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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深植本土文化，台湾教改如何？201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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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应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之邀访台，参访了政府、学校、NGO、教育研究院等各类组织，与许多人交流，对台湾的教育和教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台湾的教育发展和变革先于大陆，是最便于我们认识比较的。为此，不惮其繁、不顾优美，将我了解到的一些细节记录下来，在此交流分享。 教师地位和偏乡学校 由于大陆的教育公平和教师待遇是重大问题，所以我对每一个台湾同行都要提问：教师和公务员的待遇哪个更高？答案是明确而一致的：当然是教师！不但薪资高，还有两个假期，教师成为比公务员更受青睐的职业。 教师资格考试也比公务员难得多，必须修满146教育学学分，包括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教育行政、教育心理学等必修科目，以及修满教育学分（大五实习一学期）。资格考之后还要参加教师甄考，只有通过甄考才能成为正式教师，否则只能是临时教师。由于出生率和学生数下降，教师缺额较少，因而甄考的录取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与大陆不同，台湾的教师没有严格的考核、分等，没有职称评定、没有特级教师、没有升学率评价，的确是靠良心干活。工资的差异仅在于本科、研究生学历起薪不同，以后增加的主要是年资工资。早就知道台湾的“军公教”成为高待遇的社会群体，原因却不得其详。此次听说，1949年国民党来台后，鼓吹师范教育是“精神国防”，因而视军公教为同等重要。另一说军公教的“特权”是70年代之后，为加强文化建设而建立的。军公教待遇过高已经引起“民愤”，最突出的是所谓“十八趴”待遇——军公教人员在公办大银行存款，可享有年利率18%的优惠收益，以及退休金畸高，已经纳入改革议程。 参观了若干所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台湾称为偏乡学校，与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台东县的电光国小都是阿美族的学生，全校6个年级共23名学生，12名教工，教师却并不超编。因为他们不是按生师比而是按1:1.6的班师比配备教师的，6个班配9名教师，作为学校“标配”的校长、校工、护士3人不占编制。经费拨款也是按班级数而非学生数，一个班是无论学生多少，下拨经费是一样的。学生班额为15人，如16人则须拆分为两个班。所有学校均为独立法人，有独立的财政账户。教师一周16节课满工作量，校长满4年流动，最多可有两个任期。 还有一类特偏的偏乡学校，教师每月可有3000元定额的补贴。特偏学校的标准是学校不在公路线上、5公里内没有公交车站。乡村教师能否调入城市按积分计算，在乡村任教时间越长积分越多。
电光国小的学生表演阿美族的民族音乐 → 电光国小的教室 偏乡学校既不差钱也不缺人，所以学校虽小但生机勃勃，校园文化丰富活泼，是小而优、小而美的典范。为了保存少数族裔的民族文化，偏乡学校开设每周一小时的“乡土语言课”，教授闽南话、客家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目前台湾的人口结构，本省人（说闽南话）约70%，外省人（说国语）12%，客家人（说客家话）15%，原住民（说民族语言）3%。在台北的地铁，也用国语、闽南话和英语三种语言报站。 ← 国民小学闽南语、客家语课本 无论城乡，台湾的国小都各具特色，相当生动活泼。高雄荣光国小的校本课程是“桥艺帆船”，桥牌和帆船，小学生在著名的爱河编队泛舟，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小学生的“三好”标准是星云法师倡导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参观了佛光山才知道，这是他们依据“人间佛教”理念施行的一个教育项目。 → 高雄市荣光国小的学生在爱河泛舟 促进教育公平的新举措是由暨南大学、辅仁大学发起，目前在全台20所大学举行的“数位学伴”计划：一位在校大学生陪伴一位偏乡学生，每周2小时在线交流，每年见一次面，口号是“用生命陪伴生命”。计划实施经费由教育部提供。这一项目的价值和操作性都令人赞赏。 关于“十二年国教” 此次访问之时，台湾十二年国教（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高中免费、免试入学）已实施两年，“实验三法”已通过一年，台湾的教育改革处于十分活跃的阶段。 实施十二年国教，从实施前在义理层面的激辨，到实施后围绕划片和入学方式的矛盾，现在似乎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围绕十二年国教的争论，振铎学会的丁志仁称为是“均优派”与“选秀派”的矛盾：高中阶段的教育价值究竟是重在均衡优质资源，还是选拔优秀学生？应当淡化还是维系建国中学、北一女中之类名校的选优功能？这其实是推进教育公平过程中最为困难的“公平与优秀”的矛盾。均优派的主张并不是反对优秀，而是主张分散优秀，让优秀学生分布在更广大的群体中。这一主张有实证研究的支持。 PISA2006的研究报告、以及原宜兰高中校长（后宜兰县教育处长）吴清庸的研究结论，论证了学生过早分层会产生两个后果：加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学生整体的学业水平会降低。因为好学生与中等生在一起，环境的高期望激励，会使好学生表现更好，同时带动中等学生进步；而在优秀学生扎堆的环境中，只有前5%-10%的学生能够继续保持优秀，其余的则被比下去了，学业表现甚至不如普通中学。国教院的研究也显示，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所在地域超过了教师、校长、课程等学校教育的因素。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原理，在欧美国家还是我国大陆都是如此。 据介绍，2015年台湾的高中学校总数为500校，其中公立292校（占58.4%）、私立208校（占41.6%），高中阶段在校生72.1万人，就读普通高中、职业学校、综合高中的分别占43.12%、47.85%和9.03%。实行十二年国教后，高中采取多元入学方式招生，以免试为主，要求占到75%以上，此外，还有特色学校等入学渠道。担忧的观点，认为取消高中阶段的精英教育会降低社会竞争力，或者认为精英教育并不会真的消失，而是转移到了私立学校。改革派的批评，是除了入学方式的变革之外，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尚未出现。最近，政府新制定的课程纲要总纲已经发布，核心价值包括：全人教育，注重五育均衡发展；素质导向，重视“核心素养”的形成；推动小学、初中、高中课程的连贯统整；弹性活力，强化校本课程发展；多元适性，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适性学习，等等。 著名企业家、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的创始人严长寿认为，十二年国教应该教的就是“做人”和“做事”这两件事。做人的能力包括公民基本素养，自律的能力，明辨是非、不被他人驾驭的思辨能力，以及人文艺术涵养和审美能力。做事的能力指向就业，分为学术、技术、艺术三种取向，循个人的禀赋和性情而无高下之分。他主持的均一学校、华德福学校、推广均一教育平台（将可汗学院的内容中文化），致力于“打造一个安全、快乐、多元的学习环境，以自我领导力教育来启发每一个孩子发挥个人天赋，成为有热忱、有自信、独立自主、具备完整生活技能、对社会有正面价值的世界公民。”他对帮助偏乡的少数族裔儿童“翻转”命运极为用心，有一些独到的设计。 台东均一华德福学校的学生在参加劳动 实验教育渐入佳境 从1994年呼吁教育改革的“四一O”大游行开始，台湾的教改和各种教育议题主要是由“教育社运”所推动引领的。民间教育团体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从“催熟议题”到改变政策。他们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不能就教育谈教育，教育的公平正义不可能在教育内部达成，必须推进外部因素的改变。例如关于教育经费的分配正义，推动建立公开透明的程序和机制。最终，2000年在行政院设立“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确定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及分配办法；教育部设立“教育经费分配审议委员会”，具体分配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教育部的这一委员会由政府官员、教师团体、家长团体、学生代表等组成，最多为18人。由此，教育资源配置超越了“黑箱操作”，被纳入公开化、民主化的程序。 2014年11月，立法院一次性通过“实验教育三法”：《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公办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委托私人办理条例》，是另一个实质性的教育进步。立法的总则是“为鼓励教育实验与创新，实施学校型态实验教育，以保障人民学习及受教育权利，增加人民选择教育方式与内容之机会，促进教育多元化发展。”非学校形态的教育实验主要指“在家上学”（homeschool）的类型，比较容易理解。按参与的人数，分为个人、团体（学生3~30人）、机构三种。 公办或私立学校办理学校型态实验教育，从申请、审议、学生权益保障、许可、评鉴、监督及奖励、评鉴结果不善之处理等，有一整套管理制度。主管机关可指定所属公立学校开展学校型态实验教育，学校数为同一教育阶段总校数的5%，最高可达10%。立法赋予实验学校极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规定这些学校“于实验规范之范围内，得不适用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及其相关法规之规定。”公办中小学委托私人办理，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委托有理念的教育家管理公办学校，类似美国的“特许学校”（chartschool）、英国的“自由学校”（freeschool），学校的公办属性不变，政府全额拨款，但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这与大陆所说的“委托管理”、公私合作很相似，都是通过政府放权，激活公办学校的活力，增加教育的选择性、多样化和提高教育质量。 “实验三法”的通过，使体制外的教育实验得以合法化，并出现了举办实验教育的热潮。事实上，台湾早已有公办民营（称为BOT）的学校，如慈心华德福学校等；还有一些被称为“理念学校”、“另类学校”的实验学校，如种籽学苑、雅歌实验小学、森林小学、全人教育实验中学等等，现在都可以正名和合法化。振铎学会举办的“六年制学程”是典型的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导师带着一二十个孩子开展游学、跨学科的主题式学习，现已获得“完成实验教育证明，准予考大学”的核准。 “六年级学程”的学生在参加会议服务 道禾教育基金会曾国俊举办的道禾学校，是一所极具创新性、实验性的学校，致力于打造以东方美学、华人文化为主、“最中国”的教育。学校的设计把艺术之美、生活之美铺陈在整个校园，让所有孩子都能接触到美，感受到温暖和关爱。其课程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套装知识”，即语言、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学习；另一类是经验知识，通过山水课程、节气课程、六艺课程等展开。六艺课包括书道、水墨、剑道、弓道、武术、茶道、器乐（古琴、二胡、直笛、阮）、工坊课（金工、木工、染织、造纸、制书、陶艺）、身体美学等。 在道禾学校，小学毕业要登上3800多米的玉山，跋山涉水走四天三夜；初中毕业要走10天雪山，高中则要求全班合力造一条船，然后坐自己造的船出海，称为“山-海-关”课程。道禾的老师，都要会古琴、通茶道、花道，具有中国文化的涵养。道禾还创办面向公众的六艺文化馆，打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推进师生、家长共学的学习实践。道禾基金会与李亚鹏的书院中国基金会合作，已经在北京顺义建立了培德书院，并将在南京、深圳等地建立道禾学校。 新竹的道禾实验学校 “神农计划” 在台湾城乡，可以明显感受人们对有机农业、绿色食品、本地农产品的关注，许多学校和基金会开展农业教育项目，培养儿童对自然、环境、农业、食品的认知和态度。 中兴国小的学生在校田学习插秧 教师工会实行的“麦田见学计划”，是让教育融入各地产业资源，通过实际的农作体验“在地生产，在地消费”，认识缩短食物里程的真谛，其实是一种环境教育。台湾好基金会在苗栗县开展的“神农计划”，将学生的营养午餐换为有机蔬菜，建立每校一亩“校田”，在学校开展土地教育，包括环境、农业、饮食等课程。孩子们脚踩泥土，制作堆肥，体验採摘、学习烹饪，体验小农夫的生活。在苗栗县的中兴国小，我和小学生一起下田插秧，重温了当年在上海读中学时下乡劳动的体验。我意识到，这种劳动教育、农业教育、环境教育就其价值而言，具有一种生命教育的内涵，如同栽培秧苗那样，通过建立人与土地、自然的联系，在孩子心中栽培本土的文化体验和生命感知，意义十分深远。 在地和在地化，是台湾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本土化、在地化，对农业、自然农法、有机农业的关注，显示了一种亲近土地和自然、基于本土的发展理念。如同可持续发展、无核化诉求和“福留子孙”的教育愿景，它对应的是后工业社会“绿色和平”的社会理想。 杨东平：教改20年，台湾教育步入正轨www.jyb.cn 2014年05月27日 作者：杨东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年前，1994年4月10日，社会各界要求教育改革的大游行，被视为台湾教改的起点。20年后实地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感到台湾教育虽然与大陆有相似的背景和一些相似的问题；但就教育的整体面貌、教育治理和公共政策而言，已经大不相同。台湾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在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完成。 由教育行政体制独任治理的传统已成过去，在台湾，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大学教授活跃在各个NGO之中，公办学校的老师同时是教师会的成员，政府官员、教师、家长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治理，已经形成学校行政、家长会、教师会三足鼎立的常态。 大陆最为重视的教育公平议题，如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教师队伍待遇、小升初择校等等，在台湾已经获得制度性的解决。教师与军人、公务员一起，历来属于享受优惠待遇的“军公教”群体。“偏乡教育”（农村教育）受到应有的对待，农村小型学校的调整撤并有严格的程序和评价方式。我们所到的南部乡村学校，基本都是100个学生左右的小规模学校，学校设施完好、教师配备充裕。原住民的山区学校、离岛学校，教师工资标准比普通学校要高2%~10%。 最能反映治理现代化的，是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回应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诉求，教育体制具有很好的吸纳性、弹性和柔性，各种政策、规定、立法是可以商量和改变的。社会组织的主要参与方式，就是与时俱进地推动各种教育修法。典型如在公办学校之外、实行不同教育理念的“另类学校”的合法化，以及通过“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的修法，将“在家上学”合法化。 政府的教育责任不仅体现在“十二年国教”，也体现在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台湾的幼儿园实行学前一年免费，对经济弱势家庭每年补助1.2万元台币（约合2400元人民币）。对占总数约5%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经甄别实行特殊教育，学校有专门的教师编制和预算。对占学生总数15%~25%的“学困生”，由政府提供经费实行课后补习。遍布台湾城乡的“社区大学”，在教改运动中应运而生，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成人学历和非学历教育不同，是一种社会教育，旨在通过“知识解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社区营造，其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财政。 当年“4·10 大游行”提出的4个基本诉求，“广设高中大学”早已实现，2300万人口的台湾，今天有175所高等学校，录取分数不断降低，出现所谓“考不上大学也难”的局面。“实行小班小校”的诉求也早已实现，法律规定小学的班额不得超过29人。第三个诉求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包括重视个体参与、强调个体差异、尊重各族群的主体性，改善教育品质，增加民众的自由选择。第四是“制定教育基本法”。应当说这些目标已大致实现，当年“教育松绑”的吁求也已基本实现。 我们在台期间，台湾的政治大学完成了新一轮校长遴选；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遴选也刚刚完成，显示这一制度已经平稳和成熟化。基本程序是由相关人士组成“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从初选的多名候选人中经评鉴最后入围3名，进行几轮的公开演讲和教师投票，胜出者报“教育部”批准当选。 对教改成败，黄武雄先生的评价是：有成有败，成多于败。问题主要是在扩大教育机会、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政府的承担不够，落入了经济主义的市场化轨道，2/3的高等学校是私立学校。而学者和民间对台湾“教改乱象”的批评，集中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如取消联考制度后新的入学选拔制度的设计；取消中考实行“多元入学方案”产生的问题；实行“师资多元化”导致的教师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推行“建构式数学”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实行“十二年国教”可能对职业教育、高中精英教育产生的影响，等等。 在“均优学习论坛”上，前“教育部长”、心理学家黄荣村教授，以几次国际评鉴的结果说明教改并没有降低台湾学生的学力。按照2012年PISA测试的结果：台北数学第四，阅读第八；但是，学生的作业时间和课外补习的时间不到上海的一半！黄荣村教授认为，面对信息化时代和国际竞争，教育改革仍应加快；但近年来台湾社会逐渐习于安逸，改革步伐大不如前。此外，是改革的方法论，即教育改革的不确定性：许多局部合理的政策，最终导致并不合理的结果，这恐怕是对复杂系统的改革，人类理性的局限所致吧。（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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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2016-06-03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806.html
4月下旬,随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等5个教育NGO的代表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和社会组织,将感悟和心得发表于此,与各位分享。 20年前,1994年4月10日社会各界要求教育改革的大游行,被视为是台湾教改的起点。 20年后实地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感到台湾教育虽然与内地有相似的背景和一些相似的问题;但就教育的整体面貌、教育治理和公共政策而言,已经大不相同。行前我们讨论过“410大游行”的主要推动者黄武雄先生所著《台湾教育的重建》。这的确是一种重建,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是在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以我们参加的“均优学习论坛”为例。 论坛由“国家教育研究院”、地方政府教育局以及教育类NGO共51个单位共同举办,共设置了42个议题,今年是第五届。位于新北市三峡区的“国教院”风景优美、设施完好,居然与NGO共同举办论坛,免费提供会议场所和住宿,实在是超越我们经验的。 事实上,由教育行政体制独任治理的传统已成过去,这里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大学教授活跃在各个NGO之中,公办学校的老师同时是教师会的成员,政府官员、教师、家长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治理,已经形成学校行政、家长会、教师会三足鼎立的常态。我们遇到的校长、幼儿园园长,无不十分自信地侃侃而谈,对学校共同经营的架构和自己的职能角色十分明白。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 论坛的议题,除了“PISA国际教育评比的迷思”,“走向网络时代的学习”、“芬德教改对台湾的启示”、“中台教育流变”等较宏观的话题;多为涉及教学、课程、教育实验的微观议题,如“维基百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应用”、“教师的灵性与情绪增能”、“法国小孩不考选择题?”“家长自主教育与实验教育”、“自学与共学教育”、“课后照顾玩英语”等等。 还有一些是台湾独特的话题。台湾从今年9月起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称“十二年国教”,成为当前重大的教育议题。由于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和新娘已在人口构成中占有相当比例,因此出现了“台湾的东南亚教育”的议题。而“大学退场解决之道”、“以公民行动推动校规修改”、“十二年国教与社大平台”等议题,显示的是台湾教改的社会参与维度。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 大陆最为重视的教育公平议题,如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教师队伍待遇、小升初择校等等,在台湾好像不是问题,已经获得制度性的解决。 教师与军人、公务员一起,历来属于享受优惠待遇的“军公教”群体。“偏乡教育”(农村教育)受到应有的对待,农村小型学校的调整撤并有严格的程序和评价方式,分为“一般指标”和“特殊性指标”两部分,后者包括“是否原住民学校”、“该乡镇只有一所小学”等,具有重要影响力。 我们所到的南部乡村学校,基本都是100个学生左右的小规模学校,学校设施完好、教师配备充裕。原住民的山区学校、离岛学校,教师工资标准比普通学校要高2%~10%,对于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 最能反映治理现代化的,是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回应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诉求,教育体制具有很好的吸纳性、弹性和柔性,各种政策、规定、立法是可以商量和改变的。 社会组织的主要参与方式,就是与时俱进地推动各种教育修法。典型如在公办学校之外、实行不同教育理念的“另类学校”的合法化,以及通过“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的修法,将“在家上学”合法化。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 政府的教育责任不仅体现在“十二年国教”,也体现在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 台湾的幼儿园实行学前一年免费,对经济弱势家庭每年补助1.2万元(约合2400元人民币)。对占总数约5%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经甄别实行特殊教育,学校有专门的教师编制和预算。对占学生总数15%-25%的“学困生”,由政府提供经费实行课后补习(每周三次,每次两节课),对学生免费,叫做“补救教育”。 遍布台湾城乡的“社区大学”简称“社大”,是在教改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成人学历和非学历教育不同,是一种社会教育,旨在通过“知识解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社区营造。社大的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财政。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 人们最关注的是台湾教改20年成败与否的评价。 当年“410大游行”提出的4个基本诉求,“广设高中大学”早已实现,今天的现实是2300万人口的台湾,有175所高等学校,录取分数不断降低,出现所谓“考不上大学也难”的局面。“实行小班小校”的诉求也早已实现,法律规定小学的班额不得超过29人。 批评者认为这并非政府善治,而是由于“少子化”的现实。可是,在中国内地同样少子化的过程中,“小班小校”的目标从没有出现;相反,各地致力于集中规模办学,乃至打造巨型学校、“航空母舰”!第三个诉求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包括重视个体参与、强调个体差异、尊重各族群的主体性,改善教育品质,增加民众的自由选择。第四是“制定教育基本法”。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 应当说这些目标已大致实现,当年“教育松绑”的吁求也已基本实现。 我们看到的台湾教育,已经实现了“正常化”:政府、学校、老师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同时,也已经实现了教育治理和教育价值层面上的现代化,学校实行的学生为中心、善待儿童的教育,废除了体罚。 随着实现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联考制度等等,中小学的教育环境已经比较宽松,出现丰富多彩的教育实验和多元化的教育格局,小学基本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比较生动活泼,课外补习主要是在初中以上阶段。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 就在我们在台期间,台湾的政治大学完成了新一轮校长遴选;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遴选也刚刚完成,显示这一制度已经平稳和成熟化。 基本程序是由相关人士组成“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从初选的多名候选人中经评鉴最后入围3名,进行几轮的公开演讲和教师投票,胜出者报“教育部”批准当选。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一:近看台湾教改 对教改成败,黄武雄先生的评价是有成有败,成多于败。 问题主要是在扩大教育机会、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政府的承担不够,落入了经济主义的市场化轨道,三分之二的高等学校是私立学校。而学者和民间对台湾“教改乱象”的批评,集中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如取消联考制度后新的入学选拔制度的设计;取消中考实行“多元入学方案”产生的问题;实行“师资多元化”导致的教师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推行“建构式数学”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实行“十二年国教”可能对职业教育、高中精英教育产生的影响——高中实行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淡化高中的明星学校;快乐教育可能降低学业水平;教科书开放导致的混乱情况等等。 在“均优学习论坛”上,前“教育部长”、心理学家黄荣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教改与学力的恩怨情仇”,以几次国际评鉴的结果说明教改并没有降低台湾学生的学力。对此,不妨补充2012年PISA测试的结果:台北数学第四,阅读第八;但是,学生的作业时间和课外补习的时间不到上海的一半! 黄荣村教授另外的重要判断,是关于台湾教改的社会悖论:右派社会(低税收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和左派理想(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平);近年因分配正义恶化,左派思想抬头,对大学谋求多元卓越发展不利。 他认为面对信息化时代和国际竞争,教育改革仍应加快;但近年来台湾社会逐渐习于安逸,改革步伐大不如前。此外,是改革的方法论,即教育改革的不确定性:许多局部的合理的政策最终导致不合理的结果,这恐怕是对复杂系统的改革,人类理性的局限所致。 此行的一个重要成效,是两岸教育改革的民间力量得以携手,树立了明确的信念:教育,两岸共同的未来!
杨东平：台湾教改20年反思2014-08-08
● 杨东平 (进入专栏)
台湾的教育改革运动以1994年的“四一〇大游行”为起点，今年正好是20年，两岸都有一些纪念。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读书会，研读了“四一〇”教改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黄武雄所著《台湾教育的重建》，是对台湾教改运动的记录和解读，其中《希望的火花来自民间》，是“四一〇”教改运动的宣言，其余是对各项教改诉求的方案论证，以及十年之后对这一运动的评价反思。4月下旬，我随北京教育NGO的代表团实地考察，对台湾教育重建的进程和成效有了更为真切的实感。 台湾的社会转型是从1987年“解严”开始的，到1994年已经有六七年时间。这个过程本身深具意味，正如黄武雄所言：当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转型到来时，教育仍然是最滞后、最边缘的议题，其他的各种议题——政治的、司法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都更具有优先性。议题滞后或许也有好处，就是有更充分的理论准备、更成熟的社会运动经验。“四一〇大游行”是一种“揭竿而起”的社会动员，将变革教育的议题强烈地推到全社会面前。其要冲决的首先是威权主义的教育桎梏，“教育松绑”是“走出戒严”的社会转型在教育领域的表达。当时对台湾教育问题的批判，多针对政府的集权管控。一是升学主义，片面追求文凭、学历，导致了学业负担过重。二是管理主义，行政凌驾于教育之上，教师和学校缺乏专业自主性和尊严，威权主义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自上而下地进入学校，背离了儿童教育的目标。三是粗廉主义，廉价的、大批量生产，大班大校而不关注教育品质，使学校沦为教育工厂。“四一〇”教改运动的四个具体诉求，分别是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前后两个并不在一个层面。“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包含了重视个体发展，扩大教育机会、尊重多元文化，保障弱势群体等社会主义的内容。 理解台湾教改运动的关键，是政府和民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机制。“四一〇”教改运动的诉求迅速成为全民共识，其直接结果是“行政院”组成了由李远哲领衔的“教育改革评议会”，制定具体的教育改革方案。1996年李远哲教改总报告提出的“五大方向”是：教育松绑，带好每一个学生，畅通升学管道，提升教育品质，建立终身学习社会。主要理念是通过对教师、家长、学生的赋权，实现教育松绑和教育民主化。“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表述为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国际化。这与民间的教改诉求是大致一致的。随后教改进入由教育部实施的过程，一系列教改项目的拨款执行，台湾教育开始进入了“重建”的阶段。 在台湾教改运动中，官民两个群体在共同推进，负责操作和实施的是行政院和历任教育部长，包括郭为藩、吴京、林清江等等，理念倡导则以黄武雄、史英、丁志仁等民间教育家为主。台湾的教改从民间开始，而且有清晰的教育哲学和明确的教育主张，它主要来自黄武雄。黄武雄是台湾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同时也是教育研究者、作家，社会运动领袖。他很早就对教育有深入的研究，《童年与解放》是讨论儿童哲学的，《学校在窗外》顾名思义，体现了他对学校教育全新的思考。2000年后出版的《台湾教育的重建》，则是对台湾教改运动实践的总结和反思。 一场实质性的教改运动必须有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教育现代化的真切理解，而不是短期热点的追逐应对。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黄武雄秉持人本主义教育哲学，强调人本身就是目的，不能被任何人当作工具。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创造未来的世界而不是复制我们的过去。因而，与集体主义、精英主义、人力规划、上智下愚这样的观念抗衡，他强调个体发展，重视个别差异，教育是以每一个人为本，而不是以少数人为本，是通过个人的自由选择获得最大内在发展。他在反对知识的片面化、工具化和功利化、反对教育成为驯化学生的过程的同时，明确反对人力资源规划，反对人为的强制分流，强调“适才适性”，让人充分的生长，成为你自己应有的面貌。这就是“实行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背后的价值基础。 基于自由教育的理念，黄武雄首先倡导使儿童免除压力和恐惧的教育，他创办的民间组织“人本教育基金会”，以反对体罚学生，倡导 “不打孩子的教育”而闻名，取得明显实效。同时，他对儿童教育哲学做出自己的构建。在《童年与解放》里，他解析了儿童的两种能力，一种是“自然能力”，是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需要做的是保护儿童的这种能力。另一种是“文明能力”，主要是抽象思维的能力，是需要后天培养和发展的。黄武雄他们举办的“森林小学”，是最早实施自由教育的“另类学校”，在岛内享有盛名。基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黄武雄对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非学校化教育，“自主分权主义”、去中心化，离散化、分众化，本土化与世界化等价值的倡导，使得学校社区化成为正式的教育方针。遍布台湾城乡的“社区大学”(简称“社大”)，也是在教改运动中由黄武雄所倡导推动的，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成人学历教育和老年大学不同，旨在通过“知识解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社区营造。他引用“歌声歇处已斜阳，犹有残花隔院香”这样的诗句，比喻多元文化的概念。 台湾教育改革的路径设计，则是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是在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从而使教改不再是教育内部的自我完善。黄武雄认为，教育改革的议题很多，但必须关注释放学生心智，发展下一代想象力这样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不能迷失方向。同时，要关注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即通过改善教育环境来解决教育问题。黄武雄提出两个“代替”：以“开放—鼓励—发展”代替“封闭—限制—计划”的管理机制;以“自主—监督”代替“集权—管制”的官僚化体制。通过权力下放，促进中小学社区化;通过师资开放，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通过教师自由化，发展学校和学生自主的文化。 20年来的教改实践，台湾实行的教育改革措施非常之多，比较重大的如1990年推出国中(初中)毕业生自愿就学方案，废除高中考试，以减轻升学压力;2001年联考制度改革，即高考制度改革，实行多元化多渠道入学;放开对教科书的垄断，实行教科书多元化;实施九年一贯制课程;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开展的课程改革;中小学社区化改革，将资源、权力下放到学区，社区和家长共同参与学校建设;师资的多元化和自由化，教师资格完全放开，赋予教师充分教学自主权，从而遏制教师反向淘汰的现象;将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还有实行综合高中的改革，学习美国的做法，在高中阶段把学术型和职业型合为一体;尊重和保护原住民文化等等。 究竟如何评价台湾教改的成效，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近些年来台湾社会对“教改乱象”的批评不绝于耳。如“教改愈改愈乱，教育危机愈陷愈深”，“大学过度扩充，高教品质日益低落”，“各种眼花缭乱的教改方案，使得莘莘学子的黄金岁月变为惨绿”等等。一个旁注是教育部长十年间换了6位，平均任期不到两年。2003年7月，台大心理系黄光国教授发起、百余位教授组成的“重建教育连线”发布《终结教改乱象，追求优质教育》宣言，使社会对教改运动的批判达到高潮。 在不同国家，教改总是成为众矢之的，首先是因为教育自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解决实际问题比提出问题要艰难得多。舆论对教改的批评集中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推进上，有些措施在未有足够配套措施前贸然实施，有些引进的国外制度和理念产生“南橘北枳效应”，有些举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部分问题，制造更多问题”。如教科书多元化造成了家长教育费用增加;快乐教育可能降低学业水平;推行“建构式数学”或对学业成就有不利影响;取消联考制度后新的入学选拔制度，出现花费增加，“多元入学”成为“多钱入学”;实行“师资多元化”导致教师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等等。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政党轮替中教改成为蓝绿政治互相攻击的靶子，放大了教育问题。对教改成效，黄武雄自己有一个基本评价：有成有败，成多于败。以我们外部人的观察，应当说总体而言，台湾的教育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我们看到的台湾教育已经实现了“正常化”：政府、学校、老师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学校实行以学生为中心、善待儿童的教育，废除了体罚。小学基本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比较生动活泼。随着实现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联考制度等等，中小学已经出现比较宽松的环境，丰富多彩的教育实验和多元化的教育格局。虽然初中以上还有课外补习，学生学业压力大仍备受批评;但与中国大陆的现实已不可同日而语。以2012年OECD组织的PISA测试为例，上海蝉联冠军，前10名主要是日本、韩国、台湾、澳门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台北的成绩是数学第4名，阅读第8名，;但是，台北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只有上海的1/2!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教改的成效。 政府的教育责任非常明确。大陆最为重视的教育公平议题，如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教师队伍待遇、小升初择校等等，在台湾已经不是问题(台湾学者问我们什么是“小升初”)。教师与军人、公务员一起，历来属于享受优惠待遇的“军公教”群体。“偏乡教育”(农村教育)和教师受到良好的对待。除了义务教育，对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的公共服务也很到位。台湾的幼儿园实行学前一年免费，对经济弱势家庭每年补助1.2万元(约合2400元人民币)。对占总数约5%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经甄别实行特殊教育，学校有专门的教师编制和预算。对占学生总数15%-25%的“学困生”，由政府提供经费实行课后补习(每周三次，每次两节课)，对学生免费，叫做“补救教育”。 与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同步，教育民主化的成效最为明显。由教育行政体制独任治理的局面已成过去，体制内外的区分已经相当模糊，大学教授活跃在各个NGO之中，公办学校的老师同时是教师会的成员，政府官员、教师、家长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治理，已经形成学校行政、家长会、教师会三足鼎立的格局。我们遇到的校长、幼儿园园长，无不十分自信地侃侃而谈，对学校共同经营的架构和自己的职能角色十分明白。我们参加了由“国家教育研究院”、地方政府教育局以及教育NGO联合举办的“均优学习论坛”，“国教院”居然与NGO共同举办论坛，免费提供会议场所和住宿，实在是超越我们的经验的。就在我们在台期间，台湾的政治大学完成了新一轮校长遴选;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遴选也刚刚完成，显示这一制度已经平稳和成熟化。基本程序是由相关人士组成“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从初选的多名候选人中经评鉴最后入围3名，进行几轮的公开演讲和教师投票，胜出者报“教育部”批准当选。最能反映治理现代化的，是教育体制具有很好的吸纳性、弹性和柔性，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回应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诉求，各种政策、规定、立法是可以讨论和改变的。典型的例子，是对公办学校之外、实行不同教育理念的“另类学校”平等对待。去年8月，台湾已经修改立法，把“在家上学”(Home schooling)作为“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加以合法化。 当年“四一〇”教改运动提出的四大目标已经实现。时过境迁，有些已经走向反面。“广设高中大学”是最受非议的。今天的现实是2300万人口的台湾，有175所高等学校，其中三分之二是私立学校，民间的说法是“想要考不上大学也难”。同样，批评者认为“小班小校”的实现并非政府善治，而是由于“少子化”的现实。但是，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内地同样少子化的过程中，“小班小校”的目标至今没有出现;相反，各地致力于撤并学校，集中规模办学，乃至打造巨型学校、“航空母舰”! 教育改革是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台湾教改成效的不同认知，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团在教育价值、发展观上的深刻分歧。《台湾教育的重建》中最富启迪的，是以台湾教改为案例，对改革的“动力学”的揭示。黄武雄分析了教改中的左右翼思潮。左翼主要是民间教改力量所代表的社会大众，关注社会公正，强调政府的教育责任，依从的是后工业社会的民主主义价值，视高等教育机会为一种基本权利，认为“获得公平的权利”甚于“追求卓越的自由”。右翼是官员、教授、专家等精英集团，秉承精英主义价值，认为人天生有高低差异，因而有阶级分工，他们反对教育机会均等化，主张通过竞争分配教育资源，实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讽喻民间教育人士是“对教育一知半解的门外汉”，“以‘反专业、反精英、反权威’为主轴”，具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色彩。他们反对“以生活为中心”的教改价值，主张教育的“优质化”。可见，在反对威权的“教育松绑”阶段，左右翼的立场一致;但在教改的政策设计和路径选择上出现了主张社会正义与自由放任两条对立的路线。改革的现实是政府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路线，通过减少政府开支、举办私立教育来实现教育大众化，教育机会虽然扩大了，但老百姓的教育支出更高，背离了教改运动主张社会正义的价值。
公共政策的实际走向，不仅源自理念。台大社会学教授何明修分析，教改从人本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是三种因素的作用。首先，“四一〇”教改运动在社会动员上的先天不足，用人本主义的温和诉求吸引广泛的公众参与，造成改革群体“同床异梦”的现实;“教育松绑”的主张本身包含了反对政府干预的内涵，存在导向自由主义的可能性。第二，李远哲领衔的教改报告采取“专业分工”的政策审议模式，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和官员被指派处理资源分配议题。第三，官僚体制的“政治收编”，选择性执行教改会诸建议，优先推用低成本的市场化方案。此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政治思潮的影响也不可否认。市场派学者与官僚系统的合谋，转移了社会正义的改革诉求。 在“均优学习论坛”上，实际主持过教改的前“教育部长”、心理学家黄荣村教授的发言，也主张教改“成多于败”。他以几次国际评鉴的结果说明教改并没有降低台湾学生的学力。他揭示了另一种改革悖论，即“左派理想”和“右派社会”冲突：台湾社会基本制度是低税收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教改理想却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平，是与这一经济基础脱节的。他认为近年来由于分配正义恶化，导致左派思想抬头，对教育谋求多元卓越发展不利;担心台湾社会逐渐习于安逸，改革步伐大不如前。关于改革的成败评价，黄荣村还提到关于改革的方法论，教育改革的不确定性、测不准原理：许多局部合理的政策(locally stable)，最终导致不合理的结果(globally unstable)。这恐怕是对复杂系统的改革，人类理性的局限吧。 台湾的教育改革仍然在路上。今年秋季实行的“十二年国教”成为新的争议焦点，因为它将触及那些“明星高中”，继续淡化精英教育的价值。显而易见，同根同源的大陆教育与台湾有很大的相似性;大陆可资借鉴汲取的经验和教训良多。同时，两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迥异，大陆教改不仅缺乏社会运动和社会动员机制，从而缺乏改革共识和理想共识，需要探索完全不同的改革机制;在经济主义的发展框架中，事实上也走向了低成本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教育，是两岸共同的未来;重要的是两岸的民间教改力量已经携起手来。 台湾游学纪行之一 近看台湾教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2e78y.html
按：4月下旬，随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等5个教育NGO的代表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和社会组织，
将感悟和心得发表于此，与各位分享。
20年前，1994年4月10日社会各界要求教育改革的大游行，被视为是台湾教改的起点。20年后实地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感到台湾教育虽然与内地有相似的背景和一些相似的问题；但就教育的整体面貌、教育治理和公共政策而言，已经大不相同。行前我们讨论过“410大游行”的主要推动者黄武雄先生所著《台湾教育的重建》。这的确是一种重建，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是在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以我们参加的“均优学习论坛”为例。论坛由“国家教育研究院”、地方政府教育局以及教育类NGO共51个单位共同举办，共设置了42个议题，今年是第五届。位于新北市三峡区的“国教院”风景优美、设施完好，居然与NGO共同举办论坛，免费提供会议场所和住宿，实在是超越我们经验的。事实上，由教育行政体制独任治理的传统已成过去，这里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大学教授活跃在各个NGO之中，公办学校的老师同时是教师会的成员，政府官员、教师、家长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治理，已经形成学校行政、家长会、教师会三足鼎立的常态。我们遇到的校长、幼儿园园长，无不十分自信地侃侃而谈，对学校共同经营的架构和自己的职能角色十分明白。 论坛的议题，除了“PISA国际教育评比的迷思”，“走向网络时代的学习”、“芬德教改对台湾的启示”、“中台教育流变”等较宏观的话题；多为涉及教学、课程、教育实验的微观议题，如“维基百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应用”、“教师的灵性与情绪增能”、“法国小孩不考选择题？”“家长自主教育与实验教育”、“自学与共学教育”、“课后照顾玩英语”等等。还有一些是台湾独特的话题。台湾从今年9月起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称“十二年国教”，成为当前重大的教育议题。由于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劳工和新娘已在人口构成中占有相当比例，因此出现了“台湾的东南亚教育”的议题。而“大学退场解决之道”、“以公民行动推动校规修改”、“十二年国教与社大平台”等议题，显示的是台湾教改的社会参与维度。 大陆最为重视的教育公平议题，如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教师队伍待遇、小升初择校等等，在台湾好像不是问题，已经获得制度性的解决。教师与军人、公务员一起，历来属于享受优惠待遇的“军公教”群体。“偏乡教育”（农村教育）受到应有的对待，农村小型学校的调整撤并有严格的程序和评价方式，分为“一般指标”和“特殊性指标”两部分，后者包括“是否原住民学校”、“该乡镇只有一所小学”等，具有重要影响力。我们所到的南部乡村学校，基本都是100个学生左右的小规模学校，学校设施完好、教师配备充裕。原住民的山区学校、离岛学校，教师工资标准比普通学校要高2%~10%，对于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最能反映治理现代化的，是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回应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诉求，教育体制具有很好的吸纳性、弹性和柔性，各种政策、规定、立法是可以商量和改变的。社会组织的主要参与方式，就是与时俱进地推动各种教育修法。典型如在公办学校之外、实行不同教育理念的“另类学校”的合法化，以及通过“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的修法，将“在家上学”合法化。 政府的教育责任不仅体现在“十二年国教”，也体现在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台湾的幼儿园实行学前一年免费，对经济弱势家庭每年补助1.2万元（约合2400元人民币）。对占总数约5%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经甄别实行特殊教育，学校有专门的教师编制和预算。对占学生总数15%-25%的“学困生”，由政府提供经费实行课后补习（每周三次，每次两节课），对学生免费，叫做“补救教育”。遍布台湾城乡的“社区大学”简称“社大”，是在教改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成人学历和非学历教育不同，是一种社会教育，旨在通过“知识解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社区营造。社大的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财政。 人们最关注的是台湾教改20年成败与否的评价。当年“410 大游行”提出的4个基本诉求，“广设高中大学”早已实现，今天的现实是2300万人口的台湾，有175所高等学校，录取分数不断降低，出现所谓“考不上大学也难”的局面。“实行小班小校”的诉求也早已实现，法律规定小学的班额不得超过29人。批评者认为这并非政府善治，而是由于“少子化”的现实。可是，在中国内地同样少子化的过程中，“小班小校”的目标从没有出现；相反，各地致力于集中规模办学，乃至打造巨型学校、“航空母舰”!第三个诉求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包括重视个体参与、强调个体差异、尊重各族群的主体性，改善教育品质，增加民众的自由选择。第四是“制定教育基本法”。应当说这些目标已大致实现，当年“教育松绑”的吁求也已基本实现。我们看到的台湾教育，已经实现了“正常化”：政府、学校、老师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同时，也已经实现了教育治理和教育价值层面上的现代化，学校实行的学生为中心、善待儿童的教育，废除了体罚。随着实现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联考制度等等，中小学的教育环境已经比较宽松，出现丰富多彩的教育实验和多元化的教育格局，小学基本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比较生动活泼，课外补习主要是在初中以上阶段。 就在我们在台期间，台湾的政治大学完成了新一轮校长遴选；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遴选也刚刚完成，显示这一制度已经平稳和成熟化。基本程序是由相关人士组成“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从初选的多名候选人中经评鉴最后入围3名，进行几轮的公开演讲和教师投票，胜出者报“教育部”批准当选。 对教改成败，黄武雄先生的评价是有成有败，成多于败。问题主要是在扩大教育机会、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政府的承担不够，落入了经济主义的市场化轨道，2/3的高等学校是私立学校。而学者和民间对台湾“教改乱象”的批评，集中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如取消联考制度后新的入学选拔制度的设计；取消中考实行“多元入学方案”产生的问题；实行“师资多元化”导致的教师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推行“建构式数学”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实行“十二年国教”可能对职业教育、高中精英教育产生的影响——高中实行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淡化高中的明星学校；快乐教育可能降低学业水平；教科书开放导致的混乱情况等等。 在“均优学习论坛”上，前“教育部长”、心理学家黄荣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教改与学力的恩怨情仇”，以几次国际评鉴的结果说明教改并没有降低台湾学生的学力。对此，不妨补充2012年PISA测试的结果：台北数学第四，阅读第八；但是，学生的作业时间和课外补习的时间不到上海的一半！黄荣村教授另外的重要判断，是关于台湾教改的社会悖论：右派社会（低税收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和左派理想（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平）；近年因分配正义恶化，左派思想抬头，对大学谋求多元卓越发展不利。他认为面对信息化时代和国际竞争，教育改革仍应加快；但近年来台湾社会逐渐习于安逸，改革步伐大不如前。此外，是改革的方法论，即教育改革的不确定性：许多局部的合理的政策（locally stable），最终导致并不合理的结果（globally unstable），这恐怕是对复杂系统的改革，人类理性的局限所致吧。 此行的一个重要成效，是两岸教育改革的民间力量得以携手，树立了明确的信念：教育，两岸共同的未来！
湾游学纪行之二 走进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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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莲县丰山国小 位于丰田区五味屋附近的丰山国小，是我们偶然进入的。五味屋的孩子们为了筹备拍卖会，要到附近商店、饭馆、学校张贴通知，随孩子到了学校。 丰山国小可以说是最偏远普通的村小，100多个孩子，设施一应俱全，200米跑道的操场，一个“司令台”。令人感兴趣的，是学校橱窗和走廊张贴的宣传品，许多具有教化意义的成语，例如“龟笑鳖无尾”（比喻五十步笑百步）、“有量就有福”、“人在做，天在看”等等。其中的“三好”与内地大不一样，是“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后来在其他学校也见到过，英语是Speak good words，Do good deeds，Think good thoughts ，原来是星云法师之语。 福安国小：扎根在地，展现客家 美浓人喜欢说“乡愁的尽头，在南方的美浓”。因为高雄的美浓是个98%为客家人的“原乡”，山水相依，风光优美。 身在客家社区，具有60年历史的福安国小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小学，以保存、传承客家文化作为宗旨，成为当地的精神文化中心。十五年前重建的校舍，为高雄县“新校园运动”的开创之作，生态建筑专家谢英俊取意客家人烟楼的形态，设计的小学正面造型，打造体现在地文化、客家风情的校园。从学校创建至今，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有家长和村民的参与。不少家庭祖孙三代都是福安国小的毕业生，谈起学校充满家一样的情谊。 为保存逐渐消失的客家文化，学校以传承客家文化为特色，培养孩子自信、自爱的心。学校教授客家语、客家八音、客家舞蹈、客家歌谣等，校歌也有客家话版。每年的新生入学仪式，举行敬拜客家人信仰的“伯公”（土地爷）的祈福祭奠。学校的另外一大特色是“食用校园，有机耕作”。学校辟有稻田、菜地，组织学生参加农耕劳动，生产的有机大米、蔬菜由学校提供营养午餐，学生吃自己种的粮和菜，感受善待土地和大自然环境教育。活跃的地方团体，如美浓爱乡协进会、旗美社大、福安社区发协会、八色鸟协会等参与学校的发展建设。家长会99人，协助校务，参与学校相关会议，提供人力支持；还有一个12人的志工队，承担图书馆管理、故事妈妈等工作。 全校102个学生，6个班。按班师比1:1.66配备教师，共有10名教师；另有幼儿园1班21人，教师3人；巡辅班2班17人，教师3人；还有工友2人，厨工2人，校长1人。102名学生中，隔代教养17人，高龄家长10人，新移民家庭占36%（来自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地）。学生中有30-40人享受政府资助的“补救教育”，每周课后补三次课。
台湾国中、国小班级的排序不是按阿拉伯数字，而是按“忠孝仁爱信义和”的顺序，如三孝班、五信班。现在学校每年级只有一个班，于是都成为忠班了。 均一国小：从台东出发，为未来而教 “教育，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隐形建筑，真正的文化生命必须正本清源，从教育的根部开始，涓滴累积方可成就” “教育不是要造就很会读书的人，而是要培育很有自信的人”。 “期待让孩子选择一条寻找自我天赋之路”。 台东市均一国小的理念，顾名思义，是“均等、一流”。这所只有200名学生的私立学校，系由星云法师创立，后由严长寿先生的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接办，注入全新的理念。严长寿先生是台湾著名的企业家，他致力于促进花莲-台东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到惟有从教育扎根入手，才能结构性地改变花东的未来。 关键是学校对于“一流”理念的认知，与内地大相径庭。均一国小以连结台东在地优势的“艺术人文”和“自然生态”为主轴，以“开启天赋”、“双语国际”、“在地连结”、“正向创新”为核心价值，以“自我领导力教育”启发每一位孩子，让他们发扬个人天赋，培养有自信、懂得尊重自然、土地与人的联系、欣赏多元文化的世界公民，进而成为具有专业能力的花东未来的人才。和内地的“贵族学校”不同，基金会成立奖助学金，将1/3的名额提供给偏乡的孩子，以为一些失能家庭和弱势阶层的孩子提供改变未来的机会。 具体的教学模式，小学汲取华德福教育的概念，以孩子为中心，通过引导孩子积极思考、搜寻知识、发掘答案的过程，开展跨学科的主题式教学，鼓励孩子走出教室，体验多元、好奇探索。学校的艺术教育十分具有特色。同时，创建“均一教育平台”（ www.junyiacademy.org），将可汗学院的界面内容中文化，目前，90%的小学数学题已经中文化，以期建立一个华人学子可以免费享用的教育资源平台，构建“翻转教室”学习模式的基础。 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教学楼是环保建筑，楼顶的太阳能光板，年减碳相当于5000棵大树。操场拒绝了昂贵而不环保的塑胶频道，跑道铺垫的是廉价的红砖粉！
均一国小希望其教育探索能够成为台湾的示范，看来并非虚言。
泰武国小：把根扎深，把梦做大 屏东县泰武国小是排湾族泰武部落的小学，在2009年“8.8风灾”之后，与原住民村落一起迁建，2011年建成。 人们一眼看到并被吸引的是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校园、环境设计和装饰，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课程和文化活动，排湾族孩子雕刻、舞蹈、美术、音乐的技能获得诸多荣誉和奖项。然而，这只是表象。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学校开展民族教育和国际教育，通过校本课程、非正式课程和潜在课程等途径，融合、贯通在地化与国际化的这两个目标。 具体说，登山活动，不仅要认识和立足排湾族的圣山大武山，也要认识日本富士山、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美国的国家公园，学习生物多样性、无痕山林；不但要学习原住民歌谣舞蹈，也要学习闽南、客家歌谣，非洲鼓、澳洲土风舞、美国爵士乐；不但要认识大武山咖啡，也要了解美洲牙买加蓝山咖啡、印尼曼特宁咖啡、非洲肯尼亚咖啡，了解咖啡行销、有机农场、公平贸易；不但学习原住民木雕，也要了解东南亚雕刻、美洲皮雕、加拿大冰雕等等。通过泰武小学“国际教育”的校本课程，培养排湾族孩子的公民意识、国际视野和生活美学，得以自我觉察，形成健康生活、艺术修养和全球意识。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愿景是“把根扎深，把梦做大”，使得排湾族的孩子“能走出去，能走回来”。
与在中国内地农村学校普遍存在的凋敝萎顿、不知明天的迷茫，或者为挣脱出农村而在应试教育中拼命挣扎完全不同，这里偏乡和原住民学校的校长、老师、孩子们自信而充实，具有鲜明的教育哲学。他们已经超越了内地农村学校纠结不已的“为农”和“离农”的冲突，清晰地以学生为中心，以在地化的丰厚文化环境资源为本，使孩子在本土扎下文化之根，人生之根，从而能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为，一个有乡土和文化之根的人才有自信，才能养成丰富宽阔的内心；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走得更远，而且不论走得多远都不会忘本。我们在台湾见识了一批这样的知识精英，成为生动的佐证。 Education is nothing but love and example
杨东平台湾游学纪行之三：精英下乡2014-06-13 09:51:51 来源：搜狐教育 作者：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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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4月下旬，随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等5个教育NGO的代表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和社会组织，将感悟和心得发表于此，与各位分享。
回台一月，想起在台湾农村见到的这些知识精英，仍然感到内心的震荡和迷恋，因为这是一些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与众不同的人。  | | 五味屋与顾瑜君：偏乡教育的“梦田” [url=][保存到相册][/url] |
纸风车剧团：让风吹动，迎风向前走 4月26日晚，在间歇的夜雨中，我们犹犹豫豫地赶赴一个露天剧场：演出会如期举行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儿童剧演出了。巫婆的报幕一出现，就吸引了全场儿童。当宠物竞赛的互动游戏开始，这里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2006年的某夜，现任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的李永丰先生、导演吴念真、柯一正，心理学家吴静吉等在餐桌边，有感于城乡差别导致乡村孩子少有欣赏表演的机会，发愿要走遍台湾乡镇，陪孩子走上艺术的第一里路：“如果大人不能改变现状，至少要能为孩子做一些事”。于是，在全台湾319个乡镇演出的“艺术下乡”行动——孩子的第一哩路：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诞生了。 这是所有舞台、灯光、音响都要与城市剧院没有区别、不折不扣的精彩演出。这是纯粹的公益演出，每场至少35万元新台币的费用，完全靠民间众筹捐款，不申请政府补助经费，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纷争。到2011年12月3日，历时5年的“319工程”在第319乡镇(新北市万里镇)划下阶段性的句点。5年，行程29万公里，从没有手机信号的嘉义阿里山区，到只有40多人的金门乌坵岛，为近80万观众奉献出精彩表演，共接收超过3万人超过2.1亿台币的捐款。共送出了20万件雨衣，因为台湾多雨，更因为无论多么大的雨，观众们都不肯离去…… 在纸风车剧团的网页上，有这么一句话：让风吹动，迎风向前走。 五味屋与顾瑜君：偏乡教育的“梦田” 顾瑜君是东华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她在花莲县寿丰乡丰田村开设的“五味屋”名闻遐迩，已经持续了六年。简单地说，“五味屋”是将日居时代遗留的棚屋改造为二手货商场，主要由社区失能家庭的孩子主持，它成为一个社会参与的平台，使孩子们得到帮助和成长。 顾老师的故事十分动人，不是用关怀和爱心能够表达的，是对一个个具体的儿童的具体的帮助，例如有一个是母亲出走的女孩，柬埔寨母亲。顾老师态度温婉，性格坚韧，具有很强的理性和专业能力。对于儿童救助和偏乡社区的改善，有清晰的哲学、逻辑和操作路径，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她说，五味，就是体验人生酸甜苦辣咸的五种滋味。五味屋只是个“幌子”，我们要卖的不是商品，而是创造小区参与，形成一种关系。她认为失能家庭儿童的救助，关键是构建一个社会网络，从而保证他被打捞上来之后不致再次沉没。儿童成长需要陪伴、需要时间，关注每一个具体的儿童。她说，教育究竟是艺术还是技术?因为是艺术，所以是不计成本的!而且，不一定有计划，该做什么、想做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理解，这正是有机和生长的意味。 她说，这些被正规学校放弃，看不见未来、自我放逐的孩子很快将成为偏远乡村的主角。因此，五味屋的愿景与工作主轴是：让生命自己展现，拓展视野、延伸触角;多元学习，快乐学习;价值重思，说自己的故事;家庭功能的重构;社会企业在地研发。期盼孩子们成为家乡容颜的化妆师，形成乡村孩子相互学习、彼此鼓励的策略联盟，在偏乡安身立命、以家乡为荣、向社区学习。  2
| | 五味屋 [url=][保存到相册][/url] |
顾老师并不把“五味屋”视为是一个“救助”机构，而是教育机构，是偏乡教育的一方“梦田”。她正在酝酿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为乡村社会培养人才，从而真正帮助这些弱势儿童在乡村安身立命。将非学校型态教育落实于村落学习，意味着对教育的逆转：村庄=教室，小区资源=教育资源，小区人力=都是老师。需要探索“自然农法的教育”，“村落式教育”的可行模式，特别重视“文化感知”或“地方性知识”，构建一种“友善、有利、有力”的村落式教育情境。“不杀虫、不施肥、不除害、不加工”的自然农法概念运用于教育，就是以生态观的运作替代“补救”、“救济”、“矫正”的概念，以理解、陪伴、支持作为教学! 顾老师的追求是十分宏大的，她认为“教育孩子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乡村教育回归村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态度、一种视野、一种坚持，进而促成整体教育变革。我非常期望若干年后，能够看到顾老师的“自然农法的教育”修成正果，使海峡两岸的广大乡村受益。 旗美社大与张正扬 ：将乡愁化为力量 美浓三面环山，一面临溪，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是全台湾的‘硕博之乡’，先后出过300多个硕士、博士。美浓被称为“客家原乡”，美浓人对自身社会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觉和自主意识。  1
| | 美浓乡村 [url=][保存到相册][/url] |
2001年3月成立的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是台湾第一所“农村型社区大学”。开办十年以来，以“向农村学习，让农村学习”为方针，并以“农村是一所学校”为发展目标，成为乡村“学习、组织、结晶”平台。 现任总干事是44岁的张正扬。当年他从台湾大学机械系毕业，服完兵役进入“中国钢铁公司”，一帆风顺的精英道路。两年之后，他放弃了“中钢”令人羡慕的岗位，成为美浓的第一拨返乡者。在张正扬还在读大学的时候，美浓就遭遇了号称“亚洲第一高坝”的美浓水库事件。政府为财阀利益拟在美浓兴建水库，当地珍贵的生态资源和人文遗址都将被淹没。为保卫家乡，张正扬成为反水库运动的骨干，担任美浓爱乡协进会的总干事。在反水库的阵营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历经波折，攸关美浓命运的反水库运动终获成功。它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吸引着美浓知识分子将乡愁化为力量。” 反坝运动和乡村知识分子、社区NGO的聚集，成为旗美社大的基础性力量，也奠定了社大通过知识解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社区营造的基本价值。社大的课程主要分“环境与健康”、“农村与农业”、“族群与文化”、“社区与成长”四大块，70多门。沒有任何门槛限制，也沒有入学考試，只要來报名选課，就是社区大学的一员。也可以长期而有计划的修读学位，修读通过128个学分者﹐由县市政府发给学分证明及毕业证书。 除了以课程服务社区民众的“学习”平台，并积极创造社区的“组织”平台以及结晶农村价值的“纪录”平台，透过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如举办“农夫市集”，为当地小农建立区域产销网络，连结旗美内部与外部社群，引导农村和城市之间新的有机连接。 张正扬和他的父亲都是福安国小的毕业生，他的两个儿子正在福安国小上学。妻子原来是社大的员工，博士毕业后现在是高雄师大的助理教授。在地生长，家乡的命运和未来在自己手中，是清晰可见的。 合朴农学与陈孟凯：“一块认真的豆腐” 50多岁的陈孟凯是标准的精英，台大机电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在通用汽车和联合信号等公司任职。然而，他并不感到快乐。由于回台照顾病患的母亲，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最终辞职还乡。他意识到城市人的困境：“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神无主”，自然症候缺乏，食物来源不清，只会思想不会动手，只有一种单向的线性思维：效率至上，追求社会定义的功利“勋章”。他说睡觉和吃饭最没有效率了，但是值得追求吗?现在，他要自己定义“勋章”。  1
| | 社区豆腐坊海报 [url=][保存到相册][/url] |
他逐渐找到了使自己快乐、使大家快乐和对社会有益的生活。要说清楚陈孟凯创办的“合朴农学市集”是什么，有一点困难。它是每月第二个周六在台中市举行的交易有机农产品的市集，但不仅仅是市集，还有“农学厨房”、“社区豆腐坊”、读书会、自然建筑、永续农业教育中心等等。通过凝聚志同道合的农友，一起筹办农学市集、农学厨房和有机农业，许多消费者变成了志工。农友和志工们一起做饭和吃饭、一起种植、一起读书和交流，推广在地当令的食品，学习饮食和食品加工，从厨艺到发豆芽、做豆腐，到调制咖啡，做纯天然植物香皂，耕种有机蔬菜、稻米，保种和育种。理论些的说法：一群理念相近的伙伴，组成自给自足的“社群支持型农业”，通过社群货币、部落经营和学员、志工运作，建立一个共有、共做、共享的社群新生活。这种互利互惠的社群生活，满足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合作的美好向往和感动。 于是，形成了“合朴幸福学”。陈孟凯解释，幸福的要义，一是缩短工作时间，重新分配工作时间;二是自己动手做，替自己栽种、制作;三是具有环境意识的消费，做聪明、自主的消费者;四是投资自己的人际关系和所属社群，利己也利他。“合朴幸福学”的核心观念是：面包、热情和使命;口号是“以少得多”(Getting More from Less):减少工作、减少消费，创造更多，连结更多——满足的只是“需要”，而不是“想要”。信条是“好好务农，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陈孟凯的农业思维是很丰富和独特的：其实人们会耕作而且喜欢耕作，但是丢失了，如同把健康交给医生，误以为自己不会。一粒稻种能生长出2000粒稻米，那么高的生产率为什么不赚钱?是现行的市场交易制度对农业和农民不公平。农业成为政治作物由政府控制决定，用哄骗的方法使农人种地供城市人吃，所以价格不会好。农业要取得经济效益，需要减低对金钱的依赖，减少用以出售的比例。优先顺序是先种植自己吃的，用一部分交换不同的食物，剩下的再拿去卖。在泰国，农民的种植首先供养僧侣，供万物吃(喂虫子、鸟、猴)，然后自己吃和到市场出售。他说如果不为卖钱而互利互惠，农业是最好的行业。 负责推广社区豆腐坊的林国桢先生，也是台大毕业的美国博士，IT业精英，曾在北京CBD工作过四年，配有公寓、专车。他决意回台中与陈孟凯务农，曾引家人和众人的不解：做豆腐国中毕业就可以了!国桢说，我现在的使命是帮助青年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年轻人，一起来做豆腐吧”成为“合朴农学”富有魅力的口号。用非转基因大豆在社区做新鲜看得见的、触手生温的豆浆、豆腐、豆花，提供的不仅是安全食品，不仅是一起做的“DIY教学”，他们相信“一块认真的豆腐，能够催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能够重新凝聚人际信任与共好的良善精神”。 社区豆腐坊已推广到17地，进入了大学，成为帮助青年人创业的成功社会企业。下一步的目标，是要在台湾种植本土的非转基因黄豆。我曾提出能否将社区豆腐坊开办到北京，后觉得这样的问题未免“掉价”：北京那么多创业家、创新家，难道不会做自己的豆腐?仔细想想，也许真的不会，因为他们的追求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 合朴农学现有约30个专职农友，受过训练的志工超过200位。对外不募捐，只募资源。陈孟凯的行为很低调，几乎不做宣传。因为这是为自己做的。他反问“没有舞台、没有掌声还做不做?”对于是否有普遍价值、是否具有推广性，他说不必当救世主。 合朴的中文释义是“众人合作，自愿简朴”，英文是希望(HOPE)。在合朴农学，我们的确看到了关于未来的某种希望。 二羊农场与阿善：“羊羊傻傻”的生活 在台湾，我们听到一些新词，如里山里海、第四世界、“半农半X”等。回来查，后者是日本人塩见直纪的书《半农半Ⅹ的幸福之路：88种实践的方式》，在台湾广为流行。“半农半X”的生活，系指在小规模的农业活动中，获得自给自足的粮食，同时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 生活在高雄的艺术青年阿善，十年前来到美浓乡下购房置地，过上了自己的“半农半X”，自题“羊羊傻傻”的生活：鸡飞犬吠人来旺，鸭鹅戏水猫咪喵。他的身份于是很难分辨，大约地说，是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小地主，是从事环境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兼职教师，经营着社区文化的一个“据点”。劳作之余，朋友们在这里交流聚会，城市的学生、国际志工、艺术家等经常到农庄进行体验式的学习，进行艺术表演。他自己在农场门口标记的是 “美浓客家文化发电厂”。 5月1日我们在阿善的农场渡过一个真正的劳动节。我们协力清理了山坡五间平房的失火废墟，阿善想修缮后加盖轻型屋顶，成为一个接待和活动场所。然后筹备烹饪20多人的晚餐，主厨是西部阳光的川厨赵宏智。晚上，旗美社大、美浓爱乡协会的朋友都来了。在附近定居的美国人老马(自称姓“蚂蚁上树”)的半农半X生活，是做学校的英语和吉他教师，以及专门机构的滑翔伞教练，弹唱自己的创作歌曲。聊家乡，聊台湾，聊学运，聊NGO，聊到深夜。 后来知道，里山里海是指日本的生态地区，“第四世界”是一位法国导演的纪录片，其核心价值是“和穷人一起生活”。突出的感受，这批在乡下的台湾知识分子首先是反消费主义、发展主义的主流文化的，身体力行，过着绿色环保、扎根乡土的生活。他们建立了全新的乡村认知，抱着向乡村学习的谦逊和友善态度，连结自然和土地、连结城市和农村，走向自然农业、建立合作互助的社群生活。他们反对将农村看作是城市人的后花园，因为那仍然是一种消费农村的心态。他们都是从事社会建设、社区营造的NGO，并不轰轰烈烈，但沉潜坚韧，做到了小而专、小而优、小而美，具有很强的精神力、行动力和感染力。他们厌恶现行政治体制，对蓝绿政治均呲之以鼻，不抱希望。他们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超越党派政治的在地努力——缔造一个后工业社会绿色和平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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