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扩张背后的规划之失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快速提升期的阶段，经济产业在转型，整个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聚集人口和产业的能力的确非常强，原来的基础设施等条件已经不适应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崇兰说，他认为，在当前阶段下，像北京、上海、深圳等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的城市，必然会出现拥挤的状态，从而无可避免地面临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城市问题。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使空气及水源严重污染，同时，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而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

“现在看来我们回避不了西方走过的路，汽车文明带来的问题越来越显现。”李迅说。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向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式的线性发展模式看齐是中国城市病的症结所在。中国也日益同美国一样，成为架在“车轮”上的国家。据公安部交管局2010年末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辆，其中汽车8500多万辆，201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达到世界第一，全国667个城市中，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

以GDP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是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和激增的汽车数量之外的另一症结。与巴黎、东京和香港等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密度并不算高，但是不合理的社区设计使人口密集的效应被放大。“现在咱们居住区的设计几乎全是一个模式，北京天通苑、回龙观全是按照一个模式设计的，那就是‘卧城’，几十万人口集中在一个社区，他们只能选择同一条道路上班，早上全部出去，晚上再全部回来。”傅崇兰说，这种钟摆式的生活方式使人口在城市内大范围地集中流动。

在中国，大城市集中了过多的功能，而周边区域并不发达，所以无法承担分散功能的作用。而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纽约即是以曼哈顿为顶端，下面是10几个小城市，人口只有10几万，圆锥形的模式将一个大城市变成了大都市区。伦敦、东京和巴黎都无一例外遵循了这一模式。“北京曾采取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建绿化带，一个是建卫星城，但都没有起到较大作用。”傅崇兰说。

治理大城市病，无论是改变城市形态还是用行政手段调节人口和车辆，在傅崇兰看来，都远远不够。他特别提出了大伦敦规划的可借鉴性，伦敦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做的规划，首先提出的是“城市复兴、邻里重建、社区行动、民主参与”。“这16个字要比限车有效得多，要让老百姓动起来，让大家共同维护交通。”傅崇兰说，城市病的解决不能丢掉社会力量。

李迅亦表示，大城市的磁力太强，应该形成反磁力点，即分散功能，在周边区域形成城市副中心。这一点在“十二五”纲要中也得到了体现，纲要提出“要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