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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推荐] 唐晓峰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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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 20:53: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1-11-26 14:1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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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大地从来不只是历史的过场
2018-05-04 13:03
作者:许晓迪
文章来源:环球人物(ID:globalpeople2006)
在记者的观影经验中,《中国合伙人》大概是看得最“较真”的一部。上学时为了交影评作业,完整看了4遍,挨个情节细抠,哪些地方出现了《花花公子》和《英雄本色》,哪些地方响起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国际歌》,至今烂熟于心。所以当戴着眼镜的唐晓峰老师,在咖啡馆门口被排队的人群堵得进退两难时,记者一眼就认出了他。
在那部讴歌民营企业家“创业史”的电影中,唐晓峰“本色出演”一位讲美国历史的北大教授。他在台上慢悠悠地讲着美国的种族歧视,被邓超饰演的孟晓骏(原型是“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拍桌质疑:“您去过美国吗?所谓的美国梦,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
穿着深蓝中山装的唐老师和蔼可亲地回了一句 “年轻人,你毕竟too young too naive(太年轻太天真)”,一竿子预见到这帮燥热青年日后“梦断美国”的命运,云淡风轻,一针见血。
眼前的唐老师,宝蓝格子衬衫配棕黑毛衫,美国学院派的打扮;从兜里掏出诺基亚手机,往桌上一放,出土文物一般。“有一回放那边桌上忘了拿,过了好久回来找,还搁那放着呢。”
他说话不紧不慢,天生适合讲课,一句句娓娓道来,其间乐呵呵地抖几个段子,历史地理的来龙去脉、方法态度就摆弄清楚了,跟电影里一样,三下五除二,四两拨千斤。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8年复入北大,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有《人文地理随笔》《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
“历史怎么可能没有地的事”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专业的说法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就是历史地理学。从历史的角度认识脚下的大地,从上古到当代,从自然到人文,看上去驳杂涣漫,一望无边。圈子里的专家们术语来术语去,不亦乐乎;外行们懵懵懂懂,敬而远之。
研究历史地理40年,唐晓峰当然是资深专家,但无论写书还是谈话,都没有拐弯抹角、咬文嚼字的讲究。比方说,在新书《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他这样解释什么叫“历史地理”:
卫青北征匈奴,这是历史;朔方郡、阴山山脉,这些是地理,把它们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题目:卫青大将军北征的路线。再比如,唐代幽州城(在今北京),是地理;安史之乱,是历史,这两者也可以加起来,说明安禄山起兵的位置。其实,许多历史事件都应该把地理加上,加上了,问题才完整,才更明白。比如读鸿门宴的故事,可以问,鸿门在哪里?《登鹳雀楼》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定要问,鹳雀楼在哪里?”
——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几句大白话,就把历史地理的思想方法勾勒出大概轮廓。“能用简单的话把事情说清楚,就别用复杂的。”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如果离开术语就活不了,不会用普通的语言把知识、思想讲明白,我怀疑你是不是真明白。”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与“给孩子”系列
写一本给孩子读的历史地理的书,这个建议来自诗人北岛。从2014年出版《给孩子的诗》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找来一批不同领域的大家,相继出了《给孩子的古诗词》(叶嘉莹)、《给孩子的动物寓言》(黄永玉)、《给孩子的美的历程》(李泽厚)、《给孩子的音乐》(刘雪枫)等构成了“给孩子”系列,“想起一个门类,找一个门类”,直到找上了老同学唐晓峰。
开始我觉得奇怪,也就哼哼着,没有真做。后来他连续打了几个电话,催得不行了,我只好开始写。“等正式动笔,唐晓峰发现,给孩子讲历史地理,确实是一件新鲜事。
给孩子讲一般地理的书很多,地形地貌、山川水文、植被气候、城市交通,永远讲这些传统话题,却不讲它们背后的思想内涵。
唐晓峰
他用山、水举例:
在中国文化里,山山水水从来不只是自然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文化符号。提到‘江山’,产生的是对国土的政治联想;提到‘山水’,引来的是文人审美的情怀;提到‘江湖’,又是另一个三教九流、五方杂处的世界。还有王朝文化,把‘五岳’变成道德名山,象征华夏的威仪;道家文化,又把那些深山野林变成神仙洞府,越是人迹罕至,越冒着仙气……
中国五千年历史,有这么多热热闹闹、打打杀杀的故事,你来我往、改朝换代,唯独地上好像一片空白。但是,我们的大地从来不只是历史的过场,它和中国的文明、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历史怎么可能没有地的事呢?地的事是什么?这就靠历史地理来讲。
唐晓峰说。
“什么事都酝酿在70年代”
如今给孩子写历史地理的唐晓峰,少年时对人文的东西却“一点不开窍”。上世纪50年代初,他跟随家人来到北京,住在北影大院,一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耳濡目染,日日熏陶,却提不起兴致,满脑子全是科学。
我对大自然特别感兴趣,自己跑到地质博物馆,对着一颗小小的钻石,可以看上半天。
上中学后,他继续鼓捣航模、舢板,尤其爱攒半导体,每礼拜都骑车出去,趴在电器商店的柜台上,看新款收音机。
1968年秋天,唐晓峰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在油灯下,伴着火烧焦头发的“燎猪毛”味儿,他看了大量文学和社科方面的“杂书”。
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学生时期‘文革大串联’的传统,都有出门远行的爱好。
那时的革命小将,常借“串联”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唐晓峰也不例外,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上海、成都、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想到哪个地方有意思就去”,最后一张黑脸、一头长发,破衣烂衫地回到家。
1971年,23岁的唐晓峰计划了一趟旅行: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重生了一回。
多年以后,唐晓峰把这些行路所感,写进了散文《难忘的一九七一》里,收入北岛、李陀所编的《七十年代》一书。
这是另一种不同于“阳光灿烂”的青春故事。唐晓峰的老朋友、历史学家李零,形容他们这一代人是“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当革命的豪言壮语渐渐褪色,唐晓峰周围的朋友们,都“开始了各色各样的探索”:北岛开始了新诗实验,“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李零一边系统地读着马恩列斯毛鲁,一边写着关于汉简文书的论文;张承志开始在格纸上写中篇小说,“一厚沓子就这么写起来”;黄锐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从写生开始,一步步走向先锋……
我不像他们,目标那么明确。最开始只想写作。”唐晓峰说,那段时间,他看各种“灰皮书”“黄皮书”,与文学、美术、音乐、摄影各路人马会面,一度还尝试过写诗。1972年,北京大学到土左旗招生,
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考古,一个中文。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都争着上中文系。结果招生的人觉得考古是个累活儿,那个同学身体弱,不合适,让他进了中文,我就跑到考古来了。
侯仁之
(1911年—2013年)
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注重实地考察。
阴差阳错地进了考古的门,唐晓峰就顺其自然地待了下来。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他选择了历史地理学,成为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彼时,曾经处于“地下”的思想和文艺活动,逐渐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唐晓峰的不少同伴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偶像,他却开始往历史地理的深处钻,慢慢蹚出一条自己的学问之路。
直面大地的精神
事实上,不论考古还是地理,“都是到大地上找寻人类活动的痕迹,都要脚踏实地说话,都不是无病呻吟”。上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的先驱顾颉刚先生,就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误国”,要“到民间去”。他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名字取自经典《禹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使历史地理研究变得名正言顺,聚集起一批青年,唐晓峰的老师侯仁之,即在其中。
作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人,现实关注和实地考察一直是侯先生的特色”,从燕大校园开始,他的足迹遍及海淀周边,再扩大到整个北京地区,以至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的茫茫沙漠。
顾颉刚
(1893年—1980年)
历史地理学的先驱,创立“禹贡学会”。
这种直面大地的精神,唐晓峰感念至深。1978年夏天,他刚接到录取通知书,就收到导师来信,让他赶到安徽芜湖。在那里,他和同学借了几辆自行车,沿着青弋江的堤坝,直奔上游的丘陵地带,在那儿发现了文献里记载的“鸠兹邑”,即早期芜湖城的前身。回程时,下起小雨,侯仁之带着学生,乘小船顺水而下,在细雨蒙蒙中欣赏江南景色。到了宾馆,侯先生特意买了一瓶白酒驱寒,几个“好酒之徒”无不欢心。
回到北大,侯先生的第一课就安排在圆明园。金秋时节,他带着唐晓峰和其他几个学生,在一处处土岗、河床、废墟前漫步,随走随讲。
到11点半了,他把我们带到一块空地,一会儿,他的儿子骑着车过来了,车旁边有一个挎兜,装着准备好的吃食,我们就席地而坐,在圆明园里野餐。
唐晓峰回忆道。
然而,此时的唐晓峰,对历史地理仍是隔膜。实地考察固然避免了书斋里的空想,但还是“干巴”,“说到一个地区,无非是地理、人口、农业、交通、城市,就这么干巴巴地排列一通”。
真正开始喜欢上地理学,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1986年到1995年,唐晓峰在雪城大学留学,那里是美国地理学的重镇,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头撞进了充满“人味儿”的地理学世界。
有“人味儿”的地理学
美国教授讲,人的成长依靠三种学习文本,一个是口头文本,一个是文字文本,还有一个是景观文本。”唐晓峰说,
景观是写在大地上的文本,‘读’景观虽然不受语言的制约,却需要文化的积累,尤其是在中国。过三峡时不念‘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面对沙漠时不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欣赏程序就启动不来,它们就只是最原始的自然,没有任何丰富的意义。中国人到美国欣赏高楼大厦,美国人到中国欣赏破四合院;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从长沙徒步到昆明,一路跋山涉水,经过黄果树瀑布时,中文系的人开始作诗,‘理工男’却忙着计算流量、落差,一年能发多少电。所以说,景观永远需要人的阐发,‘读者’的文化、经验、心理不同,‘读’出来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
当地理学背后有了“人味儿”,唐晓峰发现,过去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往往意味深长。“延安的宝塔,原本是唐代的佛教建筑,为什么我们看到它,想起的是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而不是和尚庙?新华门,原本是乾隆为新疆妃子建的特殊住房,对面就是回民区与清真寺,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它,想到的是中南海与国家政治,而不是宫廷故事?同样一个景观、一个地方,含义完全不同,这种转换和变化常常发生,却常常被我们忽略。”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书影
在唐晓峰看来,地理不是光“分布”在地面上,它还别有一副面孔在活人的心头、在历史的纵深处。这些年来,他写了一系列地理随笔,从大禹的足迹到毛泽东的革命地理,从秦朝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到明清的北京城,从被赋予了含义的山水到暗藏着谎言的地图……在“干巴”的地理知识中,延展出宽广、有趣的学问空间。
而在这些地理空间里,不仅有政治、军事、文化、历史,更牵涉着情感与人生。就像北京这座城,作为一个学者,唐晓峰关注这里的历史沿革、空间布局乃至历代长城的修建轨迹;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北京地图却都是一些私人地点:
百花深处——作为大院孩子,他在那里的胡同世界大开眼界,黑乎乎的屋子里放着大柜子,青花高瓷瓶里插着鸡毛掸子,镜框里镶着一张旦角的小剧照,样样新奇,样样陈旧;护国寺小吃店——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困难年代,他为吃一碗面茶,等了4个钟头,等吃到第一口,格外香;院里“发小”家的一间红砖小屋——上世纪70年代,他在那里会过芒克、多多、舒婷,见识各种文化奇人,聊天吃喝谈艺术,思想启蒙由此开启……
在北京城中心五道口的咖啡馆里,唐晓峰说起他的“面茶”情结。 “老北京”渐行渐远,大都会扑面而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日日上演的历史地理话题。就像唐晓峰所说:
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大地上留下刻痕,历史地理的任务,就是把这一章书写的内容,仔细地解读出来。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许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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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 21:00:38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2018-01-26 11:31历史

唐晓峰:《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活字文化策划
中信出版集团,2018-1
页数:294 定价:49.80
ISBN: 9787508682556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专为青少年读者撰写的中国历史地理入门图书,既有权威性,又深入浅出,通俗易读。全书以历史和地理的双重视角,讲述中国古老而伟大的文明进程。作者选取文明空间、地域社会、环境人文、乡土风俗、王朝变迁、地图与人等角度,以具体实例解读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的奥妙,并配以近百幅插图、地图,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让孩子在历史中认识中国大地,在地理上了解中华文明。
诗人北岛主编“给孩子系列”第十部
北大地理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
宏观讲解中国历史地理图景
带孩子从远古到今天
重新认识脚下的大地
培养时间+空间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方能造就开阔的眼界和看大局的头脑
精彩书影
“地利”:地理中的道理

光明网
百家号02-1310:22
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
不断有人问:“什么是历史地理?”“是历史加地理吗?”他们接着感叹:“你又懂历史,又懂地理,真不容易!”他们讲的不大对,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起吧。
在专业上的说法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就是历史地理学,可以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也可以研究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在学科属性上,是地理学。这其实很简单。
不过,“历史加地理”这个直观的说法也不是不能用,要看怎么加,要加得合适。比方说,卫青北征匈奴,这是历史。朔方郡、阴山山脉,这些是地理。把它们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题目:卫青大军北征的路线。这是加得合适。再比如,唐代幽州城(在今北京),是地理,安史之乱,是历史,这两者也可以加起来,说明安禄山起兵的位置。其实,许多历史事件都应该把地理加上,加上了,问题才完整,才更明白。如果能对历史事件、历史知识都认真地加问一个地理问题,却是个好习惯。比如读鸿门宴的故事,可以问:鸿门在哪里?背《登鹳雀楼》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定要问:鹳雀楼在哪里?
当然,有些大历史事件是很复杂的,那么与其相关联的地理问题也是很复杂的。比如王安石变法,这个变法不是只在朝堂上做纸上文章,还要推到社会上去,于是地理问题就来了。王安石的新法,有些是要依照地区因地制宜的,不可能全国都一样。比如方田均税法,能全面实行的不过是五个地势平缓的路(“路”是当时一种行政管理的区域),而均输法也只限于经济发达的东南六路。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变法,也从地理上挑剔王安石。比如王安石要利用洪水淤田,反对派就问:那淤出的土田薄厚不均怎么办?王安石支持把湖水排干扩充田地的办法,反对派就挖苦讽刺说:那还要另开一个湖泊存水哟!(意思是,这边把湖水排干得了田地,那边又把田地淹水变成湖泊,这不是跟原来一样嘛。)大大小小的地理问题在历史中差不多是无处不在。
再介绍一下地理问题的研究特点。人们常用“地理知识”来理解地理学,好像地理就是知识。其实,地理不光是知识。地理这个词中还有一个“理”字,地理还要讲道理。什么是地理中的道理,简单说就是“地利”,地理中的道理,就是判断地利与地不利。诸葛亮与马谡虽然都有关于街亭的地理知识,但对地利的判断不一样,结果大为不同。
另外,地利是复杂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比如:西汉的首都长安在关中,东汉却把首都改在了洛阳。当初刘邦也想把首都放在洛阳,但是张良把关中的地利一说,刘邦就变卦了。可刘秀为什么就不认同当年张良说的地利了呢?而到了隋朝、唐朝,又把首都放在了长安。他们变来变去的原因是什么?要把这个地理问题讲明白,就不是几句话的事情了。
最后再说一点,地理的问题都在地上吗?回答:地理的问题离不开地,但不是都在地上,还有一部分在人的脑子里。例如“街亭军事地理”这个问题,一部分是街亭的地貌地形,而另一部分,而且是更关键的部分,是在诸葛亮与马谡的脑子里。再举一个例子,修建城市,中国人喜欢修成方形的,可欧洲历史上的大城市却没有方的,这里面的原因不在地上,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欧洲人一般不认为城市应该有一个整齐的轮廓,即使要,也不是方的,而是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主义者们,就设计过圆形城市。而古代中国人相信天圆地方,只有修建代表天的建筑时,才采用圆的形状,比如北京的天坛。
简单说,大地之上、环境之中的事物形形色色,是地理素材,须要由人脑提炼成系统的知识,再用知识总结出道理。人脑在这个过程中是要费一番气力的。在地理学研究中,关注人脑这个部分的,属于地理学思想研究。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这本书里的内容,是历史地理知识与道理(包括思想)的结合,为的是帮助读者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以及祖先与这片大地的关系。哪些是知识,哪些是道理,怎样用知识安排出道理,希望读者判断。如果能够把我说的东西加以修正、延伸、提高,那就更好了。
来源:北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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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3 16:30:4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系列的书特别棒(๑•̀ㅂ•́)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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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4 19:02:36 | 显示全部楼层
“地利”:地理中的道理http://www.xingyun.org.cn/thread-6061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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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7 20:31:56 | 显示全部楼层
看美国老师如何利用地图技能培养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http://www.sohu.com/a/150267844_389113
2017-06-19 22:00

前段时间逃爸回国出差,周末我一个人带着逃逃到附近的State Park(州立公园)徒步运动。美国的州立公园比国家公园,像很多人都熟悉的黄石公园那种要小,但比一般的公园大很多。这个公园我们之前一家人来过,也露过营,还算比较熟悉,所以这次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开始走。谁料走着走着居然迷路了,一看手机还没有信号,顿时感觉抓瞎。幸亏后来在一个岔路口看到公园地图,我还在仔细琢磨没怎么反应过来的时候,逃逃就已经胸有成竹地说“噢,我大概清楚了,跟着我走就好。”于是跟着他东转西拐了几下,还真走回到大路上了,欣慰于孩子长大之余,还真有点儿佩服他的方向感。
逃逃说没啥啊,我在Youtube上看过一系列有关大脑构造的视频,据说男生的空间、方向感就是比女生要强一些,男生认路靠方向,女生一般得靠标志物,这里到处都是树看起来差不多,也没有标志物,你当然就认不出来了。 另外我们每次Field Trip(相当于国内学校的春游秋游),老师都会给我们每个小组发一张地图,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们自己凭地图找下一步该去哪儿的,看得多就习惯啦。
学前班的一次Field Trip老师发来的照片
这可真会给他妈找理由啊~~~不过倒让我想起来,老美在孩子的地图技能培养上的确做得非常到位,也开始得很早。Map Skill地图技能是美国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的一个知识点,它属于Social Study社会学课程的一部分,且先不说能否让孩子学会认路,我感觉这种长期的学习和训练对孩子的方位感,空间思维培养是很有帮助的。
地图技能的学习具体该怎么开始呢?在使用真正的地图之前,孩子需要很多准备知识,方位、方向、图示、比例尺等等,这些概念听起来很大,不过老美老师都是从“小”教起:
一 | 地图自己“画”
还不会写字画画的小宝宝,就可以和他一起“画”地图了,画什么呢?当然是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在幼儿园画教室,在家里就画客厅、卧室。
爸爸妈妈可以先帮孩子把表示房间的大框框画好,然后再把主要家具按照比例做成一块块的小纸片,让孩子按照房间的布置,用这些纸片把家“画”出来。
可别小看这个练习,孩子从中可以学到很多。首先他的视角转换了,原来在眼前的只有一部电视机,或者一张沙发,一个架子,现在脑海里却是俯视的角度,纵览全局;在“画”的过程中,爸爸妈妈还可以在一旁多用方位词作引导, 比如“桌子在沙发的左边”,“书架在电视机的右边”…等等,孩子慢慢就能把这些抽象的方位词和实际对应起来;另外,每张小纸片所代表的物品大小不同,它自己的大小也不同,比如沙发比椅子大,表示沙发的纸片也该比表示椅子的纸片大,通过这样的比较观察,也让孩子对“比例”有了初步的认识。
等孩子到了能涂画的年龄,就可以用画笔把小纸片替换掉了,方法和贴纸片类似,不过这时孩子的自由发挥程度更高,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喜好进行描画。同时可以引入“图示”的概念,比如用黄色的小圆圈表示灯,黑色的小斜线段表示门等等。熟悉了这些,以后引入地图时认识那些山川河流,公路铁路的图示就容易得多了。
另外,爸爸妈妈也可以和孩子玩这样的藏宝游戏,把孩子喜欢的零食/玩具藏在某处,再给他画一副藏宝图,让孩子根据藏宝图来找宝贝。在寻找的过程中,孩子逐渐就能把物体和它在地图上的表示样子对应起来。
二 | 方向这样学
以前曾经和大家分享过,老美教孩子记方向的顺序也跟我们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一样编成顺口溜“Never Eat Sour Watermelon”(绝不吃酸了的西瓜),每个单词的首字母代表一个方向,分别对应了North北, East东, South南, West西。感觉不如我们的简洁,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比较好玩儿,小朋友很容易记住。
自己动手制作罗盘,也是帮助孩子熟悉记忆方向的好方法。当孩子熟练掌握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之后,还可以逐渐增加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逃逃上学前班时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方向的练习,很有意思。老师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这样的城堡地图,还配有一张描述清单:
1.当从城堡前门进来时,你会到达客厅,请标注并且在客厅画张沙发;
2.从客厅往东走,你会到达一个视听房,请标注并画上一台电视机;
3.城堡里最大的房间是皇后的房间,请标注并画上一张床;
4.挨着皇后房间北边,是皇后的衣橱,请标注并画上一件衣服;
5.挨着皇后衣橱的西边,是图书馆,请标注并画上一本书;
……
孩子们需要根据这些描述把城堡里的每个房间都标注出来。描述清单很长,我没有一一列举,喜欢这个小练习的同学可以在“东西儿童教育”微信公众号回复“方向”两个字下载。
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就可以在地图上实践了,美国学前班、一年级的孩子经常会做类似下面这一类的习题,给出几个地点,问最北的、最南的是哪个。也可以在家里挂副地图,或者摆个地球仪,经常和孩子指指点点,相互考一下,孩子很快就会对方向有感觉了。
三 | 坐标拆开学
认识坐标是以后理解经纬度的基础,但坐标对孩子来说也是蛮抽象复杂的,可以把它拆开学。先学会“行”,把一副图画分成很多行,每一行给它标注不同的名称,比如1,2,3,4……, 也可以A,B,C,D……,给定一行的名称,让孩子指出来,或者家长指一行,让孩子说出名称:
“行”熟悉了之后,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学习“列”:
“行”、“列”都搞清楚之后,距离坐标也就一步之遥了,和孩子练习把行名和列名合起来,比如D5,像刚才分别找行和找列一样,先让他把行D画出来,再把列5也画出来,两条线相交的格子,就是D5啦。同样地,可以和孩子做很多类似练习,给定一个地点,比如加油站,让孩子说出它的坐标位置,或者给出一个坐标位置,看这里有什么:
有了以上这些基础,再让孩子开始学看地图,就很容易上手了。有同学可能会问,在科技高度发达,GPS能随时告诉我们怎么从A点到B点的今天,孩子们真的还需要那么多地图技能吗?答案是绝对要的。虽然有些技能在数字时代已经过时,但地图技能仍然是建立儿童空间思维并帮助他们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将空间思维描述为“Seeing in the Mind’s Eye.“(用心灵的眼睛去看)”。 孩子通过看地图,会在大脑中想象出物体的位置、外观、物体间的位置关系,以及移动时的路径,这有利于训练他们的空间思维能力,同时也帮助他们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有人说,经常喜欢看地图的孩子看问题会更宏观更全面,因为从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事物到鸟瞰整个世界整个地球,这对孩子来说就是很大的视角转变。所以,如果还没有开始,各位爸爸妈妈赶紧帮孩子把这个技能补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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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9 16:04:53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大教授郑也夫:我们为什么普遍不喜欢读书?


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1950年8月生于北京,男性,汉族,群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以其独特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
我们怎样读书,怎样思考?
文 | 郑也夫
读书带来的是乐趣而非利益
怎么读书呢?我想从不喜欢读书开始谈起。我所见到的情况,无论小范围还是大范围,都不怎么令我满意。整体来说,和其他民族比较起来,我们这个民族现在不太爱读书。
有一本书非常好,叫《钢铁、细菌与大炮》,在美国卖几十万册,我向同学推荐,没有一个人看完不说好。但这本书在我们这儿只能卖一两万册。再举个例子,日本的地铁里,等车的所有人都拿着书看,车来了以后,上车的上车,下车的下车,很拥挤,相互把位置调整调整,从兜里拿出书报继续看,一个车厢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读书,站台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在读书。
我在学校呆的时间不多,北大2年,人大5年。教书七年来我只见到一个学生,在我教“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的时候,感觉这个学生读这路书有点痴迷了,很快我读的书他差不多都读了,我们能对上话。这以后他经常从网上下载一些英美学术刊物上关于社会学与生物学交叉的新成果发过来,我很受益。我就碰到这么一个学生,非常高兴,也非常失落,这样的学生怎么就碰到一个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全国上下,包括我们名牌学校的学生,我看不到他们热爱读书,这是最使我悲哀的事情。
什么原因呢?中等教育是祸根之一:我们的中等教育不但没有激发,相反挫伤了大家的读书兴趣。我们学的东西太狭窄了,学生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有被动地去重复,去记忆。而且,在这个过于狭窄的领域中又逼迫同学们用力过猛。狭窄、单调而且用力过猛,最后造成学生们厌学。
还有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大学教育专业化太早,而后还是大家学的东西狭窄、单调,同学没有较多的选择余地。这是我猜想的又一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氛围太过功利,不重视主体自身的乐趣,不重视开发主体阅读的兴趣,这种氛围之下人们动辄要发问:这有什么用?能帮我找工作?能帮我升官?能帮我赚钱?对不住,往往都不能。很多人类的文化精品不能帮你这个忙。
这三个原因结合起来使我们无法建立起读书的兴趣。我想说,即使不做学术工作,如果你最终没有养成对读书的热爱也是很遗憾的,我觉得你人生当中少了很多乐趣。而你如果以后想做学术,我以为是绝对做不好的。
读完书要和人交流、要会“卖弄”
只有经过广泛的阅读你才能够发现你自己,知道自己读书的乐趣、研究的乐趣在什么地方。此前我们为什么没有培养起读书的乐趣?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太狭窄,是因为让我们看的书都是服务于“科举”的。那么要开发大家的乐趣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让大家有选择的自由,能接触各种类型、风格的图书,在这样宽泛的阅读当中,一个人才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起自己的读书兴趣。
读书兴趣的培养跟生理上的一些其他喜好的养成很相似。你的食谱有多宽?你喜欢吃多少样东西?是不是偏食?大家知道牛奶的养分非常高,也并不太贵,因此西方人牛奶的摄取量非常大,一天喝一公斤甚至更多,不分时段,早晚都可以喝。可我们中国人不成,我们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消化牛奶,很多人喝多了腹泻。为什么呢?不完全是先天的,很多是后天的原因。我们胃里缺少一种酶,小的时候多喝牛奶,就能够开发这种酶。读书兴趣的培养也是一个道理,小时候如果不开发广阔的兴趣范围,大了就费劲了。童子功是非常要紧的。
如果一个写作者读书的兴趣窄了,写的书就没人愿意看。中国的经济学家——水平差的不谈——水平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经济学家写的书比起来索然无味。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专业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国外的优秀经济学家们非常之博学。知识面太窄了,书写得没有味道,人家怎么能爱看呢!
下面谈一点点怎么读书。读书是要记笔记的,笔记是给自己做的,自己能看懂就行。笔记可以记得极其简短,实际上是一个索引,看到两个字,哦,他说的是这个观点。或者再加个页码,在这本书某页,日后要引用,要深入思考,把那本书拿来翻到那一页,就行了。
读完书以后要和人交流,要经常去卖弄,跟别人吹牛。这是非常好的,这样能帮助你记住书里面的东西。你给人讲的时候你可不是拿书给人家念,会不知不觉地加进你的思考,至少加进你所强调的东西。这样有助于将书中的内容跟你的思想融合。你当时能从脑子里拎出什么东西来,肯定无意识中进行了筛选,那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你才能牢牢地记住。
读书最大的收获是开发你的心智、开发你的思想,读了以后跟作者的认识完全一样,第一没有可能,第二也没有意义。要都是这样,人类的思想就不会发展和拓宽了。一个好的思想激发了杰出的少年,他们受到激发以后将这思想稍微变异了一下,思想就是如此发展的。所以重要的是受书的启发产生一些新的念头,是不是正确理解不是最重要的。
“思想”不是一个谋生的差事
下面转向另一个主题:思考。社会科学是什么?社会科学是一个个解释系统,解释我们的社会,解释我们的世界。解释并非不是一种参与,并非不能影响这个社会,那么我们怎么发育出解释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学会思考。
要从解释你身边的生活开始,要从日常生活中去学习思考,要学会解释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问题、疑团。你要对你周边的日常生活有好奇心,要问为什么。可能你跟你的很多同龄人不一样,你除了活着以外还会经常好奇和提问: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周围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刺激我们的好奇心,可以诱发我们去思考、去解释。比如家里的状况,你来到世界上最先目睹最先感受的小环境;比如你亲属的谋生之道,他们靠什么活着;他们怎么有的人下岗了;在你记忆中你的家庭消费在这二十年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怎样发生的,和大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你生活在农村,故事会更多。因为一个村落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分化,在农村会目睹形形色色的生存方式。你会看到分家,看到村庄政治。我相信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非常耐人寻味,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要从日常生活去学会思考、学会思想、学会解释。因为日后你要去解释社会,去解释世界,首先要从解释周边开始培养这个能力。如果你解释周边的能力远远逊色于你的同龄人,日后你要去解释社会、解释世界,你不可能解释好。
我们要培育自己的思考能力、思想能力。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工作是和生活脱离的、割裂的,这很遗憾。那些大思想家们的思考、研究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是融于一体的。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思想是他们生存的核心,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谋生的差事,那是另一种境界的东西。对他来说,那是跟他的生存完全一体的,甚至是他生存的核心。我觉得这是一种像天职一样的东西,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当然包括他的日常生活,去发现信息,去提出问题,将生活和学术融为一体,他的很多基础感受依赖于生活给他的刺激。
再给大家说一个培养思想能力的小手段:记笔记。读书记笔记似乎平常,但观察周围的事情有什么想法记笔记,多数同学恐怕就做不到了。要记笔记,要深入去想一些事,一些小事,然后记笔记。那些东西是很珍贵的,是你思想成长的轨迹,你记下你怎么想的,你再想的时候就像登台阶一样走得更高了,而不是像拉磨一样在转圈。实际上由于高度分工,现代人的生活接触面是不大的,甚至非常狭小,所以日常生活中的信息是非常珍贵的;而我们所特别强调的是,要从这个方面开始思想、开始思考。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记两本笔记,一本是读书笔记,一本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思考所做的笔记。这两个东西是相互对照、相互促进的。对书本理论学得越多、理解得越深,你就能在观察周围的生活时有更深的理解,跟没有读过那么多理论的同龄人比起来,对生活的解释就不一样。反过来说,你对日常生活观察得越细致越深入,积累了很多心得,回过头来再读那些理论著作,你的理解同没有对生活做细致思考的人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它也会帮助你读懂很多书,帮助你和一些书产生共鸣。二者融合在一起,一个人的思想学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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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7 21:20: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2-17 21:47 编辑

唐晓峰 :“华夏世界”是如何建设起来的
www.guancha.cn 2019-01-16 https://www.guancha.cn/TangXiaoFeng/2019_01_16_487039.shtml
在中国古代地理学文献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词——“禹迹”。古希腊人讲地理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关键词“人的痕迹”。我现在把这两个概念凑在一起,作为一个对照比较的线索,来聊一聊地理学中的思想世界。
[size=0.8]地理在地面上,而地理学在人的脑子里,谈这个问题,我爱举《三国演义》失街亭斩马谡的例子。同样一个地方,街亭,马谡用兵的谋略和诸葛亮想的不一样,这是军事地理。



[size=0.8]街亭之战

[size=0.8]面对一个地方,面对一片大地,想的不一样,就是地理学发展史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这种“不一样”经常发生,街亭这件事不大,虽然也出了人命,但比起文明地理观来说,是很小的。

[size=0.8]文明体现大群体思维,不同的文明群体面对这个世界,各想各的,所以得到不同的认知世界。美国地理学史家詹姆斯用一个英文词表达这些不同,就是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后面这个“世界”是复数,中文译作“所有可能的世界”,这些可能是思想中的可能。
[size=0.8]讲思想问题的人爱提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应然世界,一个叫做实然世界。实然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实际的样子,它是我们所有人做事情、想问题的一个基础;应然世界,是人类的解释世界,解释之中含有价值观。
[size=0.8]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禹贡》可以对应应然世界,《水经注》可以对应实然世界。可能有人说《水经注》里面也有价值观,没有书没有价值观。没错。我们这里只是相对而言。
[size=0.8]何谓“九州”?
[size=0.8]谈中国的“禹迹”,我们从“九州”说起。“九州”是一个思想性的产物,在不同的中国古代文献中,“九州”的名单并不相同。
[size=0.8]《尚书·禹贡》里所记的“九州”有: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这是最经典的一个“九州”。
[size=0.8]《尔雅》则是另外一套:冀州、豫州、雍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和营州。幽州,就是今天北京这一带,营州在幽州的东边。
[size=0.8]而《周礼》所记的“九州”则是:冀州、幽州、并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到《吕氏春秋》又不一样。
[size=0.8]看起来,《禹贡》的时候没有幽州,后来出现了幽州、营州等。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最初定名单的时候,北方还没有得到像样的开发,所以没有幽州。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发达起来了,要找出一些州来,就找出一个幽州,又找出一个营州,还找出一个并州。
[size=0.8]总之,北方的地位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是历史地理在州的体系上的一个大变化。
[size=0.8]有古人对此做了一种“可能”的安排,将这几个不同方案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时代——《禹贡》是夏代,《尔雅》是商代,《周礼》就是周代。为什么反复用“九州”来表现不同时代的地理格局,这就是一个历史地理思想问题。


[size=0.8]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size=0.8]其实,在夏、商时期应该还没有“九州”这个概念,是到周代才开始出现的,但是人们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为了要推崇一种模式,为了要鼓吹一种思想,他可以篡改早期的历史,把“九州”塞到夏代,塞到商代去。
[size=0.8]“九州”就是在华夏大地上分的九个区。一般的《禹贡九州图》好像都画得比较现实,各个州大小不一,由山川分隔,其实骨子里是一幅类似九宫格的原则:四正、四维和中央。
[size=0.8]它不是八分,也不是十分。九分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空间格局理念,在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它是人脑中浮现出来的。
[size=0.8]接下来的问题是:“九州”从何而来?《左传》上有一句话“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原来九州的后台是禹迹,是把禹迹分为了九份。



第2页 /(共3页)
[size=0.8]“禹迹”是什么?

[size=0.8]那么,“禹迹”是什么?从字面上看,“禹迹”,就是大禹走过留下痕迹的地方,或者是他做过事情的地方。

[size=0.8]禹是何等人,是上古圣贤,那么用禹的名字、禹的身份来命名一大片土地,有什么意义?

[size=0.8]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儒家不推崇神仙,而是推崇圣贤,圣贤是道德楷模。用禹的名字来命名的一片辽阔的土地,就是宣告这是一个道德世界。这是用大禹的身份给华夏世界,也就是文明世界定了性。这就是禹迹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内涵。

[size=0.8]我们今天用“九州”表示全国,而“禹迹”这个名称基本被忘记了。但是在先秦时代,它的名气非常大。在先秦时代的国君们看来,自己的国家若不在禹迹的范围内,就不算华夏正统国家,而是蛮夷团伙,这是丢人的事情。
[size=0.8]禹迹,成为当时政治文化认同的地理指标,一种通过地理位置所表达的社会价值观。当这个价值观随着“禹迹”这个词被树立起来以后,人人都在意这件事情。它是夷夏之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size=0.8]秦公簋
[size=0.8]在春秋时代,西方秦国的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中提到“禹迹”,东方齐国的铜器《叔夷镈钟》铭文中也提到“处禹之堵”(也是禹迹的意思)。王国维说,东西二大国无不推崇禹。在那个时代,“禹迹”是华夏世界普遍使用的地理关键词。
[size=0.8]在有些古书里,禹被描绘成一个具有神性的人物,但后来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禹的性质逐渐定型,最后落实在道德品质上。这件事情发生的到底有多早?禹的名气、身份性质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
[size=0.8]燹公盨的铭文证明,至少在西周中后期的时候,禹的道德高尚的圣贤身份已经定下来了。在这篇不长的铭文中,一口气讲出六个德字。既然禹是道德品质的化身,那么,禹所经营的地方,当然就是一个道德世界。


[size=0.8]燹公盨。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上有铭文98字,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
[size=0.8]“禹迹”就是从这么一个思路来的,这完全是思想中的运作,结果华夏世界就有了含有高尚意义的“禹迹”和“九州”的称谓。
[size=0.8]华夏世界是一个道德世界,这里面,山是德山,水是德水,天有天德,地更不用说,厚德载物。这个“德”字用遍全世界,“德”成为一个世界制高点。这是华夏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构建。因为是圣人开创的,这个道德世界当然是“可能”的。《禹贡》最后说:“声教讫于四海。”
[size=0.8]“华夏世界”的建构
[size=0.8]“五服”也是《禹贡》里讲到的,“五服”是“九州”世界的另外一个结构,它不是一个平行的九分,而是从中心向外扩张的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我们都知道中央一定是都城所在,它不但是政治的制高点,也是道德的制高点,是一切的制高点。
[size=0.8]然后从中心开始向周围四面延展,每过500里文明层次降一个等级,推了五次以后不再推了,再以外的世界不值得理会了,那是连蛮夷都不如的地方。“圣王之治,不在荒远”。


[size=0.8]燹公盨
[size=0.8]从各个方面看,“蛮夷”在古代都是被文明人嫌弃的,处于鄙视链的最底层,这不但对人,也对地,蛮夷呆的地方,穷天极地,鸟不生蛋。
[size=0.8]而华夏这里,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在地理上应该居天下之中。所以说着说着,这个结构里面又推出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中”。
[size=0.8]所谓“中国”,就是居于中央的国,天下之中的国。在目前所知的文字记载中,西周“何尊”铭文出现的“中国”二字是最早的,考古学家讲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


[size=0.8]何尊铭文拓片
[size=0.8]当然,彼时“中国”的所指和今天又不一样,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这样,从禹迹到“九州”、“五服”,现在“中国”又出来了。
[size=0.8]华夏世界就是这么建设完整起来,这个建设不是地上的工程,是人们头脑中的工程,这个大工程叫华夏文明。从此,华夏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而蛮夷世界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了。由禹迹、九州、五服、中国构成的华夏地理,就是一个思想世界。
[size=0.8]在古代中国,略有文化的人心中都会装着一个东西,就是地理中国,这也是一种“中国心”。这颗中国心是扑在一个地理结构上的,它含有一个价值观、价值等级,这个等级排列在大地上,它控制着典型中国人的方位意识。
[size=0.8]中国人的身体、目光、行动都是朝向中央的,至少有志气的人都会这样。万里封侯,江湖之远,都不可忘怀京师宫阙。这种价值观对人文空间的选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size=0.8]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人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具有文明特色的地理思想。比如边疆(frontier)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中和在美国的历史中意义很不一样。
[size=0.8]在中国讲到边疆去,是到一个没有发展、落后、没有前途的地方去,但在美国说到边疆去,你可以一夜致富,那里充满发展机会。两个文明当中的“边疆”概念不一样,因为对历史产生的感受不一样。
[size=0.8]我们刚才讲的只是禹迹、九州、中国、五服这几个概念,要把凡是和中华文明地理有关的词找出来,还有一大堆。这些是我们中华世界独有的一些概念和价值观,它们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独特的地理世界。
[size=0.8]再举个例子,自然界里有山、河流、湖泊,但是中国人利用这些东西创造意境,形成“江山”、“山水”、“江湖”几个不同的概念。老外学这几个词的时候,会有一定困难。就是山和水两样东西,用字词做不同组合,意思完全不同。皇帝只能坐“江山”,不能坐“山水”,更不能坐“江湖”。这些词儿,代表不同的地理空间意境。
[size=0.8]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地理概念,世界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活生生的东西,人们穿行在这些概念里面,实际上就是穿行在一个文明之中,穿行在一个思想世界里。这是古代中国的地理学思想世界。



第3页 /(共3页)
[size=0.8]古希腊的地理思想世界

[size=0.8]在古代希腊,有另外一种地理学思想世界。一个关键词是“人类的痕迹”。它来自一个故事。说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亚里士提普斯的船只在海中失事,一伙人爬到罗得岛上,亚里士提普斯突然看到海岸上画有几何图案,于是向同伴高叫起来,“让我们庆贺吧,因为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痕迹”。

[size=0.8]美国地理思想史家格拉肯认为这个“人类的痕迹”有代表性,所以用这个故事的画面做自己著作的封面。什么是人类的痕迹?就是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怎么等于人类的痕迹?为什么不用人的足迹?这在希腊世界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size=0.8]把几何学作为人迹,说明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强调了人的一种理性品质。我们用禹迹强调道德品质,也是人的精神品质,但他们强调的是几何。几何是什么?理性,抽象思维的理性,遵循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

[size=0.8]古希腊人推崇这种素质,主张用这种能力面对世界,世界要用这种方法解释,因为世界也“应该”是由理性建构的。几何图形只有人能画得出来,因为只有人有理性,所以人的痕迹,不在脚丫,而在头脑。
[size=0.8]几何学与地理是有缘分的,有一种说法,“几何”是Geo的音译,也有说是“多少”的意译。不管怎样,几何学的发展,最初是与土地测量有关的。当然,到纯粹空间的地步,可以离开大地。
[size=0.8]我们都知道柏拉图办了一个学院,学院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实际上就是强调“理性”。他认为具体的事物都是短暂的,一瞬间就过去了,而理念是永恒的,他们要追寻那个永恒的理念。


[size=0.8]柏拉图学院
[size=0.8]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腊这些大思想家都是强调理性的,他们也谈地理位置的问题,但是人不称他们为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则像个地理学家,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提出“地理学”这个词汇的人。
[size=0.8]中国“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当然,这个“地理”和我们今天说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词是从这里来的。《汉书·地理志》是第一册用“地理”做题目的书。
[size=0.8]埃拉托色尼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他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地理研究,就是测量地球的周长。那么,问题就来了,他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从柏拉图开始,甚至从毕达哥拉斯开始,他们就推论地球是圆的,认为球体的力量均匀,最完美。
[size=0.8]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善于观察。他说日食的时候,月亮上出现一个圆形的阴影,从月面划过去,这就是地球的影子。他还说,随着人在地面上南北方向行走,恒星的高度和角度会发生变化,这应该是球体的一种现象。


[size=0.8]亚里士多德半身雕像
[size=0.8]亚里士多德从日常现象上来证明我们脚下的大地是一个球。现在英文earth,又是大地,又是地球,在翻译的时候特别麻烦,什么时候翻译为大地,什么翻译为地球,要从上下文猜。
[size=0.8]梅小侃在翻译《罗得岛海岸的痕迹》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麻烦。在古希腊上层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有一个共识:大地是球形的。所以埃拉托色尼就说:我想办法算一下这个大地球有多大个儿。
[size=0.8]怎么去测量无比巨大的球体?几何学来了。埃拉托色尼的测算,高明在这道几何题目的设定方法,题目设立出来,现在的初中生都会推导。埃拉托色尼测算的地球周长,很接近今天的科学数据。
[size=0.8]世界要用理性解释,用理性表现。古希腊晚期还有一个人,叫喜帕恰斯,他解决了一个问题:既然大地是一个球的话,怎么表达球体上的某一个(任何一个)位置?他想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球面上的经纬网,用经纬数据描述任何一个球面位置。
[size=0.8]后来的托勒密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地理学的书,里面大部分都是世界重要地点的经纬数据。这一套用经纬度的语言来叙述世界地理,在当时来讲是最先进的、最高明的。
[size=0.8]今天看,托勒密所叙述的这些地点的经纬度数据基本都是错的,但托勒密这部书依然伟大。西方学术史经常认可这样的情况,某人的结论全是错的,但方法是对头的,依然价值很高。


[size=0.8]托勒密体系的宇宙图
[size=0.8]希腊人具有一种物格化的世界观。这是方东美的话。他们喜欢把世界看成是东西,中国古人则对世界赋予各种品格。方东美说,古希腊是近代欧洲文化之母,传下来一种重要的宝物是科学。科学精神是希腊人的根性,他们对于任何现象都要寻出一种理性的秩序。
[size=0.8]那么人和自然界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是与上面问题有关联的另一个地理学思想中的大问题。对自然界的不同定性,会引导出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然二元论,是西方很长时间的思想特点。
[size=0.8]格拉肯用了很大的气力,考察总结了西方思想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史问题,写出名著《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合在什么上,不是合在理性上,是合在品德上面。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size=0.8]《罗得岛海岸的痕迹》
[size=0.8]方东美总结说,自然在后期希腊哲学中是没有价值意义的中性世界,就西方近代科学主义而言,自然是指整个宇宙的机械秩序,这种秩序是遵从数学、物理定律支配的数量化世界。
[size=0.8]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出现过一个计量高潮,就是要寻找纯粹中性的规律,而不顾任何真善美或神圣价值的意义。
[size=0.8]方东美说,对于世界,中国哲学不执着于其自然层面而立论,不执着于其实然状态,而要不断地加以超化。对儒家而言,超化之,使它成为道德宇宙、道德天地、道德世界。对道家而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开始,艺术感受甚至覆盖整个自然界。对佛教而言,超化之,使其成为宗教世界。
[size=0.8]不过,古希腊思想家并非不重视人文,但没有把人文道德合到自然界去。自然界是理性对象,是工具对象,希腊诸神里面有工匠神,柏拉图赞扬工匠精神。
[size=0.8]西方的地理思想世界,后来又经历罗马时代、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又有多样呈现。中国古代地理思想世界,传承性很强,但也有时代变化,比如蒙元的内亚视野,还有不同流派,比如佛家一大套,道家一大套,风水家还有一小套。
[size=0.8]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试图将全世界地理学统一起来,洪堡的地理学几乎成为全球范例。但在对现代性研究的趋势中,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加上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地理思想(主要是人文地理思想)的多样性重又被关注,世界正在被重新解释。
[size=0.8]【本文为唐晓峰教授在“东方的禹迹与罗德岛上的人迹:地理学中的思想世界”沙龙活动主旨演讲,原载于“活字文化”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


讲座题目:东方的禹迹与罗德岛上的人迹:地理学中的思想世界

时间:12月5日19—21点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9号院国际大厦外研书店咖啡厅

主讲人:唐晓峰(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教授)

与谈人:马保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溪(北京大学建筑景观学院副教授)

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协办:北京外研书店、中信见识城邦、活字文化


“历史事件的地理机会有其必然性的内涵,夏朝国家绝不会是偶然地于晋南登场。我们站在历史地理学的立场认为:认识晋南,才能认识夏朝。”


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http://www.sohu.com/a/232557889_187268


文/唐晓峰





[size=0.8]《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size=0.8]唐晓峰 著
[size=0.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4
[size=0.8]ISBN:9787108061102 定价:46.00元
[size=0.8]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揭示出许多历史发展的机缘,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观察角度,则强调历史发展还须有一个地理机会。所谓地理机会,意思是具体的历史发展从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还是在地理上,渐渐扩大,最后完成。
[size=0.8]*文章节选自《新订人文地理随笔》(唐晓峰 著 三联书店2018-4)。


[size=0.8]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大禹治水传说的新证据
从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场重要的宏观地理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表述出来的。
二〇〇二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叫燹公盨,其内底的一篇九十八字的铭文,引起学术界的震动。铭文劈头便讲:“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撇开铭文的其他重要内容不论,仅这十来个字,就说到了中国古代地理的一桩大事,即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每个中国人熟悉的一个历史传说,大概在小学课本中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不只是把洪水疏导光就完事了,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追溯到的中国大地上大范围的、一体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点,就是以大禹治水这件事为标志的。
大禹治水后,他所行经的地方,被称作“禹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变得文明,没得到大禹治理的地方依然是野蛮世界,所以“禹迹”就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在“禹迹”的范围内又划分为九个州,于是“九州”又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演进,因为“九州”说出了一套地理分区体系、一个大范围的地理格局。从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场重要的宏观地理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表述出来的。


燹公盨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文献中多有记载,而最经典的历史文本是《尚书》中的《禹贡》篇。在王朝历史时期,《禹贡》属于儒学经典,备受尊崇,人们笃信大禹治水、分画九州是事实。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王朝体系崩溃,旧学沦落,新思潮涌现。在这个背景下,一批历史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历史传说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指出传世文献记录的东西不是那么可靠,于是纠正了不少对早期历史的误传。关于大禹治水这件事,传世文献的记载受到怀疑,而确凿的证据只有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谨慎的人只追溯到春秋战国,不敢讲得再早。
现在,燹公盨的发现及其铭文的释读,将大禹治水传说的确凿证据提前到了西周时期。有了这个证据的支撑,文献中有关西周时期大禹治水、分画九州传说的记载也相应增强了可信性。我们可以确信,在大约三千年前的时候,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流行了。
大禹治水是历史“传说”,但传说背后的时代特征与传说表述的观念应当是真实的。在大禹治水、分画九州的传说中,我们最关心的是对大范围疆域得以整治的积极颂扬,和对其作一体分区的认知方式。这些东西都是西周时期地理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一些青铜器铭文证据显示,到了春秋时期,无论是东方的齐国还是远在西方的秦国,都存在着这样的颂扬和认知方式。


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时期大禹像拓本
我们一般把“统一中国”的功劳归于秦始皇,而说周代是一个分封割据的社会。但是在许多观念上,特别是在地理观念上,“一统”化或一体化的东西早已在周代大量出现了。除了“禹迹”这个仍带有原始痕迹的一体性地域概念外,周人还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也是一体,是更成熟的一体性地域概念,“九州”则是它的分区。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所称颂的“平水土、画九州”的伟业都是在禹的名义下完成的。这说明在周人眼中,禹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禹所处的夏朝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时代。不管周人做了怎样的夸张,也绝不会是无端的编造,我们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时,对于周人所传颂的事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这次发现的燹公盨铭文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地理思想史内容。铭文中将大禹治水与“明德”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已成为“德”的重要例证。“德”,是周人着重宣扬的精神崇拜对象,是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正统性的标准。大禹治水与“德”的联结,说明“禹迹”“九州”这些连带性观念,都具有了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这一思想发展,为后世以“九州”为代表的大一统地理观念之不可动摇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桩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燹公盨铭文拓片
中国的“两河文明”
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其中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的相同。如果这位贵族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项部署,那么我们可以说: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江,“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令人刮目相看。于是有人借用一个老词儿“两河文明”,称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又一个“两河文明”。中国的“两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中国的这“两河”,比原来常说的两河即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要长大得多,两岸也辽阔得多。另外,黄河长江的水性、两岸的人文各不相同,历史关系也很复杂。中国的“两河文明”需另有个说法。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中上游最近处恐不足百里,下游今天已汇流为一,两条河流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水性不致相差太大。历史上两河之间(称“美索不达米亚”)有苏美尔等古老文明发祥,两河合力浇灌,养育出灿烂成就,如车轮、历法、文字。两条河流在人文发展上的“一体化”,是那里的明显特点。
中国的黄河、长江,在养育早期文明方面,很难说一体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同,是两大类各自成长的原始文化,互不统属。即使到了铜器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人文关系也不是那么清楚。西亚的两河流域约在公元前二三二〇年时出现统一国家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那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
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所知力量最大的王权,即夏朝和商朝,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另有大小王权,或无法确知,或势力小不成气候。黄河流域的夏王权势力是否曾到达长江流域?按史书的说法,大禹曾巡狩到会稽(今绍兴一带),算是到了长江。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此事多抱怀疑态度,认为夏朝不可能远控江表。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赞成派的证据,问题开始变得有趣。
首先是一九七四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其中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的相同。根据这些实物证据推测,很可能是黄河流域商朝的一支贵族率人来到这里筑城定居。问题是,这位贵族为何远离热土辗转至此?他是否负有商王的什么使命?如果这位贵族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项部署,那么我们可以说: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江,“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盘龙城宫殿复原图
不过,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政治意义,必须有更实际的经济说明、军事说明或信仰说明,才站得住,无端的领地扩张、为领土而领土的事情在商代应不存在。在盘龙城遗址被发现以后,继而探索商王对于长江流域究竟抱有怎样的需求的问题,便是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在长江流域,不断有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被发现,犹如重笔勾勒出长江流域惊人的铜器文明。最有名的当属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不过在考虑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战略意义时,一批商周时代铜矿在长江中游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它可能提示着北方早期王权觊觎长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文明特征而论,没有铜器不成商朝,商王对于铜矿资源的控制一定不吝代价。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盘龙城商朝据点与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可能有关系。经济的需求(铜矿)导致政治行为(诸侯据点),在理论上没有问题,在历史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也许黄河与长江的政治结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盘龙城青铜钺、盘龙城玉矛
黄河、长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河,其两岸均为人文渊薮,但“两河”的政治统一过程并非一件简单迅速的事,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需要强大的王权或皇权支持,还需要跨越大空间的社会组织措施。黄河、长江的最终全面联合,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巨大成就。
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

讨论一个具体国家的产生时,却不能总是抽象。虽然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也就是“龙山文化”后期,我国方域之内存在不少临近国家“门栏”的社会族群,它们都未能跨越门栏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国家。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于晋南豫西,即夏朝。看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的“地理机会”。

九十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论国家》。这是本篇幅不长的讨论国家历史问题的书,一九九九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书中在讨论国家起源时,涉及一些地理性质的问题,很值得注意。


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揭示出许多历史发展的机缘,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我们强调历史发展还须有一个地理机会


所谓地理机会,意思是具体的历史发展从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还是在地理上,渐渐扩大,最后完成。


历史发展的地理机会,就是那个(些)最早具备条件的地理部位。善于“脚踏实地”思考问题的人,都会明白,历史发展没有地理机会是不可能的。英文的“发生”一词写作take place,直译是“得一个地方”,很有地理意味


国家的产生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来讨论(这样的讨论已经相当多了),但是讨论一个具体国家的产生时,却不能总是抽象,章学诚说过:以议论为春华,以事实为秋实,要华实并进。如今研究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问题,以文献、考古材料之丰富,应当开始考虑摘取秋实了。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中国最早的国家“秋实”集结在晋南豫西地区。虽然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也就是“龙山文化”后期,我国方域之内存在不少临近国家“门栏”的社会族群,苏秉琦先生曾将其归纳为六大区系,但无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如何繁盛,辽河之畔的红山文化如何发达,它们都未能跨越门栏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国家。


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于晋南豫西,即夏朝。看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的“地理机会”。


龙山文化代表性陶器


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纯粹农民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易产生国家,甚至说“原始农民从未创立过国家”。他援引地理学家拉策尔的观点,认为农人与牧人之间的矛盾,是早期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国家首先在那些与遥远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农民地区产生”。


奥本海观点的普遍适用性,可能有问题,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西亚的历史,对于埃及或南美可能不一定适用。但其强调农人与牧人的接壤处是早期文明激发地带的观点,也许确实代表了一类模式,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注意。


我国北方有一个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结构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一项恒久的历史主题。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对这个历史主题有丰富的反映。近世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详细考察过这个历史主题,写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今天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承认,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很可能也是如此。


如果考虑国家起源之“地理机会”的人文边际特性,在夏文化(即中国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中,我们更关注晋南地区。晋南是中国古代北部“人文边际”地带的最南端。


司马迁曾明确指出这里存在过的一条人文分界线,即“龙门—碣石”线(见《史记.货殖列传》,今习称“司马迁线”),上古晋南地区的这条人文界线,大体由今天的龙门山向东北延伸,经霍山再向东北,最后止于今河北昌黎一带。这条线是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的分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是一个狩猎畜牧的世界。


胡焕庸手绘农牧分割线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特征上,已经表现出区域差异。特别是从经济上观察,在滹沱河至晋中一带,“多半是狩猎、畜牧为主而兼营农业”,在晋南与晋西南地区,“则多半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上),《山西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


山西考古学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说明彼时已形成两大族群,北面的族类“可能是属狄(翟)族及其先世”,南面的族群“似可视为中原华夏族或其支系的先世”。[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上),《山西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


无论族属如何命名,这些文化现象说明在这个时候,已逐渐出现了一条“农猎”或“农畜”的分界线。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山西南北一线的文化曾有南北影响强弱的拉锯变化,这在北部的朱开沟文化中有所反映。


龙山文化玉器


在南北文化拉锯变化的某个时间段,陶寺龙山文化在晋南出现,它的来源背景尚待确证,但其所包含的早期国家因素(礼器)却渐为公认。


陶寺文化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诸县(市)发现大量遗址。核心区是崇山周围的汾浍三角洲地带。遗址年代距今四千五百至三千九百年。从遗物中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看,其经济为发达原始农业。在时间与地理区位上,陶寺文化与夏朝具备衔接关系。


陶寺龙盘


夏代国家形成的事实让我们无法忽视与其时空密切的陶寺文化的意义,而陶寺文化的地理位置,也让我们无法忽视它独特的人文边际关系。后来的晋国几乎占据了与陶寺文化相似的地理位置。关于晋国,史书中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陶寺文化时期,周围的“深山”里活动着些什么样的人群,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关于晋南国家起源的历史,我们可以讲的话比以前多了许多,而晋南的特定人文地理部位,要求我们一切判断要以晋南的基本人文地理事实为依托。历史事件的地理机会有其必然性的内涵,夏朝国家绝不会是偶然地于晋南登场。我们站在历史地理学的立场认为:认识晋南,才能认识夏朝。


-END-


图书简介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专为青少年读者撰写的中国历史地理入门图书,既有权威性,又深入浅出,通俗易读。全书以历史和地理的双重视角,讲述中国古老和伟大的文明进程。


作者选取文明空间、地域社会、环境人文、乡土风俗、王朝变迁、地图与人等角度,以具体实例解读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的奥妙,并配以近百幅插图、地图,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让孩子在历史中认识华夏大地,在地理上了解中华文明。同时培养孩子用时间+空间的方式认识世界,造就多维的视角和宏观的视野。



[size=0.8][size=1.1]唐晓峰:地理学的两个世界
禹迹历史地理学社 2016-10-13 http://www.sohu.com/a/116091856_494912

[size=0.8]《周礼·考工记》讲了一段怎样“营国”(修建都城)的话:“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现在,许多讲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人都引证这段话,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古代的都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看法相当深入人心,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改正了。

[size=0.8]吴良镛先生早就说过,这不过是中国古代的“理想城”。也就是说,《考工记》讲的东西,是挂在嘴上、画在纸上的,不是建在地上的。考古学家已经发掘研究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名都,绝大多数都城都不是《考工记》说的那个样子。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古书记载的不都是事实,还有思想,不分清这两者,就会把纸上的当成地上的了。



[size=0.8]周王城图
[size=0.8]最近读了陈方正先生的新书《继承与叛逆》,见古希腊睿智哲人的一番作为,又对地理学思想的问题生出一些感言。世界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在地理学的叙述中,乃有两个世界。
[size=0.8]在古希腊,一班思想家们以及古代科学家们在哲学、数学、天文学的推动下,于数理地理学方面成就很大,对此,几乎在所有的地理学史研究中,都有甚高评价。数理地理学描述出一个数字地球,有周长,有经纬网。在上古时代便有这样的认识,的确令人吃惊。数理地理学的成就,按方正先生的看法,属于早期“科学革命”的成果,涉及人物包括柏拉图(地圆说)、亚里士多德(地圆说证明)、埃拉托色尼(地球周长测算)、托勒密(经纬网系统)等。地理问题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如此之高,牵涉人物如此之大,恐怕这是唯一的一次。方正书中自托勒密之后不再谈及地理问题。


[size=0.8]托勒密
[size=0.8]古希腊人的数字地球观,决定了古希腊的地图绘制方式。古希腊地图传统的最高成果体现在托勒密的地图上,在托勒密的地图上所呈现的是一个经纬网络与现实海陆分布叠合的世界。需要注意到的是,经纬网络在那个时代并无实际用处(如今天这样的航行定位功能),它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系统,与政治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是科学的、数学的、均质的。遵循柏拉图的思想,均质世界是理想世界(所以大地应该是均质的球形),以这样的理想原则反观凌乱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当然是一个问题世界。柏拉图认为世界在逐渐变坏。
[size=0.8]数理地理学似乎向人们揭示,世界秩序中有一个几何学的本质,现实地理现象是凌乱的,若没有这个严谨的几何秩序,世界几乎无法认识。“万物皆数”,即数目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经纬系统或可看作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在地理观上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经纬系统比现实海陆系统更接近世界地理的本质。经纬系统(以及依照这个系统分布的事物,例如温度地带)代表着本质世界,而海陆山川的错综格局是表象世界,这就是古希腊人的两个世界。


[size=0.8]希波丹姆主持重建的米利都城地图
[size=0.8]很可能是受到数理思想的影响,古希腊人重建被波斯人焚毁的米利都城时,设计了街道正向直角相交的均匀的方格网(grid)形态。设计师希波丹姆(Hippodamos)因此号称“城市规划之父”。城市平面规划对grid的使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最有成就,但中国的城市方格网是求方、求正,似没有严格的数字内涵。数学本是实践活动的需要,但渐渐独立为解释理念世界的语言。中国古代对数学的应用,与古希腊的数理不同,希腊的具有科学属性,中国的则融合哲学。
[size=0.8]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古希腊的数理世界在理想属性上十分极端,我们或许觉得它太形式化,没有什么具体的地理内容,不便称其为“世界”。但数目,在古希腊哲人思想中,不是形式,而是实质。基于这一思想背景,称其为“理想世界”并非全无道理。当然,在理想世界观上,希腊人除了上述抽象数理层面的构建,也有比较具体化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界发展的目的论,就是预设了另一种理想未来世界的存在。
[size=0.8]对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地理描述从来都不缺乏,无论在哪个民族的知识史中都大量存在。在所谓地理学思想史中,民族(或文明)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想世界观上。人们追求的是在地理世界中发现某种更高层次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规定着、说明着世界的本质。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追求,人们在地理学思想中建立了各色各样的一致性的原则,用以解释、论证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即所谓“应然世界”。
[size=0.8]对于地球表面,这个地理学的关注对象,上帝的作品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数学关系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阴阳五行秩序也算世界的一种一致性。一致性决定世界的原质属性、根本秩序、核心价值。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4-公元20)、洪堡(1769-1859)都在探求环境世界的一致性,只是在今人看来,洪堡做得最好,他为地球表面建立的一致性是科学的、逻辑的、功能的。洪堡因此成为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
[size=0.8]中国的五行说好像与希腊的四要素说类同,是对自然界的一致性或曰体系性的解释。但希腊的四要素,即水、土、气、火,都是物理自然物。中国的五行不但有木,这个生物品类,还有金,这个有几分人文意义的品类。金有天性,但并非天生,金克木符合天性,但要人来完成。所以中国的五行要更复杂一些。
[size=0.8]如果只围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转,我们只会感到那个纯粹的或朦胧的应然世界的存在,而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具体模样却没有知晓。幸好有到处游历的希罗多德等人为后代留下了两千多年前的实然世界的丰富记载。我们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家,称希罗多德为历史学家。两类学者各自述说一种世界。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Paul Pedech)在研究古希腊地理学史的时候,注意到地理学叙述中的这两类世界的存在,所以说:“哺育希腊地理学成长的两位‘奶母’是地理考察和哲学。”(《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
[size=0.8]二世纪时托勒密所绘之地图
[size=0.8]与古希腊人出色的哲学成就相对照,随后的罗马人在思想上几乎无所贡献。在地理学史研究中,作者们尽情批评罗马人的停滞、无为。《罗马科学》的作者斯塔尔(Stahl)曾说:“对希腊人来说,大众手册是科学的下等,但在罗马,科学知识只有一个等级—手册的等级。”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说:“罗马人和希腊人不同,他们在地理学领域内没有作出什么新的贡献。”其实,罗马人缺乏的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关照,而关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他们并不逊色。
[size=0.8]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地中海为其内湖,出于军政管理的需要,帝国统治者必须准确地了解四方的土地以及山川道路的形势。没有准确的地理知识,不可能建设并总控聚焦罗马城的条条大道。地理手册不是一般的志书,而是官员行政的资料基础。正是罗马人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欧洲道路体系与城市体系。关于对现实世界的地理知识的利用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大空间人文建构,罗马人优于希腊人。
[size=0.8]四世纪以罗马为中心的地图
[size=0.8]斯特拉波是罗马时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学》十七卷。他明确表述自己的看法:“像测量土地采用天文学家的基本原理,而天文学家采用物理学家的原理一样,地理学家应当以已经测量过的整个地球的报道作为真理,并相信地理学家过去所相信的原理,首先测定我们所居住的土地的面积、它的形状、自然特征和对它所有土地的关系,这就是地理学的特有对象。”斯特拉波并非不知道那些天文学家所做的事情,但认为地理学关注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是穷追抽象原理还是辨认具体事物,后来的学术史表明,地理学永远徘徊、纠缠在二者之间。
[size=0.8]斯特拉波亦被称作历史地理学家,像希腊的希罗多德一样。希罗多德在历史叙述中感到了说明地理环境的必要性,即阐述历史与地理之关系的必要性。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记录了大量地理知识,并讨论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有环境决定论的味道。与那些将天文与地理搅在一起的数理学者不同,希罗多德以及后来的斯特拉波等人将地理与历史搅在了一起。美国地理学史学者詹姆斯的说法很有意思:“希罗多德所以被称为历史学者,主要是因为历史学者比地理学者为多,其实他的著作中极大部分显然是属于地理方面的。”
[size=0.8]当然,罗马人缺乏理念世界的构建是一个重大缺失。罗马人甚至对于帝国地理本身也没有多少理念建构,所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社会上似乎没有爆发出强大的复国理想。罗马人务实,专注于法律、政治,对于大自然本身缺乏好奇和热忱,这个特点与我国王朝时代入世的儒家君子类同。不过,中国王朝人士曾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王朝地理理念,他们将具体的王朝疆域构建为一个天经地义的、具有崇高价值的核心世界,几成为一种理念世界,升华为信念、信仰。“国破山河在”,“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这类信念成为王朝之不可动摇的另一种根基。历史证明,凡百折不回的事情必有坚定理念的支撑。
[size=0.8]在中国的王朝地理学中包含理念世界,只是这个理念世界不像希腊数理世界那样出身高远,而是由经验层面向理念层面的越升,“九州”观念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同样是九州这个概念,可以分身为两个世界的代表,一个在现实世界,是《禹贡》的叙述,另一个在理念世界,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的叙述。
[size=0.8]“九州”是先秦时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先秦文献叙述“九州”者主要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以及近年公布的出土楚竹书《容成氏》等。在对九州的来源的叙述上,《禹贡》《容成氏》以为源于大禹治水,这是儒家立场。儒家不讲自然天地的生成,但强调人文世界的开辟,人居世界是上古英雄圣贤取火设巢、平定灾难的结果,九州这个人间的区域体系就是大禹在救灾之后依照山川界限所布设。《有始览》的理论立场是道家自然主义,兼有阴阳说的含义。在《有始览》的叙述中没有大禹,九州是在宣讲“天地合和”之大经时出场的。地上的“九州”与天上的“九野”相对应,它不是圣贤人物的工作成果,而具有“天成”的本质。这时的九野、九州属于理念世界观。
[size=0.8]“州”的字形出于河州的实际样子,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有“九州”概念的树立。“九州”又渐渐在社会思想中生根,终成为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秩序。古代中国的理念世界包括道德寰宇、天下王朝、五行世界等几大方面。其中天下王朝观的现实意义最强,但同样具有厚重的理念价值。九州的概念也是双重的,是现实的,也是理念的,它是王朝世界观的基础概念之一。
[size=0.8]在所见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无不叙述现实世界知识的积累过程。但不少著作常常略去理念世界观的内容,以为无甚价值,或责其荒诞。这是受了现代科学地理观的影响。在科学史观的影响下,除了具有科学意义的思想观念,别家观念都不足论。王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地理学。
[size=0.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庸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写《中国地理学史》一书。这是现代学者首次撰写这个题目。不过,王庸对在这个题目下写作颇感困惑,他认为,“明清以前,除地图地志以外,实在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学可讲。”但是,“这是题目的限制,没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王庸说得很明白,他是勉强使用《中国地理学史》这个书名的。
[size=0.8]中国古代文献中含有大量地理知识的记录,有些话也很精彩,只不过它们多是零星片断的。王庸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类片断记载的地理知识,但他认为:“至于其他片断学说,间有与现代地理学相合者,如朱子有类乎地质学之学说,沈括知指南针有磁差之类,则或出一二天才之敏悟,或不过于尝试错误中,偶然推想而得,皆未足以成系统之科学。”(为求通贯,引文删去原括号中的内容)这里,王庸强调的是“系统之科学”。王庸的看法是正确的,知识的零碎状态与系统状态,其意义、价值大不相同。只有系统化,才可以建立“一致性”的世界,才是“系统之科学”。
[size=0.8]不过,科学的一致性的世界观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但其他家派的一致性世界观是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地理学这个问题上,王庸是过于偏执了。尽管如此,王庸所强调的学问或学科要有系统性、一致性的特点,仍是个重要见解。
[size=0.8]地理学应包括两重内容,经验事实的搜集与理念系统的建立。在对经验世界的知识搜集时,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可以没有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这是志书的特点。而在对理念世界作描述时,必须具备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理念世界并非没有现实要素,但现实要素在理念世界中被重组,就像掉落的苹果被置入力学体系中一样。现实世界亦并非没有理念的浸入,但其目标不在于此。地理学的这两个世界也可以看作是叙述的两类出发点,在某个部分是重合的,但方向不同。
[size=0.8]哈维说,不同的地理哲学推出不同的地理世界。这是理念世界的特点。人们眼前的经验世界就是那个样子,但在地理学中的理念世界可能是多样的,詹姆斯的讲地理学思想史的书名为《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英文的“世界”一词用的是复数。
[size=0.8]一般来说,人们以为对现实世界的了解是确切的,这种确切给他们很强的自信心。但是,面对现实又总有对世界作进一步解释的愿望。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说:对于解释的愿望来源于对某些经验产生一种诧异的反应。这种诧异,是在一种已定情况之下的预料和我们对它的实际经验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然而在提出一种解释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的诧异和冲突需要解释,这种“问题-答案相互作用的过程会最后导致产生条理化了的知识体系”。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对世界的解释不止是消解诧异,还有人的目的。
[size=0.8]每一种解释似乎都会还原到经验世界里面去,但这种还原只是部分的。经验世界、现实世界是具体的、混杂的,而解释出来的理念世界是抽象的、一致的。地理学在不断地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性,从古至今已经解释了各种“诧异”,但人们发现诧异是永恒的,人类又在不断地变换目的,这些正是地理学要永久存在的理由。
[size=0.8]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09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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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7 21:25:45 | 显示全部楼层
华夏空间的构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3653451
关于[华夏空间的构建(一)的字幕
唐晓峰 2009超星视频讲座
         我这个题目本来报的时候是中国古代的地理文化,是吧,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题目。那我把古代地理文化,把它集中在这个话题上面,就是“华夏空间的构建”。
         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注意“华夏空间”这个形容词。“空间”我们太熟悉了,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空间里面,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你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你可以说我生活在燕山的南边,生活在黄河的北边,生活在华北大平原的北边,北京这个地方。这样讲述的时候,你是在讲你的自然位置,讲你的自然空间。如果我说你生活在,你的社会空间呢?你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北京,生活在中国的都城。好,这个意思非常好。
       社会空间来了,那好,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回到古代去,回到古代,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华夏文化,我们华夏文化有一个悠久的历史。那么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我们还可以说,华夏文化有一个悠久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别的,不是别人的空间,是我们自己的空间,我们自己中国人的空间,华夏文明的空间。
       那么这样的空间,我们不讲它的自然。我们知道有高山,有黄河,长江等等等等。我们讲它的一个人文的、文化的、文明的特征。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华夏空间文明有什么特征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很快地回答出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今天就给同学们介绍这样一个问题,华夏空间、文明空间、文化空间它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讲这个事情,我们先讲很简单的,大家看一下这两句话,一个是讲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它是事实与观念同时进行的,如果只有事实,没有观念,不是完整的历史。我们看大量的,我们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大量的历史文献,里面实际上记载了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没有问题。另外,记载了大量的历史观念或者是思想。在我们文献里面,实际上还是包含这两个层次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它是事实,其实它是观念。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讲城市史的时候,我想,如果读城市史,大家都会读到,一个说得已经是熟得要熟的一句话,就是《考工记》里面那句话,匠人营国,方九里,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是一句描述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的一句话。在许多书里面,把它作为事实看,实际上我们要仔细想一想的话,它是思想,不是事实。因为我们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都城,没有多少是按它做的。
       我们都城有一个事实的历史,但是这个观念的历史,却一直也延续,一直被大家不断地重复,不断地讨论,一直到今天,大家还这样讲。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样的思想,和我们都城的事实两个合起来,才形成一个完整的都城的历史,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段话,历史的发展,有时间的过程,也有空间的过程,如果只有时间过程,没有空间过程,也不是完整的历史。这句话是特别为我们历史地理学讲的。因为我们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的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空间的过程,一个空间过程。回头我会把一些简单的空间的过程这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空间过程加上时间过程,加在一起,我们认识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这个也是请大家在认识我们历史地理学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
       下面我讲一个我们历史的一个空间过程。这个图上,我们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中国的大地。是个地形,有六个红颜色的范围,这个六个红颜色范围是什么呢?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是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文化,它们占据的位置。这个是谁总结出来的呢?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总结出来的,他讲,中国在新石器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划出六大区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说它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理学的六大区域。六个文化区域,北面是东北地区,然后那个是中原地区,山东地区,长江环太湖地区,然后是环洞庭湖地区,第六个是长的,从江西到广东这样一个地区。这六个地区的考古学的文化的确是各有特点。那么在这个历史的时代,在这个历史时代,我们后来叫做“中华”的大地上,这个时候还不这么叫,后来称为“中华”大地上,是六个这样彼此不相统属的 六个原始文化大的群体。
       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上,我们要看,后来这六个大的文化区,怎么样渐渐整合成一个文化区,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我们知道了这个过程,那我们就知道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完整的历史的一个发展程序。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在空间上它们逐步整合。张光直先生,过去,他已经去世了,原来哈佛大学的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他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得非常好。他讲在新石器的某一个时段,这六大文化区开始出现了彼此有意义的接触和交流。他讲述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足够我们去,在事实上去把它考察出来,足够我们在历史过程中把它考察出到底在什么时候,是什么力量,就是可以就是怎么样理解这个张光直先生这句话,出现了具有意义的文化交流的接触。那我们的确在考古学的 这个发展这个面貌上,我们看到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的确出现了在大范围的,文化的相似性开始出现了。所以这个结果,我想张光直先生考虑到这个结果,因此他提出在此前出现了一个大的文化接触,具有意义的文化接触交流,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从理论上我们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时候,当然在实证历史研究上,我们还断定不了,它是在什么时间,是如何发生的。我想这是一个原始时期,非常非常,原始社会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历史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就熟悉了。我们目光集中在中国的中原的核心地区,也就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我们可以看到黄河的一个部分,这是黄河从山陕之间流下来,到这儿转弯进入河南,然后进入大平原地区,这个地带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前面那个六个原始文化,不知道过了多少年,过了上千年,最后我们是得到了这样一幅、一个历史的断面,在这个历史断面上,我们看到三大(集团),著名的三大集团,这个是夏集团,这个是商集团,这个是周,夏商周。 夏商周呢,我们习惯于把它想成是一个前后相去的历史,但是实际上这三大族群,三大族群,它们曾经共同存在,只不过谁主掌这个(天下),谁的势力最大,谁可以独霸天下,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它们三个族群,它们三个族群,它们是可以同时存在。而它们发源的,行动的活动的主要地域,就是三个不同的地域,这又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阶段,或者说,又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成就。
       我们的历史考察的目光逐渐地集中到了这个地域,逐渐地集中到了这个黄河中下游的地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后来说,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我们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在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一个大圈,我们知道,后来是商灭了夏,然后周又灭了商。周灭了商不是一件小事情,从我们地理景观上,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变化,三大集团变成了一大集团。整个这个世界都是周人的天下,那么就历史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历史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讲?不容易讲,这种形势下不容易讲,夏,没有听说夏人这样讲,商,没有听说商人这样讲,但是周人可以这样讲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政治局面。在这个政治局面下,出现了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一个观念,出现了这样一个观念。
       大家注意,观念出来了,这个是事实,伴随着事实出现了,开始出这一些重要的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其中一个,还有许多。那把最重要的列出来,我们看到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随着西周灭了商以后,渐渐出现的这些非常重要的地理观念。它们都是地理观念,而正是这些地理观念,它们组成了一个思想意识形态体系。这个思想意识形态体系,就是“华夏世界”,我们所称的“华夏世界”,我们所称为的这个思想上的华夏世界 ,就是由这些观念组成的。
        那下面我想把这些观念,大概给同学们介绍一下。“禹迹”,禹迹,回头我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九州”我们大家都熟悉,“九州”这个词,我们今天还在用,我们都知道,它几乎是中国的代名词,“九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地理范围的概念,的确这个地理范围就是中国的概念。那下面还有“中国”,还有“五服”。“中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我们都是中国人,回头我们讲,“中国”是怎么回事。“五服”,可能不太熟悉了,但是“五服”在过去,在我们文明早期,在文明刚刚树立起来的时候,“五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它是这个《禹贡》这一部经典文献里面提出来的,“五服”,回头我讲“五服”是一个什么意思。“五岳”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有五个山岳,最高的这个(山),最伟大的这个高山。“四渎”,我们有四条最伟大的河流,“四渎”,我不知道咱们能够说出几个,江,河,淮,然后呢?对,“济”就是今天“济南”的那个“济”, 这个济水虽然不大,但是它的位置非常重要,位置非常重要,大概就是今天黄河下游入海之前的这一段,大概是相当于这一段。这条河流后来消失了,但是它在早期的名气非常大,名气非常大。“四海”,我们都知道。
         下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有下面,“华夷之限”,“夷夏之防”,这是一个文化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地理概念。这句话里面 ,强调了我们华夏世界和非华夏世界的区别。我们华夏世界的人,是我们的华夏文明的组成,华夏文明的一些这个部族。那么华夏之外的这些人,非我华夏,非我族类。非我族类这个问题,在当时人们计较得非常厉害,人们计较得非常厉害,而成为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地理上的重要的分界。那么这些东西,整个这些东西,塞满了西周以后人们的头脑。西周以后,中国人的头脑里面塞满了这些概念。他们的世界观,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按照这些概念来理解,来描述,来叙述。你如果翻开史书,在讲到华夏世界模样的时候,讲到华夏世界范围的时候,你会反反复复地读到这些概念。所以没有这些概念,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说的华夏世界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这个,我想呢,这些东西,这些观念的形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文明成就的一个方面。我们的文明有许多成就,但其中有一个成就,是它推出了一个华夏世界,它构建出一个华夏世界,在华夏世界里面生活的人,他们非常自豪,非常自信。这是一个我们就是整体上,给大家大略地介绍一下这样一些观念或者概念。
        下面,我们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中国”是一个太大太大的概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概念太大了。但是我问一下,“中国”这个词,“中国”这个名词 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义?“中国”是一个观念,是一个概念,当然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是一个历史事实和观念概念浑然一体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那么这个历史事件,它出现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形势,这个黑圈的范围是商朝,商朝末年,这个代表西周,这个图表示的是“武王伐纣”,西周灭商,是表示的是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历史形势。那么这个历史形势完成得非常顺利。这个武王没有用了多长的时间,就把这么大范围的商人的世界拿下来了。原来周人是附属于商的,造反,革命,当然他们称为是“革命”,经过革命这个西边的小国,叫蕞尔小邦,这个周,称为蕞尔小邦,居然打败了庞大的商人,打败了庞大的商朝。
        历史,这个军事胜利不得了。那我们关心一下,它在地理上的出现的一种新的什么局面。西周在这个地方,商人在东边,辽阔的东边的土地。如何,老巢在西边的周人如何管理辽阔的东方,如何管理原来是敌人世界的东方,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个军事胜利之后,周人就可以睡大觉了,周武王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他军事胜利了之后,他马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西边,我们怎么样去抚东土,抚东土,就是安抚东土,也就是怎么样管理和统治辽阔的东土,而东土原来都是敌人。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解决不了的话,那场军事胜利没有什么价值,随后必须有一系列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华夏空间的构建(二)的字幕:
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非常高明的政治家。周武王在军事胜利,回他的老家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封号,都城,在今天西安这个地方,那么从东方回到封号的路上,走到了今天嵩山这个地方。周武王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他感觉到这个地方是天下之中。周武王说,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新建一座都城,因为这个都城在天下之中,这个都城就叫“中国”。
这里我交待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字,在我们汉语里面,在这个时代只是指都城,“国”不是一个国家疆域领土,这个完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的概念,它只是指都城,都城就叫“国”,那么天下之中的国,就是“中国”。
周武王说,我们以后在这个地方管理天下,应该比这儿好得多。周武王回去了,他的话人人都听到了。周武王很快去世,到了周成王的时候,两个辅佐大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这两个人完成了周武王的这个战略设想。这两个人亲自到洛阳这个地方,今天洛阳这个地方,修建了洛邑。这个历史我们大家都知道,周公卜洛。那么周公在修了洛邑的时候,他也说,在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是 “天下入贡,道里均”,就是说非常均衡,在这个地方是天下之中。在周公的实际的操作之下,修建了洛阳。
今天在《尚书》和《逸周书》里面,还有讲修建洛阳的规划和建设过程,我说这个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城市规划的一个记载。它的确讲了,到这个地方怎么样测量土地,怎么样安排宫殿,怎么样命令那些商人的,大量地俘虏了商人,让他们做劳动力,来干活,它讲得非常仔细,讲这件事情,而且哪一天做什么,哪一天做什么,哪一天做什么,非常难得的一个城市建设的一个文献。
那么这个洛阳建起来了,中国诞生了。然后随着中国的诞生,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地理学的观念,整个天下的形势也为之一变。
这个,先请同学看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的一个证据,这是一件铜器,叫何尊,在陕西发现的,是西周早期的铜器,上面有篇铭文,注意这个地方,两个字,上面这个字就是“中”,下面这个字就是“国”。它就是在追溯不久以前周武王的那个设想,要在这儿修天下的一个,修一个天下之中的“中国”,它前后文的话,就是在重复武王的那句话,然后说,在这个地方役民,役民就是管理天下的百姓的意思,这个铭文说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也确信,周武王的这个想法,这个战略眼光,在当时的确是出现过,这两个具体的字,这个“中”是写成这个样子,两个飘带,把这个飘带去掉,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去掉飘带就是今天的“中”,当时这个“中”字,大家想象,学者们想象可能是在某一个中间的位置上竖了一个竿子,上面有飘带,那个风吹过来,有些什么样的表现。所以因此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中”这个观念的一个符号。 这个“国”字,它写成是这样,一个这个东西,它左边那一半是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呢?一个城墙,画两个护城河,这是一个城邑的简单的符号,然后旁边右边是什么呢?右边画了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就是这个,就是用兵器守卫的一个城市,它当然就是国的意思。我们今天国家的“国”字有点和它(相似),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过来,把这个连起来,然后外面再修一个城墙。当然我们今天把这简化之后,影都没了,里面就剩一个“玉”了。
所以这两个字,以后有谁问我们,或者是外国朋友问我们,你们“中国”两个字从何而来?你告诉他,我们在铜器上最早出现了这样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当时指天下之中的一个新的都城,它就是洛阳。所以,洛阳的人有足够的理由非常骄傲,他们的都城是有这样的位置,有这样的地位,这就是“中国”。
这个概念出现之后,天下的形势,自从洛阳出现之后,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当中,开始出现了一个词,这个词不断地被重复,就是“中国”这个词。大家看,先秦的文献到处讲“中国”,而“中国”这个词,渐渐地它的含义渐渐地扩大,从这个都城慢慢扩展到这个都城的地区,然后渐渐扩展到中原地区,然后渐渐扩展到整个华夏。最后这个“中国”在两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它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发展,最后成为我们国家的名字。
据说,在明朝的时候,如果翻译这个CHINA,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大明”,到了清朝的时候,翻译这个字儿,翻译成“大清”,辛亥革命之后怎么翻(译)?经过讨论,说翻译成“中国”。这样就CHINA等于中国,“中国”正式地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名字。
而在古代,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名称,今天成为一个正式的名称。所以这两个字,它是有这样一个历史。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注意到,它在地理上所发挥的一种功能,这个功能在华夏世界里面强调了一个唯一的一个核心,一个重心。
“中国”代表了一个顶点,是政治的顶点,经济的顶点,道德的顶点,文化的顶点,所有的顶点。所以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无人不知,有“中国”就是都城核心地带的存在,而它的存在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空间行为的心理。大家可以想象,都城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于都城的那种沉重感,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沉重感,可能是很多西方人未必有的。
那么“中国”的事情,我想我们先连带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概念,就是“五服”。这个图形我想大家知道,也听说过,从中间那小红点儿都城开始向四面,每五百里是一个“服”,那么每五百里,它的文明程度要降一个级别,那么降了五次之后,剩下的就不值得一提了。而这在五个层次的最外面的一两个,也没什么关注的,特别关注的重要性、必要性。而中国人习惯的是关心中间的,核心的部分。
“五服”概念,大家如果读一读《禹贡》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形容的。每一个服的一些语言,我们可以看出来,核心是最重要的,最高的意义全在核心。 这是一种思想,这也是一种世界观,大家注意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包含了一种价值观念,就是核心的,中央的,中国的,是最好的,是至高无上的。而边缘地区是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的。
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在中国人的行为上,大家都要努力,努力向中央发展,这是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华夏世界的时候,你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行为地理的一种趋向。你一定是趋向北京,今天来讲,你一定趋向北京,趋向京城,这是渐渐在中国人的空间结构的价值系统里面,你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动力,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动机。
我们今天考大学尽量考到北京来,当歌星尽量上中央电视台,我们每个人可以例举许许多多,你要想成功的话,你要想成功,你要想成名,你要想在每一个方面的成就一番事业的话,北京这个地方,对于你的事业来讲,太重要了,因为什么?你到了北京,就意味着你的最高的成就。
我想这样一种方方面面的一种行为的一种导向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依然还有很深的体会。现在说这个,我们说大学毕业找工作难,是吧,难是难在红点这个地方。在这儿找工作难,你要到这儿找工作难吗?一点儿也不难,一点儿也不难。所以我们所有的评论,我们所有的评价指标,原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要不然我们说找工作难,这句话从何而来?你从何而来这句话?有一个默认的前提,这个默认的前提,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空间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结构,我们是在这个默认的空间结构里面进行思维,进行对事情进行评论。
那这个是一个,这个空间的结构,默认的东西谁给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研究思想史不是研究死人的,就是我们说两千年以前,三千年以前,什么样的人文的东西还活着,当然不是那个不是秦皇汉武,他们都死了,思想,观念还活着,还活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
什么叫中国心?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什么叫中国心,就这叫中国心,你中国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个东西,这就是中国心。你身为中国人的话,你脑海里,心里揣着这样一个图,到中国来,就进到这个体系里面,然后该怎么样做,你自然而然在这个结构里面,自然而然按照它的这个体系你再发展。
这就是现实当中的这个(东西),我们把这种结构放到现实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些地方,在我们的概念里是什么?是边疆,是吧,是边疆,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我们提到边疆的时候,边疆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机会的,荒凉的,总之一句话,落后的,没有前途的,边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这样一个意义。
我们大家都知道,边疆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意义非常大,而边疆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它不是死亡地带,边疆在美国文化当中,美国历史当中,它是一个充满了希望,机会,翻身,它会给你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些成就,这是美国人理解的边疆,边疆地带是他发展的前沿,这是美国人的概念。所以美国人说,现在这个space,就是一个宇宙空间, 他讲宇宙空间spacethe last frontier 就是说这个空间,是他最后一个,最后一个frontier。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最新的文明发展在那个地方,最新的发展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的边疆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这样,大家稍微熟悉美国历史,我们都知道,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个非常,实际上中国人非常认同的一种空间结构。
那么在这个里面,西周,在西周时代,渐渐出现了这样一个空间的一种观念。这个结构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之外的问题,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忽略了,渐渐像现在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我们之外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人是如何面对它的?如何在概念上,如何给它一种观念上的定位呢?
很简单。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关注。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影响太大了。你要是翻开这个,西周时代的这些 以来的这些先秦时代这些史书,你还会看到一个两相对比的概念,在当时的人们特别在意,什么概念呢?华和夷,华夷,在西周时候,有一个人们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叫“华夷之变”。 夷呢,就是蛮夷,那么在中央这些地方,核心地区住的是华夏的人们,那么在周围,四方都有这个蛮夷,所以我们叫四夷,四夷就是四个方向的蛮夷,那些人糟透了,在西周时代,是一个无论是圣人,还有普通百姓,都强调我们要做华夏人,我们不应该做蛮夷人,做蛮夷人非常糟糕的。而当然在西周的时候,四面蛮夷的势力也非常大,开始向华夏、西周这个地方进行威逼,这个局面是非常紧张。那么越紧张,这个“华夷之变”的界限,在人们思想当中的界限就划得越深,划得越严格。
这句话,在当时很多人讲,从各个方面来讲,在当时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成败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被夷给入侵了,战败了,你是一个最大的失败,如果你把夷打败了,你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
对周公的评价,包括就是周公歼夷狄,这是周公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捍卫了华夏的独立的存在,把这个夷狄挡在了外面。
另外还有一个人,管仲,管仲也是帮助齐桓公打败了夷狄。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微管仲”,我们就怎么样了呢?我们就“披发左衽”了。就是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都成了夷狄了。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被夷狄给打败了,然后夷狄来管我们,夷狄来统治我们,夷狄统治我们呢,我们都变成夷狄的模样。夷狄的什么模样呢?“披发左衽”,披发就是那个头发不梳了。我们知道古代是没有理发这一回事的,是吧,男女都是长头发,长头发披起来太难看,所以就是中国古人要把头发梳起来,男孩长到18岁要把它梳起来,梳起来盘一个纠,扣一个壳,这个壳做得好看一点儿,就是那个冠,是把头发藏在帽子里面,那帽子不是说,帽子很有用,把你头发给罩起来,唰,插一根那什么,把这头发插进去不动了,就是这个冠是很重要的。夷狄没有帽子,头发都是披着,所以孔子说,如果我们被夷狄征服的话,我们都不戴帽子,都变成披发的了。左衽是衣服的这个形式,我们这个华夏人的衣服叫右衽,右衽,这个大襟,就是大襟从左边往右边扣过来,这个叫右衽。夷狄,相反,他是往左边扣过去的,这个叫左衽。
的确是在内蒙古发现的匈奴的衣服就是左衽。还有我们看到一些契丹的壁画,也是左衽,这个华夏的衣服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当时人人讲的一个文化的符号,华夏的符号是这样。这个衣服也很有意思,就是我说一个题外话,咱们今天女生穿的衣服都是左衽,这个就是你看一下,你只要是系扣的衣服,拉锁你不好分,你只要是系扣的衣服,你一定是右边的压左边的,女生是这样。男生一定是左边的压右边的,也就是说,如果延长之后,男生的衣服是可以到右边去。女生的衣服是外面这个呢,到这边去,压到这边。这是一个开玩笑,就是说女生的衣服是夷狄的,另外女生头发也披着,是吧?所以开玩笑 ,女生今天是“披发左衽”。
我跟西方人聊过,他说这个衣服是西方人的一个渐渐形成的一个做法,说西方人上等的这个lady,贵妇人要有旁边的佣人帮她系衣服,这个佣人习惯于站在她左边,所以她都是往左边系扣,他说因为这些东西,形成了他们的lady 都是这么系,他们那个gentleman都是这样系,这是一说,不知道是不是确实。
那么就是说,这个夷狄这个问题,中国人是如此地看不起夷狄,那么如此地看不上这些地方,更不用说再远的地方,多远,多远,多远,你们都是不值得关注的“夷”。
到后来,有一个非常远的“夷”,叫“英夷”,非常非常远,然后还有一个那边的,有一个夷叫“米夷”,这些都是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值得关注。
关于[华夏空间的构建(三)的字幕:
我们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的特点.
我们再到这个地理学里,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特点,也是在,限定在这个范围之内,外面的世界都是一些神怪的传说。神怪的传说之所以能够存在,都是因为中国的古代的文人们,主流文人们不重视它。不重视它,那么那些地方的知识就保存了很多原始民间的特点,而在原始民间的特点里面,有许许多多神怪的传说。而在主流知识分子,他们所关注的这些地方,按照孔子所强调的那种,我们不要谈太多的鬼神。不要谈太多鬼神,按照这样的思路,包括司马迁在内,他们都是非常现实主义地来认识我们的核心世界。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没有任何鬼话,司马迁说得非常清楚,在讲一个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些鬼话神话“余不敢言之”。司马迁说,我不敢说。司马迁说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可信、可靠的知识。
所以只要是我们知识分子,我们古代知识分子真正关注的地方,他一定会了解、发现、积累一些非常非常现实主义的可信的知识。
但是,因为他们的华夷之变的思想,他们轻视周围这些地方,我们古代长期的这些地方的地理知识,都依然保留着那种神怪传说的特点。
那么只有,在早期吧,只有一次机会,我们稍微有所突破,那次机会就是非常有名的张骞通西域。张骞通西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当我们中国的一些上流的一些主流的,就像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他们真正要关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是认真和现实的。
因为西域当时在政治上非常重要,这个我们都知道,为了联络西域的一些国家来对抗匈奴,所以汉武帝非常认真地派使臣张骞去通西域,这是一次高层的交往。那么张骞回来之后,讲述了大量的西域的现实的准确的知识。
正是在这个知识的基础之上,司马迁写了《大宛列传》。大家看一看《史记》里面的《大宛列传》它是讲西域的,没有一句鬼话,讲的都是非常现实的。而且在前言上,司马迁说,关于西域还有一些书,比如说《禹本纪》,比如说《山海经》,这种书里面关于西域有许许多多神怪的传说,司马迁明确说“余不敢言之也”,我不敢讲这样的话。我讲的都是一些,他讲随后他记下来的,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知识。
就是说如果我们,我们古代的这些人们他真正地 关注一个地区的话,他会改变那个地区原来的知识特点,他会把那个地区变成是一个可以认同的,可以理解的一个现实世界的一个部分。那么当知识变成这样的时候,那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就会很自然地扩展到那个地方,发展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西域,应该是,西域本来是夷人世界,但是因为专门地关注,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可以认同的一个华夏的范围。
我们知道,汉武帝随后设立河西四郡,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种观念,知识,政治,它们的对西域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整体性的变化,那么这些东西是和突破这种华夷之变,思想的突破是有关系的。不突破这个东西,四夷都是一种半人半兽,都是那样一种状态。
这个郑玄,郑玄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学者。他说四夷是可以通鸟兽语,四夷这些人,懂得鸟说话,懂得兽说话。也就是,他们就是中原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们,把那些人看成是半人半兽。
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种认识。而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深很深的,一些观念上的、世界观上的一些很深厚的一些背景,这样的基础。
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他把这个地方看得是特别特别地好,把这些地方看得是特别特别地糟。这种情况充斥着我们的古代的地理知识体系当中,充满在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体系当中,也控制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一直到西方人,西方人我们知道,西方人开始是带着知识来的,是吧? 但是我们发现,他那些真理,怎么中国这些知识分子面对真理的时候不服从啊?怎么不去服从那些真理啊?
所以问题又来了,真理不会给自己开路。我们今天说,我们有一种服从真理的精神。对不起,没那么简单。当你面对一个真理的时候,你接受还是不接受,要两说呢。
所以我们接受西方人的真理,是怎么接受的呢?不是因为见到真理才接受,而是见到大炮才接受的。
所以这个文化这种东西的传播不是那么简单,它有一些很深很深的一些观念,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有很多这样复杂的一些背景。一个知识的转变过程,不是单纯的知识自身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西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我们文明的创建时期,它创建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说它创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观念——道德,西周是人人谈道德。商代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商代敬神敬得非常厉害。但是西周的时候,我们看到大谈道德,什么事情都是道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转变。
还有就是西周,它实行了全面,成熟,彻底的分封制度,同时我们也看到,西周它获得了这样一个疆域,领土的,这个疆域和领土有一个特点,它在东亚这一块比较好的 这个(地方),就是农业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才渐渐发展到了一种,发展到了它的这个边缘地带,渐渐发展边缘地带。而在边缘地带出现了巨大的文化的自然的 经济等方面的转换,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周才形成了这些观念,才形成了观念。
而当时许许多多的问题,在边缘地区实际上是非常活跃,是非常鲜活的。我们最近有一本书叫什么,《华夏边缘》。有一位台湾学者,他就讲在华夏边缘出现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而在西周这个时代,华夏范围的确定,实际上就是边缘的确定。这个边缘的确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边缘这个地方,你会看到非常复杂的一些文化表现,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在这儿不必多讲。
我想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西周的这样一番思想的构建,最后奠定了一个深深的在中国人脑海里面,奠定了一个世界的模样,你这个世界的,或者说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面,我们注意,里面有价值观,它是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里面有价值观。
那么后来中国人非常习惯地生活在这个里面,一千年,两千年,所以我们这个根基是非常非常地深的,这个根基是非常非常深的。
后来,我们在表示,表示这个华夏的任何,任何这个世界的模样的时候,我们到处看到这种图形,这种图形已经成为华夏世界的一个典型的模式。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这样分层的这种方形的模式。
这是一个这个“大国百里郊野图”,也画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魂,就是中国人世界观的一个灵魂,灵魂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它包含了“中国”的概念,包含了“五服”的概念,包含了这些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我再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个词,就是这个词也意义非常大,就是禹迹。
还是那个西周人,他在这个普天之下,他占据了这样一个华夏的大的范围,华夏世界,我们在文献中,忽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名词,这个名词可以说是我们华夏世界的第一个概括性的地理的名词,就是禹迹。
这个词的文化含量,历史含量非常大,大在什么地方呢?大在它和大禹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吃惊的地方,周人他用兵力打下的天下,但他却说,这个范围是禹迹。他把远古的那个大禹抬出来,作为一个高高的圣人的楷模,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土地。
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思想史的情况。大禹太重要了,大禹这个人,这个传说人物,我们确实是这个,对他的认识的确应该是要加强他的这个文明含义;商代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名字,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我们看不到禹的名字,但是到西周的文献当中,禹忽然间名满天下,所有伟大的事情都归功于大禹,甚至包括这个地理,这个文明地域的开拓,也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这片土地是他的足迹,在他的行为之下完成的,和他的这个圣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事情。那么大禹的传说在西周已经非常盛行,而且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夏商周三大族群,这三大族群,我们有历史材料可以看出来,三大族群人人歌颂大禹,人人都歌颂大禹。
说禹怎么这么了不起?他可以覆盖整个华夏文明世界,谁都认可大禹是我们的远古的圣人。商人说我们也是在大禹的这个范围之内,商人,商人的后代,也是这么唱着这种远古的颂歌。在《诗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那么“禹迹”这个词在先秦的文献当中,也很容易看到,比如《尚书》里面,有“禹之迹”;《诗经·大雅》里面有“禹之绩(迹)”;《逸周书》里面有铜器,铜器铭文当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确实看到,在这个时代,人们不断地讲,我们都是在大禹的这个,这个禹迹的范围之内,禹迹的范围之内就是华夏,出了禹迹就是蛮夷。
原来禹迹还有这样一个象征意义,它是我们中华文明核心范围的 第一个名词,第一个名字,禹迹,是一个十足的地理名词。“华夏”仿佛还有这个民族的意义,而禹迹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地理的名词,它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区域的名词。
这是秦国的铜器上的铭文,都讲它们是在禹迹的里面,足见这个禹迹,这个词在当时它的崇高地位,都讲他们在禹迹里面。
所以像这样一种思想的认同,我们说是文化地理上的认同,不是一件小事情,正是因为有这一层面的,最基本的文化层面的 普遍的认同,这个历史才会顺利地走向大一统。我想这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基础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做到了认同的 ,起到了认同的力量。
禹迹,今天我们已经渐渐忘了,但是和它有密切关系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是《左传》里面,《左传》引更古老的一个书里面的一句话,叫“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九州”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九州”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代名词。的确是很早的时候,九州就等于禹迹,因为什么?九州是在禹迹的这个大范围里面进一步地区域化,是更细层的一个区域化。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发展,它的成熟的表现,就是它不断地在区域上细化,区域的细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征。
所以从“禹迹”过渡到“九州”,是说明了华夏文明在地理上,地理观念上的进一步的发展。从一个禹迹分割出九个不同的区域,九个区域,是九州。我想这个也是,自从“九州”这个概念树立起来之后,再也没有倒,到今天这个“九州”也没有倒,非常厉害,就是一个地理的名词,它是对华夏世界的又一种表述。
我们说“禹迹”是一个表述,而“九州”是又一个表述,又一个对华夏整体世界的一个表述。所以这些地理概念,我想都是非常非常具有根本性的,对于我们认识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叫华夏文明这些东西,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我们华夏文明不是一个小地域的文明,我们是一个大地域的文明。这个大地域的文明一定要有一些观念,概念,一定要有这样一些东西,才能把一个大的地域,它的文明的属性确定下来。这个属性确定下来之后,这个文明的每一个分子,都对它具有一种认同的心理,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大民族的,大地域的,多民族的,一种认同和一统的发展,这个一定需要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还要制造有实际层面的这个郡县制的一种严格的管理,没有郡县制的严格的管理也不行。但是严格的郡县制思想观念的这种先期的发展等等,是我们大地域统一国家,大一统王朝都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关于[华夏空间的构建(四)的字幕:
这个就是“州”字的一个解释,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个字是战国时候人们使用的字,我们把它放大出来,像一个画一样。这个“州”字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像的。
那下面,我再介绍一个中国特有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文明、文化,文明的这种渗透能力非常强,它不但渗透在我们人的心中,不但渗透到两千年之后,我们今天的人心里面,还渗透到我们自然的,自然的江山里面。就是中国的江山,具备、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甚至我们的语言里面,我们的一些词汇,都赋予这些自然景观以特殊的文化意义。
比如说“江山”,我们知道对应的是谁,皇帝,是吧,皇帝坐江山。江湖呢,不能对应皇帝。你要说皇帝坐江湖的话,死罪。江湖对应谁呢,对应那个大侠,这都是。
也不就是江和湖,江和山,还有山水。我们一说山水,我们想到它是山水艺术,有诗歌和绘画。
我们中国人不会用错,不会说,这个大侠到山水里面去,不会。我们说大侠一定是进江湖。外国人开始学(汉语),他闹不清楚,这个江湖,山水和江山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在我们中国人脑海里面,区别大了去了,而且我们用起来不会错的。
这些呢,我想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自然的这些景观东西,我们给它赋予了非常多的特定的这些文化的含义。我想这个是一个,只要说到这些词汇,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事情。
那么下面我再讲另外一个,就是五岳的问题。
因为五岳的问题,五岳是很早很早形成的一个名山体系。但是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把它,以为它是和道家有什么关系。那是很晚的事情,道家是利用了五岳,而五岳的出现比道家要早得多得多。而开始,最开始五岳和道家的思想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五岳,它是一个华夏文明里面推出的一个名山体系,它的文化,政治,文明的意义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今天到北京的地坛,到北京这个天坛、地坛,地坛我们看到里面还摆着这些牌位,居然给五岳是竖牌位的,足见五岳这个事情,不是随便说说的事情。它是严格的皇朝的礼仪活动,能竖一个牌位,说明它的非常非常高尚的地位。
这是我们熟悉的这个五岳的分布的情况。大家注意这个北边这个三角,北岳是什么,北岳是恒山,是吧。那么看看这个位置,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恒山不一样,今天所说的恒山呢,应该在山西北面的浑源在这个地方。而这个位置呢,是今天河北省的曲阳县。河北省曲阳县这个地方,是我们古老的北岳的所在地,一直到清朝才发生变化。
我们从明朝及其以前的很长很长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北岳,都在河北省曲阳县这个地方,并不是在今天山西北面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到山西北面,那个讲解员说,我们这个五岳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你告诉他,不对。顶多有三百年的历史。
它是后来的这个五岳,怎么出现的?我回头跟大家讲,我们注意这个五岳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又来了,我们一说象征意义,就从自然的山,进入到文化的范畴里面来。
那我们看一看,五岳有什么样的文化的意义。这个范围非常重要,这个范围,我们是又看到了一个如何来表示我们华夏的范畴,华夏的疆域的范围。我们有禹迹,我们有九州,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五岳。
五岳它大体勾勒出一个范围,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华夏的文明世界。这是,又是一个大范围的坐标体系,它标志着这样一件事情。咱们可以看出来,古代有一些王朝,它们非常在意自己的都城,是不是在五岳的范围里面。如果这个都城,不在五岳的范围里面,它们会觉得在文化的正统性上有问题。
我们居然看到古人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五岳的意义,我们一下发现它的意义太大了。在理想的情况下,王朝的都城应当在五岳的范围里面。
这是一个例子,秦朝的都城和五岳的关系。秦始皇的都城是咸阳,咸阳在今天的西安这个地方,在西岳华山的西面,是吧,在西岳华山的西面。《史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司马迁讲的,不是传说。司马迁非常清楚地记载,秦始皇对这个局面不满意。秦始皇说,我的都城在五岳之外,这种情况不好。所以秦始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都城和五岳范围不协调的关系?秦始皇的办法是废掉五岳。这个五岳呢,早已经在中国华夏文明这个社会上传播了,秦始皇说废掉五岳,他下令由一个礼官,你给我找出天下另外一套名山,倒不用说,另外一套名山要把咸阳包围起来,要让咸阳在当间。
这个礼官非常清楚,他找了12个名山。原来不是五个嘛,废掉了,变成12个。有人说秦朝是喜欢6这个数字,水德,是6这个数字,什么都是6或者6的倍数,那名山是二六一十二。原来的五岳保留4个,南岳不要了,那么又加了8座名山。那么这8座名山在天下的分布呢,从咸阳的位置来看,左右、东西均衡了很多,这是咸阳,这边有一些,这边也有一些,这边也有一些,12座名山。这样就符合了一个都城在名山范围之内,符合这样一个理想。
秦朝呢,只有14年就垮了。我们设想,如果秦朝生存了两百年、三百年,那么这一套名山体系,可能会牢固地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树立起来。可惜呢,它这个时间很短,没有什么,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秦朝垮台了,那这一套名山体系也垮台了,那个五岳又恢复了。
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古代的帝王,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有这样一种追求,这是都城和五岳的关系。
再看一个例子,北魏的时候,北魏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这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北魏的政治生活当中一件大事情,为什么要迁都?迁都是北魏孝文皇帝下的这个决心。就是在《魏书》里面,在讲迁都这件事情,引用孝文帝的原话说,这个都城在北岳之外,下面说,“以示之故”,因为这个原因,“迁都中原”。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都城搬家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有经济,政治方方面面的考虑,但是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加上了一个观念的思想上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我们这个都城呢,在北岳之外,不行,这种情况不好。“以示之故,迁都中原” ,它迁到洛阳去了,当然到这个地方,不成问题。
所以我们又看到一个皇帝,在都城和五岳的关系上,他作了一番调整,他的调整的办法是把都城搬家。
我们在这个《史书》里面看,又看到了一个例子,有秦始皇这是第一个皇帝,我们到清朝一看,这是最后一个王朝,也有这件事情。
这是北京,这是原来的北岳。在顺治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都城,北京这个都城在北岳的外面,这个情况不好。所以在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的时候,就下诏。下诏,下什么呢?改浑源的这座山为新的北岳,就把北岳向北尽可能地迁移,把北岳这个名号,我向北面搬。原来你用了两三千年的那个,算了,不用了,我在北面再找一座有名的山,就这个地方。
正式有皇帝的诏书,正式命名它是北岳。就是因为这一次调整,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北岳到了这个地方,南面曲阳这个地方,渐渐地无人知道。我们去曲阳的时候,北岳庙还在这个地方,每一个岳都有一个庙,曲阳那个北岳庙相当大,保存得相当完好。但是庙里头的人非常委屈,说没有多少人到我们这儿来,说想看北岳的人,都跑到那儿去了,都跑到那个浑源去了,他们那是,他们那才两三百年,我们这几千年,怎么就是没人,现在也没人来。他觉得特别不平,非常不平。
那这是清朝做的一件事情。清朝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满足都城和岳的这样一个关系,和岳的关系。在《清史稿》里面,我们看到一句非常,说得非常清楚的话,叫“岳镇方位,当准皇都”。这个意思就是说,都城和这个岳,这个名山的分布关系要调整好,调整好的话,你才在法统上才站得住。这在《清史稿》上讲得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第一个皇帝顺治就做了这件事情,把这个北岳换到了这个位置。然后第二个皇帝康熙又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北京毕竟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新的北岳已经是尽可能地往北了,往北边找,它能不能再往北边一点儿,再往北边找呢,不能了,再往北边出了长城了,出了长城,你就无论如何不能说它是这个岳了。那么北京和这个北岳之间,还稍微有一点不(圆)满,还稍微有一点,北京还是稍微偏北一点,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很圆满。
那么到康熙的时候,康熙又下了一个诏书,这儿有一个山,这儿够远的了,这个山是长白山,是满族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他们壮大的一个基地。这个长白山在满族的意识形态里面是一座圣山,那么康熙下令,对于长白山的祭祀等(同)于岳。等(同)于岳,也就是把长白山封为和岳一样的地位。
那么这样,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和岳地位相等的一座名山。那么北京在这儿呢,那看起来就和谐多了,就它和山的关系就和谐多了。
所以岳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我们才是真正理解到最原来的这个岳的含义。这个东南西北中,它是一个华夏世界范围的又一套坐标。它这个五岳的范围分布得非常辽阔,这个地域是相当地辽阔。
那么这个坐标呢 ,在西周时代也有一个行为,很有象征意义。西周时代,周天子要巡守,巡守就是到各地视察,那么周天子视察的时候,至岳,也就是到东西南北岳,是一个最完满的一个巡守的(制度)。
这个制度里边,最理想的是五岳,都能去到。都能去,所以这个又反映了一种王权,王权对于疆域的控制,管理的一种形式,一种空间上的覆盖形式。周天子到了每一个岳,就可以象征是到了疆土的东南西北中,也就是到了全部的疆域之内。
所以岳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它还紧紧地和王朝的皇权,皇帝的权力,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老道,道家尚岳是后来的事情。据说在唐朝的时候,唐朝是一个道教盛行的时代,那么唐朝的时候有一些道士向唐朝的皇帝申请,我们可不可以到岳的上面去发展。那么这个申请得到唐朝皇帝的批准,这样道家开始渐渐在五岳上发展,以至于今天我们登到五岳之上,几乎看到的都是道家的东西。道家还作了什么五岳真形图,在五岳身上大作文章。
道家是重视山的,但是五岳开始并不是道家的,并不属于它,并不属于道家这个体系。我们看到的道家的这个十大洞天,它是最一等的道家的名山,十大洞天里面没有五岳。所以五岳是后来和道家合流才形成这个(局面),才形成今天这个局面。
这个是我们,对于中国的这个说“皇帝坐江山”,我们或者说,“国破山河在”,这不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国破呢,五岳还在,国破山河在,成为一个中国不倒的一种比喻,一种象征。
我们的确把名山大川赋予了政治、文化和文明的象征意义。而那种自然江山的这种永恒性,直接象征了一种我们这个文明,甚至是在古代是王朝的一种不倒(的象征),所以我们才有那句话,叫“国破山河在”。山河我们有一套政治的山河, 五岳就是一套,就是最重要的这一套政治的山河。
关于[华夏空间的构建(五)的字幕:
我最后再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一个更具体的事情,其实也,实际上不怎么简单,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纪念性的景观。
这个话题怎么说起来呢?我们先从地名说起,地名我们看外国地图的时候,非常习惯这些地名,是吧。我们也知道,这些地名都是他们的英雄人物的名字。总之就是在西方欧美这些地图上,我们看到大量的人名作地名。
但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地图上,你看不到人名作地名。我们知道这个汉武帝刘彻伟大,有一个地名叫刘彻吗?没有。有一个地方叫刘邦吗?也没有。
而且要有的话,我们会觉得笑,我们会觉得可笑。但是我们讲,我们如果到美国去,我们讲这样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可笑)。你去哪儿?我去华盛顿那儿去。你从哪儿来?我从那个林肯那儿来。一点也不可笑,大家说得时候如此自然。
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换到中国,你到哪儿去?我去乾隆那儿去。你从哪儿来?我刚从康熙那儿来。这么说这不是吓人吗?
怎么就,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么不习惯于用这些人的名字作地名。如果一作的话,我们会觉得非常可笑的事情,怎么在美国就这么自然?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华夏世界,我们在华夏世界的地图上,我们读到的是什么东西,也是一个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 (中国地图。西安--国土西边长治久安;长春--长白山下春常在;北京(北平)--平定了北方,从此安宁平静)
我们这个世界是崇尚形而上的东西。凡是文化命名的时候,当然自然,就是自然生态形成的名字是另外一回事儿,那种名字可以叫老虎洞什么的都可以。但是这个文化命名的时候,我们都会命名一些用品质,精神,用形而上学,形而上的 这些优秀的东西,优秀的概念来作为地名,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而西方人呢,他的这个人文主义非常强,他不在乎这个,他可以用大量人名去用作地名。那么与这个相关联的,我们一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马上知道这是外国,是吧。我们只要看到这个,哪怕我们看不到这个雕像的脸是一个西方人的脸,我们只要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就知道它是外国,不是中国,我们中国没有这些东西。
在我们中国的城市的地面上,在我们中国的城市世界里面,没有这些东西。而在西方这个,从希腊罗马,一直到现在,它的这个西方城市景观里面,这样的东西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国城市里头绝对没有,古代的传统的城市里面,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又是一个我们的世界的属性的差异。
像这些东西,在西方的城市里面,我们看了照片,我们都觉得非常习惯。但是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只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根本不习惯。就是说,这个康熙爷了不得,来塑一个康熙爷的铜像摆在故宫前面,摆在哪个广场上,我们会觉得很不合适,我们会觉得。
当然现代,我们后来西化了以后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接受了西方人的观念,开始把英雄人物塑了像摆在街上,这是我们现代化的一个表现。
而在我们传统中国城市社会里面,看不到那些东西,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神灵,别看有这个外形,其实它们都是神灵,我们要摆的,摆的依然是神灵,依然是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太有了。
我们在西方城市里面看到很多放射性的街道,是吧,放射性的街道,它的核心的焦点的地位,往往就是这些纪念物。我们中国古代城市没有一个有放射性街道的,因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视觉上的这种焦点的纪念物,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又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文化上的差别,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些东西?
我们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把所有的重要的东西都修了围墙,是吧,都修了围墙。而在西方呢,这是凡尔赛宫,这些宫殿,从宫殿开始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这个街道,这个街道不是为了走路的,这些是景观走廊,是视觉走廊,它的主要用意在这个地方。在欧洲最多的从一个宫殿放射出去的街道有多少,有三十多条,就是说让你,让人们从三十多个方向,都可以看到这个宫殿
而这个宫殿与我们的宫殿又不同,它是周身豪华,周身的豪华,上下左右,全是雕刻得非常什么,因为什么呢?它要让你从四面八方看它,你看它如此的豪华,你就能感受它了不起。
我们中国不是这个手法,我们中国什么东西好,修个围墙。北京城的老百姓很多,都知道有紫禁城,都知道有金銮宝殿,有几个百姓见过?没有几个人见过,但是你没见着,你照样觉得它了不起。
所以西方人的手法是,让你使劲看,觉得我了不起。中国人是,你看不着,目的都是一个,我了不起。
所以中国人的宫殿,你到紫禁城去看,那个宫殿不需要周身的雕琢,房顶是最豪华的部分,看看下面这个墙,非常单调的一个红墙,一个红墙背后也是一个红墙,完事,它的三面没有任何装饰,不需要。因为什么?没有人看它。
而西方的宫殿,周身都是雕刻呀,都是这些东西,因为它要让人们从四面八方看它。所以这个在西方的城市里面,大城市里面,就流行这种放射性的街道,这居然成了一种西方城市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我们国家,传统的城市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放射性的街道,我们的街道都是“十”字的,都是这样的东西,没有放射性的街道。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文化的,世界观的对世界的这个表现的,这样的一些人观念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最后影响到,居然影响到城市的形态,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就这些事情里面都包含了一些文明的特征,文明的内涵的特征。我们华夏文明有我们自己的这些特征,西方文明也有它们的特征。
所以我们去系统地考察这些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原来也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在历史上,也是很大的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可以追根,我们中国的世界是一个东方内陆世界。古希腊的这个,西方文明源头古希腊是地中海世界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个差异是深刻的,是多方面的,是许许多多的。
我想这些就是,我们在认识中国的历史的时候,认识我们自己的文明的发展史的时候,这些东西不能忽略,而且它的这个基础性,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同学们,关注一下地理的问题,关注一下人文地理的问题,关注一下历史人文地理的问题,这就是我想最后希望同学们去多读一些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的书。
那么今天我讲的内容呢,也主要是这些,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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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2 20:05:46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好书应长久陪伴孩子,并引导出一条知识路径 2019-04-09 09:30

唐晓峰在前海北沿
写《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是一个尝试,在少年儿童读物中还没有这个题目,他们能不能读进去,要看实际情况了。不过,至少,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个知识门类,有这样一种启发智慧的方式。地理里面有智慧,这是我最想让他们知道的,所以我反复讲,地理不光是知识,还有道理。道理离不开知识,知识要组合成道理才更有意义。
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我是外行,但总有一种感觉,那些让孩子看一本扔一本的书,并不是最好的读物。少年儿童应该有一些能够伴随他长久一些的读物,这样的读物会引导出一条知识路径。历史地理应该是一个吸引人的领域,这些知识不仅仅对孩子成长有益,对成年人,也可以在加深阅读中获得更深的对世界、社会、生活的认识。
唐晓峰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讲授《地理学思想史》、《中外城市建设史》等课程。著有《人文地理随笔》《文化地理学释义》《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
以下内容为2018年02月23日《文汇报》对唐晓峰先生的采访 记者 于颖
文汇报:您曾表示,很多历史事件,只有把地理加上了才完整明白,历史地理学不是不可以看成历史和地理的相加,关键看怎么“加”。可否请您谈谈,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唐晓峰:学科是学科,事实是事实,这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学术界划分学科,是一种权宜办法,当然也有助于分析和认识事情的多维性质。我们都知道,一个学科只是关注事情的一个侧面,历史是一个侧面,地理也是一个侧面,两个学科相加,就是两个侧面相加。它们原本就是合在一件事情上的,合起来当然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事物。简单说,历史加地理,就是把一件事情的这两个侧面合起来。所谓加得不好,就是把这件事情的历史侧面合到另一件事情的地理上去了。
当然,地理学家要有特殊的责任,要有特殊的能力,要明了地理侧面的价值、地理侧面的复杂性。专业的地理学家就是要深入观察并思考地理侧面的这些复杂性,这有助于对事情的理解。如果对地理侧面的复杂性想得很浅,就没有太大价值,也没有设立这个专业的必要性。地理意识,每个人都有,但要是没有超过常识性的地理意识,就不是一个好的历史地理学家。
唐晓峰著作《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即使在地理学内部,还可以分出不同的侧面,比如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等。我在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念书时,他们就强调不能只顾一个侧面,要求每个研究生必须钻研至少两个地理学的侧面,我当时除了历史地理学,还选了文化地理学。在资格考试时,两个方向都要考。另外,到美国大学的东亚系找工作,也不允许你只教一个国家的历史。当年雪城大学的同学王晴佳,为了这个,赶快补了日本史,才找到教职。
总而言之,不管做什么学问,你掌握的侧面越多,就越接近事实。但这是一件不容易把握好的事情,所谓专与博的关系,这是个老话题,不必多说了。
文汇报:如果说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与之对应的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就是“现在”。那是不是意味着,历史地理学不触及当下,现代地理学也不过问过去?
唐晓峰:是有这个情况,历史地理学不大注意当下,现代地理学也不过问过去。但这是一般性的状况。而一位深刻的人文地理学家,应该打通古今。古对于今的意义,说得较多,所谓“温故知新”。其实,今对古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换句话说,就是认识后面的东西,有助于解释前面的东西。例如对于甲骨商史的研究,许多都是用后面的事情(周代的),去破解商代刚刚露头的东西。考古学研究也常常这样。例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埋下的牛骨,就可以根据后世的祭祀活动,去确认那是一个祭祀坑或祭祀遗址。
当然,逆向考察历史也要注意,否则容易以成败论英雄,或者忽略历史的曲折性。还有,也容易用今天的价值观去选择历史主题,这也是会出问题的。例如研究地理学史,就要避免所谓“辉格史”的现象。
具体到历史地理学方面,尽管很多人不太关心今天的地理问题,但有一项是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那就是今天的地名。所有古代的地理事件都需要复原到今天的地理位置上。《中国历史地图集》因此要古今对照。地名的古今关系甚至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功。(点击查看:<唐晓峰:地名里不光有套路,还藏着文化的大灵魂>)
除了地名以外,其实还有不少古今之间的关联问题。比如水系,我国平原地区的水系在历史上变化复杂,今天的水系状况可当作一个标准坐标。研究古代水系要说明白与今天水系的关系,而这种对照中还包含对变化的解释,这就更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地理这里,古今的关系是斩不断的。
文汇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地图在历史地理学中的重要性如何?从古到今,地图经历了一个精准化、科学化的过程,功能窄化,您觉得这对历史地理学有什么影响?
唐晓峰:历史地理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研究,两种方法是相互参照的。不过,只是这样讲大道理,用处不大。关键是要明白,当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二者的轻重会有变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该以文献为主的,就要好好看书;需要实地考察的,就积极出门。或者反过来,喜欢看书的,选文献题目;喜欢跑野外的,选实地工作题目,都不错。另外,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实地考察,又都有新方法、新技术出现,尤其是实地考察,新技术更重要。当年的地质学、生物学、气候学水平直接影响自然地理考察的水平。现在的遥感技术以及其他检测技术都可能打开一块新天地。
利用历史文献做研究,是研究中国各类历史问题都要具备的能力。有时候,由于强调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就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在历史文献上下功夫,这是一种损失。中国历史文献是很复杂的,并不是写了的就是材料,就是事实,就可以拿来用。即使不做历史研究,最好也保持对历史研究的阅读兴趣。好的史学论著,对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在基本处理史料方法、眼光、时代把握等方面都有帮助,加强这方面的造诣,肯定没错。
地图是地理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工具(地图本身也是一类研究成果)。研究的问题多了,地图的花样也随之增加。古代地图上的信息是珍贵的,虽然科学性差一些。使用古地图,用不着批评它如何如何不准,而是要善于在里面找出有价值的信息。每一幅地图都有主题,在主题表达上,按照作者自己的标准,都是达标的,达标就是一种准确。所以看古地图,首先要把握主题。
《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 著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完成了许久以来关于编纂古今对照地图的愿望,是一个划时代的巨大成果。地图集主要表现的是全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布局(也有山脉河流),也是一套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底图,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展开各类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任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离不开它。
《北京历史地图集》
侯仁之 著
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是一部区域历史地图集。区域综合研究,是现代地理学提倡的一种研究范式。在区域地理研究中,要将各类地理要素做综合考察,从而揭示区域综合地理体系的特点。北京是一个区域,在历史发展中,北京城的出现与壮大,是这个区域中引领性的地理事件,各类地理要素都在这个引领事件的发展中产生影响或发生变异。《北京历史地图集》就是力图展现这个全区域地理系统的历史变迁。当然,限于材料的局限,有些方面表述详备,例如水系、聚落、道路、城区;有些方面表述简略,例如植被、郊区、山区。这套历史地图集是侯仁之先生学术思想的一项实践,具有示范意义。
现在,有些专题历史地图集正在研编,这是历史地图的进一步发展,是学界的一个越来越重视的工作。GIS技术与历史地图研编的结合,也是一项重要创新,在这个方向上,会有越来越成熟的成果推出。
地理学的发展背景是文化传统与国情
文汇报:在中国地理学近代化的过程中,您认为有些传统的东西被置换了,也就是在引进西方地理学的过程中,被否定掉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传统的地理学有没有优势或者独特的地方?
唐晓峰:被置换的不是传统地理,而是传统地理学,是那个研究套路、解释系统被置换了。中国大地不可能被置换。历史中关于大地上各类地理信息的记载也没有被置换,相反,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西方现代地理学是在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双座引擎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曾经是陌生的,利玛窦讲的地球的真实面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等等,曾震动中国人的古老灵魂。中国传统的解释自然界的那一套,基本上被西方的现代地理学置换了。
(宋)《禹迹图》
但人文的东西就不那么简单了。虽然西方现代理论对于解释社会人文问题颇有其长处,但人文论证中包含文化论证,就这一部分来说,中国古人的一部分人文地理论证在今天依然有效。眼下是春节,千军万马的返乡大军在西方人文地理现象中是没有的,这是由中国的人文空间行为结构决定的。家乡的价值、家乡(一个地方)与春节(一个节日)的关系是文化大道理,而恶劣天气、交通状况、人的身心负荷、摩托车的拖载能力在此刻都是小道理。公路上壮观的返乡场面,显示了大道理的力量。
在地理研究这个方面,传统文化留给我们一项优势,那就是文字记录下来的材料极其丰富(有意记录的或无意记录的),在时间上,又延续数千年,这在外国很少有。在这些材料上形成的一些议题,是中国独特的。另外,一些传统地理学的解释原理(风水)、价值取向(山水审美),在今天都已经转化成独特的地理文化,它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山水审美文化。在今天,其文化意义还是很大的,规划建设里有很多项目还需要它们。
文汇报:当前国际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如何?在西方掌控全世界地理学主要研究范式的情况下,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后的前途和方向在哪里?
唐晓峰:我对最近外国的历史地理学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总的感觉是各国的学者都在研究各自的具体问题。研究自己的国家(地区)是历史地理学的一大特点。过去,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 C. Darby)基本上研究英国问题,美国的索尔(C. Sauer)也是研究美洲问题,加拿大的哈里斯(C. Harris)主编过《加拿大历史地图集》,美国的梅尼格(D. Meinig)教授,就研究美国。他在美国换过几个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研究当地的问题,换一个地方就换一个题目。外国学者中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很少。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较多些。
就整个地理学来说,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是在西方诞生的,没错。但是地理学本是一个具有区域独特性的学科,这主要是指主题特点,由于主题特点不同,又会发展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即使在西方,英国、德国、法国,还有新大陆的美国,地理学的特点都不同。这种情况早就表现出来了。法国充满人文精神,英国全球视野强(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德国重思想理论(康德一人身兼哲学家与地理学家。美国早期地理学家到德国去取经的很多),美国重文化。中国当下的地理学重环境、经济。总之,地理学的发展背景是文化传统与国情。
在中国,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地理学界不重视历史地理学,但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地理学的国家。我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的规模,无人可比。由于我国地理学界长期不重视社会、文化、人文的问题,而历史地理学揭示的许多问题都在这个范畴里,所以得不到地理学界主流的重视。这倒没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在整个学术界的影响范围,超过不少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其学科的价值并没有被埋没。
文汇报:最近复旦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刚刚出全,《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也出版了,还有哪些类似的、非常基础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中国历史地理学还有哪些值得投入的大方向?
唐晓峰:我们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最受关注的是以地理事件的门类为主线做纵向系统研究,在气候、政区、人口、农业方面的纵向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这类研究在地理学中称作部门地理学。与其相区别的还有综合地理学,或可操作性强一些的区域地理学。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受关注度不如部门研究。因为区域研究只涉及一个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感兴趣。而那些部门研究,既覆盖全国,又纵贯历史,关心的人当然多。这些研究也具有基础研究的性质。有学者提出做断代历史地理研究,这也是一个重要选题。过去强调达比的“系列剖面”的方法,侧重变迁研究,而做一个时代的综合地理研究也是地理学的一个学科的特点,地理老师不是总说“我们是做综合的”嘛。
其实,个案研究总是学术工作的基石,这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很多,主要是论文的形式。有些热门问题,在学术史上反复被关注。现在历史地理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好,刊物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当然,良莠不齐,这是正常的。如何提高个案研究的水平,有一点,就是要有跨学科的能力,即前面说过的,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变为以问题为中心,为了深入剖析问题,该借助什么学科,就去启用什么学科,不怕“串行”。就像研究经济地理问题,必须借助最好的经济学来加强分析力度,否则地理特征叙述完了,经济的深度却没出来。
我个人比较关注地理学思想史的问题,这是理解一门学术的必要途径。研究地理学思想,不是只看地理学家自己的东西,还应该在大背景下来理解地理思想,地理思想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能割裂。最近,格拉肯(C. J. Glacken)的《罗德岛海岸的痕迹》被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很值得阅读,格拉肯要尽可能展现历史上欧洲人环境意识形态的全景。多年前在雪城大学时,有个美国同学跟我说,只有真正的学者才会读这本书。我想,写都写了,还怕读吗?今天这本书全文被翻译成中文,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美国罗德岛
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
文汇报:您是学考古出身,怎么看待考古学在历史地理学中的作用和价值?有人说,城市考古的目标就是为了还原城市面貌,但在还原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实际发挥基础作用的仍然是历史资料和图像,考古所得的作用非常有限。您怎么看?
唐晓峰: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很密切,只有这两门学科的学者最关心大地上的人类遗迹,他们可以肩并肩地做野外考察,许多遗迹信息对两门学科都有用。当然最终思考的方向不同,结论不同。现在这两门学科的合作越来越多,甚至生出了自立门户的“后代”,比如环境考古学。
有些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对考古学的依赖大一些,比如古代城市研究。首先是城市位置,城址遗存的发现是决定性的,比如西周北燕的分封,其都城所在,就是由考古发现一锤子定音: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没有发现之前,曾有各种猜测,都落实不了。城市历史研究,方面很多,有些问题只有书里讲,像城市各个部分的名称、历史事件与城市的关系等等,另有些问题却只能到现场看,像城市各个部分的规模与方位,即所谓硬件部分的状况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还包括城市周围的环境要素,尤其是一些产生直接影响的地理要素,像地貌、水系、交通等,这也需要到现场看。
(南宋)《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所以没有必要说哪门学科最重要,没有前提地讲这类话,都是无意义的。谁重要谁不重要,是问题决定的。研究明清北京城,考古不重要。研究上海,考古更不重要。但是研究殷墟呢?我们最好多讲学科合作,不讲学科分家。
文汇报:中国古代城市地理有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在现今城市建设普遍强调保留历史记忆、保护历史遗存的背景下,我们怎么对待传统经验和特色?
唐晓峰:历史地理学一般研究城市的两类体系,一个是环境体系,另一个是规划建设体系。环境体系是因地而异,没有一套完整通用的体系。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倒是有较一致的体系特点,那主要是指都城建设。如果把《考工记》中讲的那段话做一个抽象的归纳,可以作为都城规划体系的要点,即方正外形、正相交的街道格局(英文称grid)、中轴对称、朝宫居正位。
《考工记》
今天的城市建设不可能再遵循《考工记》的原则,但在一些文化特征上,可以保留传统风格,这也包括社区格局。北京的胡同社区、院落形态都有保留价值。街道景观也可以采用传统要素,如牌楼、灯饰等。
城市还有一个体系,即城市群构成的体系。古代城市那么多,不会是一盘散沙,但是体系的问题又不是凭外观就可以说定的,需要用社会科学的各种判断方法去揭示体系中的机制。外观可以类似,但性质可能完全不同。
唐晓峰在给学生讲解什刹海的历史
比如,运河两岸的城市,因为运河具有社会体制特征,其沿岸的城市可以成为体系。但是天然河流两岸的城市就未必,因为天然河流不一定具有社会体制功能。所以,城市体系存在与否是需要论证的。目前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对于单个城市区域的研究比较成熟,而关于城市群的体系的研究并不理想。几十年前读施坚雅(W. Skinner)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全国性城市体系,只有区域性城市体系。这是从经济角度说的。我们习惯了从行政角度认识城市,认为存在全国一盘棋的治所城市体系,听他这么一讲,觉得很意外,但马上感到城市体系问题是复杂的。
北京通惠河玉河遗址公园
中国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历史城市,今天城市要现代化,一个麻烦的问题就出来了:怎样做到既有现代风貌,又保护好历史遗产?原则性的话好讲,问题都在具体个案上,面对一座具体的古建筑时,是拆还是留,往往有很大争论。所以现在这类问题已经不是空讲原则的事情,而是权力一方的抉择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在这类问题上能对权力方进行制约的机制。所以要看权力方的觉悟。
文汇报:人文地理学在国外似乎很火,比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那些研究。国内学者做的人文地理和他们有什么异同?可有能借鉴的地方?您一直强调人文地理学,要重视文化地理环境损失巨大这个问题。能否同时谈谈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关系?
唐晓峰:很多国家的确比我们更重视人文地理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几十年来就不重视人文地理学。1950年代受苏联影响,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些东西不是苏联影响,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是总体意识形态,我们强调科学,强调应用(主要是国家建设上的应用),地理学主要是围绕这两个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这两项。另外,我们把地理学限定在理科,容纳经济地理已经不容易了,那些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地理学没有必要管。前一代的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认识。现在青年一代地理学家的研究面宽了许多,比老一代人重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但还是受体制(理科式管理)限制,发展不快。我认为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
在美国,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很明确,所以地理系里有大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人文地理研究很活跃。大卫·哈维是地理学出身,但他完全不在意学科门类,只要是喜欢的问题,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就研究。他这样的人在美国也是极少数,但影响很大,属于学术界的正能量。
大卫·哈维
美国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是个复杂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这里只想谈一点感受。我在美国念书时,到图书馆找研究城市的书,先到史学类的书架找,怎么不多呢?又到地理类找,也是不多。后来到社会学书架去看,好家伙,全在这儿!这让我一下子明白城市的一个本质是社会性。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社会学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那套办法,然后结合地理学的空间意识,才能把城市人文空间的问题研究得深。
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地理学者惠特利(P. Wheatley),研究城市起源很有名,写过《四方之极》(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这部书。在1980年代,惠特利不仅是地理系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他的这个多重的学术职位,反映出他的学术特点,也可以理解他那部名著的特色。研究城市地理问题要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思考力。
历史地理学的致用,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
文汇报:您曾表示,地理学并非一个简单的客观记录,其思想的最高层有一个定向,就是对国土的定性、定向。您认为历史地理学在国家发展中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对过去的了解和学习,能为今天提供什么借鉴?
唐晓峰:地理最朴实的层面是日常地理知识,这是生活需要的,没有大方向的问题。但地理问题一旦提升起来,就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主要指人文地理学。既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就会有社会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大方向。我国古代的价值观在王朝体制上,地理学的发展也就在这个方向上发展,我称其为“王朝地理学”。到了现在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地理学就沿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于是发展也是地理学里面的硬道理。这是地理学的一个方面。但地理学还可以有另一个方面,即对理性、人性、和谐世界的追求,这是不能放弃的终极目标。作为学术的地理学,应该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标去修正人类一时冲动所干出来的事情。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地理学了。
唐晓峰在前海北沿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经世致用问题,不能是简单地到处求用,这样做,并不真的懂经世致用。什么事情可用,以什么方式来用,都要明白。我的体会,历史地理学的致用,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虽然有些历史经验是没有用的,但地理经验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地的稳定性,与地有关系的经验也相对稳定。知道过去的情况,对今天、未来都有参考价值。
举个例子,当年史念海先生做军事历史地理考察,就是受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的委托,很有实战意义。皮定钧将军说:“假定现在就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作为司令员,进入阵地,部队部署,粮草运输,作战计划,大致都已就绪,我要再听取一下,以前在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战争的两方各是由什么地方进军的?又是分别由哪些道路退却的?粮秣是怎样运输的?战地的用水又是怎样取得的?其中获胜者是怎样取得胜利的?而败北者又是怎样招致失败的?”(引自《河山集》四集“自序”)史先生是带着将军的问题来到一处处古战场的。所有的问题都具有现实性。
英国的达比教授也讲过欧洲的例子。“在1914—1918年的大战结束之后,所出现的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之一,就是鲍曼(Isaiah Bowman)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鲍曼博士现任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长,那时正是美国地理学会的干事。他的书是1924年出版的。名之为‘新世界’,其实却是讲的旧世界;副题曰‘政治地理’,但你打开书篇一看,其中却充满了早于1800年以前的参考叙述。为什么呢?因为地理学中的新问题,是生根在旧事之中的:波兰走廊、意大利北部边疆、捷克斯拉夫边疆、以及马其顿、西里西亚等问题,都不是1919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不参考以往的事实,就可加以讨论的。”(达比1946年2月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旧的地理是新的地理的基础。我们今天大讲“一带一路”,所用的概念难道不是来自历史吗?
相对来说,技术性的东西,不需要历史,例如引水路线,不需要古人告诉我们,拿现代仪器一测,清清楚楚。历史中的宏观地理大势,这是仪器测不出来的。例如,永定河的引水路线怎样走好,我们不需要古人说(虽然古人做过),现代仪器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但永定河在历史上糟糕的表现,却是需要历史地理研究告诉我们,引起我们警觉的。
历史地理研究还可以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这个方面的例子很多。国内一些省市邀请历史地理学者进入政府参事室工作,主要就是要他们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在欧洲,历史地理学者有较多的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机会,他们在研究与制定历史遗产保护法规上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文汇报:历史和地理知识,基本人人都有,但“具有知识”不代表“明白道理”。在刚面市的《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您也提到了“知识”和“道理”的区别,您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有怎样的收获?
唐晓峰: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一份历史地理标签,那就是祖籍。你可能根本没去过那儿,但你属于那儿。每个人也都愿意了解祖籍,这就是历史地理学习。历史地理离每个人并不远。
写《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是一个尝试,在少年儿童读物中还没有这个题目,他们能不能读进去,要看实际情况了。不过,至少,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个知识门类,有这样一种启发智慧的方式。地理里面有智慧,这是我最想让他们知道的,所以我反复讲,地理不光是知识,还有道理。道理离不开知识,知识要组合成道理才更有意义。
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我是外行,但总有一种感觉,那些让孩子看一本扔一本的书,并不是最好的读物。少年儿童应该有一些能够伴随他长久一些的读物,这样的读物会引导出一条知识路径。历史地理应该是一个吸引人的领域,这些知识不仅仅对孩子成长有益,对成年人,也可以在加深阅读中获得更深的对世界、社会、生活的认识。
文汇报记者 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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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作者:唐晓峰
策划出品:活字文化
2018年01月
唐晓峰:地名里不光有套路,还藏着文化的大灵魂 2019-03-22 13:13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汉语语言博大精深,从大江南北的众多地名就可见一斑:无论是江南的“桃花坞”“潇湘”“浔阳”“姑苏”,还是茫茫塞北的“酒泉”“天水”“楼兰”,无不朗朗上口,令人心生向往,并直观感受到其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听到各种各样并不那么悦耳的“奇葩地名”,比如北京的“奶子房”“骚子营”“珠窝村”,武汉的“黄泉路”,贵州的“六个鸡”……据说,在中国最有幽默感的区域东北,这种地名的出现密度最大。
其实,无论是“好听地名”还是“奇葩地名”,都向我们无声地言说着自己的历史。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在《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按照由来,将地名分为“原生态”和“非原生态”的两类。那些有高尚、优美、吉祥含义的地名,多是自上而下产生的“非原生态”地名;而那些异常接地气的地名,往往是形成于社会基层的“原生态”地名。而改名,常常是从原生态的词汇概念改成高层文化的词汇概念。
不仅如此,从中外地名在命名上的不同,也体现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地名与生态
文 | 唐晓峰
(摘自《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地名是一种地理记忆,有些地名含有明显的生态特征。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观察地名,可以看出两类,一类是原生态的地名,一类是非原生态的地名。原生态地名是在原来的生态(或者自然生态,或者文化生态)环境中,在社会的基层形成的。而非原生态的地名,是社会的上层,或者是文化人,或者是政治家所命名的,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往往有高尚的、优美的、吉祥的含义。先看一个地名单子:
十里堡、守陵村、杏坛路、张家湾、四眼井、铁狮子坟、人民路、柳林、归绥、承德、友谊关、石家庄、西四。
在这个名单里能看出哪些是原生态地名,哪些不是原生态地名吗?
十里堡,是原生态的。守陵村,守陵村在河北满城,那里果然发现了汉代的贵族大墓,算原生态的。
杏坛路,北京有很多人每天从杏坛路过来,进北京师范大学的西门,这个路的名字是原生态的吗?不是。
杏坛原是曲阜孔子上课的地方,虽然这个地名与北师大有吻合的地方,但杏坛路是自上而下有意识的命名,不是本地原生态推出来的。
张家湾,原生态的。四眼井,原生态的。铁狮子坟,原生态的。人民路,不是了。
铁狮子原是清朝贵族的镇墓之宝
原生态中没有“人民”这类社会概念。柳林,是原生态的。归绥,不是。承德,不是。友谊关,不是。友谊关在20世纪50年代叫镇南关,后来觉得这名字不好,妨碍中越友谊,于是改成睦南关,但仍觉得不平等,有以我为主的味道,最后改成了友谊关。它当然不是原生态的。
石家庄,原生态的。石家庄的人说,现在都成了大城市,成了省会了,名字还叫石家庄,不够档次,应改名。改名,常常是从原生态的词汇概念改成高层文化的词汇概念。
北京的西四,那里原来有四个牌楼,于是叫四牌楼。它在北京城西边,所以叫西四牌楼。东边还有东四牌楼。但是汉语里念起来最舒服的名字是两个字,于是流行“西四”“东四”的称呼。汉语里面叫一个字的地方也极少,一个字念起来很别扭。在人名上也是这样,叫一个字我们不习惯。
西四牌楼是西四的全称,它与皇城以东的东四牌楼相对称,是北京城两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和繁华商业街。1954年该地区展宽马路时,这四座牌楼被拆除。
不难看出,非原生态的东西是自上而下来的,甚至是外来的。原生态是在土壤(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非原生态的命名,不是从本地环境特征出发,而是常常用没有什么地方文化意义的普遍概念、大文化概念来命名。
下面,我们再从文化上来进一步观察地名。地名是人文地理的基本要素,是地图的主要内容。
地名除了有生态性,还有区域性、文化性、传播性。地名是一种依托大地的文化,展开地图,就看到大批地名。而品味这些地名,可以体会到它背后的文化、历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人看地图,特别喜欢看地名。
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地名有很大的差别。看美国地图,发现美国地名中有很多是人名,他们喜欢以人名作地名,如华盛顿、休斯敦等等。
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得名,此外,美国西北部也有一个华盛顿州,著名的《北京爱上西雅图》的西雅图就位于华盛顿州
在中国地图中,则没有多少用人名来作地名的。中山,是民国时候起的地名。北京的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抗战将领。在传统时代,在清朝以前的历史时代里,找不到用人名作地名的。尤其是县以上的地名,府城、州城、省城,我们看不到人名。在民间基层有姓氏地名,如张家庄、李家庄等,但“大地方”的地名中没有这样的。现在,石家庄从小地方变成大地方了,所以许多人提议要改名。
纪念抗战将领的赵登禹路
即使是基层地名,如张家庄、李家庄,赵家村、王家村,它是家族长期居住的地方,在命名时可以叫姓,但不能叫家族的某个祖宗,把祖宗的名字放到地名上,不行,只能是把姓氏放在地名里。这反映基层文化和家族居住历史,与居住体制有关系。
河南某地地名,很规整
中国古代更不能用帝王将相的名字作地名。美国流行这种做法,因为华盛顿伟大,华盛顿的地名到处都是。说首都华盛顿时必须加上D.C.,否则不知道是指哪里的华盛顿。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因为秦始皇伟大,把许多地名叫嬴政,因为汉武帝伟大,起一堆地名叫刘彻,唐太宗伟大,再起一批地名叫李世民,行吗?两个人对话,甲问:“您从哪来?”乙回答:“我从康熙那儿来。”“您到哪儿去?”“我到李世民那儿去。”这或者把人吓死了,或者把人笑死了。为什么中国人这样做就觉得可笑,但美国人这样做我们却不觉得奇怪呢?我们用的是文化上的“双重标准”。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中国,如果碰巧地名与皇帝的名字在某个字上重复了,那就必须要把地名里的那个字改掉,这叫避讳。比如北岳恒山,《史记》里面有时写作常山。为什么不叫恒山?因为汉朝第三个皇帝叫刘恒,就是汉文帝,从那时起,天下带恒字的地名都要改掉,于是恒山改作常山。汉代灭亡以后,常山又改回恒山。
位于山西大同的北岳恒山悬空寺
直呼名字是不尊敬吗?直呼其名,中国人认为不敬,但在美国则不然。美国人对无论多么敬重的人,只要关系稍微近一点,就不叫你姓,而直接叫你的名了。比如一个老师叫迈克·史密斯,他的姓是后面的史密斯。在学生与他熟悉了以后,就只叫他迈克。不这么叫,反而觉得生疏。中国人直呼长辈老师的名可不行,见了老师,一定要称呼老师的姓氏,后面再加“老师”或“先生”。
其实,地名文化不是小事,在里面可以抓出一个文化的大灵魂来。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用人名作地名?为什么中国人要避讳?直呼长辈、上级、尊者的名字为什么不礼貌?中国人为什么有了名字还要字、号?这里有一大套文化规矩。
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名都是历史地名,读到这样的名字,会想到古老的历史。比如邯郸,一提邯郸,我们就会想到赵国。扬州、开封也是古老的名称。中国这类地名很多,有些地名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比如洛阳、咸阳、太行山。
熟悉的地名,特别是家乡的地名,会给人带来亲切感,所以许多移民到了新地方却还喜欢沿用自己家乡的老名字。这样做,也可以清楚地告诉别人:我是谁。这类地名在老上海很多,比如广东街(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新广路)、无锡弄等。现在北京郊区有不少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如霍州营、解州营、黎城营等,那也是历史上移民的结果。那里的人都说:“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遗址碑
在世界史中也有移民地名,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时代,有许多地名被殖民者带到了殖民地,只是,为了区别老家,殖民地名字的前边往往加个“新”字,翻译成中文就是“纽(new)”字,地名前面带纽字的多半是这类名字。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纽约(NewYork),这里最早被荷兰人占领,称“新阿姆斯特丹”,后来被英国人夺了去,改称“新约克”,约克是英国原有的地名。中文把“纽约克”省掉一个音,变成纽约。近些年,大量华人到美国定居,在洛杉矶的一个地方,因为台湾人很多,俗称小台北,后来大陆人的数量超上来,又改称小上海。什么时候中国的某个地方俗称小纽约,中国就真的国际化了。
(摘自《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唐晓峰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京大学,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之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讲授《地理学思想史》、《中外城市建设史》等课程。著有《人文地理随笔》《文化地理学释义》等。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
唐晓峰 著
活字文化策划
2018-1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教授专为青少年读者撰写的中国历史地理入门图书,既有权威性,又深入浅出,通俗易读。全书以历史和地理的双重视角,讲述中国古老而伟大的文明进程。作者选取文明空间、地域社会、环境人文、乡土风俗、王朝变迁、地图与人等角度,以具体实例解读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的奥妙,并配以近百幅插图、地图,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让孩子在历史中认识中国大地,在地理上了解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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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5 13:51:35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历史地理离每个人都不远
谈文读史
2020-04-12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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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地理学界不重视历史地理学,但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地理学的国家。”唐晓峰在接受《文汇学人》访谈时说。他也谈到了学问的致用:“作为学术的地理学,应该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标去修正人类一时冲动所干出来的事情。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地理学了。”而历史地理学,恰恰可以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理解地的稳定性,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唐晓峰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知道这样一个知识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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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强调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就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在历史文献上下功夫,是一种损失 -

文汇报:您曾表示,很多历史事件,只有把地理加上了才完整明白,历史地理学不是不可以看成历史和地理的相加,关键看怎么“加”。可否请您谈谈,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唐晓峰:学科是学科,事实是事实,这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学术界划分学科,是一种权宜办法,当然也有助于分析和认识事情的多维性质。我们都知道,一个学科只是关注事情的一个侧面,历史是一个侧面,地理也是一个侧面,两个学科相加,就是两个侧面相加。它们原本就是合在一件事情上的,合起来当然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事物。简单说,历史加地理,就是把一件事情的这两个侧面合起来。所谓加得不好,就是把这件事情的历史侧面合到另一件事情的地理上去了。

当然,地理学家要有特殊的责任,要有特殊的能力,要明了地理侧面的价值、地理侧面的复杂性。专业的地理学家就是要深入观察并思考地理侧面的这些复杂性,这有助于对事情的理解。如果对地理侧面的复杂性想得很浅,就没有太大价值,也没有设立这个专业的必要性。地理意识,每个人都有,但要是没有超过常识性的地理意识,就不是一个好的历史地理学家。

即使在地理学内部,还可以分出不同的侧面,比如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等。我在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念书时,他们就强调不能只顾一个侧面,要求每个研究生必须钻研至少两个地理学的侧面,我当时除了历史地理学,还选了文化地理学。在资格考试时,两个方向都要考。另外,到美国大学的东亚系找工作,也不允许你只教一个国家的历史。当年雪城大学的同学王晴佳,为了这个,赶快补了日本史,才找到教职。

总而言之,不管做什么学问,你掌握的侧面越多,就越接近事实。但这是一件不容易把握好的事情,所谓专与博的关系,这是个老话题,不必多说了。

文汇报:如果说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过去”,与之对应的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就是“现在”。那是不是意味着,历史地理学不触及当下,现代地理学也不过问过去?

唐晓峰:是有这个情况,历史地理学不大注意当下,现代地理学也不过问过去。但这是一般性的状况。而一位深刻的人文地理学家,应该打通古今。古对于今的意义,说得较多,所谓“温故知新”。其实,今对古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换句话说,就是认识后面的东西,有助于解释前面的东西。例如对于甲骨商史的研究,许多都是用后面的事情(周代的),去破解商代刚刚露头的东西。考古学研究也常常这样。例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埋下的牛骨,就可以根据后世的祭祀活动,去确认那是一个祭祀坑或祭祀遗址。

当然,逆向考察历史也要注意,否则容易以成败论英雄,或者忽略历史的曲折性。还有,也容易用今天的价值观去选择历史主题,这也是会出问题的。例如研究地理学史,就要避免所谓“辉格史”的现象。

具体到历史地理学方面,尽管很多人不太关心今天的地理问题,但有一项是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那就是今天的地名。所有古代的地理事件都需要复原到今天的地理位置上。《中国历史地图集》因此要古今对照。地名的古今关系甚至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功。

除了地名以外,其实还有不少古今之间的关联问题。比如水系,我国平原地区的水系在历史上变化复杂,今天的水系状况可当作一个标准坐标。研究古代水系要说明白与今天水系的关系,而这种对照中还包含对变化的解释,这就更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地理这里,古今的关系是斩不断的。

文汇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地图在历史地理学中的重要性如何?从古到今,地图经历了一个精准化、科学化的过程,功能窄化,您觉得这对历史地理学有什么影响?

唐晓峰:历史地理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研究,两种方法是相互参照的。不过,只是这样讲大道理,用处不大。关键是要明白,当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二者的轻重会有变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该以文献为主的,就要好好看书;需要实地考察的,就积极出门。或者反过来,喜欢看书的,选文献题目;喜欢跑野外的,选实地工作题目,都不错。另外,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实地考察,又都有新方法、新技术出现,尤其是实地考察,新技术更重要。当年的地质学、生物学、气候学水平直接影响自然地理考察的水平。现在的遥感技术以及其他检测技术都可能打开一块新天地。

利用历史文献做研究,是研究中国各类历史问题都要具备的能力。有时候,由于强调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就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在历史文献上下功夫,这是一种损失。中国历史文献是很复杂的,并不是写了的就是材料,就是事实,就可以拿来用。即使不做历史研究,最好也保持对历史研究的阅读兴趣。好的史学论著,对研究历史地理问题,在基本处理史料方法、眼光、时代把握等方面都有帮助,加强这方面的造诣,肯定没错。

地图是地理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工具(地图本身也是一类研究成果)。研究的问题多了,地图的花样也随之增加。古代地图上的信息是珍贵的,虽然科学性差一些。使用古地图,用不着批评它如何如何不准,而是要善于在里面找出有价值的信息。每一幅地图都有主题,在主题表达上,按照作者自己的标准,都是达标的,达标就是一种准确。所以看古地图,首先要把握主题。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完成了许久以来关于编纂古今对照地图的愿望,是一个划时代的巨大成果。地图集主要表现的是全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布局(也有山脉河流),也是一套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底图,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展开各类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任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离不开它。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是一部区域历史地图集。区域综合研究,是现代地理学提倡的一种研究范式。在区域地理研究中,要将各类地理要素做综合考察,从而揭示区域综合地理体系的特点。北京是一个区域,在历史发展中,北京城的出现与壮大,是这个区域中引领性的地理事件,各类地理要素都在这个引领事件的发展中产生影响或发生变异。《北京历史地图集》就是力图展现这个全区域地理系统的历史变迁。当然,限于材料的局限,有些方面表述详备,例如水系、聚落、道路、城区;有些方面表述简略,例如植被、郊区、山区。这套历史地图集是侯仁之先生学术思想的一项实践,具有示范意义。

现在,有些专题历史地图集正在研编,这是历史地图的进一步发展,是学界的一个越来越重视的工作。GIS技术与历史地图研编的结合,也是一项重要创新,在这个方向上,会有越来越成熟的成果推出。



- 地理学的发展背景是文化传统与国情 -

文汇报:在中国地理学近代化的过程中,您认为有些传统的东西被置换了,也就是在引进西方地理学的过程中,被否定掉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传统的地理学有没有优势或者独特的地方?

唐晓峰:被置换的不是传统地理,而是传统地理学,是那个研究套路、解释系统被置换了。中国大地不可能被置换。历史中关于大地上各类地理信息的记载也没有被置换,相反,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西方现代地理学是在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双座引擎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曾经是陌生的,利玛窦讲的地球的真实面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等等,曾震动中国人的古老灵魂。中国传统的解释自然界的那一套,基本上被西方的现代地理学置换了。

但人文的东西就不那么简单了。虽然西方现代理论对于解释社会人文问题颇有其长处,但人文论证中包含文化论证,就这一部分来说,中国古人的一部分人文地理论证在今天依然有效。眼下是春节,千军万马的返乡大军在西方人文地理现象中是没有的,这是由中国的人文空间行为结构决定的。家乡的价值、家乡(一个地方)与春节(一个节日)的关系是文化大道理,而恶劣天气、交通状况、人的身心负荷、摩托车的拖载能力在此刻都是小道理。公路上壮观的返乡场面,显示了大道理的力量。

在地理研究这个方面,传统文化留给我们一项优势,那就是文字记录下来的材料极其丰富(有意记录的或无意记录的),在时间上,又延续数千年,这在外国很少有。在这些材料上形成的一些议题,是中国独特的。另外,一些传统地理学的解释原理(风水)、价值取向(山水审美),在今天都已经转化成独特的地理文化,它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山水审美文化。在今天,其文化意义还是很大的,规划建设里有很多项目还需要它们。

文汇报:当前国际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如何?在西方掌控全世界地理学主要研究范式的情况下,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后的前途和方向在哪里?

唐晓峰:我对最近外国的历史地理学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总的感觉是各国的学者都在研究各自的具体问题。研究自己的国家(地区)是历史地理学的一大特点。过去,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 C. Darby)基本上研究英国问题,美国的索尔(C. Sauer)也是研究美洲问题,加拿大的哈里斯(C. Harris)主编过《加拿大历史地图集》,美国的梅尼格(D. Meinig)教授,就研究美国。他在美国换过几个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研究当地的问题,换一个地方就换一个题目。外国学者中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很少。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较多些。



H.C. Darby



Carl Sauer

就整个地理学来说,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是在西方诞生的,没错。但是地理学本是一个具有区域独特性的学科,这主要是指主题特点,由于主题特点不同,又会发展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即使在西方,英国、德国、法国,还有新大陆的美国,地理学的特点都不同。这种情况早就表现出来了。法国充满人文精神,英国全球视野强(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德国重思想理论(康德一人身兼哲学家与地理学家。美国早期地理学家到德国去取经的很多),美国重文化。中国当下的地理学重环境、经济。总之,地理学的发展背景是文化传统与国情。

在中国,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地理学界不重视历史地理学,但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地理学的国家。我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的规模,无人可比。由于我国地理学界长期不重视社会、文化、人文的问题,而历史地理学揭示的许多问题都在这个范畴里,所以得不到地理学界主流的重视。这倒没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在整个学术界的影响范围,超过不少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其学科的价值并没有被埋没。

文汇报:最近复旦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刚刚出全,《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也出版了,还有哪些类似的、非常基础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中国历史地理学还有哪些值得投入的大方向?

唐晓峰:我们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最受关注的是以地理事件的门类为主线做纵向系统研究,在气候、政区、人口、农业方面的纵向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这类研究在地理学中称作部门地理学。与其相区别的还有综合地理学,或可操作性强一些的区域地理学。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受关注度不如部门研究。因为区域研究只涉及一个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感兴趣。而那些部门研究,既覆盖全国,又纵贯历史,关心的人当然多。这些研究也具有基础研究的性质。有学者提出做断代历史地理研究,这也是一个重要选题。过去强调达比的“系列剖面”的方法,侧重变迁研究,而做一个时代的综合地理研究也是地理学的一个学科的特点,地理老师不是总说“我们是做综合的”嘛。

其实,个案研究总是学术工作的基石,这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很多,主要是论文的形式。有些热门问题,在学术史上反复被关注。现在历史地理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好,刊物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当然,良莠不齐,这是正常的。如何提高个案研究的水平,有一点,就是要有跨学科的能力,即前面说过的,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变为以问题为中心,为了深入剖析问题,该借助什么学科,就去启用什么学科,不怕“串行”。就像研究经济地理问题,必须借助最好的经济学来加强分析力度,否则地理特征叙述完了,经济的深度却没出来。

我个人比较关注地理学思想史的问题,这是理解一门学术的必要途径。研究地理学思想,不是只看地理学家自己的东西,还应该在大背景下来理解地理思想,地理思想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能割裂。最近,格拉肯(C. J. Glacken)的《罗德岛海岸的痕迹》被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很值得阅读,格拉肯要尽可能展现历史上欧洲人环境意识形态的全景。多年前在雪城大学时,有个美国同学跟我说,只有真正的学者才会读这本书。我想,写都写了,还怕读吗?今天这本书全文被翻译成中文,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 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 -

文汇报:您是学考古出身,怎么看待考古学在历史地理学中的作用和价值?有人说,城市考古的目标就是为了还原城市面貌,但在还原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实际发挥基础作用的仍然是历史资料和图像,考古所得的作用非常有限。您怎么看?

唐晓峰: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很密切,只有这两门学科的学者最关心大地上的人类遗迹,他们可以肩并肩地做野外考察,许多遗迹信息对两门学科都有用。当然最终思考的方向不同,结论不同。现在这两门学科的合作越来越多,甚至生出了自立门户的“后代”,比如环境考古学。

有些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对考古学的依赖大一些,比如古代城市研究。首先是城市位置,城址遗存的发现是决定性的,比如西周北燕的分封,其都城所在,就是由考古发现一锤子定音: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没有发现之前,曾有各种猜测,都落实不了。城市历史研究,方面很多,有些问题只有书里讲,像城市各个部分的名称、历史事件与城市的关系等等,另有些问题却只能到现场看,像城市各个部分的规模与方位,即所谓硬件部分的状况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还包括城市周围的环境要素,尤其是一些产生直接影响的地理要素,像地貌、水系、交通等,这也需要到现场看。

所以没有必要说哪门学科最重要,没有前提地讲这类话,都是无意义的。谁重要谁不重要,是问题决定的。研究明清北京城,考古不重要。研究上海,考古更不重要。但是研究殷墟呢?我们最好多讲学科合作,不讲学科分家。

文汇报:中国古代城市地理有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在现今城市建设普遍强调保留历史记忆、保护历史遗存的背景下,我们怎么对待传统经验和特色?

唐晓峰:历史地理学一般研究城市的两类体系,一个是环境体系,另一个是规划建设体系。环境体系是因地而异,没有一套完整通用的体系。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倒是有较一致的体系特点,那主要是指都城建设。如果把《考工记》中讲的那段话做一个抽象的归纳,可以作为都城规划体系的要点,即方正外形、正相交的街道格局(英文称grid)、中轴对称、朝宫居正位。

今天的城市建设不可能再遵循《考工记》的原则,但在一些文化特征上,可以保留传统风格,这也包括社区格局。北京的胡同社区、院落形态都有保留价值。街道景观也可以采用传统要素,如牌楼、灯饰等。

城市还有一个体系,即城市群构成的体系。古代城市那么多,不会是一盘散沙,但是体系的问题又不是凭外观就可以说定的,需要用社会科学的各种判断方法去揭示体系中的机制。外观可以类似,但性质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运河两岸的城市,因为运河具有社会体制特征,其沿岸的城市可以成为体系。但是天然河流两岸的城市就未必,因为天然河流不一定具有社会体制功能。所以,城市体系存在与否是需要论证的。目前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对于单个城市区域的研究比较成熟,而关于城市群的体系的研究并不理想。几十年前读施坚雅(W. Skinner)的研究,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全国性城市体系,只有区域性城市体系。这是从经济角度说的。我们习惯了从行政角度认识城市,认为存在全国一盘棋的治所城市体系,听他这么一讲,觉得很意外,但马上感到城市体系问题是复杂的。

中国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历史城市,今天城市要现代化,一个麻烦的问题就出来了:怎样做到既有现代风貌,又保护好历史遗产?原则性的话好讲,问题都在具体个案上,面对一座具体的古建筑时,是拆还是留,往往有很大争论。所以现在这类问题已经不是空讲原则的事情,而是权力一方的抉择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在这类问题上能对权力方进行制约的机制。所以要看权力方的觉悟。

文汇报:人文地理学在国外似乎很火,比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那些研究。国内学者做的人文地理和他们有什么异同?可有能借鉴的地方?您一直强调人文地理学,要重视文化地理环境损失巨大这个问题。能否同时谈谈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关系?

唐晓峰:很多国家的确比我们更重视人文地理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几十年来就不重视人文地理学。1950年代受苏联影响,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些东西不是苏联影响,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是总体意识形态,我们强调科学,强调应用(主要是国家建设上的应用),地理学主要是围绕这两个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只重视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这两项。另外,我们把地理学限定在理科,容纳经济地理已经不容易了,那些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地理学没有必要管。前一代的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认识。现在青年一代地理学家的研究面宽了许多,比老一代人重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但还是受体制(理科式管理)限制,发展不快。我认为缺少文化地理,就弱化了对中国大地的文化属性的论证与捍卫能力。

在美国,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很明确,所以地理系里有大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人文地理研究很活跃。大卫·哈维是地理学出身,但他完全不在意学科门类,只要是喜欢的问题,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就研究。他这样的人在美国也是极少数,但影响很大,属于学术界的正能量。

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是个复杂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这里只想谈一点感受。我在美国念书时,到图书馆找研究城市的书,先到史学类的书架找,怎么不多呢?又到地理类找,也是不多。后来到社会学书架去看,好家伙,全在这儿!这让我一下子明白城市的一个本质是社会性。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社会学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那套办法,然后结合地理学的空间意识,才能把城市人文空间的问题研究得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地理学者惠特利(P. Wheatley),研究城市起源很有名,写过《四方之极》(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这部书。在1980年代,惠特利不仅是地理系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他的这个多重的学术职位,反映出他的学术特点,也可以理解他那部名著的特色。研究城市地理问题要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思考力。

- 历史地理学的致用,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 -

文汇报:您曾表示,地理学并非一个简单的客观记录,其思想的最高层有一个定向,就是对国土的定性、定向。您认为历史地理学在国家发展中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对过去的了解和学习,能为今天提供什么借鉴?

唐晓峰:地理最朴实的层面是日常地理知识,这是生活需要的,没有大方向的问题。但地理问题一旦提升起来,就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主要指人文地理学。既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就会有社会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大方向。我国古代的价值观在王朝体制上,地理学的发展也就在这个方向上发展,我称其为“王朝地理学”。到了现在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地理学就沿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于是发展也是地理学里面的硬道理。这是地理学的一个方面。但地理学还可以有另一个方面,即对理性、人性、和谐世界的追求,这是不能放弃的终极目标。作为学术的地理学,应该有能力用最理想的目标去修正人类一时冲动所干出来的事情。中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地理学了。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经世致用问题,不能是简单地到处求用,这样做,并不真的懂经世致用。什么事情可用,以什么方式来用,都要明白。我的体会,历史地理学的致用,主要还是提供比较宏观的历史经验。虽然有些历史经验是没有用的,但地理经验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地的稳定性,与地有关系的经验也相对稳定。知道过去的情况,对今天、未来都有参考价值。

举个例子,当年史念海先生做军事历史地理考察,就是受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的委托,很有实战意义。皮定钧将军说:“假定现在就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作为司令员,进入阵地,部队部署,粮草运输,作战计划,大致都已就绪,我要再听取一下,以前在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战争的两方各是由什么地方进军的?又是分别由哪些道路退却的?粮秣是怎样运输的?战地的用水又是怎样取得的?其中获胜者是怎样取得胜利的?而败北者又是怎样招致失败的?”(引自《河山集》四集“自序”)史先生是带着将军的问题来到一处处古战场的。所有的问题都具有现实性。



史念海(1912—2001),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英国的达比教授也讲过欧洲的例子。“在1914—1918年的大战结束之后,所出现的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之一,就是鲍曼(Isaiah Bowman)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鲍曼博士现任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长,那时正是美国地理学会的干事。他的书是1924年出版的。名之为‘新世界’,其实却是讲的旧世界;副题曰‘政治地理’,但你打开书篇一看,其中却充满了早于1800年以前的参考叙述。为什么呢?因为地理学中的新问题,是生根在旧事之中的:波兰走廊、意大利北部边疆、捷克斯拉夫边疆、以及马其顿、西里西亚等问题,都不是1919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不参考以往的事实,就可加以讨论的。”(达比1946年2月在利物浦大学的演讲)旧的地理是新的地理的基础。我们今天大讲“一带一路”,所用的概念难道不是来自历史吗?



美国地理学家Isaiah Bowman(1878—1950)

相对来说,技术性的东西,不需要历史,例如引水路线,不需要古人告诉我们,拿现代仪器一测,清清楚楚。历史中的宏观地理大势,这是仪器测不出来的。例如,永定河的引水路线怎样走好,我们不需要古人说(虽然古人做过),现代仪器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但永定河在历史上糟糕的表现,却是需要历史地理研究告诉我们,引起我们警觉的。

历史地理研究还可以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这个方面的例子很多。国内一些省市邀请历史地理学者进入政府参事室工作,主要就是要他们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在欧洲,历史地理学者有较多的参与城市规划建设的机会,他们在研究与制定历史遗产保护法规上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文汇报:历史和地理知识,基本人人都有,但“具有知识”不代表“明白道理”。在刚面市的《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您也提到了“知识”和“道理”的区别,您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有怎样的收获?

唐晓峰: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一份历史地理标签,那就是祖籍。你可能根本没去过那儿,但你属于那儿。每个人也都愿意了解祖籍,这就是历史地理学习。历史地理离每个人并不远。

写《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是一个尝试,在少年儿童读物中还没有这个题目,他们能不能读进去,要看实际情况了。不过,至少,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个知识门类,有这样一种启发智慧的方式。地理里面有智慧,这是我最想让他们知道的,所以我反复讲,地理不光是知识,还有道理。道理离不开知识,知识要组合成道理才更有意义。

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我是外行,但总有一种感觉,那些让孩子看一本扔一本的书,并不是最好的读物。少年儿童应该有一些能够伴随他长久一些的读物,这样的读物会引导出一条知识路径。历史地理应该是一个吸引人的领域,这些知识不仅仅对孩子成长有益,对成年人,也可以在加深阅读中获得更深的对世界、社会、生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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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5 18:14:25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历史上的流泉与北京城播报文章


北京印迹inBeijing
发布时间: 20-03-1821:21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名城保护·大家谈


岁末年初,“名城保护·大家谈”首期活动成功举办。7位活跃在名城保护一线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这一主题,结合自己的研究与实践,向大家讲述北京故事、展现北京文化。7位专家学者的演讲内容将陆续于“北京印迹”平台上发布,邀更多人一起探索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共同保护北京、发展北京,一起擦亮古都金名片!



05:00




历史上的流泉与北京城




唐晓峰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


感谢有难得的机会和大家谈谈对北京城非常有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题。今天,我演讲的题目为《历史上的流泉与北京城》。


如今,对于城市发展的观念意识不断更新,“人居环境”便是一种认识城市发展的新观念,它包含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和本地区环境有一个内在联系的理念,即一定是在具体的各种环境要素的支撑下,这个城市才能顺利地发展。因此,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要有环境生态意识,要尽可能地把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好的生态体系保留下来。今天的题目就含有这样的角度和意义。


首先一起来看地图,这是北京地区的地形图。中间的红色部分是北京城所在的位置,图上表现了北京地区的五大水系。从东边,也就是从图的右边看,第一个是泃河水系,流经平谷,在北京境内的段落不是很长,所以名气不大,但其实也很重要,泃河流域有很重要的考古学的遗址,比如上宅遗址;泃河的西边是潮白河,潮白河的西边是温榆河;往左下方看,北京城的西边是著名的永定河;图的最左下方是拒马河,拒马河在北京地区同样段落不长,但在拒马河流域也有很重要的考古学遗址发现,就是琉璃河遗址,这是燕国最早的都城。




在了解了五条大河之后,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城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是主要靠这五条大河所提供的地表水?


五条大河不能给北京城提供地表水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北京城的位置相对较高,这些河流的水上不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水势不稳定。有一条河——永定河,它出山的位置比较高,有可能把水引向北京城,但这条河流的水性有问题,暴涨暴落,夏季会突发大洪水,连带着泥沙和水患都来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历史上人们确实想试着利用永定河的水,金代和元代都曾试着实现这个想法,但都以失败告终。


那么北京城的地表水怎么办?历史上便于北京城市利用的稳定的地表水,主要来自西部的地理位置较高的流泉。原来北京城的地表水是靠泉水来供给的。一起来看下面这张地图。这张地图上,山前有一片海拔高于北京城的浅绿色地带,这些浅绿的地带就是泉水溢出带,泉水出来以后流成了小河,所以说是流泉。流泉到了一个低洼的地方会形成湖泊,湖泊满了以后再接着往下流,这样的水系就叫做流泉水系。我在这些浅绿的地带画了两个红圈,红圈部位的泉水在历史上对北京城的意义最重要。一个是北京的西边,具体讲就是北京西山玉泉山一带,那里泉水特别旺盛,北京城主要依赖它而发展。再往北边比较远的是昌平地区,昌平地区也有一些泉水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历史时期北京地区流泉很多,与城市历史发展关系密切的主要流泉水系有:莲花池流泉水系、高梁河流泉水系、玉泉山流泉水系、万泉河流泉水系、白浮泉流泉水系。我们看一看它们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说莲花池流泉水系与蓟城。蓟城是北京城的前身,我们今天讲北京城有三千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所谓的三千年建城史就是从蓟城开始的。蓟城的位置刚好在小河的旁边,这条小河就属于莲花池流泉水系。




莲花池虽说叫池,其实它是一个天然湖泊。从莲花池出来流向东南方向的一条河,古代叫洗马沟,莲花池水通过洗马沟流入蓟城的护城河。因此,蓟城所需要的地表水就是从莲花池获得的。蓟城和莲花池的关系,在著名的历史文献《水经注》中有记载:在蓟城西边有“大湖,湖有二源,水倶出县西北,平地导泉,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此书的作者郦道元感慨,这个湖泊在战国时代就已经与蓟城建立了联系。


关于莲花池,有一个直接关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例子。莲花池旁边的大楼现在是西客站,当时西客站在修建的时候,原本的设计是要把莲花池填掉,然后在上面修建西客站的一部分。在推土机已经开始推土作业,莲花池就要被填埋之时,有一位非常关心北京城历史遗产保护问题的老先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明确表示反对。他给北京市领导讲述莲花池的历史意义:它是北京城最初依赖的水源,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我们对这个小湖泊要尽可能的爱护,不能抹去这样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遗迹。北京市领导接受了侯先生的建议,下令修改建设图纸,把莲花池保留下来。于是推土机开始反着推土,把填埋的部分再推出来,继而又把这个地方改造成莲花池公园。莲花池公园是北京城三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见证,也是当时蓟城人居环境生态系统的有力证明。




在莲花池流泉水系上建立的城市,从周代的蓟城,一直发展到金代的中都城。金朝开始把这座城市作为都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北京城800多年的建都史,就是从金朝开始的。金中都是莲花池流泉水系最后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城市。由于是一个大王朝的都城,围绕金中都城产生了漕运的需求。建立漕运系统,开挖漕渠不难,但漕渠对水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漕运的渠道几乎每日都有船运,所以需要有稳定的水量保留在渠道里,才能维持漕运的功能。


怎样扩充漕渠的水源?原来金中都利用的是莲花池的地表水,其水穿城而过。后来随着对水量需求的增大,特别是人工漕河——闸河的修建,需要有更多的地表水源满足漕运的需求,金代开始向城的北面寻找新的水源。比较近便的地表水源地就是上面提到的高梁河流泉水系,金代开引了人工水渠把它连接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金朝人进而发现,更北的地方还有一处旺盛的水源,就是玉泉山流泉水系。这个地方有一个天然的湖泊,是这个流泉集结起来的湖泊,它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在古代叫瓮山泊。于是金朝开了一条人工的渠道,从瓮山泊引水南下,接上了高梁河,进一步解决了水源的问题。可以看出,金代做了一个从远处寻找更多水源的努力,而寻找到的适合水源都是泉水。




历史再翻过一页,北京城又进一步壮大,这次的壮大使北京城成为版图极其辽阔的大王朝即元朝的都城,它要管理的范围不但包括原来的中原地区,还包括北方很远的蒙古地区。我们都知道这座大城是在忽必烈时代建立起来的,当时叫元大都。元大都城并不是建在原来的莲花池水系上,而是向东北方向移动了一段距离,改建在高梁河流泉水系上,并将流泉湖泊纳入城区、大内。这些湖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积水潭、后海、什刹海、北海、中海的前身,它们原来是高梁河流泉水系在低洼地聚集而成的天然湖泊。这样,在元代,北京地区有两座城池,一座是莲花池水系上的旧城,主要为社会底层百姓的居住;另一座是高梁河水系上的庞大的大都城,皇宫、官府、上流人物都在这里。




我们在元大都城规划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情况,在城市的中心,甚至在皇宫大内的中心,有了一片辽阔的水面,皇宫里最主要的三个宫殿都布置在湖的两岸。这种情况在此前中原都城里面是基本没有的,体现了来自干旱地带的蒙古民族对水的特别喜爱。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大都城(包括后来继承了这个位置的明清北京城)为中心的新的生态系统的诞生,除了城市周边水源系统的变化,即从以莲花池水系为主转移到了以高梁河水系为主,在城区范围内,也出现了广阔的地表水面,这在改善城区小环境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元大都是全国都城,所需漕运规模远大于金中都。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在元大都建设的时候,有两个人物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是刘秉忠,他是这座都城的规划设计者。历史上西方人的都城发展大多是走一步建设一步,最后的城市模样是不规则的。而元大都城是一次规划,一份图纸,一次建设;另一个人物是郭守敬,他受命解决水的问题,当时建设都城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漕运渠道的水源问题。漕运渠道的水从哪里来?元朝的人也想到了永定河,实验之后失败了。


郭守敬后来沿着西山边缘进行了仔细的实地考察,发现沿着西山的山脚有许许多多的流泉,所以他决定从最北部的比较大的白浮泉开始修建人工渠道。这条人工的水渠,避开低洼地婉转延伸,把西山脚下大大小小的流泉全部汇聚其中,然后流入瓮山泊,瓮山泊水可沿着金代的水道流入大都城,最终经过三海注入东边的运河,这条运河在元朝有一个著名的名字——通惠河。从白浮泉到通惠河,这个水利系统的建立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在元代,基本上解决了通惠河用水的问题,可以保证漕运的畅通。




水系的重新建立也引起了环境的变化,原本流向低洼地的泉水被截断以后,那些低洼的地方开始变得干燥,于是人们来到这里开发农田,建立村落。研究北京古村落的人发现,北京西北方的村落不少都是元朝开始建立的。北京其它地方发现的古村落时代可以很早,有唐代的村落,但这个地区的村落都是元代的。因此,可以看到由于水利工程引起了地方生态的变化,促进了一些新的发展,包括村庄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大运河,实际上最后形成于元代。而这个大运河北面的一段,也就是大都城到通州的这段,是依靠西山泉水的支撑才最后完成了大运河体系的完整运转。今天的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当我们纪念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不能忘了西郊泉水的功劳,不能忘了白浮泉等流泉对大运河体系的完成起到的关键作用,它应该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值得纪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思想让我们把一件事情变成一个大的体系,一个地区里的各种因素一同发挥作用,才能完成历史的发展。我们今天必须得有这样的认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要有系统性的保护意识,而不是对孤立的一桩事物、一件东西的保护与纪念,需要有整体感。现在强调北京城的整体保护规划,实际上也应该包括这样的内容。


元朝以后是明朝,明朝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动作。到了清朝,开始大规模治理西郊水系,修建皇家园林区——三山五园,开挖水库(侯仁之先生说昆明湖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真正的水库),完善对西郊流泉的治理与利用。


今天去香山植物园,可以看到一条保护下来的清代引用西山小泉水所开凿的石质水槽遗存,它非常小,说明十分微小的泉水在清代也被搜集起来汇集到大的水系里去,加以利用,说明当时清朝人已经到了如此渴求水源的地步。




昆明湖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巨大水库,水要按照计划使用。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呢?昆明湖的南边有一个闸,这个闸控制着向北京城内的流量。湖北面有一个出口,是在水量过多的时候排水。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出水闸口,是供应昆明湖和玉泉山这一带的皇家稻田,稻田用水因时而变,要人工控制,所以昆明湖水还有灌溉周围稻田的用处。皇家稻田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景观,我们今天在恢复西郊传统文化景观的时候,也在努力恢复稻田。稻田也是利用泉水的一个重要侧面。




清代的举措一方面是把泉水进行搜集,另外一方面也认识到泉水的重要性,所以清朝对于流泉表示了一种尊重——修建泉宗庙。泉宗庙位于原万泉庄村西南,清乾隆年间这里有泉眼31处,庙内28眼,庙外的3眼,故有“万泉”之誉。乾隆皇帝下令给泉水修庙,可见当时的人们充分意识到了泉水的重要意义。据说泉宗庙修建的图纸——样式雷的规划图至今还保存着。今天,虽然泉宗庙已经不存在了,但地名记忆犹在。历史地名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包括对历史地名的保护。




考察流泉与北京城的关系,我们会意识到,生态建设是北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进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需要认真做好的部分。近些年,北京西部的流泉数量大为减少,我们应该积极开展保护流泉的工作。为了保护甚至是恢复古代的泉水,我们要努力做好一些生态方面的工作:比如加强地表植被保护,增大地表含水量及地下水补给量;禁止山地随意采石,维护山区地下水文的通畅;宣传流泉的历史价值,认真保护古代渠道遗址等。


现在的通惠河非常好看,也非常壮观,有的地段很动人。大家到原来二闸那个地段,站在桥上,可以看到水下的船闸,那是当年通惠河的船闸,现在由于地表高度的变化和水面高度的变化,当年在地面的船闸现在已经沉到水下了,但依然在原来的位置。


现在,北京市提出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碧水蓝天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目标。那么,在建设今天的北京城生态环境的时候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应该继承历史中优秀的宝贵遗产,让这座城市在新的环境中依然顺利地发展壮大。如今有了南水北调的巨大工程,古人想不到的新水源已经连接到北京城,从环境生态上来讲,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时期北京城走过的道路。


谢谢大家!


文章根据唐晓峰于“名城保护·大家谈”活动演讲整理;文中所有图片均来自唐晓峰演讲PPTPPT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作交流使用,如有侵权,请联系平台删除文章仅代表专家本人观点,不代表“北京印迹”平台立场本文版权归“北京印迹”平台和演讲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联系“北京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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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5 18:23:13 | 显示全部楼层
No.678 唐晓峰 | 司马迁如何划分天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201/13/17594866_7269235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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