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考古学报》第l期上，83岁的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后转载于1973年《中国科学》16卷2期，以及197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全文篇幅也就5000余字，却聚集了毕生研究的成果，可谓其学术生涯的扛鼎力作。

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因为论文包含有大量古代典籍与方志文献的记载，而广泛地被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所引用、推崇，对历史学家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几乎只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或中国环境史、物质文明史的文章，都会在参考文献中摆上竺可桢的这篇经典论文。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评论是：“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

对这样高山仰止的学术名篇，我们自然应该潜心阅读。

我能搜索到的是竺可桢发表于《人民日报》1973年6月19日的文章。

文章开头就单刀直入，陈述了研究中国气候变迁的主要指标依据：“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随后是罗列、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记载的大量例证，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

根据材料的来源和性质，把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的时间，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物候时期（前1100——前1400年）、方志时期（1400——1900年）、仪器观测时期。

比如，文中写到竹子分布的变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１—３个纬度。”

又如写到北方有梅树，可以证明当时气候偏暖：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到处可以生长梅树。《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无梅树了。而且在商周时期，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因当时不知有醋。这说明梅树的普遍性。——看到这个例子，我想起有时在饭店菜肴里，比如呛花生之类，还有用梅子来调味的，非常令人信服。

最后得到的初步性结论是——

1、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原始氏族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

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１—２℃。

3、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

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结尾还参照对比了挪威的雪线高低的变化，丹麦格陵兰岛冰川研究的成果，得到大体一致的结论，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下面的气温变迁图，可以在一些大学的地理教材中看到。这里，我无缘看到《竺可祯文集》和当年的《考古学报》，因此无法断定是竺可桢论文中的原图，还是后人根据论文的结论绘制而成的。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运用的一些史籍中的资料事例，有些不免显得零星，由此得出的关于某些历史年代气温冷暖的一些结论也似乎证据不够充分。后来有学者专门发文对竺可桢论文中的事例逐个考证，指出了该文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存在的某些错误，但对作者确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毫无异议。

的确，今天研究古气候的学者，有冰芯记录、沉积岩芯、花粉研究、树木年轮……等多种精密的科学手段和研究方法，与这其中的任何一种相比，竺可桢当年用物候学的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无疑是显得有些“笨拙”。

但是，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那个时代的限制性因素，在工具和研究手段都显得捉襟见肘的条件下，运用开创性的方法做出许多贡献和成果，令我们后人碎步疾行亦难企及！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全文下载:竺可桢经典论文.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