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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能] 中国地理科学的国家需求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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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6 19:3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1-5 11:02 编辑







5楼
如何回归地理学:我的思考与实践
    地理研究. 2018, 37 (6): 1049-1069

3楼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




4楼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规划与实践反思
http://www.dlyj.ac.cn/article/20 ... 585-35-8-1399.shtml








中国地理科学的国家需求与发展战略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023c2b966c21e633.html

《地理学报》, 2004 , 59 (6) :811-819


蔡运龙 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100871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100101  
周一星 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100871  
王缉慈 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100871  
秦其明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北京100871  
李有利 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100871  
柴彦威 北京大学地理科学研究中心 北京100871  
张镱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100101  
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100101  
王劲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100101  
宋长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北京100085  
冷疏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北京100085  
王民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北京100875国家需求;
【出版日期】2004-11-23
【摘要】中国未来的产业优化与升级、农业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国际贸易、城市化、人口健康、资源综合利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源结构优化、环境改善、国家安全都需要地理学做出贡献。为此,中国地理学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重大地理学问题;要加强基础研究,在若干主攻方向上占领国际学术前沿阵地;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地理优势,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科学;要整合和提升已有基础,造就优秀地理学家群体;要建立地理研究的高新技术体系,建成世界一流的地理研究和实验基地;产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理科学成果。未来中国地理学的战略重点是:以综合的观点和学科交叉的方式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变及其动态机制,创新理论体系;在方法上发扬地理学综合方法和区域研究方法,开拓格局与过程耦合的技术路线,发展地球信息科学与“数字地球”,发展地理实验;组织科技攻关:加强第一手数据的获取;要在国土整治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研究、地理信息应用研究等应用方向与技术上取得突破。为了发展中国地理科学,需要在政策与社会、投入、教育、组织等方面提供保障。
【刊名】地理学报


1中国可持续发展对地理科学的需求
江泽民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中指出:“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彻底消除贫困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完成这些任务,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这就对中国的科学进步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显然,地理学是满足这些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学科之一。
中国国土辽阔,地表景观复杂多样,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极大,又正处高速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人与自然的矛盾、城乡矛盾、区域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全球化的冲击,所有这些重大国情及其动态,都需要从地理学视角上来认识和解决。深入揭示中国地理的时空分异规律,揭示中国人地系统演变机制,科学地预测未来一定时期中国地理的情景,对制定在全球变化趋势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有着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从国际背景上看,全球变化,包括全球环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化,是当前科学界和决策界的关注热点,地理学家从区域的综合影响(impact)和响应(response)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变化,“全球变化、区域挑战(Globalchange,regionalchallenge)”,“全球着眼、就地着手(Thinkingglobally,actinglocally)”成为地理学的重要视角。全球变化研究成果应在决策中起作用,而决策者更关注的是直接与区域和地方相关的问题。因此必须重视区域综合研究,应该发展新的视角,清楚地界定区域和地方尺度上的科学问题,聚焦危急区、脆弱区或热点地区,正视多学科和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另一方面,在独特的区域展开对独特问题的综合地理研究,有“地利”之优势,往往能作出独特的创新成果。我国独特的区域例如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西南喀斯特地区、黄河流域、西北干旱区、长江流域等,不仅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区,也是国际学术界非常关注的地区。
最近,由科技部发展计划司资助并委托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组织有关单位完成的一项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将对科技产生十大需求[1]。这十大需求都与地理学有密切关系。
1.1产业优化与升级对地理学的需求中国在一、二、三产业中都存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问题,而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未来10年的主题,其中制造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又是主要部分。工业地理学研究工业区位因素和条件、区位特征,并从企业的区位决策、空间战略和空间结构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方面,研究工业发展条件和区域发展机制,对于中国不同区域的产业优化升级、具体选址、空间联系和提高区域和产业竞争力等将起到重要作用。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第三产业的地位越来越为突出,商场营销、消费者行为、物流业发展、符号环境等正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角色,因而一直是欧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形成企业地理学分支,主要研究企业区位和企业战略。目前的重要议题包括企业集群、企业的时空管理、企业的空间形态、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等。此类地理学研究将为国家对产业优化与升级做出重要贡献。
1.2农业发展对地理学的需求中国农业将向绿色、安全、标准化和高效方向转变,相关的技术需求包括:农业信息化、绿色农业、安全农业、标准化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名、特、稀、优等传统农产品的技术创新。农业生产受自然、技术和经济条件的综合影响和制约,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农业地理学研究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规律、地域差异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形成条件和发展变化规律,以利于在农业生产中贯彻因地制宜原则,可对未来中国不同区域的农业转型和升级作出贡献。
1.3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地理学的需求飞速技术进步给社会经济空间过程带来的影响亟待被认识和解释,这是地理学家必须而且能够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仅处于世界的下游阶段,主要加工生产外部设备和进行整机组装等,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的研究开发几乎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信息技术领域里的“数字鸿沟”日益扩大,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国家整个竞争力迫在眉睫。地理信息科学在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中将起重要作用。经济地理学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上研究高新技术的产业集聚,以及学习型和创新型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对未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和地区布局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1.4国际贸易的压力对地理学的需求加入WTO后,中国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我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更为紧要的是,我国出口受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的限制。无论是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还是规避非关税壁垒,都需要通过技术进步,确保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商业地理学研究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布、国际市场条件、国际贸易流动向、国际贸易关系、地缘经济联系、国家竞争力、非关税壁垒的国别差异等,将为保持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和规避非关税壁垒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1.5城市化对地理学的需求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正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陆续出现的一系列尖锐矛盾迫切需要及时的科学认识和解决之道。城市地理学研究城镇形成、发展的地理条件、空间结构与布局,城镇人口集聚与城市化过程,城市性质、规模与类型,城镇体系,城市规划与城市总体布局,城市分布、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的背景,城市研究与区域研究不可分,地理学所擅长的区域发展研究对于城市化至关紧要。1980年代兴起的新区域主义论及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学习型区域、知识溢出等。这些研究不仅为中国城市化途径提出政策建议,而且为各类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城市化对技术的需求主要体现为:城市管理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城市环境卫生保护对环保技术尤其是垃圾处理技术的需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的需求。地理信息科学的研究涉及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城市和虚拟城市等,可在满足上述需求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1.6人口健康对地理学的需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重大疾病防治和老龄化趋势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就需要建立和加强相应的预警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医学和医疗卫生技术研究,同时开发食品加工新工艺和新的检测控制技术,关注老龄化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以及中医药现代化问题。医疗与健康地理学研究人群疾病和健康状况的地理分布、变化规律,疾病的发生、流行和健康状况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医疗保健机构和设施的地域配置与区域发展,医疗地理信息系统与疾病监测、预警等;人口地理学研究人口数量与质量、人口增长与人口构成的时空差异及其与地理学环境的相互关系等。医疗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对满足人口健康的需求将扮演重要角色。
1.7资源综合利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地理学的需求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开发低成本的节水技术和设备、改进污水处理以改善水资源供求矛盾;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再生利用率;降低矿产开发的环境污染等。地理学研究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地域组合特征、空间结构与分布规律,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可持续利用、维持保育,评估资源最大承载力、潜力和潜能,寻求新资源、能源,预测和预报未来趋势,不仅关注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开发利用规划,也关注自然资源对于生态服务、社会公平等方面的功能。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还有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包括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环境管制方法、政治生态学等具体议题;地理学也研究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力、性别(妇女)、社区、种族、工会等问题。上述地理学研究可对资源综合利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8优化能源结构对地理学的需求优化能源结构包括开发并推广节能技术和节能产业,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开发清洁能源利用技术,降低污染,同时还要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地理学可在区域配置的基础上研究能源数量和质量的地域组合特征、空间结构与分布规律,能源在区域之间的合理分配、能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能源利用的环境影响等问题,可在能源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和能源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方面做出贡献。
1.9改善环境对地理学的需求中国未来改善环境的关键之举包括提高植被覆盖率、防治土地退化、生态建设及治理污染。自然地理学和环境地理学研究自然地理环境或地生态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动态演变和地域分异规律,研究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土地退化及其防治、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污染物的分布及其环境影响、环境灾害防治等,是改善环境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1.10国家安全对地理学的需求国家安全是一个系统,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子系统。地理学研究涉及国际地缘政治、军事地理、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的空间格局和扩散规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社会空间组织等方面,将在国家安全系统中发挥特殊作用。
2中国地理科学发展战略
2.1总体思路
2.1.1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重大地理学问题如上所述,国家一系列重大需求都与地理学有关。要以这些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为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重大地理学问题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地理学要也在满足国家需求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1.2加强基础研究,在若干主攻方向上占领国际学术前沿阵地我国底子薄,学术上全面赶超世界水平是不现实的。要瞄准国际学术前沿,结合中国国情和特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选择地在某些领域集中攻关、突破。例如,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西南喀斯特地区、农牧交错带、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我国特有或在我国表现最为典型、开发历史悠久的区域,既是研究环境变化、人地关系、可持续性等国际地理学重点领域的“地利”条件,又是国家发展中迫切需要研究的地区,我们要在这些研究领域中达到甚至引领国际先进水平,使我国地理学自立于国际地理科学之林。为此,要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强调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深化地理学理论和方法。
2.1.3充分发挥我国的地理优势,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科学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特殊,景观类型复杂多样,具有“地利”条件;我国人口多,历史文化悠久,典籍丰富,民族众多,文化多样,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深刻,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社会文化研究素材;我国又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冲突尖锐,为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为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中国地理科学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得天独厚的优势,要加以充分发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科学。
2.1.4整合和提升已有基础,造就优秀地理学家群体中国现代地理学既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受西方地理学和俄罗斯地理学的深刻影响,学术渊源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通过参与完成国家一系列重大的调查研究任务,已经具有丰富的科学积累,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研究机构格局和强大的人才队伍,为今后进一步满足国家需求和占领国际学术前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要对已有的科学积累、研究机构和人才队伍进行整合和提升,造就一批在基础研究、理论建树、新技术开发等方面卓有建树的优秀地理学家群体。
2.2战略目标
2.2.1为国家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在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科学发展观、要实现“五统筹”(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对内与对外)的国家发展进程中,根据地理科学的特点,发挥优势,选好主攻方向,组织综合性研究项目,并不断提高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争取直接参与国家宏观决策的论证和制定,为满足上述十大国家需求作出应有贡献。
2.2.2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地理科学体系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的发展趋势,结合中国的地理特点,加强地理科学内部的联系,改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人与自然关系、现代地理过程、环境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地理科学基础理论,占领国际学术前沿阵地。
2.2.3建立地理研究的高新技术体系加速高新技术在地理科学中的应用与研发,引进和开发新的观测、探测、实验技术和设备,加强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建设中国资源环境信息工程,建立城市与区域发展决策支持系统。
2.2.4建成世界一流的地理研究和实验基地整合和提升现有地理教学与研究资源,建成若干实力雄厚的地理研究和教育基地,促进中国地理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完善定位实验站和观测网络的空间布局和设备设施,加强第一手数据的采集,为地理科学的源头创新提供基本条件。
2.2.5造就新一代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保证是发展中国地理学的关键,是要培养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研究队伍。特别强调培养具有扎实的综合地理学基础,有理论开创能力,能将现代科学技术移植到地理研究中的新型综合人才。
2.2.6产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理科学成果基于多年地理科学研究的积累和储备,并在不断推出源头创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对自然地域系统、环境变迁、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人文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整合、集成和提升,形成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地理科学成果。
2.3战略重点
2.3.1基础科学问题参照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的全球分析和综合模拟(GAIM)项目最近提出挑战环境变化研究,挑战地球系统科学学术团体,也挑战整个社会的重大科学问题[2],提出中国地理科学基础研究中的战略重点。
(1) 纲领性问题:包括地理环境运行和演化的关键机制;地理环境动态的主要模式、年代联系和反馈回路;地理环境中最关键的阈值、瓶颈、环节;地理环境变化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全球化与全球变化下的区域(自然的和人文的)空间结构演变;地理事物差异性、分异性与多元性的解释和机理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规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人类扰动地理环境的范围和时限;全球变化下最为脆弱的区域及其响应机制;地球表层现象的实时定位、定性、定量的系统分析;自然-社会相互作用中产生的环境突发事件和极端事件。
(2) 操作性问题:包括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完善与创新;地球信息科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地理系统信息的采集、处理和集成;既跳出细节,又包含系统秩序之所有信息的地理系统表示;地理系统建模与模拟的复杂水平和解析水平;地理系统的要素综合与区域综合;分析和预测复杂事件的技术;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方法。
(3) 规范性问题:地理信息共享的标准与途径;区别可持续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共同标准和原则;按照人道主义标准的地球承载力;自然与人类协同进化空间的识别;可持续发展伦理;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自然界;能够协调全球环境管理的平等原则。
(4) 战略性问题:包括环境变化适应措施和减缓措施的最优组合;把地球表层划分为自然保护区和人类管理区的最优方案;地学工程和遗传改造技术的选择;全球环境和发展体制的有效系统结构;人与自然关系可持续性的界定及其理论。
2.3.2推进基础科学问题研究的主要途径
(1) 创新理论体系:要以综合的观点和学科交叉的方式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变及其动态机制。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要探讨这个系统的内部组成、主要关联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揭示人类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响应,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影响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从较小空间尺度上揭示地表物质元素转化与迁移的机制,到宏观层面上研究气候变化和全球物质反映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空间尺度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寻找解决的途径。通过较小尺度的研究,经过尺度转换,为大范围区域的整治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为了促进地理学理论和地理学思想的创新,需要加强与其他专业学者之间的联系和磋商,进行跨学科的交叉和渗透。
(2) 发展方法论:在21世纪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为了以地理学综合性及区域性的优势解决上述基础科学问题,要求我们在方法论方面达成某些共识并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地理学综合方法:地球表层系统到处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自然和人文如此深刻地交融、对立和制约,以致把二者分割开来的地理学不可能揭示问题的本质。忽视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地理学和忽视自然生态基础作用的人文地理学都不能在解决上述基础科学问题中有所作为。现代地理学是统筹环境、经济、社会和人的地理学,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应放在各圈层的相互作用及其与智能圈的耦合与联动上。要克服拼盘式的综合或见物不见人的综合。综合研究有不同层次,“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性”科学是高级的综合,我们可就力之所及从较低级的综合做起[3]。区域研究方法:包括全球的概念、区域差异和区域相互依赖的概念。针对不同的空间尺度界定不同的区域论题,研究发生在区域中的过程和演变规律,而不是静态地研究区域。由于地表各种过程在不同时空尺度表现差异及其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和恢复能力不同,各种地带和各种类型地域(流域、区域、地方)的研究,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陆地生态系统的演变,温室气体增加的影响等,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和规律。区域或国家一体化和多样化发展,也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格局与过程耦合的观点和技术路线:发生在各种类型和各种尺度的区域中的过程必然产生一定的格局,而格局的变化又会影响到自然、生态、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就产生了格局和过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这种相互作用还表现在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包括不同尺度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如对不同时间序列、不同空间尺度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景观类型变化的研究就是如此。实地调查、区域比较、尺度转换等传统方法和新兴的空间分析、系统模拟是这种研究的基本方法。地球信息科学与“数字地球”:研究地球信息的发生、传播、表达机理;通过观察到的地球信息反演各种地球时空过程的参数和机制;建立描述和解释地球时空过程的空间信息分析理论;系统模型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实现的虚拟和操作。地理实验:为了深入研究和揭示地球表层动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要素作用机理,必须重视地理学的实验研究。从经验科学走向实验科学,从宏观进入微观,并使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是当代地理学的一个主要趋势,也是地理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要认识到实验研究不能代替样本研究,不能代替实地考察和观测。
(3) 组织科技攻关:要通过实施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来提高中国地理学的理论水平。例如,以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数据作新的中国综合区划,编著新的中国地理科学系列专著,强化某些弱势领域(如理论地理学、中国生物地理、中国军事地理),填补某些研究空白(如中国人类地理、中国民族地理等)。(4)加强第一手数据的获取:要以微观采样、实验、分析和宏观考察、观测、综合相结合的多尺度、多层次信息采集网络,加强第一手数据的获取,以全面、系统、深入地描述和认识“真实世界”及其动态,回答上述基础科学问题。
2.3.3应用方向与技术未来中国地理学的主要应用方向是针对上述10大国家科技需求,在以下几个大方向上集中攻关:
(1) 国土整治研究:为满足资源综合利用、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环境、生态安全等国家重大问题对地理学的需求,我们将进一步开展国土整治研究。区域性的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退化的监控与治理,各种特殊类型区域(青藏高原、干旱区、喀斯特、黄土高原、亚热带地区、湿地、山地等)的生态保育和资源利用,都是我们长期的重大研究目标。在此类区域性问题中,地理学家要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给予更大程度的重视,要加强资源环境的监测、保护、规划与整治研究,建立国土工程地理学,以适应我国大规模建设时期大型工程战略研究的需要。
(2) 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强烈地改变着各区域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可持续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理工作者要进一步认识我国的生态环境、资源潜力和城乡发展,包括城市发展与规划、区域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农村发展等,要进一步加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城乡发展的研究,开展环境质量、食物安全与人类健康的研究,以满足产业优化与升级、农业发展、城市化、人口健康、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国家重大需求,可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
(3) 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影响,全球一体化和多样化,是国际上地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地理学在协调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为满足国际贸易的压力这一重大国家需求作出贡献。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在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这一形势必然要求我国地理学进一步走向世界。因此,要加强全球观念和加强全球问题的研究,并在国际性会议上和国际交流中不断展示我们的成果。我们甚至应该培养将主要精力用于全球问题研究和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国际型地理学家,积极参与国际的和全球的研究计划。
(4) 地理信息应用研究:GIS和遥感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加强了时空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使我们可以更迅速更好地认识相互联系事物的本质和区域间的差异及其相互依赖。发展地球信息科学,推动“中国数字地球”战略,实现对地球表层现象的实时定位、定性、定量的动态监测,积累和储备各种时空尺度的地理信息,是为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分析预报和决策支持的必要新科技手段。这些研究将为满足高技术产业发展、科技安全等国家重大需求作出贡献。
3中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保障措施
3.1政策与社会保障
3.1.1改革科研评估体系实现科学研究的独立性,是获得创造性科研成果的必要前提。要建立独立、客观的评估机构和评估机制,以摆脱长官意志、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对科学研究的主观支配和影响。要改变片面强调个人主持课题、争研究经费、重论文数量等的评估标准,从机制上鼓励“坐冷板凳”,鼓励出源头创新成果,鼓励甘当“下手”以实现合作与协作,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多出集体成果。
3.1.2共享公益性信息资源要改变基础公益性信息资源部门所有、垄断封锁的现状,实现信息共享,充分发挥这些信息的作用,也避免第一手数据获取的低层次重复和分散。
3.1.3建立公平竞争机制科研经费的分配和获取要有公平竞争机制,改变目前地区分配、部门分配、人员分配都缺乏合理性的状况。科技人才的竞争也要有公平机制,改变目前一个单位的人才壮大以其他单位的人才萎缩为代价的状况,从体制上保障艰苦地区、艰苦行业的研究人员安心工作,鼓励到国际上去竞争人才而不是在国内“窝里斗”。
3.2投入保障
3.2.1加大和优化科研投入加大科研和技术开发的投入,优化科研投入结构,创新科研投入体制,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
3.2.2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对地理学重点学科点、重点实验室、定位实验站和观测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加强区域调查和基础信息的获取和处理。
3.3教育保障
3.3.1全面改革基础地理教育和高等地理教育必须对基础地理教育和高等地理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这一改革应针对基础地理教育的教材内容、高等地理教育的专业设置与课程安排,以及从事基础与高等地理教育的教师知识结构的完善等方面全面进行。为此,要在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性科学的框架下,构建中国地理教育的新体系;在国家标准和适应国际规范的前提下,规范高等地理教育的学科划分和课程体系;在国家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前提下,规范高等地理教育中的地理科学术语。
3.3.2构建完整的地理教育体系构建由国民的地理教育、地理学家的地理教育、企业与管理专家的地理教育三部分共同组成的中国地理教育的新体系。
3.4组织保障
3.4.1调整学科结构和机构布局加强应用基础学科建设,重点发展可再生资源科技、减灾科技、持续农业科技、生态系统保育科技、产业地理科技、城市发展科技、地理信息科技等新兴学科。搞好重点科研机构和野外科研基地的建设,优化组织结构和专业结构,完善“开放、流动、协作、竞争”的运行机制。
3.4.2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集中多种资源,组织专项计划,实施重大科技攻关,开展多学科、多部门的综合研究,力图在对那些形成中国地理科学研究总体框架、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全局性和带动性作用,并在国际科学前沿能做出中国特殊贡献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典型区域研究上获得突破,以带动整个地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3.4.3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理科学发展的需要,发挥我国的地理特色、学术积累和智力优势,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要加强多种形式、以我为主的实质性合作。主动参与重大国际研究计划,并以我国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域单元为依托,发起和组织国际性研究计划。进一步发挥中青年地理学家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作用,为他们跻身国际学术舞台提供必要的条件。
3.4.4加强学科交叉和融合针对可持续发展、区域科学、城市科学等综合性问题,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研究等层次上开拓新的前沿方向。
3.4.5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宣传平台,开拓连通渠道,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范围,为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提供平台。


中国地理科学的国家需求与发展战略;中国地理科学;;发展目标;;战略重点中国未来的产业优化与升级、农业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国际贸易、城市化、人口健康、资源综合利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源结构优化、环境改善、国家安全都需要地理学做出贡献。为此,中国地理学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重大地理学问题;要加强基础研究,在若干主攻方向上占领国际学术前沿阵地;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地理优势,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科学;要整合和提升已有基础,造就优秀地理学家群体;要建立地理研究的高新技术体系,建成世界一流的地理研究和实验基地;产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理科学成果。未来中国地理学的战略重点是:以综合的观点和学科交叉的方式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变及其动态机制,创新理论体系;在方法上发扬地理学综合方法和区域研究方法,开拓格局与过程耦合的技术路线,发展地球信息科学与“数字地球”,发展地理实验;组织科技攻关:加强第一手数据的获取;要在国土整治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研究、地理信息应用研究等应用方向与技术上取得突破。为了发展中国地理科学,需要在政策与社会、投入、教育、组织等方面提供保障。[1]ChinaPromotingandDevelopmentCenterofScienceandTechnology.Chinatengreatdemandsfor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future.ScienceWeb,14January,2004.[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中国未来十年十大科技需求.科学网,2004年1月14日.] [2]SahagianD,SchellnhuberJ.GAIMin2002andbeyond:abenchmarkinthecontinuingevolutionofglobalchangeresearch.GlobalChangeNewsLetter,June2002. [3]RenMei'e.Geography:asciencewithgreatdevelopmentprospect.ActaGeographicaSinica,2003,58(1):insidefrontcover.[任美锷.地理学———大有发展前景的科学.地理学报,2003,58(1):封二.] [7]ChenShupeng.Informationandmodernizationofgeography.ScientiaGeographicaSinica,2001,21(3):193-197.[陈述彭.地理科学的信息化与现代化.地理科学,2001,21(3):193-197.] [8]ZhengDu,ChenShupeng.Progressanddisciplinaryfrontiersofgeographicalresearch.AdvanceinEarthSciences,2001,16(5):599-606.[郑度,陈述彭.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前沿领域.地球科学进展,2001,16(5):599-606.] [1]LuDadao,CaiYunlong.GeographyinChina.AdvanceinEarthSciences,2001,16(4):467-472.[陆大道,蔡运龙.我国地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地球科学进展,2001,16(4):467-472.] [2]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ReportofDevelopmentStrategyforNaturalSciences·Geography.Beijing:SciencePress,199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地理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3]DepartmentofEarthScienc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KeyStrategiesofEarthScienceintheEarly21stCentury.Beijing:ChinaScienceandTechnologyPress,2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21世纪初地球科学战略重点.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4]TheInvestigationGroup.ChineseEarthScienceTowards21stCentury.Zhengzhou:HenanScienceandTechnologyPress,1995.[《走向21世纪的中国地球科学》调研组.走向21世纪的中国地球科学.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8]JohnstonRJ(ed.).TheFutureofGeography.LondonandNewYork:Methuen,1985. [9]RediscoveryGeographyCommittee.RediscoveringGeography:NewRelevanceforScienceandSociety.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yPress,1997. [10]HansonS(ed.).TenGeographicIdeasThatChangedtheWorld.NewJerse: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7. [11]GregoryKJ.TheChangingNatureofPhysicalGeography.London:Arnold,20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0335046)~~
参考文献引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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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url=https://scholar.ixueshu.com/scholar/search.html?name=%E7%8E%8B%E6%99%93%E4%B8%9C[1,2] %E8%92%99%E5%90%89%E5%86%9B[1]]王晓东[1,2] 蒙吉军[1][/url]. 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生态效应研究进展[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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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苏高华.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式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9.
· [43] 孙俊. 学科的地理科学: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C].山地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地理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西南片区会议.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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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王筱明.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及区域效应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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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6 21:41: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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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竺可桢的嘱咐到钱学森的激励——对中国地理科学的展望
1961年,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开会,当时的理事长竺可祯老先生说:“一门科学是否成熟,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衡量。第一,要有一支相当庞大的又红又专的专业队伍;第二,要有这门科学本身的理论体系;第三,要运用具有一定特点的方法;第四,要有大量科学成果的积累;第五,在解决生产建设实际问题方面,它能发挥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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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5 11:24: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5 18:09 编辑

《地理研究》 2016 ,   35   (7):  1205-1229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                                                                                                                                                
蔡运龙1,, 叶超2,, 马润潮3, 夏铸九4, 周尚意5, 陈忠6, 于海7, 石计生8, 李志刚9, 胡大平10, 何深静11, 杨宇振12, 段进军13, 吴启焰14, 苏晓波15, 董慧16, 陈明星17, 郭文18, 刘天宝19, 王丰龙20, 任政6, 王晓阳21                                                  
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北京 100871
2.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3. 美国俄亥俄州州立爱克伦大学地理与规划系,俄亥俄州 44325
4.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台北 106
5.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 100875
6.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7.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8. 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台北 111
9.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武汉 430072
10.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23
11.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香港 649490
12.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13.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苏州 215006
14.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15. 美国俄勒冈大学地理系,尤金 97403
16.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4
17.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18.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19.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连 116029
20.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21. 英国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牛津 OX2 6JF

作者简介:蔡运龙(1948- ),男,贵州贵阳人,教授,主要从事综合自然地理学、土地科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E-mail: caiyl@urban.pku.edu.cn
作者:叶超(1978- ),男,甘肃武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化与空间生产、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研究。E-mail: yeover@163.com                                                                                          
修回日期:  2016 -6-27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3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8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ZX015,13CGL076);      
摘要
2016年6月,世界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访问中国,在南京和北京进行多场学术报告,并与中国学者开展交流,在国内学界和媒体界引起轰动,盛况空前。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代表,哈维亲笔写信给中国同行,呼吁共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地理学。中国学界有必要趁此契机,通过知识行动,进行“跨国、跨界、跨代”的联合,重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并探讨其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本期笔谈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领域第一次集体发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学、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城市规划、建筑学、经济学、旅游等学科和领域的著名学者与青年才俊,秉持马克思主义开放和批判的精神,从不同层面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的意义、内容、方法论与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大卫·哈维;    空间的生产;    人文地理学;  城镇化;   资本;    Knowledge as action: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CAI Yunlong1,, YE Chao2,, MA Laurence3, HSIA Chu-joe4, ZHOU Shangyi5, CHEN Zhong6, Yu Hai7, SHI Jisheng8, LI Zhigang9, HU Daping10, HE Shenjing11, YANG Yuzhen12, DUAN Jinjun13, WU Qiyan14, SU Xiaobo15, DONG Hui16, CHEN Mingxing17, GUO Wen18, LIU Tianbao19, WANG Fenglong20, REN Zheng6, WANG Xiaoyang21                                                  
1. The PKU Raissu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3.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Akron, Akron OH 44325, USA
4.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06, China
5. School of Ge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6.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ghai 200235, China
7.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8.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111, China
9.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10.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11.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649490, China
1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13.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Urbaniz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Jiangsu, China
14.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15.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97403, USA
16. The Institute of State Governance, School of Marxist Stud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17.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18. College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19.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20.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OX2 6JF, UK



Abstract                         In June 2016, David Harve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geographers, visited China, gave several academic reports, and exchanged ideas with Chinese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including geographers, which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media.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arxist geographers, David Harvey personally wrote to the Chinese colleagues and called for building the future geography together both as a discipline and as a reality on the groun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and to put knowledge into action, which carry out the transnational, transboundary and trans-generational combination so that we can reconstruct Marxist geography and explor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fulfilling it in China. The scholars at different ages, are from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geography, philosophy, sociology, Marxism, urban planning, architecture, economics, tourism, and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USA and UK. It i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massive action in the field of Marxism geography in China. With the Marxism spirit of openness and criticism,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meanings, contents, methodologies and paths in China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scales.
                                                                                                                                         

Keyword: Marxist geography;    David Harvey;      production of space;      human geography;      urbanization;  capital;                                                                                                                                                                                                     
蔡运龙, 叶超, 马润潮, 等.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J].           
地理研究, 2016 ,   35   (7):  1205-1229.    [   CAI Yunlong, YE Chao, MA Laurence, et al.  Knowledge as action: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  35   (7):  1205-1229.
Permissions    Copyright?2016,    《地理研究》编辑部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兴起于1970年代,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对中外学界影响深远。其代表人物哈维,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地理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中文译本超过10部(可能是被翻译著作最多的当代地理学者);哈维不仅是一位以思想见长的杰出地理学家,也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其影响已经超出地理学界,对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城市规划、哲学、文艺批评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1]
   中国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吹响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号角。作为马克思主义这一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国内应该被重视并得到充分研究。当然,因为中国国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我们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内容,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转化和理论再造,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必然
      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其实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关系密切。但由于多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一直未发展起来,只有少量的文章提及这一学派[2,3]。近年来,随着空间生产理论在国内人文社科界、地理学以及城市研究领域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再获关注[4,5]。但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还不甚了了。鉴此,如何引进、吸收、消化、转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思想理论和实证经验,实现该理论的中国化,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2016年6月上旬,哈维到访中国,首先在南京进行了两场学术报告,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会议交流。这次访问和交流意义重大。第一场报告从全球和历史比较的角度讲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和重要价值,中国是哈维关注和讨论的重点。该报告引发强烈反响,听众人数超过300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会后很多青年学生拿着各种中英文版本的哈维著作排长队请他签名,网络上也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使我们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强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第二场报告中,来自不同领域的中国学者与哈维进行了深度对话,现场论辩气氛热烈,反映出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和特色。哈维在北京的学术报告也引起同样的轰动,媒体竞相报道,在学界和社会产生巨大反响。这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生长已经具备良好的土壤和可观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城市和环境等的研究离不开地理的视角和支撑。但上述活动包括哈维多部译著等大都由人文社科学者主导和完成,相比之下,作为地理学者,我们在分享这种“学术溢出”效应的同时,也惭愧地感觉到在此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了。尽管一些中国地理学者一直在持续关注哈维以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动态,并发表一些成果,但在系统性和冲击力上还不够,因而被国内外同行了解和认知的程度还不高。所以,更加主动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通过中外对话和学科交叉的力量整合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正面临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和理论应用于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大好时机。只有进行“跨国、跨界、跨代”的交流、对话与合作,才能建立并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我们和《地理研究》编辑部组织海内外、不同领域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和专家,就“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这一主题,展开大讨论和争鸣,试图以此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
      本次笔谈是开放和具有批判精神的。哈维在给中国同行的信中,也引用马克思的话“无情地批判存在的一切(ruthless criticism of everything existing)”赠予中国同行。学者们秉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围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意义与主要内容,及其如何与中国实际对接进而重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充分研讨,成果突出。本次笔谈中,我们并没有神话哈维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相反,在阐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价值、研究内容及其中国化方法论的同时,有些学者也对哈维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判,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能否成立也提出了诘问,更有学者提出了“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号召,这既反映了本次笔谈具有非常难得的包容和批判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学者具有了重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良好基础和理论自觉性。
   这是以中国学者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第一次跨国、跨界、跨代的集体发声。哈维也亲自参与,在百忙中亲笔写信表示支持和愿意加入这一知识行动,并提示中国同行:“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理解我们的地理学及其形成方式,我们也同样需要研究和设计一门作为学科和立地之现实的地理学未来”,令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希望更多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同行能够加入进来,共同促进国际交流和学科交融,推进学术进步,在重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同时,也重塑我们生活的世界。
附:哈维亲笔信原文及译文


         


June 9th 2016

To the geographers of China

Dear colleagues,

I am glad to hear that the tradition of critical geography is alive and well here in China. Marx once wrote, early in his life, of the necessity for a “ruthless criticism of everything existing". Our task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our geography and how it came to be. We need also to examine and design the future of our geography, both as a discipline and as a reality on the ground.

I greet you all as comrades and colleagues in this project. Together we can make a better world. It will be a pleasure for me to help and participate in such a project.


Best wishes,

David Harvey


2016年6月9日


致中国地理学者


尊敬的同行们:
    我很高兴地听到批判地理学的传统在中国富有生机并发展良好。在马克思早期的生活中,他曾经写道有必要“无情地批判存在的一切”。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理解我们的地理学及其如何形成,我们也同样需要研究和设计一门作为学科和立地之现实的地理学未来。
     我祝贺你们所有参加这个行动计划的同志和同行。联合起来我们能够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我很高兴帮助你们并参与到这个计划中。
衷心祝福!   大卫·哈维
(叶超 译)


主题主持人 蔡运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城市与环境学院退休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综合自然地理学等研究,是最早译介哈维著作的中国学者。

核心观点:哈维对中国地理学的启示,不仅在于其学术思想和理论,更在于其学术精神。哈维的批判态度、人民立场、理论抽象和全球视野是目前中国地理学界欠缺因而最值得借鉴的。中国地理学需要借此反思自己的旨趣和理论。

     哈维是地理学者中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关于资本的空间、空间的生产、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不均衡地理发展、社会公正、自然与差异地理学、城市权利、日常生活政治、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创造人民的地理学等思想和理论,直指当代最危急的深层问题,对当代地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中国地理学界借鉴和应用,但我认为最有启示意义的是哈维的学术精神

      首先是批判态度。哈维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无情地批判存在的一切”。与其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哈维更倾向于被看作是一个激进(radical)地理学者。激进地理学刊物的名称《Antipode》(对立面),恐怕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吧。其实,这里的radical有着彻底、根本的含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应该是具有学科体制、意识形态和实证主义地理学知识的“对立面”。哈维的著作无不体现出他彻底的批判态度,而在《资本的空间》一书里,他还特别加上一个副标题:走向批判的地理学(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哈维的批判态度还体现在无情的反省与自我否定上。哈维集地理学实证派大成之作的《地理学中的解释》被誉为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圣经”,可他却对之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他说:“我那时……(认为)在用理性的科学方法解决地理学问题和有效地运用计划的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冲突。我如此专注于撰写这部著作,以致忽视了周围世界是如何坍塌的。1968年5月我将这部著作提交给出版商时,政治温度的剧烈变化使我感受到了深切的不安,……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如火如荼;而我就是在这时的美国,完成了这部似乎多少与时代不相称的大部头著作。我认识到我必须对我在60年代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进行反思。”[6]正是这样的反省,使他从一个实证主义地理学者转变成激进地理学者

     其次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追求社会公正。我曾译介过他1984年发表的论文《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历史唯物主义宣言》,对此有精彩的表述:我们向利益集团贩卖我们自己和地理学,就是参与形成他们的地理学,制造一种被社会不平等分裂,并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火上浇油的人类景观……我们必须创造人民的地理学,它不是基于道貌岸然的普适性、理想和良好意图,而是一种更为实用的事业,要反映大众的利益和要求,正视各种意识形态和成见并揭示其真相,忠实地反映变动着的社会景观和自然景观中由竞争、斗争和合作构成的复杂编织物[7]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他学术立场的转折点。“社会正义”的论题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在他后来所有的论著中一以贯之。他最近还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治理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资本繁荣?

    第三是追求理论抽象。为此,他并不以地理学画地为牢,而是批判地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思想和理论。首先从马克思那里借得了剖析当代社会的解剖刀,他学习马克思,但面对当代世界的真实问题,避免教条主义,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此外,他关注的学科进展从地理学、历史学到哲学、经济学乃至文学艺术。他在领悟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思想和理论的过程中,着力追求理论抽象,从而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而他的思想和理论又在其他学科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和应用。

      再就是全球视野。美国的“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希腊的债务危机,西班牙的抗议,巴西的工人运动,巴黎的城市发展,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无不在他的视野之下。从对全世界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的观察中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再用理论去认识和剖析问题,揭示深层原因,这成为哈维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构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论。     

      哈维揭示的那些问题和做出的理论分析,为解释和解决中国当下最危急的深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虽然有些分析并不一定全面(例如对中国当前的城镇化,哈维似乎忽视了其积极的正面意义),但无疑是极富启示性的。然而中国地理学界对哈维的著作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很好消化,例如,目前翻译成中文的哈维著作,除《地理学中的解释》外,全非地理学者所译,中国地理学界在这里已落后于其他学科。哈维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左派再不思考自己的理论与战术就晚了。借用这个警句,我们也应该警惕:中国地理学者(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者),再不思考自己的旨趣与理论就晚了!


特约召集人 叶超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学

核心观点:解释和改变世界需要将知识变为行动。知识行动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始,但不应止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哈维此次访问中国,由其他学科邀请,当然,我们共享了这一活动的知识溢出。
哈维著作中译本逾10本,只被他“革命”了的《地理学中的解释》是地理学者所译。
哈维的几次理论转向,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现实和学术思潮的影响。
现在,面对这新的现实,
面对天翻地覆的自然与社会变化,
面对风起云涌的哲学与学术思潮,
我们得重新认识。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第一要义,正是“直面并改变现实”。

第二要义则是马克思所说的“无情地批判存在的一切”。
这批判指向学科内外,日常生活,上层建筑,马克思和哈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更指向我们自身。
不经由自我批判,怎能到达其余的批判?

第三要义则是开放。
全方位、无条件的开放!
向着其他学科,向着大众,向着城市和乡村,向着一切先进,向着不愿却必须的……
更向着我们自身。
不具有开放的头脑、心胸和气度,怎能容纳这敞开着的社会与世界?
这次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知识行动,是直面现实、批判和开放的。
当知识开始变成行动,也就意味着它开始直面现实并力图改变。
当批判指向列斐伏尔、哈维以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意味着这批判是真的。
“跨国、跨界、跨代”,则意味着前所未有地开放。
如果“知识行动”影响社会,就可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
那么,如果不能影响或改变“社会”与“世界”呢?
这个问题是虚假的。
因为,我们至少已经改变了自己。
而我们自己,岂不正是社会或世界的分子?
改变吧,
不止向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但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始。


嘉宾观点

马润潮
美国俄亥俄州州立爱克伦大学原地理与规划系荣退教授,著名城市地理学家。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但在国内地理界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要有各式各样的视角及观点,以及各种不同的研究工具。

    1960年代末期,西方人文地理学冲破了以逻辑实证为本的、排他性极强的计量/理论地理的霸权统治之桎梏,进入了百家争鸣时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批判地理的兴起,其分支如人文主义地理学、性别/女性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等,在分析人地关系及社会经济问题时,批判性的成分甚重。批判性地理的最终目的是指出社会问题的症结,希望社会能变得更公平正义。这一类地理学与纯理论的地理研究不同。后者的特点是视野高、很少或不谈具体的社会或经济发展问题,不接地气。

       本次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笔谈,在国内尚属首见,十分有意义。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文地理界对西方人文地理主流思想早已有所接触,但总的来说,还没有任何人文地理分支得到充分发展、成了气候。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似乎最为人们所忽视,似乎还有学者轻视它,感到不合时宜,没有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目的,不是要去宣扬马克思主义本身(那是其他学科的工作),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特别是人地关系的空间性。它是一种视角、一种观点、一种剖析社会问题的方法。一个成熟的学科,需要不同的观点及研究问题的工具来丰富它。多一种视角及观点,总是比少一种好。国内的学生及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比任何国家的都多。有了好的基础,何不用它来剖析当今国内面临的社会、经济及地理问题呢?其实用性是颇高的。我们可以讨论此领域的种种问题,包括它的名字及尺度问题。多提问题才有进步;多人参与讨论才能成气候。我拭目以待。


夏铸九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名誉教授,南京大学宜兴讲座教授。

核心观点:要避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能接地气,即面对真实社会的真实问题,其次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关联、互动与紧张关系。

     建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如何产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响应这次哈维来访,叶超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笔谈,是朝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吗?是,同时也不是。如何产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会不会是更关键的发问呢?面对研究领域,大学提供的条件必须无所谓禁忌。哈维在南京大学演讲之后答学生问时强调,要避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如何避免教条?首先要能接地气,即面对真实社会的真实问题。

     哈维很锐利地拒绝中国“例外主义”的思维角度,他看到的是结构性的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他认为1980年代后纳入全球经济之后的都市中国,仍然离不开资本的全球积累,无休止的资本空间化,即空间的修补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转移。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发展快速与规模巨大,都市建设意味着快速的破坏性发展,与空前规模的基础建设。2007年底美国房地产泡沫化,美国作为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致力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转移。2008年危机主要由美国西南和南部的房地产市场引爆,但2009年初却使中国工业化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于是,中国创造了2700万的就业岗位,失业人口控制在300万左右;基础设施上发动了大规模投资浪潮,与之伴随的空间结果,是更大规模的都市化过程,建造全新的城镇,或是扩建城镇,使用债务融资(debt-financed)手段,通过大规模都市化对建成环境投资,引领全球资本主义走出了灾难。因此,我们看到不均衡发展在地理上的迅速转移。所以哈维在南京大学演讲中说:“我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不是中国……中国救了美国。”过去十余年间中国GDP增长基本和城市建城面积增加速度一致,中国之所以能以这样大的规模和这样快的速度进行都市化,与1949年之后国家垄断土地所有权有密切关系,因为国家垄断土地,使得中国都市化成本最低,利益却最大;都市蔓延实质上意味着国有土地持续增加,集体所有土地逐渐减少;国家,实际上是土地最终且唯一的拥有者,可以以低价征用集体土地,再以高价出让,获得巨大的土地价值剩余[8]。毛泽东奠定了当代中国经济崛起的基础,邓小平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没有毛泽东与邓小平,也就没有习近平承担的快速都市发展与基础建设,以及今天的经济新常态转向。这些历史特殊性或许是哈维以资本的运动与资本的空间对都市中国现实的细致分析中不可或缺与不宜跳跃而过的环节。所以,通过都市化吸收过剩的资本与过度积累的资本,在短期内稳定资本积累,却伴随着都会区域这个21世纪都市新形式的崛起,以及新都市问题的浮现,这是当前都会治理的首要挑战。新都市问题是真实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都市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对研究与实践而言,一如哈维之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不正是提供了一种适当的理论角度吗?

    其次,避免教条,要如何鼓励研究产生不同见解呢?创新与传播是当前技术升级、经济转型、社会转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民主氛围支持的百花齐放,才能产生杰出的研究,仍然是学术体制的要害所在。李森科事件对苏联生物学研究造成的长期伤害,值得警惕。哈维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变的执着,他的政治承诺令人尊敬,他的经验与意见值得借鉴。1987年哈维返英在牛津任教时与英国本地的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之间形诸文字的龃龉不断,曾被批评不能接地气,以女性主义学者为代表对哈维的资本角度化约性批评更是不绝于缕。有意思的是,1997年,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纪念活动的演讲中,哈维指出社会主义“应当具有一种能够包容异质的具体形式,而不应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其中,理论的包容性及其与实践的互动、关联与紧张尤其值得重视。

     现在哈维中译书籍已经不少,但译者却多不是来自地理学。哈维著作理论抽象程度较高或许仅是表面理由,关键可能在于政治。过去的现实政治伤害过大,难道反而使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失去了知识的正当性吗?相反地,东亚另类地理学区域性会议(East 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 in Alternative Geographies)十分活跃,主要与会者多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哈维亦常受邀与会,这些亚洲另类地理学者在美英大牌学者面前也不见得会失去自主性。然而,相较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中积极参与的地理学者,这个会议始终少见大陆地理学者参与,今年轮到香港浸会大学主办,地近人熟,希望会有改变。若是由这次哈维访华演讲、座谈、网上信息流通来看,大学、学生以及社会真可谓参与爆棚,响应热情,或许,这是正面响应的开始吧!其实,由这次哈维出席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活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城市空间、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等问题,以及围绕《资本论》的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问题的发言内容来看,中国大陆学术界可谓卧虎藏龙,高手如云,值得学习,上述的提问,只能当作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笔谈时的一点点提醒吧。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有密切联系,其共同基础是关注人性。未来两者一定是相互参照、彼此促进。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的结合,不断产生并激发出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目前多数人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主要关注地理不均衡、资本和日常生活的空间,但较少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humanism of Marx)与地理学的关系,而这却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青年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其思想的集中体现。尽管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人道主义[10],但许多学者反对这个观点,其论据是《资本论》也讨论了人的异化和商品拜物教[11]。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异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与深刻的分析。从商品到货币到资本,从简单交换经济到高度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关系扭曲了人性,背离了人性的本质。甚至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这种背离和扭曲程度就越强。这是马克思极富历史眼光的洞见,对现今仍具有警示意义。譬如,“规划”这个动词似乎是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当规划的目标仅仅为了GDP或者城市经济,而非为了人类的生活、身心自由和公平权利,那就是人性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特别需要引入地理的视角和方法,因为人的存在具有先天属地性,资本主导的人的流动也具有空间约束性。作为同时并起的两个西方地理学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的共同理论基点是反对地理研究中非人化的模型导向。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更注重(广义的)社会结构动力,而人文主义地理学则从个体情感与价值观对空间的理解,上升到不同尺度上的地方感。未来两者的发展一定是相互弥补,并构建出更开放、更包容的理论。


陈忠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哲学、发展伦理学和城市哲学研究。提出并首倡“城市批评史”概念,主持设立我国第一个“城市哲学”博士点。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具有鲜明的城市性,推进马可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离不开对城市问题的深究,离不开对所有可能知识的关注,尤其需要进行跨学科知识行动

      从列斐伏尔、哈维、索加等学者的知识行动看,催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当代复兴的一个重要语境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城市化的转型,特别是诸多城市问题在西方的显现、深化、复杂化。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一种城市性理论:具有鲜明城市背景、城市底蕴、城市导向。近年来,中国学者之所以开始更多地关注列斐伏尔、哈维等的理论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不断推进城市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复杂性问题,亟需进行综合性的理论观照。树立自觉的城市意识,以跨学科的框架推进城市研究、城市批评,对当代中国及世界的城市问题进行深究式反思和比较,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本土营建,具有基础意义。

      但是,不是具有了中国意识、城市意识、问题意识、现实意识,就一定能够建立有中国本土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城市哲学。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城市批评理论,尤其需要在开放式学习中增加理论的深度、厚度,特别是提升理论品质、理论品味。浏览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文献,可以发现,诸多学科的学者已经对城市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当代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分门别类、“小圈子化”,在自身园地耕耘的学者往往并不留意、关心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地理学是一门探索“所有可能的世界”的学科,所有可能的世界,不仅包括物性世界,也应该包括所有可能的知识。以一种更为开放、兼容的心态,进行更多跨学科知识行动,对于人文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具有重要作用。


于海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批判的地理学,它将生产和社会阶级分析与有关空间组织的分析结合的社会空间观点,不仅让城市社会学受益,也让一般社会学受益。批判地理学启发社会学从地理来思考社会,更让社会学看清空间的社会性质。在资本权力支配的地方,以社会之力创造新的、包容的空间,是批判的地理学给予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教诲和实践指南。

       我愿意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解为批判的地理学。社会学受惠于批判的地理学,首先是城市社会学。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改造改变的不仅是物理形态、人居形态,更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上海中心区三十年的改造,造就的不只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消费景观(瑞泽尔语),更是一个趋于同质的绅士化社区。批判地理学的社会空间理论让我们认识到,中心区嫌贫爱富的更新方案,必然对空间的社会极化推波助澜,而无论是富人还是普通人的社区,在居住隔离模式下,将同样趋于社会互动的贫瘠化。检讨上海城市更新,最重要的教训是有空间改善,却没有社区复兴

     一般社会学大大受惠于批判地理学,在于它揭示的一切的社会不平等,不仅体现为经济、文化、政治的机制,而且都有其空间安排。“社会过程不能发生在针尖上”,即有其空间的存在形态和实现方式,如上海的职业地理分布,制造业主要分布在郊区,服务业集中在上海核心区,这种新的中心—边缘的地理格局,可说是历史上上只角与下只角之分的最新版本,新在于它是世界工厂的中国与资本的全球节点的上海之分的反映,也是农民工与创意阶层工作地之分的反映。批判地理学的洞见,不把以上的职业分布看作是自然地理意义的,而是从“经济活动的社会关系的地理组织方面对就业的空间模式提出的解释”[12]。社会学学到了从地理上思考社会,看到生产关系必定是通过具体的地理形式而存在的。
  
     批判地理学让社会学敏感于社会的空间向度并将空间带回社会分析,同时也让社会学对空间的社会性质的意识更加自觉。“空间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充满意义”(列斐伏尔语);在批判地理学看来,“空间最重要的意义是其作为社会权力资源(source of social power),从而引出争夺空间控制的空间权力问题”(哈维语)。将空间权力概念运用于中国城市化实践,我们会发现不同的空间故事。以上海田子坊为例,空间权力的理论使我们有了行动者的空间能力概念。在空间被国家垄断的体制下,我们无从讨论行动者的空间能力。分权的改革和市场化的城市开发,空间成为资源,从而发生对空间的争夺,提出空间能力问题,在田子坊案例中,如政府官员决定旧里是拆还是保的支配能力,艺术家在旧里化腐朽为神奇的空间再造能力、企业家经营旧里空间使之升值的市场能力、学者叙述以上空间实践的话语能力等,到处盛行内城空间被商业主义俘获的资本权力,把它变成“一个炫耀性消费的空间,称颂商品而非市民价值”。但作为“更好兼顾城市文脉、创新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改造新模式的”田子坊实验证明:“对社会空间(和时间)的支配性与霸权的界定,永远都会遭受挑战”[13],在发现支配的地方用社会的力量来创造包容性的城市空间,这就是批判地理学给予社会学家最重要的教诲,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


石计生
台湾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人文社会学院地理信息系统创造力中心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地理信息系统、台湾歌谣等研究。

核心观点:哈维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价值新诠与当代空间实践的探讨。哈维的价值新诠恢复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洞见,使得“理性消费”成为我们今日思考与批判的重点。其空间实践让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命题的虚与实。对其“西方中心”的本质论与乌托邦目的论提出质疑与批判,是建立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关键。

  哈维这次在南京大学的访问演讲,揭橥了他毕生研究的精华,一言以蔽之,就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
    关于价值,哈维提出使用价值是由需求与欲望历史地建构的,它和生产相应。这点,从西方经济史来看,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从斯密的《国富论》出发,批判地接受边际效用学派消费动机来自于人性的欲望的观点,但他认为这并非只是为了个人心理满足,其产品使用价值有集体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表现形式,这是马克思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市场法则下的集体行为思考[14]。他承认使用价值的欲望是历史建构并标签其集体性,因此,哈维才会认为,“理性消费”是出于资本的操纵和误导,而不是出于工人的不良欲求;是资本的意志让人有欲求而行动,这种欲求是无限且持久的。“理性消费”让城市空间实践导致异化——不是我们所能决定,是资本的意志让人去拥有智能型手机或者在城市垂直商场里进行各式消费,根本上还是一个使用价值问题。因此,我认为,哈维的主要贡献是翻转马克思理论被视为是过于偏重生产的偏见,其价值新诠让马克思论商品消费在当代具有意义,从一片后现代去中心、意义消解的喧嚣声浪中独树一帜,恢复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洞见,正因为消费是资本的操纵与误导,使得所谓的“理性消费”,其实是异化消费,成为我们今日思考与批判的重点。

   关于空间实践,哈维的价值新诠所导向的,除了上述马克思使用价值的历史建构与集体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它在市场交换中必然导向交换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资本积累过程。这是哈维价值新诠对资本及其权力操弄本质在空间实践上的重新认识,其后果是全球尺度下的城市空间不均衡发展。哈维和马克思当年一样提问,只是加上空间变项:资本如何产生空间?生产了怎样的空间?空间如何反映剥削关系?如何延续?通过他的核心概念:空间修复(spatial fix)、城市的权利、希望的空间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等,哈维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很具体地提出,从城市、区域到全世界。这点对中国也不例外。无法回避地,从哈维的访谈与著作中,我们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命题的虚与实的问题。通过哈维近期在大陆的报告可以归纳他的主要观点:① 中国城市化并非例外,因为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本吸收与生产力的发展,和别处相同。只是在小的细节如城市化的速度等有差别;② 1970年代中国及整个东亚被吸进资本主义体制,剩余资本涌进中国,中国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移问题的地理拐点。哈维的思考与马克思被批判的问题如出一辙:本质论与乌托邦目的论。因为本质论,所以哈维可能看不见中国城市化现象的特殊性;因为目的论,所以将中国宏观调控和限制资本主义竞争法则的框架,视为是过渡到未来乌托邦社会的过程。我认为哈维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的城市空间均是以美国、英国为范本,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进行观察所得之结论。我们应该提出质疑,甚至通过批判哈维以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李志刚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核心观点: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需要双向“尺度重构”:向上走向“全域城市化”批判,向下走向“城市日常生活”批判。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一种学科、思想或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并不天然以国家行政边界为界限。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恰恰需要突破国家行政边界视野,需要双向“尺度重构”:向上走向“全域城市化”批判,向下走向“城市日常生活”批判。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历来聚焦“城市问题”,通过城市空间生产、城市化问题的讨论解析资本主义本质,但多以纯粹的城市空间(城市)与“非城市”空间(乡村)的对立为认识论基础。进入21世纪,城乡互动频繁,经典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城市现象的匹配性出现了问题。另外,经典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建立在欧美国家经验之上,充满欧美中心论的色彩,而当代城市化的主场却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需要“空间修复”和“尺度重构”。
        第一,走向“全域城市化”批判。全域指的是全球尺度下的城市系统,意味着远离传统城市地区的外围已被全面纳入城市体系,城市化的尺度空前扩大;自然界和乡村地区成为城市社会的组成部分,为其提供支持,纯粹意义上的自然已经终结。要理解当代社会,就必须理解城市化及其在全球尺度的无限拓展,将城市化置于中心地位,解析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总之,突出“全球”这一研究尺度,超越原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强调空间的普遍联系、去边界化及尺度内涵,以此延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政治经济分析及结构主义立场。
    第二,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多表现为经验研究或案例研究,或为城市现象的单纯记录,或是将差异化的空间现象归因于背景差别(制度、文化、历史等),忽略总体性的理论建设。中国已处于世界城市化实践的中心地位,应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生产做出更大贡献。比较研究特别是“南南”比较研究变得尤为重要,要将更多视野由“北半球”转向崛起中的“南半球”,通过“比较”来修正和完善已有理论体系,发掘南半球多元丰富的城市化模式,打破当前知识生产的“核心—边缘”体系,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
   第三,走向“城市日常生活”批判。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人的城镇化”,将“人”这一主体置于核心地位。秉持并发展列斐伏尔提出的日常生活蕴含着资本主义和历史本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要从“摩天大楼”视野转向类似“民族志”的实地调查,转向微观尺度的社会参与,发掘日常生活“异化”与“抵抗”的机制。


胡大平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研究”首席专家。

核心观点:需要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唯物辩证法武装下,审视中国作为全球地方的地理变迁及其提出的问题,乃是当代中国地理学服务于民族发展需要和为世界地理学做出贡献的要务。

        在中国语境提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问题,或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提法,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明确边界的学术传统。在我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无论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成果启示,还是中国地理学面临的具体社会现实要求,真正的任务是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这并非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没有专门的地理学视角,亦不是因为地理学领域缺乏马克思主义传统,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一种知识学方案,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是面向塑造历史地理的多种冲突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并致力于通过空间生产的知识改善这一进程(即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旨趣)的。从20世纪60年代国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发展看,无论是列斐伏尔、哈维这些大家,还是许多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推动理论进步的例子,都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一种理解环境史和社会史的卓越的综合性视角,其生成和丰富化,源自社会历史变化提出的理论要求,源自直接的多数改造生存环境的渴望。也正是这一点,他们的理论掷地有声。例如,列斐伏尔从“生产关系再生产”角度揭示资本主义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向空间本身生产的转型,从而将“空间生产”问题理论化;哈维则从资本主义城市化以及意识反映的历史进程分析指认资本积累逻辑的转换及其深刻的矛盾。可以说,所有这些先例,绝不是外在地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本本去裁剪现实,而是体现着理论家们的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如哈维所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必须成为既有学科体制、意识形态和实证主义地理学知识的“反叛者”。在我看来,比狭隘的学科意识和陈旧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不断物化和固化的社会冲突结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旨趣便是在理论上穿透这种结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体现了帕斯卡所称的几何学精神和敏感性精神的协调,以艰深的政治经济调查揭示真相,以革命的诗情增强地理学想象力,不断推动思想的深入及其与改造世界实践的结合。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主张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是沿着学科发展的既定路径,引进某种国外理论来裁剪中国现实,而是在唯物辩证法武装下,以全球作为背景,审视中国作为全球地方的地理变迁及其提出的问题。在此,我不揣冒昧地列举一些主要问题:① 重新审视社会环境变迁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解释;② 回顾近二百年中国现代化过程,揭示当代中国时空社会建构逻辑;③ 在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框架下,阐明当代中国不同尺度的地方构造的政治经济学;④ 全面分析不同的政治经济过程所催生的新的阶级关系、社会正义问题;⑤ 揭示宏观政治经济过程孕育的变迁趋势,在理论上描述可能世界的图景并为之提供政策建议;⑥ 以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为世界地理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何深静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住房研究。

核心观点:新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中国地理学者应当以批判精神和广博的世界性知识武装自己,探寻细腻的地方性知识,畅想和创造属于本土的城市未来

    近期,以Michael Storper和Allen Scott为首的经济地理学家与以Ananya Roy等为首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开了多次论战[15,16]。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地理学者是应该致力于探寻普世性的(cosmopolitan)知识,还是强调差异和复杂性的地方性(provincial)知识。这场争论的最大分歧其实在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对立,它对中国地理学者有很大启发。
     与各种“后学”(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对现有知识体系淋漓尽致的批判不同,各种“新学”(如新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地理)更强调“扬弃”。新马克思主义继承发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但已基本放弃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批判,将矛头转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冲突。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哈维的经典理论如剥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资本的三次循环、空间修复等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城市社会巨变的利器,其强大解释力不言而喻。由此看来,哈维的理论无疑是一种世界性知识。然而中国学者在运用哈维的理论时仍需抱有批判态度[17],才能真正探索和构建本土理论。即使哈维本人也承认他对自己的理论并不完全自信。而新马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批判性。
     当然,除了哈维,或许中国学者还可以从更多的新马理论家那里汲取养分,例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主张,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Habermas)及其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E:\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cative_rationality)等理论。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当今学界,我十分赞同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对地方性知识的执着。创造地方化的知识和城市理论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学者的长远目标。而在当下,用世界性的知识来武装自己应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重中之重则是不可或缺的批判精神。


杨宇振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建成环境历史与过程、城市设计与地域建筑等相关研究或实践。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提法值得再思考,它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形容词的危险。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资本积累”与“空间”关系的论述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中有不同的表现,但本质没有差别。

   哈维在2016年6月9日给中国地理学者的信件中谈到,他很高兴得知“批判地理学”在中国还存在着。意味深长的是,他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而是用“批判地理学”。哈维转引马克思的话,要“无情地批判存在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提法值得再思考——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名词。这个词汇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形容词的危险;更确切的说法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应用”。类似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学、城市学等词语的更确切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总体认知的理论。马克思讨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8]。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资本积累”“阶级斗争”与“空间”关系的阐述是理解社会过程和空间之间关系进而是实践的理论工具。
     在马克思讨论的社会“运动规律”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过程和形态表征,如所谓印度、巴西、土耳其、非洲等的特色;但这是一种我曾经称之为“千篇一律的多样性”的结果[19]。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不同吗?从总体上看,资本积累生产着加速的地理不均衡发展,从全球到地区、从城乡之间到城市内部,进而生产着人群的社会分异。发现新大陆的五百多年以来,全球和地区加速的资本积累循环不仅剧烈改变着地表景观,也进一步异化人群,形塑日常生活,改变个体人的生存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家、地区、城市产生了一种异常的“身份焦虑”,这是一种对集体认同感或权力合法性消散的焦虑,也许还带着一些对曾经的地方历史的愁思。资本生产了这种焦虑,却又利用这种焦虑谋取利润,普遍手法是地方独特历史、地理的符号化和商品化。权力则将地方独特性作为生产资料来制造集体认同感,抚平焦虑[19,20]
      在前述的普遍状况下,中国的现代化和资本积累有自己的社会过程和形态表征。它至少受到两个地方性因素的影响。第一是权力在资本积累过程,在生产、消费、分配中的调节(或支配)作用。第二,是社会在权力管制与资本积累支配下地方人群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具有长久历史的中国有其显著的地方性特点。当下的状况是,网络社会的浮现生产着各种不同层级和尺度空间之间的新关联,进一步加速资本积累循环,进而改变着这两重具有特殊地方性的关系,产生新的社会过程和形态,从观念、社会到物质的新形态。
     存在着各种空间现象。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与“空间”之间的论述,是理解这些现象的一种必要途径。但它不仅关于批判性地理解现象,更关乎空间实践,以及改变这个世界。


段进军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城市与区域发展。

核心观点:中国城镇化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通过社会建设来均衡权力和资本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由“被动的空间”走向社会和空间良性互动的“能动空间”,进而到实现空间权利的“行动空间”。

      未来中国发展将步入到以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为主的新阶段。城镇化及其社会空间的构建是核心问题。中国城镇化研究需要新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排斥实证,相反,我们应坚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要突破和批判实证主义忽视社会现实和伪装价值中立的弊病,运用“社会—空间”辩证法和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去研究中国城镇化和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角度,可以划分三种不同的空间:“被动的空间”“能动的空间”与“行动的空间[21]。功利主义的视角将空间视为冰冷的、追求GDP的工具,对应着“被动的空间”。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观则坚持空间和社会的统一,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空间,因而存在一种包容性的、多样与多元化的“能动”空间。而要实现每个人的空间权利,就应按照马克思的教导——“改变世界”,也就是塑造“行动的空间”,通过社区革新、社会建设等促动社会转型和空间权利的实现。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是被动的空间,是权力实现政绩和资本获得利润的空间,还没有将空间与社会关联起来,还未充分认识二者之间的统一性。空间被作为权力和资本增长联盟的工具,社会力量对于空间重构的缺失,导致空间发展出现重大失衡。如果说这种大一统空间的可以带来GDP增加,或者说带来工业化的大发展,但它无法满足人们对于空间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现实需求。这种多元化既是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也包括人性化的生活空间。只有通过社会建设来均衡权力和资本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由“被动的空间”走向社会和空间良性互动的“能动空间”,进而到人们可以维护自己空间权利的“行动空间”。


吴启焰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加拿大圣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兼职教授。

核心观点:激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具有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激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是基于空间解读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学术流派,参悟这一流派的精髓,必须把握其犀利的社会批判能力,领悟其坚定政治信念。
     首先,社会批判源于不懈批判和持续扬弃。激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始于哈维对《资本论》的扬弃——尽管马克思没有完全忽略,但是对空间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正是这个理论不足和实践缺憾,为列斐伏尔、哈维和索加自上而下建构资本循环与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卡斯特与福克斯等从自下而上解构阶层冲突与社会组织留存了批判与扬弃的空间。
     剥茧抽丝,利用地理空间概念,索加指出资本危机可以通过空间的转移得以苟延残喘,揭示了全球化对维持资本主义死而不僵表象的经济可能。哈维则辩证地批判了索加的绝对地理差异观,提出“时空压缩”理论,阐明了基于现代流通技术的相对地理空间对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济本质与政治寓意。但对激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贡献更大的是哈维的学生史密斯(Neil Smith),源于地方尺度爱丁堡内城更新案例,他建构了“地理不均衡”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之从场所、城市与全球多尺度批判新自由主义服务于资本全球化的事实。
       其次,理论的活力源于坚定的政治信念。史密斯与持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雷(David Ley)在中产阶层化(gentrification)问题上近二十年的论战尤其值得注意。雷认为这只是一个所谓的绅士化过程,是中产青年个性张扬的空间体现;但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城更新的表象掩盖了底层群体被排斥和资本循环的本质,并提出“不是人,而是资本”使然的经典论断。遗憾的是,国内很多学者对于绅士化或中产阶层化这一类类似概念背后的理论鸿沟、社会空间再生产的机理和政治立场并不敏感。因此,有必要特别强调激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这种与生俱来的批判本质与坚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性。


苏晓波
美国俄勒冈大学地理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人文地理与旅游研究。

核心观点:关注社会不公平和空间的异化以及分割,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比任何时候都具有现实意义,但是,理论的发展远远滞后社会运动的实践。
      自1973年哈维发表《社会正义与城市》后,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波及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从2010年中东北非的维特革命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从占领开罗的解放广场到纽约的祖科蒂公园,社会运动与空间息息相关。关注社会不公平和空间分割,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比任何时候都具有现实意义,但理论的发展远远滞后社会运动的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地理学者如果无法为现实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他们所拥有的就仅是情怀,对于弱势群体的情怀了。
     自从意大利共产党前领导人葛兰西,西马阵营中最知行合一的革命家,被墨索里尼政权投入牢狱,1937年病逝于罗马之后,西马就缺乏理论源泉和运动实践。1968年,被尊为巴黎学生运动理论之父的列斐伏尔,面对革命学生的热情邀请,只是退缩在家里,呼吁对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同一时期,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借鉴葛兰西的理论,研究文化政治和社会不平等。1970年前后,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不均衡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旗手。20世纪90年代中期,Donna Haraway承认自己无法想象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样子。2010年,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混乱和危害,Wallerstein问:什么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混乱会形成什么秩序?西马学者们缺乏政治想象力,既无法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吸取营养构建新的理论来对抗新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学习葛兰西组建政党来领导社会运动,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知识分子。那么,哈维们的情怀仅仅是茶杯里的风波,还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催化剂?
     而今,哈维在中国谈起共产主义,呼吁为寻找美好生活而努力。问题是,这个美好生活是谁的?什么样的?如何实现?伴随着哈维寻找美好生活的是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穷苦的大众,欧洲梦的破碎,以及6亿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摆脱贫困。过去40年专注于宏大理论叙述和中观城市分析后,哈维可能累了,把眼光投向微观的日常生活,响应列斐伏尔的呼吁,在家里关注社会运动,远离实践所带来的喧嚣。哈维提倡的美好生活,不是党派(Party)领导下的运动,是远方和诗,是普通人的派对(par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对共产主义的地理想象。只是,想象的身躯,缺乏理论和实践的翅膀,能飞到哪儿呢?


董慧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

核心观点:借鉴当代城市空间批判的视角,构建以中国化的空间正义为轴心的城市治理空间分析框架,实现城市的“善”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路径的题中应有之义。

       空间正义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近十几年来伴随着社会科学“空间转向”和新社会运动,在领地正义、环境正义、非正义的城市化等相关讨论中成为焦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空间批判,主要是从空间视角分析资本主义城市化中社会关系的建构、资本积累之历史动力的矛盾、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资本主义变革的原因及替代性方案,其实质是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方式和空间政治的反思,提出空间正义的强烈诉求,彰显激进批判与解放政治的逻辑。而这一主旨也恰恰与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现实及未来发展相呼应。
      当前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带来了日益凸显的城市空间非正义问题:城市空间生产异化、空间资源分配不均、空间剥夺、居住空间分异、自然空间过度资本化等。基于上述背景,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原则与目标导向,对城市整体进行系统的统筹治理,探讨空间正义对于城市治理的意义,以及城市治理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路径,迈向中国城市善治,已成为具有紧迫性的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城镇化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融入全球资本的城市化和空间的资本化双向过程实现的。因此,吸取西方城市发展的深刻教训,借鉴当代城市空间批判的视角,建构以空间正义为价值目标和导向的城市治理,能够打开城市治理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视野。我们一方面需要借助“空间批判”的相关理论资源,梳理空间正义的具体内涵,推动空间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另一方面需要梳理城市治理的空间逻辑线索,建构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构建以中国化的空间正义为轴心的城市治理空间分析框架,为诸如空间剥削、空间排斥、空间集聚、空间同质化、居住空间紧张、公共空间缺乏、阶层分异等非正义问题提供方法指导与对策建议,从而真正为人类城市发展提供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释放城市对于人类的福祉。


陈明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城镇化。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该被重视和大力发展,城镇化的多尺度实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主要路径。

      2016年6月,哈维到访中国并在国内多所大学开展讲学交流,一时掀起一股热潮。然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需要哈维到来才引起讨论,我们需要自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经济发展转型较为成功的代表性国家,这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丰富土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都为地理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和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中国应该受到足够重视和新的发展。
      就城镇化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两个理念尤其值得重视。一是批判性与对社会公平价值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地理学中的激进派,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双重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我国快速城镇化取得重要成就,但也出现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冒进式城镇化和鬼城现象,城乡三元结构,在基础设施、文化教育上的新城乡差距等。城镇化研究离不开“人”,也就少不了价值判断。二是空间的社会属性与空间正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的生产”,突出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列斐伏尔和哈维都十分重视城镇化和空间生产的关系,这对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论,有助于理解社会经济活动及其与空间的关系,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中有着广泛应用前景。需要用行动脚踏实地把讨论哈维的这个热潮延续下去,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走向世界,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拿来主义,虚心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知识体系;二是结合中国实际,更加关注本土化和特色化的国情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


郭文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浙江旅游转型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在国内最早提出“旅游空间生产”理论。

核心观点:中国旅游地理空间受权力、资本、阶层等因素影响,出现了空间生产的新问题,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批判旅游空间生产异化,警惕资本逻辑另类牵引,探索新的空间发展伦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地理空间越来越受到权力、资本和阶层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各级政府和部门将旅游作为一种国家和地方战略性支柱产业,借助资本推动旅游空间建构,进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空间和社群结构。旅游空间生产问题开始变得显著,并出现旅游社会文化异化、旅游空间非均衡发展、旅游社会经济空间区隔等问题。以空间生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是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武器[22]
        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必然。体现在旅游研究上,当前旅游界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在进行旅游空间生产问题探讨,但还需要结合中国旅游发展的实际问题,深入学习和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它对激活旅游研究,重塑旅游实践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在方法论层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为指导原则,重视旅游空间实践中“社会—空间”辩证分析范式的建构。在具体方法路径上,可以从旅游物理—地理、旅游社会—经济、旅游文化—心理三组主要尺度入手,通过分析旅游活动的空间展演、社会内涵与文化动力,揭示旅游空间生产的实质。在认识论上,重视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性,深刻批判旅游空间异化现象,警觉资本逻辑另类牵引,还原与重构旅游“世界”(也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要求,也是旅游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时代使命。


刘天宝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历史职责在于彻底反思和批判现有的发展知识,创建真正服务于人民的地理学理论。

    中国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近一百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的国家,却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这一奇特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而言,其要旨不在于表层的知识引进,而在于其鲜明价值立场和彻底批判精神的吸收与运用,即通过批判性反思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创建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性的人民的地理学[7]
     这一任务就是要彻底抛弃中立的价值立场,通过资本、权力、人民和自然构成的分析框架,以中国现代化的空间实践(尤其是城市实践)为媒介,反思、批判和重建中国的发展知识(图1)。资本、权力、人民和自然不同的地位和支配关系构成了性质不同的发展模式,并通过具体的实践生产和再生产了城市、乡村等具体的空间类型及其相应的本质属性(如城市是权力欲望的乐土、资本高效积累的工具,还是人民生活的家园)。因此,这些空间—实践就构成了透视、评价、反思和重建发展知识的通道。这一过程以对权力、资本、人民和自然的本性的批判性思考为前提,以发展目标(权力稳固、资本积累、生活幸福……)、发展中的结构关系(物质资料与精神文化、人与自然、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地……)和发展成果的分配(受益方、受损方、相互关系)为关键问题。最终目标在于构建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空间实践的地理学知识。这种知识不仅是对地理学的理论贡献,更是促进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


图1
Fig .1

图1           中国发展知识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反思、批判和重建         Fig .1           Chinese development knowledge's reflection,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Marxism geography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在理论研究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批判性地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内的现有成果,将空间—实践作为地理知识的最重要来源和判断标准,做真正的服务于人民的地理学者!


王丰龙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是空间的生产、政治地理和行为地理学。

核心观点:中国问题不能直接放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也不能仅仅是西方理论的试验场或注脚。我们应该重读经典、重构理论、加强批判,也要警惕其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和结构主义的局限性。

   哈维对地理学最大的影响有三点: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空间修复和资本三次循环模型;剥夺性积累和地理不平衡的理论。哈维的学术路径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具有以下启示:① 重读和翻译经典。哈维每年都组织《资本论》读书会,且常读常新。相较之下,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明显偏少。故建议加强对国外经典文献的深入阅读[23],加强对《资本的极限》等名著的翻译和引进。② 立足本土,重构理论。中国的问题不能直接放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仅仅是西方学者理论的试验场或注脚。资本这一核心概念在中国的背景下进行理解就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现实问题,从基本的概念和机制入手进行理论创新,才会有真正的知识贡献。我们既要有对自身理论解释力的自信,也要有本土的问题意识,不能是中国特色加西方理论的“西方主义”[24,25]。“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中国学者对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参与和拓展——这种拓展在剥离所谓中国特色后仍然具有普世价值。③ 建立包容批判的学术环境和平台。哈维最大的贡献在其批判精神和分析方法。批判不仅有助于修正学科内的理论,也会通过对话扩大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然而,多数国内学者都把批判别人的成果看作得罪人的事情而选择自说自话或保持缄默[26]。建议建立一个类似《Antipode》的理论性、批判性很强的国内刊物,成立研究组织,加强理论批判和对话交流。
      此外,还应警惕学术研究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在中国研究涉及阶级和政治的问题时需要十分谨慎,要暂时将讨论限制在学术交流内,不能把“激进”变成“武断”,莫将学术争论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时,也要清楚其理论视角本身的局限性。


任政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空间批判哲学研究。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何以可能、是否应该的探讨关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自身的理论定位、界限与语境的理解,必须在更加自觉、规范的维度上批判性借鉴其分析框架。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探讨首先必须澄清理论前提,准确把握其理论规定性。
     第一,就理论视域而言,不同学科的学者是在不同理论维度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基本存在着两个理论维度,即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视域与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一般而言,前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空间维度来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是地理学相关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推广与应用于激进主义地理研究之中。这两者之间不是绝对割裂的,但是必须形成自觉的视域意识。
     第二,从理论谱系来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实质上是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不涵盖空间理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包含着丰富的城市批判思想。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创立与发展出完整的空间理论。随着都市时代的到来,时空压缩加剧,空间的重要性凸显,列斐伏尔、哈维、索加等学者沿袭马克思批判理论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转向”,开启了地理学视域。
     第三,从理论定位与评价来讲,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内在的局限性。从积极方面来看,开创了都市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提出了资本城市化、空间生产、空间修复、不平衡地理发展等理论范畴,推进了资本主义批判,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穿透力。从局限性来看,这些理论追求片面的深刻,矫枉过正。虽然他们也反对空间决定论,但是某些理论主张过分夸大空间的独立性,走向独断。在现实中,试图通过空间批判与城市运动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带有明显的理想性与乌托邦幻想。我们必须克服其缺陷,空间批判应该是服务而不是替代社会变革。
     第四,从理论界限与语境来讲,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植根于西方都市社会。中国并没有生成西方意义上的都市社会,不能简单地把空间理论套用到中国城市化之中。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特征、趋势及其城市发展所遭遇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在更加自觉、规范的维度上借鉴空间理论框架,以此推进中国化。


王晓阳
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学专业博士生。

核心观点:新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城市理论对当代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战后西方主流城市地理学理论默认一个先决条件,国家是城市体系建立所依赖的主要尺度[27,28]。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些传统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挑战。新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家强调全球化的力量和反身的多尺度空间。1970年,列斐伏尔在《城市的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全球城市研究通过引入全球化的核心议题,来理解城市发展和空间安排。它假定全球形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网络,这个网络通过中心节点城市以实现关系交换,这些关系由物质、劳动力、知识和价值的时空流动构成[29]
     从地理上讲,全球城市的形成包含两个进程:一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由一国发展到多国;二是此类公司在空间上不约而同地集聚在少数几个全球熟知的门户城市,并最终促进全球城市出现[30]。该理论假设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并通过跨国公司为中介协调其生产和投资活动,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的控制与指挥中心。北京作为52家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建设全球城市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国加入WTO之后,北京逐渐成为中国资本对外扩张的枢纽,同时全国的人才和国际精英透过节点城市的资源转移,向北京集聚。“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网络的形成,且强化北京与全球城市或者区域节点城市的联系,这既符合中国大国崛起的目标又促进了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良性互动。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理学理论指导北京的全球城市建设,将成为该领域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案例。


特邀召集人叶超总结

      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极具开放性的学科或领域,而且,它们都与其他学科有紧密的关联,它们都非常强调立足并解决现实问题,这些特点使得它们既容易从其他学科和实践中吸收知识从而丰富其理论,又能渗透进入其他学科并产生良好的反馈。这两大领域的联合是迟早之事。特别是,社会现实的重大变化会刺激和促发学科和理论变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和背景下产生。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并非只关乎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两门学科。虽然,这次地理学者、地理刊物主动与其他学科联合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上迈出重要一步,但是,只有秉持一种学科平等、知识共享和面向现实的原则与精神,借助多学科的联动,才能持续地、实质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梁启超语),只有打破学科、地域、年龄等种种藩篱,才能使得学术直面现实和大众,从而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也特别批判了强调学科特权的“学科拜物教”。尽管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形式上似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地理学这两个领域的特色和关联,但是,它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开放、批判和现实性。而这三个价值中的每一个都在提示着我们破除学科及其他一切成见去重新思考、认识、寻找、发现和塑造真实的现实与世界。这要求我们对急剧变化的现实具有一种敏感性和预判性,并自觉寻求理论变化与突破以应对,甚至通过理论改变现实。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最大共识就是知识需要行动,而跨越重重疆界的联合则尤其重要。诚如哈维所说,“联合起来我们能够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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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5 11:39: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6 14:35 编辑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规划与实践反思
地理研究 2016.8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规划与实践反思
http://www.dlyj.ac.cn/article/2016/1000-0585/1000-0585-35-8-1399.shtml
作为一个学派和领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有其来龙去脉和源流派系。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为主题的“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继续秉持这种开放、批判和面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与精神,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其他理论流派在中国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并反馈到国际学界,进行对话并有所贡献。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既需要引进和转化一切先进知识为我所用,也同样需要输出和传播本土的、“非西方”的学术创造,进而改变“西方”主导话语的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主要目标之一。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并非强调中国问题的“例外性”,相反,是想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这一“西方”理论)与中国理论与实践对应或对接起来,发展一种基于中国问题的普适性或地方性理论。所以,这个中国化的背景和前提是国际化。只有在吃透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或涉及其中国化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提法本身包含着打破东方与西方、外国与中国、主流与边缘、理论与实践界限而进行学术创造的意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包括所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每个学科和领域,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首要问题。当然,因为每个学科都有其特有的历史、传统和范式,对理论与实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所以,理论、实践及其关联只是存在一个大致的或一般的认定,其实质和涵义则并非像想当然认为的那样清晰。由于现实或真实问题不分学科,所以必然发生的跨学科交叉使得单一学科理论与实践的范式松动乃至瓦解。甚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与界限也开始变得紧张、模糊与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其中确定和清楚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变动不居的、历史的辩证关系:理论影响和引导着实践,实践也促发和塑造着理论,在“旧”的意识形态之上,新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涌现和产生。因此,对理论、实践及其关联进行新的思考、认知与界定,就成为摆在每一代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对于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而言,进行规划和实践的反思是与知识行动并行的要务。


从古代以地方记叙为主要特征的地理学到注重差异和个体特征的后现代地理学,虽然地理学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注重地方实践的根本未变。正是这种强调“人地关系”、脚踏实地体察自然与社会、并辅之以地图呈现的实践,使地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此外,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与各种规划(如城乡、土地、旅游、景观规划等)关系非常密切。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具有丰富的规划经验,现行的大学专业也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这既反映了(人文)地理学与规划的紧密关联,也体现了地理学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优势。然而,面对新的社会现实问题,地理学者应该如何进行和参与规划乃至实践?或者,聚焦于本次主题,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和理论如何应用甚至改造规划和实践,后者又会对前者产生什么影响?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意义重大。因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联与相互转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生命力所在。


主题主持人

蔡运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综合自然地理学等研究;是最早译介大卫·哈维著作的中国学者。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实践指向是非常显著的,而且要追溯到实践问题的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揭示深层的原因并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之所以从一个实证主义地理学者转变为批判地理学者,正是看到了前者缺少社会内涵,对实际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或视而不见,或不得要领,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于是他的学术转向从关注巴尔的摩的城市问题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武器,随即发表了《社会正义与城市》[2]。此后的研究一直关注人与自然冲突、非均衡发展、社会不平等等实际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识和解决形形色色实际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三:第一,非均衡发展和剥夺性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分析;第二,社会—自然关系以及环境变化的政治生态学;第三,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的辩证法,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的转变联系起来,将地理与历史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实践指向非常显著,而且要追溯到实践问题的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揭示深层的原因和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例如关于前述第二途径,国际地理学界产生了政治生态学派,有五个重要论题:第一,各个地域尺度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历史演变,重视地方一级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态问题的实地调查;第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传统资源利用体系的传承与变化过程;第三,国家干预对农民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第四,在生产与交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地方决策制定主体的响应;第五,注意地方主流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不同反应,注重地区的特殊性。可见,对社会—自然关系以及环境变化的研究途径,政治生态学诉诸生态问题与经济、社会、政治的关联,与实证主义地理学诉诸“科学”问题甚至“技术”问题是大相径庭的。有意思的是,政治生态学始作俑者大多数是自然地理学出身的学者,例如Piers Blaikie,本来是地貌学者,研究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在追溯其原因和驱动力时发现自然科学的途径并不能全面解释,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遂走向政治生态学[3]。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Elinor Ostrom在研究公共资源(包括生态系统)时,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也把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关联起来[4]
       其实,这里的道理并不深奥。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主要是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对土地的不当开垦、对森林的超额砍伐、对草地的过度放牧、对矿产的乱挖滥采、对环境媒介的废物排放等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有诉诸社会、经济、政治才能说清楚。生态系统退化表面上是“科学”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问题,要从社会、经济、政治上寻求根本的解决途径。
     陆大道指出,当前中国地理学的主要问题是过于自然科学化和脱离社会实际[5]。对此,是不是可以从哈维学术立场的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获得一些启示呢?


特邀召集人

叶超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学。

核心观点:需要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实践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关键是寻找和架设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哈维的宏观建构和邦奇的社区改良两种道路要结合起来。最要紧的则是首先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革命”。


面对理论发现和实践更新的任务,首先需要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2009年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被界定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分析社会经济系统(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地理条件、过程和结果。它在学科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分析的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6]


这个定义已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要点,对这个领域现实性的强调更是抓住了要领,但是它还不完备,除了有意识地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是主要对象,最主要的则是忽略了这个领域的实践面向: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是一种“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也不能只停留在“分析现实”的层面。因此,这里给出的定义是: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主要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社会经济系统及其运行的地理条件、过程、结果与机制,批判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强调直面现实并力图 改变。”


这个定义既强调了理论层面的“分析—解释—批判—直面”路径,也强调了实践层面的主要课题,即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及对其的改变。紧接着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架设一些桥梁,以有效地沟通乃至打通理论与实践的通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地理学思想史中借鉴经验无疑是重要路径。


从思想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前承激进地理学,后启批判地理学,可谓“中流砥柱”。所以考察其实践,应该从“激进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批判地理学”这个谱系出发。大体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实践主要存在哈维式和邦奇(William Bunge)式两种道路。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前身是激进地理学。而激进地理学系产生于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反动”的基础之上。20世纪60年代末期,世界政治和社会经济大变动,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呼声高涨。1968年法国巴黎学生和工人起义,西欧经济衰退等相继发生,一些地理学家开始对计量派,也就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枯燥乏味、脱离现实感到不满和厌倦。哈维于1969年出版了《地理学中的解释》[7],为实证主义地理学进行全面辩护与论证,显示出突出的哲学天赋和方法论才能。但在此书中,他已经表现出支持方法论灵活、多元的态度。果不其然,甚至在该书出版时,他就敏感地觉察到社会现实的变化,提前预判和行动,思想上大转变,开始反对计量派,学习马克思主义,直到1973年出版了影响广大的《社会正义与城市》[2],但此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哲学已成为他的主要理论来源。另一个激进地理学代表人物则是邦奇。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做了很多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比如组织了赫赫有名的“底特律地理学考察队”(Detroit geographical expedition),主张地理学家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到贫穷的地方进行考察,为当地做贡献,与当地居民一起制定规划,而不是给他们做规划。响应底特律黑人社区的要求,地理学家组织了这样一个考察队,就社区种族隔离、城市扩展等问题写了研究报告,并进行了人员培训等社会活动。虽然考察队于1973年停止工作,但这个活动扩展到加拿大的多伦多、澳大利亚的悉尼和英国的伦敦,持续10多年[8-10]


在实践模式上,哈维的宏观建构与邦奇的微观改良之间其实并无矛盾。1969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举办的安·阿伯(Ann Arbor)会议上,属于温和改良派的底特律地理学考察队和激进的左派——《Antipode》期刊团队互相理解,达成一致,激进主义运动正式固定下来[8]。值得注意的是激进地理学的两员大将——哈维与邦奇,早先都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所以,这场革命是从实证主义地理学内部而来,相当于自己革自己的命,这是尤其要注意的。如果中国学界要从这些实践活动或模式中吸取经验的话,那么,也许最先应该反思的问题是:能否首先进行深刻地自我批判和“自我革命”?


嘉宾观点

特雷弗·巴恩斯(Trevor Barnes)


英国科学院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地理系教授、大学杰出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地理学、地理学史。


核心观点:哈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而且也是新地理学的代表。学习哈维,不仅在于钻研其著作,体会其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更在于立志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始终追求更好的自己的人。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透彻分析,使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前景远大。


David Harvey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geographer for me ever si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In my very first term at university we were assigned chapters to read from hi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published two years earlier[2]. I was instantly besotted. I couldn't fully understand what I was reading, but I knew it was brilliant. I knew also that when I grew up I wanted to be like David Harvey.


I had entered UCL as a geography nerd. I knew all the capitals of every country, their longest rivers, and highest mountains. I remember the sharp inhalation of collective breath early in my first year when one of our geography lecturers could not name the capital of Bulgaria. How could they not know? That kind of knowledge defined a geographer. Then I read Harvey. It was an epiphany, a Road-to-Damascus experience, with the scales falling from my eyes.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make me think theoretically about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ven harder for me to do, to connect them to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s. That's why I had so much trouble understanding him. I had been only stumped previously by books with complex mathematical equations. I had been never stopped by a book in geography before. They always seemed relatively easy. Harvey'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had no equations, but especially "Part two: Socialist Formulations" that embraced and deployed Marx, was so difficult. There was a new vocabulary to learn, terms like "exchange", "use" and "surplus value", or "totality", or even "ontology". It was more than that, though. It also involved abstraction, moving from concrete particulars about society and geography to conceptual generalities. It felt like learning to ride a bicycle all over again. I fell off several times, bruising my shins, scraping my knees, and even when I stayed on, I wobbled a lot, and often felt I was out of control. But the more I read of Harvey over the three years that I was an undergraduate, the more I understood, and the more I was convinced of the correctness of his position.


What I found so compelling about Harvey's writing in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and also his essays that appeared in Antipode during the 1970s (and thought so seditious as a journal at my university library that it was kept out of sight in a locked case), was its incisiveness. With the honed scalpel sharpness of just a few of Marx's concepts that he reworked geographically, Harvey had an unfaltering ability to strip away all superfluous material to reveal the socio-spatial world as it really was. Everything always fitted exactly into place in his analysis. There was never anything left over, with every join he made seamless, with no gaps, or rough spots. After he was done, one could not imagine another interpretation. It was utterly persuasive. The empirical examples he provided to buttress his arguments, and frequently taken from that day's New York Times or The Guardian, were also perfectly formulated and pitched, uncannily fitting whatever theoretical point he was making. It sometimes seemed as if the world had reorganized itself to prove Harvey's theory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so close did they coincide.


The first time I met Harvey was in March, 1979, at the Mid-West meeting of the Union of Socialist Geographers at Madison, Wisconsin. After I finished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1978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Quarter, with snow still thick on the ground and lakes still frozen, we, a car full of graduate-student-Harvey devotees, drove down to Madison from Minneapolis to meet and hear the man. His talk about the circuits of urban capital was everything I hoped. With no notes, resting his forearm on the lectern, Harvey opened his mouth, and perfectly formed, fluid, penetrating sentences flawlessly joined came tumbling out, filling the full, large banked lecture theatre in Science Hall. It was a magisterial. It was unanswerable. Afterwards I saw Richard Hartshorne,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geographer from the late 1930s to the late 1950s, shuffle up (he was about 80) and extend his hand. I interpreted that gesture as Harvey being anointed as the next great geographer (although given what I now know about Hartshorne's conservative politics that now seems highly unlikely).


At the same event, I gave my first ever geography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I was extremely nervous, and made more so by the presence of David Harvey in the sparse audience. I talked about the Italian Marxist economist, Piero Sraffa, the former Nazi geographer, Walter Christaller, and central place theory. It was at best an odd combination. My dreadful hand-drawn acetate overheads and stilted presentation didn't help. It was my first public attempt to be like David Harvey, though. Afterwards he was unfailingly generous, helpful, and magnanimous (I'm sure it was not really his cup of tea), even asking for a copy of the paper. Since that day I've become a fully-fledged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But I continually fall short of the David Harvey standard. He, in contrast, seems effortlessly to exceed that standard becoming an even better version of David Harvey than he ever was, and attracting a global audience that now significantly includes China.


David Harvey is not only the foremost Marxist analys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but his trenchant analysis shows over and over again just how relevant his Marxist framework is i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world capitalism. Orthodox economics continues to flounder, unable to explain or predic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s gyrations despite its arsenal of mathematical techniques and unlimited data. Harvey, in contrast, unwaveringly provides incisive, compelling, and up-to-the-minute relevant accounts of global capitalism drawing on usually no more than a few stories from last month's New York Times, exceptionally lucid prose, an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rx and his works. Harvey shows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continued relevance of Marx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moment, and as long as capitalism continues, the future too.


保继刚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方面研究。


核心观点:哈维的中国行,引发了人文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虑和再思考。这是由于实践繁荣而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苍白造成的。地理学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不是课题多少、不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为知识的创新与积累,以及为文明的传承留下了些什么。


哈维的中国行,引发了地理学者,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的思考和焦虑。焦虑的体现之一是这次哈维的中国行不是地理学机构请来的,而是人文社科学者请来的。实际上,哈维在美国也不在地理学系,而是在人类学系。我曾经问过在美国与哈维同一大学地理系任教的教授,为什么校长高薪请来哈维不在地理学,而去了人类学?回答是哈维的研究与地理学目前关注计量化的空间研究差异较大。潜台词是哈维在地理学系没有“知音”。


从历史来看,地理学能有知识溢出的是区域知识和空间的地图表达方法,区域知识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也不是地理学独享,近年发展的GIS方法和技术可以看做是地图方法的延伸。哈维是少有的其思想能影响其他学科的地理学者,反观中国,地理学这些年来提供给社会的、能影响社会进程的理论有什么?这样的追问可能就成了这次哈维中国行给中国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最有价值的思考了。


李克强总理的胡焕庸线之问,某种意义上不也是在问地理学的理论进展吗?


“我们走了很远,但很尴尬的发现似乎又回到了原点”。30年前,《青年地理学家》[11]讨论地理学危机,就是对地理学理论贡献不足的反思,但很快被“中国地理学处于黄金时代,没有危机”的权威声音压制了;13年前,首届人文地理沙龙在南京大学举行,80年代培养起来的一批理想主义尚存的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课题任务赚小钱”的“舒服”日子,又一次认真地思考了人文地理的未来,之后的几届沙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几辑《地理学评论》,可以看做是中国人文地理走向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时期,可惜再次被“社会需求”的繁重任务中断。


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总在这种低水平的循环之中?“任务带学科”是地理学通俗的说法,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任务带学科带来了地理学的表面繁荣,带来了地理学家的“小康”,带来了大学地理系学生的出路,也带来了地理研究机构的“智库化”与“咨询公司化”。大学也因各种评比需要项目、获奖、获批示而忽视了大学科学研究、国家需求、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三大任务中的科学研究第一要务。农业区划、国土整治、城市规划、主体功能区划分、土地规划、旅游规划等大量规划任务给中国地理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现实问题和研究的可进入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将规划与研究等同起来的错误认识,将学术贡献与应用性工作例如规划混淆起来评价的做法,使地理学者的“社会价值”掩盖或超越其“学术价值”,导致少有的几次反思都是无功而返,导致过去30年这样的黄金时期理论贡献与经费投入相比相对苍白。


靠近社会,也要适度远离社会,靠近是为了了解,远离是为了思考!这些年,地理学者是否靠近了,却少了远离而思考?


2009年11月8日在中山大学地理学80周年纪念会上我讲过这样一段话:“或许,经过若干年后,回过头来重新评估我们这一段历史,中山大学地理学人为中国地理学最大的贡献,不是课题经费的多少、不是重点学科的保持与增长、不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在中国地理学‘经世致用’、以‘任务带学科’的氛围下,在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回归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本身的轨迹之探求:开始重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评估研究的成果标准是知识贡献和学术价值,也就是为知识的创新与积累,以及为文明的传承留下了些什么;开始重视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创新人才的培养,关爱本科生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真心希望远离京城、面向大海的中山大学实现这个愿望!


哈维的中国行,如果能激起中国地理学者的理论再思考,则其意义大矣!


蒋锦洪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问题。


核心观点:在认识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时,既要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也要反对“地理环境无关论”,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对地理环境认识和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认识和处理好地理环境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和解决好地理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环境宜居和生活美好。


在当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日益加剧的境况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兴起和被关注,无疑激起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既然称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对地理环境认识和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和支撑。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把握两者的关系,既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方向的理论要求,也是现实关怀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永恒的、必要的条件,但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更替。它只有通过生产过程或生产方式才能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生作用。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众多社会因素影响,其中主要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所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其中“首先是任何自然之间的过程”[12],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发生了直接联系,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劳动条件和对象,在与不同时期的生产水平以及生产力状况相适应时,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就有着直接和决定性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不能完全脱离地理环境的时空条件,地理环境一直通过生产过程或生产方式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全部人类历史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3]


由此可见,人类活动依赖于各种自然条件,包括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人类历史,解释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必须全面地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有了得以生存下去的地理环境,人类才可能“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着他自身的自然”,进而“炼出新的品质”“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4]


所以,在认识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既要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也要反对“地理环境无关论”,必须把握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维护地理环境的良好,人们的生活才能美好,人类社会才能得以正常发展。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中,要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15]。面对全球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保护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是人类面临的严肃话题。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旨趣正是在于认识和处理好地理环境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把握地理环境的规律性,研究和解决好地理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环境宜居和生活美好。


杨永春


兰州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资源环境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理论和实践均取得了重大进展,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远滞后于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及其地理学的中国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能包容异质的具体形式或发展范式,尤其是在规划和实践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未来发展导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可用来分析解释人地关系的空间性。中国须采纳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批判方法,充分、深刻地认识中国转型社会的核心问题,更要利用其开放性、现实性等构建哈维所说的“一个更好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① 1921-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功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即不但在理论上对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物化和固化的社会结构有“穿透”力,更在实践中推翻了“旧世界”和建立了新中国;② 1949-201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功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标志是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速了国家经济腾飞;③ 2011-2050年的中华新文化建构时期,即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上,尝试形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文化结构。


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人的异化的尖锐批判;二是基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及其地理学的中国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能包容异质的具体形式或发展范式,如在规划和实践领域中,通过建构混合制度模式,探索市场社会主义路径,促进国家现代化和“有序”城镇化进程,成功规避了英国“圈地运动”和非洲国家“贫民窟”蔓延现象[16];通过国有机制、福利体制、城乡统筹等社会主义制度设计,抑制了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或危机;关注地理不均衡,即通过国家政策和尺度重构过程,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如“四大板块”“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开始改变由资本支配的空间生产模式,转向建构一种能更好地兼顾城市文脉、创新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空间的公平使用。


中国的改革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息息相关。邓小平显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强调“一切从实际(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在探索中形成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如关于理想社会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社会和“大同社会”),以及人性关怀和公平思想(如社会关系中的公平主张、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应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地理学的中国化进程与传统优秀文化、西方社会先进文化思想有机结合,在实现“两个百年”国家战略目标过程中稳步建构更开放、更包容的社会文化新结构。马克思主义及其地理学的中国化进程应为达成富强、民主、公正的中国梦服务。然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研究还甚感薄弱,尤其是理论建构远滞后于社会实践,应正视中西方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通过全球视角、历史维度的比较研究建构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


蔡晓梅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旅游业青年专家;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与旅游研究。


核心观点:在中国践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一方面要理解中国特定地理条件下政治力量在不同尺度上对于市场的推动和管制,以及这种动态关系下的社会空间结果。另一方面要参加改造世界的实践,减少不均衡发展和社会分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区域均衡发展。


201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理论上来说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知识力量。以哈维为代表的地理学者,提出一系列的概念,包括社会正义,区域不均衡发展,资本的牟定与极限,希望的空间,以及资本的城市化等,来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认识并批判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后果是重塑或强化阶级权力。哈维的概念体系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界,在整个社会学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在给予哈维热烈掌声的同时,也应看到他的不足,尤其是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不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知识分子就在同拥护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传统学者做学术辩论和思想斗争。包括哈维在内,这些知识分子仅仅停留在认识世界的层面上,没有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造世界的方针和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哈维等和政党保持距离,维持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另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或者去政治化,从而避免和当权者正面的冲突。结果就是哈维等无法成为社会运动的理论引领者,或者说是葛兰西提到的有机知识分子。


建立基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认识中国与中国之外的世界,用马克思理论解读中国过去并继续执行的改革开放,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理解中国特定地理条件下政治力量在不同尺度上对于市场的推动和管制,以及这种动态关系下的社会空间结果。以东莞的豪华酒店发展为例,毗邻港澳的东莞,其豪华酒店在不同尺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显性与隐性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在不同主体的权力博弈中,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其研究不仅呼应哈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理论,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特殊案例生产了中国知识。除此之外,就是参加改造世界的实践,为实现哈维所倡导的美好生活而努力,也就是减少不均衡发展和社会分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区域均衡发展。如国家的智库政策,推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在进行理论解释的同时,也要进行实践的探索。笔者正在进行的珠三角跨国精英移民“家”的实践与空间政治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移民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也将为中国阶层分化与阶层流动做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中国的实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批判吸收其理论的同时,更需要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


赵雪雁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主要从事寒旱区生态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仅为深入理解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发展困境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更为开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集成管理大门提供了一把新钥匙。当前,需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思想理论和实证经验,将其批判性地应用于中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占中国西北地区国土面积的75%,相当于全国国土面积的1/4,是西北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但受特殊的自然、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干旱区内陆河流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水资源分配、生态保护、城市发展、乡村再造、城乡关系等问题。事实上,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中面临的种种难题,并非单纯的自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自然、历史、文化、经济、制度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具有多时序、多尺度、多路径的问题域。


目前,国家已开展了大规模的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例如,投资50亿元的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投资23.52亿元的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应急工程,投资107.39亿元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等。这些流域管理实践虽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对不断提升的社会发展需求而言,还需进一步寻求新的突破点,以构建美丽的内陆河流域新图景。当前,迫切需要新的视角来解读干旱区内流河流域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更需要新的方法开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集成管理的大门。以关注“地理和社会不平衡,强调直面现实并力图改变”等为要旨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视角和有效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一种视角、一种观点、一种剖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可为理解内陆河流域生态退化、水资源分配、城市发展、乡村再造、城乡关系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工具。目前,应批判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应用于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将其合理内核与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认识和剖析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寻找其产生的根源;与此同时,应以批判的态度反思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的历史经验及现状,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基于这种反思寻求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的新理念、新路径及新模式。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紧缺,生态容量有限,必然导致其城市发展不同于其他地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具有鲜明的城市性[1],可利用“空间生产”等思想开展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市发展研究,探索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市空间生产的历史过程与驱动机理。水资源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发展的命脉,可利用“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社会公正、空间正义”等思想,开展流域水资源集成管理研究,探讨影响水资源分配(如空间、阶层及产业间分配)的深层次原因,并寻求流域水资源集成管理模式。城乡协调发展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可利用“城市权利、社会公正”等思想,深入剖析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乡关系的内在特征、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在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积极开展这些实证研究,既可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普适性知识提供佐证,也可提炼出富有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特色的地方性知识。这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更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


刘俊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旅游局首批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对象。


核心观点:“资本—地方”互动的权力关系是打开旅游地发展演化制度黑箱的钥匙,资本与地方的交互作用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在新的权力关系体系中使地方性得到重新定义,并在对原来地方意义的解构中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


21世纪以来,中国旅游业正在经历由资源主导向资本积累推动下的转型发展,各类资本尤其是财团资本将相对偏远的旅游目的地纳入到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网络体系,也在不同尺度上消解和重构着地方的社会意义。同时,资本、政府、地方等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结构的多元化,也加剧了旅游地发展演化的复杂性,对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借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从“资本—地方”互动的权力关系入手,揭示旅游地发展演化及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旅游地发展对于地方意义的影响,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传统旅游地理学对于旅游目的地发展的研究议题。全球化是一个资本不断渗透地方以及地方差异化反馈的过程,外来“他者”与地方“我者”之间的邂逅、冲突、调整再到接受融合,形成以外来资本为代表的权力主体同地方之间交互发展的权力关系,不断推动新的“全球—地方”格局的形成。这一过程渗透在全球化的各个角落,在相对偏远且快速发展的旅游目的地展演得更为充分。从某种意义上看,资本对于边远旅游地空间的占有、控制以及再塑造以实现其资本积累的生产过程,是资本为缓解在城市空间的过度积累危机而进行的“空间修复”策略,体现了资本全球化逻辑与资本空间地理扩张策略。与全球化、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代性规则与理性霸权相比,地方是传统与情感的象征,是全球资本化浪潮中的避风港,是技术理性横行霸道的现代社会中的心灵家园。置于资本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实践的空间理性逻辑背景下,地方正经历来自全球化的冲击与现代化的洗礼,逐渐成为高度抽象化的载体。


哈维指出在资本流动与运作的过程中,不同的地方对于资本力量的响应不同,因此不断催生出新的空间秩序与社会关系。在实践中会发现,资本与地方的交互作用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在新的权力关系体系中使地方性得到重新定义,并在对原来地方意义的解构中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同地方不断协商博弈的过程。地方文化的变迁实质上是资本对地方进行物质形态及社会功能结构改造的同时,在主观为利益、客观为地方的意图下,资本有意识的对地方文化选择性凸显放大,以达到减少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方阻碍,构建一个资本孵化升级的、稳定区域环境的过程。而地方应对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改造,往往采取多元化的应对策略。资本同地方这一二元主体的互动中形成动态化的权力关系,成为推动旅游地文化变迁的主要力量。


自从哈维1971年在美国地理学年会发表“Revolutionary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theory in geography and the problem of ghetto formation”后,城市化作为一种阶级现象、环绕价值实现的阶级斗争,始终是哈维的基本关怀。


在已出版的两本文章精选集(2001年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17]和2016年的《The Ways of the World》[18])中,哈维将三篇文章同时收录进去,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1995年发表的“战斗的地方主义与全球雄心”。此文源于1988年起哈维在英国牛津参与Rover汽车厂关厂抗争研究的自我省思,在撒切尔时代劳工阶级团结衰弱的背景下,反资本主义斗争如何寻找结盟力量以支持工厂工人、重构阶级政治形式?哈维强调社会主义若要成为可运作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必须突破传统工厂的地方束缚,协商在不同物质条件、抽象层次和情感结构所构建出来的知识。哈维在2009年《世界主义与自由地理》中思索,需要怎样的人类学与地理学知识以作为进步性世界主义之可能情境?从阶级行动的镶嵌状态、尺度生产等视角出发,哈维批判地重构环境、时空性、地方、区域等概念,为新世界解放地理实践铺陈方向[19]


2016年6月16日,哈维在首都师范大学演讲后,与会学者问道:“不同阶级有不同要求,中产阶级很可能不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矛盾存在首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怎么来进行阶级联合呢?”这个重要发问是哈维一直关心的。哈维在2012年出版的《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中,探究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思维——按照期望改造城市,同时也改造着自身的权利,一种不同于个人财产权的集体性权利。哈维回答道:“这是困难且普遍的问题,这是关于基本教育问题,关于人们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怎样确立一种统一的立场,而非只是不同的分散政治计划。”[20]


对此问题的继续思考是哈维访华所带来的最适切命题。我认为须再访阶级、城市权利和国际主义,以更好地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历史地理辩证。具体思路是以哈维“阶级垄断地租”概念为基础,沿1995年“战斗的地方主义与全球雄心”、2009年《世界主义与自由地理》、2012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的轴线,发展出探照资本都市化之阶级视域与城市权利的批判地理,接轨批判实在论强调的具体研究,面向不同抽象层次及其所依附的情感结构之间,对地方性的不同理解及将这些理解带到更广阔场域所需的抽象化之间,进行必要的视域连结、批判性转译和反身的平等协商。


张敏


南京大学副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城市地理、文化地理、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空间研究。


核心观点:中国地理学者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具有批判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进行批判。关注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在破界与划界的力量间寻找平衡,促进文化的多元化,才能真正抵制资本的恶循环。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精神内核在于其批判性。中国地理学者不应局限于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解释中国的实践,更要充分认识和挖掘中国实践的价值与意义,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基础上,获得服务中国实践的真知识。哈维用19世纪的巴黎、二战后的美国的郊区化等修复性重建来比拟中国当下的快速城市化现实,认为中国并无二致。哈维从中国的实践中寻找证据来佐证其资本的空间循环和空间修复理论。但是,作为中国地理学者,目标不应停留在对于现有理论的证实上。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最核心的两个要点:一是以关切整体的人为出发点,二是通过洞悉社会运作的本质来寻求拯救的路径。2016年6月7日哈维在南京大学的讲座中对资本的批判指出,这是一个追求无限积累的“恶的循坏”。但是,对于如何才能走向一个“善的循环”,他并没有指出明确的路径,却依稀转向了“日常生活的政治”,倡导为人生活的城市而努力,而不要让城市成为资本积累的产物。这一转向似乎是回到了关切人的初衷。但是,如何能够做到?可谓困难重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用资本和空间的概念告诉我们,欢欣鼓舞的日常生活背后是强大的资本力——超越国家界限的结构性力量,主宰着整个世界,同时揭示出日常生活的被动和脆弱。从而,在给日常生活提供必要的庇护这一层面上,国家的意义就变得更加突出。在全球化的当下,在面对冲破边界的种种强势力量,地理学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边界对于社会底层利益、脆弱的日常生活的作用。当衣食住行已经完全商品化,日常生活就已经被资本所控制,并且通过物的消费转变为文化的控制。正如空间被资本生产为抽象、单一的空间,日常生活也在资本作用下日益被抽离丰满的生活本身。如果日常生活的人不能够跳出资本所设定的文化认同、价值取向以及道德准则,日常生活的政治将无从谈起。因此,最终对抗资本“恶的循环”的使命和结果将在于倡导日常生活走向文化的多元化。日常生活空间也应该是多元的和多重意义的,同时应该具有保护性边界。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应该致力于此,而不是顺应资本让全球空间和资源被吸进资本的漩涡,边界消失却加剧“核心—边缘”的鸿沟。芝加哥学派的现代主义城市理论揭示在一元价值基础上的空间竞争结果与过程,洛杉矶学派的后现代城市模式显示在多元价值取向下的空间弹性。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发展应该走向哪里,如何抵抗资本的恶循环?城市地理、社会地理和文化地理学需要携手为此生产更多的知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对人类社会的主宰也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需要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获取力量与希望。列斐伏尔强调,即使在空间的生产中,也蕴含着来自日常生活的、底面的反抗,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构成了一对矛盾,揭示了资本与权威的控制下日常生活的能动性。那么,地理学的研究如何关注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才能够既具有批判性又富有实践意义呢?


魏立华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总体规划。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基于地方构建社会组织,形成对于权力、资本的对抗力量,这是其在“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研究中的核心。


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立言并极力维护大众利益的学说,但在当前的语境与社会情势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却存在一些挑战。马克思主义谋求的是“社会主义”或社会正义与公平,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体现在社会空间方面。它更为关注现实中人的生活,关注制度以及制度所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基于强烈的人本情怀和大众关怀来质疑“是什么样的制度在影响着社会经济运行及其空间失衡的”。2005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国内的复兴,是近30年“社会—经济—空间失衡”的客观需要。


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具有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这种权力与市场资本共同建构下的经济增长及其城市空间重构具有“创造性毁灭”的特征,即创造着现代性的同时,却又毁灭着传统历史文化、自然生态以及和谐的城乡关系。不过,这种“创造性毁灭”正在采取一种更为隐蔽且更具迷惑性的方式,这一境况绝大部分的城乡规划研究者并不能清晰的认知。尽管2010年以来的城市规划研究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或“空间生产”理论,并尝试从资本流动、城市化、空间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尽管也提出了一些产城融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为本等“热词”,但在具体的规划实施过程中走形变味,公共财政的“生产性支出”远大于“生活性支出”,陷入“打左灯,往右拐”的泥沼。


“以人为本”被指定为城乡规划领域的准则,但极少思考这个“人”是被怎样定义或界定的;人本主义并没有对“中国特色”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如贫困、生态环境退化、社会空间极化等的缓解作出多少贡献;小修小补固然重要,但更应努力去改变这个制度,即基于大众情怀及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弄清发生作用的结构和机制。人本主义侧重于地方的感受与主观体验等温情,并不能解决这一根本性的困境。社会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重新捡拾起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冲锋陷阵的批判精神,对既有城乡规划策略进行深刻彻底的反思。


城乡规划之所以被诟病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无所不在以及社会组织的全面溃败,以至于缺乏社会力量对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给予实质性而非“演戏”式抗衡。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该研究如何建立基于地方的社会组织,如何让弱势群体重组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借此构建对于权力和资本的抵抗。这需要城乡规划师更加清晰地窥视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弄懂空间生产的过程也是城市居民追求城市权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犹如一把锋利的长矛,但如何有勇气地利用它刺向导致如此不平等的制度,这才是问题的焦点。


姚华松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底边社会、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大有用武之地,主要体现在:① 当下的中国是绝佳的研究场域;② 开展基于过程演化和机理运行的深度分析;③ 关注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④ 强调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和自组织的集体智慧。


与传统的计量地理与空间分析学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有现实观照性、全域批判性、学科兼容性等特质,主要关注地理不均衡、资本主义空间不平等、权力与资本在空间生产和地方营造中的作用与意义等话题。


首先,中国经济与社会深刻转型与复杂变迁情势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中国自1978年经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变,基本确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资本积累模式,一些学者用“后社会主义城市”或“转型城市”来刻画转变中的中国城市,但“后(post)”不意味着“去(de)”,“转型”更精确的讲是“转型之中”,中国正在经历集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以及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等诸思潮于一体的时空并置(spatial juxtaposition)的复杂与多元发展情势。相对西方普遍步入后工业时代,传统西方马克思地理学在解释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时难免遭遇水土不服。权力主体的多重性、市场与计划思维的共存性、空间尺度的差异性、人口构成的多元性,地方响应的碎片化,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地理研究需扎根于中国多元而丰富的本土文化土壤,要么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中吸取养分,要么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在对本土鲜活素材进行充分深挖基础上提炼出相关概念或理论,进而与西方同行展开对话,从而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研究。


其次,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擅于基于过程演化和机理运行的深度分析。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下,学科研究趋向于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导向下的普遍真理探寻,通过抽象和均一的方式消解和模糊传统城市空间中各种空间剥夺与不平等,城市更多被视为一个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利润生产与再生产的抽象容器而存在,并理所当然通过各种合理化、正规化和常态化手段与方式,建构各种权力主导的霸权空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通常视城市为一个社会变革、为公正斗争以及反抗特权阶级的场域,关注空间生产的逻辑,尤其关注权力、资本在空间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机理;同时关注地方营造(place making)的过程,注重研究地方作为物质存在和精神依恋体的各角色与地方之间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关系。


第三,高度聚焦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目前学界对特定群体微空间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阐释,还是对自上而下管制政策的响应,抑或从以小见大的途径试图窥视“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者会有意无意地站在政府和知识分子立场上,这可能引致面临误入话语霸权泥沼的风险。借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日常空间意识,不妨告别“高高在上”的“俯瞰式”研究,回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中去,沿袭维特根斯坦、舒茨、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哈贝马斯、科西克、德赛图等大师一直推崇的“生活世界理论”传统[21],重视“局内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


第四,强调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和自组织的集体智慧。目前对于城市空间政治的抗争研究,更多强调排斥性空间政治与结构性转变之间的内在关系,较多关注自上而下的政策对某些群体的影响,而忽视被排斥群体对这些政策的调适与应对,从而掩盖其内在的对立性和能动性。借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现实行动导向特质,后续研究应强调自下而上的抵制力量及其挑战霸权空间的意义。此外,不要忽略被排斥群体的生存智慧,后者可以通过个体形塑技术(self-shaping technology)的协同与整合[22],实现社会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进而强化其社会(民间)意义上的自组织、自立与自强的能力。


马仁锋 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空间演化、海洋经济与滨海人居环境研究。


核心观点:如何通过文化或创意资本及其循环,以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阶层的重构、生产空间的占有与反剥夺、宜居生活空间营造,以及普通公众权力与价值实现与表达等,是中国众多转向后工业社会城市面临新兴产业培育及其孕育场所规划的焦点与难点。


英国当地时间2016年7月13日下午,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特丽莎·梅在其就职演讲中这样评价前任首相戴维·卡梅伦:“But David's true legacy is not about the economy but about social justice(但是,戴维所留下的真正精髓无关乎经济,而在于社会公正)。”当我们将历史轮轴向前推43年时,哈维发表了《社会正义与城市》[2]一书,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将社会不公平现象解释的淋漓尽致。两个历史事件都印证了社会公正之于一个城市甚至国家的不可或缺性;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从个体视角开始,持续辩证地论述个体与社会的一种批判性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创造公正城市的支撑理论。


城市作为一个由人类社会建构起的“大容器”,伴随着社会阶段更替的同时,也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嬗变着。然而,不公正、不均衡等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城市的代名词。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理论,以其“无情的批判”精神著称的同时,自身也接受其他理论的批判,实现自身的蜕变,从而对以分歧或不公正甚至冲突为特征的城市社会提供更具科学性的解释以及批判。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焦点已不再仅仅围绕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是继续将其“无情”态度深刻化和本土化,将其批判对象多元化和全球化,进而将其斗争的“战场”延伸到全世界的各类城市及其各个不平等的“角落”。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意城市创建、文化规划作为城市嬗变中的新事物或新现象,表面上看似是城市产业或规划转型的产物。其实,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它通过文化或创意资本及其循环,以温和隐性的方式实现社会阶级的重构、生产空间的占有与反剥夺、宜居生活空间以及大众权力与价值实现与表达等[23]。可见,在这场新的城市社会阶层的较量中,利益的不公平分配现象仍然牵动着各个社会群体的心。因此,在当下政治、经济、社会都面临转型期的中国,学界就规划创意城市及其产业等议题也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的现象。然而,面对这种“游牧式”的理论环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坚定的(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应有的学术立场是:放眼后现代社会背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现实,积极借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批判的视角解析、引导文化规划、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意城市战略,使其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生根、成长。让中国特色文化与文化产业规划、创意/创新城市建设服务于大众,孵化公众创意助推百姓自我价值实现与大众创业,让文化/创意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情批判视角下成为创造适于各阶层就业与生活的、公正的人居环境催化剂[24]。同时,这也应该是当下每位中国学者应秉持的学术理想。


黄耿志 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城市、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劳动者与空间的政治。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需要从关注资本的空间修复扩展至关注劳工的空间修复。中国特殊的经济过程与管制构成中国劳工地理特色的基础,呼吁开展中国劳工的空间修复研究,理解劳工如何通过空间实践实现自我生产和再生产。


相比资本,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地理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在新古典工业区位论中,资本主义地理被视为资本寻求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区位结果,而劳动力仅是一种影响资本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为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激发了对资本与空间关系的思考。与新古典区位论将空间视为均质的“容器”不同,马克思主义地理认为空间的生产是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其结果。资本总是通过“空间修复”的方式,按照资本所有者的愿望创造有益于生存和积累的特定空间。然而,尽管劳动力不再被视为简单的成本因素,如哈维注意到劳动力迁移对积累过程的影响[25],马克思主义地理总体上仍然是建立在以资本为中心基础上的理论体系。


20世纪90年代末,以Andrew Herod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对劳工在马克思主义地理中的从属地位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劳工地理学”研究议程[26]。Herod认为,空间的生产不仅对资本至关重要,对劳工的再生产同样重要。如同资本一样,劳工也通过社会空间实践塑造着有益于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特定空间,即劳工的空间修复。劳工的作用不应简化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适应或反抗,它还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和愿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塑造经济地理景观。我们需要研究劳工空间修复的方式、过程、条件以及对资本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劳工的空间修复概念在于呼吁从劳工的视角理解资本主义地理,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地理过度强调资本的视角形成补充。


过去20年,国际地理学界对劳工地理开展了大量研究,相比之下中国地理学鲜有涉足。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工阶层,这一阶层又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对外直接投资加速(资本输出)的背景下经历着新的历史性重构。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劳工的空间修复具有现实紧迫性。理论上讲,中国劳工地理研究具有很大的创新潜力。首先,中国的劳工阶层多以非组织化、个体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区别于目前西方地理学者关注的组织化模式。研究劳工如何在组织化力量缺乏的条件下通过能动性空间实践实现自身再生产,这是一个富含理论意义的命题。其次,尽管社会组织力量欠缺,但如哈维所说,由于中国实践的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27],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会像凯恩斯国家那样行动,这意味着政府将会在劳工追求更好的再生产条件的空间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简言之,中国特殊的经济过程与经济管制构成中国劳工地理特色的基础。呼吁开展中国劳工地理研究,理解劳工如何通过空间的使用和创造促进自我生产,为中国劳工追求福祉提供帮助。


颜丙金 南京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黑色旅游空间、书法文化空间等。


核心观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批判性思维潜移默化地被应用于政策提案、规划实施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然而,空间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特征的动态性和阶段性,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实践应该考虑不同阶段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需求,作相应的变化,并关注资本、社会、技术和地方同空间的辩证思维模式。


哈维运用空间思维升级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了诸如不平等空间、空间正义、时空修复、空间生产等社会现象,谓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对于空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提倡结构主义框架下批判为主的地理学范式思考。随着社会背景和实践对象改变,空间特征尤其是职能表征便显出一定的历史性。空间已然是一种外生变量和存在,成为了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既包括“真实的地图和图像”,也包括“一些将空间图像化的隐喻和权力斗争”[28]。在中国语境下,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地域扩张造成空间职能急剧转变。然而,空间职能转变仅是相对空间发生的改变,即人与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空间生产反映了一种人地关系的改变。与此同时,空间特征变化经历着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29]、象征空间及符号空间[30]的衍变,并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实体概念框架形成诸如虚拟现实在内的一系列虚拟空间。


此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一种批判主义范式,其空间观可以归纳为四种辨证关系:资本—空间、社会—历史—空间、技术—空间、地方—空间。对于中国,社会资本国际溢出、区域溢出,亦或“去产能”带来的资本空间转移,都是四种辩证关系尤其是资本—空间关系的表征。城市空间扩张过度依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社会空间重构滞后于地域扩张,而这种滞后性势必加剧空间扩张与社会重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制造出更多弱势群体及疲软的经济态势。在此背景下,国家经济建设进入结构转型重要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提上日程,其实质正是四种辩证关系的解读和矫正。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实现生产要素空间最优配置,协调“土地、资本、劳动力、创新”四要素之间关系,其空间意义在于实现资本生产所产生的社会关联空间的结构重组和优化。


对规划而言,注重空间内部差异性(微观)的同时还应考虑其外部关联性(宏观)。此关联不单单指结构上的拓扑关系,更有技术推动下各类资本的流动所形成的具有广泛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意义的点、线、面等空间要素呈现方式。规划应以四种辩证关系为指导,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避免生搬硬套西方规划相关思想和理念,遵循以下原则:① 因时而异,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上轮规划和已有相关规划,避免不合时宜的思想;② 因地而异,实地考察必不可少,避免生搬硬套,用“东家的砖”补“西家的墙”;③ 因人而异,注重社会文化空间差异性,避免产生“批量化”规划。


特邀召集人叶超总结

新的理论与实践诞生于新的问题。敏感地体察变化不止的社会现实,发现和提出新的根本问题相当于开启了通往新理论和新实践的大门。理论与实践不是两条道路,而是一条道路上的两个环节,或者说,是并行的两条轨道,缺一不可。一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其要点不在区分清楚理论和实践的界限,甚至分出孰重孰轻,恰恰相反,最要紧的是发现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或分异点。因此,结合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进行规划和实践反思的关键是发现桥梁,架设和建造桥梁,沟通貌似分离和存在鸿沟但实则可以且应该通行的两块领地。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至关重要的仍然是方法论。


借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知识行动、规划与实践反思,我们的最终目的,或许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但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从历史来看,也许变革可能由外力推动,但彻底的变革最终系于自身。实践或者说再造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一个由外而内到内外而一的过程;它需要更多集体和大众的努力与参与。但是,某种程度上,也许归根结底是自我实践和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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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5 21:48:5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6 15:26 编辑


                                                                                                                        
地理研究. 2018, 37 (6): 1049-1069

刘云刚1,, 陆大道2, 保继刚1, 叶超3, 汤茂林4, 刘瑜5, 赵耀龙6, 冯章献7, 黄晓军8, 郝庆9, 黄耿志10, 王丰龙11, 魏宗财12, 王立13, 谢阳14, 钱丽芸15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3.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4.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5. 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北京 100871
6.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7.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8.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127
9. 国土资源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1149
10. 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 510070
11.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12.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 510640
13.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
14.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东京 1088636
15.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 215123

作者简介:刘云刚(1973-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生活空间论。E-mail: liuyung@mail.sysu.edu.cn。其他作者为共同第二作者。
修回日期:  2018-3-1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30,4127116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摘要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一门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科,尤其在中国,近30年来地理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伴随着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对地理学的认知也出现了不少困惑。从地理学一级学科建设和学术共同体培育的角度,亟需寻找地理学发展的“共识”,探讨地理学共同体的定义。为此,对地理学充满热爱之情的老中青三代地理学者,对如何推动统一地理学建设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这些见解中的共识大体可提炼为以下几点:① 教学上,加强对地理学综合知识体系的传授,加强对地理学调查研究方法的训练;② 研究上,加强对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总结,加强对“地”的综合解释和理论方法方面的融合与突破;③ 学科发展上,加强区域地理学的建设,加强对国家和地方需求的回馈,彰显地理学的贡献。期待通过学界的共同努力,带动地理学共同体的日益壮大。

关键词:  地理学共同体;   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      GIS;    区域地理;   综合性;      区域性;                                                                                                                                                           
主旨聚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地理学共通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是什么?地理学者的共同学术认同是什么?如何推进自然地理、人文地理、GIS等各分支学科间的务实交流?

   

         最近,国内一些大学的地理院系纷纷更名回归“地理学院”。在“双一流”建设大潮下,一些地理学相关院校也掀起了如何凝练地理学一级学科的讨论。然而,另一方面,地理学“三驾马车”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GIS已经各自向外开拓。自然地理更“自然”,与环境、生态、大气、海洋等相关学科交叉颇多;人文地理更“人文”,与经济、社会、历史、政治、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彼此交织;GIS更“技术”,与遥感、测绘、计算机等相关学科共舞多年。三门分支学科在成果认定、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需求等方面已有明显差异。作为共同的学科母体,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如何建设统一的“地理学”?地理学是否还有共通的研究评价标准?是否还有共通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地球表层系统、人地关系、综合性、区域性,这些概念是否还是共通的认知基础?
       如果“回归地理学”是需要的,那么如何回归?地理学的共同研究主题是什么?作为地理学者“共同体”的核心认同(Identity)是什么?自然地理、人文地理、GIS之间如何务实推进相互融合与交流?如果认为不需要“回归”,那应该如何告诉下一代年轻学者?
       回顾过去,20世纪80年代由于地理学专业就业不畅,没有对口单位,学生分配困难,导致地理专业在高中毕业生中不受欢迎,无人报考;在大学阶段,学生学习热情不高,忧心前途,频繁转专业。这种现象迄今犹存余波。20世纪90年代由于全国高考取消地理科目,导致地理学就业雪上加霜,又对地理学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内各地理院校纷纷改名或拓展方向以求自保,发展如旅游、城乡规划、环境保护、灾害管理、土地资源、地籍测量等相关专业。这种影响一直绵延至今。这些现象的背后,当然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也有地理学自身研究对象、人才培养方向不清的内因,而后者应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进入21世纪,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公众认可度日益提高,国家各类建设需求日益高涨,使地理学家日益走向前台。这是老一辈地理学家逆境奋发、艰苦奋斗的结果。在此基础上,需要强健地理学的“内核”,做好内化的工作,这是当下每一位地理学工作者的责任。
      在“双一流”背景下,地理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提上日程,这对凝练地理学“内核”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2017年9月和10月,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连续在南京师范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召开两次学术会议,围绕“回归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与会学者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热烈讨论。这个话题应该持续地、更开放地讨论下去。


     
     从研究方法上,学科可以分成书斋科学、实验科学和野外科学,地理学的本位是野外科学。也就是说,立足于地,用脚思考,这是地理学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根本区别,也因此才有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性等特点。
       作为一门野外科学,地理学的研究首先要有尺度观——要有全球视野,也要切合实际,立足本土;要有时空感——既要看到历史,把握变迁,也要着眼当下;要有地方情——在全球比较中凸显本土价值,彰显本土情怀,也就是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中国的地理学比欧洲起步较晚。欧洲是17世纪末,中国是19世纪末近现代地理学才开始发展[1]。从全球来看,中国人口稠密而资源匮乏,是人地矛盾相对最突出的地区。从历史来看,中国是最早产生人类文明的地区。因此中国应是未来最可能产生地理学知识创新的地区。
     过去中国的地理学研究,总的来说外向性和依附性特征比较明显。在研究的理论取向上,从学习前苏联到学习欧美,外来思想范式不断引入,使当代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呈现为各种流派思想混杂的学术万花筒;另一方面,在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上,一些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被引入地理学,但却无法消化于地理学的脉络中,使得地理学研究的成果依附于各种相关学科,变得支离破碎。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地理学逐渐形成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的二元分化[2],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某某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但地理学本身的形象却日渐模糊。这样的状态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不一定能够推动地理学,也不一定有利于地理学。
      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共同的研究取向,包括研究范式、基础理论、核心概念等,这是学科共识的核心;二是有没有共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包括研究思维、方法和逻辑等。如果在以上两个方面都没有共识,那学术共同体就存在虚化的可能。如约翰斯顿所讲的,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被“侵略”或消失的威胁。未雨绸缪,需要做出学科建设的努力,学科即政治,地理学也不例外。如果承认地理学会以及一级学科的地理学存在,就需要知行合一,切实加强一元地理学的建设。
     地理学共同体的共识是什么?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取向上对“地”的重视[3]。这里的“地”在不同情境下可理解为空间、地方、环境等不同的概念,对“地”的重视可以体现为对地图、地理差异、地方性等不同形式侧面的关注;二是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对“地”的重视,即重视实地调查,重视一手数据,重视区域描述,区域背景解读等。这些最终会形成研究成果上的“地理味”,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研究话题、研究志趣等。
      如何培育地理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可以在三方面着力加强:一是在教学上,加强对系统地理学的分支课程,以及地理学野外调查、野外实习课程的建设,以培养地理学者的综合性知识体系的形成,培养地理学者形成规范的地理调查及研究方法;二是在研究上,加强对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总结与推广,加强对“地”的观察—分析—综合解释,以及基于系统论的要素研究方法的总结;三是在应用上,加强区域分析,区域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推动区域地理及相关规划学科的发展。
      过去40年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如何使这些巨量的成果沉淀下来,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当今社会对地理学的需求在增长,但需要的是根植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当前有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并非依托于地理学或有助于地理学。因此,当今中国地理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首先是对区域地理学的作用要有重新认识,重视发展本土的区域地理学,并倡导依托区域地理学的系统地理学。为此,地理学成果的评价,不仅要重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也要重视区域地理工作,重视“地”的数据整理和事实提炼的贡献。另外,中国地理学的主流期刊中,要有一部分期刊或期刊的一部分版面致力于刊载原创性的区域考察,以及拥有丰富的一次性数据但缺乏理论整理的原创论文,期刊定位需要多元化[4]
     具体而言,特别有如下三点需要呼吁:第一,在教学上,要加强综合性地理学课程,如地理科学导论、综合自然地理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等科目的设置和教材、教学人员的培养,加强多分支专业、多院校联合的综合地理实习、野外考察;第二,在研究上,要突出对拥有原始发现创新和运用一手数据成果的评价,鼓励更多研究人员去野外发现新知、获取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创性成果;第三,在组织上,要加强地理学会等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使之切实发挥引导学科方向、引导学术评价、引导人才培养的作用,推动学科自主发展。(地理梦-本楼主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地理学发展以“国民经济为主战场”,紧密结合国家需求,“以任务带学科”,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推动。近年来,地理学者的价值观发生改变,学者更多地关注SCI等论文发表。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学科发展可能会有危机。(是一定有危机。。地理学会理事长52-79竺可桢79-91黄秉维,91-99吴传均09去世,99-10陆大道,陆作为吴的学生没有继承和发展难辞其咎,后继无人陆之后更无掌门,中国地理学会有19个专业委员会、9个分会、6个工作委员会、3个研究(工作组)组,31个联系地方学会2016国际地理大会开的好吗?
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的副主席吴传均之后(中国88-96吴传均00-08刘昌明08秦大河14-18周成虎18傅伯杰)当得重任么?参阅:我和IGU(国际地理联合会)(作者:吴传钧http://www.igsnrr.ac.cn/sq70/hyhg/kxkc/201005/t20100520_2850041.html)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是否权威: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教育委员会(IGU-CGE)中国委员会http://ccnucity.ccnu.edu.cn/info/1027/9264.htm
--楼主注
)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相互关系的学科,研究地理学就需要将社会经济因素与自然因素相结合。虽然地理学是地球科学的一部分(地球科学归属于自然科学),但其学科的特性属于交叉学科。许多知名学者提出地理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但对这种看法有承认的,有强调的,也有回避的。承认地理学是交叉学科并进行交叉和融合,就可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大学科体系的“边缘”交叉中形成新的中心。
      基于地理学所具有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特征,客观要求研究者采取综合、区域综合的方式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地理科学的区域性及本土性是地理学不同于其他的学科重要的评价标准,这表明地理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地理学者应该具有强烈的国家情怀。由于地理学的这些特点,我认为“国家需求”加“国际前沿”是我们研究的热点。学者们须摒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发文章”的做法,应该思考及审视中国地理学者应该具有的自信和研究成果中广泛出现的一系列不符合国情的理念、概念、观点和建议。文章的来源应该是实践(科学实践),一定是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去写。
      地理学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一个基本合格的地理学者,首先应该掌握这门学科研究对象运动变化(组成、结构、系统及其变化)的基本理论;第二,关于研究领域所涉及到主要内容的基本内涵、相互关系的基本态势、机制等方面的知识和状况等;第三,充分的数据。在这些理论、知识和情况基础上,经过集成、交叉的具体分析和反复思考,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整个过程可以简化之:基本理论+知识+数据→判断[5]。但由于在追求精确、追求数据的口号下,大批青中年学者在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努力寻找数据,并由此支撑了大量论文的写作,这种倾向也是令人担忧的。
      1949年以后,中国地理学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这是国家关于科学发展的正确方针和正确的学科方向指引下的结果。现阶段中国地理学确实需要转型,但多年来的理念和操作已经成了固化的常态。需要再次重温钱学森先生、黄秉维先生二十年前的倡导。他们许多深刻的思考,指引了地理学的发展方向。期望有全局观点、综合观点的科学家和地理学家登高挥手,带领这门科学前进。


     

      当前的中国(人文)地理学成绩辉煌但身份认同存疑。一方面,中国地理学者(也包括人文地理学者)在过去50多年来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卓著,其影响已远超出学科专业范畴;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学学科归属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地理学者。21世纪,传统人文地理受“文化转向”影响,将实体空间概念化,不断追求社会空间理论上的创新,向社会科学靠近;而经济地理扎根于本土规划实践需求,承担了大量的国土规划任务,向理学、工学靠近,学科内部分化日益明显。杨吾扬先生早先就曾说过,传统人文地理学涉及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应该属于社会科学,而经济地理主要涉及生产力应归属自然科学。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地理还是传统人文地理在国内学科划分中均属于理科(自然科学)。从学科与学者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划分一方面使得人文地理学者的基金申请往往可以获得更高的资助率以及更多的资助额度;但是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标准评价人文地理学者似乎有失偏颇:人文地理学者的英文期刊发文无论是数量和影响因子都难以与传统自然科学抗衡,因此人文地理学者在院士、杰青、长江等人才计划评比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国内学科划分的单一性,人文地理最终与传统社会科学共同体渐行渐远,即使部分人文地理学者的身份认同是趋向于社会科学的,但是整体而言人文地理并不被社会科学所认同。由此人文地理学陷入了“两头不讨好”的局面和相对自我封闭的格局。
        “以任务带学科”掩盖了地理学的理论危机。早在1985年,研究生刊物《青年地理学家》开始讨论地理学危机的问题,有先生认为那时的青年学者盲目跟风英文文献,夸大了中国地理学的问题,同时指出中国地理学处于黄金时代,并没有危机;而彼时的陈传康先生则指出青年人说的危机是地理学理论危机,是青年人对地理学理论贡献不满足的表现。到了2003年南京大学人文地理沙龙,部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危机实际上被旺盛的规划需求(如城市规划、国土规划、旅游规划等)所掩盖。到了现在,2003年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被解决,地理学科的发展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地理学科的发展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目前至少可以看到两个现象,一是人文地理成果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质量参差不齐,优秀成果较少,特别是原创性能影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概念、理论少之又少;二是目前社会需求旺盛(黄金时代),但这也一次次中断了我们的思考和质疑,任务饱和掩盖了理论危机。
        为什么我们的优秀成果少之又少呢?首先在观念上部分学者对研究的理解存在偏差。以旅游地理学的发展为例,大量的学者在概念中存在着研究与规划不分的问题,具体而言,研究是发现未知的问题,是为人类发现新的知识;而规划对未来的预测,是对现有知识的实践转化,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大量的规划任务在给中国学者提供了研究问题和研究的可进入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将规划与研究等同的错误认识。而将学术贡献与应用性工作例如规划混淆起来评价的做法,将使人文地理学者的“社会价值”掩盖或超越其“学术价值”,这种学术评价的错位最终导致人文地理学研究贡献少,知识溢出不多。其次,严格意义上讲,大量论文缺乏学术研究问题,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培养不重视科学哲学的讲授和学习,鲜有人去考虑我们的研究到底应该“Speaking truth for power”,还是“Speaking truth to power”。
       传统研究方法弱化,新方法创新缺乏。当前的人文地理研究的方法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自然地理基础弱化、地图研究方法削弱、GIS研究方法应用不足等,甚至连说到人文地理学者最引以为傲的田野调查方法,人们也理所应当地认为其应该归属为人类学的方法范式,因此一个尴尬的现状就是人文地理学没有一个“标签式”的研究方法,也缺乏向别的学科的溢出。本来,GIS的出现使得选择地理学专业的学生增多,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拯救了地理学。但是在人文地理的研究中,并没有在GIS的支撑下形成一套新的以空间研究为特点的研究方法。反而,一部分吸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部分转向依靠社会学或管理学。传统的人文地理学者的研究更像是一种“老中医看病”式的研究,即学者的研究经验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种根植于学者经验的研究方法难以被模仿或传承,别的学科的学者也难以利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久而久之人文地理学就失去了研究方法溢出的机会。
      统一认识,卧薪尝胆。严肃的反思不是妄自菲薄,而过于乐观的判断反而可能会使我们夜郎自大而满足于现状。20世纪80年代《青年地理学家》的理论危机思考和2003年始人文地理沙龙的反思都无疾而终。今天,是统一认识,卧薪尝胆,寻求理论和方法突破的时候了。统一认识之一:规划(任务)不是学术研究;统一认识之二:大学人文地理不能成为没有自然地理基础的社会学化或经济学化的人文地理;统一认识之三:GIS空间研究的方法是(人文)地理学独特的研究方法,要整合提升,寻求突破,并溢出到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系、人类学等学科。
      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地理学家队伍,有最复杂多样的人地关系状况,有最旺盛的社会需求带来的学术问题,认识清楚了,加之中国地理人卧薪尝胆的研究精神,理论和方法的突破也是指日可待之事。


     

       以我之见,“回归地理学”既是由于对学科身份界定与认同的焦虑,也是学科内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的一种呼声。要缓释焦虑,也许只有详细并深入地了解学科或领域的历史这一条路径。社会的急剧转型,则催迫每个学科做出应对,地理学并不是例外。然而,由于地理学与现实直接并紧密关联,使得相对“敏感的”地理学者时常处于身份焦虑之中。
      社会转型与地理知识生产的关系密切。这里的社会是包括经济、(狭义的)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广义概念。中国整体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则突出社会转型。人文地理学切入和呼应社会转型这个命题,非常必要和急迫,因为知识生产和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一体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变,什么不变?面对不同尺度的急剧变化,从全球到国家战略,从整个社会到个体发展,从自然到人文,多种多样的变化,学科内外的问题错综交织,使得“回归地理学”是一个未定和开放的问题,而非一个既定和现成的答案。  
      回归最终是为了理解现在和面向未来,而不是单纯地沉湎过去。那么,面向或迎接未来,首要问题是: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或者我们缺什么?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地理学有优势也有劣势。交叉必然会发生变化,因此不如主动求变,去切入、迎接乃至创造变化。就人文地理学而言,当前中国的批判性研究是很缺乏的,教学和研究中批判意识和精神薄弱,批判思维能力更是不够。而批判性可以说是学术的灵魂所在。只有保持批判性,才能使得回归不是重走老路甚至重蹈覆辙,而是深刻理解历史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进而才有重塑我们自身、世界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因此,未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重构或创新,要点在于提升批判性。秉持这种批判精神,积极响应社会转型,并且把这种现实性和参与、改变现实的态度渗透到学术中,无疑至关重要。正如哈维在给中国地理学者的亲笔信中所言:“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理解我们的地理学及其如何形成,我们也同样需要研究和设计一门作为学科和立地之现实的地理学未来……联合起来,我们能够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学者追随国际地理学潮流,偏好系统地理,忽视区域地理工作。尽管地理学在中国高层的认同度比较高,地理学者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要工作,但学科的社会认同度并不高[7]。传统区域地理的特征是描述,而现代地理学的特征是解释。李旭旦先生认为:描述是把观察到的地面事物和事态转换成符号(文字、图像或数字),而解释是把复杂的系统分析为简单易解的要素,并阐明其间的相互关系[8]。20世纪80年代以后,区域地理学表现出复兴的势头[9]。复兴的区域地理与传统的区域地理已经大不一样,以地方性为研究重点,关注地方与场所等,也不排斥计量方法。在写作组织上不一定以行政单元为准绳,更多地是以特定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主。
      本学科以外的同行期望我们学科写作区域地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显得不够。正如哈特所说:社会对地理学的期望是区域地理[10],这是由于人们对其所处地方及以外地方的好奇心所致,而地理学家的责任就是满足人们的这种好奇心[11]。满足这种社会需求是提高学科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之一。区域地理写作多种多样,如理论性著作、教科书、普及性著作等。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普及性著作最不受重视。实际上好的科普著作并不比学术著作容易写。
      科普工作也有高中低之分。高端科学普及著作当数唐晓峰的著作《人文地理学笔谈》《阅读与感知》或美国学者所写的《重新发现地理学》。中档的以世界地域地理著作为主,如《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西欧地理》;更通俗的当数美国的《国家地理》和《中国国家地理》,以及《房龙地理》等。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地理学家却日益忽视外国地理研究。直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种忽视外国地理研究的状况才有所改观。
      通过区域地理写作和科普工作,通过对社会问题或区域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准确描述与解释,有望提高地理学的社会认同,还可以避免学科的过分细化,实现地理学的统一和区域研究的创新。作为地理学研究曾经的核心,区域地理既可以作为防止学科过分分化的一种手段,也是地理学者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当然,系统地理与区域地理要有适当的分工。


     

       地理学研究的问题(如移民)和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有什么区别?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地理学者是在一个地理空间的框架中探讨这些问题,必须要考虑地理空间的特点。在地理研究中,空间分布的异质性及依赖性、距离影响、尺度效应、区域综合都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比如,需要了解由于空间自相关的存在,在进行相关分析时需要考虑样本独立性假设是否成立。而地理分析没有天然的空间单元,在分析中需要注意可变面状单元问题,即对研究区采用不同的划分方式,得到的分析结果就会有差异[12]。因此,在进行地理分析时,需要对上述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并指导具体的研究。
      杨芙清先生曾经说过“软件是固化的思想”。这里所说的“固化”即为形式化。地理信息科学和系统(GIS&S)形式化了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以及基本分析方法。例如,GIS&S利用栅格和矢量这两个基本模型表达了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以及不同地理对象的特征。同时,GIS&S实现了一系列分析手段,体现了地理学研究中的概念、规律和方法。举例而言,Tobler地理学第一定律表达了距离对于地理现象的影响,实际上蕴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地理分布的相似性(或空间依赖),即空间上越近的地方属性越相似;二是空间联系的强度,距离越近的两个地物,空间联系和交互相对越强。GIS&S则提供了一系列方法去“固化”Tobler第一定律所蕴含的思想,如空间插值、空间自相关度量、分布模式检测等体现前者,而重力模型等则用于量化后一方面。
     值得指出的是,不论是人文地理现象还是自然地理现象,经过GIS&S建模后,都变成了相对一致的表达方式并适用于相似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讲,GIS&S对地理学做了更高层面的抽象,从而超脱于具体的部门地理学,并促使学者去探究更为基础的地理学问题。做一个“异想天开”的设想,假定地外文明也发展了他们的不同学科,如物理和化学,必然也会有“地理学”。他们的物理、化学可能和地球人的物理、化学会比较相近,但他们的“地理学”和地球人的地理学肯定有不同的关注,也会有相近的议题。这些相近的议题应该是地理学更为本质、更为核心的问题。很容易可以想到,空间分异格局、距离、尺度等也是他们的“地理学”研究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假定外星人能够开发出地理信息系统,应该和地球人用的地理信息系统比较接近。
      作为结论,GIS&S对于地理学的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承继成先生曾经说过,地理信息系统就是地理学。考虑到地理学的学科特点,自然地理学不同方向(如水文、土壤、气象)很容易在对应的专门学科找到落脚点,而人文地理学则肩负了坚守地理学核心价值的重任,更需要好的方法和工具的支撑。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许多学者都敏锐地认识到大数据带来了新的对地理空间的观察手段,能够透过海量人群的时空行为模式研究地理环境,对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是个很好的机遇。大数据对于GIS&S也是一个挑战,需要GIS&S学者研究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为不同应用提供支撑。简而言之,GIS&S学者需要和人文地理学者联起手来,共同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研究地理学核心理论,并最终服务于解决不同的应用问题。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空间中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异规律、时间演化过程和区域特征的学科[7],其主要任务可分为两点,一是明确地理要素的空间格局及其特征,二是解释其产生的原因,探寻其时空演化过程。空间格局是时空演化过程在某一时刻的空间“快照”。因此,通过对空间格局的分析,反演产生此格局的时空演化过程,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也是地理学的“内核”和“共同研究主题”。
      近年来,随着3S以及网络、通讯、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地理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获得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所需要的时间大大缩短,信息量大大丰富,以往较多需要人工野外实地调查获取信息的手段,逐渐被航空航天遥感技术代替;二是对时空演化过程的描述,由定性拓展到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虚拟仿真的定量化表达,实现了“定性描述的地理学向具有独特研究手段的定量化地理科学的华丽转身”;三是在建立时空演化过程的数学模型基础上,实现对地球表层系统的预测,“研究未来发展趋势”已经发展成为“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13],这是在第二个变化基础上的延伸服务。因此,地理学的这个变化,是指研究的技术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研究内容得到了扩展。这个变化和科技进步有关,但地理学的“内核”并没有变。
      地理学的变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即地理学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密切,出现融合趋势,甚至还产生了新的交叉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被划归不同的学科或领域,而这些学科或领域通常被视为互不相容甚至是完全冲突的[14],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对地理学衰落或走失的担心。其实,这不是地理学的独有特征,而是新时代的特征。目前,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主流方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强调:“加强……交叉学科的研究”、学科“交叉与融合,往往导致重大科学发现和新兴学科的产生……要给予高度关注和重点部署”。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越发密切,越是反映了地理学理论、技术和方法在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中的价值和作用。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会给地理学提出新的科学研究议题,促进地理学研究的深化。并且,地理学各领域具有多样性,这对于学术界不同部门以及不同的资助机会而言有吸引力且可以在跨学科活动中相互促进,相比追求学科的单一性而言,更能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开放与沟通,从而提升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地理学无论文理分开还是统合,都应该坚持使用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将重心放在如何建设自身的理论体系。地理学的本质是基础学科。各个地理学分支领域都是在区域地理学的统合之下发展起来的,地理学的根基在于区域地理学。传统的区域地理学脱离于时代发展,已遭到批判和摒弃,但对于如何重新构建区域地理学却没有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在区域地理学低迷不振,系统地理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是时候将积累起来的各个系统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理提炼,构建新区域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从而回归地理学最本质的部分。
      因此,地理学从未走失,我们不必担心。


     


一、人文地理研究必须承认代际差异
     年青一代与老一辈地理人在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研究思路和范式上也存在显著区别[15]。这种代际差异给老中新之间的学术传承带来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同时导致学科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了不同群体对学科的认知、研究对象和尺度选择、研究方法和表达手段等诸多角度的不同理解。可以预见,随着转型深入,普适的学科范式和包容的理论基础的建立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二、全力推进人文地理学的科学化
     当前整个科学领域的发展都是在不断交叉融合,人文地理更是以其宽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包容性不断汲取各学科的优长。人文地理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社会、经济、文化、制度,而是在新的发展需求下融入了全球化变革中包括生态环境、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科学议题[16]。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则受地理信息科学的影响较大,定量研究成为主流,技术化趋势明显,特别是空间分析和大数据手段的应用是人文地理学科学化的重要推动[17-19]。未来应该继续加强大数据和小数据的综合利用,特别是促进长期观测和调查的研究方式的推广,推进对于典型区域、典型研究对象的实验区建设。
三、加强基础理论和地理哲学研究
       当前的学术研究倾向于短平快,基础性研究十分匮乏,追随性的实证研究占绝对主体,对于学科的传统理论和经典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明显不足[20]。人文要素相对不确定性和不精确性是造成很多研究结论值得商榷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这种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非标准化又可能恰恰是人文地理学科百花齐放十分繁荣的内在原因之一。地理哲学在地理学发展中被长期忽视,人文地理学更需要从哲学中汲取营养,开展地理学的哲学反思,加强地理哲学研究,进而促进理论创新
四、促进传统与革新的辩证统一
     李旭旦先生1979年所写的《欧美区域地理研究的传统与革新》一文,如今读来仍然历久弥新。李先生所言虽然是区域地理,但放到如今的人文地理学也仍然适用。人文地理学的传统正经受着急剧的动荡与变革,但革新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变革也不是要丢掉一切旧的东西,推陈出新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21]
五、正视实践需求和任务推动
      地理学家广阔的视野和宽泛的专业背景,决定了这个群体天生具有敏锐的热点把握能力,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总是能看到地理学者活跃的身影。同时,中国以传统经济地理为核心发展起来的人文地理学也具有浓重的实践导向,“任务带学科”是长期的发展模式。必须正视这种实践驱动的学科发展路径,结合规划转向、制度转向、文化转向、社会转向等方面综合考量,构建学科发展的合理框架和研究范式。


      

      首先,这个主题中存在一个潜在的假设疑问,就是现在的地理学研究是否“跑偏”了?这里主要以人文地理学为例。由于受西方人文地理思潮影响,近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势很明显,与自然地理科学化道路渐行渐远,学科对话越来越困难,学科之间的隔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其实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人文现象,各分支学科要想深入发展,必然要从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中汲取“养分”,学科交融也将走向深度化。但必须承认,新兴交叉学科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的同时,个别学科研究的“地理味”淡了许多,甚至摒弃了地理学最基本的空间分析传统。
      如果第一个假设成立,那么地理学要“回归”到哪里?地理学的学科本质与核心内容正是我们的归宿。吴传钧、黄秉维、陆大道等前辈地理学家曾指出,“综合是地理学的生存之本[22]“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23]。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兴起根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具有鲜明的“以任务带学科”的时代特征[24]。在国家重大战略规划方面,地理学发挥了重要功能,但理论体系和综合集成方法的发展仍十分欠缺。事实上,尽管西方地理学分化严重,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始终在进行。地理学要想最大化发挥其科学与社会功能,必须走向统一和综合。
       如何回归、建设统一的地理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① 加强学科之间的对话,深化地理学的综合理论与集成研究方法。要始终坚持地理学的综合研究传统,开展系统、综合、统一的地理学研究,尤其是理论体系与综合集成方法的建立和完善。正如傅伯杰院士所言,“发展地理学综合研究的理论方法,是防止地理学空心化,建立地理学核心理论的重要任务”。② 加强综合研究的科研导向[25]。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2000年设立了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动力学(Dynamics of Coupled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s)项目,主要支持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在多重空间、时间和组织尺度的复杂相互作用,产生了大量有影响的成果。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也应建立类似项目,鼓励学科交叉与综合。③ 加强综合性地理人才的培养。最近国内一些大学地理院系纷纷更名为“地理科学学院”,试图从名称上回归本源,但形式上的回归掩盖不了地理科学分化的事实。需要加强综合性地理人才的培养,可采取“地理科学类”招生,在一、二年级不分专业,统一接受综合地理学教育,在三、四年级可根据个人兴趣再进行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理信息科学的划分。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科学研究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分化还是综合,无论新潮还是传统,都需要有人坚守。


      

       1949年以来,中国地理学者秉承面向国家需求、“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路径,在参与国土规划等战略任务中,带动了资源调查评价与优化配置、空间组织与布局等传统地理学的应用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综合性国土规划陷入低谷、部门规划兴起发展。相应的传统地理学趋于没落,服务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部门资源环境管理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兴起,地理学呈现不断分化的学科发展格局。
      近些年来,国家先后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规划等综合性空间规划,积极推动“多规合一”,从总体上谋划空间发展战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各要素的矛盾。综合性空间规划需要有学科“指挥官”,统筹部署和协调组织分支学科的研究目标与实施路径。但经过多年分化发展,已是“单兵兵种”实力雄厚、“指挥官”不足。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和工作基础决定了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这项重任。综合性空间规划迎来了复兴,综合地理学也需要回归。
一、以综合性作为回归的方向。
与古典地理学的简单综合不同,现在应是深入微观分析、建立在分支学科研究基础上 基于人地系统内在发生机理的综合。应用于空间规划“指挥官”的综合地理学,需要在掌握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自然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之间联系的综合研究,提升综合分析、整体谋划、统筹决策和实际应用能力。做到分支学科以综合地理学为指引,综合地理学以分支学科为支撑。
二、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回归的落脚点。
中国地理学需结合中国区域特征和发展阶段,从多维视角、多元价值出发,在空间治理框架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多种方案和路径选择。
三、以形成中国模式和中国理论作为回归的目标。
中国集多种气候和地表特征为一体的自然地理景观、集“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市场经济思维”等多种思想影响的经济社会、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发展现实,为中国地理学者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和发展地理学理论,服务国家发展需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地理学者要有自信,基于中国模式,形成世界理论。如陆大道先生所言,“唯有中国可以担当新世纪里‘新世界’地理学引领者的重任和角色”。
      综合性空间规划的复兴,为地理学创造了发展良机和展示舞台。地理学应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分支学科,以及地理信息科学等技术手段的支撑下,做好规划编制的指挥官和系统工程师,系统解决传统问题,探索研究人文转向、社会转向等新问题,为不同尺度的空间治理提出科学方案。通过空间规划编制研究等工作,不断总结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引领世界发展的地理学理论。


      

   为什么西方地理学总是引领学术潮流,而我们总跟在后面?这个问题是《地理科学三十年:从经典到前沿》[26]一书中最发人深省的结论之一,值得我们每个青年地理学者思考。在此,不是意图回答该问题,而旨在分享与此相关的思考,浅谈对地理学的学科认识。通过案例说明,西方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思索如何促使其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议程,由此增强地理学的学科身份和地位。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Henderson等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GPNs)分析框架[27]。该框架已发展成为地理学者研究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视角。GPNs建立在经济社会学领域的全球商品链(GCCs)概念基础上,但比后者提出了更加包容和细腻的全球经济分析框架[28]。促成GPNs的提出无疑有许多因素,但仔细分析该研究框架会发现,它充分体现了地理学者对地方的独特关注和思考。首先,GPNs弃用商品链一词,选用生产网络的术语,是为了强调全球产品和服务生产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突破国家边界、联结地方并嵌入地方,从而受到地方(国家/区域/城市)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其次,GPNs除了关注GCCs关注的企业间(地方间)的权力关系,更加关注网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GPNs的三个概念要素——价值、权力和嵌入,充分体现了对这个关系的重视。例如,地方对价值的获取与一国的资本主义形式有关系;地方政府的权力(制度权力的一种)、地方工会的权力(集体权力的一种)对特定地方的生产企业具有影响;区域嵌入(嵌入的一种)则强调全球生产网络如何吸收并可能受制于地方既定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因此,如果简单区分GCCs和GPNs,前者主要关注企业间关系,后者主要关注网络关系及其与地方间的关系,包括由跨国企业建立的地方间网络关系与网络和地方间的关系。
      类似的案例包括Peck把地方因素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而提出地方劳动力市场管制的研究议程[29],Brenner等提出“现实新自由主义”以刻画新自由主义如何嵌入具有特定制度、管制实践和政治斗争的地方[30],以及Herod提出的区别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劳工地理研究议程[31]。特别地,Herod的劳工地理突出劳工、资本、地方三者的辩证关系,既将地方视为劳资斗争的空间结果,又将地方视为影响劳工能动性和劳资关系的原因。不仅关注社会学所关注的劳工抗争行为,而且关注这些行为如何受制于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如何塑造地方经济景观和社会再生产条件[32]
       综上认为,把对地方的思索融入对人文现象的思考促使西方地理学针对同一现象提出地理学的科学问题和研究议程,由此巩固地理学的学科地位,获得其他学科的认同。一般社会过程(如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劳资关系)的具体化类似于自然地理过程,表现出地域化/地方化的特征。但地方化不是特殊化,而是揭示社会过程之地理性质的视角与探测社会发展规律的媒介。因此,探索一般社会过程如何既塑造又受制于地方是地理学的研究任务和独特视角以及学科的一个“回归点”。


      

       目前,中国地理学内部出现了分裂和学科认同感降低的迹象,对地理学是什么、能做什么缺乏共识。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有学者自身的原因。首先,福柯对知识型(episteme)的归纳认为,知识基础经历了从相似(resemblance)到分类(categorization)再到分析(analysis)的演变[33]。由此来看,地理学中基于相似原则对地理环境作用的笼统认识和基于分类原则对区域类型的粗略归纳被对明确对象的细化分析所取代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受精力和认知能力的局限,人类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存在权衡,从而产生了学科分化的需要。如普朗克所言,科学被分解为不同学科“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因此,为了加深地理规律研究,需要形成各个子学科,代价就是不大可能出现洪堡等倡导的统一地理学,不同子学科之间交流也日益困难。第三,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空间,空间中的事物没有明确的秩序和因果联系,这使得地理学研究具有马赛克的特征,难以找到共同的理论基础。最后,对地理学学科发展的讨论不够。这有自身知识掌握广度和后现代主义批判解构宏大理论等客观原因,也有不愿意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的主观原因。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能或不必开展和推动不同子学科的交流和整合。第一,对不同方面知识的综合有利于形成完整的认识和在实践中进行综合的权衡。第二,统一的框架和深入的交流有利于形成学科认同。西方偷懒做法是尊重差异、认为地理学家的研究就是地理学研究[34],等到哪天这些学者不再认为自己是“地理学家”,地理学会分崩离析。第三,理想主义的情怀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智人根据不“存在”的概念相互协作而称霸全球一样,“务虚”的讨论对学科凝结力有重要影响。
      如何来做?从学科层面看,应建立像《Geography Compass》那样的刊物,鼓励发表跨地理学不同子学科的批判性和原创性理论思考;扩大“人文地理学沙龙”那样以讨论学科发展问题为主的会议规模;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国别”研究的需求,强化对综合性区域地理学的研究。从青年学者的责任看,要积极投入对地理学学科发展的讨论中。正如胡适所说:“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年轻时不做理论思考等老了也难有理论思考的自觉。更何况老年人虽然在知识宽度和研究经验上有优势,但在接受新思潮和批判思维上不一定强过年轻人。当然,由于青年学者尚未掌握学科的话语权,因此应该先在现有评价体系中生存下来,更多通过参与相关学科建设的讨论和从事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探索学科的统一之道。


      

       回归地理学首先要理清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中国大陆的学科分类源自前苏联,将地理学确定为理科;主要高校的地理学专业课程的设置虽各有特色,但主干课程类似,均未囊括研究方法论。在欧美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地理学属社会科学,课程设置将地理学思想史或地理学哲学作为必修课,重视对研究方法论的训练,旨在教导学生如何做一项规范的研究。中国大陆的地理学虽也以人地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对学生的培养以经验主义为主,方法论是“潜移默化地跟前人或别人学来的”[35],对研究范式的总结相对欠缺。
  随着人地关系的关注点趋向多元。自然地理学偏重研究人地关系中的“地”的因素,注重对自然要素地域分异的探索,而人文地理学偏重“人”的因素,注重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地理学走向实验科学,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仍多基于经验判断,故在形成学科共识方面存在一定难度。自然地理学以长时间尺度的研究成果居多,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短时间尺度、非线性、复杂性,受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的影响较为显著。另外,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过度专业化导致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地域分异的耦合问题较少涉及,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研究较为薄弱[36]
    有关回归地理学的话题实质上是学院派与实践派争论的继续。国内地理院系的改名及最近的回归反映出新形势下两派的力量对比呈现新的变化。受制度因素变化的影响,特别是研究经费申请制度、考核评价标准的改革等,地理学科发展获得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增强,理论研究的吸引力增强。另外,中国地理学也需要一段沉淀期来推进对现实洞察后的理论思考。
     如何回归呢?分享三点浅见:一是基于本土的问题和需求,脚踏实地,发掘科学问题和理论,避免走向外生地理学“中看不中用”的极端[2]。应更加重视一线调研。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不能只凭大数据等手段“遥感式”地做研究。因为地理要素空间格局背后的过程、机理等带有本土社会文化制度因素的烙印,难以通过技术工具获取。二是大学地理教学需强化对学生研究方法论的训练。这不仅能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研究成果的可信性,而且能加速实际问题转换为科学问题的过程,实现应用研究与科学研究的融合。三是促进地理学科内部的交流与融合。地理学“中国学派”的形成需要更多的讨论与争鸣,建议举办地理学一级学科的沙龙,通过学科内部讨论,互相借鉴,以形成更多的共识和合力,为国家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科学,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复杂性特征。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地理学都经历了一个起伏发展的过程。哈佛大学地理学的消亡与回归、德国政治地理学者的误入歧途、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末期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停滞及后来的院系更名、研究人员转行等,表明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由此可见,地理学不是一门“线性”发展的学科,不是由单一、简单的要素决定的。相反,它是一门复杂性科学,由多种要素综合、交叉、融合而定。既与自然要素紧密相关,也同人文、社会、文化、技术要素密不可分。地理学思维超越了文理分科的楚河汉界,回归地理学需要重建文理综合的教学(课程)培养体系。1986年,钱学森先生提出“地理科学”的概念,多次强调地理科学不是一个小学科,而是一个大的科学部门。由基础理论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理论层次(技术科学)、技术层次(工程科学)共同构成[37]。因此,地理思维的培养需要兼通文理,既有科学精神又有人文情怀[5]
     地理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具备“(经典)理论+田野实践+技术技能”的三维学科意识和“全球—地方”的双重学术视野。回归地理学,需要构建这种三维学科意识和双重视野。中外地理学的发展各有千秋:英国以“重启心灵”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占据优势;美国以“傲视全球”的姿态蕴含了地理学的多样化研究,包括地理信息科学的兴盛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进步等;德国具有明显的“他乡主义”情怀,倡导研究本土之外的区域地理,进而审视自身;日本生活行为研究的“人生地理”导向非常明确;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具有治道变革的强国方略导向[38,39]。然而,无论各国地理研究奏出怎样的“花样年华”,三维学科意识和双重视野都是回归地理学应一直秉承的信仰。
      地理学具有前沿水平的研究问题当是地理学的本源和本质问题以及跨学科交叉问题,这是地理学安身立命的根本[40],也是学科发展和影响力扩大的动力[41]。因此,地理学内部对话与包容就成为统一地理学发展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分支学科间不应出现彼此互不关心甚至存有“偏见”的现象,作为地理学的学术共同体成员,分支学科需要多样化的融合与包容。这是由地理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有地理学者感言:“学好地理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很多基础知识,还需要走遍千山万水和了解技术更新的脉搏”。


      

      地理学无论文理分开还是统合,都应该坚持使用地理学的学科名,将重心放在如何建设自身的理论体系。地理学的本质是基础学科,不是应用型学科。各个地理学分支领域都是在区域地理学的统合之下发展起来,地理学的根基在于区域地理学。传统的区域地理学脱离于时代发展,已遭到批判和摒弃,但对于如何重新构建区域地理学却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区域地理学低迷不振,系统地理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是时候将积累起来的各个系统地理学的理论和手法进行整理提炼,构建新区域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从而回归地理学最本质的部分。


      

        诺贝尔没有设“地理学奖”,然而诺贝尔遗嘱中对获奖者的要求是:“对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这是跨界与不跨界统一追求的终极目标。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领域来看,已经是交叉融合的“跨界”。2017年获奖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贡献在于在个人决策的经济和心理分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是将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2008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把微观的区位理论和宏观的产业集聚及区域发展有机融合”,是将经济学与地理学结合。在大目标增进人类福祉的前提下,所有知识界探究的共同点是“理”或者“真理”,地理学科享有共通的认知基础是“地”或者“地球”。地球表层系统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地理学核心关键词“空间”与“综合性”等也涵盖范围巨大。21世纪的年轻地理学者,应变换尺度和观察视角来看研究,最终仍是“回归”到“地理”。      
      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而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人文现象”这一范围本身是海量的,人认识世界首先从自身物理层面的身边开始。地理科技发展帮助人类精确认识世界,依靠GPS和各级地图已经能很好地认知世界,大数据时代的制图更动态精确。地理学从地平线角度到太空遥感GIS,带给人类以全局的地理观。面对21世纪以来人文地理研究更“人文”的趋势,谨引用公元前5世纪的《道德经》所云:“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善于地理之道的人,是善于此道的“地理人”之资源,意思可引申为:地理学的融合是必然趋势。人文地理学,更要借鉴经济、社会、历史、政治、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合理“资源”,更好地“以人为本”探索新时期人地关系。思想上,地理的“排他”要不得:赛义德在《东方主义》描述的东方,实为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自我封闭边界和视野,自大的“夜郎国”只成为“东方第一大帝国”汉朝的笑柄。方法上,“田野实践”等地理传统不能丢,汉代张骞出西域开辟地理上“丝绸之路”,开放文化与物质交流,其“硕果”穿越千年影响至今。
       想起2017年9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自然与人文地理同台交流,沙龙现场碰撞火花不断,有智者引“道生一、一生二”的哲思。回归地理学,应是回归“道”,而不辩“一还是二”。不谈论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等谁是“一”的问题,在学科高度交叉融合的未来,一二之争已不重要,关键是回归“道”。回到“道”本身,我的批判思考是这样的:
(1)把最终的产出“经世济用”且为公众所用,让劳动果实不独自享用而是造福大众。《礼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地理学者与其他学科一样,实现方法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现在人文地理学的文化化、社会化、经济化,再一次的回归超越“一二的表象”而去研究了解人的内心,了解人在认识地方、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思维感受、行为规律。
(2)学术共同体推选出通用的研究成果评价标准,让实践和百姓检验,而不是“捂在书斋里”。简单的“学道”“师道”,在中国当下社会有些庙堂化、功利化:学者不能一味只生产“大量实业部门不感兴趣的论文”;大学生不仅为追求GPA而是“回应内心的所爱”;青少年更不能让“分数扼杀了学生学习地理的热情”。中华道家哲学“万物之始,大道至简”。地理学的“大道”,由热爱土地的人们从地里寻来,还需要回到大地中去。让地理学与生活生产相结合,无论人文地理、自然地理,还是GIS,都需要“落地”到空间、区域、地方。
      融合回归“道”,原义道路的“道”字从“首”从“行”。要了解“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要探究“道路”到底是什么。学界不管是哪个学科,最终探索世界的目的是“回到人本身”。海上丝路与陆地丝路开启,西方推崇的“奢侈品”是“中国制造”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丝绸之路践行千年后,中国人“出境游”到海外购买“made in China”的西方名牌奢侈品。面对“文化自信”的问题,东西方也不应分辨一二,而去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回归之道”,应“自觉、自在、自为”地回归和谐共赢,年轻的学者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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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2 17:4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 (2013-0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6ba2fc0101lian.html
说明:该文发表于《地理学报》中文版2013年第2期,有修改,引用请查原文
跨学科的地理科学: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

孙  俊1, 2, 潘玉君1, 汤茂林3, 武友德1, 赵健霞1
(1.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昆明 650500;  2. 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昆明 650500;
3.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46)

摘要:《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是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最新的一部颇富创建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报告,反映了地理学发展的集成研究战略方向。尽管受其任务和受众的影响,报告话语表现出过度重视技术和工具,但其提出的建设地理科学这一议题切中了当前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也在技术和工具这个“任务”方面尝试相应的建构工作,相伴的重要工作是给出了地理科学未来10年的11个优先研究领域。报告后来的评论则重新发掘并弥补了该报告的某些不足,说明了该报告“深度”的一面,尤其是地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与该报告及其评论相比,中国建设地理科学的主张具有如下特点:①学科体系庞大、层次分明、范畴严密;②“学科”与“任务”明显平衡;③有系统论和整体论的方法论;④初步显现深远的、连锁的影响。《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及其评论,以及中国地理科学建设表明——跨学科的地理科学是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①地理学正走向或走入集成研究的“大科学”阶段;②“学科”与“任务”平衡是地理学自身发展及应对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的必然要求;③未来地理科学建设应当是具有科学人文主义的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
关键词:《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评论;地理学;地理科学;优先领域;战略方向;“学科”与“任务”
1 引言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最新的地理学发展报告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Planet: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Geographical Sciences(《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以下简称UCP,内引此书除特殊注明外均为英文版页码,并已首先参考中文本)主题鲜明地提出未来10年地理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是集成研究,这种集成研究是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地理科学(Geographical Sciences,大写,复数)[1]。不过,在UCP中对地理科学的论述或因对发展战略解析的理论弱化,因此在获得不少褒奖之辞的同时也受到不少批评,主要批评是深度不够、过度重视技术。这一点中文版本译者刘毅、刘卫东已经指出[1]中译本209。
客观地讲,UCP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所说的建构性评论,以激发关注相关问题的学者间的对话[2]。隋殿志(Daniel Sui)在对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评论文章的引介中,对这一目的说得很明白:“不同哲学和方法论信念的地理学家将必然在地理研究战略上有不同取向,正如本评论集所反映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相信对我们学科基本问题的多元争论将刺激创新和知识进步”[3]。国内学者蔡运龙也曾指出争论的这种建设性作用:“争论往往也反映着地理学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实质上正如地理本身的多样性一样,既是合理的,也是有益的”[4]。从UCP及其评论的实质来看,UCP注重地理科学未来10年发展战略的优先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设地理学的大胆建议,并特别关注地理学发展的技术层面,而评论则将这些大胆的建议进一步明确并讨论,对UCP过度关注技术的方面进行再补充,即“加强深度,重视理论”。所以,最好将UCP看成是试图建构未来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的一方面内容,而对其所作的评论则是试图建构另一方面的内容,二者对未来地理学发展均具有“建构”意义。
UCP中文版已由刘毅、刘卫东等译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①],而中文评论文章及对UCP评论的英文信息尚未见到。鉴于以上情况,本文首先回顾UCP编撰的美国地理学发展背景,包括:①NRC三本报告的背景及UCP面对的问题;②UCP阐释的主要是美国地理学“科学的”这一方面,即计量革命以来的地理学发展,而“人文的”这一方面不是UCP的考察对象。然后本文介绍UCP及其评论关注的两个问题:①对地理科学的建构;②对“学科”与“任务”的讨论,这是UCP评论的主要问题,也是本文详细阐述的内容,并将对其产生根源作初步分析;③UCP编委会主席对评论的回应及对UCP编撰过程的说明。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中国地理学建设地理科学的努力:钱学森、黄秉维等所提建设地理科学,以及相关的“地球表层学”、“地理建设”等问题与UCP中地理科学建设的一致性及差异性。
2 UCP的编撰背景
2.1 UCP的编撰背景I:NRC的三本报告
美国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主阵地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NRC共组织编撰了3本重要的学科发展报告[②]。1965年的研究报告The Science of Geography(《地理科学》[③])主要关心地理学的特点和视角[5]。1997年的报告《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Rediscovering Geography: New Relevanc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主要关心快速发展的地理学所获得的认同及地理学如何响应这种关注[6]。2010年的报告UCP则更进一步,在地理学视角和技术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广泛认可、应用的背景下,评估如何整合地理学方法与技术,力图应对解决当今社会和环境的重大问题[1]。
从内容上看,《地理科学》主要思考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是一种努力发展地理学的尝试。而《重新发现地理学》则是地理学在获得认同的情况下回顾地理学做了什么及未来如何做。UCP面对的是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即地理学似乎正成为当代科学的核心,地理学的视角、技术被大量地应用,而且地理学家共同体似乎超出了传统地理学的范畴,如在UCP及评论中都提到的做地理科学的人和无偿地理信息(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者。
与前两个报告相比,UCP具有如下三个值得注意的特征:①评估的主体内容是整合地理学方法与技术;②关注的焦点是未来10年地理科学发展的战略方向,并给出了11个研究的优先领域;③受众是未来10年致力于开发和促进地理科学事业的研究人员,具有科学素养的政策决策者,能从理解地理科学中受益者,或在21世纪地理学理解地球上生命中的努力与尝试者等。
2.2 UCP的编撰背景II:美国“科学的”地理学的发展
UCP的另一个背景是关注“科学的”而不是“人文的”,报告在前言中已经言明[1]x。随后这方面就受到了一些地理学家“建构性”的批评。即使UCP对这一背景作了简单说明,但不得不承认,“科学的”地理学却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成为可能。
这个背景的源头,即地理学如何向着“科学化”方向迈进。1953年舍费尔发表的《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一个方法论的检视》是地理学扬弃传统区域学派向科学化发展的肇始性文献[7][④],揭开了“计量革命”的序幕[8-9]。积极参与计量革命的地理学家,实际上是想以此声称地理学是科学的,目标是寻求以更大的分析能力,特别是通过统计学和数学来武装地理学,所以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与“理论革命”最好合称为“计量—理论革命”,因为“计量革命”仅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是理论革命,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需要先走一步的是进行“理论革命”,数学和统计学只不过是为这种革命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语言[10-11]。
“计量革命”对地理学的科学化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支持了地理学领域的发展,正如艾伦·T.默里(Alan T. Murray)所总结的,计量地理学支撑了地理学的六大领域:GIS、航空遥感、统计和空间分析、数量优化分析、区域分析、计算机科学和模拟[12]。另一方面是它影响了地理学一系列革命性进程,正如S.奥彭肖发现的,计量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大致是:计量/数学革命(1960-70s)→行为革命(1970s)→GIS革命(1980s)→地理计算(1990s初)[13]。
还有一方面,就是GIS和GISscience的发展。UCP及其评论者均注意到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计量革命”导致了GIS革命的到来[10]。实际上,随着GIS和GISscience的发展,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例外论之争、计量革命、理论革命等都出现交叉发展的态势[14]。海伦·考莱利斯(Helen Couclelis)就认为GIS不仅是一种技术,同时是一种空间分析方法,是地理世界表述的关键,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15]。因此,她认为在众多的GIS与社会讨论中,通常围绕GIS的应用效果和GIS在其他学者中的应用来展开,而她则提出了GIS影响的第三领域:GIS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由此涉及GIS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影响[16]。谢泼德(Eric Sheppard)、考莱利斯和格雷厄姆从现代社会信息化角度指出,信息社会的地理学研究中,信息时代邻近性的核心测度和表述包括三个方面:(1)“真实地理”(actual geographies)中大量信息储存、传输、应用等能力增加所导致的地方及地方间变化图式;(2)大量存在于社会、经济、文化中的信息网络,构成了“虚拟地理”(virtual geographies);(3)数字化的地理信息技术对个体和社会的建构,被称为是“概念地理”(conceptual geographies) [17]。UCP及其评论虽没有注重评论地理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但这已是事实。王法辉说明过在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三大潮流:“科学化”(强调借用自然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空间化”(关注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变化和相互作用) 和 “应用化”(侧重于政策性规划性强的实用课题)中,空间化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应用研究)离不开GIS方法的应用,并详细讨论了GIS方法在经济学、语言历史、社会学特别是犯罪学、公共卫生和规划中的广泛应用 [18]。UCP及其评论所说的技术和工具在GIS和GISscience中正好是核心。
这样来看,UCP实际上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地理学进展的基础上,突出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集成研究及GIS和GISscience构成了未来地理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若要考虑到地理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或者说是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那么寄希望于NRC提供类似于UCP但更注重人文层面的报告或者专门报告,将是有益的,国内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组织编撰的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1~2012地理学学科发展报告(人文—经济地理学)》正是此类佳作[19]。
3 UCP及其评论对地理科学的建构
3.1 UCP的地理科学建构
UCP虽未系统地说明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但提出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是有区别的。通过前言的话语分析,大体可以看出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在报告前言中,NRC编委会主席亚历山大·B.墨菲(Alexander B. Murphy)引述生态学家哈尔·穆尼(Hal Mooney)所称“地理学家的时代”来说明地理科学的地位——地理科学长期关注着不断变化的地球表层的重要特征和空间结构,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日益成为科学和社会的核心内容[1]ix。
报告也明确地说明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其他学科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工作中应用地理学的概念和工具,包括考古学家、经济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流行病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景观建筑师和计算机科学家[1]ix。他们的集合又产生了跨学科的地理科学。从这个角度讲,地理科学就不能限定在传统的地理学范畴,而是不仅涉及许多地理学者,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领域或行业的个人参与进来[1]ix。这个说明同样出现在UCP摘要中[1]1。
同时,他对地理科学家的定义也说明地理科学与地理学的区别:要成为一名地理科学家(geographical scientist,中译本译为地理学家),必须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并对货物流、能量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进行空间分析与阐释,重视正在形成或已形成的地球生物物理学和人类环境的演变特征[1]ix。虽然对地理科学家的说明受到了评论者的批评,但以参与研究来说明身份大体没有太大错误,因为当今学科(disciplinarity)可能还有相对的界限,但研究论题(subject)则完全可以打破界限,尤其是边缘学科往往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未来地理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围可能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也体现了地理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从以上UCP对地理科学的基本说明中可以看出:①地理科学与地理学不同,地理科学超出了传统地理学的范畴;②地理科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部门。
3.2评论者对地理科学的再建构
    对UCP评论关注地理科学的是朱莉·A.温克勒(Julie A. Winkler)和凯斯·C.克拉克(Keith C. Clarke)。
温克勒对地理学和地理科学两词的区别作了专门论述[20]。一个重要问题是,UCP通常使用的术语“地理科学”是小写且单数的geographical science,而温克勒使用的是大写且复数的Geographical Sciences以表征跨学科的地理科学。区别在于,geographical只具有形容词的意义,如说明地理学思想(geographical thought)时使用。复数的“sciences”诸如现在命名的地质科学等同于地质学,气象学则被归入到气候科学和大气化学中。环境科学是另一种情况,它不直接与特定的学科联系,而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涉及地球系统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地理科学是否适合根据这种习惯用法来界定范围?UCP作者似乎并不考虑将地理科学与地理学同义(她还论述了UCP中这两个概念的混乱问题),虽然有相当的重叠,他们也不把地理学归入地理科学。温克勒的主张是,最好对地理学与地理科学的区别再作一次术语选择,即空间科学。他认为,UCP隐含着地理科学是一个用不同学科概念、技术、工具构筑的,包罗万象而富丽堂皇的学科群,包括地理学、计算科学、工程、交流艺术、统计、心理学。对此,他非常注意地理学对地理科学的贡献是什么,认为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主体。这一点几乎是必然的,既不违背逻辑,更切合历史。
温克勒论述了地理科学跨学科的合理性,而克拉克则对地理科学的未来进行了大力建构。当然,克拉克并没有使用地理科学一词,而是用地理学。假如我们接受地理科学是与传统的地理学不同的话,那么将这一术语放在温克勒的话语中,其建构的力度将更为激动人心。克拉克在评论文章的摘要中直接说明,“地理学可以超越‘三柱撑起大帐篷’的途径,成为21世纪的综合超学科(ultradisciplinarity)模式,在这里内容、科学、分析和综合界限模糊,能够生成一个新的自下而上的科学。在这门科学里,新理论甚至是大统一理论是可能的”[21]。克拉克担心20世纪地理学发展学科分化的破碎化问题,并同意早期一位地理学家的见解:知识的突破性发展发生在学科和专业的边缘和交叉地带而不是核心[22]。这一点上,传统地理学家常常称地理学为交叉学科或桥梁学科(cross-disciplinary),是跨学科的一种类型。克拉克认为跨学科类型还有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这样的表述,而他则提出了跨学科的第四类型——综合超学科(ultradisciplinarity)。克拉克认为,地理学家应成为超学科的先锋,其方向是与其他学科进行无偏见的合作,这已体现在UCP的11个优先研究领域中。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本文所述“跨学科”这一概念与一般意义的“跨学科”概念的区别。朱莉·汤普森·克莱因( Julie Thompson Klein) 在其著述跨学科历史、理论实践中曾对跨学科的定义及产生形式作了一番概述,认为跨学科的产生有四种形式:方法借鉴上的伪跨学科,解决共同问题的跨学科,具有理论和方法重叠的补充型或统一型跨学科,具备问题、方法、理论等并为一体的跨学科[23]。而跨学科的分类方案有马克斯·H.布瓦索(Max H.Boisot)、海因茨·黑克豪森(Heinz Heckhausen)、让·皮亚杰(Jean Piaget)、埃里克·詹奇(Erich Jantsch)、安·布鲁斯(Ann Bruce)等方案[24],其取意均在克莱因的论述范围内,即学科间的交叉并形成独立学科。国内学者将皮亚杰和詹奇的概念“tradisciplinarity”译为“超学科”[25],是跨学科中的最高层次——具备克莱因所说四种条件的跨学科,则克拉克所说的“ultradisciplinarity”则可理解为“综合超学科”,意指学科群间的整合,不仅是学科间的,这与地理学界将地理学理解为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指学科群)之间的“桥梁学科”取意是一致的。
隋殿志虽然是这些评论的引介者,但他注意到UCP所建构的地理科学似乎面临着一种学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双重境地。他说新世纪头十年的两个变化对未来十年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智力的和技术的改变。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即UCP所说在其他学科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地理/空间方法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迫切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无偿地理信息的迅速发展和非职业地理学的迅速扩展,这归因于Web2.0技术及其与传统地理空间技术(GIS、RS、GPS)集成的爆炸性发展[3]。
4 “宽度”与“深度”
4.1 地理科学的学科性质
在UCP的评论中,大多评论者提及“大科学”(big science)这一概念。特雷弗·巴恩斯(Trevor Barnes)甚至认为,NRC1965年的报告中大科学已与自然地理学相伴,尤其是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计算制图和GIS的发展已使地理学与军队、政府有关系[26]。他所认为的大科学特征是:大型工程、团队,集中于特定问题,应用尖端技术,应用先进机器和软件。
实际上,大科学正像巴恩斯所述的那样,需要巨额资助、大量科学家(甚至科学家共同体重组)、多学科参与,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其成果也向多学科散射。在此情况下,参与到大科学平台中的学科,若理论欠佳,则极易被边缘化,充当工具(这是一般的评论。实际上,假如考虑到现代科学中技术学科的重要性,那么技术性也必须得到承认。还有一点,现代科学与技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并没有划出一条严格界限来,也不太可能,他们通常用“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来形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若与“大科学”结合起来,那么就是“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象牙塔式的地理学是无法在“大科学”时代再独善其身的[27],其科学成分和技术成分不应遭到非议才对,UCP及其评论的目的,也是对此的回应)。这类研究的典型,如欧盟科学研究计划,寻求以综合、多样的视角和方法解决科学、社会的复杂问题,布鲁斯等正是以此来论述欧洲科学联盟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的[28]。
UCP的主体内容,刚好强调了技术和工具,理论总结并不是主体,评论者多集中于后一方面。UCP在前言中说,“展望未来,地理工具和技术在监测、分析和应对地球表层重大变化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ix。而UCP的目的,是“如何重组地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而这里的方法实际上还包括空间分析(GIS及其相关技术)、遥感、地理可视化等[1]x。因此,评论者认为UCP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
温克勒认为,UCP最为成功的地方在于与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交流地理科学潜在的技术、数据和方法[20]。他集中评论的是UCP的第二部分,也即UCP所提的11个优先领域。在每个问题中,UCP无一例外地遵循这样的线索论述:研究进展——地理科学的贡献——研究子问题——小结。对于未来10年的战略方向,“研究子问题”成为核心问题的主要内容,因为“研究进展”部分是个回顾,“地理科学的贡献”说明“地理科学能做什么”,“研究子问题”则是“未来地理科学应做什么”,是更为关切的。温克勒认为,每一个子问题都以“how”为开端,这种“how-to”的框架可能暗示地理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技术(how)而不是理解过程(why)或者影响因素(so what)。“how”的框架意味着也地理科学主要是技术和工具,是一门应用科学。
这种“how”的框架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会造成一种假设,即大多社会面临的问题都可能在特定问题中获得解决。而实际上,社会问题常常是不确定的,要求多重视角和一系列方法。
与温克勒上述见解相似,克拉克认为UCP说明了地理学家有助于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但这样做意味着一种行为主义,与工程而不是科学靠得更近[21]。克拉克注意到,地理学能应用于更多的工程,但除了GIScience以外,很少推动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他提到“地理学第一定律”(TFL: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这样讨论地理学定律的部分文献(他指隋殿志和古德柴尔德的文献[14,29],实际上还有巴恩斯[30]、菲利普森[31]、米勒[32]及托布勒的回应文章[33],国内学者后来作了综述[34]。TFL还被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并与“生物地理学第一定律”(Buffon's law or the first principle of biogeography)相提并论[35]),指出1950s至1960s的计量革命导致了地理学对理论的追求,然而至今没有通向一般理论,当然也就没有大统一理论,UCP对追求理论和知识(他的“知识”大概是指“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被剔除了,这与技术哲学家的观念明显不合拍,其实也应当承认“技术”的知识性)似有保留。
对UCP中过分重视技术和工具的不满还来自R.J.约翰斯顿和特雷弗·巴恩斯的批评。
约翰斯顿评论说UCP在数据收集、可视化和分析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太多的关注,在解释原理上花费太少,这使UCP在学科论述上受到伤害,忽略了地理学科一些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36]。约翰斯顿认为地理科学常常表现为基本方法,实践中是观念、理解和解释,应用空间数据和可视化强调问题而不是理论及深入解释世界。但“理论”一词很少出现在UCP中,这将使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家质疑地理科学中的学术水平。UCP中充满了GIS、遥感、空间数据库等词,这正是地理科学主要的买点,给别人的强烈印象是地理科学是技术导向的。在当今科学中GIS和其他相关技术是重要的工具,但是工具就意味着有结束。与NRC1965年的报告相比,1965年的作者们声称一些地理学家在学术圈中处于自卑的地位,不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标准科学家(这个传统来自于对客观化的“科学”的追求。在西方,科学的传统之一受益于主客对立的哲学传统,寻求客观性及数理表达,除了物质世界的知识之外,其他知识排除在外。这一点近代科学首先完成革命的是物理学,物理学因此成为“标准科学”,在解释世界的话语中物理学家处于最权威,而那些计量较晚的学科则处于“寻求科学”的地位和过程[37]),是否UCP暗示类似的劳动分工?
巴恩斯的评论颇有建设性。他认为,UCP偏重于大型数据集、复杂的方法技巧,以及各种材料的工具和硬件的科学模式,这只是地理学贡献模式的一种,而地理学的优势则在于它的多元化和方法上的多样化,这些因素对于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比其他任何因素能够做得更多、更好[26]。他的结论是:UCP给予的一个错觉是“科学高速路上的直线眼光”,也就是前述的可以通过特定问题和技术解决社会问题,实质上地理学不是这样或不像这样,没有一种学科的路径是直线的——没有唯一的通向真理的罗马大道。
4.2 墨菲的回应:UCP编撰目的与“深度”弱化原因的说明
UCP编委主席墨菲对评论者的意见作了回应,说明了UCP的编撰过程、目的和局限[38]。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接受了评论者的意见,这就是前文所说的:UCP尝试建构未来地理科学发展战略的一方面内容——技术与工具和宽度;而其评论则是尝试建构另一方面的内容——理论和深度。
首先,墨菲说明委员会作出这个任务前的三个预设:①作出选择,包括所不能的,不应该的,故集中于地理学学科;②第二个预设的决定是最好不要抓住传统的学科分支,UCP围绕的区分性线条是如W.帕蒂森所称的“地理学的四个传统”[39],所列问题明显是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有的问题切断了传统分支学科的线条;③决定采取相对普遍的办法整合科学,无论地理科学如何被理解,都不想采用较狭的科学方法和概念,而是试图讨论特殊的研究方向,具有经验基础及信息或数据的分析,这意味着不能覆盖地理视角的所有方面。
墨菲接下来就对讨论的焦点——地理科学、理论角色、深度不够和结论的视野等进行了说明。墨菲说,地理科学反映了NRC的术语变化和对超越传统地理学科及地理工作的愿望。这一术语是相当新的,并且意义不容易完全说明。尽管如此,UCP试图表达一种视野,即地理科学(复数)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视角决不威胁或者反对地理学。UCP努力吸收地理学学科以外具有地理导向的工作,明确指出地理学的工作并不完全由自认为是地理学家的人做出。同时,报告并不是要彻底重构地理学科,正如巴恩斯建议的,也是委员会成员一贯坚持的思想,地理科学在处理复杂性问题时依然使用复杂的和多样化的方法。
理论在报告中的地位也是复杂的。UCP是要提出21世纪面临的实证问题,解释地理研究的贡献,也可能是长期的贡献及挑战,理解挑战的重要因素。这一任务导致UCP首先提练问题,然后举例并说明地理学的视角、方法、技术。这使UCP集中于特殊的、实证的工作,次之是理论水平。这个报告可能传达的印象是地理科学更多的是技术和方法,而不是理论,这非常容易遭受质疑。墨菲认为,报告的目标是强调概念和思想,不仅仅是技术和方法;报告通篇中引用的许多研究是明确关注理论的;在对个别问题的讨论中一以贯之的是地理问题的确定 (这种工作是理论性的,不仅是方法问题)可能与探讨它一样重要;也应该特别记住本报告的主要对象既不是地理学家,也不是其他学科,而是基金资助机构。
关于深度与宽度问题,几乎UCP所提的任何方法都可能遭受合理的批评。墨菲理解约翰斯顿对更为详细的个案研究的期望,甚至欣赏对报告所涉及的思想和研究范围的积极反映。就底线而言,UCP再次严重受限于如下职责,即在一个相对简短的报告中探讨地理科学可能有助于应对社会挑战的最具战略性的方式。编撰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为了宽度而牺牲某些深度。报告所给定的任务和听众使我们强调最好是给出地理科学工作的可能贡献,而不是详细讨论少数研究。
所以,墨菲认同评论的有益建构,如保罗·罗宾斯(Paul Robbins)清晰地抓住了UCP任务的性质,提供了一些颇具思想的深入特别问题的建议[40];温克勒对UCP的学科体系建构的局限提出一个合理的观点;克拉克注意到UCP相当关注的问题是增加了综合思想,然而UCP的任务是倾向社会问题;约翰斯顿评论的焦点是理论和深度问题,墨菲在UCP编撰过程中曾说明这个问题,虽然在每一章的文本中对理论的讨论较少,大多数论述考虑的是地理的视角(不仅是技术)对于理解的贡献,一条清晰的话语是地理学家和地理科学表征着地理研究倾向于挑战一般理论,以解释地方差异的性质和现象;巴恩斯的文章似乎反映了受他近来地理学史研究的影响。
墨菲的回应认为报告并不是对地理学的调查,也不是建议减少方法和方法论的道路。但任务及说明的方式确实给予了种种错觉,因此对UCP的评论是有益的,也是建设性的。
4.3 引申:“任务”与“学科”
以上对UCP及其评论的引述,似乎可以再扩展一点。前述“how”的报告框架,实际可以理解为地理科学对“任务”的追求,正如墨菲所回应的,由于对优先领域的关注,再加上受众的非职业地理学家群体,导致报告关注未来的研究领域及关键技术或工具,理论成分被隐藏了。而被隐藏的部分,正是地理科学建设中的重要部分甚至关键或核心部分,也就是“学科”的部分,这从评论中可以看出来。
“任务”与“学科”对应着地理学思想史家克拉瓦尔(Paul Claval)所说的“大科学”(big science)和“学术地理学”。这一点刚好是评论中所说的地理科学的“大科学”特征,而这种特征在UCP中主要表现为技术和工具;另一方面是要求对深度的关注,即加强地理科学的学科建设。克拉瓦尔说过“学术地理学”是地理学创新的主阵地[41],看来UCP评论对于地理科学具有特定的贡献。实际上,近年来国外对“学术地理学”的需求也很强烈[42-43],但做“象牙塔”式的学问同样有弊端[27]。
因而,地理科学的建设应该是“学科”与“任务”的结合。实际上,在“小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基础研究占有较大比重,“学科”的成分要多一些。但“大科学”时代不一样,科学研究社会化程度较高甚至已经是社会化了的分工,科学研究应用领域常常与工程相伴,这就导致了所称的巨额资助问题,需要的科学家群体也难以确定,还可能是跨国合作。在“大科学”时代,往往因为社会需求和对应的资助倾向,应用研究较多,尤其是国家科学院、企业这两大类研究机构的出现并占据重要地位,打破了“小科学”时代学院(或大学)研究的传统。这样看来,似乎可以这样来评论UCP及其评论:UCP突出了“任务”,UCP评论突出了“学科”,二者结合的结果是——“任务”与“学科”获得平衡。
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地理科学建设刚好反映了学科与任务的关系,本文在话语上也就有这个倾向。
5 中国的地理科学建设
5.1 中国地理科学的“学科”I:体系性
与UCP所说的“整合”技术与方法的地理科学相比,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不仅是技术与方法的问题,完全是体系性学科的建构。
中国学者讨论地理科学的代表作是一部文集,名为《论地理科学》[44](内引该书只注文集页码,但在行文中说明所收录文章作者的贡献)。该文集在建设地理科学方略上与UCP有两个相同但又同中有异的地方:①在该文集序言中,黄秉维说得很明确,“地理科学不等于地理学,而是在若干科学的基础上的改造、重组和发展”[44]2(序言);②为了建立地理科学,中国学者也曾提出过一些“战略方向”(优先领域),如钱学森提出研究三峡库区,黄秉维提出研究全球增温。这两点与UCP表面看起来是相同的,实际上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①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更为系统;②中国学者所说的地理科学及其优先领域的研究,颇为注重系统方法论,并不仅是技术或工具的。
地理科学概念的提出可能是钱学森等追求综合或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结果。在文集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中,即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3)开幕词中,钱学森即提议面对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以及近代科学分化的背景,进行综合研究[44]4。1987年黄秉维在中国科协三届二次全委会上同样表达过这个想法[44]48。
在1986年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讨论会上,钱学森提出了地理科学的概念,并认为其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并言明“现代化的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即“地球表层学”。“地球表层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同属于基础科学。值得注意,钱学森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提出了地理科学的大致体系[44]39:①最理论性的层次,即基础理论学科“地球表层学”,尚待建立(目前仍然这样——作者注);②第二个层次,即应用理论学科,如数量地理学;③第三层次,直接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应用技术。可见,技术问题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中只是部分。假如再加上他受黄汲清启示而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哲学概括,那么钱学森所说的地理科学至少包括四个层次。另外,钱学森对地理科学的应用层次作过另一个表达,即最切实用的工程技术,如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水资源、气象预报、地区的发展战略等。从这一点来看,钱学森所说的技术与UCP所说的技术相差实在太大[⑤]。
地理科学体系性的另一个表征是范畴的复杂性。在1989年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说明研究地理科学,天、地、生还不够,应还加上谢加泽所提的“人”。这一点使得地理科学与地球科学区分开来,因为地球科学研究的对象时间尺度较长,而地理科学在天、地、生外加上“人”后,对象的速率就不同了,研究对象的时间尺度缩小了,问题却倍加复杂了[44]81。
地理科学的性质是什么?钱学森认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这构成了他用地理科学的术语而不是地理或地学的原因[44]71。在1989年与刘恕的谈话中,钱学森明确说地理科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的体系[44]67。1991年,他曾提出地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等都是十大科学技术同样重要[44]187。建筑科学原归入地理科学,但后来钱学森认为建筑科学还具备美学,单独出来,故他的科学体系是11个大类[45]。
对地理科学体系性的另一个说明是“地球表层学”。钱学森认为地球表层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这一点可能大多对地理学有认识的人都会有体会,关键的一点还在于,钱学森认为这里的社会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还要受到地质、气象环境的制约,所以它又与自然科学、经典的地学有关系。其结论是:地球表层学是一种综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问。在这里,钱学森用了“交叉”和“综合”两个术语。实际上,钱学森倾向于用后者,后来他用“汇合”来表达这个意思而不是“交叉”,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凑在一起是建设性的,而“交叉”好像是要打架[44]71。这种“交叉”在语义和实践中是否真“打架”,目前似无研究,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分化或学科整合不足则是个问题[46]。从这个角度讲,建立地理科学及地球表层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地球表层学的体系性对于说明地理科学体系性是充分的,因为在钱学森的地理科学体系中,地球表层学只处于基础科学的层次[44]76。
除此之外,钱学森所提议的地理科学建设是颇具影响力的。一方面,它推进了地理学理论建设。如,吴传钧提出的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47][⑥],就与钱学森的提议有联系。吴传钧除赞同钱学森汇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文表述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建立地理科学体系外,对“人”、“地”、“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均采用了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在方法论上,吴传钧也说明了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要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而吴传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在2011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上被评论为未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所依的三大核心理论之一[⑦],地理学思想史家刘盛佳曾说该理论“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复兴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学方法论”[48],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地理学的而不仅是人文地理学的。
另一方面,是推进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例如,黄秉维指出地球系统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科学基础,与钱学森所说的地球表层学是基础科学、地理科学是应用基础科学,可谓一脉相承。黄秉维又与陈述彭、章申反复讨论,参考了国外相关研究,提出了建立地球系统科学的主张[49]。这种主张来源于“综合”思想和方法。比如,他 1956 年就根据世界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水热平衡、化学元素地表迁移和生物地理群落三个自然地理学新方向,其前瞻性可从当前全球变化研究中逐渐获得共识的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科学概念得到证明[50]。这种“综合”思想和方法,与目前全球变化研究、地球系统科学、可持续性科学都在强调的综合 (integration) 或集成 (synthesis) 不谋而合。沿着这条路,中国地理学在通过实验研究农田生态系统中水分循环和水盐运动规律及其与作物生长关系、环境生物地球化学、环境背景值和环境、陆地表层系统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5.2 中国地理科学的“学科”II:方法论
钱学森论述地理科学的方法论遵循一般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的逻辑原则。他用“地理系统”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述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实际指地球表层系统。对这个对象的解析构成了其方法论的前提。地理系统这个概念来源于系统论,钱学森在说明建立地球表层学时明确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44]56,而对地理系统的解析同样与系统论思想密不可分。在致浦汉昕的信中希望浦汉昕在地球表层学的努力中对系统学下点功夫[44]253。
文集中对地理系统有不同的表述,如浦汉昕表述为“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44]16,钱学森1983年也用这个表述[44]25,1987年钱学森应用了“巨系统”的概念[44]42-43,1989年钱学森应用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样的表述[44]82。1990年,“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样的表述基本成熟了,方法论也提上了日程。在《一个科学新领域》一文中,钱学森等说明了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这个方法应用的三个复杂巨系统之一即地理系统[44]101。“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的实质是将专家群体、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这也是钱学森专门论述地理科学方法文章的核心思想之一[44]185-201。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是颇具创新性的。前已述及,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系统,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但近代以来的科学方法论,以还原为主,用钱学森的话说就是分解再分解,一刀刀切下去。这样切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方法对于地理系统的解析是有限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对于综合而言,对于打破还原论方法论,探索整体论方法论,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后来黄秉维又对地理科学的方法论增加了一条:在综合指导之下分析,又在分析基础之上综合,需要在综合与分析之间指臂相使[51]。这一点是地理学家最为熟悉的了。
5.3 中国地理科学的“任务”:地理建设
5.1和5.2是“学科”的范畴。实际上,中国地理科学的体系性及其方法论,其发挥作用仍然在于明确的“任务”。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说地理科学是钱学森提出的,作为术语不假,但实质的应用则不一定。钱学森在1991年4月6日中国地理学会地理科学讲座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从这个《传》[⑧]上还可见到竺可桢先生在建国初年就已经讲了地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所以读了之后,我觉得‘地理科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归功于竺可桢先生(其依据主要是竺可桢对地理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及与社会关系的解析[44]8),而不是我”[44]188。这里除说明地理科学这一术语的来源外,更为重要的是点出了地理科学的内涵之一,即坚实的实践基础,也就是“任务”的问题。
“任务”这个坚实的基础之所以引起钱学森的注意,一个机遇是他刚好读到R.J.约翰斯顿主编的The Future of Geography(《地理学的未来》),该书反映了英国地理学者对英国地理学衰落的担心。钱学森觉得英国地理学的衰落在于大英帝国衰落后地理学不再获得支持,而我们这边风景独好,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该文集中被广泛引用,同时也是表示地理学家对地理学担心的,是加拿大地理学家艾略特·赫斯特(Eliot Hurst)给地理学下的错误定论——地理学既不存在,也没有未来[52]。这种论断被称为“地理虚无主义”(geographic nihilism),其实质之一地理学被理解为技术实践的意识形态。从这点来看,UCP过度重视技术和工具的一面迎来评论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
关于这一点,似乎社会主义的建设把地理科学的建设提到了一个急切的议程中。1990年的“就‘地理科学’答《地理知识》记者问”中,记者的问题是“为什么您提地理科学而不是简单地称地理?”,钱学森的回答是:“因为我要突出地讲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合,或叫交叉……地理科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一门迫切需要的科学,是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理论之一”[44]90。
除此之外,钱学森还说明了地理科学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地理建设”。按钱学森的意思,“地理建设”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她构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在1989年首次提出“地理建设”这个概念时,钱学森只是列举了交通运输、信息通讯、能源发展、防灾抗灾、农业资源及林业资源开发、保护等问题[44]88。这个见解得到了于景元、王寿云、汪成为等的认同[44]143。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钱学森将“地理建设”明确地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建设,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二是基础设施的建设[44]248。另一方面,在1991年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说明了地理建设所要依靠的不仅是地理科学,社会科学也应参与,这是他对地理科学参与合作的一个说明。这样看来,钱学森所说的地理科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这不需要质疑。而这门科学,其庞大的体系性意味着将发挥巨大作用,这无论对于“任务”还是“学科”都是正确的。
而对于钱学森所提“地理建设”及其与地理科学的关系,黄秉维后来有过一个评论:“钱学森教授提倡为地理建设而积极地发展地理科学,沉机先物,深略远谋,中国地理学界无不愿为此而尽其献替”[49]。除此之外,王铮等提出了地理建设需要的一种实施形式——地理工程,而地理系统工程是它的技术手段[53]。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UCP反映了美国地理学在“科学的”一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进展。尽管UCP受到了不少批评,但UCP至少暗示了地理学发展新时机的到来。当然,这种机遇实质上与挑战是并存的,这要求地理学必须审视自己的时代背景。UCP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建设性的:①提出建构跨学科的地理科学;②提出未来10年地理科学发展的11个优先领域。在这里,地理科学及其优先领域,都具有“大科学”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UCP实际上至少在地理学建设上平衡了“学科”与“任务”,尽管其在“学科”话语上过多地重视了技术和工具而不是深度。不过,按UCP评论的回应,这种倾向受限于报告的任务和对象,并非本质。
也正是针对UCP深度上的不足,评论在说明这种不足的同时,实际上对UCP进行了再建构,又集中在地理科学的建设这一问题上。故此,UCP评论既说明了建立地理科学的合理性,又说明了其时代条件下的必然性,甚或必须。因而:①UCP对未来10年地理科学的发展尝试建构其技术和工具的一面,理论的一面被隐藏了;②而UCP评论则将被隐藏的一面重新发掘,并大力建构;③UCP及其评论结合的结果是——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建构地理科学,以应对变化的星球及社会需求,是未来地理学发展的战略方向,也可能摧生或使地理学发生蜕变,形成新的学科。
在这里,虽然国内提出地理科学概念比西方要早约30年,但在此之前蕴含这种思想(即学科汇合思想或综合思想)可能在中西方均不会有太大差距。同时,我国学者的地理科学建设明显有别于UCP及其评论的地方在于:①学科建构体系性明显,且庞大、层次分明、范畴严密,这体现在地理科学的至少四个层次,一系列学科,天、地、生、人及其综合范畴等方面,用克拉克的话说就是典型的“综合超学科”;②“学科”与“任务”明显平衡,前者除学科体系外,方法论也是一个方面,后者主要是“地理建设”问题;③已有明确的方法论并已被应用,主要是钱学森的“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黄秉维的“综合与分析方法”;④学科思想影响深远,至少从吴传钧和黄秉维的贡献上可以看到这点,而且这种影响必然地是连锁性的,将会深化和放大。
6.2 讨论
从UCP及其评论,以及国内地理科学建设呼声的来看,似乎表明当前地理学深化与分化这一主流正在发生变化,即同时还有综合与建构,也即进入了建设地理学的新时期。而在深化与分化这一主流背景下,地理学的综合与建构实际上已经是深化了的综合。这个方向不仅有利于统一地理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加地理学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还有利于地理学更好地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
从UCP及其评论中追求的“学科”与“任务”关系来看,地理科学建设必须寻求二者的平衡才能做到发展学科、服务社会。这一点对我国当前地理学发展体现尤主明显。总结中国近70年来的地理学发展,陆大道等指出“任务带动学科”是我国地理学取得蓬勃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54-56]。新世纪以来,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是学科前沿的共同驱动因素[57],我国地理学发展战略明显地重视“学科与任务并重”[58-60],进一步改变着我国地理学理论创新与“地利”优势不很相称的态势[61]。
从UCP及其评论,以及国内地理科学建设的结构来看,地理科学的建设应该是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只有这个结构才能保证地理科学的建立,以及地理科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对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的贡献,对社会建设的贡献。这一点与克莱因参超学科的期望不谋而合:解决科学、技术、工程和社会等综合问题的有效途径[62]。
展望未来,地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学科”与“任务”的平衡发展,将有利于地理科学获得公众的、社会的、学术的认同。约翰斯顿和巴恩斯的评论回顾了地理学中存在的认同担心,实际上,皮特·迪肯以“全球化”为例统计了有关的40本著作,发现没有一本是地理学家写的,而且14000多条引文中只有321条是地理学家的作品,仅略多于2%[63]。UCP及其评论,以及中国地理科学建设所表征的,不仅是地理学的技术和工具问题,还有方法论、学科体系,地理科学给予学术界、社会和公众的,应是思想、方法、手段三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
最后,就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跨学科取向而言,虽然本文立足于UCP及其评论,兼及中国地理科学的建设,主要是“科学的”一面,但回顾中国地理学发展,人文、社会、文化地理学同样具有跨学科建设的取向。如我国的“人文—经济”地理学建设与本文前述所论可谓异曲同工:不仅研究自然界的客观演化,而且研究自然界的客观演化与人类活动参与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故而有“人—地动力学”研究[64];交叉科学的定位、“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人文—经济”地理学科架构、基于人地系统研究的应用领域、GIS技术方法的应用越来越受重视及新兴领域不断涌现等[65],其发展战略亦从“需求”拉动型向“社会发展需求”与“学科自身发展”双重拉动并重型转变[19]。这样看来,未来的地理科学建设应当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应相互对话[66],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取向的地理科学学科体系、方法论、技术和工具的“三元”结构将会加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与社会的对话,更好地为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和社会建设。这样的方向可能往往给予地理学新的领域和惊奇。如近年来出现了诸如文学地理学、艺术地理学、教育地理学、媒介地理学、科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讨论热潮,对于推进地理学“人文的”方面学科建设和社会贡献都是极为有益的。其中的“科学地理学”(science geography)将地理学视角引入并综合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形成新的学科,利于地理学的学术对话,而其建构的“科学—地理—社会”体系则更多地面向社会[67],符合地理学研究的一般范式——科学维度的合理性认知、价值维度的效用性思维、伦理维度的社会和人文关怀[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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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Geographical Sciences: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Geography

SUN Jun1,2,PAN Yujun1,TANG Maolin3,WU Youde1,ZHAO Jianxia1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2.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s: 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Planet: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Geographical Sciences(UCP), produced by the 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NRC) ad hoc Committee on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geographical sciences in the next decade, is an original and agenda-setting document that speaks to transdisciplinary geographical sciences in order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rapidly changing planet. But for NRC' s decision to devote some of the "precious space" in the report to relatively uncontroversial matters, UCP was driven by the fact that the audience for the study includes people who have little sense of what a geographical "take" on issues and problems means, as a result, the role of technologies and tools comes across as more dominant.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UCP is to the point of forward of geography in modern times, put forward the question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constructed it in the side of technologies and tools most successfully, an another contribution was proposed eleven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the emerging transdisciplinary field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in next decade. Just a few months later UCP published, in a Focus Section,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invited five geographers to evaluate UCP briefly, followed by a response from Alexander Murphy on behalf of the NRC Committee, and initiated a new conversation among geographers about the future of geography. These comments rediscovery and make up the defect of UCP, especial pay much attention to methodolog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rogress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constructed in China, showed that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s: (1)more complex disciplinary system, well arranged and have a strict category;(2)balanced in "Discipline" and "Task";(3) some effective methodology;(4)showed some far-reaching, concatenate influence. UCP, comments, and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s imply that:(1) geography just at a crossroad, geographers should take some advance to promote it;(2)the balance of "Discipline" and "Task"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of geography;(3) Geographical Sciences should be three dimension constructed by disciplinary system, methodology, technologies and tools, and these system should be scientific humanism based on scientific spirit and directed by humanism.

Keywords: UCP;comments;geography;Geographical Sciences;primary fields;strategic directions;"Discipline" and "Task"

收稿日期:2012-05-28;修订日期:2012-07-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61001)、(41071105)和;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HA100058); 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项目(2007FY140800);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 40761001& 41071105;  Innovation Method Fund of China, No.2007FY140800; National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of China, No. BHA100058]
作者简介:孙  俊(1985-),男,云南泸西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地理学理论、思想史。E-mail: TSWwiththinkwithgp@126.com
通讯作者:潘玉君;通讯作者:汤茂林
[①] 该书英文原版读者可到该报告出版社National Academies Press网站检索阅读:http://books.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2860#toc
[②] 隋殿志提到,NRC的另一部报告同样对地理学有启示意义,即Landscapes on the edge: New horizons for research on earth's surface(Washington,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0)。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NS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09年的报告Social behavior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in the federal context(http://www.nsf.gov/sbe/prospectus_v_10_3_17_09.pdf,last accessed 18 August 2010)同样具有启发。除此之外,同类研究还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主席苏珊·汉森 (Susan Hanson) 主编的10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7),中文本已由肖平等译出出版(商务印书馆,2009)。
[③] 若放在UCP及其评论,以及本文话语中,译为“地理学”更切近些,“地理科学”是通常的译法。
[④] 此文及后来的争论,称为是“例外论之争”(见本文所引叶超和蔡运龙的文献),姜道章曾将此文全文译出(见:Fred K. Schaefer. 地理學中的例外論:一個地理學方法論的探討.姜道章譯.環境與世界,2000,(4):115-136.),汤茂林也进行了部分节译及推荐。
[⑤] 钱学森的知识、科学体系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战略方向,北京大学马蔼乃对钱学森思想有较多研究,其新近出版的《地理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出版社,2011)是此方面系统性著作。
[⑥] 该理论于1979年底在广州会议上《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学术报告中提出并论证。文集《论地理科学》收录了该理论的经典文献《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⑦] 另外两个是李旭旦先生提出的人地关系理论、陆大道院士提出的点轴结构理论。
[⑧] 指《竺可桢传》。《竺可桢传》有两部,其一编撰者为《竺可桢》编辑组,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该传为纪念竺可桢百年诞辰而编。另一部《竺可桢传》是谢世俊所著,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指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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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2 17:56:11 | 显示全部楼层
陆大道院士:变化发展中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2017-06-22 11:21

中国地理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国家的影响已经超出学科专业的范围。这其中,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当然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几十年来我们深切体会到: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通过研究、规划、咨询及科学普及等实现我们学科的目标,依靠科学性与前瞻性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同时发展学科本身。在现阶段,我们正经历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信息化迅速发展以及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国家、世界的变化都从一些方面影响学科的发展,学者需要认真思考与面对。
1 研究领域乃至方向都处于变化中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对象是长期稳定的,这是本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方向是一个时期的目标、领域的综合,领域是阶段性的,课题则是具体的方向领域实施具体包含的内容。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研究领域乃至方向皆处于变化中的学科。如何对时代做出及时、准确的响应,是我们要考虑的头等问题。学科方向与研究领域的确定是学科发展的灵魂。领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近代地理学萌芽、发展。特别是18~19世纪,那是近代地理学学说紛起、学派林立的大发展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由“物理学化”而带来的计量化发展在一部分国家十分盛行。其中,以模型化最为流行。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学者,开展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分析研究。现阶段,欧洲的人文地理学发展,大约聚焦于全球变化、区域治理、国别地理等。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大方向是由生产力布局转到社会经济空间组织与空间分析,这种变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但主要领域的变化是: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生产力布局与规划-区域发展(综合分析研究与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预测、规划),等。未来会如何呢?功能区,生态经济补偿,信息化与可持续发展会成为主要领域吗?
城市地理学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发展迅速。开始是学科特点与一般问题,城市总体规划与区域城镇体系,此后是城镇化与城镇化模式以及近些年来对城市空间重构、全球城镇体系、城乡关系发展以及数字城市、生态城市的研究,等。
旅游地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学科发展大致经历了:国外旅游地理学发展态势、资源的分类评价,旅游点(区)布局、旅游路线设计、客源地研究等,近些年关于地区旅游发展战略及生态旅游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
上述那些不同时期学科研究方向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作用呢?主要是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导致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城镇化、社会发展等)程度与任务不同,发展中的问题和方针、政策等当然各异。还由于当今世界大格局及中国与世界间经济关系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强烈作用等,这些变化发挥了共同的影响。现在,我们是否应该又要重新审视发展方向呢?美国人“重新发现了”地理学,提出了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很有高度,但没有得到国内外广泛响应,也没有人在这方面工作。“人-地系统”概念在中国地理学界很有影响,但长期坚持去研究的学者不多。为学科长远发展考虑,应该进行以理论建设为目标,结合应用性实践研究,组织较大规模的探讨,很有必要。现在是,一些不是我们学科的东西,我们并不具备特长的东西,也很感兴趣。难道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就可不务正业吗?
2 现阶段转型发展的背景及对学科应做何种响应的思考
从近现代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析中可以得到启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主要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需求。当然,还与科学技术发展大背景的变化有关。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发生了哪些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关系密切的重要变化呢?这些变化如何带来新的要求、理念以及新的发展环境?
1) 经济发展实施战略性转型,经济增长率将会趋于中速增长,各地区发展态势与问题不同,内涵与解决途径也就不同。
2) 城镇化发展实际上也在转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会使以往城镇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会下降。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建设更加需要重视。
3) 信息化的大规模深入发展,正在引起社会经济的空间重组。信息革命新因素作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将可能改变其运动规律。如何改变的,改变了什么,改变之后又如何(改变了空间组织、空间联系,提高了效能,提高了竞争力,等等),这些就是新的地理学理念和观念,牵连着我们的大部分研究。
4) 随著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生态环境问题和区域治理及精细化管理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5) 中国发展正在改变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国发展与世界上广大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同时面临着严重的地缘政治压力。
6) “70后”和“80后”的地理学人正在成为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年轻人多了,好事,但也有问题。主要是一些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积累不够,在实际研究中难有自己的独到看法。
迎接这些新的变化,研究工作可能要实现某种转型。一方面要坚持交叉学科的性质、以“人-地系统”为理论方向和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专业价值观与信仰仍然应该是空间经济、空间节约与空间合理(便利、连接、通达、管理、安全等),还要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这些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理念,是不变的。但同时,要以新的心态、新的视野,来思考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发展理念以及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等。
长期以来我们学科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如:区域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生态补偿,功能区,贫困地区与农村发展问题,“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等。除这些“传统”领域外,明天将还会出现新的重要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去“重新发现”?
做如何选择,可能关系到未来的学科命运。如果对学科的方向感没有了,可能就很危险。我想,我们已经占据了制高点(政府与学术界认同)的领域或正在攀登某制高点的领域,是要坚持不能放弃的。如中国区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的城镇化与农村发展、区域与城镇发展的模型模拟、信息化与空间组织、旅游发展理论等。放弃了或者失去了,学科在国家的地位就成了问题,迟早也会在科学体系中消失。
由于经济与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也不同于以往,规划任务可能会有所减少,而规划任务的性质和内容也会改变。如果规划类工作逐渐发生变化,将不能再以大部分时间做“工作队”了。需要开发多元化的方式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战略性、咨询性、预测性甚至总结经验性(成果表现为发展学科理论)的工作将会逐渐增加,重要性将逐渐显现。而且这类研究也一样会提出新的要求。
各种类型的区域、城市以及各领域的主要问题,都会共同要求我们开展社会经济及其空间组织的预测预报。对于许多战略性研究与规划来说,要求更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同时,承担引领当今国际上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的重任。
与以往相比,要求我们的工作目标、知识及知识结构、成果深度及表现方式等逐渐有新的变化和质量提高。以区域发展为例,我国未来区域经济增长将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新技术、新行业、新集群等以及新的产销关系等,这些将影响区域发展的方向、增长空间和增长内涵,我们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必须跟上。再以信息化发展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影响为例,信息化发展正在带来空间、距离、地理邻近性等空间概念的理解、应用方面的变化,通信技术降低空间距离的摩擦力,导致时空压缩和时空汇聚,改变一系列空间客体之间的关系,曾经遥远的地方可能不再遥远,等。
对于如何与政府需求进行对接,对政府已经有的正在实施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已有的政策和设想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科学性及与地方政府意见一致的问题的关系等,都可能成为需要我们去面对的问题。我们专业与政府的关系可能也面临着多元化情况。
3 对一些重要领域和问题及其研究工作的认识
3.1 如何看待“国际热点”与“与国际前沿”
地理学及其重要分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区域性很强的学科,因而也必然具有本土性。必须立足于国情,但同时又要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需求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
我认为,中国地理科学发展方向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中国地理学科学发展却可以代表当今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势。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地理学部分学者迷念于纯自然科学化乃至“物理学化”方向。其结果是反映这种倾向的计量化也被学者们自己基本否定了。可以说真正的自然地理学在美国已经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地理学者曾经提倡的“社会-环境动力学”的理论,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地理学不仅在科学体系中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应用价值受到质疑。值得思考的是,今天的美国地理学能否引领世界地理科学的方向?
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在区位论、空间结构理论以及20世纪60~70年代对空间分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此后,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由于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都居于稳定状态,地理学者长期集中于区域和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地生态学以及对世界上主要的国别地理进行研究。无论科学实践的规模和理论方法的进展,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都不突出,值得借鉴的成果相当有限。
近20 a来,西方个别国家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生了“社会转向”。地理学发展中所奉行的实证主义以及被部分学者称之为的“科学主义”等,也在部分地理学家那里被否定了,转而强调人本主义、地方主义以及所谓“后现代”等基本理念。这样,地理学的方向就从长期以来的“人-地关系”转移到人与社会关系系统的研究。他们提出,在人与其社会环境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dialectic),即人们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他们所居住和工作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人按照自己的理念塑造城市空间,这个空间又影响人本身。表现为居民的价值、态度和行为不可避免地被其周围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人的价值、态度和行为所影响。例如:邻里关系、内部阶级间冲突、宗教信仰的要求、不同族群的空间领地边界划分等。他们以一些隐喻来解释和描述城市的社会空间。
吴传钧先生针对少数国家的“人本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zation)思潮,认为这“实则是反映一些新的哲学观点”,“要着重人在塑造地区特点方面的作用”,“一个地方人的行动、思想、经验赋予该地方个性”等,最后吴先生强调:“对于种种所谓“新”的学科,我们要吸取以往片面学习国外经验的教训,认真判断是否适合我国国情,要有所筛选,不能盲目跟在外国人后面转”。
对于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地理学要不要空间范畴?不要,不是地理学。如果要,那就要阐述其中的空间效益(经济、节约)、空间效应(方便、合理、安全等)。仅仅是研究实体空间才需要吗?如果不要,研究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对于人本主义转向即社会转向,建议大家结合当今大多数国家的实际予以评价。这种转向代表多大的地域范畴?是整个“西方”吗?在西方得到多大范围的社会认同?据资料知,欧洲这种研究并不盛行。
这种“辩证法”,与“人-地关系”不是一样的吗?地理学“人-地系统”研究早就强调“人”与“地”两大组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全球变化”大概是当今全球科学研究最为前沿和热点了。然而,本文认为并不能作为地理学最主要的前沿与热点。全球变化研究却曾经统领了中国地理学20多年的主导方向,用去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计其数。但同时,却放弃了国家日益突出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那些主张将全球变化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主导方向甚至要使地理学主导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的学者,曾经忽视了黄秉维老先生当时的谆谆告诫。使我感到欣喜的是,部分著名学者已经明确表述了全球变化并不能成为地理科学主导方向的观念。
一些学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支出政府的资助,做着脱离实际的“国际前沿”课题。热心从外国人的书上找方向、找课题,在中国做“实验”,写文章。有的学者在唱衰地理学,总想走一条“科学”的道路。对此,我难以理解。
3.2 关于理论研究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理论研究及其中的学科方法论研究对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以什么样的理念去进行理论研究?我认为,地理学是属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科。社会经济客体(要素)的空间联系、格局与过程等规律,是实践中产生,经学者们认识与提炼成为地理学思想并为实践服务。当然,属于概念性的纯理论,可以算作理论地理学。前一种是各个具体领域都有的应用型理论。后者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掉具体事物的空间关系与结构。
理论研究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进行呢?我认为社会经济事物(要素)的空间集聚-集聚规模-合理集聚-集聚形态-空间组织是一条基本的主线。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工作就是沿这个主线展开的。在中国,沿这条主线延伸,就到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合理城镇化、城市体系与城市群、旅游产品设计及其空间组织,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竞争力,等。
合理集聚与合理规模,连接着空间节约与空间结构的合理化。而这一点又会支配地理学者的专业信仰与行动。
阐述任何好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从国外引进的研究成果和阐述外国学者的学术思想,都要使同行学者看得见,摸得着。例如,现在关于城市内的社会空间研究,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小区的邻里关系、组群关系、族群关系等微观研究,人的特性、心理等在某种特定空间中如何受到塑造,这种特性又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与心理,等。现在一些著作和论文有普遍的倾向:就是阐述一些空间作用效果、目标时,缺乏关于何种具体要素作用于何种具体的客体的描述。给人的感觉:其一,是以“空间特性”、“创新系统”的影响、作用解释“空间特性”、“创新系统”的影响、作用;其二,以外人(绕过要素作用客体)论点来解释空间过程和空间效果。我觉得需要自己先消化,明确要素与客体是如何关联的,然后再下笔。都谈“空间组织”,信息化都可能赋予各领域的区域、“空间”等概念以新的含义,等。这些都要结合具体的内容,有所交代。空间的内涵及及如何产生创新,因素作用于哪些客体,等,最好在心里能够做出示意图。仅仅引用一些他人的论述,叙述一些特点,还是飘在上面。要扎下来,使其落地。要有较多的资料和情况,叙述才能有立体感,有纵深。如果完全脱离大量的具体的实际事物,仍会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如何进行模型与模拟工作?如何看待和运用统计数据?不能仅仅只懂得数学结构、计算机结构而不了解实际事物的结构与关联。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是开始搞模拟模型的基础和前提。
我们可以编制一系列方程式进行预测,方程式中所体现出来的要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关系,要符合实际事物内部和外部的关联。对参数的判断如何才能准确呢?如果没有对实际事物之间关联的了解,对公式计算的结果就很难说是科学的。哪些因素跟哪些因素相关呢?统计上可以都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可能没有相关,这就是我们对实际事物的结构要深刻了解。如果没有对实际事物的内外部结构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对参数的判断和运用那就是游戏。对此,就要求了解我国各有关领域的基本数据与情况和知识(国情、区情等),还要懂得学科的一些基本原理。
3.3 信息化与社会经济空间组织
信息化与社会和经济空间组织问题是新时代的大课题、大方向,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要求。我们的任务是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总揽当今国内外信息化发展的态势,将信息技术及其社会应用与学科方向、研究领域结合起来。发展新的空间经济模式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也许,20世纪50~70年代的“计量革命”不算成功,互联网与大数据被引入地理学可能会取得理想的进展。
在一定程度上,信息技术正在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景观和社会景观。大数据的应用将使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区域发展一系列重要领域)变化的预测预报及其模型化成为可实际应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学科的新领域、新方向,也是前沿与热点。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中30%~40%在物流业,发达国家只有10%。原因是中国物流业与交通运输业之间的空间结合不合理。我们很多的物流园区与公路网不结合。所以,互联网与物流业的密切结合大约就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之一。
应注意的都是,在信息化条件下空间距离效应改变了,企业、集群、园区等事物为什么还要考虑合理的空间区位及合理集聚呢?那是因为信息流的背后还是“物质(性)流”、“客流”、等。生产用的原料、燃料、零部件及半成品、产品(商品)、生产工具等物资还需要运输、人员地点等实体也发生位移。当然运费就不等于零。互联网造就了一系列“新空间”,这些空间,可能是扁平的。但除信息、互联网各种信息空间以外,还存在一系列实体空间,(铁路、公路、水运、管道)各种类型的交通运输平台(空间)、企业生产的前后左右协作形成的多重空间,管理机构、消费实体分布的空间,等。不管信息化如何发达,空间距离对社会经济的意义仍然存在——这一点,是地理学的灵魂之一。
不要离开具体的事物、客体、因素等讲“道理”(作用机制、创新形成,竞争力提高,社会空间合理等)。信息化条件下的“空间”,有些与我们以往的“地域空间”不同,要解释清楚。以往我们所说的“地域空间”,就是“区域”。现在我们说的“空间”含义广泛,其“本质”是什么呢?我读一些著作中的“空间“,觉得十分难懂。这个“空间”,我体会有多重含义。例如:一些银行家,经常以各种形式交换信息、危机判断与处理等,形成为一种对汇率、利率、货币交易等方面的决策,这是一种决策的群体运作空间;某几种物资,以特定的运输方式,由某一群体人员操作,形成为一个位移和产销系统,也可称之为产销“空间”;某一地点的若干企业(产品生产、供应、销售等)组成一个合理的前后左右链接的系统,也是一种“空间”,等等。
信息化背景下,各种功能和范畴的空间、决策和运作群体的空间,与真实的三维的物理空间不同。这些范畴的空间,可算作柔性的空间。当然,这其中有的“空间”,也有物理的特性。在全球、国家、地区等地理空间的范畴中,这些较为专业性的空间,综合在一起,会形成为多层次的、多领域、多范畴的彼此相互链接更为复杂结构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内部具有不同层次的节点和相应的“流”,成为这样空间的控制和运作系统。是不是?如果这样认识是正确的,就可以进一步解释。
要较深刻阐述信息时代各种地理单元的创新能力如何能获得提升,区域性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如何能优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准确描述各种新因素(信息、网络、节点等)如何作用于社会经济客体及其运动、集聚扩散现象和过程等,使其获得新的动力。我们的理念应该如何变化?
3.4 区域经济新格局与新型城镇化
1)在国内强调建设经济区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没有必要。“经济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曾经是我们专业及社会上的重要概念,直到近年来,这两个概念仍然大量出现。但是,在当今国际化、信息化及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情况下,中国宏观区域经济正在形成以沿海大城市群为枢纽区、以其广阔的内陆为腹地的“沿海-腹地”型的大经济合作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大格局。这种大经济合作区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当今世界上的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大格局将使中国及其主要区域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促进综合国力大幅度增长。
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其带起的大经济合作区之间的联系较少。未来,实力强大的经济合作区,使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区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即在中国国内提“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没有意义。传统的经济区概念已经过时。现在有些文献和报告中所称的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看不出未来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区的前景,就不应该还强调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在环渤海地区,正在形成3个经济合作区。
三大城市群正在造就中国经济的“地理枢纽”。这里的“地理枢纽”是由于全球经济空间重组和全球生产网络中新的“流”的节点的形成。其特征是高端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大规模区域性集聚与不断创新,以及产业链的龙头部分与核心部分以及价值链高端部分的集聚,而成为各大经济区域之间连接交汇的战略部位,成为全球与大区域经济的影响、带动与控制中心。
2)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有客观科学的分析与展望。2013年12月12日召开的关于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强调了城镇化发展的“稳中求进”、努力实现“人的城镇化”等方针。在此之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如何在实践中得到实施?按照“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宗旨,目标只能是有限的。但实际上,却规定了太多的目标。因此,需要分析中国国情和总结10多年来高速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中长期内各种类型城市(大中小城市、城市群等)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预测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可能规模和城镇化的合理进程。实际上,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而转为城市人口的速度会有所下降。但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为居住证户口。这样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数量可能会明显增加。但问题是,产业支撑能力可否真正相应增加?城镇化的质量又会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中国需要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需要创新多样性的城镇化模式。关于生态城市。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生态城市应该包括3方面的内涵:其一,城市发展(包括布局、建筑、基础设施系统等)应该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其二,城市中的生产和生活系统产生的废料及其相应的处理系统尽可能不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其三,城市的景观和景观结构应该与其所处的大的自然地带性相一致。
4 人文地理学还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
“Human Geography”应该如何翻译?《新英汉词典》中Human译有“人的,人类的”、“具有人的特点的”、“有人性的”等几种含义,并没有“人文的”的含义。“Human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吗?人文地理学还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或社会与经济地理学?能否还有另外的译法?在中国许多场合,“人文地理学”是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通常我们说的人文交流,是与经济交流并列的。“Human Geography”的直译是“人的地理学”。但是,我们现在用的“人文地理学”显然不就是“人的地理学”。能否还有另外的译法?如果意译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或“社会与经济地理学”,会展现出更好的印象和发展前景。
概念翻译准确与否关系到事情及事业的“兴衰”。例如,“国土规划”是由日文译过来的,在日文里“国土”本来是指的是“国土,领土,国家的土地”。但中国翻译成“国土”和“国土规划”,就带来了国家管理体制长时期的不顺。在欧洲,普遍运用的是“空间规划”、“区域规划”、“领土规划”。在日本将欧洲的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翻译成“全国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实践中是国土空间的规划。但日本并没有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我们现在所用“国土规划”很容易与“国家土地的规划”相混淆。而编制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是国土资源部的重要职能之一。中国的“国土规划”,本意也是全国区域规划。是中央政府的综合性职能部门(原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进行的工作。中国的国土资源部门,挂的牌子有“国土”概念,就被赋予了国土规划的职能。但国土资源部毕竟是专业性职能部门。多年来实践证明,编制综合性全国性的“国土规划”对该部门是难为之事。在一段时间内(1998年后),综合计划部门没有组织进行全国国土规划(即全国性的区域规划),导致区域规划的缺失。城市建设部门为了使城市规划有所依据,将城市规划中的城市总体规划扩大成了区域规划,并且,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法。这种情况,带来了部门间的矛盾,即国家任务与国家有关部门的职能定位不符。至今如此,带来了工作损失。与此类似还有“城市圈”的“圈”字。“圈”,在日文里是“区域”、“范围”的意思,而不是一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圆(环)形范围。所以,要建议用“城市区”、“城市地区”等。
建国以后,中国的地理学科分类沿用前苏联的理论与方法,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学2门独立的学科(传统两分法)。在很长的时期内地理学界和教育部门对于地理学的概念只是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实践也说明应该做出改变。2006~2007的“地理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阐述人文地理学时并不包括经济地理学在内。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教授和吴传钧院士倡导大力“复兴人文地理学”。但他们这里是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也因此,在具体称谓时,经济地理学往往与人文地理学并提。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大量的以“人文地理学”命名的专著和教材。在这些著作中,基本上都不包括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而是指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军事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建议:在国家对学科目录进行修订时,将“人文地理学”改称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这样的调整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有利于学科的生存和发展。理由是客观存在的。
5 发扬科学精神,坚持专业信仰
5.1 科学精神来源于不断学习和严谨的思考
无论进行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都要读书,研究问题,辨明概念,具备必要的相关知识,如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土开发的阶段及全局概况,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以及政府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及国内外地理科学的发展态势,等。如果不了解这些方面的大背景,不去深入思考,辨别真伪,就不可能的对相关概念和内涵有准确而深刻的理解。而学科研究工作的针对性与前瞻性也就体现在这里。多年来,在一些重要关头,总有少数不了解地理学研究的社会经济重要领域问题的社会人士借着(与社会经济决策有关的)学科门槛低的特点,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高见。结果往往是挑起或参与各种炒作。
对于需要政府决策的问题或正在实施的政策措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去学习、考察和思考。对于不合理的决策和实施中的问题,要有洞察力,也要有科学精神与正义感。对于权力化与政治化的发展概念,学者们不应该“率先”或参与炒作。这里可以举出一些过往的例子。
1)最早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1983~1985年),出现了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向西部实行战略转移之说,学术界出现了多种为此服务的的战略转移理论:向西部进行“转移论”、“梯度论”、“均衡论”等,十分盛行。很显然,这有可能要进行第四次国土开发、经济布局战略重点的大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决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十二五”的“国家区域战略”带有明显的不足。从“十一五”开始,几乎各省区市都非常重视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许多省区市都努力使自己的一部分区域上升为“国家战略”,即将本地区的重点区域进入“十二五”国家战略(区域)的清单,写进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文本。这次的“国家区域战略”是不完整、不清晰的。一些成分是不科学的。
3)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发与特区建设开始后,社会上和学术界就要求在北方地区(环渤海地区)也要建设类似于浦东的新区。大家不约而同聚焦于天津(滨海新区),呼吁像深圳与浦东那样成为北方的“政策高地”而成为“国家战略”。而不主张在首都北京发展以金融、商贸等为主体的高端服务业(中心)。今天看来,这种舆论和要求,源自于对当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及其控制因素的不了解,对首都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与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核心经济功能密切结合的战略必要性的不了解,对天津市几十年来发展的特点和优势不了解。但却给当时的决策带来了误导和难以估量的损失。2015年中央批准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种态势得到了根本的调整。
4)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张。多年来,大凡涉及几个区域的规划,学者们都要提区域经济一体化。前面已经提到:在中国,建立传统意义的经济区观念已经过时。多年来学术界广泛呼吁的环渤海(经济区)要加强一体化,是不符合实际的炒作。该范围内有3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他们以往未曾有过、未来更加不可能实行经济一体化。
5)大城市群,不仅仅是地域上的一组城市或一群城市。在全国及各地区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在发展,城市群和诸多的城市与产业集聚带正在形成。但现在,由于地方政府的需求,加上学术界部分学者热衷于炒作,各地力争进行城市群规划,以便上报以获批为目的。被批示的全国城市群,也就上升为国家战略了。现在,许多地方都要求将彼此间没有实质上密切联系的一些城市说成是城市群,经过规划“包装”,上报并辅以大量的游说工作,等待最终被批准为全国第几、第几大城市群,从而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些“城市群”实质上只能是工业与城市集聚区。没有1~2个能够起统领作用的特大城市做核心,也没有统一管理的高效的基础设施系统为其支撑,城市间很少具有产业链的密切联系。这样划一划范围,给予一个富有光环的名称,有多大意义呢?但这个过程却花去大量的行政成本和财力、物力。
近年来,地缘政治学及地缘政治问题引起学界很大重视,出现了非常喜人的局面。但有的学者,为了某种需要,竭力回避“政治”二字,强调运用“地缘关系”、“地缘环境”。实际上,研究的仍然是国家关系与国家安全问题。这两个概念,当然就是“地理关系”、“地理环境”了,违背原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如此随意更改学科的内涵,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不严肃。
5.2 地理学者依然需要信仰
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地理学者为什么依然需要信仰?信仰又体现在何处?这门学科,专业价值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客体空间集聚合理以及“人-地关系”和谐,也可以概括为空间的节约、效能与合理。这三者构成了学者的伦理道德。其含义中包含有环境保护、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强烈意识和理念。为什么克鲁格曼要用“新经济地理学”?大家可以想一想。
巨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总量和日益复杂而重要的国际关系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和新的态势。中国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发展战略、方针和各种政策的连续性、应变性以及重新制定等方面需要及时作出科学的调整。政府各部门都有一定的职能分工,但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综合性的影响。条条分割现象仍然严重,条条内往往是“一支笔”、“一张嘴”。政府职能的分割可能意味着“永远的部门利益”,致使决策过程不透明。政府关于某某问题的政策文件,常常出现相互矛盾的内容。干部行为的标准和理念是很复杂的。往往只接受正反馈,负反馈不易上达。“报喜不报忧”“听喜不听忧”的弊病流行还难以避免。这就使得一旦出现政策偏差,要被上层了解并加以纠正往往要延迟许久,会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完成各级政府交办的任务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政府部门的发展设想。在这类工作中,专业的研究和工作人员,也需要具有独立的观察和分析精神。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问题的苗头,都要及时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坚持的,即对那些还没有作出决策的问题,只要拥有充分的依据,应该发表意见或建议。我认为,几乎所有起了重要作用的战略研究、规划及咨询报告,都应该有“yes/no”的观点。甚至可以说,都要说“no”。在权力面前,在潮流面前,在所谓“主流观点”面前,需要敢于坚持科学真理,说真话。明确地提出地理学者自己的主张。
我相信,今天的高层领导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在中国高层领导重视智库建设的情况下,做好各种战略研究和咨询工作,大环境会更好。当然,要求也会更高。我们对一些关系到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的问题,应当做到深刻、准确的分析和预警。要为国内外有影响力和对国家决策作出真正分析与判断,不能做“事后诸葛亮”。
价值观也包括看得起自己。我们学科已经涌现一批本专业的权威学者,他们的工作和学术影响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相当高的评价,在国内外有关的专业同行中通过接触了解而扩大了影响力。其中,2016年中国地理学会向第33届国际地理大会提交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学术探究和社会贡献》一书。对此,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主席罗.F.阿尔伯特在评价中强调:“在一些国家,地理学者和同领域专家正希望自己的学科能够拥有比当前更大的影响力和声望,而《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学术探究和社会贡献》中所强调的案例为这些国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该书正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力声明,它应作为全世界各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良好榜样。”现任主席弗•科洛索夫认为“这部著作是独一无二的知识源泉,展示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过去70 a的理论范式、主要子学科及其与实践需求的密切关系。……该书值得国外的读者们探究拜读”!我希望我们应该关注到这一点,改变长期以来在国际交往中过于谦卑的表现。这将有利于我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的更大发展。
作者简介
陆大道,男,1940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66年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80~1982年在原联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作访问学者,1992~1993年在德国不莱梅大学和波鸿鲁尔大学任客座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一方面,在生产力布局、工业地理、国土开发、区域发展领域完成了大量全国性和地区性研究任务;另一方面,在区位论、空间结构理论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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