷发时间的标志牌之后。几码之外,两艘实物大小的航船在一个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加勒比乡村之前进行着一场滑稽的战斗。当最后一个海盗从绳索上倒下时,李尔王(他自己的问题是被这些不可思议的场景弄糊涂了)信步走出街道,进入一片由进口纤维玻璃棕榈树组成的复杂人工环境的热带雨林。公共的和私有的空间在这里紧密无缝地相互交织在一起。李尔王不知不觉地走出森林又回到街上,然后被吸引着通过一个镀金的古典门廊,到达一个移动的行人道上,这个过程将他像帝王般地转移到亚壁古道一—恺撒宫殿广场的一部分。这里的建筑风格是罗马式的,高档商品店是意大利式的,正在观看假想的巴克斯酒神和其他小神雕像的人群主要是日本游客,这些神每隔一段时间就在计划好的动态激光表演中一起涌现。亮丽的、缀有缓慢移动的积云的蓝色天空被投射到圆形的天花板上,直到购物中心关门为止,然后随着日落而消退在布满星辰的天穹。
沿着街道是一块临时遗弃的空地,已经开始恢复为沙漠,废弃物被风吹扬起来越过了周围用铁链连成的栅栏,那里曾经是沙丘旅馆矗立的地方,它将来还会建在那里。空地之外是一座荒谬绝伦的中世纪城堡,具有亮丽的红蓝色屋顶、夸大的塔身和奇怪的要塞。单轨铁路将这个大城堡与一个巨大的,由斯芬克斯神像、方尖石塔、全息摄影雕塑和以古埃及人方式出现的棕榈树环绕的玻璃金字塔连接在一起(图10.1)。在其顶点,一束雷达光如此之强地穿透天空以至于只要云雾稀薄,整个拉斯韦加斯都能看见。穿过街道,一群复活节岛的人头雕像轻蔑地看着过往的交通工具和一座镶嵌在一栋巨大暗色玻璃建筑中的巨大卧狮。巨狮的嘴巴就是通往有5000个房间和主题公园的某大酒店的入口。在酒店里,桃乐茜(Dorothy)、淘淘(Toto)、铁皮人(Tin Man)、狮子和稻草人等雕像呈各种舞姿沿着从澳大利亚而来通向娱乐场的黄色砖路摆放着。

像桃乐茜和她的朋友那样,李尔王在一个戏剧性时刻被困在拉斯韦加斯城里。他自己跟自己反复嘀咕:“我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的无知是可以理解的。显然没有人能够完全搞清楚拉斯韦加斯是什么。人们试图假设在装饰和广告牌之下不存在独特性,除了一片用铁链连成的栅栏围起的半沙漠和风吹起的垃圾外,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这个假设请不要设定得太快。如果我们仔细地观看,我们将不会发现什么虚假,我们看出没有谁想努力掩盖借用的东西和发明的东西。难以想象任何一个人会被愚弄得去认为这是一座真正的火山或真正的中世纪城堡。在这一点上,几乎每一件事物在这里都是一个诚实的欺骗。
拉斯韦加斯的主干道是令人难忘的地理和历史片段的融合(被重新设计和组合)。它是一个由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组成的地方;它是一个真实的和人造的东西容易相互变换的迷人的地方;它是一个梦幻空间,用来接纳通过暴富而产生的无限自由。拉斯韦加斯的设计者并没有被误导,他们创造了现在每年吸引2300万游客的地方。来此地的游客也没有被迷惑,他们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虚构的;他们来是因为他们喜欢拉斯韦加斯。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同意还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并不太重要。真正的问题是获得一些批评的理解: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或换一句话说,去认识这个地方。
二、地方感 P208
地方感并不是地理学家创造的理论,现在拿出来为社会的其他部分服务,它也不像地图或中心地理论那样是解决地理之谜的工具。如果李尔王能判明方位,莎士比亚不需要知道任何地理知识并掌握地方感的重要性,拉斯韦加斯的游客既不需要知道任何地理知识去到达那里(通过包价旅游就可以完成这些),也不需要知道任何地理知识去欣赏毫无关联的地方片段(因为他们被假定一生都在看电视而有所准备)。首先,地方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人生来具有的能力,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它是我们所有环境经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发展抽象的有关环境、经济和政治的论点,只能是因为我们首先身在地方。但是,除此之外,地方感还是一种后天学到的关键环境意识的技巧,这种环境意识可以用来掌握世界看起来像什么、如何变化等知识。在整个地理学史中,地理学家将地方感作为一种能力来反思,作为一种技巧来发展。他们经常通过写作来这样做,但是,我相信,他们更频繁地是通过他们的教学这样做,就像代代相传的珍贵传统,既传授地方感的理解又传授地方感的技巧。声称地方感已经导致某种环境知识和实践的普遍变化可能不合逻辑,因为这需要与具体的背景相联系。但是,已经做的和应该继续做的就是将常识和对无数地方变化的理解贡献于世界。
并不只是地理学家已经注意到地方感,建筑师、心理学家、艺术家、文学批评家、诗人甚至经济学家(尽管我的观点是经济学家极少成功)都考虑它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大多数可能会使我们相信地方感是永恒的好,地方感的加强只可能使人工环境更美丽,我们生活更美好和社区更公正。但地理学的思想更广博、更现实。对地理学家而言,地方是装载他们所有希望、成就、雄心甚至生活恐惧的人文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将地方感看成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与环境联系起来的脉络,一种根据地方特性理解地方的学术方式。作为一种环境连接,地方感是存在主义的和政治的。作为一种学术上的地理技巧,它需要仔细的地方观察,认识到表面现象可以揭示共享的文化传统或掩饰深刻的不公正。确实,归属于某一地方和共享其传统的政治欲望将加强系统排外的企图:排斥所有那些被认为不是属于当地的人。与那些相信更强地方感只能使世界更美好的人不同,地理学家试图对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往往摧毁了地方感和社区感,这也许就发生在城市更新或移民的名义下。所有军事战略中最不朽的就是为了破坏一个民族的意愿而将地方摧毁,这对地方感的重要性来说是最邪恶的证明。当然,对地方感的重要性来说更有力的证明就是这些地方总是被那些人所重建: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寄托还没有被摧毁。
简而言之,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通常是积极地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但是,它也能够变成有害的和摧毁性的。作为一种教学技巧,地方的地理感总是既要理解地方好的一面,又要理解地方坏的一面,然后,批评性地赞成公正和持久的并且当然是响应多样的环境和文化的变化。地理学家在两千多年前首先记述了这种技巧,当时就认为它很重要;如果我们要认识20世纪晚期令人迷惑的地理学,它现在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三 地理学中的地方史
在古代,人们通过他们的姓名和来自何方来识别他们自己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这是一个也许从希罗多德(Herodotus)开始,但现在已经悲哀地消失了的地理学传统。昔兰尼(一座现在称为利比亚的海滨小镇)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大概在公元前225年左右,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图书管理员,他被认为是创造“地理”这个词和思想的人。我们并不知道多少有关这个人的身世。显然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诗人、数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第一个地理学家。我想象他是一个消瘦和严肃的人,具有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分类嗜好。我怀疑他不是在认识论的灵感冲动之时,而是在编辑、分类从商人和旅行者的报告中收集到的不同地方的信息感到绝望之时创造了地理学。他的三本地理著作现在已经失传,但显然是由测量地球大小的说明、已知世界的地图和一些国家的描写组成。
从我们知道的一点来看,埃拉托色尼的地方感可能主要是由地方位置的精确知识组成。对黑海南岸的一座小镇一—阿玛萨——的斯特拉波(Strabo)来说,地方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斯特拉波可能是古代最著名的地理学家。   他的多卷本《地理学》可能写于公元前9~前5年之间,是本学科现存的最古老著作。斯特拉波知道埃拉托色尼(事实上,他是已知的有关埃拉托色尼的主要资料来源),但是他瞧不起埃拉托色尼的制图方法,也不认为他是地理学的奠基人。相反,斯特拉波将地理学的起源追溯到霍默(Homer)的观点:地球和所有的地方都是上帝为人类的使用创造出来的,这与斯多葛(Stoic)学派哲学家的信仰一致。这种上帝赐予的地理学有一个幸运的次序;一些区域为人类的活动赋予优良的资源,而其他区域则是贫瘠的。为了认识并对这种幸运的次序作出反应,人类必须利用他们的预见和思考能力(这也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如果他们不能利用思考能力,他们将可能因某种不健康的悲惨生活而结束竭力维持的痛苦的存在。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学》的开篇写道,“地方知识是一种美德的传授”,而美德则意味着与自然和谐生活(Strabo,1917)。地理学家因通晓宇宙、云游世界和观察仔细,特别适合评价地方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敏锐的地方感使地理学家能够解译景观的幸运次序,区别出环境的好坏,他们也能够建议其他人如何合乎道德地认识或达到斯多葛学派式的理想生活,相应地,斯特拉波将他的书尤其针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我钦佩斯特拉波的地理学观点,我的解译有可能被这种钦佩所左右。正如我的解释所暗指的那样,他的“地理学”在上世纪90年代对环境伦理学来说并不是经典。他的多卷本主要是细节的堆砌,已经被描述成“散文地图集”。其中的一些信息相当的奇异,一点也不合理或以观察为基础。但是,这毫无异议地表明斯特拉波相信地理学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对具体地方特质的敏感性,他们的训练允许他们从景观的表面形态看出精细而神圣的次序。于是,斯特拉波的理解与埃拉托色尼的大相异趣,对后者而言,地方是事实和客观,主要是位置和共性问题。
这种对地方解译的差异正反映了地理学内部的差异。自斯特拉波以来,地理学家总是仔细地写下了观察到的和有思想性的地方说明,但是鲜有地方思想或地方感。对那些以埃拉托色尼为传统的地理学家来说,他们最关心地方的客观性,尤其是他们的位置。而对其他地理学家而言,地方的唯一性和美德最重要。尼古拉斯·恩特拉金(Nicholas Entrikin,1991),一位洛杉矶地理学家,近来试图把这种两重性都包含进来。他将这种两重性描写成“地方的之间性”,意思是地方感总是位于客观的环境共性和主观的特殊经历之间。从客观方面来说,地方既被认为是位置又被认为是共有的关系;从主观方面来说,地方是含义和符号的领地。恩特拉金写道:“理解地方需要我们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地方最好被看成是两者之间的点。”换句话说,具有来自埃拉托色尼和斯特拉波之间的特性。
我认为这太理论化了。对某地的观察总是要揭示其共有的或借来的要素和与生俱来的或独有的特征。前者如金字塔、复活节岛雕塑和拉斯韦加斯进口的棕榈树等,可以适当地描绘成可迁移的或无地方的,后者包括恺撒的宫殿或拉斯韦加斯的街道类型。无地方的物件是一般的、可能是客观发展过程的结果,但是他们已经被结合到具体的环境中。我们经历着一个主观的具体世界,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一般世界,一个人是不可能自我意识地将自己定位在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了解地方须从具体入手,然后通过这些具体来探索有关的内在特征和无固定位置这两方面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以什么样的平衡结合等有趣的问题。
举一个19世纪工业社会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的例子。他在1866年出版的《野生油橄榄的王冠》(The Crouwn of Wild Olive)中,描写了伦敦南部卡苏顿的一条河流:曾经清澈见底,但是后来被发展所淹没,“在那个地方,不幸的人们使他们的街道和房子充满了污秽,四处尘埃、废铜烂铁、破布线头”(Ruskin,1866:386);六七个人只需一天的工作就能清理完毕,但是罗斯金深刻地评论说这一天的工作却从未做过;他从河边攀上山包,路过一个新客栈,在其正面有个用漂亮的铁栏杆围起来的两尺深的洼地,铁栏杆除了保护后面吹扬的垃圾外,毫无其他用处。
现在围住这片地并使其破坏的铁栅栏代表了应该使卡苏顿洁净的三次工作:矿山里的工作,部分是有害的和致命的;炉子里的工作,部分是凶猛的和耗竭性的;学习不好的学生做的不良设计,部分是愚蠢的和案牍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恰好是上述事情发生了而不是其他的?为什么力量和生命用来污染这块地而不是恢复它?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生产出毫无价值的金属片(既不能吃又不能喝),而不是有益的新鲜空气和纯净的水?(Ruskin,1866:387~388)
这是一个尖刻的问题,现在许多地方的人都可能会被问到。它导致罗斯金对19世纪工业经济的激烈批评。
罗斯金的描写没有看到“之间”的问题,没有卡苏顿客观和主观方面之间的波动问题。相反,他在这个地方的具体特征中发现了广泛传播的工业实践可嵌入的重要性。抽象的过程通过地方的特殊性来揭示。一种发育良好的地方地理感是一种仔细观察地方的独特性,并对这些独特性保持开放的心态,然后透过这些独特性看出他们所代表的更大的格局和过程的感觉。与这种地方感相反的精神也并不是不重要,例如,关于进步或经济增长的社会理论和抽象只有在具体地方的实际个人生活中才有内容。
四、完美地方感的消失p213
旧的心理学教科书中常常有一种“矮人”的图示。“矮人”是一种生物,它的形态由多少脑髓用于支配身体各个部位的感觉所决定。这不是一种逗人喜欢的生物,它有很小的身体、四肢,生有大嘴唇的大脸、大脚和大手,光感位于大脑两半球的实质部分,如果这些都包括进来的话,“矮人”也有畸形的突出眼。
我们的一些感觉具有将世界的信息传导到大脑的器官,另一些则没有。不幸的是,“矮人”缺失感受地方感的器官和大脑皮层区。感受地方感的备用器官一—另一个鼻子,也许第三只眼——无疑将澄清无数的环境关系。实际上,我们能说的是:地方感是一种合成功能,综合了来自其他感官的信息,将它看成是大脑中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网络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想法。但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它广泛地与用来怀念过去和全盛期的记忆部分重叠,因为几乎每一件记下来的有关地方感的事情都是赞扬老的或传统的,谴责新的。
完美地方感的年代并非固定在历史里。对某些人来说,如社会精神病学家埃里克·沃特尔(Eric.Walter,1988),当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显然重叠时,年代是古典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位于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对托尼·希斯(Tony Hiss)(一个来自纽约、曾写过“地方的经验”的新闻记者)来说,它似乎是1930年以前美国东北部的任何时间。更令人困惑的是,克里斯多佛·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一位出生于英格兰,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建筑师,在任何具有“无名品质”(他用于描绘好的地方性的术语,我们能够很好地辨认但却有点不能精确地定义)的环境中发现了它。在他的《建筑物的永恒方式》(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的示意性图片中包括许多本地的环境、希腊和英国村庄、中心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片段,他具体地描写了日本的农村:鲤鱼游戏在池塘中,就仿佛是永恒。亚历山大(Alexander,1979:164)的意见是不论在什么地方,爱、关心和耐性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然后是“人种和具体人类生活的真实性能够在地方的结构中发现他们的位置”。
为什么旧的地方是如此地好过新建设的地方?在迈克尔·伊格纳提耶夫(Michael Ignatief,1984:138)的《陌生者的需要》(The Needs of Strangers)中,我们能够找到通常的解释,他是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世界主义的(他自己定义的)加拿大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写道:直到20世纪的开始,大多数人的生活才摆脱了他们一天步行和骑马距离的限制;使用当地的原材料以及按当地的传统建造起来的建筑物的风格深深地打上了本土语言和特色的烙印,继而使它们发扬光大;社会价值观、技术和环境的和谐性影响力很大;这是一种用承载当地传统、精神以及所属区域的古代语言来表达的和谐性。地方感的确是一种巨大的、积极的力量。
在1913年,法国杰出地理学家、曾津津乐道于法国多样景观的白兰士写了一篇关于地理特征的论文,在那篇论文中,他将地理学定义为“地方研究”(Vidal de la Blache,1913)。吸引白兰士注意的景观充满了地方的多样性,通过距离和地方文化的抵抗性相对地屏蔽着外来的影响。由于地理学家长期关注地球表层,他们致力于理解这种多样性是完全合适的。当然,应该承认真实世界的边界无处不在。旅行者、朝圣者、学者和巡回工匠带来了其他地方的知识,但是那种知识总是要适应地方传统、建筑形式和故事,而不是强加给当地。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前现代世界里,地方的行为方式保持着与外来普遍原则的良好平衡,结果是一种可理解的景观多样性一—每一个地方的差别并非大到不能被外来者理解的程度。理论的力量有时如此强烈以至于它能在社会秩序和人们生活方式上导致实质性的变化。例如,牛顿的物理学和理性时期的各种哲学就是明证:首先,这些东西只是思想,后来,世界的变化却更紧密地与这些思想相一致。在另外一些时期,世界本身在变化,理论知识力图保持同步,去发现能解释世界变化的思想和印象。在1859年与1950年之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在,对地方的地理理解都在力图保持与现实同步。甚至当白兰士在1913年写论文时,他对地理的定义就过时了。几十年来,地方文化的韧性一直处于技术和政治过程的冲击之中。在“地理学”的条目下,《牛津英语词典》提供了两条有启迪作用的19世纪的引语,将这一点说得明明白白。爱默生(Emerson)在1854年写道:“我们已经看到铁路和电报征服了我们巨大的地理疆域”;在1859年,列夫(Lever)宣布“科学已经普及了,遥远的地方也变得熟悉起来。”甚至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一种新的地理逻辑正在出现,在这个逻辑中,地方的特殊性将被消除。一直向往与未来相协调的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觉察到这种变化,在他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里一首正好标有明确位置的诗“穿越布鲁克林渡口”中以讽刺性的口吻写道:“没有利用时间或地方——距离没有被利用。”
在这件事情上,地理学家无望地没有与他们自己的研究对象接触。在他们的研究和写作中,他们通常忽视城市和工业经济而继续研究未被这些剧烈变化影响的区域,这几乎就像他们已经达成了一种协议——不论证据如何,都要维持一个令人欣慰的信念:区域的多样性是重要的。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家才开始描述有关新经济和城市过程(正如戈伯在这本书的第九章中提到的)。我不认为将这种情况称为一段长期的集体失明是一种夸张,就仿佛是整个学科被限制在自己设计的柏拉图式的陷阱中:无论如何就是要找出区域差异。这是一个有益的教训:人们是多么容易忽视自己感觉的证据,包括地方感。
五、现代主义和无地方性
属于前现代时期的地方看起来没有变化,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以及他们的相对遥远性。它们的外貌就如同其他事物有其必然性,该是怎样就是怎样。这里的生活谈不上浪漫。我能证明此点是因为我就生长在南威尔士的一个能俯视瓦伊(Wye)谷地的乡村里——几乎不能说是乡村,而是像散居的房子。这里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自来水和电。部分是因为落后,这是一个强烈独立的社区;每一个人都相互认识,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到过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面对困境(如冬天里道路被大雪封锁几周),这个乡村拥有非凡的抵抗力。要不是所有的这些可取之处,这里不是一个特别舒服和方便的生活之地,在20世纪70年代里,当乡村生活对城里的中产阶级具有吸引力时,许多当地居民赶快抓住机会卖掉他们的财产搬到附近的镇里。他们潮湿的小村舍整个地被新来者翻新,或被具有郊区人行道和路灯的整齐划一的大房子所替代。新居民每天定期去很远的地方上班(有些去100英里以外的伦敦),在佛罗里达或土耳其度假,他们复活了濒亡的传统节日,创造了新的社区生活。一个老式酒馆变成了法式餐厅,客人中包括好莱坞的影星。村子仍位于我长大的那个位置,但它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地方了。
除了变化来得太晚之外,我没有在这里的变化中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自1900年以来,同样的变化已经渗透到乡村、城市附近和世界各地的小镇。来自于现代主义,然后是后现代主义这两波变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地方的外貌和含义。
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当白兰士庆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方时,许多欧洲的艺术家、诗人和建筑师同时在努力抛掉传统的包袱,沿着反映新的电子、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技术道路彻底改造社会和艺术。他们为了灵感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结果是戏剧性的和史无前例的:抽象的巴洛克(Braque)和毕加索(Picasso)绘画、邓肯(Duncan)和尼金斯基(Nijinsky)的舞蹈、格罗皮乌斯(Gropius)、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鲍豪斯(Bauhaus)的苦行僧式的几何学与朴实无华的建筑物,这就是现代主义。它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理论,它完全排斥传统、习俗、装饰或地方文化。
如果存在着现代主义的早期神经中枢的话,那就是鲍豪斯,一个以20世纪20年代德国东部的德绍(Dessau)为基地的建筑设计学派。鲍豪斯成员是一些艺术家和建筑学家,他们为每一件事物都发展朴实无华的、流线型的几何设计——椅子、字体、纺织品、电灯装置、厨房器具、房子、工厂、城市规划和他们自己的学派建筑。这些设计背后的美学原理是应该体现功能性和未来性(尽管想在鲍豪斯有一定位置的人都知道功能有时只能是通过外貌显示)。他们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民主的一一它们应该能够被大量生产出来并且能够为每一个人所利用。建筑学家、鲍豪斯多年的主任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说房子应该在工厂中大量生产出来,它的每一部分应该是标准化的。特殊性应该是利用这些标准部分的个人表达的结果,而不是历史风尚或地方性。换一句话说,现代主义的设计不需要地理学,它们能够被同样地运用到任何地方。
这被证明是一条有价值的规则。当鲍豪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被纳粹关闭时,它的成员根据他们的政治倾向而各奔东西,有的去美国,有的去苏联,继续他们在德绍的未竟事业。在美国的专攻玻璃式的摩天办公楼,在苏联的则设计呈几何排列的郊区板式公寓。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当欧洲和北美的城市迅速扩张或彻底更新的时候,鲍豪斯建筑师和他们的现代主义的信徒们方便地利用了他们的无固定位置的设计。这些设计与国际商业的目的密切吻合以至于两者很快就变得密不可分。假日饭店、麦当劳、索尼、IBM、大众汽车和壳牌石油都有标准化的建筑物或产品一—到处都一样。如果重建的城市中心和新建的郊区保留了某种特殊性,那通常是因为旧的道路格局或名称;它们的组成部分—例如办公大楼或专卖权——通常是同一的而不管位置如何。地方(特殊性)和世界(普遍性)之间的平衡已经发生转移,同一性开始超过地理差异。
当一群地理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从学科的长期蛰伏中苏醒时,他们注意到这个正在出现的同一性,并在均质的空间和中心地理论中赞美它(见本书第八章)。到70年代,另一些地理学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但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理由去赞美它。对他们来说,地理学中受到长期尊重的地方多样性,在一些同行的帮助下,正系统地受到现代主义的建筑师、规划师和国际商业团体的根除。他们抗议,声音不大,也不刺耳,而是富有见地和深思熟虑。这个理性抗议的焦点就是段义孚广为传颂的“Topophilia”(字面上的意思是“地方的爱”)。段在导言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他的兴趣不是在改变世界的应用知识上,而是在我们应该通过理解我们对环境的态度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在“Topophilia”中,他将地方和多样性写成积极的环境经验。他写了家乡和思乡病、乌托邦、个人经历、宇宙和符号主义;他写了理想的地方和具有永久魅力的环境如海岸、山谷、荒原和山脉;他写了他的许多现代主义的同事们认为是灭绝了的东西。事实上,正是他轻轻地宣告了下一波的变化。
六、后现代(主义)地方的复活P217
在1968年,建筑师罗伯特·温图里(Robert Venturi)带着一群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去拉斯韦加斯考察那里的商业带。现代主义者只能关注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因此他们就会诅咒这里混乱的灯光、标志、建筑片段和无目的的空间;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功能紊乱的建筑垃圾。但是,温图里和他的学生所看到的却是建筑风格、装饰、纹章标记和仪式空间的美妙活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他们从杰克逊(J.B.Jackson)那里学来的一种观察方式。也许杰克逊最可能将自己说成是地理学家(如果要他自己选择的话),他曾经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常见的美国景观和近半个世纪的地方感(例如,见Jackson,1970)。
《向拉斯韦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Venturi,Scot-Brown and Izenour,1972)刺穿了建筑学中现代主义的泡沫。
自那以来,所有类型的建筑物被不断增加的彩色条带、尖屋顶、罗马式拱门和新古典圆柱装饰着一—有时是一次就包括了所有这些东西,这种自我意识的历史和装饰方法开始被称为后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远远不止是建筑时尚,它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都有对应物,这个词也被难懂的学术争论所混淆。然而思想还是十分清楚的:它描述的东西既源于现代主义原理,又同时不容于现代主义原理。现代主义代表未来,代表标准化,代表简朴的功能性。后现代主义赞美过去,赞美与众不同,赞美装饰以及不可预见性。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做派只是一种虚假的讽刺做法而已,因为这仅仅只是相对现代主义而为之。在后现代主义装饰外表的掩饰下,其建筑物所运用的是高科技:布满了钢架、空调、光纤电缆以及通话电梯。后现代主义部分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抗议活动——公民权利、反战游行、妇女运动和环境主义。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一书是反对现代主义的,并且恳求保护城市郊区。正是在郊区,许多人抗议城市更新和快行道的暴增。在建筑和规划界被压制了几十年的历史问题,现在突然被重新发现并且加上了保护历史遗产免遭进一步威胁的盾牌。直到1965年,遗产问题还只是限制在几个政治上有意义的场所,如总统的出生地;在1968年,美国的“历史场所国家名单”还没有条目,但是到了1978年几乎有两千条。这个历史的发现伴随着地理多样性复兴的激情。独特的地方性从没有完全失去吸引旅游者的魅力,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里,许多东西被城市更新或郊区化蓄意地破坏掉了。大约在1970年后,任何地方只要拥有如画的小镇景观、旖施的风光、宜人的气候、沙滩或理想地将所有这些集于一身,就变成了称心如意的居住或吸引旅游者的地方。我曾经居住过的南威尔士的乡村被标明是一个具有出色自然美的地区并且吸引了新一代的居民;几乎当做穷乡僻壤而废弃的普罗旺斯的小镇被更新为巴黎人或不列颠人的第二故乡;而纽约、费城、旧金山和多伦多房屋不断破败的内城社区被年轻的街头艺人占据而衰败。
地方感的复兴并非一帆风顺。正如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所说:后现代性的条件已经日益与温柔的剥削形式结成联盟,即使是当它显然支持差异性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评价道:后现代世界的地方感是能够开发出利润的,“寻根(文化)最糟的结果就是被制造和作为影像销售而结束……最好的历史的传统被重组而成为地方历史的……博物馆文化”(Harvey,1989:303)。英格兰艾恩布里奇(Ironbridge)的布利斯特山博物馆(被假设为工业革命的心脏)是由工业建筑物构成,这些建筑物被用来创造了一个从未存在的小镇,雇佣了20世纪后期的失业人员,身着过去某段时期的服装,像19世纪的工人那样工作。几百也许几千这样的历史居住地在世界各地被创造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与当地历史和地理至少有某种关系,尽管被挪了地方并被打扫一新。但是,这种联系可以延伸很远,并且也不重要。伦敦桥(London Bridge)已经搬到亚利桑那,威尼斯的平底船往返于多伦多的滨水地区。
这背后的信息很简单,即人们喜欢独特,因此,应该创造独特。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地理环境是有用的资源而不是约束物。任何有趣的地方性只要符合大众的品位就具有独特性。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1988:131)写道:“如果将实体运到国外去,它会怎么样?”简单的回答是主题公园,它复制和将遥远的环境与地方感理想化以至于参观者能够欣赏各处最好的地方而不需要艰苦的旅行。稍微复杂一点的答案在拉斯韦加斯的主干道上是明了的,它转化为一种没有围墙的主题公园,一种可让人身临其境的全息摄影,一种最好地方的视觉地理,一种从古埃及、玻利尼西亚、中世纪英格兰、热带、古罗马或能唤起想象的任何地方的时代影像。主干道自相矛盾地变成了一种主要由其他地方富于幻想的片段构成的独特地方。虽然是在略微简单的尺度上,但在大众的购物中心具有国际快餐专卖权摊位的食品街背景中,或在自由地从世界各地借用街道名字和建筑式样的新房开发计划中都能发现相似的地理混乱。克利福德·吉尔茨(1986:121-122)还观察到,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抽象拼贴画中,生活在不同的烹调风格、人员和建筑形态的流动中。
我假设从其他地方复制和借用的过程可被认为是地理引用,或更苛刻地说,是地方剽窃。它是否应受谴责或是一种快乐的源泉?这对我来说并不像地方和地理的新逻辑在这里起作用那样重要。前现代化的逻辑是地方特性从区位和它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地理多样性中揭示的是本身。习惯和式样确实是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但是这些借用过程是相对地屈从于地方独特性的。现代主义的逻辑是地方无关,地理应该被国际经济力量和时尚所决定;它的显现就是无地方性:地方性是次要的,地方看起来越来越相似。地方的后现代逻辑是地方看起来像开发商和设计师想要它们像的任何地方,实际上,这通常是市场研究中关于什么吸引消费者和什么要出售的功能。后现代主义学派认为,这就好像是与众不同的地方的最佳方面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发展,然后,将它连根拔掉再按地志学的方式把它重新整理似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73),多伦多的传媒大亨,预见到了这个序列。在《理解传媒》(Understanding Media)这本书中,他引用了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一—然后,尖刻地评论道:“我们已经将这些支点租给私人公司了”(图10.2)。

七、地方感VS地理欺骗
后现代地方感中显现出来的主体在地理上是不受尊敬的:它变化迅捷,与背景和特性没有紧密联系;它打破了长期建立起来的关于地方是什么和可以是什么的惯例。其结果被看成是肤浅的和商业性的,就像拉斯韦加斯看到的那样,但是他们也常常是自行其乐。我认为我们在判断它们时必须注意不要变得太华而不实和自以为是。另一方面,重要的是不要对正在进行的事情轻易认可也不要上当受骗,因为后现代主义中充满着欺骗:混凝土看起来像着衣的石头,纤维玻璃看起来像棕榈树,新建筑物看起来像旧建筑物,具有离奇的街道格局和区域建筑式样的新式传统的新型小镇由全球公司开发出来。重要的是知道它们属于什么,什么是输入的,什么是在一个地方中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重要的是不要被正在进行的东西愚弄了。传授地理地方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传导被称之为愉快的怀疑这种东西。这涉及仔细的、没有偏见的地方和景观观察:既不是傲慢的也不是冷嘲热讽的。它需要我们挑选出地方的各种要素和它们的原始背景,它们是如何关联的。地理学家皮尔斯·刘易斯(Peirce Lewis,1979)给出了一个这样介入的好主意。他认定人造景观对文化的线索是有价值的,至少是因为它们涉及无穷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它们看起来就像有正当的理由而存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通常是可以发现这些原因的,它们可能并不总是与建设者的书面和口头要求相一致。刘易斯建议我们,仔细观察需要我们平等和有联系地对待几乎所有的事情;富人和名人的房子、活动住屋或(家庭拖车的)停车场、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草坪修饰等所有这些都有文化意义。对一般事物如此广泛地观察,这对靠教科书和其他专家的观点培养起来的人来说是令人吃惊的困难。刘易斯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他写道:人们是能够“非常精确地教自己如何去观察的,那就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做但应该做的。”他建议,另类的观察、阅读和思考能提出我们还未曾想到的问题,能揭示景观里的次序(我们只看到混乱);另外,能够产生不平凡的结果,“可能是通向合乎情理的道路”(Lewis,1979:27)。
我认为理解景观和发展地理地方感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这些技巧需要我们学会批评性地在世界和它的景观中观察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充斥着第二手信息和影像,不管它们是从教科书来的还是从电视上来的,毫无疑问地接受这些东西多少有点放弃我们的独立思考。我不能想象出一个比我们自己观察景观和地方还要严格的测试,去验证所告之事物的真实性。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天生的能力,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必须要学习和实践的东西。也许,没有比地理调查更好的方法去做这件事,通过地理方法调查具体背景,特别是通过系统开放的野外工作和观察理解什么应该是更深刻的东西。地理的地方感教导我们如何解释环境的复杂结构,如何寻找地方的要素,它们的历史发展和原始背景,如何理解土地利用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借助于这样一种受我们支配的技巧,我们将不会再受环境的欺骗;我们不会像李尔王那样,不应该发现我们自己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八、一种有害的地方感
在地方感中,积极的东西主要取决于合理的平衡。当平衡被过分的无地方感的国际主义颠覆时,地方的局部特性就被侵蚀掉了。另一个极端是当平衡被一种过分的地方或国家热情所颠覆时,结果是一种有害的地方感:侮辱地对待其他地方和人民。换句话说,地方感本身带有一种盲目性和变成民族主义者至上与仇外的平台的趋势。例如,这种趋势在欧洲人采取的保护他们自己免遭不可接受的殖民地地方背景的措施中是明显的:不列颠的一部分在印度被复制出来,西班牙的生活方式输出到拉丁美洲。这种趋势在纳粹德国也可见到,一种强迫性对国家景观和文化的热爱导致排除一切不属于这里的人和事,从而纯化祖国的野蛮行径。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有害地方感的例子变多了。依附在国家民族主义外衣下的地方强力地打破了自己,并且经常暴力性地进入国际政治的前台。这种分裂的乡土观念似乎注定要在国际组织和全球交流的增长之中消失。就像欧盟那样,国境线将会取消,但文化差别仍将会得到支持。与文化的差别在全球商业化的冲击下正在消失相反,正当根植于历史和地方的旧的政治从属关系涌向表面,猛烈地防备着种族外来者的时候,一个深深的自相矛盾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从国际电视新闻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世界上很多区域有很多年轻人抽着美洲的香烟,挥舞着俄国的步枪,他们只是想消灭他们的文化邻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就仿佛是从全球尺度到地方尺度上的事情正同时交织在一起似的。
民族国家主义的地方与孕育它的文化同义,因而与民族象征和联想的领域同义。1993年,政治哲学家迈克尔·伊格纳提耶夫(Michael Ignatieff)参观了世界上几处正在探寻令人绝望的政治特性的地方,其中大多数地方饱受暴力冲突的危害。他发现狭隘乡土观念的复活和公共秩序崩溃之间联系紧密。他词语考究地问道:“如果暴行是合法的,那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认为最好的方式,然而,有什么更胜于人们对家园的热爱呢?”当公共秩序崩溃的时候,安全和生存就变成头等大事:“属于你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与你的乡亲们在一起就是最安全的(Ignatieff,1994:6)。归属感越强,对外人的敌意就越大。这只是使你的地方和人民安全的种族清洗政治学和强力清除其他人的小小一步。强调独特性而排除对共有特性的承认的地方感是一种丑陋的和粗暴的事情,是一种有害的地方感。
九、真实的尺子——地方的共性
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编辑了一本关于20世纪晚期城市的一本书,题为《主题公园的变化》(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与拉斯韦加斯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没有讨论)。在导言中,索尔金(Sorkin,1992:xi)设想时空的退化和全新的“非地理城市的出现…一种没有地方依附的城市”。
这种地理学死亡的消息被大大夸大。索尔金把变化误认为消失。世界在其整体性上没有成为不可见的电子脉冲的网络。地方并没有因为铁路和电报使遥远的地方不断被人熟悉而在19世纪消失,至少有三个它们现在不会消失的理由。第一,文化之间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总是存在着漏洞,发生在20世纪末的人员、思想和时尚的快速的全球运动不需要我们抛弃古老的地方语言,尽管它要求我们适应它。第二,许多前现代地方仍然保留着,发育良好的地理地方感能够继续通过帮助我们揭开(产生它们独特性的)建筑和文化的格局而加强我们对这些格局的理解。第三,旅游业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如果所有的收益增值率和空中交通等都包括进来的话),所以,我们能够自信某种形式的独特性将得到保护和创造。除了其他东西外,一个没有地方和地理变化的世界将是枯燥的,对旅游也是没有益处的。
对于写作来说,索尔金的困难,与那些撰写没有地方的地理学或地方感消失的人一样,是思维和语言不能赶上世界变化的步伐。对可适应性地方感的苛刻挑战要与世界现在如何变化相妥协,为了这样做,就必须要理解经过重组的后现代地理学,整理出哪一种地理学在哪个地方,它是谁的地理学,它是否是幻觉,是否仍保留着斯特拉波称为美德的任何东西。
在对瓦尔登湖的沉思中,索洛想象着有一把真实的尺子(Thoreau,1854:“我为什么活着”),它是一把可以使我们知道““洪水’聚集在一起有多深”的尺。他是想有某物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挖掘多深才能到达“一个被我们称为现实的,有坚实底部或有岩石的地方。”这样一种设计是大大需要的,但是,现在的困难是似乎没有硬底和清楚的现实。整个地理学或多或少都在变化之中,充满了幻觉和欺骗、政治或商业目的的利用和被利用。知道在哪里能理清头绪是困难的,但有一点可能是在地方归属的极端之处。迈克尔·伊格纳提耶夫(Michael Ignatieff,1994:186)认为民族国家主义包含了抽象的幻想一面和总是有点与之分离的直接经验的一面。它们仿佛是背靠背地站着,望着不同的地方。故土、民族纯洁和优越的抽象性不允许正视一个具体地方的共有经验的现实。为了相信某种抽象的理想,人们显然要先检查他们自己的经验的证据。这是一个有力的观点,一个我不能确定能应用于大多数后现代生活的观点。减少这种分离需要产生一种具有共性的地方语言,它能使抽象与直接经验一致起来。
《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是一本在混乱时期正本清源的典籍。引用1651年雷兰德(Leyland)的话:“我们通常具有区别不同事物的本领,我们也有能力使自己免受明显矛盾、明显不一致和明显欺骗的影响。”尺的真实基础可能就在于此。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的确,这就是自埃拉托色尼首次力争在他的图书馆组织清理古本案卷以来地理学家以某种方式教授的东西。地方的共识需要仔细的观察、批评的反省和相互关联的感悟。我认为地理学的任务再也没有比继续传授这些简明、重要并长期受到他们促进的技艺更好、更富于挑战的了。
尽管平衡和理智的主题历史悠久,脉络清晰,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1986:118)—一个使自己沉浸于正在消失的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志学者——将这种对平衡的关心描述成为一个逐渐形成的模糊目标。假若地方的绝对性或极端性得到鼓励就会产生地理的证据,那我认为他的批评有误。但是,批评提供了一种严重的警告。地方感的理智和平衡,像其他的东西一样,也能不自觉地陷入到无益的模糊之中。开辟中间道路需要决心和抵抗国家主义与地方伪造的诱惑。但是,我确信对于地理学家探索被改变的景观和重构的后现代性国家主义来说,地方的共识为一种平衡的态度判断提供了重要基础,这种态度支持差异,但是承认有许多不同文化能够共享的东西,同时又不削弱它们的差异性。
注释
感谢鲁基尔斯大学的卡伦·丽茨(Karen Reeds)建议的术语“有害的地方感”和苏珊·汉森一丝不苟与认真推敲的编辑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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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0 16:44: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2-30 18:07 编辑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地理学人本传统的复兴

人文地理2015年第1期总第141
文章编号:1003-2398201501-0001-08DOl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1.001
孙俊1,潘玉君2,赫维人1,骆华松1,武友德3
1.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昆明650500
2.云南师范大学教育部民族教育信息化重点实验室,昆明650500
3.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昆明65050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6103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HA100058);云南省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2014033)作者简介:孙俊(1985一),男,云南泸西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等。E-mail:TSWwiththinkwithep@126.com。通讯作者:潘玉君(1965一),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二级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教育地理学等。
mail13888346995@139.com。收稿日期:2014-02-19;修订日期:201407-23
提要:实证主义地理学是通过“认识论翻转”确定均质化空间而保证其有效性的,这在根本上规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中人文世界的隐没。人类科学理性的缔造经过“认识论翻转”,确保了其割裂人文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并随着实证主义在近现代的成功和学科建制化而得到制度保障。这一历程在显示实证主义对地理学神圣指导作用的同时,暗含了其对地理学分工的不适。在“认识论翻转”层面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学研究传统进行了“否思”:①重新评估了地理学的本体论问题,使人文世界定位于地理学研究领域之内;②发展了针对人文世界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但并非对实证主义的反判;③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立足点伦理和价值是内在的而非实证主义外在的;④人文主义地理学讨论的知识论要求“本体论一认识论与方法论一价值论”的联通以获得具有人性的世界图景。
关键词:人文主义地理学;实证主义地理学;知识论;人本传统
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与实证主义地理学知识论的客观性、普遍性相反,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以主观性和体认性作为知识论的兴趣中心①②。按皮特(Richard Peet)的意见,正是人本主义思潮促使人文地理学由实证思潮转向种种批评理论③。通观地理学史,往往从包含科学与人本源头的古希腊时期逐渐演变为科学主导的传统。比如,赫特纳拒绝将以伦理诠释为原则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纳入其叙事的欧美传统框架④;又如,詹姆斯和马丁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功能主要是以伦理解决邻里关系问题而不是发展科学理论⑤⑥;再如,在西方地理学传统之内,除古代部分有文学和数学两种传统外,近现代的地理考察、游记、地理大发现均是为归纳出一般理论而准备的⑦;即使受科学社会学(而非科学知识社会学⑧)影响的克拉瓦尔(Paul Claval)也认为规范性思维(nomative thinking)是西方古代的,或非西方的⑨。
一般认为,当代语境中的地理学因其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属性,遭遇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认识论分歧上的难题。这个难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自然科学标准的优先权地位,表现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移植—激进地说是迁就——自然科学主客二元认知逻辑,即皮亚杰(Jean P Piaget)所说的以带有主观因素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在科学标准里却要求首先排除主观的因素⑩。这是人本主义思潮所无法忍受的。
人文主义地理学最重要的特征确实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评。问题是,实证主义地理学通过塑造统一的、“新国际主义”的地理学,实质上是以均质化、客观化、可计量空间的认识论看待研究对象。这样的认识论是无法解释主观性的政治、文化、历史等异质性因素的。在此将这种认识悖论称为“认识论翻转”(epistemology flip):以均质化、客观化、可计量的目标反观本体,因而世界只不过是实证论者眼中没有人的世界。从“认识论翻转”的层面看,人文主义地理学,貌似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实则复兴地理学本体中的人文方面。
本文首先从哲学视角出发,说明实证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排除逻辑:对确定性的选择本身要求排除主观因素,即人的世界;这种选择造成了无人的世界,生硬地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世界。更令人不安的是,实证主义的成功在表明了人类科学精神胜利的同时,通过近现代科学的建制化和学术分工,地理学的人本与科学传统被生硬割裂,在人本精神面前科学精神曾一度显得强势。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恢复地理学人本本体问题之后,自然需要一种切合于人文世界的方法论,这显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另一重要意义:尝试将自然与人文融合。尽管当前人文主义地理学被质疑存在问题,但在知识论的层面上,她通过拒绝实证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分裂,缔造了“本体论一认识论与方法论一价值论”联通的知识观,这有助于实现人本与科学在地理学中的融合。在地理学界呼吁人本精神与科学精神对话的今天11,人文主义地理学从知识观的层面上复兴了地理学研究的人本传统。
2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前史2.1实证主义的排除逻辑与地理学
在段义孚看来,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题包括地理知识、领地与地方、群体与个体、生活与经验、以及宗教等12。这些主题的目标是“去理解地理活动和地理现象如何去显示人的意识的性质。”12段义孚承认科学是有益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科学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人文主义地理学严格地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科学另一个更直接的联系……是关注人类意识和智慧这一领域”;“人文主义地理学对科学的贡献在于揭开科学家或许因为局限于其概念框架而未意识到的事物。”12
在段义孚看来,人文主义地理学所批评的并不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本身,而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所具有的“君临天下”姿态及其忽略的部分:在方法论上,实证主义本身存在一个排除认知主观内容的过程与趋势,当地理学以此来看待其全部研究对象并将实证主义置于评判的顶端时,忽略与扭曲几乎是必然的。
实证主义的发展史是对人文内容及其精神选择与放逐并行的历史,这甚至与“哲学”一词的涵义演变有关。哲学一词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她原本的涵义是“爱智慧”。然而,通过数次革命,首先是驱除宗教,然后是排除不确定的人的因素(情感、伦理、道德、价值等),而将人性片面地理解为纯粹的科学理性人,一种“单向度的人”,“理性=真理=现实”是“单向度的人”的准确表达明13。
人类对人文内容及其精神选择的历史与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望有关,柏拉图是开启人类选择与放弃并行历史的先行者。西方科学有一种称谓叫“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其涵义是,人类的五官是认知的来源,但眼睛是最明亮的,这是古希腊哲人的意见。柏拉图接受了这一意见,但他对眼睛作了区分:对应现实世界的肉体之眼和对应理念世界的心灵之眼,并将后者视为可靠知识的来源。最终,人类的认知开始了选择与放弃并行的道路,(心灵的)眼睛成为了唯一可以依赖的认知工具,其他“四官”是不足为信的14——一种单一的却无可质疑的态度。
造成这种结局的关键时期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使情感、伦理、道德开始被清除在人类思维的主流之外。按马克思的意见,实证主义的根本信条唯物主义在启蒙运动时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培根的带有诗意的唯物主义,经由霍布斯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被排除在正统的认识依据之外。马克思说:“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5
在这里,奠定实证主义排除人本认识依据的伟大人物还无法跨越另一位实证主义科学的奠基者,缔造主客二元论的主将,以“心物二元论”著称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笛卡尔声称:
“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也译为‘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可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16
这种二元论思想造成了实证主义科学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完美地支持了后来者建构一种超越地方、时间以及文化、社会的“纯粹”科学,一种自我说明的基础主义,无法质疑的科学情结。换句话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异质性因素在实证主义中是可以忽略的,这是其“客观化”的要义所在。
实证主义在此奠定了主客二元论的终极的、形而上的依据。通过将主客二元分裂,视客观性为科学的准绳,而客观性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均无法改变的;因此,实证主义缔造了普世主义的价值观。而此时物理学的成功,则迫使哲学家放弃人文的方面,转而寻找如何获得普遍性知识的可靠依据,形成了所谓的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转向”只是哲学史的呈现,隐藏在其背后的危险是哲学成为了物理学的附属品,因为哲学家至多是对物理学主宰的世界观作出沉思而已17。
哲学的这种牺牲彻底地导致了人性缺失的世界观的到来,哲学家不再追问“智慧”的问题,而是将世界的想像交给物理学家来建构。而且,笛卡儿在宣称“我思,所以我是”之后没有对主、客二者进行统一,而是让他们就那样对立着。霍布斯看似解决了统一问题:“伽里略和笛卡尔以及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培根,都试图用物质和运动来解释物质世界。霍布斯超越了他们,他试图把包括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整个宇宙都作类似的解释。”18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确实解决了二者的统一问题,但反过来则会发现人本的不堪:霍布斯选择了物质世界,而将精神世界可悲地驱逐了。
如果说如上思想只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了地理学的话,那么康德(ImmanuelKant)对地理学的影响则超越了他们。康德的知识由概念、时间、空间组成,这让地理学家以为地理学在人类知识世界中“三分天下已居其一”,并一般地认为康德将空间留给了地理学1920。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康德留给地理学的,也是空间科学的指导,因为康德是最后一位奠定实证主义终极标准,同时是现代科学分科源头的思想家之一。康德坚持了笛卡尔的确定性知识何以可能的论证路径,这就是他的“先天综合判断”。这种确定性的,平直的知识生产观只能导向空间科学。
除此之外,康德奠定的科学评价标准也是不完全适合地理学的。科学史家们通常认为客观普世性是近现代科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其成功及代表无疑是物理学了。由于物理学的成功,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才一经出版即成为了当代学科中关于学科“科学性”的经典版本并被不断翻版21,因为该著作提出了判断科学性或某个学科成熟的基本条件——范式(paradigm)。这甚至成为了地理学史叙事的纲领和内在审美标准4,5,22。假如抛开形式主义的概念追溯的话,康德实际上早就对我们所理解的“范式”进行了完美的表达,并可以“启迪”地理学家反思地理学形象:
“对属于理性的工作的那些知识所作的探讨是否在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上进行,这可以马上从它的后果中作出评判。如果这门科学在做了大量的筹备和准备工作之后,一旦要达到目的,就陷入僵局,或者,经常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得不重新回头去另选一条路;又比如,如果那些各不相同的合作者不能像遵守这个共同的目标所应当的那样协调一致:那么我们总是可以确信,这样一种研究还远远没有走上一门科学的可靠的道路,而只是在来回摸索。”23
地理学家说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只是论证了康德的先见性而已。而接下来的科学世界,便是实证主义一统天下,并开始学科分化的历史。然而,对于启蒙运动以解放人为目标的旨趣所造成的这种科学,胡塞尔说:“这种科学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我们作为这种自由主体的人,应该说些什么呢?单纯关于物体的科学显然什么也不能说,它甚至不考虑一切主观的东西。”24
这种结局与启蒙运动——近现代科学的真正肇始——的宗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而这种可悲的结局无非来自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确定性:为获得确定性的前提是客观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一切认知过程中的人性因素。因此,关于人性方面,中性地说,实证主义自身带有一种选择本能,而这种选择本能无疑被历史极端化后而成为一种强烈的“驱逐主义”(expelism)。
激进地看,实证主义所缔造的世界观,在本体论上是存在问题的,即放弃了人文的内容。从这个层面来说,地理学中人本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要求还原有人的世界。
2.2实证主义视角的人文主义地理学
皮特的两条对比性批评是值得反思的:第一条是,“它(指地理学)通常包括彼此独立的兴趣领域,通常对分散的研究主题感兴趣。区域、地方、景观、空间、自然环境—所有这些形成了各个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地理学传统”;第二条是,“‘地理学研究’主要指的是在已有学术劳动分工中被分配以地理为主题的学科……这种根据劳动分工分派研究主题的观点尽管第一印象尚可,但恕我直言,不过是制造了一张导游地图,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它太缺乏特点,也太从结构上考虑了。”③
这两条批评均暗示了实证主义科学观对地理学的不适,其最严重的消极影响包括两方面:①将理学的内容分而研究,这在坚持客观化的条件下使得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地关系非常不适合;②实证主义科学观通过体制化而实现科学体系的分工,因此地理学的人本与科学被生硬甚至强制地分裂,并迫使地理学一度放弃人本传统。
现代科学的分科体系是实证主义的产物。知识或者科学的分类方案在人类史上形形色色,但近代科学的成功促使哲学家们将知识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实证(科学)的阶段式历史演进,而且将前两个阶段排除在科学之外,划分了学科等级25。这直接地导致了林林总总的学科必须为学科位置甚至是能够称得上是一门学科而奋斗26,从而呈现了一场足够引人入胜的竞争场景。康德在此对地理学既是伟大的设计者,也是埋下争论的工匠:他将空间留给地理学,导致后来有人认为凡结合空间即能建构这样那样的跨学科的某种地理学,这正如施雅轩所说——“其他学界如履薄冰地来地理学界取经,也心满意足地回馈到他们的世界,纷纷举起地理XX学(应当是XX地理学——引者注)的大招牌,来冲击他们本身的学术视野。”27从某种程度上说,建立这样那样的跨领域的地理学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反思,但若仅用实证主义来发展的话,充其量只是在为进一步论证实证主义权威添砖加瓦而已,人文学科领域的XX地理学”尤其如此。这对于理解地理学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科学之母”的古代地理学形象已经够高了4527,而美国史密森国家博物馆的赫尔曼(Herman)给予了地理学古代形象更高的地位,却质疑了当前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哲学(geography as philosophy)的观念与通常被认为是地理学之始的古希腊人不无关联,但今天的地理学有些明显的例外就是很少追问智慧。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地理学必须反对将其置于其中的现代认识论的限制。”28本文对此所作的注解是,“地理学作为哲学”来源于哲学和地理学的古代形象关联。哲学史通常将哲学视为一切学问的综合,当现代科学家们建构学科谱系时往往发现他们的前辈都排列在古代哲学圣贤之列中。
然而,将地理学称为“科学之母”或“地理学作为哲学”是一个非历史的判断—一精确地说,是实证主义的判断——因为实证主义是超越历史的:实证主义“主要特征是给予真理、本质、原因和合理性这些少数的知识概念优先权”29,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无关,通过这些概念的优先权解释,实证主义缔造了一种普世的基础主义。
段义孚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立足点是伦理和道德。”30地理学在何时将伦理与道德放逐还无法确定。段义孚提醒大家从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兄弟那里获得启示,至少说明那时的伦理与道德还在地理学中[123031]。不过,洪堡的工作往往也被其他学科共享,因为那个时代仍然是“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时代,而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寻找学科位置成为了现代学科开创者们的任务,现代大学的分科建制很可能加剧了现代的学科争执。此时,地理学中的伦理与道德放逐成为实证主义的牺牲品。
近代地理学大师洪堡是地理学家常常追忆的人物,段义孚甚至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相对虚弱即源于地理学对洪堡人本精神的继承欠缺123031。确实,在我们所熟知的地理学思想史中,洪堡的地理学被视为“新地理学”(即近代地理学)的缔造者之一,主要原因在他试图建立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因果关系[49]。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则坚称,洪堡的工作包含着人本主义的倾向,因为洪堡的世界考察所形成的区域描述包括着艺术再现。另一位近代地理学大师李特尔甚至将地理学主观方面的研究目的化了,但其地理研究的艺术再现与洪堡有着根本的差别:“李特尔有一次说到:虽然《宇宙》(洪堡的巨著)是一部宏大的著作,但通篇却找不到一个字是赞美造物主的。”
洪堡和李特尔均被视为是古代地理学与近代地理学的继往开来者,接下来的地理学大师们,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索尔(Carl O.Sauer)、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等被认为是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有关系的,因为他们通过文化、历史将人的主体性呈现出来,并塑造空间上的多元性、独特性,从而加强了地理学的区域观念33。格拉诺(Johannes Gabriel Grano)因强调自然和人造景观的感性解释,赖特(J.K.Wright)因强调主观地理知识的研究,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因执着于人类存在的地理经验、理解、想象的共性和差异性研究,同样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先驱34。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此时能够获得生机。相反,随着近现代实证主义的成功,特别是其要求的专业化研究的路径,给地理学带来了不安:①专业化研究意味着地理学的“科学之母”或“地理学作为哲学”的形象与时代不合拍,地理学面临被分裂或寻找理论指导的危险;②此时专业化研究面临的新挑战是学科建制化,这将从制度上安排地理学,而建制化的实证主义标准使得地理学的人本传统显得无关紧要。
20世纪初的科学分化显示了实证主义的神圣指导作用,但这对于地理学来说却是一个挣扎的时期。此时的地理学景观是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面临着被肢解与时髦的借用主义。比如,费尼曼(Nevin M.Fenneman1919年说:“存在着一种含蓄的担心,假如地理学接受其他学科的工作和应用它们的语言,地理学将被肢解,将被竞争者分解成残骸。”35德赖尔(Charles R.Dryer1921年认为地理学的发展从她的姊妹学科(如生态学、生物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那里获得了新的血液,但这种血液恐怕不是地理学理论危机所需要的,无法解决地理学发展的自身虚弱性[36]巴罗斯(Harlan H.Barrows1923年声称;“地理学过去曾被称作‘科学之母’,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学孕育了许多孩子,气候学、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气象学、考古学、人类学,有的已经独立于科学之林。自然地,每个孩子都变成了独特者,然而地理学,至今保留了多样的兴趣,甚至在多重边缘扩展了研究领域,保持着‘战栗科学’的特征。”37]
要知道,这些文献均来源于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主席离任演讲,这足以说明那个时代科学分化对地理学强烈的消极影响。这一趋势持续了至少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的发展重心开始由战时的制图和经济建设政府机构向以自由和开放为特征的大学转移。此时地理学在建制化过程中便出现问题了,因为大学的学科首要标准是科学性,也即必须符合实证主义的标准。令人难忘的“针对地理学的学术战争”(a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以下称“学术战争”)是此期地理学建制化的象征性事件国,同时反映了实证主义对地理学的不适及对地理学人本传统的熟视无睹。
“学术战争”发生于当时的哈佛大学。当时,地理学系是地质学院中的一个系科,其自然地理学也具有相当的地位。但当对政治地理学有相当建树的惠特尔西(DerwentS.Whittlesey)等人倡议建立地理学院时,结局却令人意外,地理学院非但没有建成,反而地理学系被取消了。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哈佛大学领导只接受物理学那样的“标准”学科。这使得当时哈佛的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物理学)相比时很难获得一致的学科认同,哈佛大学取消地理学也就成为了质疑地理学存在价值的极端案例。
当时的哈佛事件并不是地理学的唯一例外,不仅美国著名综合性大学(尤其当时地理学重镇耶鲁大学)的地理学大受冲击,甚至英国、加拿大、前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的地理学在大学中的地位都受影响39,在一些人文学院中地理学则严重缺失41,地理学院或系更换门庭也是常有的事,“地理学的裁撤”(elimination of geography)很好地形容了这一时期地理学制度化过程中的窘境42。尽管学者们对哈佛事件作出了这样那样的分析(比如过度依赖于军方、偏激的个人行为分析40、缺乏学科理论等44),但考虑到当时地理学以多面手而著名45,或者说是综合学科形象(或许当时并没有成功),不如说是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交锋。历史的事实是,后者没有取得成功,也没有获得同情。
3置换知识论
在前述的叙述中,本文一直用“科学观”这样的词,这实际上指的是科学研究中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三者割裂开来。原本,后三者是以本体论为前提的,但结果却发生了“认识论翻转”:启蒙运动以来,实际上是规定科学本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本体论和价值论,才真正地造成了没有人的世界。人文主义地理学不一样,其在恢复人本的本体问题后,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联通为一体。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讨论更适合用知识论而不是科学论。这种对地理学的思考途径,是沃勒斯坦(lmmanuel M.Wallerstein)所说的unthink-ing(否思)而不仅是rethinking(反思)的46
3.1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本体问题
沃勒斯坦“否思”的原因是过去(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中空间被视为平直的、外在的存在,而沃勒斯坦认为:“‘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46更为激进地说,在实证主义科学观中,时间与空间是没有存在地位的,甚至是研究过程中可有可无的。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这种转变准确地说即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所说的“地方转向”(“空间转向”与“地方转向”常常被并列,某种度上这是一种误解:地方转向比空间转向要激进、根本)。
“地方转向”中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首先彰显了实证主义所极力排除和存在于任何人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经验与意义并不在抽象的空间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人文主义地理学很自然地接过了存在主义对“生活世界”(lived-world)的关怀,包括着神圣空间、家、家乡、栖息地、地方与无地方性、扎根于地方的日常经验、地方感等原初的感觉生活世界和地方。这一历程起初是具有批评性的,这源于实证主义研究对生活世界的熟视无睹,雷尔夫说:“事实上地方现象已成为几乎没有详细讨论的课题。”并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直接地体验和意识的世界的地理学知识基础”作为地理学的现象学基础“”,而这种基础的本质就是“地方”47。雷尔夫对空间作了一番重新认识与分类,但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来说,无疑是将地方作为一种每个人都能体验的空间,一种由个体经验、迷恋、身体运动、感觉等无意识地结构化的空间。
段义孚在《无边的恐惧》序言中同样说明了这类本体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的缺失。他说:“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人尝试过将‘恐惧的景观’视作一个就其本身而言值得进行系统探究的主题——基于这一原因,它可能给人们抱有永恒兴趣的那些问题……投射出一道解惑的光芒。”48并认为:“在所有关于人类个体与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恐惧都是一个主题,不论它是隐藏在有关勇气与成功的故事中,还是直接清晰地体现在有关恐惧症与人类冲突的著作中。”48
段义孚《恋地情结》如下陈述代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实证主义科学在处理人类共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本书中)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和价值(val-ue)这些主题被作为我们理解自我的根本。缺乏自我的理解将无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基本问题的环境问题。”49“段义孚认为“科学家和理论家在他的立场上倾向于忽略人的多样性和主观性,因为建立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已经极度复杂了。”49
在本体论概念化的层面上,段义孚认为“地方”一词在传统地理学中的两种主要涵义是:①哈特向的事物之间的几何距离,比如经典的中心地理论;②区域中事物的独特集合,即区域50。这两层涵义均是在将地理学视为空间科学的关怀下讨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排除了这个假设,直接地将地方视为意义空间。海(Robert Hay)认为,人/地方(people/place)关系研究需要基于区域描述的综合方法,但过去二十年区域描述已淡出主流地理学方法,仅仅由区域小说家、旅行记的想像所表述;即使是区域地理学转向行为和经济的研究后,也主要集中于领土、环境感知、地缘政治、移民研究,“这些强调人对地方的功能关系以及分析,仅是人生活的一部分。”51
因此,“地方”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是需要重新定义的。段义孚视地方为“人的经验与愿望的体现”52,或者又如雷尔夫理解的“文化或个人意义或愿望的中心”。用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的话说,地方是存在空间(existential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的话说,地方是存在空间(existential space)。存在空间的测度是情感联通性(connectivity);测度的标准不是千米、旅行时间、或者花费,而是意义、意义关系。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地方是无法完全用科学的眼光来认知的,地方的知识需要从内部理解情感和意义。段义孚陈述道“地方并不仅是需要在空间框架内解释的事实,而且是需要从给予其意义的人们立场上分类和理解的实体(reality)。”52
通过将意义空间置于本体的地位,人文地理学在将“生活世界”(lived-world)视为讨论的中心时,实质上将存在空间视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本体,是人类与其世界联结着的原初的“具体”空间一—人文主义地理学最主要的目标是理解这种空间的结构52。这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根源。
与实证主义追求客观、中立、基础主义、自我说明的本体论相反,现象学将主体的意义视为本体的原初启示及建构的终极目标。凯西(Edward Casey)曾说“我们是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哪儿”53,如马尔帕斯(J.E.Mal-pas)所称的“作为生存、思考、经验存在的我们与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无法分离”54;从而人类是一种“地方性存在”(locality of being)的地方人(human-being-in-place。自然环境在此虽然与人无法分离,但人文主义地理学解释自然环境的依据并不是科学,而是人的经验,因此地方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是一种人的经验地方(people-experiencing-place):自然一人一意义的联结体,诠释的出发点是人,目标同样是人。
基于地方的本体意义,人文主义地理学也研究人地关系,但对实证主义的自然与人文“同构主义”(isomor-phism)极为不满。这里的“同构”主要是人文同构于自然中,其建立的基础是自然科学的标准,即坚持主/客二分和事实/价值二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要求,“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能追随自然科学。他们拒绝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构主义要求,他们不满于两个二分法:主/客二分和事实/价值二分。”[50
比如,雷尔夫(Edward Relph)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提出了颠覆性批评,他认为那时地理学对环境问题的讨论令人不满、焦虑;不满的原因是对行为或者独特问题的分析通常是机械的、抽象的,将世界简化到易于表达的结构或模型中,忽略日常经验的精妙与意义;焦虑的原因是这些简化的结构通常被视作建议设计环境的基础,并将人和地方置于这些种种被假设为更为有效的模式中。他精辟地总结道:“这些讨论通常潜伏在被广泛接受的作为解释和解决环境问题唯一有效和严格的客观性、事实和理论的科学术语中。47
简言之,人文主义地理学要构建的,是有人的世界,并期望以此来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这个本体论要求自然地导致人文主义地理学从人的经验与意义中来透视人的世界图景,“生活世界”只是其借以阐明其立场的指称。
3.2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认识与方法问题
实证主义在对待情感时不仅是无地方性的,而且是冰冷的,这主要地源于主/客、意识/身体、人类存在/大自然(Nature)、个人/地方之间的笛卡尔式(Cartesian)二元论。当这些方法应用于人文地理学时,个人的生活世界被抽象地、客观地研究与分析,冰清玉洁却也遥不可及。海感叹道:“唉,对‘客体’的非人化研究无助于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地方。”l其中的地方。”51
人文主义地理学正是基于对实证主义非人化情感研究的批评而获得方法论立足点的。潘朝阳对二者作出了这样的对比:“科学的客观抽象主义,使人异化成为大结构中的抽象、符号、客观、概念化而非真实的人。科学主义的地理学在这种操作中,亦急速地由于抽象数理化而丧失了它与活生生的大地联结融合为一的本质。”与此相反,在聚焦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在消除实证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论的严格界限后,地方充孕着感觉、记忆、意义;这样的生活世界的分析需要一种整体的、通感的、直觉的方法以更完整地理解人们与地方是如何联结的四。潘朝阳将这种认知视为人类认知的途径之一:“主张诠释大地之上经由人之存在性活动而创成的存在性空间和存在性环境以及存在性区域,这样的地理学进路,是重要的批判科学主义地理学的非实证论、反实证论之地理学,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33;“(人文主义地理学)主张心灵史之地理意义的彰明、地理景观符号的诠释、空间和地方之存在性意义之解读。”33
在具体的认知方法上,人文主义地理学早期主要依靠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雷尔夫在表达了对实证社会科学的失望之后,没有从社会科学那里去寻找本该社会科学讨论的“生活世界”的答案,而是接受了现象学的方法47。段义孚也曾对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论陈述道:
“(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是现象学方法;我有意将此作为一种哲学视角,为了将世界描述成意向性的和意义性的世界而尽量搁置正统科学(official science)的假设和方法。现象学关注的是本质。比如,人、空间、经验的本质是什么?”56
周尚意等将段义孚《逃避主义》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特色归并为我向性、主体性和感悟性三个方面57,显示了段义孚工作旨趣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走了一条与实证主义截然相反(至少是不同)的道路:人文主义地理学要考察的,在本体论上是有人的世界;考察这个世界的依据是有人的参与的、情感的;获得解释的方法是直觉、想象、感悟。
尼古拉斯(Entrikin J.Nicholas)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最好理解为努力恢复人们前科学意识(prescientific awareness)的地理学家”,关注“生活世界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或现象学促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去恢复被科学抽象化了的‘原初意识’(primordial awareness)”[50。“原初意识”的立足点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卷入到与科学实证主义相抗衡的人文学科中,尤其是心灵学与艺术。尼古拉斯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应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文主义和心灵学这些方法与艺术、人文学科有更多的共性,但与社会科学则相差甚远。这是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期望获得人们/地方关系的核心与本质,她的内心与灵魂,她的地方感。对抽象的意愿、目标和价值的拒绝使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有一些共同特征:缺乏清晰的方法论;接纳非经验的知识获得方法;坚定的结构化或形式化人类经验的目标50
因此,尼古拉斯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断言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方法论讨论上的共同特征是未达成一致:“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论的首要特征是折衷主义”[50,即借用现象学、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和心灵学这些方法。
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因其立足于内部(insider)的方法,比如内省、通感、想象等,因此无法如实证主义那样获得普遍的意义,因而走向了个体相对主义。这导致了与实证主义类似的独断主义表现,西蒙(David Seamon)将这种情形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放逐,显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1978年以后日渐势弱34。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奉行个体分析,不愿将范围更广的社会和文化力量视为人的经验与意义的基础。
1980年代起,人文主义地理学阵营内的主将莱(Da-vid Ley)、塞缪尔斯(Marwyn Samuels)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意见,质疑人本主义方法论所奉行的基本原则34:①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个体行动者(agency)而忽略了经济和政治结构对生活世界和地方的塑造;②人文主义地理学在理解人时有摒弃历史和文化的倾向,因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反对实证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同时,实际上建构了一条以人的经验和意义解释世界的普遍主义(在认识论这个无法避开的问题上,这有点类似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劳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了如同实证主义宏大叙事所受到的激烈批评,并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仍然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相信科学实践可以通过社会因素来获得一种普遍解释,并没有走出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整体性解释的偏好58;③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工作暗含男权主义(masculinist)倾向,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相信他们的学术生涯能够表述和认知所有人类的情形。
这些批评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当然是有益的,但在认识路径的层面上,实证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女性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呈现出一幅逐步的去抽象化、微观化、人本化过程:实证主义的认知路径是顶层设计式的,以完全抽象化、客观化为前提,自上而下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人本主义有共同的旨趣,即以异质空间为讨论的本体,反对历史与文化的僵化;人本主义完全放弃实证主义的抽象、客观假设,将情感与经验视为讨论基础,并视其为了解人的世界观的通道,是一条自下而上的认知路径。因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排除实证主义逻辑之后,可以容纳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历史等结构化力量,但其认知路径是诠释而不是解释。
4结论:复兴地理学研究的人本传统
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在世界、人与认知(knowing)三者关系上,均存在“认识论翻转”的问题;所不同者,实证主义带有排除或隐藏人文世界的倾向,而人本主义是接纳科学世界的。直觉、经验、先验和超验何者主导是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认识论中可靠性依据的根本分歧;人本主义视直觉、经验为真实存在,并以此构建世界图景;实证主义以先验、超验为终极存在,而且是均质的、客观的世界,并以实证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构建这个世界。不同的立足点导致“认识论翻转”在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上的分歧是:人本主义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因而带有容纳科学世界的倾向;实证主义则相反,在“自上而下”的路径观照下,很容易排除人文世界。以此反观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启一条认知地理世界的新路径,本质上要求对地理实体的认知需要“重新出发”,是以本文前述将人文主义地理学视为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否思”而不仅是“反思”。
在激进地理学家眼中,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解为一种批评理论目标有二:①提醒地理学家更加自觉而不是教条;②促使地理学家反思其研究中的预设。一方面,实证主义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遭受了强烈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要求科学真理应当由社会来解释,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则认为真理的客观性和社会性都应得到解释“例。在此种历史对比中,人文主义地理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知识本身应在人的情感和伦理中也得到解释。应当说,这是对理解知识本身的补充。另一方面,科学观的转变表明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寻找到了适当的位置。过去半个世纪,对科学的看法发生了激剧转变,科学由人类理性的皇后形象降格为世俗研究活动:“科学即研究”(science is researchor science as research),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诠释学、现象学明显呈现出并流的景观60
这意味着,重新定位地理学研究的人本传统可以视为未来地理学发展战略方向思考的题中之意。关美宝对20世纪地理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论历史作了陈述,并主张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多元化,在多元对话的基础上可形成混合地理学(hybrid geographies6162。能形成混合地理学的前提是,地理学必须建立生产混合地理知识(hybrid geographical knowledge)的混合逻辑(hy-brid logic)和混合范式(hybrid paradigm63。混合逻辑和混合范式能够获得合法地位的前提则是,必须转换实证主义的普世性、客观性、价值中立原则等评价知识“合理性”的优先权地位29。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地理学中首先“否思”了如上实证主义知识合理性标准,为地理学的人本转向奠定了重要知识理论基础。
确实,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认知有着从科学空间到人文空间、从物质空间到非物质空间、从外在空间到内在空间等历程64,并要求考察空间本身的性质而作出方法论的选择65。但更为重要的是“否思”实证主义地理学方法论本身缔造的世界观。人文主义地理学要求重新审视“认识论翻转”,转变实证主义主宰的科学观问题66,其知识论的认知特征再现了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全面否思。
总而言之,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学的意义(或许是最大意义)在于,需要重新定位研究的人本传统:在接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确定性、分析性传统的同时,应注意到人本主义的联通性、整体性传统。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仍然将处于边缘的、非“科学”的、可置换的地位。地理学家们谈论这样那样的地理学传统,文学与数理传统4、空间传统、区域研究传统、人地关系传统、地球科学传统67、制图传统例、探险和宇宙传统等;尽管这些传统是从不同角度来讨论的,或本体的,或认识与方法(含工具)的,却对人本的传统关注不够。在“本体论一认识论与方法论一价值论”联通的知识论中,人文主义地理学应视为地理学最为重要的传统之一:地理学不仅应获得客观性“、社会性的解释叫,而且要获得人本性的解释。
致谢:两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诸多教益。特申谢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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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0 18:20:13 | 显示全部楼层
地理学和地理学家

现象学及相关方法
现象学比观念论更吸引人文地理学家的注意。首先直接提倡现象学研究的是雷尔夫(1970),他也与多伦多大学地理系有关。尽管有不同的解释, 雷尔夫认为现象学的基本目标是要提出与实证主义的假设求证和建立理论不同的方法论,其基础是人们生活的经验世界。现象学家认为不存在独立于人类经验之外的客观世界——“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世界,并且不可能独立于那个世界之外”(p.193)。恩特里金(1976)认为“现象学家所做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现象学家要‘取回’资料中意识的含义,而解释是(观察者的) 构想,因此对立于现象学”(p.617)。(西蒙,1984,也认为现象学是“描述科学”。)
在人文地理学里,现象学所关注的问题是柯克所说的现象环境(见本书
219 页)。环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独特的内容,其构成要素是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每个人赋予它们含义,含义影响人的行为,而没有含义环境则不复存在。现象学研究这些含义的确定方式,研究者要以完全客观的方式考察个人是如何构建环境的。为理解这些问题,研究者应毫无自己的先入见解。
(主观问题是研究的焦点所在,但绝不是研究者的主观问题。在实证主义那里,研究者却将自己的主观见解强加给世界。莱,1980。)现象学家可能乐于获得设身处地式的理解。当然,有些人要进一步去揭示本质——个人的意识中的要素,这些要素决定着含义的建立(约翰斯顿,1983b;皮克尔斯区分了“变化的本质”与“不变的和普遍的结构(仔细理解)”的区别,1988, p.252)。现象学研究人对事物的估价行为,考察的层面是个人,但也要寻找估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商定)的共同性因素。
雷尔夫的文章得到另一位与多伦多大学有关的地理学家的支持,这就是段义孚(1971)。段义孚说地理犹如镜子,反映着人类本身的存在与奋斗, 了解世界就是了解人类自己,就象仔细分析一座房子时会了解房子的设计者和居住者那样。所以对景观的研究就是对创造景观的社会的自身的研究,就象是研究文学艺术也就是研究人类生活那样。地理学家的这类研究显然是以人性,而不是以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为基础。段义孚(1974,1975b)为说明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例如对地方的含义一类题目的深入分析。
人本主义地理学要通过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地理行为、人的感觉与思想的研究,并结合考虑空间与地点的问题,达到对人类世界的认识理解
(段义孚,1976,p.266)⋯⋯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是要尽量减低人的觉悟和心智的作用,与此相反,人本主义地理学特别要了解地理活动和地理现象对人的觉悟的反映(p.267)。
为说明这个思想,段义孚例举了五个研究主题:地理知识的属性及其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地域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以及地方特性的创造;以文化为中介的群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知识对生活的影响作用;宗教对人的活动的影响。这些问题在历史地理与区域地理中研究最多,它们对人类生活的价值是弄清人类经验的属性(参见阿普尔顿,1975)。段义孚(1978)说,“研究人性问题的区域地理学家的楷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他们力求

将主观和客观综合起来”(p.204)。他援引了 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的前两页作为范例。
段义孚的讨论没有包含哲学探讨,也很少涉及任何具体研究,但他对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做了各种不同的探索。如他自己所说(段义孚,1984),我的出发点很简单,人在(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的经验的属性是来自人
的——以文化为中介的——感觉、思想、行动的能力⋯⋯我曾探讨过人对地方的归属的本质、人对自然和景观的恐惧感的成分、主观世界观念和日益分裂的空间中的自我意识的发展(p.ix)。
例如,他指出恐惧感既是对环境的反应也影响着对环境的创造(1979), 空间分割模式的创造反映了人们从整体向局部的撤离(段义孚,1982),园林的创造反映了控制环境的愿望(段义孚,1984)。这些研究暗含着现象学的方法,它们显示了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或刺激因素的存在,只是任何书中都没有提到现象学这个术语。
与其他一些提倡现象学方法的地理学家一样,默瑟和鲍威尔(1972)认为在地理学中运用实证主义方法“造成了太多的技术人员,而缺乏学者”
(p.28)。他们指出,土地利用模式不可能根据“几何学和收款机的初级指标”(p.42)来理解,对世界的把握理解只能通过人们对它的意向和态度。在一个关于现象学本质和它在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中的应用的长篇讨论中,他们指出“以为在研究者头脑认识中‘存在’着组成的概念,这些概念并能同样清楚地在他的对象的头脑中组成,是研究者的一个真正的危险”
(p.26)。他们提出另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产生考察者和被考察者之间的沟通。在地理学中,这要求“我们在观察问题和状况时,尽可能避免我们自己的角度,而要从行为者的情形出发”(p.48)——这是一种“专业的朴素” 的科学立场。
同样,安娜·布蒂默对可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的价值的地理研究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布蒂默,1974)。她感到由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建立的秩序、精确性和理论的代价太高——“我们常常失去对日常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充分把握”(p.3)。前面所讨论过的那种行为地理学还是以机械主义的、自然科学的眼光将人类看作一种先决的对刺激的反应者。莱(1981)也指出了行为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成分和条件:即人们对各种刺激的反应是先决的,因此可以照此处理行为问题。另一方面,根据布蒂默的看法,“一个具有存在主义意识的地理学家⋯⋯对通过预想的分析模型建立对人的学术把握不大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以开放的、主观沟通的方式去研究人和事势”
(p.24)。这样做的结果是“对生活的深思”,比起其他更专门化的学科的人,地理学家可以对生活经验做出更深入的反映,因而阐明生活的动态结构。预测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经验的最常规化的方面”(p.29),但是更深入的理解可以提供比目前更有效的社会行动和计划。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布蒂默(1976)指出地理学家应注意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它是事实和事物世界与价值世界的混合体,价值世界包括个人经验
——“习以为常的经验、不成问题的意义、常规化的行为准则”(p.281)。实证主义方法不适宜研究生活世界,因为它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分开,结果无法正确评价人类的经验。观念论同样也不适宜,因为它承认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真实世界。不过,现象学可以提供达到理解的途径,在理解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有根据的规划:

现象学有助于阐明何以⋯⋯过去的经验中的意义能够影响和左右今天⋯⋯极为重要的是它不仅为科学步骤提供了开端,也为存在主义的意识打开了大门。它可以使人更清楚地把握关于人的正常生活方式的价值问题,正确评价教育和社会交往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经历了不同生活环境的人来说是需要搞好的(p.289)。
研究的结果是对行动的理解,它是类似行动参与者所具有的那种理解, 而不是抽象的、外部理论模式指导下的理解。当获得理解以后,人文地理学家可以将其转变为他们的议题,而有助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和对其潜力的认识。这样,应用地理学家好像以一个内部人的身分,促使而不是迫使人们的发展(布蒂默,1979)。
贝里(1973b)也支持现象学的研究,呼吁以一种形而上的地理过程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而上地理学的意思是指处理对现实感知后面的原则的超越性地理研究,包括的概念有本质、原因、特性等(p.9)。
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现象学可以完全取代实证主义方法。例如沃姆斯利(1974)接受上述说法的正确一面,同意人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经验的”而不是“事实的”概念。但是,他感到地理研究的范围以及一些实际研究的长期传统需要保持实证主义的方向。必须意识到,认知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必相同,但“逻辑的连贯性和实际的真实性仍然是地理研究的核心,要承认它们的重要价值”(p.106)。
格雷戈里(1978a)对实证主义和现象学都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主张前者的人们是使“社会科学成为社会之上而不是社会之中的活动,它描绘社会, 同时又疏远社会”(p.51),他们要做的是一种永远无法肯定为什么不能、什么时候能够对现实进行复制的事情,而他们常常假定验证模型的条件都是相同的(p.66)。人本主义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它不足以提供一个满意的基础,因为人本主义者们忽略了“社会行动的限制因素,这些限制因素是行为者的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的重要部分”(格雷戈里,1978b,p.166)。所以,
关于生活世界的地理学必需决定被社会典型化了的意义与行动的时空协调性的联系,并揭示行动背后的意向性的结构(格雷戈里,1978a,p.139)。然而,
一个大的欠缺⋯⋯是对社会结构的有限性概念,尤其是对社会行为的物质规则和后果的忽略,还有对施加于行为之上又产生于行为的外部限制性的忽略(同上)。
现象学和观念论必需结合对那些规则和限制性的探索,这种结合产生出一种重要的科学,本书第八章将对这种科学的性质进行讨论。
实证主义/空间科学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者的数目大大超过宣讲者,而现象学运动(如观念论一样)的主要特征却相反——宣讲的很多, 实干的很少(雷尔夫,1981a,曾指出在地理研究中缺少现象学方法的实质性应用。但杰克逊和史密斯有不同看法,1984,p.44):
在这种超越哲学的深思与社会科学的实际关注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所以,不足为怪的是⋯⋯地理学家的⋯⋯努力是要摧毁作为哲学的实证主义,而不是建立一种现象学风格的地理学(格雷戈里,1978a,pp.125—126)。但是有些人对现象学进行了方法上的尝试,如段义孚的几项解释性研
究,还有雷尔夫,他“希望看到实质性的应用现象学研究,而不愿只是讨论使用它的可能性”(1977,p.178),他出版了《地方与无地方》一书,在书

中含蓄地表示用现象学的方法“来阐明我们对地方的经验的差异和强度”(雷尔夫,1976,p.i)。他的实质性主题是人的地方性意识和属性的形成,以及随着现代化设计的无地方性的增长这些意识和属性的解体(亦见波蒂厄斯, 1988)。一般认为属于现象学研究的还有一些关于新世界中欧洲人聚落的研究,例如 鲍威尔(1972)撰写的有关对澳大利亚的意象的著作。在一项重要的关于维多利亚西部平原聚落的研究中(1970),他还考察了官方的与流行的环境观念的冲突,考察了二者的交流对话,并研究了人们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最终的聚落模式(亦见鲍威尔,1977,关于殖民过程中的意象的形成的研究)。不过,比林格(1977)对这些工作是否都属于现象学研究提出了质疑:
有一个流行的看法,即由于我们学科的某些分支不大受计量方法的影响
(由此,讨论错误地延伸到科学分析问题),我们就可以确证我们的不完全公式化的假设,开发我们资料的非典型性,不再担心我们重建工作的可靠性, 并且在一些不怎么严谨的框架中将所有的研究称为现象学(p.64)。
对认知环境的研究代表了一场“重要的、朝气蓬勃的运动”(p.65), 但是,比林格认为,现象学不仅仅是研究感知环境,它是一种研究主观因素的方法,没有事先的假设,注意人的意识本身,而不仅是它的后果,所以, “我们并没有成为现象学家”(p.67)。事实上,许多所谓的现象学的研究可能更接近观念论,它们并不需要探索本体。
皮克尔斯(1985)对地理学家采用现象学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原则上他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他认为人们在进行现象学研究的时候的设想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没有比反对实证主义更多的理由,则“不能否认当时的现象学在地理学中的建立和引导反映的是良好的愿望”(p.68),但是布蒂默和雷尔夫等人对现象学的使用结果却“在方法上缺乏基础,立论根据不足, 实际上是将未曾验证的假设强加于人”(p.71)。他因此争辩道:
我们现在需要离开地理学文献中被认为是现象学的东西,而去了解真正的现象学本身(p.89)。
在认真阅读了胡塞尔和海德格的原著之后,皮克尔斯指出,现象学并不是要解释已成为结果的主观含义,而是一个“关于科学的科学,解释起源的科学”(p.97),其目标是确认决定具体含义的本体:
在具体事物与其本体之间的实质性联系——对每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存在着相对应的本质结构,而对每一个本质结构来说,却存在一系列相对应的具体例证——必然导致事实科学与本体科学之间的一种相应关系(p.111)。
所以,要探索生活世界的主观性问题,以洞察那些支撑着知识自身的本质结构。
按照这种观点,现象学与一些结构主义哲学有许多共同之处(见本书第
302 页;约翰斯顿,1986f;皮克尔斯,1988,也表示了这个意思),它关心的基本问题,既不是实际问题的外在表现,也不是决策的制定过程,而是观念意识的深层结构。在这种情况,它并不那么符合支持现象学的大多数地理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皮克尔斯认为,现象学是要寻求为地理学提供必要性的那些本质问题,而经验科学则关心行为的独特方面。(每一门经验科学都应当以某一本质问题为基础。)所以,
我们寻求一种对人类的空间性的普遍性结构的本体论的、存在主义的理解,以此为前提条件去理解空间和地方的问题。也就是,地理学要能建立它

的作为人文科学的区域本体论,关注人的空间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弄清人的原生经验(p.155)。
他声称空间性就是本质,这一本质以德文的名词 Raum 和动词 Räumen 表达最佳,
它的意思是清除,除去榛莽,或者说,开辟空间。Räumen 的意思则是进行清除或开辟地方,为人和物的安居和坐落开辟空间(p.167)。
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和地方为两个密切相连的概念。(另见古尔德,
1981b。)
与现象学密切相关的另一哲学是存在主义,有些地理学者感到这两者很难区分(恩特里金,1976)。两者的基本区别是,现象学假设本质是第一位的——含义的获得是存在的意识结果——而存在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存在先于本质——或人创造自身”。人的确立(本质的创造)包括对环境的创造。所以环境可作为传记来阅读——“对于每一个景观或每一个存在环境来说, 总有人对它们具有说明意义”(萨缪尔斯,1981,p.131)。在分析这些景观时,概括是可能的。例如,阿普尔顿(1975)认为景观反映了两个基本需要
——展望(寻求生存手段的需要)和庇护(避开他人威胁的需要)——不过个人或群体在满足需求的方式上可能互不相同。另外,洛温塔尔(1975;以及 1985)认为,人们有以在景观中选择保存对象的方式、重新撰写自己或祖先传记的愿望。
所有这些表明,人本主义地理学是要研究个人以及他们对现象环境的创造(和在其中的行为)(如罗尔斯,1978),或者是分析贮存着人类含义的景观。鉴于此,人本主义地理学可能与大多人文地理研究——特别是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环境中日常活动——的主题不同。不过,现象学的方法曾被改用于行为地理学,舒茨研究了他所谓的“习以为常”世界(莱,1977b)。许多日常行为都被忽略了,以为它不涉及原本的关系。这类行为是习惯性的, 因为所有遇到的促激因素都被处理为某种类型的例证。这些类型不是对个人的外部界定,而是个人的创造。关于习以为常世界的现象学是研究那些个人界定的类型——属于未曾被考虑的“社会现实世界”,而不是属于“由科学的考察者所虚构的、不存在的世界”(莱,1980,p.10,转引舒茨)。柯里
(1982a)讨论了“个人普通的、日常的行动”,这些行动为地理学者创造出
“一个复杂的地方和行动的复杂世界”,其中个体决策者的作用“只决定于个人,并且因事而异”(p.38)。当然,社区中人们的交往会产生共同的典型性,计量方法可用来确认这些共同因素,但它只不过是一种叙述手段。(计量方法不一定属于实证主义,除非用于建立规律和其他概括,约翰斯顿,
1986a。)
人本主义地理学乃是基于对实证主义的深刻批判,涉及关于决策本质的重要假设和由科学方法确认的人类行为的归纳性规律(莱和萨缪尔斯,1978; 鲍威尔,1980)。人本主义地理学主张将个人理解为“活生生的、行动着的、思想着的”存在者。但对有些人来说,人本主义地理学只是一种批判——恩特里金(1976,p.616)认为:
人本主义地理学并未像某些它的拥护者所说的那样,提供一个与科学地理学不同的研究,或是为科学地理学建立一个没有前提条件的研究基础。最好将人本主义地理学理解为一种批判的形式,作为批判的人本主义方法有助于抗衡一些科学的地理学者的过于客观化、抽象化的倾向。

另有一些人认为,人的情况只能由人本主义来说明,因为人的态度、印象、与地方的主观联系(地方的含义)不可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如皮克尔斯(1986,p.42)所说,“人本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持续不断地提出许多其他理论所无法处理的问题⋯⋯人本主义是人类抗衡理性、抗衡科学的呼声”。
一些评论者以为,人本主义地理学考虑的是比较琐碎的事情,而不像应用地理学那样着重考虑改造世界的大事。而布蒂默(1979,p.30)认为那种应用地理学是管理性的,管理人与环境的问题,而不是推进“人的发展”的过程。雷尔夫(1981b,pp.139—141)则认为它含有地理主义的意思,即:在地理的、两维的空间中,人应当按照理性行事⋯⋯城市、工业、交通
道路应当按照最有效的方式来安排。 当以地理主义作为规划的基础时,
将轻视社区和地方的特色与个性⋯⋯地理主义是要把一般性强加于景观的特殊性上,造成千篇一律和无地方性。
像布蒂默一样,雷尔夫认为规划应重视主观方面与个人方面的问题。也许科学家、工程师和规划师要寻求生活的改善,但这样做的同时却否定了人的个性,使他们成为无根的人。规划必需结合考虑环境的温馨,这样
地方和社区就会日益成为适宜居民生活与工作的场所,而不是毫无趣味的专业人员的对象(p.201)。
在这种情况下,人本主义地理学不仅仅是反对空间科学和行为地理学中的非人性化处理方式,也向在景观建设中使用那些处理方式的应用地理学提出了质疑,同时主张一种无序主义,鼓励个人去认识自己、认识控制自身和环境的方式(参见皮克尔斯,1986,p.47)。西蒙(1987)在评述一项重要的现象学研究时指出,它是“一个学习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自己、别人以及我们生活的世界”(p.21),因此,它可能具有在环境规划上的实践意义。

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实践

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多数实践是探索和解释人的行动的主观问题及其基本含义(个人的和多人的),而较少涉及观念论、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其他哲学的命题。这些实际研究明显受到哲学的和方法论的讨论的影响,其中由
20—30 年代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发展的实用主义(和符号相互关系论)的影响最大(人文地理学者以往曾忽略了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方法,他们的注意力多放在芝加哥学派的以伯吉斯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型为典型的少数空间分析上面。约翰斯顿,1971)。实用主义将生活描绘为连续的经验、试验、权衡过程,信仰在其间不断地被修订,这种修订乃是一个社会过程。在与之交往的人的信仰的氛围中,个人获得认识,并从事行为(关于相互关系论,杰克逊和史密斯,1984,第 4 章;史密斯,1988;杰克逊,1988,各有论述)。
在这一广泛框架中来研究社会生活,需要做参与性的实际调查(埃文斯,
1988,有详细说明),S.史密斯认为这种调查的方法是“地理人本主义的主要标志”(1984,p.353),她说:这需要热心于实地工作,目标是获得由活跃的社会个体所描述的世界含义中包含的资料。这一做法的有力之处在于它提供了对“凡人”和“民间”的感知与行为的唯一洞察。的确,从实用主义

原则来说,这种方法可建立对社会现实的真正认识,即经验其中的人所知的社会结果(pp.356—357)。
用这种方法可以解释地方社会的发展情况,这正是芝加哥学派民俗学研究的目标(杰克逊,1984,1985)。莱在其关于费城社区的详细考察(1974) 以及关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通论(1983)中,成功地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不过,到实地与该地的人们做或长或短的交往,这只是获取他们生活结构信息的一种途径。还有另外的文本,即另外的贮存含义的地方,波科克
(1983)说人本主义的考察办法包括“从钻图书馆,到实地考察,到实际参与”(p.356)。景观是这样的一种文本,它是正在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创造物。洛温塔尔(1985)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不是用景观去反映过去,而是用它洞悉今天。他说,
⋯⋯传统和复兴支配着建筑和艺术,本地历史和祖父们的回忆熏陶着学校的孩子们,而历史传奇与往事传说充满着传媒。所以,可以肯定,想象出来的过去多是今天的作品。无论我们如何忠实地进行保护,无论我们恢复得多么可靠,也无论我们多么深深地沉浸在逝去的日子里,过去生活所基于的存在方式和信仰方式与我们今天是不可比较的。的确,一个重要之点是过去要有所不同,如果它与今天没什么两样,就不会有人去想望它。但是,我们不能不透过今天的眼镜来看待和赞美过去(第 xvi 页)。
在多数地方,今天的景观都是许多不同时期遗物的混合体,由于是部分的保留,使我们产生了对于过去的偏见。
每一次识别行为都改变着过去的遗留。且不说美化或仿制,仅仅是欣赏或保护一件遗物,都影响着它的形式或我们的印象。就像选择性回想会歪曲记忆以及主观因素左右着对历史的观察,对古迹的处理会重塑它的外形和含义。与遗产的相互作用持续不断地修改着遗产的性质和氛围,或者是由于选择,或者是由于偶然的机会(p.263)。
所以,当我们将景观视为文本时,我们阅读的是一长列早期形式的选择性遗留物,因此,我们了解的是历史的一部分,人们曾以这些部分去建造他们的现实与未来。所以,
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来认可古人⋯⋯但是古人的地位却不是简单地摆在那儿,如一个独立的外国,它已被我们同化,复活在充满变化的今天(p.412)。过去并非独立存在,而与想要解释它的人们无关(泰勒,1987,在另一
场合进行了清楚的说明)。景观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人们想要保留的过去,而不是经验的过去。(它也告诉我们许多讲述过去的人们的事情,如波蒂厄斯, 1988,以身体肖像来比喻景观描述。)
人们越来越多地用文学的办法来解释含义问题——怀特(1985)称为“创造性文学”,波蒂厄斯(1985)说是“有想象力的文学”,在这里,地理学者是要进行选择的:
戏剧不必考虑,诗歌间或用之,小说占据首席地位。小说的优势在于它的长度(丰富),它的文体(易懂),它反映人类状况(关联性),还有它的包含(辞藻华丽的或其他样子的)细节的风格,这些细节直接描写了景观和地方(有地理性的)(p.117)。
他指出,用小说为文本时,地理学者多集中于 19 世纪农村题材的小说, 特别关注“地方的意义”的问题。为改变这种情况,特别是改变后者,他提出两种情形变化,一个是主体处于内部还是外部,另一个是被描述的地方是

“家园”还是“外地”。“家园—内部者”可以反映地方的意义,而很少提到的“外地—外部者”则指那些经历着所谓无地方世界的异化的人。(怀特, 1985,用小说来表述移民者的情形——而不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可能最符合这一分类。)“家园—外部者”是指未能与周围建立起内部型关系的人, “外地—内部者”则指描述经历的旅行者(如关于“路途、流浪、垮掉的人的小说”里的人物,波蒂厄斯,1985,p.119)。
很多人本主义地理学著述是要描述和评价人类情形的经验差异。(例如, 艾尔斯,1989,为“向广大读者介绍目前题目中一些最令人兴奋的挑战”, 描写了地方和景观,而没有涉及哲学。)对于诸如人类意识的起源等哲学问题考虑得不多,所关心的几乎全部是经验世界的实际问题,甚至必须借助第二手材料时也是同样。(不过,沃森,1983,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第二手材料, 而是“关于整个想象世界的第一手材料”——p.397——它们说明了地方的“灵魂”。)关于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波科克(1983)认为,
它企图解释在世界中存在的性质,探索作为人类存在的组成部分的地方的存在主义意义。简而言之,这是地理学对“人是什么?”这个最根本问题的贡献(p.357)。
迈尼希(1983)对此做了更为有力的表述:
由于将自己局限于描述、衡量和分析世界的个别方面,地理学家则拒绝了深入探索世界全部意义的可能性。如果不能传达世界的意义,我们就无法推动它向可能的方向发展(p.325)。
解释世界的意义,要求地理学的实践具有艺术性,这一学科应牢固地站在人性的立场,如同站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立场一样。
在一系列著述中,奥尔松(1978,1979,1982;另见普雷德,1988)向地理学家指出了这类工作的一个问题,即文本的媒介既有推进性也有限制性。奥尔松尤其关心作为媒介的语言,关心词汇的概念与使用在应用时的限制性,以及基于词汇的思想方式。所以,
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是因使用方法论的规矩而变成残疾人,方法论的规矩要求他们比实际上更愚蠢些。为了学科的利益,为了验证和交流,他们主要依靠视、听这两个感觉。所考虑的东西就是能够考虑的东西,能够考虑的东西就是能够指出来的东西,能够指出来的东西就是能单独命名的东西。关于可命名的东西的知识的积累则成为科学家们竞赛的目标(奥尔松,1982, p.227)。
于是,含糊可以变为确实,世界的复杂性可以大大简化,这只须用词汇将现象纳入范畴。由于语言的丰富性,我们获得思考能力,但同时受到语言范畴的限制。前者帮助我们理解,而后者却又掩盖了理解(所以,如批评家清楚地指出的<p.227>作为交流的主要媒介的语言可以被有意识地用来推动某种形式的理解。赫尔德,1980)。

实践中的文化地理学与人本主义地理学


前面章节谈到,地理学界只有少数人参与了有关哲学和方法论的讨论, 在人们关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研究时,多数学者却开展自己的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他们虽受到那些讨论的影响,但只处在它们的边缘。在很大程度上, 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少数人关心它的哲学基础,重视观念论、存在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等等。其他人一般承认讨论的要点,如博尔和利文斯顿(1989,pp.7—8)所述:
我们可以放弃去发现世界中名称和对象之间的直接的实际联系,我们可以不把知识看成是对世界的一种正确体现,而只是用它与世界相处,或改变它。同样,真理与准确地代表——或者如罗蒂所说反映——现实无关。根据罗斯的看法,真理只是“我们被给与的、在目前信仰前提下所坚持的东西”。那么,地理学的目的并不是告诉人们世界“真实的”样子,它没有告诉我们区域、景观、经济结构、人的能动性的事情,因为它们只不过是语言的虚构。地理学只是要寻求        正当的词汇、正当的术语、最好的话语,以此得出想法,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帮助我们决定去做些什么”。
(以上转引自罗斯,1987。)皮克尔斯(1986,p.29)认为,进行人本主义研究需要“考古学”,发掘人类行为的地层,以确认那些行为背后的经历。这涉及对文本的解释——“文字记录、文化物品、城市景观或其他东西”
(博尔和利文斯顿,1989,p.15),这些文本是人类意义的贮藏所,而对它们的解释正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目标。
有些在人本主义框架中进行的没有明显哲学基础的研究属于文化地理学。如前所述,文化地理学有着悠久的突出的历史,现在依然如此,尤其是在美国,其奠基人是索尔。在《美国的地理学》一书中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否认存在“旧”文化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的差别。朗特里、富特和德默什(1989,p.215)认为,“虽然传统文化地理学偏于研究具有历史深度的问题,但对日常生活和景观的兴趣与重视正在增长”。不过他们承认,在英国出现、由科斯格罗夫和杰克逊所推进的潮流确实与传统的研究(以同书中一篇关于文化生态学的文章为代表,巴策,1989;亦见特纳,1989)有深刻的差别,并指出“英国的发展是否会成为北美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还要拭目以待”。参考科夫曼(1988)的看法,他们认为,“‘新’文化地理学说的比做的多”(p.209)。
科斯格罗夫和杰克逊(1987)不仅指出了文化地理在解释过去的和现在的景观以及其他文本方面的的持续的生命力(他们欣赏肖像学这一术语,如科斯格罗夫和丹尼尔,1987,一样;亦见鲍威尔,1977,但他们未曾参考此文),也指出了它与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日益增长的联系。(其后不久,IBG 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会更名为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研究会。)他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文化理论研究的不同的方式,而没有特意参考景观概念”
(p.98),注重的是当代亚文化及其政治方面的斗争,而不是“传统文化研究那种偏好杰出人物和文物”。对这个问题,《社会与空间》的特号(格雷戈里和莱,1988)与杰克逊(1989)的《含义的地图》做有说明。杰克逊在书的开头讨论了作为“新”文化地理学标志的文化概念(第 ix 页)。
本书采用的文化概念比文化地理一般所采用的要更为广阔。它既注意民

族主题精英文化,也注意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它感兴趣的既有流行文化, 也有乡土民间文化,既有当代景观,也有含有过去特色的遗物。
人们批评索尔以及伯克利学派(上文第 58 页)的研究有些狭窄。研究者将文化与相匹敌的思想概念联系起来,文化研究含盖了通俗文化、两性问题、种族问题、语言问题。在对未来的展望中,文化的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到体现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多方社会联系,并就此将文化地理学与激进地理学(见下文第 340 页)紧密结合。可以预料,这样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向“天真的” 传统文化地理学提出挑战(朗特利等人,1989,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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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2-30 19:03:2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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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



人文地理2017.03http://rwdl.xisu.edu.cn/CN/volumn/volumn_1301.shtml

刘苏(1983—),男,重庆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现象学等。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摘要: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核心方法论为理念论,以此为基础实现环境研究的综合性。首先,《恋地情结》从理念出发的"规范性视角"实现了环境研究的综合性。其次,理念论的核心内涵为荣格精神分析学所提倡的圆形(曼陀罗)意象,象征人类对理想环境的追求,是"恋地情结"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圆形(曼陀罗)意象跨越历史与地域呈现在不同的城市空间里,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形式的演变,这构成段义孚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容。目前,中国地理学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考,倾向于注重其地理知识的差异性,忽略其规范性;对环境中人的理解,也体现出了单向度人的特征,《恋地情结》理念论体现出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视角,无疑能给予新的启发。
1 引言

197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处于一个激变的时期。逻辑实证主义在当时发展了将近十年,而其中一些地理学家纷纷转向对行为的研究,进而又转入人文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1]。地理学家大卫·西蒙(David Seamon)指出,在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领域里,段义孚(Yi-fu Tuan)是最重要的五位学者之一[2]①。他在1974年出版的成名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被大卫·西蒙等人视为人文主义地理学鼎盛时期(1970—1978年)最重要的10部文献之一②。这本著作迎合当时风靡欧美地理学界的人文主义运动思潮,尝试为相关研究领域确定主题与规范,对以后人文地理学发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仍是美国各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的必读书[3]。

“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提出[4, 5],后来由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做了系统性发展,成为一个被多学科—地理学、建筑学、景观规划、环境心理学等—广泛引用的概念。有研究发现,仅从1974年到1992年,ISI索引期刊引用《恋地情结》的次数就多达242次,而其中无一篇文献是段义孚本人所写,同时,非地理学期刊引用该书的比例高达58%[6]。因此,欧美地理学界普遍认为,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是不局限于本学科范围内,能对其他学科造成广泛影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之一③。

什么是“恋地情结”?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困惑与好奇的概念。段义孚在书中诸多地方对此概念下了定义,例如:“‘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place)之间的情感纽带”[7];是“人类对地方的爱”[7];“‘恋地情结’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7];“‘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images),所以这种情感远远不是游离的、无根基的。尽管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但并不意味着环境对‘恋地情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不代表环境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唤起这种情结的力量”[7]。似乎可以理解,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是指人与环境之间一种爱与依恋的情感关系,研究者只能从人施加于外在环境可观察的过程,和可被度量的回应里去认知这种关系,这样“恋地情结”就成为了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爱与依恋关系的一个有效概念。但倘若仅限书中对此概念的诠释,则并不能完全参透“恋地情结”的本质到底为何。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在评论《恋地情结》时说道:“在这本书里,就连对‘恋地情结’这个概念都缺乏有条理的查问。在十几章的内容中,仅仅只有两章是直接涉及这个概念的,而在其他地方几乎鲜有提及……所以我现在才明白,《恋地情结》这本书用来传达其最重要思想的方法就是少说,或者不说”[1]。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致使许多学者在涉及地方情感问题的研究时,常提及“恋地情结”的概念,或作为修饰语来用,但其实与段义孚所指的“恋地情结”本质关系并不大。那么,“恋地情结”的本质到底为何?另一位针对该书的评论者道格拉斯·坡科克(Douglas Pocock)说道:“段义孚为了探索恋地情结的主题,采取了广泛的哲学视野” [1]。可见,倘若不深入研究这部作品背后的方法论,则较难理解“恋地情结”的本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探究的议题可界定为:通过探究《恋地情结》作品中的关键方法论,来达到对“恋地情结”本质的理解。

其实,不少人认为《恋地情结》并非一部深奥的理论著作,段义孚在书中尽力回避了方法论的探讨。正如爱德华·雷尔夫评论道:“这本书很难说是一部指南性的参考书,它没有给出一条方法论的线索,也更无任何对策建议……所以很难评价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1]而国内学者张骁鸣十分中肯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段义孚是希望读者更加关心他的研究结果,而不是方法,这体现出一种“面对事实本身”的态度,是一种更加体现出现象学精髓的态度[8]。但是,很显然的事实却是,段义孚在书中规避理论论述的同时,却又采纳了极其丰富的理论术语,并将这些术语直接应到到了新知识的创造当中。这无疑增加了对这部作品理解的难度。例如,书中多次提及“圆形”、“曼陀罗”(mandala)等术语。在对其理论背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读者往往较难把握他提出某种观点的初衷。由此,透过解读《恋地情结》所蕴含的方法论,达到对“恋地情结”本质的理解,实现有效的知识引进,实属必要。

通常,在涉及段义孚思想的方法论时,国内学者往往关注的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例如2014年《人文地理》推出的段义孚与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专栏中的两篇论文[5, 9],就对其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思想展开了集中论述;2016年《人文地理》上发表的段义孚早期环境经验与现象学态度的论文,则更加深入地诠释出段义孚研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8]。段义孚本人也在多篇文献中谈到了自己的方法论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10-12],在此不赘述。这些研究都为理解段义孚的现象学思想奠定了基础。然而,单就《恋地情结》这部作品来看,其主要的方法论还更加明显地体现为“理念论”,原因在于不仅理念论的术语广泛充斥于这本著作,还成为了整本著作的基本架构,具体体现为:整本著作都在尝试以理念论为基础,从空间规律入手,去探索人与环境建立联系过程中所具有的先验形式。那么,后文则将从:恋地情结的基本经验模式,著作中如何体现出理念论的规范性视角,以及立足于基本经验模式的城市本体论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这三个层面是将《恋地情结》所涉及的纷繁芜杂的环境主题统摄起来的基本骨架。

事实上,理念论与现象学在对待经验本质的态度上一脉相承。例如,胡塞尔现象学中最为关键的关于本质的概念eidos即源于柏拉图的idea(理念)[13],在此不展开论述。而在地理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论及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M.S.萨缪尔斯(Marwyn S. Samuels)在谈及何为存在主义地理学时表明:与人类地理知识(geosophy)相关的理念论始终与存在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相伴随[14];而克里斯·斐洛(Chris Philo)在论及何为理念论时则更为绝对地说:“不管是笼统的人文主义还是特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都是‘理念论的’”[15];而其中,“段义孚的思想则直接针对空间秩序中的意义展开研究,试图发现那个绝对、永恒、有序的世界”[15]。所以,理念论贯穿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也是段义孚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样,对《恋地情结》中理念论的理解并不脱离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2 经验的本质

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中,经验是对本质的例示,即事实性的经验世界仅仅是无限可能世界的特例而已[13]。研究经验在于对经验进行“纯化”,进而达到对经验中所蕴含的普遍先验意识的把握。

经验,同样也是段义孚开展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他曾说:“经验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词典里的关键词汇”[16]。而在他看来,经验的本质是一种需要纯化出来的先验模式,这与胡塞尔对待经验的态度总体一致。比如,段义孚在《地方:一种经验的视角》(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中说道:“经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是指人类认识世界的全部模式(modes)”[17];在《生活如同实地的考察旅行》(Life as a Field Trip)里,他说:“经验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动物如何通过它们所有的感官与意识去理解现实环境的方式(how)”[16];而在1977年的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中,他指出:“经验乃一个综合性术语,是指各种各样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人类可认知并构建出现实的环境。这些模式包括了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所具有的模式,也包括了人类象征能力所具有的模式”[18],他同时对世界上七个地方的空间图式展开研究,详细分析了人类经验中的模式是如何组织环境并建构地方的过程。这正如文化地理学家蒂姆·克里斯威尔(Tim Cresswell)所言:“令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不是(世界上的)地方,而是作为……在世存有方式(或模式)的‘地方’”[19]。因此,经验中的模式就是人建构环境秩序、为环境赋予意义的基础,也是人的本性中能呈现出来的可观察与可度量的外在显现。不同地域文化背景里的人,拥有不同的去诠释世界的模式,进而构建出不同的地方与场所。而所谓的“恋地情结”,其实就是蕴含了“爱”(philia)之模式的一套复杂环境经验,并体现在了理想的空间秩序当中。而理念论要去关照的对象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经验模式

3 规范性的研究视角

以理念论为基础对经验中的理想模式进行关照,体现出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具有的规范性研究视角,以及对待人地关系的综合性研究特征。该规范性视角是指承认人类秉性中存在着具有先天规范性的普遍规律,而反对相对主义的人性观。这构成了当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大特征,该特征在1980年代因受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批判而逐渐式微[2]。

段义孚以理念论的规范性视角为基础,在《恋地情结》中回应了当时环境态度与价值观领域中缺乏综合性的问题,并尝试对该领域的综合性进行建构,这成了整本著作的重要理论抱负。他在前言中说道:之前的研究“在目标、方法、哲学基础、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千差万别,让人感到毫无头绪。对爱德华州埃姆斯县的一个家庭主妇购物活动的细致分析,和针对基督徒对自然界的理解的大型调查,它们的共同点在哪里?”[7]针对这样的问题,他明确提出,《恋地情结》研究重点在于:“论述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它们的本质”[7],换句话说,就是“恋地情结”的形成过程与本质。所以,段义孚是朝着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综合性研究的目标开展理论思索的。他说:“最好是能由一个人来把这个大杂烩拣选一番,得出一个统一的观点。由于为大家公认的、提纲挈领性的概念实在太少,所以这种努力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过它还是值得一试,因为如果不做,我们就不能发现这个领域在结构上的很多欠缺。”[7]

因此,《恋地情结》的研究目的在于:在积极的环境态度里找到某种普遍的本质,由此出发,开辟出一条综合性的研究路径;而规范性视角下的理念论则是为此目的所采取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体现为:在用理念论关照种类繁多的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中,去探索人类对环境展开依恋时具有怎样的理想经验模式。那么,规范性的视角又是如何在书中传达出来的?

首先,段义孚在前言里指出,他需要一套有限的概念来统领“恋地情结”的研究,包括:感知(perception)、态度(attitudes)、价值观(values)、环境(environment)与文化(culture)。在这五个概念里,感知、态度与价值观,也是书的副标题,代表了从人类的意识出发去探讨环境的视角,可称为“存在性视角”;而“环境”与“文化”两个概念,意指书中某些章节着重以环境为出发点去理解人类的生存方式,可称为“处境性视角”,着重体现在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与第十二章里。从人出发的存在性视角和从环境出发的处境性视角,是地理学尤其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的两种基本视角。M S萨缪尔斯将这两种视角概念化为“参照的处境”(situation of reference)与人的主观性造成的“偏好空间”(partial space)[14]。另外,规范性的视角则主要针对“恋地情结”中的理想经验模式展开探索,通过书中频繁出现的三个概念来传达,分别是:“理念”(ideal)、“原型”(archetype)与“图式”(schemata)。它们均为理念论,尤其是荣格精神分析学继承的理念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规范性的视角将存在性视角与处境性视角整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考察“恋地情结”经验及其地理知识的视角体系(如图 1)。正如神学哲学家约翰·弗兰姆(John M Frame)所指出:“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规范的知识,所有的知识也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且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自我的,我们所认识的所有事物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思想”[20]并且“三个视角都是认识人类知识的同一个过程”[20]。因此,三个视角就构成了一个视角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实现了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研究的综合性,体现为:始终不脱离规范性视角去分析人类在理想经验模式的推动下如何诠释与建造环境,并反过来被环境所影响。该视角体系能将种类繁多的“恋地情结”的经验模式与地理知识开放性地纳入其中进行审视。

图 1 “恋地情结”研究的视角体系Fig.1 The View System of Topophilia Study

国内地理学在理解段义孚思想乃至整个人文主义地理学时,着重强调其研究的差异性视角,而缺乏关注其规范性视角。像国内地理学者编写的一部教材《人文地理学流派》中就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没有兴趣去寻找什么通则。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要像科学那样来预测事件的后果,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其目的乃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21]的确,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知识差异性的强调,是不同于计量地理学强调普遍空间规律的重要特征,但是,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差异性的目的却在于,要理解人类经验里的某种普遍本质。该研究目的其实在1980年代不断遭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激发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的猛烈攻击,被诟病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并且尝试用结构性的因素与相对主义去解构之,因而导致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1990年代从重视人的普遍心灵本质转向了更加重视差异化的地方建构因素[2]。关于这一点,当国内地理学者回过头去研究1970年代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时,尤其值得关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正是当年所谓“本质主义”的时代产物,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Zeitgeist的产物[1],而理念论正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

4 理念论

地理学家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在《现代地理学思想》(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第二章里,对《恋地情结》的内容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单独引用《恋地情结》书末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式的陈述:“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理想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同文化有自己的解读,但从本质上来看,普遍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意象:一个是纯净的花园,另一个是宇宙……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从面包树下的阴影到天空之下的魔法圈,从家庭到广场,从郊区到城市,从在海边度假到欣赏繁复的艺术品,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7, 22]这段话是段义孚在著作末尾,从规范性视角做出的总结性回应,指出人类从古至今孜孜以求的“理想环境”(ideal environment)是“恋地情结”里理想经验模式的一种体现。

理想的环境由两种基本意象所构成:其一,为人类提供安全感,具有哺育功能的意象——纯净的花园(无罪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innocence),可以具体化为提供哺育与庇护的家庭、具有田园生活方式的郊区,等等;其二,是代表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能满足冒险与探索欲望的意象—宇宙,可具体化为拥有公共生活方式的广场、自由人的居所—城市,等等④。两种意象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模式,人类为了调和该模式所产生的矛盾,便竭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因此,二元对立加上中央平衡点的结构就构成了“恋地情结”的一种理想经验模式。

该理想模式在不同地域文化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书中谈到,在巴厘岛人的世界观里,该模式是由山脉”、“大海”与“人界”三要素来体现:“山脉被认为是上层世界,而大海被认为是下层世界,形成两极对立:从山上流下来的清水象征着生命,而朝向大海的方向则象征着灾祸、疾病和死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被称为madiapa的人界,同时受两个极端的影响。”[7]段义孚进一步指出,该结构在不同地域文化里还具有相似的演进过程,即,从简单的二元对立加上中央第三者调和的三元结构,演进为四个基本方向(cardinal directions)加上中央调和点的五重(five-fold)结构,构成了呈现于大地之上向心的圆形(曼陀罗)图式(图 2),该图式不仅出现在印尼的巴厘岛,也出现在中国和古希腊,因此是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并且“是原初的统一、和谐理念在提供支持”[7]。因此,向心的圆形(曼陀罗)图式在普遍意义上代表了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经验模式,也是人类在现实处境中构建生存环境的一种普遍经验模式,是《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的核心内容(表 1)。

图 2 巴厘岛中部的宇宙图式Fig.2 The Cosmological Schemata of Central Bali注:本图根据《恋地情结》(第22页)原图翻译绘制。东北—西南四个基本方向呈现出基本的二元对立,调和点(Madiapa)在正中央。

表 1 理念论在《恋地情结》里的脉络Tab.1 Idealism in Topophilia

理念论最早产生于柏拉图的思想,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被创造的原始模型[23]。荣格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精神分析学派所说的“原型”概念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24],其基本意象为向心的圆形或曼陀罗,是圆满与和谐的象征。

“原型”英文里的“arche-”是“最初”、“起始”的意思,它与形式相关联。在西方古典神学与哲学中,“原型”、“上帝形象”等被当成物质世界的精神本源。即在这个物质世界产生以前作为本源的精神就已预先存在了,物质世界就是依照精神世界的形式即“原型”演化而来[25]。地理学家约翰斯顿(Johnston R J)指出,深刻影响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理念论的基本原则为:一切现实在某种方式上都是某种精神构筑[26]。段义孚所说的经验的理想模式就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存在,它是人类诠释世界并构建生存环境的重要基础。

理念或原型的基本意象——“曼陀罗”(mandala)是一种梵语的表达,其原本意义为人们在宗教节日所画的圆圈[27];在佛教中意为坛场,后来引申为具有绝对中心意义的圆形[25]。按照荣格学派的观点,向心的圆形(曼陀罗)意象在心灵集体无意识的层面驱动着人类以它作为普遍模式,并以自我(自性,self)为中心去诠释周围的环境,在世界各地,也于不同的精神与物质领域中反复出现—绘画、诗歌、建筑、城市等;并体现出不同的样式:方形、十字、车轮、以四为倍数的角形等。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说道:“曼陀罗的形式千差万别,使用的场合也各不相同。它可能演化成莲花瓣、太阳的光晕、纳瓦霍人的疗伤圈、教堂里的玫瑰窗以及基督教圣徒头顶上的光环。作为完美的象征,圆形对西方的世界观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7];“一位荣格派的精神分析学家也许会说,每一个建筑物,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只要有曼陀罗或等轴的设计,就是人类无意识里的圆形意象在外部世界的具象化表达。城市庙宇乃至于居民都可能成为心灵追求圆满理念的小宇宙,让人类能对其进入或生存的地方施加有益的影响。”[7]

在地理环境的营造方面,荣格精神分析学派学者阿尼埃拉·嘉菲认为:“圆形是心灵的象征,甚至柏拉图也把心灵描绘为一个球形,方形(通常是矩形)是紧缚于大地的物质象征”[28]。段义孚在书中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方形(矩形)是圆形简化后产生的形状,两者在意义上相互重叠,但多数时候圆形代表天,而方形代表地[7]。因此,圆形以及与之相关的方形就成为人类建造地理环境的基本空间规范,比如圆或方的城市、上圆下方的巴洛克教堂、外圆内方的明堂建筑、城市里的方格网、方形的四合院,等等。

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原型观念尽管继承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深受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影响,力求在进化的生物本能中去寻找原型的逻辑起点。但段义孚在书中应用原型概念阐述其城市本体论思想时,并没有诉诸进化论,而是诉诸来自宇宙的先验启示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相互呼应。因此,先验的理想模式就成为解释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人之生存形态的出发点。这样的思想着重体现在第十一章“理念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the ideal city and symbols of transcendence)当中。进而,在第十二章里,他从城市的理念(理想)出发诠释城市空间与市民生活的相互关系;又在第十三、十四章里从城市理念(理想)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回应。由此可见,以理念论为基础的规范性视角将地理学探索人地关系的两个基本视角—存在性视角与处境性视角整合了起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研究。这样,段义孚就在理念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他的城市本体论思想

5 城市本体论5.1 城市理念

城市理念(city ideal)是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着墨最多的论题,是他城市本体论思想的核心内涵。段义孚对城市理念的论述是从城市发生学的角度展开的,他说:“倘若追溯城市生活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市场或一座军事要塞,而只会看见某个世界超自然创造的理念”,“凡是城市化独立出现的地方,其前身往往是一个有声望的仪式中心”[7],因此“城市超越了生活的随机性,反映出精确性、秩序性和从天堂里投射而来的可预测性。”[7]

与段义孚的观点相对的是城市发生学的经济模式解释,其主要观点为“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认为城市起源的机制主要是剩余农产品的出现。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对经济模式的城市起源提出了质疑,他说:“经济学认为,城市是经济富余的产物:农产品不能完全消耗时,就在方便的地点展开交换,渐渐产生了集市、小镇、最后演变为城市……但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某个地区只拥有发达的农业和密集的人口,却没有出现一座城市。新几内亚高原上的农业生产力达到了支撑每平方千米200人的程度,但并没有出现城市生活。”[7]因此,他认为城市并非主要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对先验宇宙秩序崇拜的象征性产物,这便是城市的本质属性。

段义孚在往后的研究里,进一步发展了《恋地情结》里的城市本体论思想。他在1978年的论文《城市:及其与自然的距离》(The City: Its Distance from Nature)中指出,存在三种城市本质属性的观点:其一,通过数学测量方法探讨城市的本质属性,城市被视为具有特定尺度的聚落;其二,关注城市的理想模式,探讨单个城市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关系;其三,关注城市的起源,重视城市本质属性与起源间的联系[29]。而他本人的思想可归为后面两种。在2005年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中,他就谈到:地理学家可以从经验中建立起的若干理想模式(ideal model)来理解人的空间行为,这些理想模式正是人们理解社会生活的参照[30]。他也在不少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研究的视角》、《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浪漫地理学》(Romantic Geography)、《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里不断强调该城市本体论思想。比如在《浪漫地理学》中,他说道:“城市起源于人类想要把天堂的秩序与威严带到大地上。”[31]

由此可见,城市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蕴含的理念。那么城市理念究竟有何形式?它对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人类的生存具有怎样的影响?

段义孚认为,城市是一种象征,指向了一种超越经验的意义。在古代,它意指一种超越性的秩序,人类借此对抗大地的混乱[18],“古时候的人们看到天国中存在一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是他们在地上所找不到的……为了反击可能出现的潜在的混乱无序,美索不达米亚、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建造了一些可以反映天界规律性的仪式中心和几何形状的城市。在国王和统治者的眼中,最符合宇宙秩序的社会是阶层社会。”[32]城市的理念规范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为人类社会带来秩序,其规范性的空间形态通常呈现为从中央点辐射开来的圆形与方形。他说:“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圆既象征着完美,又述说着宇宙”[7],该形状反映出宇宙的秩序,是宇宙秩序在大地上的投影,并在其中构建起有序的阶层社会。

当圆形与方形的城市与阶层观念相结合,就与同心环的空间结构对应起来。在《恋地情结》里,希罗多德笔下的埃克巴坦那城(Ecbatan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城位于山丘上,由七道同心环状的城墙所围成。从中心到外围,地势不断降低。国王与贵族居住在最内圈,随着社会阶层不断降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居民则依次向外居住在不同的圈层里,于是“七道环状的城墙就构成了上升的阶梯,象征阶序性的宇宙”[7]。

向心的圆形与方形城市结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里反复出现。书中,段义孚列举了大量案例:在古代,包括亚特兰蒂斯、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伊斯兰最大的圆形城市—萨拉姆的麦地那(老巴格达)(Medinat-asSalam(Old Baghdad))、泰西封(Ctesiphon)、北京城、长安城,等等;而到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又涌现出大量的圆形城市,比较典型的是中世纪巴黎的核心区。

另外,当圆形与大地的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向对应起来,则演变为以四为倍数的角形或星形,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镇设计—斯福钦达(Sforzinda)。这座城镇由一个圆形加上两个与基本方向相对应的正方形组合形成一个八角星形状。到了现代,某些圆形城市的设计受到了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花园城市(田园城市)观念的影响,段义孚认为:霍华德花园城市的圆形意象“归根结底依然是从头上的宇宙投射下来的。”[7]

城市理念的思想也构成了段义孚思考城市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段义孚曾在《地理学的视野》(A View of Geography)一文中谈到:“对现代性力量的思考是现代地理学者的一大挑战,其中包括现代性如何将限定并根植于某一地域的前现代社会,转变为流动的且方向感缺失的现代社会”[33]。而《恋地情结》对城市的现代性思考则体现在空间扁平化与时间矢量化导致的城市理念表现方式的演变上,以及人类时空感知的变化过程当中。

段义孚在书中表明,城市的现代化历程是城市理念在表现方式上不断演变的过程,即城市逐渐丧失了古代超验的宇宙中心理念,进而被世俗的地域中心理想—商业中心、交通中心等—所取代。圆形(曼陀罗)意象的向心性意味着人的自我中心性,在荣格精神分析学派中特指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自性”(self)为中心。段义孚在书中谈到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古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向心性、现代城市对中心区位的竞争等主题都与此相关。所以,前现代人始终谦卑地匍匐在宇宙下方去建造一座座理念的城市,仿佛是从天国秩序启示下来的永恒之光,因此具有世界中心的意义;而现代人所建造的城市仿佛从地上升起的集体意志,竞相争夺着要成为某世俗方面的世界中心。如书中所言:“传统的城市多秉承天人合一理念。它们是‘中央’思想的象征,用城墙围起一片神圣的、有秩序的地域,把这片地域与外面蛮荒世界区分开来”[7],而现代城市却“……有183个‘门户’……如果再加上‘枢纽’‘家园’‘中央’‘心脏’‘摇篮’‘中枢’和‘发祥地’词汇,总量还要翻上几倍。有很多城市不仅标榜它们的‘中心’地位—这个名号既能体现它们的成就,也能体现它们的地理优越性。”[7]

段义孚认为,该变化过程背后的机理在于:人类的时空感知因现代化的进程而发生的变化。他在书的第十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指出,因现代化的进程,人类时空感知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从循环的时间与垂直的空间,朝线性的时间与水平的空间演变。在古代,人类的时空感知始终囿于一个水平方向上狭窄的地域范围,形成了垂直而丰富的世界想象,包括天堂、大地和地狱形成的垂直结构。而古人对生存环境的建造也在整体空间结构中去回应宇宙(天堂)的永恒秩序。同时,循环的时间是古人所具有的时间观。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却将整个人类抛向了一个在时间上矢量化的美好未来,空间压缩为平面。这样,垂直、超验的空间感被消灭,宇宙被祛魅,而经验的、水平的空间感知凸显了出来,他说:“古人生活在一个垂直的、旋回的、有很多象征意义的世界里;而现代人的世界更加宽广化、平面化、底压顶、无旋回、重美学而不重神灵。”[7]因此,人类建造的城市就从象征永恒秩序的天堂彼岸世界,转向了看似无限可能的世俗此岸世界。

这样的变化进而体现在了城市外观形态的构造上。“古代的城市是宇宙的象征”[22],以其整体向心的圆与方的规范空间结构来表现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而“现代城市则以一个雕塑或一个鲜明的建筑为标志”[22]来彰显城市世俗的地理中心区位,“这些象征物可能是一条大街或一片广场,也可能是承载着这座城市历史和特性的市政厅或者纪念碑……有些城市会打造出一个清晰的意象,来给自己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7]因此,人类建造城市的方式就从注重整体的空间结构转向了片段式的景观打造,这正体现出段义孚在书中所言“从宇宙到景观(from cosmos to landscape)”的变化过程:“垂直渐渐被平面所取代,旋转的宇宙全景变成了平展的自然(不具有超越性的)片段,也就是所谓的景观。”[7]

对于城市理念的这种演变过程,段义孚曾表达出十分尖锐的批判态度。他在2005年北京建筑学界的一个会议中谈道:“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筑师们可以……不必去迎合地域布局和人们想要怡然观看星斗的需求……这些城市建筑远离了人的生理特质、打破了对宇宙的回应、也失去了宗教的基础,那还能称得上伟大么?”[34, 35]

5.2 现代城市的理想

书中ideal这个词既有“理念”也有“理想”之意。对古代城市来说,ideal代表一种人类集体无意识和宇宙相互呼应的理念。但对现代城市而言,ideal则主要体现为某种集体性的世俗理想。《恋地情结》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的内容转向探讨现代城市理想的层面,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现代城市理想如何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人类如何因现代城市的理想去回应生存的环境。

关于第一个问题,段义孚认为,较之古代城市的先验理念,现代城市更多体现为对某种世俗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从古代城市延续至今,即使在最初宇宙性理念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型城市中,都已体现在空间布局上,到了近代则发挥到淋漓尽致。而到了现代,城市商业空间突破原有的城墙,表达宇宙理念的空间结构荡然无存,城市实体空间不断向外蔓延。为更明确地表达某种现实理想和地理区位上的中心性,城市会借助某些标志性建筑物,比如广场、纪念碑或一座桥等来体现,如“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设计构想就是要体现出一种理想。该理想并非源于宇宙,而是要以国家的伟大作为设计和建造的灵感来源……其中包括五组大型喷泉和三座主要的纪念碑”[7]。

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人类因城市理想对生存环境具有怎样的态度?段义孚从诸多方面展开了论述,包括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城市意象;不同阶层人士的社区体验和社区参与度;底层居民的城市视角;郊区化与新城建设,等等。其中,关于郊区化与新城建设的讨论是对该问题既系统又精彩的阐述。

段义孚始终认为,西方城市的郊区化与新城建设运动的内在机理,均在于人们对理想生存环境的追求。这与从技术革新与制造业成本优势导致的郊区化与新城建设运动的解释不同,比如城市经济地理学家奥沙利文(O'Sullivan)的解释就代表了后一种立场,在此不赘述。

段义孚认为,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致力于追求理想的生存环境,古代的理想环境是在城市里,而荒野则代表了混乱与邪恶;而工业革命造成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两者的态度发生了地域上的逆转,荒野反而成为了秩序和自由的象征,城市中心区却沦落为一片混乱之地。因此,从19世纪开始,人们就渴望逃离城市,去往乡村体验自然、淳朴与和谐的生活,如此,郊区化的运动应运而生。在此期间,涌现出诸多郊区建设与治理的系统化思想,像书中谈道:“……杰斐逊总统为独立的家庭农场宣扬的平均地权论,小镇自治的思想,以及多种思想元素杂糅而形成的观念,包括个人主义、人与环境的思想以及邻里互助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现代郊区里很容易找到它们活生生的体现”[7]。但随着越来越多家庭参与到郊区化的进程中,郊区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比如社会阶层同质化与排斥的现象;人们不愿面对郊区问题的逃避态度,等等。

然而,郊区问题的凸显并没有阻止人们追求理想环境的步伐,模范村庄(model villages)与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理想又应运而生。同时,这些新理想的追求过程也遭遇了挫折。段义孚说:“建设一座新城可能出于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在于促进社会的整合。从这一点来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还是最终住到了一起”[7]。另外,随着新城居住人口增加,直至几十万、上百万人口规模之时,也打破了亚里士多德与霍华德对花园城市提出的理想人口规模。最终,段义孚总结道:“作为理想,新石器时代舒适惬意的村庄让位于宇宙理念的城市;城市的扩张使得大都市区的居民追寻贴近自然的模范村庄和规模较小的新城;而新城,当它们的设计达到容纳50万到100万人口的时候,似乎又返回到了古代国王祭司的宇宙性城市理念那里。”[7]

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建造与回应的态度始终与理想的环境息息相关。理想的环境源于宇宙的启示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作为人在大地上建造家园的原始驱动力,这便是人类“恋地情结”的核心内涵。然而段义孚却在全书最后一句话中感叹道:“……只是为了找到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平衡点。”[7]这是他在书末发出的一句针对人性的终极考问。人类从古至今在数不尽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追求的理想环境却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一个个不断建设起来又失败了的乌托邦,但人类追寻理想环境的步伐却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恋地情结”俨然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人在大地上建造生存环境永无止境的驱动力

6 余论

段义孚曾在《论人文地理学》(On Human Geography)一文里,谈到自己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便是“文化作为一种想象力的产物”[36]。何为想象力,康德曾言:“想象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37];段义孚同样认为,想象力是一种天赋的、能看见不存在事物的一种能力,因为人类总是不会满足已有的东西;人类正是通过想象,在混乱的大自然中创造出人化的秩序,将大自然残酷的现实,彻底改造为人文化小世界的真实[36]。因此,人类想象中的理念(理想)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景观改造的基本动力和经验模型。以此为出发点,段义孚对过去以洪堡兄弟为代表的西方地理学的人地观提出了质疑,指出:“从亚历山大·冯·洪堡开始,地理学家研究灌木林、大草原、沼泽如何被人类改造为耕地与城市。研究者将这一转变归结为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力量。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没有考虑寻求快乐的力量—为了寻求快乐,人类才建造了花园,制造了宠爱之物”[36]由此可见,段义孚对人地关系中“人”的思考体现出一明显特征,即,首先对人性提出一种本质的先验预设,进而在不同的环境与文化中进行演绎。由此路径展开的“恋地情结”研究,就体现出以理念论为基础,注重人性的规范性与整体性。这对国内人文地理学的人地观具有很丰富的参考价值由于受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观念的影响,国内人文地理学倾向于将人视为一个次系统,或者系统里的一个要素,也将人性过分经验化地置于环境系统当中进行界定,并将人分割为自然人、经济人、感性人、社会人、生态人[38]等单向度的人来进行理解。因此,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整体性的人观,无疑为国内人文地理学如何处理环境中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最后,关于“恋地情结”研究的实用价值或许会是在国内学界引起讨论的一个问题。段义孚曾在1976年的重要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特长并不在于像应用地理学家去搜集和分析数据,而在于诠释模糊且复杂的人类经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为规划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何种文化背景中的人渴望相互居住得紧密一些,而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居住紧密可能会导致文化特色的丧失,等等;但是,段义孚却又认为,即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可以提供类似的实用性建议,也不会受到别人多大的关注。原因不仅在于,这种建议比起显而易见的物质生产建设来说显得效率低下,更在于当今时代很少有人会感兴趣深入地探索他们自己了[39]。但是,对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探索却对人的生存来说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如爱德华·雷尔夫的观点所指出:人们必须真实开敞地面对世界,面对自身的条件,构建出属于自己本真的地方(authentic places)[40],才能令人类的经验丰富起来[41]。由此可见,“丰富人类的经验”似乎恰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展研究的基本信念与价值所在。而或许正是出于该信念,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才将深具相同信念的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的理念论融合了进来,成为了该书的基本方法论。

注释:

① 大卫·西蒙在文章《居住位置和存在的区位:朝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次回归》(Lived Emplacement and the Locality of Being)中认为,1970年代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五位学者分别是:Ann Buttimer,David Ley,Marwyn Samuels,Yi-fu Tuan,和Edward Relph。

② 大卫·西蒙等在2015年的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中认为,1970—1978年是地理学人文主义流派最重要成果涌现的时期,并认为其中有10篇文献最为核心,包括:1)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Edward Relph, 1970);2)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Yi-fu Tuan, 1971);3)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David Ley, 1974);4)Values in geography (Anne Buttimer, 1974);5)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Yi-fu Tuan, 1974);6)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Yi-fu Tuan, 1974);7)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Anne Buttimer, 1976);8)Humanistic geography (Yi-fu Tuan, 1976);9)Place and placelessness (Edward Relph, 1976);10)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David Ley & Marwyn Samuels, 1978)。

③ 参考Seamon D, Lundberg A. Humanistic geography[M]//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④ 该二元模式在段义孚1996年的著作《宇宙与炉台:世界主义的观点》(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里得到进一步扩展。其中,家里炉台的意象代表哺育,而宇宙的意象代表自由。但提供哺育的地方同时会对人的发展造成禁锢,而自由的地方也会充满危险,所以人们就在这两极的地域之间不断逃离,寻找完美的平衡点

致谢: 文中多数翻译段落取自志丞的翻译成果,并已取得本人的同意,在此十分感谢!同时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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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4 11:56: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1-4 16:04 编辑

人文主义地理学
刘 苏
本文节选自《上海市嘉定区拾荒者地方认同研究》,西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
     “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的概念是在 1976 年,由段义孚在《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Annu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AAAG)的一篇重要论文《人文主义地理学》里以概念化的方式首次提出,它代表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体系,目的是为了研究人类的经验及其意义,进而理解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①。文中,段义孚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目的在于集中理解人以及人的生存条件,致力于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人的世界、人的地理行为,以及人与空间和地方有关的情感与观念。”② 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凸显出十分明显的以人为主体的“我向”视角。
    欧美地理学界之所以在 1970 年代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原因在于,该地理学是对 1960 年代迅速崛起的计量空间地理学之主宰局面的反抗。③在此之前,决定论、经济主义和计量类出版物的抽象化模式仿佛废除了人类的意向(human intentionality)、文化以及人自己,而人文主义地理学作为一种相反的潮流,强调人类独有的心灵、意识、感知和价值观,因此它与人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像艺术与文学,由此,它便导向了意义哲学的相关领域:现象学、存在主义与实用主义。④它关注人类的意识、行为及其创造的空间与地方的意义。与是,相关学者开始围绕人展开研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围绕着心灵与景观及其相互关系做研究,这样,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将伯克利学派的地理学延伸到了环境感知的层面⑤。
     段义孚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不是完全拒绝看待人的科学视角,而是在现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从事新的知识创造,因为,科学地研究人的路径会弱化人类意识的重要性。⑥
① David Seamon, Humanistic Geography. pre-publication draft of entry to be published in 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NY: Wiley, 2015, forthcoming.格式? 地理学家克拉瓦尔(Paul Claval)提到,段义孚“1976年在《美国地理学协会期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AA A G)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使用“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一词,这个名词很快就取代了早先用于这个新发展路线的名词——“现象学地理学”(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参见:[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M].郑胜华,刘德美,刘清华,阮绮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9.
② Yi-fu Tuan. Humanistic Geography[J]. Annu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2 (1976: June)pp. 266~276.
③ David Ley. Cultural/Humanistic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5:249 (1981) pp. 249~257.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Yi-fu Tuan. Humanistic Geography[J]. Annu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2 (1976: June)
pp. 266~276.

    比如,站在科学的视角,很多社会学与人文地理学当中的重要主题像男子情谊、领地、建筑等,都几乎化约为动物的神经行为;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视角则是专注于人类特有的这类行为与产物,①并从意义的角度展开诠释。
           由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就在其鼎盛的 1970 年代大致发展出两条诠释意义的知识脉络。按照地理学家西蒙(David Seamon)的观点来看:第一条脉络是对人类的经验展开诠释;第二条脉络是对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展开诠释。
           第一条脉络与所谓“地方研究”(place studies)密切相关。代表人物有段义孚、巴蒂默(Ann Buttimer)、波科克(Douglas C. D. Pocock)、雷尔夫(Edward Relph)与西蒙。其中大部分文献都立足于现象学的方法论。现象学是以诠释的方式研究人类经验的方法论。②为了诠释地方在人类的经验层面所具有的意义,相关研究者借用了大量描述性的文本作为其分析资源,如第一手经验材料、哲学辩论、档案报告、想象文学,以及作为经验佐证的照片、影视等。该脉络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们都共同致力于探讨人类生存环境与地方经验中存在着怎样的“共通性”(commonalities),以及探讨这些共通性在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体现出来的差异。该脉络在 1980 年代与 1990 年代受到了批评,被认为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t)的倾向,即试图发现某些普遍性的结构特征。③
      其实,国内地理学者在领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精神时,更侵向于它所具有的差异性视角,而常常忽略了其中的本质主义视角。例如,顾朝林等学者编写的教材《人文地理学流派》中就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没有兴趣去寻找什么通则。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终极目标,不是要像科学那样来预测事件的后果,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其目的乃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④的确,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差异性的强调是不同于实证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特征,但它关注差异性的目的却在于要理解人类的地方环境经验当中的共通本质为何。这一思想在段义孚 1971 年的论文《地理学、现象学与人类天性的研究》(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中已得到表述,即人文主义地理学借鉴了现象学本质描述的方法,目的是在不同的文化个体与群体
身上描述其中的普遍本质(essense)。像这篇论文里所分析的种族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非对称的身体与自我中心的空间如何建构人的地理空间(前方区域与后方区域)等现象,在人类社会中都是共通的本质特性。而这样的本质主义倾向也在后来遭到来自女权主义地理学家(feminist geographers)的批评,他(她)们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体现出了学术专家的特权,他们故意表明一种立场,去描述与理解那些“更正常一些人”的地理情境,这是一种男权主义偏见下去理解他者的立场,像女性、残疾人、同性恋者、少数民族共同体等。⑤笔者认为,国内学者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精神的领悟,还需加强理解其中的本质主义及其后来受到的批评,而非仅仅局限于它所强调的差异性视角。
① Yi-fu Tuan. Humanistic Geography[J]. Annu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2 (1976: June)
pp. 266~276.

② David Seamon, Jacob Sowers.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1976): Edward Relph[Z]. in Phil Hubbard, Rob
Kitchin and Gill Valentine. Key Texts in Human Geography[M].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8: 44.

③ David Seamon, Humanistic Geography. pre-publication draft of entry to be published in 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N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④ 顾朝林,于涛方,李平等.人文主义地理学流派[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97.

⑤David Seamon, Humanistic Geography. pre-publication draft of entry to be published in 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N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第二条脉络是对社会世界展开诠释。代表人物有邓肯、莱(David Ley)、萨缪尔斯(Marwyn Samuels)、斯密斯(Susan Smith)、罗尔斯(Graham Rowles)与韦斯特那(John Westerner)。该脉络比前一条脉络借鉴了更广泛的哲学视角,像实用主义、扎根理论、符号互动论、后结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该类研究着重针对特定的地方与社会情境展开分析,像莱关于内城亚文化、住房与绅士化的研究。这些学者通常将地方诠释为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的过程与产物。地方就被理解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商与博弈所建构起来。②如莱所言:地方与社会的属性体现出相互协商的特点,它们是不同群体行动者进行社会建构的产物,这些行动者或多或少被既定的社会意图所驱动。③到了 1980年代与 1990 年代,这种关于地方的社会建构之路径就与后结构主义思想以及新文化地理学结合了起来。④
     1970 年代发展起来的这两条脉络奠定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基本走向,因为按照西蒙的观点,人文主义地理学最重要的论著正是产生于 1970 年至 1978 年之间(见表 1)。而雷尔夫认为,这些作品可能都以专业化的方式偏移到了各自的研究领域当中。⑤正如地理学家蒂姆•克雷斯维尔(Tim Cresswell)所言,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尤其是段义孚)都不会花太多时间去重复论述之前哲学家已有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启发了他们,而他们的研究任务是直接运用这些思想去从事新的知识创造。⑥
① David Seamon, Humanistic Geography. pre-publication draft of entry to be published in 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N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② 同上。
③ David Ley. Cultural/Humanistic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5:249 (1981) pp. 249~257.

④ 同上。
⑤ 参考雷尔夫为著作《地方与无地方》2008 年版写的前言部分,无页码,在“Changes in interpretation of place”
一节第一自然段。E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Pion Limited, 1976, Reprinted 1980.

⑥ Tim Cresswell. Space and Place (1977): Yi-fu Tuan[Z]. in Phil Hubbard, Rob Kitchin and Gill Valentine. Key
Texts in Human Geography[M].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8: 54.

表 1 1970-1978 年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论著

           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特征:第一,从他者的观点入手展开研究;第二,对文化符号展开诠释(interpretation);第三,转向伦理(宗教)的解释层面。
           第一方面特征是指一种内部视角,也是人类学通常所说的主位观(emic)视角。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此视角的基础之上强调:传统的地理学者之“眼”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人”对世界的看法,他人如何利用其意念、偏好及理想来认识及建构世界。这里的世界不再是客观抽象的空间系统,而是芸芸众生之眼所见,它涉及识觉(perception)、表征、意象以及经过这些组合而成的广阔场景或叙事;世界奠基于无数个人经验,但这些经验也部分是经过社会导引而来建构的。①其实,人文地理学对这种主位观视角的需求很早以前就得到了承认,像 1936 年历史地理学家伍尔德里奇(Wooldridgt)就声称:“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力图用农夫的眼睛来观察农村。”②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主观视角的倡导源于他们反对之前理性经济人观念所具有的客观视角。计量空间地理学基本上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这种观点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受到了质疑,人们发觉“新地理学(计量空间地理学)③似乎与此时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一样,认为当人们试着达成经济上的目标时,好像是一种不经历生老病死,不知痛苦为何物的生物;但人们实际生存经验比这些盛行模式(如各种计量空间地理学模型④)所仿真的复杂多了”;“由此产生了一种地理学的新研究取向,将焦点集中在人对空间和大地的经验上……意义开始被认为如同解释及因果机制一样重要的一个面向。人不再仅被视为机器,他们被赋予想象及整套价值观……人类行为仅能经由检视人的愿望而了解。”⑤

        那么如何检视人的愿望?方法则是从人所创造的符号切入。语言学者证实:“人们经验的社会真实面并非生态和经济的,而是属于文字、意象和符号的。过去,地理学渴望得到能使人类改进其经济境况的研究成果,为此而不耐于去探讨现实世界中主观的一面,即使后者才是最重要的。”⑥出于对计量空间地理学的批判,以及为了解释人类经验的意义,人文主义地理学者遂采用了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庞大观念体系,⑦因此,表现出第二方面的特征:对文化符号的意义展开诠释。
① [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M].郑胜华,刘德美,刘清华,阮绮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20.
② [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蔡运龙,江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7.
③ 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所注。
④ 同上。
⑤ [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M].郑胜华,刘德美,刘清华,阮绮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7.
⑥ 同上,第 321 页.

⑦具体观点可参考 Richard Peet.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M].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8:47. 以及中译本[美]理查德•皮特.现代地理学思想[M].周尚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5~56.
诠释学在地理学家克拉瓦尔那里直接与“深描”(thick description)对应起来。②“深描”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倡导的一种新方法。该方法强调试着消除研究者自己的观点,而借此对其观察的事件有深刻的了解,而依赖此科学研究概念的领域被称为诠释学。③格尔茨 1973年指出:符号的基本特性在于一方面它来源于地方价值观系统,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形塑地域文化。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是要将景观视为符号,进而通过对符号的诠释(或深描)来理解人们建构地方文化场域的方式与性质,这样“景观不再是表面的和外在的,而是人们表达意识,创造认同的重要手段。”⑤
人文主义地理学体现出的第三种特征——伦理与宗教的解释,主要归属于文化转向的范畴。传统地理学倾向于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解释空间的规律,而文化转向带来的结果则是从人所处的文化来解释空间与地方的特质,其中离不开对神圣空间(scared space)的理解。克拉瓦尔认为:“地理学一旦将神圣性纳入研究范畴之后,全盘改变了对人的行为的诠释……于是地理学由功效主义的范畴转向了伦理学的境界。”⑥由此,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空间与地方的伦理性与神圣性,它们成为了社会行动与地方认同的重要建构机理。由于段义孚认为:“宗教可宽泛地定义为寻求意义与一致性的激情,因此,所有的人都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则是要关注人类寻求一致性的愿望体现出怎样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显明在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当中。”⑦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待宗教与伦理的思考,则是分析特定地域当中,人的神圣感以及相对的世俗观念再现出了怎样的空间形态。

后文的研究试图透过拾荒者的案例来实践以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三方面特征:其一,力图从主位观的视角分析拾荒者的生活世界;其二,诠释拾荒者生活世界中关键符号所具有的意义,这些符号是理解其生存世界的重要切入点;其三,拾荒者作为人的存在,其终极的生命诉求为何,进而构建起了怎样的生活场域。
② [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M].郑胜华,刘德美,刘清华,阮绮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32.
③ 同上。
④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99.

⑤ [法]保罗•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M].郑胜华,刘德美,刘清华,阮绮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23.

⑥ 同上,第 323~324 页。
⑦ Yi-fu Tuan. Humanistic Geography[J]. Annu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2 (1976: June)
pp. 26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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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6 15: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1-6 15:1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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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背景        1
1.1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1
1.2整个地理学发展背景        1
2.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内涵        1
3.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2
3.1第一阶段        2
3.2 第二阶段        2
4.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        3
4.1理念论        3
4.2实用主义        3
4.3现象学        4
4.4理想主义        4
4.5存在主义        5
5.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5
5.1创造性的论证        5
5.2 强调主观        6
5.3历史思维        6
5.4 强调描述        6
6.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7
7.对该流派的评价        8
浅析人文主义地理学流派
1.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背景
1.1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在经历20多年的发展和繁荣之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发展迟缓,产生了一些列问题,如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加剧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办法的寻找,产生了一些列人文主义思潮,譬如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并且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引起社会各阶层强烈反响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运动。二战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这种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和有关地理学思想结合,诞生了人文主义地理学。
1.2整个地理学发展背景
50年代伴随计量地理革命,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60 年代末一些地理学家对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和模型日益不满。虽然计量革命对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数据处理及强调理论重要性三方面),然而它却在想要达到其自行设定的目标方面,颇令圈内及圈外人士失望,因其成果并不是很好。其结果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等倡议,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应为人文主义替代。
2.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内涵
人文主义地理不等于人文地理学。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枝,而后者一般是指除了自然地理及地理技术以外的地理学。人文主义则特别注重一切事物的诠释皆基于人的思想、感觉与经验,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是最早对计量地理理论基础发难者,对其批判始于60 年代末期而于70 年代加强了火力。其认为科学主义地理学在探讨问题及开发理论时, 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所能发生的作用。同时,他们更点出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计量运动,其对知识的定义及看法,有太强的排他性、垄断性及霸权心态。人文主义者认为单单注重规律的寻求而舍弃对独特性事物的探讨,是忽视了这个大千世界的绝大部分事物。
人本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是它们关注于作为一种有思想的生命,作为人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种以有点机械的方式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非人性者;而在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就以那种机械的方式来表达或多或少有感情的人。人本主义思潮有各种各样,因此没有公认的共同名称。它们的共同要以是强调人本来面目的研究,而研究者的先决条件要尽可能地少。其目标是认识人类活动的真实性质。
3.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过程
3.1第一阶段
1947年,赖特引入“Geosophy”一词,定义为“地理认知科学”(Stud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赖特认为,对人的主观意念的研究并不能用严谨的科学准则,对主观意念的研究却能为其他地理工作提供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准则。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个的,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看来也会不同。就地理现象而言,此一观点强调了地球表面之异质性及独特性(Uniqueness),而并不强调其通性( Generality)。地理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对“主观”研究的需要,但是赖特的这些思想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
20世纪60年代,洛温撒尔(D.Lowventhal) 重新论及“Geosophy”,并就“外界世界和人脑画面”作了阐述。他认为个人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许多诸如方向、距离、物质空间等基本要素,都是个人在文化、社会、舆论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观察的,这种外部世界及其观察者对它的理解的一致程度如何,都需要人文地理学家对其进行检验。
柯克(W.Kirk)认为地理环境不是简单的一个“事物”,而是由“形状、内聚力和人类活动附加于其上的意义”等各种因素组成的整体,一旦这个意义形成,就会世代延续下去。所有这些相对较为零星的阐述,可以认为是地理学家从不同角度所作的探讨和研究,虽然其研究方向尚不甚明确,没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但其逐渐积累起来的成果,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3.2 第二阶段
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时,当时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萌芽思想与有关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结合起来,逐渐完善自己。由雷尔夫( E.Relph 1970)、段义孚(1971)、默塞尔(D.C.Mercer) 和鲍威尔(J.M.Powell 1972)等,将胡塞尔(Hussel) 的现象学哲学引入地理学的研究中,以期用现象学的有关方法来取代实证主义方法。同时,理想主义、存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也被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吸收和利用,使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因此现象学等哲学和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萌芽思想的结合,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伺候,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于主要的研究内容空间、地方等,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哲学著作的讨论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对地方概念的兴趣扩展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之外。
4.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
4.1理念论
   理念论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哲学。它的基本原则是:一切现实在某种方式上都是某种精神构筑,所以世界不会存在于人对它的观察和表达之外。这个原则很久以来就被提出来反对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及其对客观证据的强调。因此,根据理念论观点,人建立他自己的世界图像,他的活动就基于这个图像范围。这个图像的性质是由它要建构起来的目的决定的。
理念论的核心是其一致性理论。它包括真理的定义、对现实性质的说明和真理的标准(Ewing,1934,p.195)。对实证主义者来说,当一个命题符合客观证据时它就是正确的;对理念论者来说,当它与已接受的理论一致时它才是正确的。
理念论就是一种认为知识完全是主观的哲学。知识由各种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理论系统来整理;理论系统又用新知识的眼光来加以修正。这种理念论哲学在某些历史学者种得到赞赏,他们曾为反对实证主义观点而争辩。 理念论历史学包括重建各个行动的特定关联域。历史学者要重新思考其主题的思想。所以的人类行动一旦表演出来就成了历史,而且只有通过应用理念论方法和进行历史学想象才能得到解释。
4.2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哲学是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其始作俑者是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和威廉.詹姆斯(Willian James)(Ayer,1968),后来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刘易斯(C.I.Lewis)和乔治. 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如同理念论一样,它的基础是相信行动是由意图,对世界的主管解释构筑的。这些解释要根据其实践意义来评价,因而真理被定义为足以构成信念的东西。之所以足以构成信念,或是因为信念得以实现,或是因为它有益于信仰者个人的满足程度。
   这就导出了以下简单的定义:实用主义按照意图和知识在经验中所起的作用,根据有问题之情况的调节和解决,来定义意图和知识和实用主义是一种认为思想的意图和真理性要由实践用途标准来决定的学说。
4.3现象学
   现象学是一种建立在于理念论同样的基础上的科学哲学,这个基础就是:所有的知识都是主观的。现象学力图分析和鉴别主观知识的基本特点,以便不仅提供对人的认识,而且也具有通过揭示生活的意图和价值是生活本身更有意义的实践意义。所以它的基本目标是直接考察和描述有意识地经验过的现象,不需要关于现象之因果解释的理论,更尽可能地摆脱各种未经考察的先入之见和预先假定。现象学的发展是于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开拓性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现象学被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广泛地采用,其将重点放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与实证主义相比,它不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客观世界,更不认为这个世界可以用数学公式或通过“假象—检验”模式来认知,重视通过“时期”的方法,集中注意直接的知识,另外通过“本质还原”的方法,获得非经验的、无预先假定的本质和本质的规律。段义孚认为,地理现象是“人类的镜子”,揭示了人类生存及其斗争的本质,通过对景观的研究,就能了解某一社会环境下各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塑造的本质,就如通过艺术和文学来揭示人类的生活一样。
   现象学方法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的地理学家西蒙指出:现象学有可能在历史、文化和人性的临近带揭示出“时空”的本质问题。
4.4理想主义
   现象学也法有不少弱点和不足,后来许多人文主义地理学包括雷尔夫、段义孚等都不再过于重视纯粹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其他如理想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及存在主义等均得到了有关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注意和应用。
理想主义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两名历史地理学家:哈里斯(Harris)和古尔克(Guelke)。哈里斯认为,地理和历史一样,其研究均可采用理想主义的方法。他提出的“历史思维”的概念受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重视。古尔克认为,地理学不是为了“寻找法则”,也不是“利用什么法则”,因为就“不存在什么可供地理学家利用的客观法则”。古尔克主张以理想主义分析方法分析地理学中的各个问题。
4.5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血拼,而是好多作家的组合。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者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雷。其代表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强调存在的思考。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这种强调包括:方法上从客观世界转向主观世界,内容上市存在先于本质,“我在故我思”。其结果是容易走向虚无主义。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不能通过认识的途径达到,而只能通过揭示和说明的途径达到。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之间差别比较细微,存在主义认为现象学中许多东西都是理想主义的运用,而存在主义对理想主义则持怀疑态度。存在主义更为强调人所处的环境、人的个性及选择的自由性。一些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和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存在主义现象学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哲学都重要的多,它可以用来分析各种社会的空间结构。
5.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其哲学基础一样不能定义为一套形式上的程序和技巧。这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的意见。但如果和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相比较,也不难发现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研究有如下的独特视角:
5.1创造性的论证
  人文主义地理学力图进行“创造性的论证”,实证主义则力图“形式论证”。
一般人文主义地理学看来,实证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统计技术不仅对人类生活进程解释乏术,而且各种各样的模型有可能将人类生活搞得面目全非,于是对于量化问题上,人文主义地理学高度提防。人文主义地理学依赖的非形式的程序是对地理学传统认识方法的继承和保留,这种传统的认识通过普通的非形式化的自然语言而获得一种对世界的最初直觉。奥尔森( G.O.sson)认为,这种创造性的论述,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所称的“模糊性和领悟”。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这种方法为什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运用,重要的一点在于与实证主义或结构主义相比,该方法不利于解释事物的本质规律。
5.2 强调主观
   人本主义地理学家强调了人的主观思想,尤其是将价值降低为人的感觉。实证主义则是仅注重客观性,强调观察者的超然和中立态度人文主义地理学反对两分法:主观─客观的划分与事实─价值的划分,这两个划分将世界看作是可划分的、由事物组成的客观世界和由意识组成的主观世界,而将知识划分为由事实知识组成的客观部分和由情感、价值、意义等组成的主观部分。人文主义地理学反对两分法:主观—客观的划分与事实—价值的划分。人文主义地理学则是将世界看作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样价值与事实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因此一个人的目标、意图和目的,不能和个人的经历及对世界的认知分离开来。人文主义地理学重视采用非经验途径,如直觉( Intuition)、移情( Empathy)、内省( Introspection) 等获得知识的重视。
5.3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的概念得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重视。历史这门学科也涉及到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重视价值和意义的研究,1978年哈里斯提出的“历史思维”概念得到了重视和运用。该概念是寻找背景条件(Contexts) ,而不是“法则(Law) ”或“类法则”(Law—like)。具有开放和综合的特点,不用任何形式的研究程序,将事物的认识放入背景中去,高度重视价值和意义,其目标是为了描述“它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象实证主义那样通过寻找法则或类法则,预测其他相关事物的结果。
5.4 强调描述
    实证主义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描述(Descriptions),而实证主义地理学重视解Explanations)。但是,人文主义地理义学和传统地理学在描述方法的不同点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描述赋予了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现代哲学的思想。其描述致力于纯粹的、直接的感受描述,与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描述─解释─预测”模式相比,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描述方法具有一种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地之间更为融洽的流畅感。它并不是再现过去的生活经历过程,描述是述说出来的,而不是生活经历出来的,其中不免渗透着描述者对某一事物的理解。
   综上所述,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研究方法,可以认为是将现象学、理想主义、存在主义等人文主义哲学的认识视角综合运用到地理学中。其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对人类的地理感受事实求实的描述出来,包括意义、价值等,而不象实证主义那样进行具体抽象的解释
6.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人文主义地理学虽富有哲学意味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却缺乏理论。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派的问题引起新的地理学家的重视的结果。要概括出它的核心内容并不容易,更何况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永远的“探索者”和“漫游者”,其内容在不断的更新和变化。但“人─地”关系的研究是地理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也不例外,在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基础上,运用其独特的视角,来对“地”作人文主义说明。
   许多地理学家都通过采用概念分析的方式来表达在实证主义地理中所忽略或弄错的有关地理概念中的意义和价值等种种问题。概念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的分析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内容。(1)空间。从大范围上来说,空间代表的是一个有共同意义和价值群体的区域,譬如邻里空间和国土空间。它不是抽象的地理空间,而是在人类意识和目标基础上定义的空间,是人类与世界初始接触的“具体”空间,通过人的意念和意义等途径形成场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对这个空间结构进行理解。空间用距离来衡量情感连接紧密程度。与实证主义地理中的距离不同,不用公里、旅游时间或花费,用作为一个意义中心的场所的重要程度来衡量。(2)场所。该概念是同样得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恩特里金等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对“场所感”(Sense of Place) 的研究,探索场所的主导意义和对地理感受质量(Quality of Geographical Experience) 进行把握。实证主义地理学中的场所认为是由可观察的物体、事件等组成的集合,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场所与其中的人密不可分。
   以上,有关空间和场所的概念的人文主义分析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和场所的丰富内容不容忽视,不能象实证主义地理那样,将它们降到面与点的纯粹几何概念,而应该注意到其间富含的人类的意义和价值。可见,人文主义地理学所谓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大都是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由此,空间和场所等的分析与其说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内容,还不如将之认为是一种分析方法。
7.对该流派的评价
   要评价人文注意地理学并不容易,因为不像实证主义的工作,它没有课借以评价的明晰标准。其目的不是增进解释和预测能力,而是增进理解,在解释学的意图上,这完全是一种观察者个人的事情,在想干的地方也是被观察者个人的事情。唯一实在的评价在于,有关人们能否感到他们的理解和他们将来的行动都会因这种工作的结果而变得更好。
   段义孚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感悟能力。然而, 人文主义地理学虽有深厚的哲学意味, 但缺乏理论, 也受到其他学派的置疑和批评。这主要集中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观性强,以及以人类为主体的中心性,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招致批评的所在。人文主义的概念过度强调人类主体的能力,而忽视了在更大尺度的环境中物质与社会结构的作用;缺乏效度和客观性,过于独特而无法一般化;过分强调个人行动的自由,而对人类整体所遭受的限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人本主义地理学弥补了实证主义研究的不足, 但最大的弱点则在于它的唯心主义倾向, 把一切客观存在看作为人的心理构造, 事实上构成人的感应行为的基础是客观环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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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16卷第2  20005
Geography and Territorial ResearchMay 2000 Vol.16 No.2
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于涛方顾朝林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
源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1999-06-28;修订日期:2000-04-06
作者简介:于涛方(1974-),男,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研究生,人文地理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
摘要:为了避免空间分析等学派分析的机械性和将人地关系物化,人文主义地理学正面探讨了地理学人地关系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地理学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有其独特的视角分析。该文概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形成背景及发展过程,对其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同时介绍和评价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人文主义地理学;实证主义;空间;场所
中图分类号:K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07200002-0068-07
      20世纪60年代是人文地理学的多元化发展时期,这些变化基本上改变了人文地理学(尤其是区域地理)的研究性质,使人文地理由战前孤独的内部自行演化,转变为战后与其它社会科学互动,并与之逐渐接轨,由此丰富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激进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等学派相继发展,其中人文主义(或称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Ceography)已经在西方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英国的著名地理学家约翰斯顿(R.J.Johnston),从哲学角度曾将80年代的西方地理思想流派归结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国际地理学界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在中国地理学界,人文地理学无论在流派,还是在理论上均较为单调和贫乏,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视和研究程度很不够[1-4]。本文就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作较为全面的介绍,以期引起重视。
1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

   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兴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迅速而激烈的社会变化,如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加剧,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另外,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加深了人的物化,人越来越成为机械的附庸,再加上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这些均任意践踏着人类的理性、尊严。在这种形势下,人文主义思潮,譬如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十分流行,并且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引起社会各阶层强烈反响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运动。二战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这种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和有关地理学思想结合,诞生了人文主义地理学[1,5]。从整个地理学的发展角度看,50年代伴随计量地理革命,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60年代末一些地理学家对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和模型日益不满。以后诞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空间分析学派和实证主义方法也不尽人意,表现在:(1)空间分析学派降低了人的显著作用,不能对人类问题作出合理地解释,其研究具有很强的机械性。正如伯顿(Burton)所说,“实证主义分析将我们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拉得越来越近,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一个没有人的地理学,在知识上不完善的,在理论上也是极为盲目"[14];(2)实证主义的空间分析所追求的普遍性、客观性的空间规律过于抽象。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科学推断,不符合实际或仅涉及到事物的个别特征,而忽略了整体的把握。基于以上空间分析学派的种种不足,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等倡议,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应为人文主义替代,以人及其所处的环境为中心,将人作为地理研究的出发点,改变人作为空间奴隶的地位,重视意义(Meanings)、价值(Values)、目标(CGoals)和目的(Fuuposes)[15]等的研究。1976年,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在美圈地理学协会会刊(AnnalsA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发表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称法[25]。至此前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进入了高峰时期。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渊源至少可追溯到1947年。同年赖特J.K.Wright)引入“Geosophy一词,定义为地理认知科学”(Stud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赖特认为,对人的主观意念的研究并不能用严谨的科学准则,对主观意念的研究却能为其他地理工作提供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准则。“对事物的地理认知普遍存在于整个人类中,并不仅仅是地理学家的专利…这种认知首先从许多观察中获取…其收获,被文化、意识、背景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所限定…几乎任何一种人类从事的活动…都被他任意倾向的地理认知所影响。[28]”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个的,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看来也会不同。就地理现象而言,此一观点强调了地球表面之异质性及独特性(Uniqueness),而并不强调其通性Generality)[3]地理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对“主观”研究的需要,但是赖特的这些思想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60年代,洛温撒尔(D.Lowventhal)重新论及“Geosophy”,并就“外界世界和人脑画面”作了阐述。他认为个人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许多诸如方向、距离、物质空间等基本要素,都是个人在文化、社会、舆论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观察的,这种外部世界及其观察者对它的理解的一致程度如何,都需要人文地理学家对其进行检验[16]。另一位主张采用人文主义方法的英国地理学家柯克(w.KGrk)的思想则起了更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地理环境不是简单的一个“事物”,而是由“形状、内聚力和人类活动附加于其上的意义”等各种因素组成的整体,一旦这个意义形成,就会世代延续下去;另外柯克将“地理环境”划分为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两部分: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前者是地球表面的物质实体,而后者则是那些被人类觉察并再开发的一部分现象环境[13],所有这些相对较为零星的阐述,可以认为是地理学家从不同角度所作的探讨和研究,虽然其研究方向尚不甚明确,没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但其逐渐积累起来的成果,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当时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萌芽思想与有关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结合起来,逐渐完善自己。由雷尔夫(E.Relph 1970[20]、段义孚(1971[26]、默塞尔(D.C.Mercer)和鲍威尔(J.M.Powell 1972[17]等,将胡塞尔(Hussel)的现象学哲学引入地理学的研究中,以期用现象学的有关方法来取代实证主义方法。同时,理想主义、存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也被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吸收和利用[12],使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因此现象学等哲学和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萌芽思想的结合,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2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
    人文主义地理学具有浓厚的哲学韵味。现象学首先被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广泛地采用。现象学方法将其重点放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上,与实证主义相比,它不认为存在一个单一的客观世界,更不认为这个世界可用数学公式或通过“假想一检验”模式来认知,重视通过“中止判断”Epoche)的方法,集中注意直接的知识,另外通过“本质还原”的方法,获得非经验的、无预先假定的本质和本质的规律[6]。根据恩特里金J.N.Entrikin 1976[7],现象学注重描述,而不采用“解释”的论证,其原因在于解释往往被看作是观察者的重新构建,与现象学追求的“面向事物本身”的原则相违,因此,西蒙(D.Seamon)将现象学再定义为“描述科学”。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现象主要指的是柯克所分的现象环境这一块。现象环境会因人而异,它的每个要素由个人经过意识作用赋予意义,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意义反之又影响个人的行为,现象学就是要研究意义是如何被赋予的。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搀杂自己的个人主观意念用以分析他人主观的东西,现象学非常注意这种通过移情(Empathy)的方式来理解现象环境。其他一些学者如将现象学首先引入到地理学中的雷尔夫(1970)则试图进一步研究有关现象的本质(Essence),他认为这个本质就是“显示一个存在体或现象性质特征的要素和观念”,对这些本质及其他们在人类意识上的作用的描述,是现象学研究方法的显著特征[20]。而段义孚则认为,地理是“人类的镜子”,揭示了人类生存及其斗争的本质,通过对景观(Landscape)的研究,就能了解某一社会环境下由各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塑造的本质,就如同通过艺术和文学来揭示人类的生活一样。段义孚1971年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地理行为及其有关的空间和场所的感受和意念,就可以了解人类世界除了以上学者之外,默塞尔和鲍威尔(1972)也声称,世界只能通过人类的意识和态度来把握,坚持认为地理学家应竭尽全力从活动角色的参考框架出发,去看待问题,而不能从地理学家们各自的角度来分析[17]。现象学方法对人文主义地理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地理学家西蒙指出:现象学有可能在历史、文化和人性的临近带揭示出“时空”的本质问题。他将这种本质问题称为“地点芭蕾"[24]。但是这种本质问题并不能被所有人所认识。另外,现象学方法还有不少弱点和不足,后来许多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包括雷尔夫、段义孚等,都不再太重视纯粹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其他如理想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及存在主义等均得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注意和应用。
   理想主义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两名历史地理学家哈里斯(C.Harris)和古尔克(L.Guelke)。哈里斯认为地理和历史一样其研究均可采用理想主义的方法,而他提出的“历史思维”(the Historical Mind)的概念受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重视[9]哈里斯的许多观点被古尔克进一步延展,和实证主义相反,他认为地理学不是为了“寻找法则”,也不是“利用什么法则”,因为就“不存在什么可供地理学家利用的客观法则”。“地理学中尚未形成任何科学的法则…将来似乎希望也不大,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模型…并不能有效的对感受的东西进行检验…一些学者在坚持逻辑和内部各组成一致性的同时却失去了对现实的真正把握”[8],古尔克主张以理想主义方法,分析地理学中的各个问题。他认为,任何活动都以个人推测(Personal Theory)为基础,“经过理性的思考,行动中有了人的意愿,而意愿又涉及到个人推理的应用”,因此“在人的背后的意愿可以认为是行动的动力源泉,而意愿中的个人推理则成了行动的定向系统[8]。通过研究对象的个人推理才能彻底的理解这些活动,据此古尔克认为,要了解人的活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只要探清行动者背后的意愿,而不需要什么地理学家自己的推理和理论,原因是他所关心的是研究对象的个人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推理”[812]
    另一哲学流派,存在主义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不能通过认识的途径达到,而只能揭示、说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之间差别比较细微,存在主义认为现象学中许多东西是理想主义的运用,而存在主义对理想主义则持怀疑态度。存在主义更为强调人所处的环境、人的个性及选择的自由性。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中,萨缪尔斯(M.S.Samuels)认为一个人身份的确立、自我的肯定,均与周围的环境有关。个人创建的“场所”反之为他们提供了根源,景观就是这个创建的
“传记作者”,对空间布置关系和关联度的存在渊源进行记录,一些景观是独特的,是他们创建者的“特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普遍的景观,反映了人类群体在某一共同条件下的经历[23]其他的一些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杰克斯(P.Jackson)、恩特里金等则称,和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存在主义现象学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哲学都重要的多:他可以分析各种社会的空间结构。恩特里金看来,存在主义现象学是对胡塞尔的观点的存在主义的再解释,将重点转向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结沟。并且认为“存在主义现象学已经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中人文主义研究的重要哲学基础”[7,10]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其哲学基础一样不能定义为一套形式上的程序和技巧。这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的意见。但如果和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相比较,也不难发现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研究有如下的独特视角:
第一,人文主义地理学力图进行“创造性的论证”,而实证主义则力图“形式论证[4]。一般人文主义地理学看来,实证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统计技术不仅对人类生活进程解释乏术,而且各种各样的模型有可能将人类生活搞得面目全非,于是对于量化问题上,人文主义地理学高度提防。人文主义地理学依赖的非形式的程序是对地理学传统认识方法的继承和保留,这种传统的认识通过普通的非形式化的自然语言而获得一种对世界的最初直觉。奥尔森(G.Olsson认为,这种创造性的论述,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所称的“模糊性和领悟”[18]。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这种方法为什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运用,重要的一点在于与实证主义或结构主义相比,该方法不利于解释事物的本质规律
第二,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强调了人的主观思想,尤其是将价值降低为人的感觉。实证主义则是仅注重客观性,强调观察者的超然和中立态度。人文主义地理学反对两分法:主观一客观的划分与事实一价值的划分,这两个划分将世界看作是可划分的、由事物组成的客观世界和由意识组成的主观世界,而将知识划分为由事实知识组成的客观部分和由情感、价值、意义等组成的主观部分。人文主义地理学则是将世界看作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样价值与事实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7]。因此一个人的目标、意图和目的,不能和个人的经历及对世界的认知分离开来。人文主义地理学重视采用非经验途径,如直觉(Intuition)、移情(Empa-thy)、内省(Introspection)等获得知识的重视[7]
第三,“历史思维”的概念得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重视。历史这门学科也涉及到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重视价值和意义的研究,1978年哈里斯提出的“历史思维”概念得到了重视和运用。该概念是寻找背景条件(Contexts),而不是“法则(Law)”或“类法则”Law-like)。具有开放和综合的特点,不用任何形式的研究程序,将事物的认识放入背景中去,高度重视价值和意义,其目标是为了描述“它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象实证主义那样通过寻找法则或类法则,预测其他相关事物的结果[3,9]
第四,实证主义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描述(Descriptions),而实证主义地理学重视解释(Explanations。但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和传统地理学在描述方法的不同点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描述赋予了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现代哲学的思想。其描述致力于纯粹的、直接的感受描述,与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描述解释一预测”模式相比,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描述方法具有一种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地之间更为融治的流畅感。它并不是再现过去的生活经历过程,描述是述说出来的,而不是生活经历出来的,其中不免渗透着描述者对某一事物的理解[4,7]
   综上所述,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研究方法,可以认为是将现象学、理想主义、存在主义等人文主义哲学的认识视角综合运用到地理学中。其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对人类的地理感受事实求实的描述出来,包括意义、价值等,而不象实证主义那样进行具体抽象的解释。
3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人文主义地理学虽富有哲学意味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却缺乏理论。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浪推浪”的思想运动,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派的问题引起新地理学家的重视的结果。要概括出它的核心内容并不容易,更何况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永远的“探索者”“漫游者”,其内容在不断的更新和变化。但“人一地”关系的研究是地理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也不例外,在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哲学基础上,运用其独特的视角,来对“地”作人文主义说明。许多地理学家都通过采用概念分析的方式,来表达在实证主义地理中,所忽略或弄错的有关地理概念中的意义和价值等种种问题。概念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的分析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内容。1)空间,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来说,空间代表着一个意念网络,这个意念网络连接了客观物体及意识。从大范围上来说,空间代表的是一个有共同意义和价值群体的区域,譬如邻里空间和国土空间。它不是抽象的地理空间,而是在人类意识和目标基础上定义的空间,是人类与世界初始接触的“具体”空间,通过人的意念和意义等途径形成场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对这个空间结构进行理解。空间用距离来衡量情感连接紧密程度。与实证主义地理中的距离不同,不用公里、旅游时间或花费,用作为一个意义中心的场所的重要程度来衡量[721,25]2)场所,该概念是同样得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29,30]恩特里金等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对“场所感”Sense of Place)的研究,探索场所的主导意义和对地理感受质量(Quality of Geographical Experience)进行把握[7]。实证主义地理学中的场所认为是由可观察的物体、事件等组成的集合,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场所与其中的人密不可分,场所如同一个“充满意义的仓库”,“孵育着人类的感受和灵感”,另外雷尔夫等认为“艺术品、建筑和城市之所以是场所,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将空间组织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中心”,他补充到“场所是活动在世界中的人类的反映。人类的各种活动,赋予了空间各种意义·…场所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它在提供所有的人类活动背景的同时,给个人或集体以安全感、身份感(Place Identity)”;另外,一个场所的人的行动、思想、感受及人们赋予该地之意义与价值,总是在不停的“变为(Becoming)”该地的一部分,他们的产生是地域的宏观及微观因素互动的结果[19]。人类场所有大有小,如一个火炉旁边的椅子,一个省份或国家。较小的场所,可通过人类的直接感受来感知,包括嗅觉或触觉等等;较大的场所,如一个国家,在多数人的直接感受之外,通过艺术、教育或政治等象征性的意义也可间接感受到它的存在。段义孚和雷尔夫都强调“场所感”作为地理认知基础的重要性,但如何去研究与场所相联系的情感、意义和象征,不仅实证主义地理学家束手无策,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是不能全部把握。此外,大多数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场所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但却极少有人对此进行探索和研究[21,2527]
    以上,有关空间和场所的概念的人文主义分析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和场所的丰富内容不容忽视,不能象实证主义地理那样,将它们降到面与点的纯粹几何概念,而应该注意到其间富含的人类的意义和价值。可见,人文主义地理学所谓的内容并不十分丰富,大都是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由此,空间和场所等的分析与其说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内容,还不如将之认为是一种分析方法。
4结语
    人们习惯于将地理学中实证主义的兴起称之为一场“革命"[4],而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利(D.Ley)和萨谬尔斯于1978年将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的流行称之为一种“再觉醒”[23]。人文主义地理学是针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中的弱点和不足而发展起来的,它的许多宣扬和支持者们希望该学派及相关方法来取代空间分析学派及实证主义方法。虽然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分析某些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但其中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受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其他学派的反击和攻击。如实证主义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主观性具有不科学性,所关心的仅是一些相对琐碎的东西,而不注重用有关的方法来改善现实世界,而结构主义则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将重点放在个人的身上,扭曲了现实,没有很好的考虑社会等因素对个人的活动的限制和约束[11].…鉴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种种局限,恩特里金等人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不能完全取代实证主义地理及其相关方法,而最好将之作为一种批判的思潮约束和补充[7],作为一种批判思潮,它强调了人文地理学中意义和价值等主观内容研究的重要性,让有关地理学家深刻的反省他们可能极端的科学解释,加强对社会及文化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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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 09:28:05 | 显示全部楼层
宋秀葵 实现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评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
东岳论从May.2012Vol.33No.5
2012年5月(第33卷/第5期)(Dong Yue Tribune)学研究
实现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评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
宋秀葵
(山东建筑大学外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1)
【摘要]当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关注人的终命运,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他一方面认为,环境建构中,脱离道德的人类想象力会导致种种恶果;另一方面提倡在道德规范之下,人类通过想象力创建注重人性化、内在道德美和通向真实感的人工景观以及有助于升华人性和敦化风俗的艺术世界,体现了段义孚主张想象力与道德平衡的生态伦理观。
[关键词:想象力;道德;生态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B7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5-0086-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生态美学思想研究”(项目号:10CZXJ09)的阶段性成果。
1作者简介]宋秀葵(1969-),女,山东建筑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
当代美国华裔地理学家、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1930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声于世界人文地理学界。他在地理研究中反对实证主义,吸收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观点,建构了深具人文主义精神价值取向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研究客观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他把研究重点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
段义孚阐明,人与环境有无法割舍的情结,而在对环境的态度中,“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①人类总是尽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试图把环境从“可怕的”变为“可爱的”,以调和人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宜人栖居的世界。段义孚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创造比自然界更加稳定的人造世界主要靠丰富的想象力,然而,在肯定想象力的产物——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他对想象力造成的恶果也感到万分担忧。“丰富的想象会将人类带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它可能让人类逃往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谎言和骗局、自我的白日梦、疯狂、无法形容的残忍、暴力、破坏,总而言之就是邪恶②”段义孚主张人利用想象力改造并创建更好的环境时,应把想象力与道德结合起来。他还特意“用动态的术语把道德重新定义为探索,把想象力重新定义为人创造性地发展人类理解道德内涵的能力,希望把美好生活的两个相关方面(道德与想象力)达成和谐的一体。③”建设人居环境彰显的不是“物竞天择”,也不是“适者生存”,而是人为了生存所进行的主动性抉择。“随着人们逐渐成熟起来,人们必须……从由于害怕而产生的幻想转移到对想象力自由且有节制地运用……创造任何事物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想象力。④”段义孚一方面认为,脱离道德,人类想象力会导致种种恶果,另一方面提倡在道德规范之下人类利用想象力创建注重人性化、内在道德美和通向真实感的人工景观以及升华人性和敦化风俗的艺术世界,这体现了其主张想象力与道德平衡的生态伦理观。
①Yi-fu Tuan,"A life of Leaming,"(reprint of Haskins lecture)in Peter Gould and Forrest R.Pius,eds.,Ceogrgphical Voices,Syracuse:Syracuse Lniversity Press,2002,330.
②④段义:《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第212页。
③Haymond Duncan Gagtil,Progress:Critical Thinkiny ubwut Historical Change,Corunecticutraeger Publishers,1993,167.
一、对脱离道德之想象力恶果的担忧
段义孚认为,想象开辟的世界,由于缺少了道德砝码,给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闲惑、恐惧和灾难。段义孚对脱离道德的人类想象力所导致的果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这种恶果主要体现在物化、化约了的人地关系和非真实的存在两个方面。
第一,段义孚深深意识到,物化、化约了的人地关系呈现出无根性和无意义。他指出,“文明意味着礼貌、艺术,而不是建造辉煌的物质世界。”①在人居环境的创造过程中,呈现出奢华浪费、过度物质追求的倾向,人类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陷入怪圈。再加上科学技术带来的化约主义忽略人性、人际关系等实质性内容,增加了疏离感和冷漠感。
首先,段义孚阐述了过于夸大的物质文化现象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物化了的人地关系。他指出,“对于过去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美好’通常意味着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当然也包括超出基本物质生存的一些额外的需要。为了确保满足这两种需要,获得有形物质的欲望就产生了:绿色的牧场、丰厚的收成、坚固的屋舍、财产、很多孩子等等。美好因而还可以解释为物品:太多的生命是为了物品而不是为了美好在努力奋斗。②”段义孚认为,对物质的一味追求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和家庭。物质上的奢华还体现在公共建筑方面。公共住宅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布满运动场、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酒店服务。这些奢华之物使人精神上得以快活,也是慷慨的象征,因此得到推崇。“不幸的是,一旦沉迷于此,就会无限度。……对个人来讲,这种无休止的欲望或者导致烦恼或者导致疯狂;对一种文化来讲,会走向堕落;对世界来讲,也就是如果蔓延到世界范围,势必会导致生态灾难。③”
物化了的人地关系在现代人工环境中日益明显。现代建筑格外令人眼花缭乱,只注重华丽外表而忽略人性、人际关系等实质性内容。“摩天大楼高耸人云……尽管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其感觉氛围有限,依然使人产生距离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孤立和孤独。”④段义孚还指出,那些平地而起,作为国家的展览柜的城市,存在诸多问题。看看18世纪建起的圣彼得19世纪建起来的华盛顿,以及20世纪的堪培拉、巴西利亚和伊斯兰堡。一开始,他们都因为视觉效果出色而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不过这些城市富足、明快的生活定位却使得其历史变得光怪陆离。段义孚认为,“物质文化易于被夸大,并以个人美德和社会关系为代价。为了物质文化的目的,吞噬所有才智和资源,会变得很可怕。信仰佛教的印度似乎避免了这种后果。信仰儒学的中国和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就不太成功:那里的建筑和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分注重本身形式而忽略了本来想体现和促进的人际关系。”
段义孚还针对建筑美学的发展,对“道德大厦”和“道德棚屋”两个术语进行对比,谈论了物质文化与道德的关系,进一步批判了物化了的人地关系:“建筑美学发展的故事,引起我问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标准和秩序如何?这些是文化和想象力的产品,每个社会有道德标准,但是只有其中一些把它们具体化为秩序—也许可以叫做道德大厦。在巨大而复杂的道德大厦下生活的人状况更好吗?他们比生活在更简单的结构(比如叫做道德棚屋)下的人更能认识到自己的全部潜力吗?答案一点也不清楚。一个原因是巨大的道德大厦不可避免的与复杂的物质文化连在一起。历史充满了包括神殿、庙宇、教堂和清真寺在内的文化产品是如何腐化的例子。那些东西不是鼓励人们提升道德修养,而是怂人们争权夺势。在另一方面,那些拥有如道德大厦一样朴实的人们却给人带来随和、体贴的感觉,他们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物质财富。于是可以理解,东西方受过教育的都市人一直试图把他们传奇化,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美德。”⑥
Renjamin 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Harvard UP1985148-9.
②段义;《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③Yi-fu TuanThe Good lifeMadig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6136.
Yi-fu Tuan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Minneapolis:Univernsity of Minnesota Preas1982114.
Yi-fu Tuan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d:AestheticsNatureCultureWashingtonDC:lsland Press1993241-242.
段义孚:《人主义地理学之我见》,《地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5老第2期,第1-7
其次,段义孚指出,人普遍为地球的前途忧心忡忡,并认为科学应该为此遭到谴责,原因之一就是科学所主张的化约主义。段义孚所指的化约主义,就是将与当前问题没有严格联系性的所有信息全部排除掉。正因为如此,段义孚认为:它促使人们在思想上养成了一种轻视的习性,在化约主义者的眼中,一切都可用只不过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桌子只不过是大量旋转的原子,日出只不过是一种意识上的幻觉。除此之外,当今的技术已经发展得极其纤细、极其丰富,并将其触角伸展到各个角落,企图揭开所有隐藏的神秘性。”①“技术创造了一个安全但有些死气沉沉的世界,这使得人们不断去体验过山车所带来的极度兴奋感。所以显得生活里来来往往的行人,甚至于秀丽的风景,都需要赋予更多的神秘与恐惧,从而打破现实世界沉闷的气氛。”②而且,就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而言,技术就像是个化约主义者,把包括人性、人际关系等实质性内容的所有细节都忽略了。细节所具有的具体特征消失了、湮灭了,这会让人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细节。”③化约主义加剧了疏离感和冷漠感。
第二,段义孚认为非真实的存在也是想象力产生的恶果之一。
段义孚认为,想象促进并推动了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想象力不断使我们误入幻想的歧途,人造世界充满奇异,极不真实,并不能保障人类对安全感的深层次需求。人们从威胁人类的原始自然环境中逃到优稚的文化之中,这的确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文化的优雅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泡沫,这层泡沫掩盖了严酷的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④这会使人的本性与现实环境的距离愈来愈加大,导致非真实的生存状态。
段义孚指出,人造世界中存在种种虚幻。即使我们仅仅把目光投向我们所建造的熠熠发光的人造世界,那么恕我直言一个人若生活在其中,他一定会惊奇地感到生命如此之轻,如此不真实。”⑤西方建筑历史是越来越远离自然的人造世界的历史,走过的每一步既带来自豪也带来不安。20世纪后半时期,尽管试图把自然重新融入建筑物和建筑群,但人工趋势总体上在继续,事实上在增加。大量的奇迹出现,但其中有许多让人出乎意料地感到不真实,高楼大厦一时间拔地而起,远远超出人们的常识和日常经验。它们令人吃惊,提供娱乐场所,带来炫耀权威的资本,但并不能满足人的(真与善)的深层次需求。”⑥段义乎还以常见的摩天大楼和闻名世界的迪斯尼主题公园为例加以说明,认为,在这些地方,人们纵情欢歌,忘记自己的年龄、职务,忘记家里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里,真实世界被粉饰了。
二、想象力作用下环境建构中道德的高扬
段义孚虽然对脱离道德的人类想象力所导致的恶果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但他同时承认,人的想象力在生态存在之美的敞开中起到积极的建构作用,人类利用想象力进行自我中心式的建构世界和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赋予环境和世界以秩序的一种本能,想象力推动人们改造冷酷无情的自然和改变不适宜人生存的环境现实,使这个世界更加迷人、更加有魅力。然而人类利用想象力所建构的任何环境应既保证人的身体健康,也应提升人的道德和利于精神健康。”⑦段义孚主张人类发挥想象力时应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之下,提倡充分利用想象力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宜居环境,构建注重人性化、内在道德美和通向真实感的人工景观,并创建艺术世界,升华人性,敦化风俗,满足精神诉求。
①②③④⑤段义字:《逃避主义》,周意、张春译,石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第150页,第252页,第6页,第6页。
⑥Yi-fu Tuan“A Life of Learming."reprint of Hasking lecturein Peter Gould and Forrest R.Pittseds.Ceographical VoicesSyracuse:Syracuse Univensity Preas2002336.
⑦Yi-fu Tuan“Moral Ambiguity in Architecture"Lundscope1983Vol.27No.311-17.
第一,段义孚认为人工环境的构建应充满人文关怀,注重内在道德美、人性化,而不是富丽堂皇的物质形式。
首先,段义孚强调,成功的建筑应是物质形式与文化的结合。建筑的特殊力量就在于使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价值更真实化、清晰化。成功的建筑应是一个可见而又实际的完整的功能领域。就像Langer所说,‘建筑师创建一个文化的意象:一个以物质形式呈现的人文环境,表达有文化组成的独特而有节律的功能模式。’这些模式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变奏,它们易变而繁杂,几乎不可能详细说明和做相应设计。设计师对文化节奏应能直观把握和具有默契感,尽力使它们以符号形式得以呈现。”段义孚还以房子为例进行说明,“房子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建筑,被称之为地方的原因很多:提供住所,其空间层次满足社会需求;是一种呵护领域,是回忆和梦想的所在。”段义字提倡当代建筑师和设计者设计前应设法了解居民,咨询社区居民的需求和渴望,也可通过正规的官方调以获得各方观点。美好生活的外在形式和内涵是人永久的诉求,也是景观设计的最终标准。
其次,段义提倡人工环境突出道德美、人性化,而不是注重外表的富丽堂皇。从段义孚对美国的官方建筑的称赞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美国最重要的建筑之一白宫朴实无华,其规格要比欧洲和亚洲的宫殿小得多。巨大的人工建筑,如帝同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能唤起人的自我肯定而不是宗教情怀。”另外,“在美国,体现州和市政机构尊严的建筑和艺术处处可见,如半球形的州议会大厦、设有柱廊的邮局、穿黑色法衣的法官和着整齐制服的海军护卫队。在一个民主家,州的尊严就是其公民的尊严,自豪甚至是偶尔的炫耀会存在其中,但令人欣慰的是,尊严的外在和物质形式很少具有压倒之势。”②
再次,段义乎认为现代人工环境应有助于通向真实感,而不仅仅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幻感。现代人工环境往往是注重富堂皇的外表,尽管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其感觉氛有限,依然使人产生虚幻感、距离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孤立和孤独。建筑应注重对人感官全方位的关注,调动各种感官,有助于通向真实感。段义建议,为了让人体会到真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人工环境应“通过物质现实体现个人或群体的节律、价值和渴望,让人感觉人的实实在在存在。设计者应创建清晰的意象和有形的世界,使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增强我们的存在意识。”③
除此之外,段义孚提倡营建体现本真生活的“中间景观”。段义孚认为,人类幻想的终极美好环境也许就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堂。在天堂里,自然环境优美,文化生活足,社会关系和谐。可是,理想地讲,天堂本身是可能无限接近但并不可得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最佳生存环境,即“人类息地的典范”或许是“中间景观”。“中间景观”处于“人造大都市”与“大自然”这两个端点之间,都是文化的产物,但“它们既不花哨,也不空一切。这种景观使得人类不必进行远距离的迁徙就可以逃避自然界的原始与荒蛮。与大自然和大都市这两个端点相比,中间景观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富有生活的气息,而且更像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一目了然与模糊不清之间的截然对立使大自然和大都市显得都不真实。如果将自然视为美好的景象,将城市视为几何形状的街道与摩天大楼,那么自然与城市在我们眼里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但是一旦自然与城市充斥着一大堆毫无头绪的杂七杂八的事物,那么它们就显得很不成熟。”④在段义孚看来,有许多种景观可以称得上是中间景观,譬如农出、郊区、花园城市、花园、示范镇,等等,它们远离大自然和大都市,蕴含着和谐的因素,具有与大自然和大都市不同的价值。融合自然和人工两种特性的“中间景观”是段义孚最赞成的合乎道德的人工环境,段义乎实际上支持“中和”的方式,赞成合乎伦理的构建。对段义乎来说,它们开辟了一个既如在家又与自然有一定张力的世界。在这些中间景观中,我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既不是希腊之神伊卡洛斯也不是凶恶残忍的卡利班,只是天生就具备想象力的活在世上的凡人。
第二,段义学认为,要想真正地逃避不满的现实,达到幸福的天界,人们更多地需要依靠精神创造。“人地关系”思想是段义乎艺术理论展开的逻辑起点,文学艺术作品、仪式等是人类想象力下产生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们本身即是“虚拟的地方”,是一个超越时空、由审美体验构成的意蕴中心,有许多人类想象的美好空间和场所,对人类发展和道德提升更有利。许多艺术形式,如童话故事、风景画、小说、音乐、舞蹈等,以及经典的仪式,除了自身形式上的审美意义之外,还具有作为升华人性、敦化风俗的道德载体的作用,它们“全都是思想建造的庇护所”⑤童话故事“充满了神奇,尽可能地引领读者远离单调的现实生活”⑥,“动人的童话能指引人们‘逃入’快乐和幸福的天界”。“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风景画满足了人们对于协调—-竖直与水平、前景与背景、明亮与黑暗等等基本二元体之间的协调—的需求。”此外,“在风景画中,人们在依附与分离之
①③Yi-fu Tuan"Landacape'a Afeclive Dumain:Raw Emotion to Intellectual Delight"Landscape ArchiectureMarch1978132-134132-134.
Yi-fu TuanPasing Surauge and Wonderfud:AestheticsNatureCuluweWashingtonDC:Island Pres1993242-243.
④⑥⑦段义字:《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第249-250页,第6页。
段义乎:《恐惧》潘桂成、邓伯哀、案永安译,台北:国立编译馆,2008年版,第18
间找到最大的满足,因为风景画既没有固守在某一个地方,又不是上帝眼中的广大的世界,而是位于两者之间。正是从这个中间位置,一个人能看到并体会到人类的事业和人类的命运,然而又不需要完全地投其中。有时也需要全身心地投,但结果并不总是称心如意,因为全身心地投通常意味着丧失思考与反思的能力,丧失解脱自己——逃避的能力。”①音乐高尚的主题与优美的旋律激发出他们美好的情感,使人“似乎步人了一个神奇的美妙世界,这个世界比他们所了解的或通过其他方式能了解的都更加悲哀,或者更加惑,或者更加庄严、更加高尚。”③在诗中,人能重新品味人生、实现人性复归、达到理想之境,以对抗无奈的现实、匆忙的生命历程。小说能唤起人的归属感,体味生存的理想之境。影视片中“色”与“光”技巧的利用,能极好地满足人的视觉和心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是人们快乐与理想的载体。舞蹈是动态美的体现,精炼和唯美化的舞蹈动作给平淡无奇、沉闷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活力。注重精神层次实质性内容的仪式和富有分量和道德美的话语具有抚慰、鼓舞和启示作用。③
段义孚认为,艺术作品有其独特的作用,关键在于“艺术品可以将事物或事件置于一个特定的背景当中,使得欣赏者同样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陶醉。艺术品并没有明确地声明,而只是暗示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对于这种范围更广的关联性的感知不仅可以使人们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还可以得到感官上的享受。”相对于食用苯丙安会让人产生迷醉的幻觉,“艺术作品要比药物更能让人产生纯洁的感受。”④在此,段义孚通过陈述多种艺术品之于人生存的重大意义,揭示建构艺术世界的必要性。
三、段义子生态伦理观的当代价值
总之,段义孚提倡,随着人的成长,以及环境、生物、生理和社会文化的调节,人类在建构环境时,应在一定的理性规范之下,注重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努力营造生态化与审美化统一的宜居环境。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
在理论层面,对段义孚生态伦理观的把握有助于启发未来的生态美学理论建设。段义孚提倡道德与想象力平衡的环境建构时,把焦点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上,强调人的情感、意义、价值与目的的重要性,始终以人的生存为核心,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而不局限于人们通常认为的以敬畏自然和保护自然为根本的环境伦理。这充分显示出段义孚凸显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凸现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核心——人的问题,即抓住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段义的生态伦理观首先使我们充分意识到生态美学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有一个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站在人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不能被超越的。其次,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还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谈生态环境问题就要谈人对环境的体验、态度和评价,不了解人,就不能找到解决环境这一人类最基本问题的永久性方案,因为任何人类问题都跟人的心理动机、价值观和态度有关。总之,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在考察人地关系中关注人的终极命运,并强调人作为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主体的唯一性,抓住了任何态美学思想的本质归宿。因此,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段义孚生态伦理观有助于建构更为合理的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美学理论形态,以促进人们更理性、更实际、更根本地解决环境问题。
在现实实践层面,段义孚强调人类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利用想象力所进行的环境建构,而环境建构必须遵循想象力与道德平衡的原则,这种价值观念有益于改变现代消费模式、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形成对人的无理欲望的有效控制,促使人们抛弃奢侈浪费的旧观念,形成环保、经济的新消费观,有助于人们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保证生态质量。段义孚生态伦理观还有助于启发人们环境构建中注重人性化、内在道德美和通向真实感的人工景观,避免只注重富丽堂皇的外表等物质形式而使人产生虚幻感、距离感、疏离感和冷漠感,使人地关系呈现出无根性和无意义。除此之外,对段义孚生态伦理观的把握,有助于启发人们在环境建构中注重健康的精神创造,加强文学艺术作品、仪式等人类想象力下产生的精神文化产品建设,充分发挥其升华人性,敦化风俗的道德载体作用。[责任编辑:杨晓伟
①②④段义:《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226页,第229页,第251页。
Yi-fu Tuan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fudAestheticsNatureCulfur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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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12 07:55:06 | 显示全部楼层

潘桂成《经验透视的空间和地方》序和王志标《空间和地方-经验的视角》序

译者潘序
1991年夏,译者返国服务,曾特别去威斯康辛大学向段义孚老师辞行,段师很感概地说:“他的书有英、德、法、西班牙、俄、拉丁、及日本等不同语言的版本,而且以日本文译本最多和最快,当时已有六本,但中文译本一本也没有。”当时译者便许诺在有余力时,发行中文译本。当返国不久,当时的国立台湾范大学地理系主任及现任中国地理学会现在有大陆、台湾两个中国地理学会和香港地理学会,三个成员参加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英文缩写IGUgeonet会长陈国彦老师即鼓励和推介申请国立编译馆协助译述工作,这一本“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中文译本因以促成。
基于国人对段先生及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后经北师大周尚意教授与段义孚沟通,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geonet非常陌生,为了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差距及成见,希望藉此小序,简介段先生的生平及治学的心路历程,略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本质,作本书的导读。
段先生的是民初名人段祺瑞的孙,乃家中的次男,故原名”二夫”,后改谐音的“义孚”,英译“Yi-fu”,而没有西方式的名字,这在西方社会中成长,求学和成名的过程中是不寻常的现象,他常说他对“中国”这一“地方”没有很多亲身经历对经验,但却有极端浓郁亲切的感情,为什么?仅因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吗?因为很多在中国土地上成长的中国人也没有这一般的热情。段师说:人本主义地理学使人环境有亲切的关爱。
段先生在三(应为11岁,但段在回家记中说十岁,段生于1930年,去澳是1941年,geonet)岁时便随家人移民(其实不是移民,举家随外交官父亲到国外,geonet)至澳洲,在几乎完全没有中国人的邻居和同学的环境下成长,听得懂国语,是自幼从家人方面学来的,但讲起来已经不大流利,印刷的中文书,可以看得懂,但比较看英文费力,然而,却很喜看,觉得中文的优雅,尤以古典文章及诗词为然,而手写的中文字,太潦草了,不想花精神去看和猜估。在澳洲完成小学及中学,然后独自到英国剑桥接受大学教育,所以英文能力是世界第一流的水准。研究院阶段转往美国著名的加州柏克莱大学(大陆译为伯克利大学,geonet),博士论文主题为科罗拉多州的洛矶山(大陆译为落基山,geonet)山麓原,为纯地形学的研究,因此,段先生原为一位在正常学习及研究过程中的传统地形学家,是科学的,实证的,系统的,和寻求有结论性理论的自然科学学者。
固然,段先生在地形学研究的成果受到学术界的肯定,然而,当他接受了博士学位之后,受聘至新墨西哥大学任教时,在走马上任的最后一刻,爬到落基山上,远眺一次自己曾经多年辛勤研究的山麓原研究区,他说:突然顿感一阵失望与茫然。他问道:他的论文能够完满地表达这地方的性质吗?他自己真正了解这地方吗?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他并不是发现过去所作的实测和调查,资料分析和逻辑的阐述有什么缺失或错误的地方,但他发现那些成果,只能表达地方客观的地理知识部份,而不是地方性质的全部。山麓原的地形学景观是少变的,但对在其上居住的印第安人原住民、移入定居的白种人或黑种人、过路的大货车司机或旅游者、地形学家或人文地理学家言,明显地就有不相同的意义,无可否定的,这些不同的意义,都是依附着这一独特的山麓原而产生的地理特性",也是实证的地理知识,只不过它和传统的客观的地理知识不一样,而是存在于与这地理区相关的的心灵体系内之主观的地理知识"。换言之,每一地方的地理知识都包括两大类,即客观的地理知识"主观的地理知识传统地理学者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是针到客观的地理知识,段先生之在最后一次远眺他的研究匾之前,所努力的方向是发掘这一类的客观的地理知识,为传统地理学者。但就在这领悟到“自我不足"的一刹那,产生地理学者胸怀的大突破,地理视野高度扩张,成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开山祖,人本主义地理学者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是针对主观的地理知识在学术层次上乃与传统地理学相对等的,而不是传统的自然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两大类下的一新分科。如果不先认清这一学术层次对关系,根本就不了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本质,更谈不到任何研究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细节。
传统地理学者研究“地理区的客观的地理知识”,人本主义地理学者研究“地理区的客观地理知识的地理感”,所以称为“地理区的主观地理知识"一般人看见“主观”这两个字,马上敏感到“不客观,反科学,非实证,不严谨,不绝对,不一致,没有系统方法,没有统一的结论"等学术成见,首先,我们应该冷静地理解这些成见不一定错,但却是合逻辑的,世界的事物可以大别为“物之类”和“人之类”两大范畴,二者的差别在于“物之类的动态是呈客观必然的规律的",而“人之类”的行为是依主观评价的选择而不必然的"。既然“人”因有对其所识觉(识觉:由一切感觉形成的知觉及思维活动。亦泛指知觉和意识。,geonet)的“环境”有不必然的评价机能而为一变数,故研究以“人为本”的主观地理知识为可变性或多样性,才合乎逻辑,要求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获得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必然规律性,本来已不公允。若要使人本的主观地理知识获得如客观地理知识之必然一致规律,唯一辨法是先把“人性简化而扭曲”或“蔑视人的评价机能的存在”,如果先设定此成见性的“固步自封”立场去看人本主义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固然是毫无学术价值,而研究结果也是一无所得。
地理感”,表面看来是一个“非理性的情绪化”字条,如果你真的有此看法,说明你对“什么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仍然模糊不清。任何“地理的”现象都在“时空中实在的",地理学者绝对不谈“空泛”的理论,那是哲学和神学的范畴。地理感乃“地理学的感”不同一般所谓的情绪化的感觉。情绪化的感觉为Feeling,为人直接发出的非理性行为,可以理解的或不可以理解的,有特定对象的或无特定对象的,人为世界上最大的变数,人可能有这“非理性的感性行为”。但地理感为人的“理性的感性行为”,地理感是人过其感官机能而对环境的识觉和产生经验,继续依据经验的概念对环境产生评价功能,最后依据所评定的价值观去回应环境,整个地理感的流程存在于“人与环境在时空架构中互动的关系”里,因此,地理感虽因”人”之具有评价选择机能而对环境有有不必相同的“感的回应”,但任何回应都是有理性意义的,地理感的感为“Sense",由识觉环境的感官(Sensory Organs)至对环境产生价值意义(Make Sense),都是实在的和地理学的意义,对于稍有一贴“地理学素养”的人言,皆不至会有误会。
“空间和地方”为地理学研究的两大主题,任何地理区都有“空间性及地方性”,传统地理学者搜集“地理区的客观的自然或人文地理资料”,说明地理区的主观的空间性和地方性。同理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应搜集“人对地理区的地理感资料”,以说明地理区的主观的空间感及地方感,而问题就出于这些地理感的资料方面,地理感的资料存在于人的心灵之内,只有各个人的自省而心知肚明,不像客观的地理资料般显而易见,这使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比较困难。然而所谓对比较困难亦仅止于比较不直接运用地理区的资料而已,因为藏在于人的心灵深处的地理感,都是他对环境经验所演化成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终必以行为表达在生活环境之中,因为人绝不可能完全与实在的时空环境脱离关系也,而人本主义地理学者便可藉着“人对环境的价值回应行为所表达的资料而透视人的地理感”,从而阐说地理区的主观的空间感和地方感。而译者特别称这种人本行为为“地理性的回归”而段先生这本书,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作,题名为“经验透视的空间和地方”,在绪言中,段先生特别强稠“经验”是本书的机制,由经验的研究而透视出空间感和地方感。这一种研究法,是与传统地理的方法论完全不同的,因此,如果你是传统地理学家,也必须暂时捐弃固有的方法论,才有资格领悟这一颊类“主观的地理知识”。
“地理感”为一综合性词条,本书依传统地理学的概念分为“空间感和地方感”两大类别作为主题,而实际讨论的内容包括空间感和地方感之较低层次的统一感、空虚感、拥挤感、疏离感、认同感、亲切感、权力感、美感、道德感、神圣感、神秘感等。而更重要的,段先生在本书中特别指出“时间”要素在地理学中,尤其是人本主义地理学中的重要性,时间和空间为地理学概念中的宇宙或世界的纵横两条轴,二者的交汇点为地方,人不能脱离时间要素而独谈空间感和地方感,对时间所产生的历史感是“广义的地理感”的一部份,传统地理学者较少注意空间和地方中的时间,可能由于时间这一要素不易在客观的空间和地方中呈现,而人却易于感到岁月飞逝或未来。
但无论如何,“地理感为一种理性的感性”,是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结果,而此“人与环境”两要素,人为能知和能动之主体,环境为所知和被动之客体,在互动的过程中,人对环境首先有识觉而获得经验和概念,再评价此经验概念,而产生对待环境的意向和行为,而本书的主题焦点在于经验部份,段先生著作甚丰,其他系列性作品,有机会将陆续译述也。这里特别要强调一黠点,就是有人批人本主义地理学属于唯心论或形而上学,那只是不了解人本主义地理学本质的胡说,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地理感既然由识觉经验开始,以意向行为来呈现,整个过程都是在时空中的实在。段先生不断强调“人本主义地理学”是“人本主义”的“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而不属于哲学的范畴,有些学者用哲学范畴的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唯心论、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去批人本主义地理学,她摸错了边,犯了”学术研究之不明层次”的大忌,讨论的结果一定把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本质扭曲
人本主义地理学只是“地理”范畴中的新领域,与传统地理学之相对而为“新”,因其研究的对象篇“人的地理感”,段先生初到新墨西哥大学任敏,开课除了一科“自然地理通论"及一科“干燥地形”,都是他的原有专长外,还有一科是“对干燥地区的态度(Attitude to Dryland"。这是他的研究主题转型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诞生,在1958年。而“干燥地形”和“对干燥地区的态度”两科,前者是研究干燥地区的客观地理知识,后者则是研究干燥地区的主观的地理知识。换言之,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与传统地理学的研究不冲突,而是互补。
段先生1966年至加拿大的多偷多大学,1968年至明尼苏达大学,1984年至威斯康辛大学,这些大学都在较寒冷的环境,与亚里桑那及新墨西哥的干热环境大不相同,也曾到印第安纳大学,夏威夷大学,澳洲大学,戴维斯加州大学客座,这些大学,分别是在温带内陆,热带海洋,繁华都市,宁静森林等不同的环境,段先生以“体会实际环境的心情和行为”,去发掘作为人本主义地理学者之地理感的“灵感”,再由地理感而完全认知“环境的客观及主观地理知识",从而能主导和享受愉快的生活空间,主客兼备,天人合一,理论与实践并行的本质,这可说是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特征也。本人新著《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本质》由固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9月出版,可以参考也。
总而言之,人本主义地理学是地理学体系内的新范畴,与传统地理学相对应而有互铺作用,就由于其为全新,故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皆与传统地理学不同,如何去认识新知,最基本条件不是“被认知的到象是什么”,而是“能知的我们自己持着什么态度”,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功能就是提醒“人对环境的主体警受觉性",这是本书的结论的最后一句,含有语重心长的地理教育意义。然而,人之如何能扩充心量,扩大视野,以求取对环境警觉性的增长,似乎还有更基本的一点:“勇敢地打开心扉,勿固步自对”。
潘桂成
敬识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
199754
著者段序
思想的生命人的生命本身一,都是持不断的,一本接着另一本著作的出版,有如世界上的政治承诺般一个接一个的现。者前恋地情结Topophilia及人对自环境度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相关讨论材料。我注意到人环境经验是多么丰富和广泛的候,我不能找到一个可以普通融的主题或概念来建不同的题材,最后,常常诉诸方便的或传统论题,例如市郊景,城,或分别人类感官,而不是从受驾驭之主题逻辑性地衍生出类别这一本书的撰,即是在这一方面的尝试成此一目,我将焦集中在“空”和“地方这两个密切相环境上。更重要的,者意验的透视"组构整个研究题材。人经验非复杂,由对外的感至内在概念的形成,都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者很抱歉地:我欠了学术界的良师友太多的人情债,多到我不足以言铭谢,本的能顺利完成,得明尼苏达地理系的同仁及同学们热诚的批评和指教,多概念的通为报,特此再深道谢也。
其中,者特别要谢杰克逊J.B.Jackson)及波特(P.W.Porter)先生的鼓励,及王蜀璋,希斯(Sandra Haas)及勃维尔Patricia Burwell)三位小姐的代为绘制图表,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哥特拿(Dorian Kottler)先生在印工作上的费心。同了搜集“空和地方”的研究资料,承蒙明尼苏达大学允许在一年休假后再给另一年的特准假期,来到夏威夷大客座,一群充满同感的研究裕和充满思想启发要素的环境进行写作。也在戴维斯加州大学享受到一年的温暖阳光和热情款待。
段义孚
1977农历元旦
王志标《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对著者段序的翻译
正如生命本身一样,思想的生命也是持续不断的。在政治承诺领域,一个承诺会引发另一个承诺,同样,一本著作的出版会为另一本著作的出版提供可能。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与人的物质环境相关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进行分类和整理,我曾经
写过一本名为“恋地情结”①的著作。尽管我过去喜欢指出人类环境经验的丰富性及其范围,彼时却无法找到一个能够将各不相同的素材组合起来的具有包容性的主题或概念,因而最终我往往不得不诉诸便利的传统范畴(例如郊区、乡镇和城市,或者对各种人类意识分别进行的处理),而非逻辑上衍生出来的能够统领主题的范畴。本书是为实现更为内在一致的表述所进行的一次尝试。为此,我将自己关注的焦点限定为环境中与“空间”和“地方”紧密相关的部分。更重要的是,我尝试从单一视角—经验的视角一—来进行研究。人类经验涵盖了从情窦初开到孕育成形的方方面面,其复杂性限定了本书的要旨和主题。
对于我而言,要适当地表达对我思想形成的感谢往往是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有那么多人对我助莫大焉。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很有可能无法向对我最有帮助的人表达谢意。我已经利用了他们!他们的看法已经变成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思想。我的无名导师包括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尽管导师们知道这是最诚挚的恭维方式,但我却希望他们能够宽容我对其见解的无意识的借用。
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人使我乐意向他们致谢。我深深地感谢杰克逊(J.B.Jackson)和波特(P.W.Porter),因为他们鼓励我进行摸索;感谢王蜀璋(Su-chang Wang)、桑德拉·哈斯(Sandra Haas)和帕特里夏·伯韦尔(Patricia Burwell),因为他们使本书的图表正式美观,只是为文本留下了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感谢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多里安·科特勒(Dorian Kottler)细致的编辑润色工作。以下机构在过去两年中提供了与本书创作有关的资源,使得我几乎可以不间断地工作,我因此也想向它们表示感谢:感谢明尼苏达大学在我请假一年后又给了我一年的学术休假;感谢夏威夷大学,我最初在那里与一小拨有共鸣的研究生一起探讨了本书的主题;感谢澳美教育基金会(富布赖特一海斯项目)提供了访问澳大利亚的资金;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地理系提供了一个适合的能够激发思考和写作潜能的环境;感谢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分校给了我一年无论在人文主义上还是在自然气候上的阳光和温暖。
段义孚
1977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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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2 20:34: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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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眼中的“地方”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100875)旅游学刊第28卷2013年第4期
《旅游地理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ourism Geographies)开篇的第一句话是:地理学对旅游地“地方性”的研究进展很快。近几十年地理学中的各种“转向”例如“文化转向”、“制度转向”),导致学者们重新审视关于“地方”的各种讨论⑧,同时也唤起学者们思考一—我们在旅游学研究中是否正确运用到地方理论,以之指导我们的理论研究及应用研究如旅游规划和旅游管理)。因为曾拜读过著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若干著作,所以笔者在这里以段义孚的地方概念展开对“地方”的思考。笔者前几年认为,段义孚的地方感旨在强调个人的经历,见其《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他的观点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便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产生了感情。这种情感的依恋就是地方感。这种地方感是自己的,不是他人的,因此具有主体性。他人包括旅游者)来到一地,眼中的地方感与在本地生长起来的人们的地方感截然不同。目前,有许多旅游地理学研究不太强调这种不同,有些研究文章写出了不同,但是浅尝辄止。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一个地方的“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对话不可回避。有些研究者的调查结论是,旅游者的地方感与本地人的地方感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同意段义孚地方具有主体性的观点,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个无需调查的“公理”。有些研究还在这种差异性的基础上外推出新的结论,即由于旅游者没有真正感受到当地人的地方感,所以需要旅游景区在旅游解说系统、旅游区景观设计等方面强化那些未被游客感知到的地方文化特点。“他者”与“我者”的地方感差异是永恒的。对于旅游者,他们内心预设的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性,或想象中的地方性,与在旅游目的地看到的地方性一致了,则旅游的效用就实现了,如果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更满足了。人们没有必要要求两者的地方性是一致的。例如,游客到云南玉溪漠沙大沐浴花腰傣族村落观看花街节,获得旅游满足。他们不会因为没有看到当地人的祖先崇拜活动而失望。祖先崇拜对当地人极为重要,但是对游客未必重要。
这几年,笔者对段义孚“地方”的概念又有了新的理解。旅游开发过程中,“我者”与“他者”的地方感有时会发生冲突。冲突的来源是“我者”与“他者”对特定地方的认识不同。这种不同并非仅仅是“家园”和“旅游地”的功能差别,更为本质的差别是两个群体的文化差异。段义孚在《分割的世界与自我》Segrega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中谈到,由于人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居住、一起应对危机、一起分享环境,因此有了对所在地方的共同理解和共识①。这些共同的经验体现为地方景观和地方空间知识等,例如人与生态的关系、生产活动的空间组织、神圣空间的位置等。段义孚认为,人们不但通过直接经验建立起对熟悉地区的地方感,还通过间接经验建立起对其他地区的地方感。许多地理学家在介绍段义孚作品时,反复提到他所介绍的中国的“五服”观念。例如2012年国际联合会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安·布蒂默Anne Buttimer)在主题报告中也提到了“五服”。所谓“五服”,是指中国古代王截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这是古代先秦时期就形成的天下空间格局观②③。这是中原人将自己所在的地方与他人所在的地方区别开来的地方观。据顾顿刚的解释:“五服”最早见《尚书·禹贡》,大意是王城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缴纳带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带壳的谷子,最远的一百里缴纳无壳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来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五服”的地方差异有物产差异和教化程度差异。当然,这种地方观的主体载者)就是认同这样空间观的人们。这种对不同“地方”定义主体的是中原人,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教化之地,而其他地方则是蛮夷之地或未开化之地。这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天下观”极为不同。文化地理学家詹姆斯·S·邓肯0amesS.Duncan)认为,地方是人们日常生活认同建构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今天全球各个地方之间的联系日益更密切,地域分工比“五服”更复杂,主体更多元,因此各个地方的特性就应更为鲜明。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一个中原游客来到云南苍南低族村寨旅游,他们要看的是心中想象的伍族村落。当地人若要迎合旅游者的地方想象,势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地方性,例如突出某些景观、弱化某些景观。如果地方文化系统不是自主地、整体地协调改变,势必带来地方文化整体性的破裂。这是我们在旅游开发要注意的。这样的问题不仅发生在乡村,也发生在城市。城市内部的每个社区也存在将本社区与其他社区区别开来的地方感或空间观。大卫·莱①avid Ley)在另一部解释“地方”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中,转引了段义孚在《恋地情结》Topophilia)中所说的一个例子。在贝德福德市,每个社区的地方性并不是精英笔下描写的那样。不同收入阶层的居住社区会排斥“他者”的进入,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他们自己“地方”,他们有自己的共同利益。如今很多城市的老居住区变为旅游区或休闲区,当这样的文化功能转变不是自发和系统的,就势必会出现上海田子坊周边居民对休闲区开发的抗议。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3-03-ll)
① Tuan Yi-Fu.Segregated Worlds and Self: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M].Minneapulis;niversity of Minnesola Press,1982.
②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A].学人第10辑)[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367-400.
③李云泉.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90):81-84.
4Adams PC,HoelscherS,Till K E.Textures of Place[M].Minneapolis,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l.5;6.
⑤陈静茜,钱亦蕉:田子坊:弄堂里的生存博弈[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9-10-28/1756189280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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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3 21:42:5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6-3 21:44 编辑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是英国R·J·约翰斯顿创作的地理著作,1986年9月1日首次出版。

R·J·约翰斯顿,英国人文地理学家。在曼彻斯特大学地理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先后在莫纳什大学(1964-1966)和坎特布雷大学(1967-1974)任教,并于1967年获得莫纳什大学博士学位。1974年返回英国,1992-1995年任埃塞克斯大学副校长,1995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学院教授。曾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维多利亚奖章,美国地理学家协会颁发的荣誉奖章。约翰斯顿曾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1999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约翰斯顿研究的领域颇为广泛,著述超过400篇(部)。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社会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以及人文地理学思想和哲学,其代表作有《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哲学与人文地理学》等。
第三章人本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研究种种
人文地理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地理学
评价
人本主义地理学
在关于人文地理学中实证主义思潮的那一章里,讨论了大量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及其应用产物有关的文献。实证人文地理学的性质是由它的产品来表现的。这样一种方法对于本章却行不通,主要是因为它的产品太少。正如雷尔夫(Relph1981b)所言,在1979年前后推测:
1970年以来出版的无数地理学期刊和书籍中,就我所知,只有九篇论文明确地探讨过地理学与现象学的关系,只有六本书采用现象学方法来考察地理现象(p.106)
现在这个数字比较大一些,特别是与实质性工作有关的那些(见:Jackson and Smith1984p.44)。但是哈里斯(Harris1978p.的以下陈述:
在北美,现在自称为“人本主义地理学者”的那些人都喜欢哲学读物和方法论作品……然而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者们仍趋向于遵循他们的老路,受新人本主义的影响并不比受60年代空间分析的影响更多
仍然有效(其实纲领性是比方法论更好的用以描写那些作品的修饰语)。因此,人本主义工作的性质在相当程度上是无可评论和说明的
如此无可评论的一个原因是纲领性的陈述没有多大作用(注意,雷尔夫(Relph1981b〉指出,现象学的语言极其难以识破p.102.“不搞现象学就不可能理解现象学(p.106)),或者说其辩护在某些方面是不完整的。例如比林格(lBillinge1977)就写道:120
把某种现象学方法结合到人文地理学中去的企图,已证明是一种对现象学纯粹派性质的根本误解一往好处说是用词不当,往坏处说则更加证明了那种采用其准确意义显然被错误理解了的术语的扰乱人心的趋势p.64;参见:Agnew and Duncan1981)。他84断言我们决不曾是现象学的p.67)。恩特里金更激烈地认为,这是因为不可能以某种人本主义方法来取代实证主义方法:
人本主义地理学不能为科学地理学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也不能提供一个无先决条件的基础……更确切地说,最好把人本主义方法理解成一种批判形式(Entrikin,1976,p.616)。
他声称这部分是因为人本主义方法在方法论上的晦涩;那种理解人之有意图经验的目标,似乎会导致一种其中任何方法都可接受的局面(p.629)。确实,哲学文献中对方法的讨论是非常少的,更不要说地理学文献了。比林格(Billinge1977p.63)写道:现象学一般说来未曾使自己关注于详细地提供方法,而是关注于广泛的概念和思想方面。它不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也可参见比林格(Billinge1983)关于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作品风格。很多作者认为人本主义研究包含的是思想而不是实践活动,再加上或是与文本或是与行动者的交流。因此在莱和塞缪尔斯(Ley and Samuels1978p.14)看来:
只要人本主义方法论是折衷主义的,解释的来源数不胜数,从档案研究直到参与者观察;对地理学者来说,这些方法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和景观中汇集成一组。
因此,做人本主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事情,涉及直觉和想象性解释。它与前一章讨论的行为主义研究不同,因为那种研121究专注于行为,这是可观测的也是可计量的;而人本主义研究专注于经验,这既不可观测也不可计量。参与者观察或经验领域研究可能进入理所当然世界的现时研究(Rowles1978),然而:
任何两个现象学者对同-一现象是否总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直觉”,或者确实知道他们有或没有相同的直觉,这显然是大可置疑的。用现象学方法不可能证明……更不可能论证任何事物(Mercer and'owell,1972,p.14)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恩特里金(Entrikin1976)认为人本主义地理学中的折衷主义研究最多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对实证主义研究的批判形式:
85作为批判它提供了一种潜在有用的功能,用以重中入文地理学中研究意图和价值的重要性,使地理学者明白他们常常极端的科学解释,并使科学家们知道所谓客观研究中包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p.632)
尽管有这些保留,各种各样的作者还是注意到:为了知识的主观性,入文地理学中已作的很多工作采取了人本主义思潮中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立场,虽然这些工作并没有沿着那些思潮走得很远以至要验明诸如纯意识之类。很多这种工作都是在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Jackson and Smith1984)尤其是历史地理学(例如:Baker and Gregory1984)中做的。前一章里所讨论的经济地理学的各种形式还未受多大影响,尽管有些人主张应该那样做(Guelke1978Wallace1978)。因此在评论文献时,重点必须只放在人文地理学某些方面的应用上。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大多数这些应用是人本主义的,但却未曾包含前面概述的三种途径中任一种的全部哲学和方法论。这里概述的是它们的一般倾向,而对122哲学准则的相对缺乏不作任何讨论。
历史地理学
长期以来,过去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和格局之重建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一个通行部分,有些人把其本身看作目的,另一些人则把它看成是理解现在的一种于段。在历史地理学者当中,对于什么方法论最好一直存在着争论,例如,是研究一些时间断面呢,还是研究全部时期的变化,然而资料的可得性一直严重限制着那些可以明智提出的问题。但是,在概括历史地理学者的成见时,普林斯(Prince1971)能够鉴别三种(其实很难真正分离)武断定义的知识领域p.4):
1.过去的景观和人类社会特点,这是用证据可以证实的,并形成过去的真实世界
2.过去的居民所抱有的世界影像,影响着他们的行动,创造着过去的影像世界
3.根据后来的模型对过去世界的重建,提供过去的抽象世界
现在可以对这三种领域的准确性质加以置疑(参见下一章关于实在论的讨论,第111-113页),但是在透视第二种领域即过去的行为环境时,典型化(typification)在这里显得特别有价值。
在其论文的最长部分即关于过去的影像世界里,普林斯注意到对真实世界问为什么?的问题:
全部答案就再也不能在外部世界中去寻找,因为必须考察动机、态度、爱好、偏见及其功能和实际作用(p.24)。86
正如普林斯描绘的那样,历史地理学者用以寻求这个问题之答案123的方式,取决于他们可得到的证据。他的文献目录显示了大量的此类工作,涉及广泛而多样的论题、时期和地方。
按照这里所讨论的人本主义思潮,很多这种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推动力一直是理念论的;研究者们通过识别各种个人和群体的理论基础来努力重现他们的行动。关于新大陆殖民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一点。正如希思科待(Heathcote1965)和鲍威尔(Powell1970)针对澳大利亚所指出的那样,在关于环境的两种(即官方的和大众的)理论或评价之间存在某种冲突。此类研究几乎全具有特殊性,强调主题(无论是关于自然环境的或社会环境的理论)的那些独特甚至唯一方面(Powell1971)。鲍威尔(Powell1977)曾试图把这些工作概括成一个称为形象学(eiconics——研究在殖民过程中传播的形象一的框架,但是虽然他断言:
我们在关于新大陆变化之地理学中的历程,充分说明了新大陆的景观总是反映着其居民的思想和观念(p.174)
这却并没有使他脱离历史地理学的理念论概念而进人关于本质的概括范畴,而本质正是现象学的特征。
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地理学的存在主义方法把景观看作是它的创造者的传记:景观彻头彻尾地、永恒地充满着斗争、紧张和辩证冲突Samuels1978bp.293)。寨缪尔斯在论及中国由毛的人与自然间的宇宙大战p.294)所刺激的景观变化时,对这个论题作了说明。他的一般论点是所创造的入类景观……依各种特定背景而不是作者的责任心而定Samuels1979p.64)。大多数景观都是由一些关键个入创造的,所以景观传记可以从其作者——无论是毛还是罗伯特·摩西(Caro1975一的地理思想中辨别出来。在其作者不能鉴定为个别入的地方,人们就会去考察124社会的产物:
我们的人类景观无意之中成了我们的自传,对于知道如何寻找它们的任何人来说,我们的全部文化赘痛和瑕症、我们的普通日常品质就在那里(Lewis,1979,p.13)。
因此,
人为景观——人类所创造并放置于地球之上的普通而平87常的东西——为说明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形成过程中是什么样的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p.15)
所以景观就是文本(参见:Rose1980):
对于知道怎样正确地阅读的人来说,英国景观本身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丰富的历史记录(Hoskins,1955,p.14)
其他一些关于景观的研究,虽然并未表示为存在主义的,但也把景观看成反映过去社会的传记,并认为保护此类景观有助于人类认同身分。例如,洛温塔尔(Lowenthal1975ap.8)在其关于美国景观的论文中认为,直接认识到各种结构的持久性,可以给居民们一种根植于某个地方的存在感,并说明景观特征有创造一种对悠久而光荣的过去的共同记忆的作用。他后来指出,我们要知道的过去并不是……不断地经历过的现在p.25),所以:
我们塑造着景观和人造物,以符合满足我们趣味的(公共和私人的)虚幻历史(p.36)
这样,当存在主义者利用景观来提供关于早先社会的信息时,洛温塔尔却声称:是社会重新创造了景观,以表达对过去的幻想(参见:Lowenthal1985)。他断言这表示了-种对历史的漠视(Lowenthal1975b)。这就在传记中又写下了新的一章,并说明了具有那种漠视特征之社会的性质。125
那么,景观是社会在和环境相互作用中创造的,产生了科斯格罗夫(Cosgrove1984)称谓的:
通向观察之路——某些欧洲人用于向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再现关于他们的世界和他们与这个世界之关系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它说明了社会关系(p.1)
因此,
景观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它是一种结构,一种这个世界的复合体(p.13)。
正因为如此,它不容易受实证主义研究的影响,因为它不是能够从外部研究的东西。景观是由人们根据他们想象的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们对他人与自然间联系的解释,来创造和解释的。因此,正如他在有关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的一系列文章中所描绘的那样,不同的社会在其各具特色的景观中表现出它们的个性。
地方
88一种与直觉现象学的目的及其对纯意识要素的探索最为接近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人(个别的或群体的)和地方之间的联系。应该注意,大多数这种研究都用隐含的现象学内容,而不是作现象学研究的明晰意图来阐述地理学。段义孚(Tuan1976)把这认定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即从纯空间向……某种强烈的人文地方p.269)的转换。他把这样-一种过程表示为更一般的地方倾向topophilia)概念即信奉一切人类的活动都与物质环境拴在一起Tuan1976bp.93-一的一个例子。他的很多工作都曾探讨了与这个一般概念有关的论题(例如:Tuan1977)。126
根据某人本主义地理学者的看法,地方感是理所当然世界中个基本要素。他的研究以这样种公理为基础,即
地方确实是世界上大多数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个人和对人的群体来说,地方都是安全感和身分认同的源泉
随着就是以下陈述:
重要的是,经历、创造并维护各种重要地方的方法并没有丢失。但又有很多迹象表明,正是这些方法在消逝,而“无地方感”—地区的淡化和地方经验的多样化——现在成为一种优势力量(Relph,1976,p.6)
这里可能存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如果地方感是纯意识的一个要素——注意,雷尔夫并未如此断言那么它会被变化着的社会所创造的无根感所取代吗?雷尔夫显然相信可以用景观规划(或通过某种无规划)来创造或至少是促进地方感,以取代工业社会和后期资本主义景观的非真实性,这要通过:
允许个人和群体有制造他们自己地方的机会,有改善这些地方并居住在其中以赋予它们真实性和重要性的机会p.146)。
显然,基于人本主义方法的此类工作,与本来应在前一章中讨论的行为主义或实证主义关于景观设计和意境地图mental map)的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工作从诸如景观建筑师凯文·林奇(Lynch1960)在《城市的形象》和论形象之创造(Downs and Stea1977)中所做的那些工作里得到灵感。然而,那些行为主义的研究从用调查表调查和类似调查中获取资料,并对它们作统计处理,而人本主义方法却专注于文本和无前提方法。文本的性质127是有广泛差别的。正如本章已阐明的那样,有些人曾经把景观本身用作人类意图的贮藏所(参见:Hugil1975)。文学也曾被用作89“对人们如何经历他们的世界的一种透视Tuan1978p.194)。根据段义孚的看法,文学可以对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提供三种形式的帮助:它是揭示人类经验方式的一种思想试验;它是阐明对某一环境的文化感知的一种人工产物;它是地理学综合和写作的一种模式。照波科克(Pocock1981ap.346)看来,文学的本质正在于显然关注于特殊时揭示一般,文学(就像一切艺术工作一样)是具有特殊感知见识Pocock1981bp.15)的艺术家关于当代形势的研究。
地方感经常被理解成包含个人或群体及其(本土的或借居的)居住区域(包括他们的住房)之间的感情纽带(见:Duncan1981)。但是被赋予意图的还不仅仅是此类居住区域。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必须构筑一些重要的空间区域来形成一个生活世界,因为空间是一切思想模式的一种基本框架Sack1980bp.4)。在一篇关于社会思想中各种空间概念的评论中,萨克(Sack)所作的思想模式分类是在一个二维框架内:第一维是主观或客观的连续统(与主题和分析方法二者都有关系);另一维是空间或实体维——其一极只专注于空间形式,而另一极专注于在一种非空间关联域中研究的现象。然后他在这个框架内鉴别出两种主导的思想模式:
1.精致的划分模式是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点,因为它们都把现象从其背景中抽象出来,并用一些符号表示它们(例如地图,Blakermore1981),只是考察部分而不是全部。
2.非精致的熔合模式则既非抽象也不以利用符号为基础,还没有专门化。128
前者并不一定就是实证主义的或行为主义的。萨克讨论了梦的分析和艺术的工作,虽然他断言:
可能还是不可能存在………门[关于空间主观概念的]科学,这是一个我们不会去考虑的论点……[但是]放弃这种企图而不提供一种理解人类行为的替代模式,就是丧失获得知识的信心(Sack,1980b,p.116)
关于非精致的熔合模式,他分析了儿童的空间观、成人的规范实践观以及神话和巫术中表现的空间,然后着手研究不同科学中各种模式的混合状态。这种研究显然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基础。其日的是明确的:
既然我们在地球上的行动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点,那么分析思想模式中地理空间的意图将使我们能更好地解释空间中的实际行为(Sack,1980a,p.314)
而且因为地理空间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以不同方式来看待和评价的Sack1980bp.3),这就意味着此类行为解释将是时90间和空间上特定的。
与地方感的概念以及个人和群体的空间构建联系在一起的,是领土性(territoriality)概念。对此的理解,通常是以和地方感完全一样的方式作出的一——“该理论认为动物、个人和群体都认同并保卫各种空间范围的领土Seamon1979p.69——但对某些人来说它显然意味着更多意思。(因此,可将它看作深层结构的一个例子,正像下一章里作为构成物的结构那一节所讨论的那样,见第97-101页)。对地理学者来说,就像对很多其它社会科学者一样,对哺乳动物中领土性的鉴赏,是随着阿德里(Ardrey1969)在《领土的规则》中推广个体生态学研究以及莫里斯(Morris1967129的同类阐述而来的。根据阿德里的说法:
领土概念作为很多物种行为的一种遗传上的决定形式,今天是毫无疑问地在生物科学中认可了(p.13)
人也在地图上画出领土,例如围绕作为个人的他们本身、围绕他们的家庭和围绕他们的国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喜欢呢?还是像动物那样因为他们必须?(领土性是纯意识的一个要素吗?这是一种下一章中要讨论的深层结构?)他断言后者是事实:
我们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行动,其缘故是我们演进了的过去而不是我们文化上的现在……从主人的围栏后面向你吠叫的狗,其行动的动机并不能与它主人在建造围栏时所具有的动机区别开(p.16)
领土性概念的多数地理学应用,一直基于一种与动物行为的一般类比,而不是作为现象学研究的结果。(参见:Tuan1976论群集。)所以在个人和邻居尺度上,还有在国家尺度上(随同与之相关的惧恨外国人的概念)社会疏远的实际,一直被当作与多数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地方性流行病相联系的学习行为来对待的(Johnston1980a1982aCox1985)。
对领土性进行了最详尽分析的地理学者是萨克(1983)。他重视领土性作为一种影响或控制策略的社会运用,并回避人类领土性是否是一种生物动因或本能的问题p.55)。他的领土性定义是:
个体或群体(x)通过划界和宣称对一块领地的控制,来影响、作用或控制客体、人和各种关系(y)的企图(p.56)
这种通过空间策略宣称控制所涉及的十种趋势被鉴别出来;利用91这十种趋势的不同组合,显示出权力和权贵的领土主张如何被用130于促进社会和个人目标。在其应用中没有什么决定论的东西。领土性是由人类提出并作为一种社会和个人选择的产物来应用的策略——虽然萨克承认可能存在:
某些状况和环境,其中领土性是获取[某种]……优势的初步手段甚或必要手段(p.72)。
人、自然和景观
社会及其生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种学者的一个兴趣源泉,就像格拉肯(Glacken1967)的权威调查显示的那样。这样一个论题对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来说显然是有兴趣的,虽然它像更多的其它论题一样也曾受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因为寻找需要可对景观质量、评价和各种偏好作普遍概括的技术(Penning-Rowsell1981),对人本主义地理学者而言,对景观中意图的研究并不是某种易受实证主义分析影响的东西,虽然照阿普尔顿(Appleton1975.p.VII)看来,陈述假设和发展理论都是可能的。阿普尔顿把他的研究建立在景观基础上:
假定我们对景观的美学反应部分是天生的,假定只有当我们为这些反应提供一种可被与自然环境协调的机制自发领悟的符号象征时,才能使它们运转起来,以这些假定为根据……那么一个观察者必须力图再创造关于那个原始关系的某些东西,以便把某一生物与其生境联系起来(Appleton1975.p.VIT)。
这样,阿普尔顿就假定或假设:纯意识包含某些要素,而不是以种无先决条件的方式寻求这些要素。阿普尔顿对这种天生美感的131探索是在动物个体生态学中开始的,从中他得出生境理论的主要假设,即动物根据它们的基本需要对其环境作出反应。对于一种生境中的一种动物,他鉴别出四种主要活动一追猎、逃脱、寻求庇护和探索——由此他又导出两种原始活动一一察看和躲藏,环境必须为这些活动作准备,产生他称之为盼望庇护理论的东西,这种理论为考察景观的美学性质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p.79),他还清楚地指出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框架。(作为一种替代,曾专注于环境的舒服程度。参见:Lwwenthal and Prince1964。)他这本书的其余部分阐明了阿普尔顿对这种理论在广泛视野内可行性的信念。段义孚(Tuan1979)也曾考察过部分同样的论题。
日常世界
人本主义思潮很少应用于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西蒙92Seamon1979)的工作是一个例外,他应用现象学探讨了三个论题:运动(movement)、休息(rest)、遭遇(encounter)。运动与对待日常环境有关;休息与人一地依恋有关;遭遇与对世界的观察有关(p.17)。他的方法包括应用环境经验小组(类似于斯皮格尔伯格(Spiegelberg1975)提出的实验班,专注于共同遭遇和探索),它由聚在·一起分享其环境经验的人组成。西蒙录下、写下并讨论了其各种过程,在这个进程中他鉴别出他的三个论题。他声称这三个论题一起构成了一种地方芭蕾舞(place ballet)。这包括:
形体芭蕾……一套证明一种特殊任务或目的的综合手势和运动p.54)。
结合着
-空惯例…一套通过时间的某一重要部分扩展的习132惯性形体行为(p.55)。
这样,
形体芭蕾和时空惯例在一个有支持作用的自然环境中混合,从而产生地方芭蕾舞——很多时空惯例和根植于空间之形体芭蕾的一种相互作用(p.56)
对这种综合的中心地位的鉴赏,可以导致某种人本主义的应用,在要对地方做规划的人和居住在那些地方的人之间的对话中:
局内人终于发现他们居住在其中的那个地方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组分。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地方芭蕾舞的价值;他们感觉到一种要证明存在地方芭蕾舞并要培育新的地方芭蕾舞的愿望。在这同时,局外人认识到地方芭蕾舞在他们的管辖权之下;他们作出一些规划和政策来保护地方芭蕾舞,并把它们的动态综合到更大的环境整体中去(p.152)
西蒙关于日常世界的研究完全根据胡寨尔的现象学(例如,与舒茨就毫无关系),而Ley1974)对费城内城口常世界的研究却把一种理念论观点(两种影像的相互影响:一种对于内城是外部的,另-一种是内部的)与和解社会学(transactional sociology)的观点结合起来,他认为:
在这样一种社会世界中,正是日常的语言交流增强了世界的现实性,并且确实形成环境的外观(p.47)
居民们通过交流,创造和再创造着他们的环境。莱在一个内城区中的参与性观察,使他识别了在显著不确定性形势下产牛的那些环境的性质。(他用来形容那些环境的比拟是边区村落。)例如,93对行人来说,某些街道使人感到不如另一些街道安全,人们的运动格局中就要避开它们,这种地区已由划定各种街头帮派的范用(地133盘)的那些墙壁涂写标示出来了(Cybriwsky and Ley1974)。
时间地理学
日常世界研究的一个方面在70年代变得非常流行,这就是时间地理学。它是从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1970)的一篇论文中发端的,哈氏认为在区域科学和规划中:
必须把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考虑……当时间把人和事配合在一起,从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发挥作用时,它具有极端的重要性(p.10)
他认为个人行为上的强制力就是时-空棱柱体:可适用于一定时间的最大地区范围。这种强制力具有三重性:能力,与人的生物性质(尤其是睡和吃的需要)及在其控制下的手段有关;结盟,与很多活动的结合有关;权力,施行于人以把他限制在某些地方或时间之内而在别的地方或时间之外的那些力量。
在哈格斯特朗那里,对个人传记的研究应当指出作用于人们的强制力,并导致更好的空间规划潜力。(与西蒙工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产生了很多关于传记的经验研究(Martenswn1979),它们虽然都有更多的经验性基础,但都隐含地利用了舒茨和韦伯的理想典型方法。照普雷德(Pred1977.p.210)看来,哈格斯特朗对时间地理学的构想是:
出自一种对生活质量和日常行动自由的人本主义关注,因为个人行动是受现存的和可供选择的技术、体制、组织和城市形式影响的。
这些经验程序和发现已被应用于瑞典各种各样的规划情况中。普雷德认为也可将它应用于研究门学科的知识史(见:Pred1979),134用于重新解释历史事件,用于研究社会中的异化,用于改变家庭生活结构。(参见114页中关于结构化的讨论。)
普雷德提出的关于时间地理学较广泛作用一些例子,包括卡尔斯泰因(Carlstein1980)的研究,该研究根据-空资源来重新解释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地理。但是,正如下一章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那样,虽然卡尔斯泰因声称他的方法将本质与表象分开(p.58),但其主要推动力却是结构主义的而不是人本主义的。他清楚地指94出该方法……赞同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框架,也不把余下的内容限定在一种原子论的或行为的水平上p.61)。所以时间地理学已被大大扩展到最初的阐述之外,以至于企图把时间牢固地放置在人文地理学者的头脑中,帕克斯和思里夫特(Parkes and置在人文地理学者的头脑中,帕克斯和思里夫特(Parkes and Thrift.1980p.xi)还采取了一种他们称为时间地理的(chrono-geographical)更为广泛的观点。他们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实证主义的,表现了一个很难归于哪类的领域(正如Carlstein1980指明的那样):它包含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方法的一些要素,但不一定综合在工作的任一部分里。
评价
要评价人本主义地理学并不容易,因为不像实证主义的工作,它没有可借以评价的明晰标准。其目的不是增进解释和预测能力,而是增进理解,在解释学的意图上这完全是一种观察者个人的事情,在相干的地方也是被观察者个人的事情。因此,照这样就不可能有进步,因为其工作不能累积。唯一实在的评价在于,有关人们是否感到他们的理解和他们将来的行动都会因这种工作的结果135而变得更好。在一门学术性学科里,这牵涉到研究者和学生之间的一种深一层的解释学关系,在他们之间可能至少有一个或许几个过滤器(研究论文或专著、教科书、教师)。
某些人本主义途径比另一些较少原子论,因为它们力图鉴明普遍知识或纯意识的要素。如果此类目标可以达到,那么这肯定会提供某种概括能力,虽然此种能力将如何实现或其结果将如何交流尚不清楚。正像这里已说明的那样,除极少的例外,地理学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试图朝普遍知识方向进行,而在他们试图这样做的地方,所采取实证主义观点常常像所采取人文主义观点一样多(见:Gregory1978a)。这并不是遮掩人本主义者传统中各种尝试和分析的影响。正如恩特里金(Entrikin1976)和其他人已指出的那样,这些尝试和分析对实证主义思潮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并指明了意向和意图在任何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中有一些问题,正如对其目标和结果的传达有一些问题一样。其中一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最为重要,即交流问题,尤其是在受到语言限制时。像奥尔森(Olsson)在很多文章中已说明的那样,人文世界充满着模棱两可和复杂性,而语言95把其多数转换为确定性(Olsson1978)。对他来说,人本主义的方法:
使我们掌握无意和无声交流的外在确定性和内在模糊性。因此,声明支持模棱两可并不是宽怨模糊性,而是要达到一种使内在矛盾保持原样的准确(p.118)
他力图避免把客体非物质化为思想(Olsson1979p.304),力图发展一种其中语言的限制(这并不是唯一的论题)不会歪曲信息的社会科学。现在他声称:判断为真的东西,恰恰不会与这个判断136用以表达的语言无关Olsson1975p.26),这个陈述不仪适用于书面语言,而且适用于大多数分析手段。(例如,重要的事物是可以被计量的事物;可以被计量的事物是可以被指出来的事物;可以被指出来的事物是可以被明确命名的事物。关于这类正名之知识的积累就必然成为科学家竞技的关键”—Olsom1982p.227。)所以,现实的模糊性不应当被诸如数学和统计学那样的语言所歪曲,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会妨碍认识的发展,而且因为若将它用作(或可能用作)社会工程(规划)的基础,会把世界限制在目前的界限内而得不到发展(参见:Pred1981a)。
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语言问题对人本主义地理学是固有的,正像对所有人本主义的事业一样。其它一些问题涉及到人本主义思潮及其倾向的相干性。主要的批判来自两方面。第一主要来自实证主义者,他们认为人本主义思潮是主观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它也可能具有一般意义,但是与在后期资本主义世界中创造更好的客观条件没有多少关系。第二主要来自结构主义者,他们把人本主义工作中对个人的原子论专注看成是对现实的歪曲;它给个人行动白由,而事实上这时他或她受他们控制不了的外部环境的极大强制甚至压抑。对此类批判的部分回答是,声称某些人本主义方法至少具有科学目的,因为它们力图揭示控制着所有个人行为的普遍知识的性质,然而此类目的并没有大量呈现于人本主义地理学中,其大多数都专注于特殊性并强调唯性。它说明了人的主观性和复杂性,并确信意图的重要性,但仍然是相当散漫的文献,是一种其建议很少得到支持的批判,
人本主义思潮的认识论着重知识的主观性。人是一种有思想的生灵,人的意向性创造他或她在其中行动的世界。因此这种思13796的本体论是:知识只能从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东西中获得。这包括多个层次:常常不予考虑但却被接受了的理所当然日常世界的那些要素;被带进生活世界或行为环境中的那些新要素;把这些要素联系在一起并提供表现和行动之框架的那些理论;构筑这些理论及包含在创造行为环境中的感知过程的那些纯意识成分。人本主义思潮力图探索这些不同的层次以获得对人的认识。人本主义地理学则探索与其主要论题有关的那些方面: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在其特定空间关联域内的相互关系。所取得的认识被用来帮助各种个理解他们自己,从而增进他们自我知识的深度,并使他们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质量。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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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5 10:59:0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段义孚早期的环境经验研究及其现象学态度
张骁鸣12
1.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珠海 5190822.中山大学 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从段义孚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发表之前的作品来看,他对于人的环境经验研究有如下基本观点: ① 反对生硬的量化记录,推崇基于丰富的感知觉的直接描述式地理学论文写作; ② 反对用偏狭的意象与心智地图来阐释人类的环境认知,推崇能够将环境认知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基模”; ③ 反对孤立地认识和使用“环境”概念,推崇富有人文精神且能够将环境概念容纳于其中的“世界”概念。对段义孚而言,现象学主要是一种哲学立场,而不是需要从形式上去模仿、从术语上去标示甚至被某些“定论”所绑缚的一种操作指南,因此,与其说他的作品中运用了某种严格的“现象学方法”,不如说他的工作体现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
关键词 段义孚;环境经验;现象学;人文主义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 A
论段义孚早期的环境经验研究及其现象学态度
张骁鸣12
1.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珠海 5190822.中山大学 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Yi-Fu Tuan’ ’ S EARLY INQUIRIES OF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AND HISPHENOMENOLOGICALATTITUDEZHANG Xiao-ming 1,21.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2.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geographical thoughts, a general judgment about humanistic geographerssuch as Yi-Fu Tuan is that they were profoundly impacted by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However,in Tuan's Humanistic Geography, there were few clues of such impact from those two philosophical schools.This study collects and analyses Tuan's main works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summaries his three viewpoints about the researches on human's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he opposes therigid, quantitative recording in geographical papers, whilst supports the direct, descriptive writing that relieson abundant perception; he opposes to interpret human's environmental cogitation with limited modelssuch as image and mind maps, whilst supports the model of schemata that is able to combine the environmen-tal cogitation's processes and outcomes; he opposes to regard and us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 in anisolated way, whilst supports the humanist term of "world" that is able to contain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within. It is obviously that, his "humanism" is not only a much more radical empiricism, i.e. to emphasizethe direct and lived experience of human whilst to refuse the specious "scientific experience" that has beenreconstructed by various scientific conceptualization, but also a recognition that this direct and lived experi-ence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individual, complex, and emergent, and also a call on human geographers to bealways methodologically alert to the impulse of oversimplification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human ex-perience from scientific positivism. Therefore, it argues that, to Yi-Fu Tuan, phenomenology is rather a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than an operational guide or an analytical tool that should be imitated in its form, ex-pressed within its terms, or even solidified by some "final conclusion".Key words: Yi-Fu Tuan;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phenomenology; humanistic geography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123)
作者简介:张骁鸣(1979—),男,重庆荣昌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与社会文化变迁、节庆理论与节庆旅游。
收稿日期:2015-03-25;修订日期:2016-01-11
文章编号:1003-2398(2016)03-0040-05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6.03.006
2016年第3期总第149期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 Vol. 31 . No.3 3 2016/ /6 6 401
引言
1974年出版的《恋地情结 ① :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中,段义孚对自己早期所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深化。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 我们怎样看待自然的和人工的物质环境?我们如何感知、建构和评价它?什么是或曾是我们的环境理念?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物质环境本身如何影响了环境态度和环境价值观?在环境观和世界观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开宗明义地显现了他早期著作中的一个核心主题 — — 人类的环境经验。实际上,从段义孚在19541976年间发表的主要作品来看,环境经验研究的确占了很大比重。
同时,地理学思想史文献普遍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倾向于使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方法 [2-4] 。然而在1976年的《人文主义地理学》[5] 一文中,段义孚只是在脚注里各有一次提到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少数几个现象学家的名字,并且在保罗·克拉瓦尔看来,“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这个新词很快取代了早先用于指称整个新研究取向的名词 — — “现象学地理学” [6] 。究竟现象学在段义孚当时的思想中占据一个怎样的地位、在哪些方面发挥了影响、如何发挥其影响,这是令人感到困惑也感到好奇的问题。
在以上两个背景下,本文探究的议题可界定为:在段义孚早期围绕着人类环境经验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中,现象学究竟扮演一种什么角色?“早期”所指的时间跨度超过了二十年,即从段义孚公开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 [7] 1954 年至 《人文主义地理学》 一文发表的1976年,可满足对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做阶段性回顾的条件。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从事一种“观念研究”(conceptual research),即力求把捉其思想的突出特点,而不是从个人学术生命史的角度去分析其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后面这一工作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做过,例如《人文地理》在2014年推出的有关段义孚人本主义思想的5篇论文 [8-12] 中即有此类探讨;其二是比较研究,把段义孚的作品和思想放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通过对照、对比来阐明其独特性,重点解读其早期作品中所反映的现象学质素,或者说其早期思想与现象学的契合与差异。
2 推崇直接描述和感知觉分析
段义孚最早以地貌学家身份登上学术舞台,他的早期研究涉及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的山麓侵蚀平原、海岸地貌等对象。由于地貌特征往往是人们感知景观的基础,地貌学原本比地理学的其它分支更加强调用文字去直接呈现地表自然特征。但是,当时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矿务局所出版的报告和论文,基本上都是些有关高度和长度之类的数字记录。对此,年轻的段义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在《地理学描述中对明喻和暗喻的使用Use Of  Simile And Metaphor In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13]一文中,他引用了几位活跃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的作品片段并指出:正是因为对明喻和暗喻的灵活使用,才让这些作品如此生动而又不失其科学贡献,因为修辞手法恰恰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住 — — 而不是脱离于 — — 实实在在的景观面貌;只要能够“提供关于特定事物或概念的清晰图像”,比喻之类的手法就不会对科学作品的价值造成影响 [13] 。试看他所引用的地质学家鲍威尔 (J .W.Powell) 的科罗拉多河勘察报告中的一部分,其中充满了想象的光彩:“在靠近南部的地区,乌因塔 Uinta) 山呈线状伸展,高高的山峰刺向天空,而积雪处就像熔化的银子一样闪耀”。段义孚惋惜地写道,早期地质学家的这种修辞风格,完全被后辈们的直白风格所替代了。
从他的批评中,已经可以感觉到对直接经验的重视:地理描述应该尽量还原出景观向人们呈现出来的真实样貌,因为人们面对景观时所经验到的绝不是一些数字。在他早期的地貌学著作中,已经不忌讳使用修辞手法,正如《水循环和上帝的智慧》等论文标题 [14,15] 所显示的那样。他还提到,如果只是将“资料按照某种尺度或者被当作某种谱系的部分而组织起来,例如通过把复杂的心理学测试直接应用于人群而得到一些环境体验”,我们就仍然不会知道环境体验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在事情的一开始,“我们需要按照某种尺度对不同类型的体验进行充分的描述[16] 。在这里,段义孚甚至让自己对于“描述”的理解超出了这个词所惯有的专指视觉所能看到的环境的含义,而发展出一种调动所有感官“多形态的欣赏”(polymorphous appreciation):“多形态的欣赏,要求我们披上自己的旧衣裳,然后沉入环境中。它不是要做视觉上的辨识,相反,其诱惑在于闭上我们的双眼。我们在河边的干草堆上舒展身体,沐浴在自然感官的融合物中:干草和马粪的气息;土地的温热和它的纹路变化;暖暖阳光中的微风;一只蚂蚁努力爬上我们的小腿时带来的痒痒;飘舞的树叶在我们脸上洒下影子;穿过大大小小的卵石的水声;蝉的鸣叫和远处交通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这一切的环境可能打破了所有关于悦耳的声音和审美的正式规则,替代以秩序与和谐的混淆,但却令人心满意足。” [16]
显然,这里的“描述”已经突出地依赖于多样化的“感觉”。无独有偶,在《恋地情结》的第二章,他也分别耐心地讨论了视觉、手和触觉、听觉、嗅觉以及各种感觉共同作用时的感知活动。而且,他似乎对现代人越来越重视视觉甚至说只重视视觉的感知倾向颇为不满,提出要重视人所拥有的其它感知觉,特别是听觉眼睛虽然能够比耳朵获得更多有关环境的精确和详细的信息,但是我们往往更容易被我们所听到的东西而不是看到的东西打动。……。我们对声音的感受更为敏锐。‘听’有一种‘看’所不具备的被动性。” [1] “被动性 (passivityreceptivity) ”是现象学家胡塞尔晚期思想中一个重要概念 [17] ,段义孚用这个概念来突出地区分了听觉与视觉之间的差异性,即听觉材料往往是在自我被动参与的情况下而接受的,它直截了当,基本不受反思等心智活动的干扰,反映出人与环境的一种更源始的联系。
有趣的是,胡塞尔也曾使用“听”这一日常事件来阐发自己对人的经验的理解,包括特别重要的内在时间意识思想 [18] 作为地理学家的段义孚,当然更加关心的是地理学的问题,例如空间体验或空间感。他认为,“我们的空间经验很大程度上是由听觉来加以扩展的,它能提供视觉领域之外的关于世界的信息” [1] 。进一步地,段义孚不只是局限于思考听觉与空间的关系,他也认为,有关空间的观念是源自婴儿时期的那种可以自由移动身体或者身体的某些部分的经验,正是这些动作提供了有关方向、距离、空间的“感觉”,而人们能够对它们加以抽象分析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19] ;甚至,“感觉就是认识[20] ,在能够抽象分析之前,有关空间的认识已经源初地构成。在段义孚这里,“空间感”的涵义已经被拓展理解为由听觉或更多感觉共同参与的一种综合感知,而不再是传统地理学通常的那种对单纯视觉意义上的三维世界的感知。自胡塞尔以来,很多现象学家已经对类似主题做过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工作。而在现代地理学家中,锐意挑战地理学继承自牛顿以来的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绝对空间观传统,大胆地以朴素的感知觉作为人的原始空间观念的起点,并依据从这样的视角来重新阐释空间感,段义孚可能是头一个。
3 批评“意象”与“心智地图”研究
在《意象与心智地图》Images and mental maps 1975)中,段义孚集中探讨了由地理学家们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在当时已经颇为流行的“ (心智)意象”和“心智地图”议题 [21] 。当时有关“意象”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莫过于凯文·林奇所完成的《城市意象》一书。林奇对“意象”(image) 的理解是,作为观察者的人类面对存在着差异和联系的环境,借助自身强大的适应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所见事物进行选择、组织并赋予意义;虽然意象本身在与筛选过的感性材料的互相作用过程中会不断得到验证,但是某个特定现实的意象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会迥然不同 [22] 。段义孚同意林奇的上述看法,但是提出了敏锐的辨析:意象是关于过去的感知,也就首先是一种记忆—意象,因此意象与感知之间的差异,“主要在程度上,而不是在种类上”;与其说“意象”是被环境刺激而直接激发出来的,不如认为在逻辑上是糅合了经验的感知在促发这种“意象”,例如从厨房的冰柜出来的冷空气可以唤起有关某个冰天雪地的地方的记忆-意象 [21]
按照当时地理学家们对意象的理解,它如其本义就是“图像”(images),而心智地图则更加将这种理解推向一种形式化。心智地图是林奇完成其所设计的意象分析之后得到的理论推断。研究者让被调查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印象,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 — — 如波士顿— — 的地图,然后研究者通过统一的绘制方式将这些地图整理出来,并且再次与被调查者展开讨论,落实他们原来所画出的那些东西的意义。由此,林奇他们就认为能得到这些人有关波士顿的一幅“地图”,而这幅地图被认为是真实存在于他们的心智当中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方位的参照或者线路指南而被调用。因此,了解人们的心智地图,对于理解人们的空间行为以及辅助城市规划师的工作,都会有帮助。但是,段义孚认为,如果意象作为一种心智现象而存在的话,那毫无疑问是一种建构物 (a construct),而不应该只是一幅“图像” [21] 。换言之,段义孚对按照“图像”来理解人的环境经验、空间经验持否定态度,他不认为存在着像一张照片那样的感知或意象,也就更谈不上有“装在人们头脑中用来应付各种事情的表征图像的”的所谓心智地图。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意象并不像指望的那样能够让人们完成找路的任务:“如果感知不能提供足够的定向线索,那么过去的感知 (意象) 就更加没什么用了,因为感知在现场的环境信息之外还已经包含了过去的记忆痕迹”;当人们找路的时候,需要的是一幅真实的地图以及街道名称的帮助,“召唤商店街窗、街角、雕塑的旧意象是没有帮助的。” [21]
不过,段义孚并不否认在人们的意识活动中存在着某种“模式 (schema) ”或者说“认知结构”,但前提是任何类似术语都“并不暗示着任何物质或心智的‘图画’”。为了与林奇等人的术语相区分,段义孚建议使用“基模(schemata) ”这个概念。在定义层面,基模与意象想要表达的东西相类似,但必须强调它绝不纯粹是图像式的;此外,在形成机制上面,如果说意象被它的主要提出者理解为人在环境与自身心理行为之间某种复杂的但可勾勒出的刺激—反馈机制的结果,那么基模却恰恰相反:它并不就是人们的直接体验,而是对能够产生直接体验的心身结构的一种推测。进一步说,它并不像身体的某个部分一样可以被孤立出来单独加以观察和分析,但是它的确就在身体之中,与身体融为一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觉察到。在段义孚看来,身体能够在与自身基模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对环境刺激的改变做出反应并且成功地适应它们,这是动物和人类都具有的一种能力;但是,动物的基模基本上是先天的,而对人类来说,“经验和学习在基模的构建中明显地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可以无需思考而高速打字和在弯曲的路上驱车数英里,但是显然这些自动的技能最初是一步一步学到的” [21] 。这种看法与知觉现象学中的“具身性”(embodiment[23,24] 思想极为相似:人所能做出的有些动作,一开始需要练习,需要“心”与“身” — — 如果必须要分开来阐述的话 — — 的相互配合,但是逐渐地它就会融入到身体本身的机能中去,成为一种“肌肉记忆”,成为无需注意也通常不会被注意、不会被实时觉知 (awareness)的习惯动作。
段义孚的结论是,为了解释人的空间能力,可以假定存在着“基模”,它是优于意象或心智地图的一种假定。作为一种解释框架,基模的优点在于,它用一个非图像式刻板规定的抽象概括,提出了对人们在社会世界中构造意义、表达意义、交换意义的一种开放性解释。在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看来,基模并不遵循纯粹的刺激-反应模式,它可能包含着人所无法反思、无从觉知的潜意识过程,因此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改变 [25] 。再从胡塞尔有关人的意识体验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26] 观点看,地理学者们通常所使用的“意象”与“心智地图”这两个概念,最多只是人的环境体验这种意识活动中的意向相关项 (noema),是剥离了意向作用 (noesis) 这个不可分割环节之后被孤立看待的单一对象,甚至可能是外在于人的意识活动的客观物;而“基模”则至少是一个包含了意向作用和意向相关项的完整的意识体验。换言之,意象和心智地图充其量只是人们有关环境的意识活动的某一种形式的结果而已,实质上既忽略了这种结果在人们意识领域中的发生过程,也几乎否定了带来这种结果的那种意向活动所可能产生的其它形式的结果。
至此也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段义孚在撰写《意象与心智地图》这篇论文的时候,已经拥有了非常熟练的现象学运思能力。这种能力在其它一些研究中也有明确表现,例如与胡塞尔有关“自由想象的优先性” [26] 的分析相似的对于苏格兰农民的环境感知经验的描述 [27] ,以及可能同样与胡塞尔有关彰显的 (patent) 与潜隐的 (latent) 的“视域”分析相似的对于空间感知经验的描述 [20] ②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4 重思“环境”与“世界”的关系
在与“环境态度”相关的研究中,段义孚较为明确地对社会现实问题做出了回应 [27]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跟风讨论具体的热点问题,而是以冷静的、学理的态度,首先从语源学上反思了“环境”与“世界”这两个有关人类环境经验的重要概念之间的异同,相关成果于1965年以《“环境”与“世界”》("Environment" and "world")为题发表 [28]
依据《(牛津) 新英语词典》,段义孚发现environment一词的本义是动词envirer (转身、返回),而在现代英语中则有两个含义: ① (来) 环绕、包围之物 (在这个意义上,它部分继承了古代法语词environnement的含义); ② 任何人或事物所在其之中或从中发展出来的条件,那些修改或决定了生命或人的发展的全部影响的总体。两种含义都应该是晚近才出现的,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上半叶。world这个词则有着日耳曼语言的构词特点。它的词源学含义是“年纪”或“人的一生”(wer-人加上ald-年纪)。它比environ-ment的历史久远得多,并且从九世纪起就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这样漫长的历史,让它充满着令人困惑的多义性,单是《(牛津) 新英语词典》就列出了25个含义。基于这样的词源分析,段义孚做出了独到的解读:
在几乎所有含义当中, world)都隐含着“人”、 “人对他的处境的反应或评价”这样的基本概念。England可以被理解为地球表壳的一小块地方,它也是“一个小世界,一块嵌在银色大海中的宝石”。我们说“作为意志和观念的世界”、 “时尚的世界”、 “新的世界”、 “旧的世界”以及“文化世界”。我们可以说“人造的世界”,但是,虽然world可以意指earth (地球),我们却从不说“自然世界”。 “物理世界”听起来也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这两个词在含义上的基本差别是,当我们说环境(environment)时是从“硬”科学立场出发,而说世界(world)时却指向人文精神(humanism)[28]
这一观点显然颇有些标新立异的意思,它似乎非常生硬地将人文色彩强加到人们所熟知的两个常用词之上。但是,段义孚马上引用了其他一些学者的思想,证明这样的理解并非是在故弄玄虚。这些学者包括新教神学家约瑟夫·皮珀和保罗·提利希、生物或生态学家克里斯札特·乌克斯库尔、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例如,提利希认为,有限的存在者 (finite being) 的基本结构就是自我和世界的极性 (polarity),然而,只有人这种存在者才具有彻底中心化的自我和一个他所归属其间且可以同时观看到的结构化的宇宙;人有能力从任何给定的环境向他的世界超越,而事实上,这个环境也并不是真正就是“他的环境”,而是代表着创造性地与他的一部分世界相遇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段义孚在这篇文章中还第一次明确引证了现象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他注意到,海德格尔也深刻地区分了“周围世界”(surroundings,德文原文为 Umwelt) 和“世界”(world,德文原文为Welt):一方面,周围世界或环境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我们首先或通常都是在周围世界或环境之中与工具和事物“打交道”;往往就忽略了世界的本源性、整体性存在;另一方面,世界不是一个事物,也不是事物的结构,而是“我们的历史在其中发生的境域,我们在其中遭遇事物和遭遇我们自己的境域” [29] 。应该看到,提利希的“环境-世界(宇宙)”的结构与海德格尔“周围世界-世界”的结构有所不同:提利希的世界是一个可以被对象化的、可以让人“观看到它”的接近于实体的世界,而海德格尔的世界却是一个非对象化的、境域化的意义关联整体 (Bedeutsamkeit[30] 。然而,这并不影响段义孚攫取这些思想中彼此产生共鸣的部分,那就是对于“环境”或“周围世界”作为一种相遇或遭遇的认识:“环境”或“周围世界”是派生的,而“世界”才是本源的。既然只是相遇或遭遇,那么在看待环境的时候,就应该至少保持两种警惕:第一,避免就环境论环境,把它完全交给“硬”的自然科学,而不问它原本发生的条件和背景,让它隔绝于人文世界之外,因为这些做法都将可能让人们无法找准正确答案之所在;第二,避免对“环境”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即把环境本身就当作是目标,产生出对于环境的对象化、偶像化的迷信,忽视了环境本身亦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5 结语
本文首先从三个方面初步回顾和评价了段义孚有关环境经验问题的早期作品,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分别涉及具体的写作方式 (形式)论题与观点 (内容)世界观 (方法论、视角) 这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从而可以逐步揭示出段义孚应用现象学思想研究环境经验问题的主要特点。分析发现,他对相关问题有如下主要看法 ① 反对生硬的量化记录,推崇基于丰富的感知觉的直接描述式的地理学论文写作; ② 反对用偏狭的意象与心智地图来阐释人类的环境认知,推崇能够将环境认知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基模”③ 反对孤立地认识和使用“环境”概念,推崇富有人文精神且能够将环境概念容纳于其中的“世界”概念。可以看到,段义孚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任何“科学方法”或者是作为科学发现的“规律”,他也使用基模、世界这样的模式化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他更倾向于用“人文主义”来挑战已经普遍流行的“科学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不仅从认识论上体现为一种更为彻底的“经验主义”,即充分重视人的直接的、活生生的经验 lived experience)而非被科学话语改造后的科学经验,并且承认这种直接经验的高度个体性、复杂性、机遇性,也从方法论上体现为警惕和反思科学实证主义对人类经验的过度简化和过于急迫的体系化建构倾向。他的早期作品隐含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性:从质疑当时的地理学论文写作方式及其风格为起点,反思这种写作方式及其风格背后对于人的经验事实和经验过程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设定,并同时致力于从本体论层面奠定一种进一步探究人与环境-世界的关系的新路径。根据本文所已经涉及的材料来看,段义孚的这些认识是在近二十年的学术实践中逐步萌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最后集中凝聚为影响深远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
其次,本文还特别注意挖掘了现象学对其早期作品的影响,基本发现是:与其说段义孚的早期作品中运用了某种严格的“现象学方法”,不如说是体现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分析可见,虽然段义孚本人似乎很早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回避使用现象学的典型术语,也几乎放弃了对于现象学经典作家或其作品的直接引用,但是上面所总结的那些观点在其学术成果中的涌现,的确可以看作是对某些现象学家的思想声音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种积极回响。毋庸置疑,段义孚早期的研究经历与写作风格中透露着浓厚的现象学意蕴,当然也包含着一位地理学家挑战主流、直面问题的独立精神和反思意识,而这些恰恰都是二十世纪惯于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整个“现象学运动” [31] 的典型特征。将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立场导向,让它充分融入自己有关环境经验的各方面研究,而不是单纯从形式上去模仿、从术语上去标示甚至被某些“定论”所绑缚,这是段义孚领悟现象学并运用它来辅助自己开展环境经验研究的典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恋地情结》一书的“序言”当中,有这么一段说明:
研究方法没有做说明。在多数环境和行为的出版物中都有对于研究过程的技术化讨论。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有很多技巧,但是我们经常放过那些至关重要的(不同于社会的迫切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缺乏复杂的概念来构建它们。在自然科学中,即使是简单的法则也可以挑战常识。在社会科学中,常识却以专业化的严肃性加以不断重申。那些需要用来导出结果的方法往往总是比结果本身更加引人注目。虽然如此,体系化的发现对于常识的直觉的给定准确性来说仍然非常宝贵,并且它有时会挑战或推翻单纯的意见。 [1]
这正是段义孚的现象学态度:他希望读者更加关心他的研究结果而不是方法。不交代方法,而直接切入概念和问题,这在作者本人是一种直率的、避免喧宾夺主的态度,一种“面对实事本身”的态度,显然也是一种更加体现出现象学精髓的态度 [32] 。对于当前面对着各种所谓“转向”带来的新方法、新观念的诱惑与冲击之中的人文地理学,段义孚拒绝亦步亦趋地、机械化地使用现象学方法的学术立场,无疑有着积极的警示意义。
注释:
①关于Topophilia,按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Topo-philia),这个词最早是诗人W.H.奥登于1948年为另一位诗人约翰·贝特杰曼的诗集Slick but Not Streamlined做导读时提出来的。但是,这个词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法国哲学家、科学史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空间的诗学》中的使用才逐渐扩散开来。另外,Topophilia更恰当的译法就是“恋地”,加上“情结”之后似乎会导致人们仅仅从褒义的角度来理解。而实际上,根据段义孚自己的论述, “恋地”也可能导致一种死板和顽固,导致相互区隔和不宽容,所以这个词本身应该是中性词。这是与巴什拉有所不同的一种用法。国内地理学界倾向于通用“恋地情结”的译法,本文暂不做详细辨析。
②段义孚在这里实际上引用了如下两种文献:Gasset J O. Manand People[M]. New York: Norton Library, 1963; Ryan T A, Ryan M S.Geographical orient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40,55(2):2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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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参考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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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地理学发端批判影响与评价总结实践层
发端
i70年代早期开始,针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忽视人这个主体的倾向,一些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加强了对人的研究。
i行为地理学的出现即说明了这种努力的结果。
i在对实证主义大量的批评声中,还有一种声音虽然不
大,却是对实证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
i没有卷入计量和理论革命的历史与文化地理学家们率先起步,倡议与实证主义不同的哲学方法,其大部分说的就是人本主义的哲学方法论。
i开端-——可以追溯到赖特和柯克的两篇论文,他们在60年代初期不属于任何主要的“学派”;
i赖特发表于1947年的论文,提出的地理知识论
i柯克的“行为环境”论文发表于1951年。
i1976年段义乎在美国地理学协会会刊发表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本主义地理学”这一
称法。
赖特的“地理知识论"
i各色各样的人们的地理思想,这些不仅仅是地理学家,还有农民,渔夫,诗人等——由
于这个原因,它一定要涉及主观概念的问题
i各种地理知识都是人类所共有的,而绝不是由地理学家们所垄断…,这种知识首先是
通过对各类事物的观察而获得……
i因而,这些知识的获得,要以文化与心理因素的复杂的交相影响为条件…,几乎每一件人类从事的心理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当事者的地理知识的影响
i基于这种感知的行为必然具有某些独特性,不同的文化都有各自的习惯规范。赖特认为,关于这些主观思想的研究,都是无法运用自然地理学的严格的科学法则。
柯克的“行为环境”观点
i强调环境不仅仅是一种“东西”,更主要是“被人类感知赋予了形状,聚合性与含义”的整体。因此,每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都会有所不同。
i把环境分出两种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环境:表象环境和行为环境。表象环境是指大地表面的全部。行为环境是指表象环境中被人类认知的部分。
i地理学主要关心决策及其后果问题,对行为环境的认知应当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们如果对行为环境的内容没有了解,他便不能行动。
i行为环境在外来者与当地人看未是不同的。当一个人文地理学家到了外国的一个小角落,想对这个角落的地理做一番解释,那么对他来说,要有对当地人的环境感知的深入了解,否则是很困难的。
i行为环境的复杂性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无法处理的。例如对过去行为环境的研究等。虽然以前是以个别的研究形式出现,但它最终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人文地理中要求改变实证主义研究的想法。
例,对过去行为环境的研究
i对过去行为环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解过去行为的关键,也是解释景观变化原因的关键。
i在弄懂景观之前,我们必需理解人和他的文化,我们必需理解他所具有的身体和心理的限度,我们必需知道他的文化为他规定了怎样的选择,知道他周围的人加给他怎样的规矩让他遵照执行不得违反。
i因此,可以说景观产生于行为,行为背后是思想,研究思想才能够理解景观。显然,这些都是用实证主义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i否认可供实证主义研究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恢复人文地理学综合的特点,重申研究独特世界的重要性,反对不真实的概括。
i历史地理学家的哈里斯与格尔克的观点i争论的结果
i这样一种头脑是考虑背景,而不是发明规律。可称为“地理头脑”。
i“地理头脑”是在背景联系中观察事物,注意动机和价值观念,不排除什么事物,对包罗万象的概括持审慎态度。
i“地理头脑”的目标是理解,而不是规划预测。
i理解一个事件是要认识它发生的原因,目标是人本主义的。解释一个事件是预测,将其作为一个一般规律的例证,目标是实证主义的。
格尔克的观点
i人类行为的规律绝不可能在任何事情中都能发现,而只能在最概括的形式中发现。因为许多行为都具有文化的特殊性,而事先说明这些行为的决定性条件是不可能的。
i空间科学所使用的理论和模型,经不起实际的考验,理论体系向来简单,无法准确地描述现实世界,他们获得了内在的自圆其说,却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
i人文地理学者并不需要对行为的解释建立理论,因为导致行动的相关理论已经在行动者的头脑中存在了或存在过。
i分析的任务是将这些理论分离出来,也许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人们并不总是能够确认他们行动的理由。
争论的结果
i从事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的人与从事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的人,都没有完全否认另一方。
人本主义者认识到,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在研完某些集合现象时是有效的,这些集合现象包括商品流和交通系统规划等。
i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者也认识到,纯理性方法不适合研究情感问题和一些文化景观方面的问题。
影响与评价
i对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提倡,有助于抗衡一些“科学主义”地理学者客观化、抽象化、同一化的倾向,人本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持续不衰地提出许多其它理论所无法处理的问题。
i特别是人的事情,人本主义地理学者主张将“个人”理解为“活生生的,行动着的,思想着的”存在者,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经济人”或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文化人”。
i人是千姿百态的,人的地理行为因而也是千姿百态的。人本主义者可以对之进行切合实际的说明,因为人们的态度,印象,与环境地方的主观联系不可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同一性的解释。
i考虑的都是比较具有单独特性的事情,而不善于处理组建社会的大范围问题。
i唯心主义倾向,把一切客观存在看作为人的心理构造。事实上,构成人的感应行为的基础是客观环境世界。
i实证主义空间科学虽然为地理学走向一般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地理学家在运用科学的空间观时,总觉得科学理论所得出的结论和预测还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距远甚离。
i如一些企业家往往与“理性的经济人”相背离,他们考虑自己企业地理位置及进行商业运作时并非按最大受益原则,而是有他妻子的偏好或他自己的某种情感兴趣以及他家庭文化影响而选择一个并非获利最多的位置。
总结
i人本主义哲学及其方法论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都是潜在的和间接的,它们并没有为人文地理学者提供一种直接的方法。
i它的作用是引进了对“人的经验和人的主观性”重视的观点,并以此为武器来反对实证主义地理学那种忽视人的地位的做法。其影响比较有限。
i人文主义地理学抛弃了旨在构建抽象行为规则的统计模式和实证主义的方法。
i他们把人的经验得到的信息看作是有效的知识来源,注重从感应环境去解释人的行为,从而揭示不同环境对行为者的主观意义。
i在社区与地方的规划中,人本主义可以提醒规划者不可忽略特色与个性以及美与温馨。
人本主义地理学实践
i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多数实践是探索和解释人的主观问题及其基本含义。其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
i社会地理学领域
i文化地理学领域
i历史地理学领城;
社会地理学领域
i研究主体的人和客体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人的行为受制于主体的感知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
i为了解释人的行为,就要研究环境对于行为者的主观意义。
i只有从个人所形成的环境感应以及由这种感应产生的映象和意境地图出发,人们才能作出在空间中进行活动的选择。
文化地理学领域
i重点是地方观念的研究,即人与地点之间的联系。
i在人本主义地理学看来,人与其生活和经历的地点之间可以建立心理和情感联系,即人对地方的看法,如归属感,地方赋予人的安全感、地位等。
i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地方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在居住区研究等工作中有重大意义。
历史地理学领域
i在人本主义地理学者看来,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实证主义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历史结论已存在,无需再通过分析归纳得出。
i在这个领域只能依靠唯心主义方法,为了理解一个历史上特殊区域背景下的人文景观或事件,人文地理学家必须思考位于人类活动背后的动机。
i这种思考是完全主观的,主要根据自身或他人感应的环境来推知历史上在多种因素下产生的机制。
参考资料:
1《地理学与地理学家》【MR.J.约翰斯顿
http://rwdl.xisu.edu.cn/CN/volumn/volumn_1260.shtml

3《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空间观》【J】陶建文
4《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J】唐晓峰李平
讨论一:行为地理学与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异同点是什么?
讨论二: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空间观有什么区别?

附录1唐晓峰: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
原文载于:《人文地理》(西安)2001年第02期,第42-44页。
  考察人文地理学当代状况的人大都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巨大变化特征是:它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发展,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01对定理、规律研究的追求与反省

      人文地理学本不是重视理论规律的学科,最初是叙述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人文地理学家大多只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描述、分类,而不大思考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使人文地理研究在整体上,开始探讨问题的共性,追求高层次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规律、定理、法则。计量革命的一个不朽贡献是树立了理论的高尚地位,带动了人文地理学家们的理论兴趣。正如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分校地理学者戈列吉指出的,“数量化革命的含义远不限于在人文地理中单纯引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与之相伴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先走一步的是进行‘理论革命’,而数学和统计学只不过是为这种革命得以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语言”[1]。
     在数学、经济学的影响下,人文地理学的计量研究,发展和建立了许多有影响的空间理论模式,如中心地理论、土地利用和地租的同心环带论(Concentric Zone Theory)、工业区位论等。它们有的涉及新生事物的扩散传播、经济增长与发展、迁移与流动等方面的空间理论,有的涉及社会引力模型,有的涉及土地利用、人口规模的空间布局等等。人文地理学家的这些努力,弥补了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对空间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意义很大。
     不过,地理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的环境并不是单纯的,不仅有各种自然的和生命的环境,而且还有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们的活动、信仰和价值观的许许多多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其他的环境。一个人文地理学的问题,往往是上述诸多环境综合影响下的产物,任何一个理论的空间模式都无法将这些因素全部囊括,计量运动中所推出的种种模式、法则,在实践中是有着极为明显的局限性。另外,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计量方法推出的许多模式,只是以理想方式提出了“应该怎样”,而不是对既成事实说明“为何如此”。
     一般来说,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学者较少卷入计量和理论革命,虽有个别人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试图使研究的风格显得更加“现代”,但并没有使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在七十年代的西方地理学界,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学家们倒是积极倡导一些与实证主义不同的哲学,这些哲学在倾向上都是人本主义的。北美著名地理学家Anne Buttimer指出,由实证主义科学建立起来的秩序过于单纯、抽象,而“常常失去对日常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充分把握”[2]。她认为地理学家应注意”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它是“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混合体”。所谓价值世界,包括个人经验——“习以为常的经验、既定的意义、以及常规化的行为准则”。她提倡以开放的、沟通的方式去研究人和事势,要有“对生活的深思”[3]。有些地理学者认为,在地理学中风行实证主义的计量方法,似乎产生了一种不太好的局面,即“造成了太多的技术人员,而缺乏学者”[4]。

02人本主义思潮——走向多元化

     不难看出,对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批评,多来自一种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或说人本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其阵营内包括现象学、观念论、存在主义、心理学等一批重视人类心智活动与文化现象的哲学或思想流派[5]。无论是人本主义思潮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反对用定死的观念框架来为复杂的问题定型定位,也反对用固定的理论模式将复杂多样的“大千世界”进行简单的格式化、公式化。对于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不可能由一个理论“包打天下”[6]。
     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学术界的流行,并不限于人文地理学界,它的出现有着更广泛、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应当说,这一思潮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英国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在撰写《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一书第三版时(1986年),对于人本主义地理研究只是在《行为地理学与对实证主义的取代》一章中以一小节的篇幅做简要介绍。1991年,在第四版的修订时,由于意识到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广泛性,而专设《人本主义地理学》一章,以充分的篇幅对人本主义在地理学界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
     随着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提倡,人文地理学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Relph出版了《地方与无地方》一书,用现象学的方法“来阐明我们对地方的经验的差异和强度”[7],该书的实质性主题是地方(place)的意义和人为属性,以及在所谓“现代化”的规划设计中,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增长以及原本意义和属性的解体。书中显然包含了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研究所主张的多元性,也曾被用来对应解释美国后现代化的城市性(urbanism),将洛杉矶近年来之多元化城市结构为例,向美国城市结构理论多年来一直以芝加哥为实证蓝本的传统挑战。人本主义地理学主张将“个人”理解为“活生生的、行动着的、思想着的”存在者,而不是千人一面的“经济人”或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文化人”。人是千姿百态的,人的地理行为因而也是千姿百态的,那么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课题、研究手段、研究趋取向,也必然是多元的。
      对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提倡,有助于抗衡一些“科学的”地理学者的过于客观化、抽象化、同一化的倾向,“人本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持续不衰地提出许多其他理论所无法处理的问题”[8]。特别是人的事情,人本主义可以对之进行切合实际的说明,因为人们的态度、印象、与环境地方的主观联系不可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同一性解释。这些都是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积极作用。不过,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也存在负面的影响,它经常考虑的是比较具有单独特性的事情,而不善于处理组建社会的大范围问题。它的作用是推进“人的发展”[9],而不是管理性的。在为社会提供城市、工业、交通的有效安排方式时,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作用就比较小了。当然,在社区和地方的规划中,人本主义可以提醒规划者,不要忽略特色与个性以及美与温馨。
     批评与反批评的最终的结果是,从事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研究的人,与从事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的人,都没有完全否认另一方。人本主义者认识到,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在研究某些集合现象时是有效的,这些集合现象包括商品流和交通系统规划等。实证主义科学地理学者则认识到,纯理性方法不适合研究情感问题和一些文化景观方面的问题。这表明,人们既承认了人文地理学问题的多样性,也承认了其理论方法上的多元性。已经没有人会简单地以为:人文地理学中存在一种“最好的理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对问题的多样性、理论的多元性进行归纳时,可以发现两大阵营,都有各自的哲学立场,即世界观、对知识属性的看法、和获得知识的手段特点。第一阵营是经验科学,基于经验主义的世界观。根据这一世界观,知识直接来自经验,因此以感知、特别是视觉的观察为基础。在方法论上,要求观察和报导的准确性。经验科学的一个特殊形式就是实证主义,它常常被看做是一切科学的本质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的目标是发现规律。
     第二阵营为人文主义科学,不承认有一个独立于观察者以外的经验世界。任何观察和描述都不可能是中性的,而总是要透过含义系统对认知世界进行阐释,这些种种阐释都是人造的结构体系,是每一位个人经过持续地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再交往的过程而建造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科学中,不可能建立关于人的行为的普遍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社会中毫无用处,由人文主义研究所获得的理解,有助于发展成熟的认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从而使人类社会更加成熟和丰富。

03自觉地选择理论

     由于问题的多样性与理论的多元性,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针对不同的课题和研究目的,自觉地选择适宜的理论方法,是十分重要的。美国大学地理系往往在研究生培养计划中设立“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一门必修课,以培养学生自觉地把握研究题目与理论方法的对应关系。研究城市贫困区的问题,可以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法;研究文化景观的含义变化,可以采用现象学或符号学;研究世界政治文化关系,可以采用后殖民主义立场;研究经济区划问题,依然可以采用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区位理论,等等。
     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情况与西方不同,虽然也曾出现计量方法的热潮,但并没有后来从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角度对计量方法的自觉的深刻反思。在不少地方,对规律、预测、法则等仍视为研究的最高目标,甚至在文化地理、历史地理研究中也要追求这些东西,而忽略许多问题的特殊性、唯一性、历史性。经济地理问题与文化地理问题,是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大地文化面貌的丰富性,向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类问题的学术性质、与社会的关联方式、对现实生活的贡献方式,都很不一样,因此各自都需要发展成熟的适合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趋向、以及最终对社会生活的贡献内容。鉴于我国具体的文化历史、国家情势、人文特色,我国人文地理研究的丰富性、多元性更甚于英美等国,因此需要运用更为多样的理论方法去进行研究。理论与问题的统一性,是运用理论成败的关键。



注释:

[1]雷金纳德G·戈列吉.地理学理论[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7,14(4):27-42.
[2]Anne Buttimer.Values in geography [M].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Resource Paper 24,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Washington,1974.
[3]Anne Buttimer.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1976.92-277.
[4]Mercer D C,Powell J M.Phenomenology and related non-positivistic viewpoi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Monash Publication in Geography [J].Clayton,Victoria,Australia,1972,(1).
[5]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J].地理学报,1999,(4).
[7]Relph E.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Londonion,1976.1.
[8]Pickles J.Phenomenology,science and geography:spatialit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42.
[9]Anne Buttimer.Erewhon or nowhere land [A].In S.Gale and G.Olsson (eds),Phillsophy in geography [C].Dordrecht.Reidel,1979.9-38.


附录
2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空间观——论人文地理学中空间观的演化
陶建文(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2
哲学研究
摘要】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空间有一个从实证的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向,此文从哲学上探讨了这一转向的逻辑过程及它们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空间观;科学主义;人本主义
空间由于和物体的运动及其性质关联在一起,自古以来就和时间一起成为哲学思辨的对象,可以说大部分体系哲学家都把时空哲学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这些思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地理学作为一门与空间概念密切相关的科学,从其科学地位的确立及后来的发展都与空间的哲学思辨有关,这种思辨导致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观有一个从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向,本文试图借探索这一转向的过程以思考空间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
一、科学主义空间观的地理学
最初给予地理学在知识体系中以科学地位的学者是哲学家康德,他明确地概括了在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中地理学与历史学二者地位的特点:“我们可将经验的知识,按二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分类:或者按照概念来分类,或者按照它们确实所在的时间和空间来分类。厖通过前者,我们得到性质的系统,如林奈分类系统;通过后者,得到性质的一种地理描述。厖地理学和历史学充填了我们感知的四周:地理学所讲的是空间,历史学所讲的是时间”[1]
康德的论述后经地理学家赫特纳和哈特向的详细说明,成为正统区域地理学的基本原则。哈特向认为地理学和历史学有一极其相似之处,后者提供“现实的时间部分”的综合,前者则提供“地球表面空间部分”的综合。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有关联的特征加以汇合,以提供关于一个地方即一个区域的完整描述,该地方或区域是可以根据这些特征的独特组合予以辨认的。这样把地理空间作为绝对空间进行分块描述,所形成的地理图也就是在经纬网的控制下地理事物的分布图。另外,在绝对空间背景条件下区位的分布也是独特的,因为在任何坐标系中,区位都可以被惟一地决定,相应地距离的计算都采用的是欧氏几何距离公式。
20世纪初,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根据广义相对论,时空并非物体运动的绝对的背景舞台,而是和物体及其运动紧密相连的演员。物质及其运动可改变时空的性质,时空的性质应与物质及其运动一起加以描述。以后,“相对论”这一名词像一个强烈的辐射源,向各个学科概念领域渗透。同样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中作为容器的绝对空间观在研究地理过程时显得十分蹩足,而且在绝对空间观影响下研究地理景观的独特性远远不能满足地理学家们把地理学科变成像物理学一样的一般学科的追求。以邦奇为代表的地理学家们热衷于建立空间理想模型,像物理学家研究理想模型一样来研究地理空间分布的一般规律。距离计量把地理过程与空间距离联系起来,把以前具有刚性的欧氏距离改造成与交通工具、运输费用等相关的时间距离、费用距离等,这样距离只能用过程和活动来度量而不能独立于某种活动之外而确定。与相对论的非欧几何运用相类似,地理学也用非欧几何描绘位区关系的拓扑图,清楚地展示出区位的相互关系,同时可以看出城市作为中心地影响了它们周围空间的性质。
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发现上述计量空间科学对地理过程及景观的分布的研究常常与实际情况相脱节,理论的预测力也较弱。如“中心地”理论说的是在特定的经济理性决策的环境条件下世界的样子,而在这一环境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则要求以另外的方式来观察世界。这时地理学家由对空间的几何模型的研究转入对人的空间行为的研究,产生了行为地理学。其方法之一是通过感知地图的调查了解人们的空间意像,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行为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时间地理学。时间地理学主要研究人们的时空运行轨迹,来揭示人的空间活动特征。虽然行为地理学把主体人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它还是采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把人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即一个“他者”来研究,所以其空间观还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空间观。
二、人本主义空间观的地理学
人本主义地理学强烈地受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后面将会读到)。前面所谈到的欧氏空间,拓扑空间以及时间地理学中的时空棱柱虽然使地理学走向一般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地理学家在运用科学的空间观时总觉得科学理论听得出的结论或预测还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远离,特别是与人的丰富多彩的情感生活活动相远离。如一些企业家往往与“理性的经济人”相背离,他们考虑自己企业的地理位置及进行商业运作时并非按最大受益原则,而是由于他妻子的偏好或他自己的某种情感志趣以及他家庭文化影响而选择一个并非获利最多的位置。这样一些具有现象学素养的地理学者如雷尔夫、段义孚等开始对实证地理科学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方法不适宜研究生活世界,实证科学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分开,把研究者头脑中的主观见解强加于被研究者身上,企图通过一般的规律去解释这个世界的性质。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现象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现象学和解释学强调设身处地式的理解,把自己的先入之见加以悬置而直接面向事物本身。舒茨的社会现象学强调行为者之间的理解通过“易位”来进行,也就是悬置自己的观点而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感知对方的意向。因此地理学者们建议直接与企业家进行平等对话来了解企业家的投资意向,从而进行地理规划布局。可以说在具有现象学眼光的人文地理学者眼中的人文景观就是人类本身生存与奋斗的创造物。地理犹如镜子,了解世界就是了解人类自己,就像研究文学艺术也就是研究人类生活那样,其研究以人性为基础。如对土地利用模式不可能根据几何学来解释,只能通过人们对它的意向和态度加以理解。
三、空间哲学的逻辑演替
上面粗略地表述了地理学家借助于同时代的哲学思潮对自己学科本身的反思而形成的空间观的演化过程。实际上空间哲学在近现代哲学史上也有自己的逻辑演替。
近代空间哲学是关于寻问“空间是什么?”的哲学,从而有关于空间的属性说、关系说、实体说三种哲学观,属性说和关系说都有关于空间的预设,实体说的语义学还原一一遭到驳斥。[2]所以空间作为一种外在对像来认识总是矛盾重重,因此,在康德那里对于时空观的认识来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把认识像一棵树或一栋房子式的外在时空转变为人的内在先验的感性能力的条件,时间是内感知得以可能的条件、空间是外感知得以可能的条件。虽然康德的空间哲学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倒转,但其空间概念在论述中还是含混不断。“空间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基础的必然的,验前的表象,我们永远不能想象到空间的不存在,虽然我们尽可能想到空间为空无一物。因此,必须把空间看作出现的可能性的条件,而不把它看作依存于出现的一种确定。”[3]此句中打着重号的“空间”就具有外在对象的意义,类似的含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多处出现。也就是一方面在逻辑上空间作为感性主体的先验感性形式,另一方面又受牛顿绝对空间观影响,具有外在绝对空间的性质。因此,如果深入发掘,从前面康德关于地理学知识地位的论述应该发展出地理学的两个向度:一个是由绝对空间引出的科学主义空间观的地理学;一个是从主体先验能力方面发展出人文主义空间观的地理学。然而后一个向度直到现象学创立以后才得以实现。
作为理性哲学承接者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按理应该为空间澄清一个论证的前提,但他关于空间并没有什么著名的论述,倒是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及超验现象学》一书中对实证的空间科学作了深刻的反思。胡塞尔指出“在伽利略那里就已经开始用一种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的世界暗中替代那惟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世界。”[4]在几何的和自然科学的数学化中,在可能的经验的开放的无限性中,我们为生活世界量体裁一件理念的衣服,即所谓客观科学的真理的衣服。”[5]胡塞尔并非否定科学的正确性,只是说一味的科学化、形式化导致了对生活世界本真意义的遗忘。因此他强调由科学的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还原。生活世界是前概念的,在活生生的经验中直观地给予的世界。空间的实证科学是关于空间科学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脱离于生活世界的一种理念的规律,具有背谬性(不自明性)。在运用这些规律时,就把一些概念的、符号的逻辑规律强加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使有特色、神性的人聚空间失去其人性和神性,最终导致“地方性”的丧失。
空间哲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作为哲学追问的转向而出现的,即空间是什么?”的追问转变为“空间如何是”的追问。“因为在空间背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以解释空间,在空间面前,我们亦没有任何回避的出路。空间所固有的特性必从其本身而显示出自身。”[6]在《艺术与空间》中,海德格尔让语言来对空间加以言说:“在空间一词中,语言说到什么?其中说到空间化。空间化意味:开垦、拓荒”,[7]空间化为人的安家和栖居带来自由和敞开之境”。[8]虽然海德格尔的空间颇具形而上学的神秘感,但揭示了一种真正的人文空间,这种人文空间就是烦忙着的此在与世界存在者打交道时的展露,是此在自由活动时的散开之境,它不具有概念的封闭性,而是具有意义的开放性。这为地理学者理解具有生存意义的人文景观的空间布局提供了视域融合的可能性,为解释学在地理学中的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空间观的关系
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观虽然有从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的演化,但并非说人本主义可以完全取代科学主义,只是说在对自然的过度的科学化中掩盖理学者当然应更多地具备人文精神。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本主义地理学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潮并未形成一种远远超越于实证科学的强劲势力,主要是因为对人居世界的重大规划和改造还得依据于一般的空间科学规律。因此有的地理学者认为对于人本主义地理学而言,人们是谈得多而做得少,实证科学地理学则相反。然而人本主义空间观的确弥补了科学主义空间观把人的生存意义置于其外的严重缺陷。事实上人的生存和认识过程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所以在科学和人文之间最好架设张力”一词。这里借用现象学的悬置方法来说明学者们应具备的态度,就是研究时首先把自己关于世界的概念、知识放入括号中,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和研究对象进行对话、理解,然后与运用括号中知识的研究进行对照,相互纠偏,也即是说科学是人文关怀基础上的科学,如此既能保持人居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又能体现人类设计世界时的匠心。
参考文献]
1] [英]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M].高泳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89
2] [美]wH·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M],李德爷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53-57
3] [德]康德,纯榨理性批判[M],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6
4] 5][德]胡塞尔,胡塞尔选集[]M.倪梁康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10271029
6]7]8][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483,484.
9][英]R·上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M],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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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
张祖林
【作者简介】张祖林,男,195612月生,华中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督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致谢:作者承蒙美国孟非斯州立大学地理系系主任、教授孔祥德博士及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刘盛佳先生惠赠和提供大量文献,在拙文发表之时,谨向两位教授致以谢意。
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1卷第4期(1995)

自从当代国际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a1976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发表文章(,首次使用“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一概念以来,人文主义地理学已成为当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中的一个组要流派。英国著名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R.J.Johaston)从哲学高度把30年代的西方地理学思想流派归结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x。人文主义地理学作为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引起了国际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地理学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无论是地理学界还是科学暂学界,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均未引起足够和充分的重视。下面根据作者所能掌握的材科,对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和观点作一些评介,并希望引起学术同仁的讨论。
1概念分析
许多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都将其注意力放在概念分析上,以表达在实证主义地理学中所忽略或辩错的有关地理概念的意义及价值等种种问题。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看来,这些地理概念具有一科既包括空间的、又包括社会的、有时基至是心理的意义。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拒绝将空间与位置降到面与点的纯粹几何概念。人文主义的空间与位置的观念富含赞人类的意义及价值。
在地理学中,位置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位置的含义与居住在该地方的人们的意识是不可分割的。位置作为一种地理概念,其含义会因构成居住者意识的思想、感情及经历的体延的不同而起变化。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他们所喜欢的扶手椅可以是一个位置;而一个房间、一条街道、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也都可以是一个位置。从人文主义者的观点石,位置不仅是一个地点,而更是一种背景,一种关系。
大多数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位置的含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但极少有人对此进行任何探索和解释。这不仅仅是因为有的人将位置看作是一种基本是星静态的概念,而且还因为他们所用以说明位置的论述形式并不足以解释有关过程及发展的种种问题。许多关于位置的人文主义讨论都是以一种分类的形式出现。并以现在时态进行。对于位置及位置的意识的分类通常是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案例来进行说明,但却少有人弄清位置的各种特定意义是如何在特定的背景中发展过来的。有关位置的意义有人注意,但却少有人进行途释。有些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指出:位置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复杂的历史。与“景观”等概念一样,它与意识形态含义相呼应,但这些却很少有人探究。位置是一个具有肯定意义的词,其否定的意义则是错位、不在位和无位置。一些地理学家发现:位置这个词的许多通常用法,包括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用法,都会使人联想起稳定、归属和适当,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些联想是如何通过一种严格的甚至是受压制的社会秩序及控制感所示出来的。例如,一般认为穷人是应该知道其位置(地位)的。很滑楚,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保守的观念,它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甚至抗拒一些具有摧毁性的变化,但同时它又威胁着要反对变化本身。正如A。巴蒂默(A.Buttimer)于1981年所指出的“3,下层社会对位置(地位)感的理性上的认识会导致一种对贫困和不公正状况的默认。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位置概念的分析和解释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地理位置概念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标念,它的丰富内涵不能忽视。我们不能象实证主义地理学那样,将位置概念作为一种几何学上的点和而来看待。在地球上,人的绝对和相对位置各不相同,这些位置因物质、人口、信息和思想的交流而联系起来,并协助解释地球上各种事物的分布模式。因此,认识人的位置是理解地方、区域、同家和全球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前提。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特征。自然特征包括地形、土壤、气侯、水体、植被、动物和人类。人类则根据其信仰和人生观发展了各种文化、聚落、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认识位置的自然特征和人对环境的观念行为是理解人地关系的基础。
2创造性论述
地理学家在讨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时大都保持沉默。地理学家D.李和M,塞误尔斯(M.Sa-muels)于1978年指出(4);弄清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一种获得对某一问题更清楚、更深刻的理解的方法。人文主义方法不能定义为是一套形式上的程产和技巧,对这一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在某种程芝上保持着一致的意见。依赖于一套非形式的程序是对地理学传统认识方法的保留和继承,这种传统认识方法遥过警通的自然语言而获得一种对盐界的最初直觉。不难着出,这种认识方法为什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运用和解存,共原因就在于这一认识方法所依赖的语言是一种非形式化的语言,这种自然语言不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有些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经持自然语言的理解功能,因为自然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习俗,正是它才使理解成为可能。著名地理学家D.西浆(D.
Seamon)指出(*2:现象学方法有可能在历史、文化和人性的邻近地带揭示出“时空”的本质问题。他将这类本质问题称为“地点芭蓄”。如果这种“地点芭能”确实存在的话,自然语言对认识它们便是极其重要的。D,西蒙认为,这类本质问题只能被懂得什么是“芭蕾”的人所认识。
但是,后来大多数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都放弃了采用现象学方法来探索对特定人的经历的存在主义解释。A.巴蒂默指出:()“一个具有存在主义意识的地理学家不太会有兴趣去通过预先规定的分析方法来建立一种对人类的知识性控制,他更感兴趣的是采用一种开放式的主观直觉的方式去面对人类”。
在一般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看来,各种类型的统计技术没有能力解释人类生活的进程。相反,有时这些统计技术基至还可能将人类生活歪曲得面目全非,这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中激起了一种对量化问题的提防态度。有些地理学家乐意用一种日常使用的语言来精述地理现象,而有些地理学家则更愿意用一种自我意识更浓的文学语言来表达更深刻的经历或解释那些貌似平常的现象中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地理学家G.奥尔森(G.O1sson)将计量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石作是在本质上相互对立的学派,前者力图进行“形式论证”,后者则力图进行
“造创性论述”。(7)他认为这种创造性论述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所称道的“模糊性和领悟。”<7G.奥尔森的看法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物征。
3文学风格
地理学家D.C.D.波科克(D.C.D.Pocock)于1981年指图(*)地理学家的文学风格不是文学语言而是“艺术家的漏察力”,“文学只不过是感知”,是他们的作品给予我们的感受。但如果人文主义者将艺术家的洞察力从蕴含在润察力的语言中抽取掉,就等于是抽掉了艺术家的个性。
人文地理学家从文学中吸取了营养,从视觉艺术中得到启示。如地理学家R.斯(R.Rees1973年注意到风景画有助于研究国民对自然的意识和态废之类的问题。(0)在探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共同传统时,他看到了地理学家和画家所熟知的措述世界的共同方式。视党艺术不仅是一种观察方式,而且有一种认识方式。这种观点对地理学也是有意义的。艺术家对画面的分析就如同地理学家们在解释地图一样。绘画是如河通过各种传统技法来表达的?是通过媒体、透视、根架,还是通过象征等技法?幽家所画的画面要表达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许多18世纪的英国著名的有关乡村景色的风景画。这些面所要表达的是对自然与人文美的赞赏,还是人们对土地和财富的渴望?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得知,这些画最初是挂在其拥有者的乡村别墅的墙壁上并与其主人的财产图并排悉挂。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降低这些著名的风景画在文化方面的意义,也不是否认其美学的价值。地理学家R.里斯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思想是:过去的艺术实际上都是“现在的艺术”,而不是已逝去的过去;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个艺术并非是它的本来面目,也不可能解释复原出它的本来面目。艺术之所以称为艺术,其秘密就在于它能对一代代人产生出不同的意义,在于允许每一代人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延伸它,发展它,犹如凤凰涅莱后的再生。毫无疑问,这种基于对艺术的认识对地理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4主观性与价位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主张摒弃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概念,如观察者的超然和中立态度。他们欢迎人文主义的主观性思想,尤其是将价值降低为个人的感觉和经验。但是人文主义的研究似乎极少能得出在价值方面可验证的东西,只是一种感觉和经验的汇集。当地理学家有时明确指出应该评估一下人文主义研究的客观性时,他们很少有说服力的根据。D.
C.D.被科克认为;(10)“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可验证性是一种直觉的形式”,“人文主义的解释是否符合我们自己以及别人的经验,是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标准验证的”。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人类生活及知识的社会维面共有强烈的感受。他们承认,价值不仅是内心感受的问题,也不像任何城镇的人口及经纬度一样是清楚可见明白无误的。当然,价值的意义依赖于某一特定的价值系统,就这一点而言,价值是有章可循的。例如,“在英国,城镇的市民每天都在买卖商品”,与“人们每天都在用纸片或金属片换取东西”的说法相比,前一句的说法更具有信息性和描述性,因为它包含了现代英到社会所特有的商业价值。对以上此类行为的描述还有其它各种可能或其他特别的说法,但这些说法都来自一种特殊的价值系统,而看一句的价值系统并不是多数人所共有的价值系统。
那么,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我们能否认识价值的本质?对于这个问题地理学家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地理学家接受了德国著名应用现象学哲学家M,含勒尔(M.schelor)的观点。M.含勒尔认为(,“我们能够在诸事物之中直接地确认价值的性质”。“这些性质完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见,而属于具有自己的依存法则和等级次序法测的价值世界。正如我们能够感觉到某种颜色的性质本身而无需把它理解为附着于一物体表面的东西一样,我们也能够对价值作对象性的理解”。
5历史思维
历史这门学料长期以来不自觉地涉及到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涉及到客观知识的解释和评价问题,这些问题被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重新发现。为此,地理学家C,哈里斯(C.Harris)于1978年提出了“历史思维”的概念(C.哈里斯指出,这种历史思维“是寻找背景条件而不是法则”。(11这当然会受到实证主义地理学家的指责,但它仍然在人文地理学中特别是在历史地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下面的短文摘自北美著名地理学家JH.帕特森(].HPate-
rson)于1979年出版的著作《北美地理学》,我们通过对这段文字的途释也许会有助于理解C.哈里斯“历史思维”的概念。
“有些早期开发地区土地占有的半封建状况,以及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所经受的人口压力,很快造成了一种向西部山区的人口流动。在皮德蒙特的部分山脉和阿巴拉契亚的部分山谷崎螺不平的地带,自食其力的农夫们开拓着自己的土地,接受着山地贫痛与远离城镇的隔离,以换取行动的自由。对于18世纪的农夫来说,这种交换是合情合理的。他们20世纪的后代们同样也占据着这片山庄,但却不是以同样的付出来忍受这种隔离的煎熬”。这段文字在实证主义地理学家的眼中最多只是在事实描述和明显规律性的总结两者之间的一种松散、泛泛的解释。用实证主义地理学家的话来说,这段文字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对拓荒时期的简单描述。要充实这一简单描述还需要具体指出该规律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指出其统计概率,同时在更为严格和详尽的细节中指出该规律所要解释的事实。这种观点使得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去追求一种实证主义的形式,既通过系统论的语言或者流程图的符号指述各种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都是用表示因果关系的线条所连接起来的。如果我们放弃实证主义的标准,就会看到对上面这段文字一种不同的解释形式。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看来,这科解释方式比实证主义标准所表现的具有更加强大旺盛的力量。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理解所依据的是其背景条件而不是因果关系。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看来,这篇短文的要点不是在展示拓荒时期人口的流动规律,而是指出向西拓进对18世纪北类的重要意义。为做到这一点,作者将向西拓进的事实放在一种评价式的背景条件之中,即拓荒者对自由的追求。这一背景条件的建立来自于系列相互交迭的描述。有些是很直接的,如“贫瘠”,“崎岖不平的地带”,有些则带有感情色彩,如“忍受这种隔离的煎熬”有些带有较强的学术味,如“土地占有的半封建状况”;有些则表示了拓荒的艰辛;特别是这一句:“接受着土地贫痛与远离城市的隔离,以换取行动的自由”,作者在这里对其意义进行了扩展,指出了拓荒者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动的。从该文中还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样调解生活在过去的人们的观点与现代观察者的看法之间的关系。“半封建”这个关键概念对于18世纪的拓荒者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或者至少不会以现代读者的方式去理解。他在最后对生活在20世纪的后辈们的描述中指出,这些人困陷在一个曾经充满了机会的地区,通过讽刺护展了“向西部山区流动”的价值。从整体上看,表示因果逻辑的开头句是整个解释的关键部分,但又隶属于整个背景条件的描述,这些描述将评价和描写结合为一体。这种描述既共有特殊性又突出了主题,同时它又是客观的。它能用于更多的扩展和讨论,进一步的经验式研究还有可能得出一种对某些事件更为适当的背景条件,有可能获得一种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意义。
6描述与解释
描述与解释是曾经引起地理学家长期讨论的方法论问题。70年代以后,描述与解释作为一种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又得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广广泛关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将传统地理学中的描述与解释赋予了现代哲学中解释学的一些思想。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通过对背景条件的描述该作者含蓄地解释了该历史事实的意义,并在这一过程中调解了“外人”(即描述者)与“知情人”(既该描述所基于的历史事件中的参与者)之间的不同观点。与实证主义地理学模式相比,描述方法具有一种表示人与人之间、人与地之间更为融洽的流畅越。但是它并不是再现过去的生活经历过程。描述是述说出来的,而不是生活经历出来的。描述渗透着描述者对某一事物的理解。因此,描述基本上是一种理解式的解释。就某一历史事件看,对参与者,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而描述者却能对此作出具有意义的解释。一个具有历史头脑的学者有可能在解释所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时,理解其中的价值和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看来,历史事件之间的重要关系是整体与部分,而不是前因与后果,随着描述和解释的发展和被理解,时间这一因素随着一系列复杂的事件而递减,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的各个部分:“事件的景观”。
虽然人文主义地理学具有哲学的意味,但却缺乏理论。实际上,人文主义地理学通常是反理论的。如果考虑到实证主义地理学家和激进主义地理学家双方的顽向都是在使理论概念具体化,并过分地看重他们解释的地位,那么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反理论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实质上看,反理论是一种对解释的潜在能力的放弃。描述方法在其解释中能够保留理论概念,并使其不至于陷入离散的状态,也许这并不奇怪。地理学中的马克思兰义描述方法通常由于其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显得内容丰富,举例得当,分析透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描述方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便是D.哈维(D.Harvey)在1976年对巴黎圣心大教堂的研究。(l0需要说明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描述和解释的形式特征所进行的强调,并不是表明描述和解释是可以脱离某一特定主题的一种过程和形式。描述和解释是通过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案例来进行说明的。这是一种发现与构建的辩证过程。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如参与者与描述者不同的石法,特定事件与一般背景的关系,相互竞争的理论等等。
7背景与评价
人文主义在西方地理学中的兴起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70年代,随着计量革命的衰落,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受到广泛的批判,这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历史的机遇。一些地理学家对计最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机械模型极为反感和不满,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假设和方法不能很好地对人类问题作出解释,而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就是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D.李(D.Ley1980年指f62,空同分析过于抽象,他们认为可议解释世界,但对他们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却全然视而不见。因此,“一个没有人的地理学”,实际上在知识上并不完备,在理论上也是管目的。他们所进行的所调科学推断并不符合实际。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推断保留了与日常经验世界的联系,并相信人类创造性的潜在能力。
人们习惯于将地理学实证主义的兴起称之为一场“革命”,而当代著名地理学家D.李(D.Ley)和M.塞尔(M.Samuels)于1978年则将地理学中人文主义的流行称为一种“再党醒”。(4它表现了一种理性上的要求:即“将地球作为人类家园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理学中的实证主义革命家曾力图建立一种由多学科学者构成的事业,以便使其具有合法的地位。同样,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渴能创立一种传统,以取代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地位,从而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他们从M.书伯(M.Weber)之类的学者那里找到了难论根据,以此确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合理性。
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在理性上的批判就根基于对西方文化的责难和质疑。这里的现代西方文化指的是:在传统上认为具有合理性的那种现代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紧密结合。他们从现代西方一些著名的思想家那里找到了思想武器。在这些思想家中,首先是M。书伯的合理性范畴及其理论。M.韦伯把哲学中的理性范畴放人社会学理论的框架内,称之为合理性。它的涵义是多层的,一般指人的行为是趋向于有目的的理性行为,是按照理性的要求和运用理性的手段来行动的。这种合理性涉及到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选择,工艺的恰当运用,可计算的效率等方面,其的在于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利益,政治上实行维护统治。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就是统治理性,对物的数学化和技术的支配,也同样是对人的统治。这样,合理性概念就被推入到了痛苦的二律背反:合理性虽然使人摆税了贬低人的尊严的宗教的物锁,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但同时又使人一味追求功利,漠视人的感情和精神价值,成为机器和金线的奴求,重新陷入用物和钱制成的弱华之中。因此,现代西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被描绘成“形式上的合理性”,而在价值方面却是“实质的非理性”。当代一些思想家接过了M.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来得示现代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使现代社会陷人了困境和危机,从而形成了一股批判科学技术的思潮。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哲学背景下,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人文主义在地理学中的兴起还是一系列社会事件的产物。在60年代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迅速而激烈的社会变化,例如越南战争和美国的种族冲突,经济增长减慢,贫困与不平等的继续存在,使一些地理学家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希望找到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主要表现为对诸如民族问题、健康问题、犯罪问题和贫问题等种种现象的研究增多。这些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起源于关国的芝加哥学派。
对社会问题的重视重新引起了对过程研究的兴趣和对社会病态因素研究的兴趣,激发了解释这些现象分布的愿望,并企图找到一种哲学武器,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人文主义哲学。他们在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主张改变人作为空间奴隶的地位,把人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强调对人的个性和主观性的理解,强调对地理现象的直接领梧和描述,而不考虑其因果关系的解释。
人文主义地理学派的这些基本思想和观点,在地理学的研究实践中,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因此也受到了一些地理学家的抵制和批判。但是,即使最坚定的实证主义地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人文主义和现象学方法也许会产生有价值的东西而进入到地理现象的本质中。许多地理学者深信,方法上的异端(允许根本不同的方法在这门学科中同时共存)是地理学压必须的,如果没有它,地理学将停止对地理表面的自然和人类活动提供有说明力的解释。我们认为,地理学家在长期的地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认识,无论是对自然料学的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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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arvey,D.Monument aad Myth,'Aag-aa,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69)1979,362-381.
15)Ley,D.Gcography Without Man:A Hamanistic Critiquei Univeristy of Oxfo-rd,School of Geography Rescarch Paper,No.24,1980.
【作者简介】张祖林,男,1956年12月生,华中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督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责任编辑缪音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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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26 15:08:47 | 显示全部楼层
地理学报ACTA GEOGRAPH ICA SN CA
1999年第54卷第4期
Vo154 No.4 1999
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
马润潮
作者简介:马润潮,男,教授。原籍陕西省米脂县。美国密西根大学地理系博士。在美从事有关中国城市、人口及经济地理问题研究多年,并讲授西方地理思想史。E-m ail:hrrym a@uakron.edu作者单位:美国俄亥俄州州立爱克伦大学地理及规划系,美国
摘要:近40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0年代末期开始计量革命。70年代初开始,人文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等观念涌现,它们对西方地理界起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演变至今,人文地理学可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时代。
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在70年代与80年代期间,先后出现于西方地理学。二者与上列其他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在地理学上,它们强调各地情况都有其特性。同时,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也在地理学中占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地理学,它强调了人的能力及角色与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地方特性的形成,也探讨了外在大环境以及地方力量对社会形成的关系。
关键词:人文主义;后现代化主义;新区域地理学;地方研究
1前言
二次大战后,尤其是从60年代起,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从基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尤其是区域地理研究的性质,使人文地理由战前孤独地在内部自行演化,转变为战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并从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引进了一些新观念。此一转变大大地丰富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也相当程度地提高了其学术地位,基本上将人文地理学从以前侧重于区域描述,改变为现在的对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及人与地点或地方关系的诠释。本文试图就人文主义hum anism)及后现代化主义(postm odemism)的兴起及其近年来对区域地理的影响,作一简单的陈述及分析。
在人文地理的演变中,最有影响力者,首推在50年代末期兴起的计量革命。但从60年代末期开始,它逐渐地受到了来自地理学以外及产生于其内部的种种批判。可以说,由70年代早期开始,西方人文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的发展,皆衍生于对计量革命的不满。虽然计量革命对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数据处理及强调理论重要性三方面),然而它却在想要达到其自行设定的目标方面,颇令圈内及圈外人士失望,因其成果并不是很好。因此,有些曾对计量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如Torsten Hagerstrand,David H arvey,G unnar0 lsson及A lan Pred等,从60年代末以后,皆改弦更张,另谋新野;而一向对计量革命缺乏兴趣的学者,在计量革命白热化时期静观其变或噤若寒蝉后,也开始提出他们自己认为人文地理应走的道路。其结果是在最近30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可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识者与不识者皆眼花缭乱、目不暇接[1~3]。但如此多元化发展,一方面虽丰富了地理学的观念并强化了其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却也弱化了原本就不强的学科内部的凝聚力。
2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发展之方向及其问题
近30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已摆脱了以往描述性的治学方式而大力加强了其理论成份。可以说,计量革命主要的贡献并不在于其推广或强化了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在于其强调了研究地理问题时,应该以理论为主导及以发展理论和模式为其终极目标。计量革命不单是它能确切地将一些问题量化,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强调理论的先河。故它也是一种理论运动。在强化西方地理学方面,它功不可没。这一运动的哲学基础,是属于逻辑实证主义(bgicalpositivism)或逻辑经验主义(bgicalem piricism)范畴,它强调了唯有能通过公正客观的逻辑方法(特别强调了数学方法的使用)验证后的事实与结论,才能被认为是知识[4,5]。一切不能验证或通不过验证的东西,包括形而上及唯心之物如宗教、美学、宇宙论及知识本体论等,皆不是知识。其追求目标,是高度抽象的宏观大理论及法则。而此派门徒在建造大理论时,是将复杂的事物加以大量简化,偏重事物内主要元素间的相互关系。其学术地位高低,取决于其通性大小:愈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愈好[6,7]。
就其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发展而言,逻辑实证主义(当它与地理学相并讨论时,也有人将之称为地理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假设了在地表上的事物以及人类活动,都是有序可循的及有一定规律的,故地理现象应是有空间规律或形态的。其门徒认为,地理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极为客观地、不渗入研究者个人感情及主观意志地将这些规律寻找出来[8]。很显然,这样的基调源于自然科学,要求人文地理学去追求自然科学的目的,要把人文地理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及目标上画等号。
必须承认,计量地理学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开发各类“定律性的”及“似定律性的”空间关系法则[9]。然回首顾之,到了60年代末期,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埋首苦心经营之后,除了少数的理论以外(如中地学说、一些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序位律、重力模式等),理论成果可谓不彰[10]。而这些理论不是假设太不切实际,就是有其它的局限性(如有的是实用性差,有的只是经验规律而缺乏理论基础,而有的则过分地将复杂情况简化得远离事实了),应用起来有困难,令人失望。从70年代初期开始百家齐鸣,家家都批评了科学主义的地理学之失误,各门派皆来重新为人文地理学把脉,提出了各种观点。
3人文主义的出现
在70年代计量革命受到反弹的同时,西方人文地理界也相继受到了心理学、结构主义及人文主义的影响,而出现了行为主义地理(bahavioralgeography)、马克思主义地理M arxistgeography)及人文主义地理hum anistic geography)等学派[11~16]。而在80年代初,又有后现代化主义地理出现。
人文主义地理不等于人文地理学。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枝,而后者一般是指除了自然地理及地理技术以外的地理学。人文主义则特别注重一切事物的诠释皆基于人的思想、感觉与经验,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是最早对计量地理理论基础发难者,对其批判始于60年代末期而于70年代加强了火力。其从者批判科学主义地理学在探讨问题及开发理论时,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所能发生的作用。同时,他们更点出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计量运动,其对知识的定义及看法,有太强的排他性、垄断性及霸权心态。人文主义者认为单单注重规律的寻求而舍弃对独特性事物的探讨,是忽视了这个大千世界的绝大部分事物。
人文主义地理认为世间的事物,并不是早就客观地存在着、在等待着学者们来发掘其规律与形态的,因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否及其存在状况,皆会因当事人的文化、背景、经历及主观意愿而异。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的,而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不同。就地理现象而言,这一观点强调了地球表面事物的异质性及独特性,而不强调其通性。当然,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就没有兴趣去找寻什么通则。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地理的终极目标,不是要像科学那样来预测事件的后果,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其目的,乃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然就其研究成果而言,因人文主义地理学缺少成套的操作方法及观念可资传授及应用,除了少数学者外,研究成果也不多。故有人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充其量也不过是只达到了批评科学主义学派的境界[14]。
4后现代化主义之出现
后现代化主义在西方也是一个较新的哲学观点。自从Lyotard(1984)的书及m eson
(1984)的论文刊出后[17,18],即引起了人文地理学家注意。然学者对它看法颇不一致。一些人对它的敌意甚强,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怀疑主义及它批判了所有的大理论,得罪了各阵营的人马。另一些人对它则持怀疑态度,因它的视野较之人文主义更为多元。但回过头来说,因后现代化主义强调事物皆有多元性,也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大理论。
后现代化主义的出现,可说起始于西方哲学家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对“现代性”演变的诠释。它对用理性、逻辑及依靠所谓的客观事实及证据来说话的科学思维方式提出质疑,怀疑仅以科学的思维来论断事物,是否能让社会从历史传统及宗教的捆绑中解脱出来而取得较多的自由、博得较大的自主性,从而使社会变得较能令人满意。后现代化主义反对作高度概括性的、以偏盖全的、一概而论的、及意欲一网打尽的大言论。此种反传统的批判,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哲学家傅寇的贡献尤多[19]。他指出人类历史的更迭,并非是有规律性的。后现代化主义则是对多样化的、异质性的、权宜性的、非延续性的、随机变化性的及地方性的事物感兴趣。它反对传统权威及僵化的大思想框框,支持活泼的新生事物。它认为历史演变及社会机制与进程,在每个地方都是不相同的。它认为这个世界的结构并不是整齐有序的而是像一个多变的万花筒,它甚至认为世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没有所谓永恒的真理。它不接受内部组织合理完美而外观高雅华丽的大理论能够充分反映复杂的世事,因为理论建构物只是观察者个人创建出来的“代表性的真理”而已,并非就是真理,写出来的纸上世界也不见得就是唯一的世界,因景观的内涵会因人而异[20]。后现代化主义主张在探讨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小范围空间内的地方文化情况,它强调事物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情况下才能出现及存在,故观察者在探索问题时,应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并学习能将欲探讨之事物予以“特定情况化(contextualize)”。
后现代化主义对人文地理的影响,可说是始于1984年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纪木森(FredericJam eson)在《新左评论(New LeftReview)》的一篇论文。在剖析社会及历史变迁时,他强力肯定了空间地位的重要性,认为在60年代以后的西方后现代化社会中,左右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心路历程及文化语言者,是种种的空间而非时间。从80年代起,地理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地探索地理学在社会理论应占的地位,并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借用了不少观念[21]。在1983年,更有一份地理学家主持的期刊问世——《环境与规划(D部):社会与空间Environm entand PhnnngD:Society and Space)》。此刊物至今仍然在地理理论的发展上,占有甚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后现代化主义强调非传统、异样化事物[22,23],不但促进了地理学者对少数人群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族裔或族群研究,也打破了以往仅以男性观点为出发点的传统地理学,开创了强调女性观点及男女空间行为有差异性的性别研究及女性地理(fem in ist geography)的领域。后现代化主义的多元属性,最近也被用来诠释美国的后现代化的城市性,将洛杉矶近年来的多元化城市结构作为例证[24,25],向美国城市结构理论多年来一直以芝加哥为实证蓝本的传统挑战。
按在南加州大学的后现代化地理学家翟尔教授[23]的看法,后现代化现象极为广泛,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及人的思维各方面。他认为后现代化主义地理可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它代表一种能看得见的新风格或方式。它反对在现代化主义审美观中常见的死板及严峻的形式主义,如反对用一式一色的大玻璃窗的高层办公楼的单调的建筑形态,赞同新旧建筑风格混合使用,即为最佳例证。第二,它是一种新与旧时代“激烈决裂”的象征,也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但这一新时期文化的特征,到底应累积到何种强度才能算得上已达到“决裂”的地步,则尚无定论。第三,后现代化可以被视为一种用来反抗现代化主义所强调的理性主义的一种方法。如前所说,后现代化主义哲学家不赞同大理论,不认为理论能够反映“实况”,反对任何有霸权心态及富排他性的学术观点,认为真理并无绝对的标准。它主张事件及观点皆非一成不变的,其存在是有条件性及不稳定性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才能产生的。但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化主义并没有任何统一性的理论,因而反对它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反权威及反理论的学术“拆台运动”。
5新区域地理与“地方研究”之兴起
在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之后,以往追寻大理论、定律、高度抽象的模式及将复杂的事物过分简化的许多地理学者也早已放弃了其自大心态而转变为较能兼容其它观点,展示了他们也能改变、也是有学术灵活性的。同时,人文主义及后现代化主义的影响力也相对增强,而在8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区域地理也逐渐抬头。新区域地理学与传统的区域地理学的差异较大。传统的区域地理学不注重理论及观念,其文字也较枯燥及缺乏可读性,因它主要是以静态的描述或以记流水帐的方式来登录一个地区的景物,鲜能刺激读者的思维。而它与新区域地理也有相似之处,即二者皆肯定区域的特性与异质性,也都不追求任何大理论。但新区域地理则甚为侧重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其研究对象,至今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此类学者注意到了一地之时空及文化的特性,对资本主义在该地产生过程及影响,都起了些作用。
区域地理在近年来有复苏的现象,但也有些争议[26]。新区域地理在80年代兴起,受4位西方学者影响较大。首先,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季登思[27]的“社会结构化”理论,对人文地理颇有影响[28]。季登思企图探索人的能耐或角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他认为此种关系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这就强调了地方在社会演变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地方研究的地位[29,30]。同时,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教授[31]也极有说服力及清楚地阐明了地点或“地儿”(phce)与空间(space)之不同,指明了“地点”是含有丰富意义的,因人们会对它产生感情,它也有其特性或“地点的身份特色”。它除了为人们提供生活空间外,也是人们价值观念及经验的汇集点。
同时,著名的美国地理学家浦瑞德[32,33]也在80年代阐明了“地点”的重要性,指出人与地的不可分性。在一个地点的人是能在该地起重大作用的主角,影响该地的情况,但他们也同时会受到外界的大环境(包括历史、社会、经济制度及主要文化取向)的支配,也会被动地受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及人际关系系统的影响。一个地点的人的行动、思想、经验及人们赋予该地的意义与价值,总是在不停地“变为”该地的一部分,它们的产生是地域的宏观及微观因素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地方情况对外界大环境反应的结果。
英国女地理学家马瑟教授[34,35]也强调了“地点”的重要性。她指明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其当地历史遗留下来的独特性。新区域地理的任务,不是老式的地区描述,而应是探明及分辨出什么是当地特有的社会经济情况、什么是来自外部大环境而影响当地发展的力量,并探讨这两种宏观及微观力量间的相互关系。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地域分工问题时,她认为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她的主要观点是:要想了解某地工业的空间形态,必须要认识到该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尤其是当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力量。她认为一个地方的社会结构,是与该地的劳动力空间分工密不可分的。以此观点为基础,英国威尔斯大学地理学教授库克[36,37]于1984至1987年间展开了一系列的地方研究,其总的目的是探索全国性及地方性的经济重构情况,看看中央与地方政策,对英国地方工业发展有何促进或限制作用,进而了解地方经济及社会重构的机制与进程。其结论支持了“地点”或“地方”的重要性,认为它在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空间不平衡现象及其延续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一研究更指出了地点或地方不仅只对自上而下的力量起反应作用,它本身也有自变的力量。到了80年代,西方区域地理早已脱离了50年代以前的以描述为主的治学方式,转变为对特定地点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空间性质的剖析了[38~42]。此种转变,虽不能断言是后现代主义出现后的直接结果,但它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则是不容质疑的。它之能在西方人文地理界占一席之地,也反映了区域地理不再受人歧视了。
6结论
综前所述,可以说西方人文地理在70年代后的20多年中,已从一味用计量方法及逻辑实证来找寻有广泛适用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大理论,转变为对之失望与不满,更进一步地产生了百花齐放的现象。在此期间,学者们对地理学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很自然地不能产生共识:地理学的学术目的,到底是寻求通则及事物的通性重要,抑或是了解事物的特性重要。此问题虽无定论,但可以说,后者已从五六十年代的被人轻视的次等学术地位,进步到今日能与前者理直气壮地辩论的境界。同时,后者也吸引了不少有才华的学者。因此,西方许多大学的地理系在90年代招聘新血时,要求新人除了要有专题特长外,也须有一个区域特长。综观之,70年代后人文主义与80年代后的后现代化主义观念在地理界的出现,加上衍生于结构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念的盛行,已将以地方研究为基础的区域地理之学术地位,提高到50年来的最高点,其内容较之传统的区域地理学丰富许多。
总的来说,人文主义的范畴小于后现代化主义,可将之视之为后者的一部分。但它们有若干雷同点:二者皆反对用某些定死的观念框架及自认为是公正的研究方法,来为模糊的问题定型定位;二者皆反对用固定的理论模子将复杂的及浑浊不清的大千世界,硬打下它的理论烙印,或将某些事物选择性地挂在某个理论框架上,将之当成强有力的经验证据,而不去理会那些搭不上理论框架的事物。同时,二者皆无特定的及统一的观念,皆认为对一件事物的看法,是会因人而异的。它们认为这个复杂的世界,不是用某个特定的观念就可以解释得清楚的。二者也同时强调了人与地方在社会形成及地方特性的演化中,皆可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也都承认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及人是主观的及有感情的动物。人的主观意志及力量与地方的力量虽不能超越现有大环境及大型力量(如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历史大传统及社会结构等)在影响地方事物的主导地位,但它有能力适应来自外部的力量,并有限度地在地方上将之改变,也有能力自行影响当地的特性。当然,二者也都认为去探索及发现各地的特点特性是有意义及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然而,反对后现代主义者为数也不少。他们批评它过分强调了学术的自由化与多元观点,因而导致了思想无序及无政府状态。结构主义者认为,若仅注意事物表面上的复杂性而忽略了社会形成的主导力量(即所谓的“深层事实”),无异是舍本逐末、舍大取小,抓不到问题的主要关键。然而从事地方研究者认为,他们不单注意到来自国际及全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当地的人及其它因素的重要性,也很重视各地的复杂性及事物时间上的前后关连性及空间位置。应该指出,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追求理论,但认为理论应符合当地情况而不应过分抽象。它仅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许多地方的社会经济情况也日新月异。
各地对改革开放的反应不一,对来自政府的“上有政策”及来自地方的“下有对策”各地皆有所不同。原有的社会大制度(包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力量、社会结构形态等)之影响力,仍不同程度地在各地存在。若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区域地理学,不妨考虑借用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晚近被使用的一些观念,包括社会形成、社会结构化、人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社会发展之机制过程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及现状下,地方上的社会精英与地方政治权力密不可分,此点尤其值得我们从“人的角色”的观点来探讨区域发展的问题。在许多地方,地方领导既是属于有自发性的“人的角色”的范畴而又是行政结构中(如地方政府之组织,特别是村、乡及镇的行政组织中)的重要组成份子,其角色之定位时常不清,但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这一点在地方研究中,既有其通性又有其特性,为区域地理学展开,带来了复杂性。
作者简介:马润潮,男,教授。原籍陕西省米脂县。美国密西根大学地理系博士。在美从事有关中国城市、人口及经济地理问题研究多年,并讲授西方地理思想史。E-m ail:hrrym a@uakron.edu作者单位:美国俄亥俄州州立爱克伦大学地理及规划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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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99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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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
第2讲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哲学思潮
冯健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人文地理学的哲学问题人本主义与人文地理学
https://www.doc88.com/p-942526570369.html
人文地理的哲学思潮
口实证主义
经验主义
行为主义
口人本主义
口结构主义
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
口后现代主义


人本主义与人文地理学
$它关注于一种有思想的生命,作为人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种以有点机械的方式对刺激作出反应的非人性者。而在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就以那种机械的方式来表达或多或少有感情的人。
#人本主义地理学就是研究人作为有思想的生灵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中的人的地理学。它的目标在于理解,在于在人的环境中理解人。
#人本主义方法的几种原理:
◆理念论
·基本原则:一切现实在某种方式上都是某种精神构筑,故世界不会存在于人对它的观察和表达之外。
·对实证主义者来说,当一个命题符合客观证据时它就正确;对理念论者来说,当它与已接受的理论一致时它才是正确的。
◆实用主义
·是一种认为思想的意图和真理性要由实践用途标准来决定的学说。
·按照意图和知识在经验中所起的作用,根据有问题之情况的调节和解决,来定义意图和知识。
◆现象学及其亲属
·所有的知识都是主观的。力图分析和鉴别主观知识的基本特点,以便不仅提供对人的认识,而且也具有通过揭示生活的意图和价值“使生活更有意义”。
·基本目标是直接考察和描述有意识地经验过的现象,不需要关于现象的因果解释的理论,尽可能地摆脱各种未经考察的先入之见和预先假定。
◆存在主义
·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不能通过认识的途径达到,而只能揭示、说明。存在主义更强调人所处的环境、人的个性和选择的自由性。
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特点:
人本主义特别注重一切事物的诠释皆基于人的思想、感觉与经验,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以主观性为兴趣中心。强调人文地理学中意义和价值等主观内容研究的重要性。为了知识的主观性,人文地理学中已做的很多工作采取了人本主义思潮中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立场,尤其在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
人本主义包含的是思想而不是实践活动。人本主义专注于经验,这既不可观测也不可计量(相比之下,行为主义专注于行为,既可观测也可计量)。

人本主义地理学强调描述(实证主义地理学则强调解释)。这种描述和传统地理学的描述方法有所不同:它致力于纯粹的、直接的感受描述,是述说出来的,其中渗透着描述者对某一事物的理解。

人本主义地理学将世界看作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价值(人的感觉)与事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一个人的目标、意图和目的,不能和个人的经历及对世界的认知分离开来。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否及其存在状况,皆会因当事人的文化、背景、经历及主观意愿而不同。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而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不同。

不强调其通性,而强调地球表面事物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没有兴趣去寻找什么通则,人本主义地理的终极目标,不是要像科学那样预测事件的后果,也不是要建立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人本主义者认为单单注重规律的寻求而舍弃对独特性事物的探讨,是忽视了这个大千世界的绝大部分事物。
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缺陷:
·人本主义思潮是主观的因而是不科学的,不可能具有一般意义(来自实证主义的批判)。
·将重点放在个人身上,扭曲了现实,没有很好地考虑社会等因素对个人活动的限制和约束(来自结构主义的批判)。
对人本主义思潮的总结

其认识论:着重知识的主观性。人是一种有思想的生灵,人的意向性创造他或她在其中行动的世界。知识是在一种由个人创造的主观意识世界中主观地获取。

其本体论:存在的东西只是人们感觉存在的东西。知识只能从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东西中获得。

其方法论:包括研究那些个人世界,而且与实证主义方法相反,强调个别性和主观性而不是可重复性和真理。
人文地理学的哲学思潮
https://www.doc88.com/p-3866736746643.html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眼中的“地方”
周尚意
https://www.doc88.com/p-7864754481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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