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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 孙俊1,2, 潘玉君1,3, 武友德4, 赫维人1 2014年 69卷 9期 摘要 关键词: 地理学史研究; 科学史; 知识史; 科学观; 科学史观; 编史性质; 叙事模式 1 引言 自20世纪初赖特 (John K. Wright) 呼吁研究地理学史以来[1], 地理学史研究文献逐渐增多, 到20世纪80年代已蔚为可观, 此后更为重要的是编史方法论问题了[2, 3]。当前地理学史编史方法论有两条比较重要的主线：一条是对传统编史方法论的反思, 这条主线主要是对地理学史辉格主义倾向的批评, 尤其是针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史所假定的欧美地理学标准、国际主义和强纲领式的“ 古代思想的现代解读” [4, 5, 6]。这条批评性的主线导致了将地理学视为反映社会文化观念的“ 历史语境主义编史方法” [7](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historiographical metodology), 平衡跨文化研究中还原论与建构论双重意义的“ 格义” 和“ 反向格义” 方法[8], 弥合进步的、成功的、理性的实证主义编年史线性谱系 (linear genealogies) 忽视其他部分的“ 反事实方法” (counterfactual approach) 等[9]。
另一条主线是试图从元科学(science studies)中寻求新的研究方法, 比如利文斯通 (David N. Livingstone) 呼吁地理学史家关注一般科学史[5], T J.巴恩斯 (Trevor J. Barnes) 将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引入经济地理学史研究[10, 11, 12], 温赖特 (Steven P. Wainwright) 将S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研究方法论引入地理学[13], 孙俊引入语境论以解释中国地理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演变等[14],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理学史研究与一般科学史研究方法论脱节的问题。
两条主线的共同特征是消解实证主义地理学史的普世性和超历史性 (激进地是无历史性) 价值标准, 试图说明地理学在本质上与社会文化是一个关联性统一体, 地理学史必须反映地理学与人、地方、社会和历史的关系。由是, 本文将阐述当前两种主流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的区别与意义, 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 本文以对中国学者具有足够影响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为文本, 分析其科学地理学史范式的由来, 然后结合对科学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的反思阐明其特征和不足; 另一方面, 集中于知识地理学史的兴起, 这主要是基于对科学地理学史的批评, 并比较说明了其有益启示。
本文采用的是编史学的方法论, 关注地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史领域的“ 哲学、理论和方法论” [15]3。这样的工作国内外主要有美国地理学知识领域演变的研究[16], 唐晓峰[8]和孙俊等[14, 17]对中国地理学史编史方法论的认知, 这些研究将会在下文提及并归类。本文所用的“ 科学地理学史” (science history of geography) 指的是以现代地理学为参照系的编史方法论, 在这个编史方法论中暗示了地理学的“ 科学背景” , 建构的历史必然地属于科学的发展史, 其目的是建构狭义的“ 科学地理学” 的发展史; “ 知识地理学史” (knowledge history of geography) 指的是将地理学置于不同语境的编史方法论, 并不要求从科学的标准出发来编史, 其目的是解释地理学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实际意义。在这个意义上, “ 科学地理学史” 是“ 知识地理学史” 之一种。在地理学作为一套知识体系的层面上, 唐晓峰将其分为具体的地理学知识、概念化地理学知识的地理观念、系统化地理观念的地理学理论三个层次[18]5, 若用这三个层次来套的话, 科学地理学史表现为一种“ 自上而下” 的历史设计 (historical design), 而知识地理学史则是一种“ 自下而上” 的诠释。
2 科学地理学史的由来及局限 2.1 科学地理学史的由来 能够归入科学地理学史的著作, 包括国内学者所熟知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由于中译版本书名不同, 下文将以全称指该著, 以《地理学思想史》指詹姆斯版本[19], 以《所有可能的世界》指马丁版本[20]), 该著被称为是“ 教科书式的编年史 (textbook chronicles)” , 指的是不强调地方性的“ 非地方主义者” (non-regionalists) 的历史[4]; 以及迪金森 (Robert Eric Dickinson) 和霍华斯 (Osbert John Radcliffe Howarth) 所著《The Making of Geography》[21]、迪金森所著《The Makers of Modern Geography》[22]、弗里曼 (Thomas Walter Freeman) 所著《A Hundred Years of Geography》[23], 被利文斯通称为是一种“ 辉格主义” 地理学史, 是以现代地理学的标准来评价、书写的地理学史, 与书写历史的合法性有联系的是一种地理学“ 进步” 的国际主义重构, 是一种选择性的、歪曲的、理想化的历史[5]; 梅休 (Robert J. Mayhew) 的意见则还包括麦金德 (Halford J. Mackinder)[24, 25, 26]、哈特向 (Richard Hartshorne)[27]和索尔 (Carl O. Sauer) 的论著[28], 并称其编史方法论为“ 本质主义” [29]。
科学地理学史并不是科学史的例外, 相反, 其从科学编史方法论那里继承了足够的思想, 但至今未有系统的论证, 下文以《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详细论述。当然, 由于该著的作者并不像约翰斯顿 (Ron J. Johnston) 和克拉瓦尔 (Paul Claval) 那样对他们的编史方法论给出了足够的思想来源[30, 31], 以便读者能对其编史方法论进行足够的论证(比如约翰斯顿的著作[32]), 因此, 需要充分考虑其与一般科学编史方法论的共通内容。
科学编史方法论在根本上肇始于科学史学科的创建人萨顿 (George A. L. Sarton)。萨顿有很大的抱负, 他说：“ 科学的存在和它那惊人的一致性, 同时证明了知识的统一性和自然界的统一性。科学的建立过去是, 现在仍然是不同民族的、不同国籍的、不同信仰的、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 [33]。他试图将科学的进步视为人类进步的核心, 并创造了他的“ 新人文主义” 。与这种抱负及情感不协调的是, “ 萨顿式” (Sartonian) 科学史往往被贴上很多看起来消极的标签, 比如“ 辉格主义” (Whiggism)、“ 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科学主义” 、“ 编年主义” (anachronism)、“ 进步主义” (triumphalism)、“ 现代主义” (presentism)、“ 欧洲中心主义” (Europe-centralism)、“ 欧美中心主义” (Anglo-American centralism or Euro-American centralism) 等。这正如后来学者所总结的：“ 在前库恩式的科学编史学中, 科学被整体上看成是进步的主要例证……这种进步式科学编史学的主要特征是给予真理、本质、原因和合理性这些少数的知识概念优先权。典型地, 科学被理解成一种通向自然世界的真理方向。” [34]因此, “ 科学没有国界” 是“ 萨顿式” 的科学史一条“ 四海皆准” 的铁律, 通过萨顿的“ 新人文主义” 建立起了一种科学的“ 新国际主义” , 世界不同地方的科学被平直地划在“ 百川归海” (many rivers, one sea, or oceans of European science) 范围内, 只有一种科学是普遍的, 那就是欧洲近代科学, 其他地区的科学只是在为其作准备而已, 甚至入不了这个主流。
“ 萨顿式” 的科学史暗含了科学在欧洲建立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以欧洲科学中心为起点, 科学向非欧洲地区填充, 形成“ 欧洲— 边缘” (European-Periphery, or centre-periphery) 叙事结构。这种结构中, 两个典型的研究领域是“ 接受性研究” (reception studies) 和“ 殖民研究” (colonial studies)[35]。其中, “ 殖民研究” 的代表人物是萨顿的高徒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其“ 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是“ 殖民研究” 的经典文本, 在该文中他将现代科学由欧洲传向非欧洲国家用三阶段模型来建构了一条历史线索：第一阶段, “ 非科学社会” 成为了欧洲科学的资源, 主要地是欧洲人将非科学国家的自然史、地理学与天文学等知识带回欧洲评估利用; 第二阶段是一个“ 殖民科学” (colonial science) 阶段, 非科学国家的科学训练、建制和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主动或被动地由科学中心 (即欧洲科学国家, 下同) 文化所塑造; 第三个阶段, 非中心国家开始独立地从事“ 西方科学” 研究, 实际上是欧洲科学移植过程的完成阶段[36]。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虽然没有提及萨顿, 但可以判断为一部典型的“ 萨顿式” 地理学史。除前述学者的批评外[4, 5], 实际上, 从科学标准到编史方法论,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都与“ 萨顿式” 科学史毫无二致。翁齐浩曾说《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是按库恩 (Thomas Kuhn) 的“ 范式” (paradigm) 理论来撰写的, 但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证据[37]。实际的原因是, 首先, 该书以“ 一套能被一批学者所接受的概念或者形象体系, 同时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提出问题和寻找答案的方法” 为纲来组织叙事框架[18]中3, 也就是坚持了前库恩式的科学标准。其次, 在科学史观方面, 该书声称：“ 在某些时期, 当辉煌的直觉知识闪现出明亮的光彩时, 新的重大的概念就提出来了。作为假说提出的新概念引起了一阵新的实验性观察, 因为这些概念常常扩展了人类感觉的范围。新的观察可能表明了一个假设的不合理, 于是它就被一个新的假设所推翻, 或加以重要的修改。这些时期是重大的进步时期” [18]中7, 地理学就是通过这些时期发展的, 主要包括希腊时期、16-17世纪、二战时期三个革命性的时期[18]中8。这里的科学史观主要是库恩的, 因为库恩与萨顿科学史观的根本区别是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通过革命而实现的, 而萨顿的科学史是累积进步的历史[38]。
因此,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中没有看到与库恩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相左的地方。库恩是科学史中“ 萨顿式” 与后来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的分界点, 那么为何《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还会陷入“ 萨顿式” 的编史方法论中?实际上, 库恩是科学史研究的哲学传统和社会学传统的桥梁。科学史的社会学转向始于默顿所建立的科学社会学, 特别地是默顿1942年所建立的“ 默顿规范” (CUDO：commonality or communism, universalism, disinterestedness, organized skepticism)[39], 沿袭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观, 并且注重社会建制研究, 未对科学内容“ 染指” , 也就一定程度上与科学实在论的科学空间保持了一致。科学史的社会学转向对科学史研究产生足够影响的是第一代SSK代表人B.巴恩斯 (Barry Barnes) 和布鲁尔 (David Bloor)。他们不满于“ 默顿规范” 的信条, 通过对库恩理论的进一步激进解读, 自称是受到库恩思想的启示而提出著名的“ 强纲领” (strong programme) 信条：因果性 (causality)、公正性 (impartiality)、对称性 (symmetry) 和反身性 (reflexivity)[40, 41], 但库恩本人却不堪爱丁堡学派对自己的激进解读, 提出强烈抗议[42]。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所继承的只是库恩科学史的哲学传统 (前库恩传统), 没有包括社会学传统 (后库恩传统)。换句话说,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在科学观和科学史观表现出两面性：对“ 萨顿式” 科学观和库恩科学哲学传统科学观的继承, 对“ 萨顿式” 科学史观的放弃转而接受库恩的革命科学史观。这就很容易与“ 萨顿式” 的“ 殖民研究” 倾向保持一致。《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对世界近代地理学给出了一种典型的“ 殖民研究” 的解释：“ 当符合这三个条件时, 新的专业领域就产生了。从研究对象, 到学科、到专业, 到专业的传播, 这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过程” , 并在序言断言：新地理学从德国开始, 然后传播到法国、英国和俄国, 再传到美国, “ 在上述五个国家中, 由于对地理学性质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 导致产生了地理学上的不同的国家流派。地理学通过这五个国家传播到了全世界” [19]中3-4。
2.2 科学地理学史的局限 科学论地理学史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编史方法论上遵循了严格的强纲领“ 科学论” 标准。根据这样的强纲领标准, 在近代地理学以前, 不存在地理学, 只存在关联的实践 (reference practice of geography [as a modern discipline])。这就意味着, 在近代之前的那部分关联的实践, 是通过“ 关联性” 而建构起来的, 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被称为“ 时代误置” (anachronisme) 科学史的原因, 尽管梅休在提及这类编史时没有直指《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6]。
因此, 《所有可能的世界》本质上是一种切合理解现代地理学的强纲领建构的历史。这种建构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 这样的历史是抽空了的历史。因为在这样的历史中, 社会文化对地理学的发展被当作一种外在的力量, 要么促进地理学的发展, 要么阻碍地理学的发展。比如, 地理大发现、两次世界大战成了地理学发展的根本性外在动力, 但同时却又是世界某些地区的灾难性事件; 而与之对应的, 中世纪的西方地理学, 有种强烈的神学、黑暗、捏造的感觉, 似乎对地理学的进步没有什么贡献。因此, 赫弗南 (Mike Heffernan) 批评道：“ 直到最近, 地理学史都是将不同地理学的复数的活动、视角用狭隘的、非批评性的术语写成合法于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史都表现为一种智力真空, 独立于外部的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力量。” [43]中4他所指的这类历史显然指的是科学地理学史, 因为这样的历史通过“ 自上而下” 的叙事模式组织材料, 并不关心与“ 科学” 无关的事, 或者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背景而不是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
其二, 这样的地理学史是均质的、线性进化的历史。在这方面, 在欧美传统地理学内表现为一种平直的进化史, 地理学史家可以按现在的标准来寻找地理学发展的最早起源。对此, 梅休曾有两个典型的评论：“ 本文从麦金德、哈特向和索尔所认为的现代地理学‘ 创建人’ 开始讨论。他们发展了一种‘ 本质主义’ 编史学：假设地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 以此标准评判地理学史, 将近代时期置于这样的地理学的开端” [29]383; 后来又进一步认为“ 哈特向和索尔都企图说明地理学是什么样的以及应该如何, 用以证明地理学史的书写说明了地理学一直是这样。更确切地说, 两人都发展了‘ 真正’ 的地理学的起源史, 地理学应该是这样的历史, 在本质主义的框架内寻找过去发现这种探索的重要学者。” [6]21而在欧美地理学传统之外, 则很容易出现对立的情况, 因而才被部分学者称为是一种“ 国际主义” 。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作者可能意识到了这种局限, 在序言中明确地说：“ 一开头, 就应当承认, 必然会有某些内在的偏见。我们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观点来看待全部历史思潮的” [18]中2。但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样做的原因, 以及这样做隐藏的方法论问题, 或许, 作者只是想建构地理学的发展史。
但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 既然欧美的地理学史可能建构起来, 那么欧美以外的为何不能建构起来呢?根本的原因在于, 既然认定了近现代地理学是欧美地理学传统的产物, 那么从其古老的知识体系中来建构这样一条历史线索就是很自然的。这样一来, 即使有“ 时代误置” 的问题存在, 从欧美传统知识体系中来建构欧美近现代地理学起源史的行径也是合理的, 其他与欧美地理学传统不符合的知识传统, 在这条历史中将是不适宜的。所以, 赫特纳在《地理学— 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中声称：“ 若是我们把中国的地理学, 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 牵连在一起, 这对于理解现在的地理学, 恐怕没有多大帮助; 这样做恐怕反而把叙述时所保有的前后一贯的线索打断” [44]中2。《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遵循了这条逻辑, 从对“ 两小儿辩日” 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作者将中西两种知识传统对立起来了[28]中69。不过, 这种对立可能无意中来自李约瑟的问题, 因为该著关于中国地理学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和王龄所著《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三卷中地学部分第三章地理学[45, 46], 只是一个简写版, 这就很容易导致“ 李约瑟问题” 在地理学中的翻版。
这导致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中中国这样的地理学古代传统 (详见下文) 根本上是成问题的。中国地理学者对该著评论甚高的同时往往指出其对中国地理学史挂一漏万, 语焉不详[46, 47]。而实际的情况则是无论作者如何努力,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篇幅都将是非常有限的, 甚至“ 时代误置” 的问题将与篇幅成正比。
再次, 这样的历史是一种不连续的历史。在这里, 不连续指的不是时间上的不连续, 而是知识体系的不连续。梅休曾批评地理学史家过度重视地理学的近期而忽视更早的时期, 这将导致一种“ 删节的地理学史” (truncated geography's history)[48]18。利利 (Keith D. Lilley) 进一步指责将地理学的中世纪历史交给非地理学家书写, 并且指出了这种忽视的危险：一方面, 我们自己否定我们学科历史过去的重要部分, 削减地理学的“ 领地” ; 其次, 进一步地巩固了地理学始于近代时期的偏见[49]150。下一节还将讨论到, 这种削减的地理学史实质上与历史没有同步。
最后, 这样的历史注重的是进步的历史, 因此, 当女性主义地理学出现时, 这样的历史便表现出男权主义的色彩[50, 51], 优先权的色彩 (甚至导致了非欧美国家寻找自己的地理学之父, 并声称是某领域的成就与欧美相当甚至更优, 这是对欧美主导的科学地理学史的合理反抗), 更不用说殖民研究色彩了。这样的历史很自然地表现出对进步或成功的赞赏, 对退步或失败的无视或解释的进步主义标准。
尽管如此, 本文并不准备将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对立起来, 相反, 两者有结合的可能性。贾丁 (Nick Jardine) 的评论非常有建设性：“ 假如不是贫乏的话, 没有主位的客位科学史是空洞的, 因为它不能参与到过去科学实践者的生活世界中去。……没有客位的主位科学史是盲目的, 因为它任意性和盲目性使其放弃了过多的有益于研究历史生活世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知识。” [52]275这里所说的没有主位的客位科学史, 就是对实证主义科学史的批评, 只不过用人类学的术语说出来而已。又或者参考冯友兰对“ 中国哲学史” 与“ (欧美) 哲学在中国” 的区分[53]中6-7,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所写的中国地理学史的古代部分只是“ (欧美) 地理学在中国” 而非“ 中国地理学史” 。因此, 科学地理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建构的侧面上提供了一幅可供参考的地理学发展史, 但这其中也暗含了极大的陷阱。一定程度上, 要尝试消解上述问题, 或者说是种种对立,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编史可能是一种可取的途径。
3 知识地理学史的兴起与叙事模式 3.1 知识地理学史的兴起 “ 地理学史应该与它自己的过去相联系, 在过去的历史中来理解, 而不是能被现在的实践所能理解的眼光。” [29]383梅休的这句话被频繁引用, 代表着本文所称的地理学史研究的知识论转向被正式认可。
知识地理学史的兴起, 按格里克 (Thomas F. Glick) 的编史考察, 最早可能是1980年代的事。格里克声称：“ 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一些能够满足艾 (H. Aay) 所要求的一种批评性地理学史, 他们的目标是解释, 而不是简单地将古今地理学家的业绩进行编目” [54]277。格里克认为, 这样的著作已经从根本上逃离了教科书式编年史的方法, 这样的地理思想 (ideas) 被看作是不连续的, 超越了自身领域而致力于在智力和社会过程中构造概念, 这种新地理学史与现在 (当时) 的科学史致力于统一内史论者的内史认知倾向和外史论者的社会和制度史认知倾向保持了一致。
在知识地理学史的建构中, 唐晓峰、利文斯通、梅休等的工作有三个共同特征：其一, 更注重应用“ 地理学知识” 一词的不同内涵; 其二, 将地理学、地理学知识、地理学传统的发展视为多元的、变化的; 其三, 更关注地理学知识生产对应的社会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严格地说, 在他们看来, 当使用“ 地理学” 一词于近现代之前时, 是一个广义的涵义, 而涉及到近现代时才是狭义的。即使到了现在, 哈维 (David Harvey) 仍然声称：“ 我用复数的‘ 知识’ 是因为我认为, 即使在学术领域中, 假设能够对所称的‘ 地理学’ 作一成不变的理解或统一知识领域的理解是危险的” [55]209, 更何况在古代呢?
知识地理学史是在批判传统科学地理学史基础上前行的, 这一点从前文的论述已见端倪了。值得指出的是, 知识论地理学史如何能够超越科学论地理学史, 又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地理学史研究知识论转向的综合性代表首先要算是利文斯通的《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一书了[56]。该书被评论为“ 已撰写的最好的学科史” [57], “ 精心杰作……在已写的地理学史著作中是无与伦比的” 等[58]。该书的中心目的是：“ 以特定的观点说明过去的地理学像什么” [56]30; “ 地理学不仅从事于发现世界; 她也创造世界” [56]168, 但该书对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反映不足[59]。特别重要的是, 利文斯通坚信“ 地理学意味着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是不同事物, 地理学的‘ 性质’ 总是协商性的” [56]28, 并且, 利文斯通主张地理学所拥有的应该是复数的想象、传统、历史, 而不是单数的[60]。因此, 利文斯通的思想实际上为地理学史的知识论转向打开了极为重要的方向。
传统的科学地理学史问题导致了地理学史家追问“ 地理学从何时开始?” [61]比如, 传统的定论认为英国地理学始自1887年麦金德被认命为第一个现代大学地理学者。但威瑟斯 (Charles W. J. Withers) 和梅休认为这样的观点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 特别是地理学的存在必须具备现代大学学科的特征。这将导致一种误解, 即地理学在此前的大学中要么不存在, 要么仅是现代学科的先兆而已[62]。因此, 他们主张此期的地理学是一种“ 实践的地理学” (practising geography) 而不是“ 科学的地理学” (disciplinary geography, or geography as a discipline)：它是地理学, 但并不像我们所认识的那样。赖安 (James R. Ryan) 进一步追问, 威瑟斯和梅休的研究仅是从1580年开始的, 越往前推则解释将越困难, 这意味着, 地理学将是多元起源, 多元轨迹的, 地理学的“ 学科” (discipline) 和“ 论述” (discourse) 之间的边界将会越来越模糊[61]。
有意思的是, 赖安讨论“ 中世纪地理学” 意味着什么时, 并不像《所有可能的世界》那样论述得与后来的科学地理学保持一致的步伐, 而是认为应当用地志 (topographical) 证据去研究地理学的演变, 他还在文中例举了此方面非洲、英国等的研究, 并给出了两条颇具启示的结论：一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就非常注重地理知识在中世纪的意义; 二是采取多样化的解释策略去研究一系列形象的、形态的资源将对研究中世纪地理知识提供一种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调现代的、西方的地理学史足够的方法论和编史学挑战[61]。事实上, 古代地理学知识缺乏现在这样明确的学科边界, 而是广布于神学、自然哲学、地志、探险、野外调查等工作中, 获取地理知识的文本 (texts) 自然要多样化[63]385。因此, 对于古代地理学来说, 并不存在线性的知识生产传统, 而是多元的。与此同时, 这种多元语境的地理知识, 其性质很难说是科学的, 相反, 很可能是世俗的。
因此, 要梳理这样的知识体系, 并辨别其知识性质, 是很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比如, 琼斯 (Rhys Jones) 在论述地理学史研究时提到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地理学家们对早期地理学的不安, 一方面是语言问题 (比如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另一方面, 也是最根本的是与晚近的地理学史相比, 更早的地理学史研究可能意味着需要一套全新的地理学知识体系[64]295-296。而某些片断的具体研究, 则揭示了古代地理学知识性质的世俗性。威瑟斯和梅休研究了18世纪的英国地理学, 结论认为18世纪的地理学, 其内容、文本传统和教育实践在不同的体制和国家中进行着, 对于世界地理的了解是科学、艺术和想象的目标。探索世界的新的地理知识对于科学的兴起是至关重要的, 衬托出欧洲的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65]。
简言之, 知识地理学史对“ 地理学知识” 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地理学知识的积累不再是进步式的, 空洞的, 而是嵌入形形色色社会文化空间的, 被这些空间定义, 也改变着这些空间的认知。赖安将这种考察地理知识在不同地方通过地方化接受的研究称为“ 空间转向” , 而将不同时代地理知识本身的演变的研究称为一种“ 地理知识的历史地理学”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61]。
3.2 知识地理学史的叙事模式与特征 知识地理学史并不需要科学地理学史那样的一系列前提预设, 其本质上是一种地方的、实践的、解释的科学史, 是一种“ 自下而上” 的叙事模式。国际著名科学史期刊《艾西斯》 (ISI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Society) 近来的一篇评论梳理了科学史研究的10大转向, 其中认为“ 地方转向” 是“ 科学史过去30年中最为重要的转向” [66]119。实际上, 地方转向导致的“ 科学地理学” (science geography, not scientific geography, 是以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元科学之一) 的兴起表征了科学史研究的地方化、实践化、多元化和后殖民等特征, 并显示了地理学对元科学研究中这些转向的足够影响[67, 68, 69, 70, 71]。
从地理学史的角度看, 地理学史的这种转向实际上导致了两个重要的研究旨趣的转变：与科学地理学史的线性建构相比, 知识地理学史更注重还原地理知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文化涵义; 与此同时, 知识地理学史关注的不是建构一个连续的发展史, 而是解释不同片断中地理学知识的具体性质及其对应的社会文化形态涵义。这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知识地理学史在编史纲领上缺少科学地理学史那样的强纲领性, 构造的地理学史必然地是异质性的, 差别性的, 非目的论的。从而, 知识地理学史能够一定程度上消解科学地理学史中的虚假承诺及脱离社会文化形态的叙事模型, 在对称性原则下书写多样化的历史而不是将不同传统的历史对立起来, 也就为不同传统的地理学史纳入叙事框架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这样的历史也将是支系繁多的甚至呈现出破碎化的地理学发展景观。
若我们从寻找地理学之父的问题开始讨论, 那么将会发现, 科学地理学史在处理近代地理学之前存在严重的辉格主义倾向, 或者说较多时代误置的解释, 因此严格地说在近代地理学之前很少有能够被看作是地理学的东西, 那条历史只不过是建构起来的神话[6]。但到了知识地理学史这里, 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地理学史家只消能够揭示出那里的地理学知识性质及对应的社会文化形态即可, 更不必强调地理学知识的科学形态。这样一来, 对于古代地理学史的撰写就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在科学地理学史, 对于地理学思想的开端, 往往试图寻找具体的地理知识的萌芽,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从古希腊开始, 中国的学者最往前也只是推到文明出现时的文化遗址解读[72, 73]。实际上, 在文明出现时, 很可能在早期的文明中神创观念都有相当的影响, 但科学地理学史并不关心这样的事。与此相反, 在中国地理学史著作《从混沌到秩序》一书中, 唐晓峰将神创观念置于中国地理学思想的开端地位来撰写, 并被纳入到王朝地理学思想体系的开端[18, 74]。
在欧美地理学史中, 神创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了中世纪地理学部分, 但令人惊讶的是, 长达十几个世纪的中世纪地理学,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竟然不足10页 (指欧洲部分), 且包括了约6页的旅行记述[19], 中世纪地理学史俨然成了一项被忽略的事业[29, 49]。中国地理学显然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中遭遇了这种倾向, 前已述及。但假如儒家被作者看作是一种宗教的话 (因为确实有人这么认为), 那么在马丁版本中直接删除中国近代地理学部分就让人很不解了[20]。
对于神话的内容, 科学地理学史往往认为是一种夸张的、捏造的想象, 最多能够被当作是一种文学作品, 比如对于15世纪《约翰· 曼德维尔爵士旅行记》(A illustration in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中的插图所反映的海妖、怪人、植物生人, 《所有可能的世界》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19]中115, [20]中115, 但实际上, 神话对于古代人来说首要的是一种认知方式。这暗示了理解地理学观念范式的扩大, 或者说地理学史并不应该局限于科学认知的范围。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科学地理学史通常坚持地理学是“ 科学之母” 、“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 等, 但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窘境。因为按照科学地理学史的见解, 随着科学分科的发展, “ 科学之母” 的地理学一直处于被分解的地位, 地理学一直处于挣扎的状态中[75], 又或者形成了20世纪旷日持久的“ 自然” 与“ 社会” 的本体论分离[76], 导致了在全球化时代学科贡献的模糊局面[77], 希望跨学科的“ 地理科学” (Geographical Sciences) 能对此窘境有所改变[79, 80]。从这方面来看, 科学地理学史并没有创造出一条连续的历史, 而是一条插曲史, 并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
至于在编史目的上, 正如梅休在批评他所称的本质主义地理学史指出的, 科学地理学史思想在梳理地理学谱系时存在一种含蓄的假设：“ 在思想谱系中存在自古至今的区分, 在这个链条中越近的思想要么更好, 要么至少‘ 接近于我们’ , 因此对我们更有价值。” [6]31这种倾向并没有考虑到具体地理知识对于社会文化的有效性。比如, 《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在提到中国地理学儒家思想的影响时, 只是说孔子的思想对于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非常有效, 但对于地理学理论知识没有什么贡献[19]中69-70。
与此相反, 在王朝地理学史, 儒家思想被置于中国文化形态中的基础地位[18, 74, 80]。在广义的自然与人文二分传统内, 《从混沌到秩序》一书被认为是揭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特质的人文方面, 甚或是中国古代地理思想的主体[80]。这样的工作还包括潘朝阳的《心灵· 空间· 环境：人文主义的地理思想》和《儒家的环境空间思想与实践》二书[81, 82]。如前所述, 科学地理学史暗示了自然与人文的二分, 潘朝阳凭借较高的哲学素养, 解释道“ 科学的客观抽象主义, 使人异化成为大结构中的抽象、符号、客观、概念化而非真实的人。科学主义的地理学在这种操作中, 亦急速地由于抽象数理化而丧失了它与活生生的大地联结融合为一的本质” [81]1。进而, 潘朝阳的工作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文主义世界图景：“ 主张诠释大地之上经由人之存在性活动而创成的存在性空间和存在性环境以及存在性区域, 这样的地理学进路, 是重要的批判科学主义地理学的非实证论、反实证论之地理学, 被称为‘ 人文主义地理学’ ” [81]1, “ (人文主义地理学) 主张心灵史之地理意义的彰明、地理景观符号的诠释、空间和地方之存在性意义之解读” [81]2。潘朝阳的工作虽然不是以历史为主题的, 但却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地理世界意象, 这个意象的建立是在批判科学实证主义基础上进行的, 而科学实证主义正是科学地理学史的根本性依据。《儒家的环境空间思想与实践》实际上进一步将人文主义地理世界意义表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基础性的思想形态中[82]。
因此, 知识地理学史关注的并不是建构科学, 而是解释地理, 也就是潘朝阳所说的“ 诠释” 。唐晓峰对这种“ 诠释” 的学科史意义说明了知识地理学史的旨趣首先应是诠释：“ ‘ 思想史’ 要考察古代的思想, 其中必然涉及那些在今天看来是‘ 不正确’ 的地理观念。比如我国古代的‘ 分野’ 说, 从科学的角度看, 显然是‘ 不正确’ 的世界观, 因此许多研究地理学史的书都不注重它, 甚至完全不谈它。但我们考察地理思想史的时候, 却一定要关注它, 关注它的意义。” [18]15正是由于这种对“ 意义” 的关注, 中国传统的历史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将被彻底翻转。在目的论的科学地理学史中, 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声称的：“ 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 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 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 [83]390。而唐晓峰则通过论证后提出：“ 王朝秩序是世上具有统制力量的核心秩序, 中国人开始并逐渐习惯于生活在王朝秩序之中” [18]186, “ 在讲述地理历史沿革时, 历史是一种解释、一种证明。在这里, 不是地理服务于历史, 而是历史服务于地理。” [18]194或者地理与历史“ 可以互相说明” [18]195。显然, 在目的论的科学地理学史中, 这种结论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诠释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而且可以说, 这样的诠释将大大扩展形成不同的知识载体。比如在中国, 科学地理学史并不关心传统王朝地志的地理学知识, 他们要的是从具有科学味道的文献中寻找足够支撑历史的东西。但在王朝地理学这里, 叙事的主要资料来源, 包括地理志、地方志、游记、古地图、正史、杂史、文集、诗集、民谣、山水画、金石碑刻等等, 考察的依据是文本主体的多样性、选择性、等级性与地理知识的关系以及文本载体与解读关系等[84]。
3.3 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的叙事比较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大体可以看出知识地理学史与科学地理学史叙事模式差别的一方面。前文已述, 科学地理学史放弃了诸如神学、意象、地志、民俗等方面的考察, 更不用说使用其材料了。但在《从混沌到秩序》中, 一开始就是神话, 写到了大概秦汉正史的出现[18]。至于说地志, 也就是官修正史中的地理部分, 王庸撰中国第一部通史地理学时明确地说：“ 严格地说, 除掉地图和西方科学输入以后的地学之外, 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在是很少可以称为地理学的。所谓地志, 在分量上是‘ 汗牛充栋’ , 不可胜数, 但论其内容, 却多半是历史性质的。” [85]1, 地志纳入其著框架的原因仅是若地志不纳入地理学, 则似乎无法置于其他学术史中[85]1。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弁言中称宁愿称所著的《中国地理学史》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中国地图地志史》。但在潘晟那里, 基于知识论的考察, 却将汉、唐、宋三代的官修书中的地理知识体系及其流变建立起来了[86, 87, 88, 89, 90], 这些知识的立足在人文与自然方面保持了一定的平衡,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从中国古代官修目录中的知识体系出发并一定程度上结合与现代地理学关系建构的可行性。
现在, 通过对比科学地理学史和知识地理学史, 可以得出研究范式的认识 (表1)。这里有一个问题, 科学地理学史的进化线索清晰, 但知识地理学史必然导向一种“ 比较的历史” (compare history), 这为形形色色的历史之间的理解制造了麻烦, 除非我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史的后殖民研究提出, “ 科学” 是通过将早期林林总总的知识概念“ 类并” (conceptual syncretism) 而缔造了现代科学的[91], 或者是通过“ 知识凝聚” (appropri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而形成现今复数的“ 科学” 概念[92]。因此, 从知识地理学史的角度, 假如能够从概念演变的角度来说明林林总总的地理概念是如何被“ 类并” 或“ 凝聚” 为今天的概念, 其中也会包括着放弃一些概念, 必然能够避免强纲领的叙事并保证诠释意义。这样看来, 科学地理学史是线性地将诸多传统纳入一个传统, 直接放弃了科学传统之外的其他, 而知识地理学史则可以保证其他部分的合法性, 但会呈现一些不连续的状态, 是一种比较史的写法。
表1 科学地理学史与知识地理学史研究范式的比较 Tab. 1 The comparison of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geography and knowledge history of geography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地理学思想史是认识地理思想和知识历史的重要窗户, 同时要求通过地理学思想史把握地理学性质[93]。甚至地理学思想史的学习被提上应有的地理学教育日程, 尤其是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说应成为必修课[94, 95]。这意味着地理学史家在面对历史时应持审慎的态度：地理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意味着地理学史家不仅要建构历史, 还要解释历史、诠释意义。
科学地理学史遵循了这样的叙事路径：地理学是一门普遍性的学科, 无论何时何地, 地理学的发展都向着现在这个方向前进。很自然地, 这样的历史首先只是一种选择的历史, 用以说明这条历史的材料只限于与科学相关的, 其他的则被大量删节; 这很容易将欧美地理学视为地理学的主流, 因为欧美地理学是近现代地理学的策源地, 从而与非欧美地理学传统的地理学对立起来; 通过遵循进步主义的叙事模式, 地理学史将是抽象的, 它并不关心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地理学对于社会文化的意义, 地理学独立于社会文化的“ 真空” 中, 或者说这样的地理学史以现代科学为目标“ 自上而下” 的组织叙事; 这条历史也自然地缔造了看似连续的历史, 实际上却造成了自然与人文的二分, 在科学分化大潮中逐渐失去应有的阵地。
知识地理学史是一种“ 自下而上” 的构造, 在这条构造逻辑中：科学地理学的诞生只是知识论地理学之晚近的一种; 任何地理实践都有书写的合法性, 地理学史的起点和范围可以是无限的; 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可以是并行的、相互理解的, 而不必造成不必要的分离; 这条逻辑的目的并不是缔造一门线性的科学演进史, 而是诠释地理知识的意义, 世俗的、普通的、文化的地理知识是反映社会并作用于社会文化的整体; 诠释意义并不要求自然与人文的二分, 相反, 要求的是自然与人文的合一, 这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论地理学史二元对立的地理世界图景。因此, 知识论地理学史与当前流行的科学史实践论、语境论、文化论、女性主义、人类学转向等保持了一致。
我们应当记住地理学史的倡导者赖特给我们的建议：“ 地理学史是人类不同时代对地理环境的反映所表现出的想象史” [96]201。在这个立场上, 地理学史的研究可能需要经由“ 自下而上” 的模式到达有条件下的“ 自上而下” 的理解, 从而实现有人文气息的地理学史, 并保证地理学发展的非强纲领进步性, 这也可能避免贾丁所批评的盲目与偏见[52]275。未来地理学史的撰写, 最好能实现人文主义大师段义孚的地理学景象：“ 从自然的和生物的, 通过社会的和经济的, 通向人文的” [97]134。
余定国在《中国地图学史》中给出了一个颇具启示的结论：“ 我们应该清楚, 可以作为定论的中国地图学史尚待撰写” [98]中2。反观地理学史的研究, 我们可做类似陈述：可以作为定论的地理学史也尚待撰写, 而且这将是永无止境的工作。
4.2 讨论 在知识论的层面上, 科学地理学史和知识地理学史反映了科学主义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分野, 书写的地理学史是存在建构和选择因素的[7], 科学地理学史的局限暗示了她对人文方面的放弃。皮特 (Richard Peet) 的《现代地理学思想》很有趣, 他将现代地理学分为两个阶段：实证主义阶段及批评实证主义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和激进地理学等流派阶段。而且认为“ 人文主义地理学和激进地理学与过去的所见所闻就迥然相异, 这就使我们定义的现代地理学思想的第一阶段结束了” [99]40。这反映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可以构成批评关系的关系。确实, 通过认同和强调不同的认识论都有其价值, 近半个世界地理学思想的主轴是多元化趋势[100], 但多元化趋势不是制造更多的二元论对立, 整体的方向应当是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相互对话[101]296, 反对执此一端的要么完全客观化 (抽象化), 要么完全人文化 (隐藏个性化倾向) 的做法[102]。
斯科特 (Allen J. Scott)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颇富成效的论述切中了这个要害, 他将物理学、化学这样可以高度实证化的学科描述为“ 高度抽象和理论化的情形使它们充满着独立于历史之外的假象” [103]17, 并认为“ 知识的生产与社会生活的方式是相互映射地交织在一起的。” [103]17对于同时容纳可实证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经济地理学, 斯科特给出这样的意见：“ 我强调这样的观点 (即前引的观点)并不意味着知识的逻辑和经验可靠性的问题就没有意义。同样, 即使当我们承认它们的逻辑和经验可靠性之时, 也并不是所有知识的点滴都能获得我们同样的关注” [103]17, 因而经济地理学是一个“ 集合” [103]17。在斯科特的立场上, 经济地理学“ 集合” 的根本保证是研究方法论。
方法论是地理学理论的核心, 同时是地理学思想史的核心[104]。对现代地理学影响深远的“ 舍费尔— 哈特向之争” (Schaefer-Hartshorne Debate), 其根本性因素即是方法论及与之相关联的科学史观的分歧[100, 105]。现今在整个地理学领域, “ 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法”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ans)[106]101、能够容纳质性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论的“ 地理研究的综合范式” [107, 108, 109]、“ 混合地理学” (hybrid geographies) 等成为地理学理论建设讨论的焦点。甚至混合地理学的目标即在于建构质性与量化研究结合的混合学科(hybrid discipline)。关美宝对混合地理学建构的意见是保持多元承诺和对话, 库恩式的范式及科学革命演进方式对于这样的学科是不适宜的[76]。当然, 范式一词在不同学科中的含义不同, 但应当注意到古帕 (Egon G. Guba) 和林肯(Yvonna S. Lincoln)[110, 111]、奇尔萨(Bagele Chilisa)[112]等对于范式的理解是相当宽泛的, 从他们归类的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评理论、建构主义、诠释学/现象学、本土研究六种范式中, 范式一词只保持了库恩的“ 共同体” 、“ 共同规范” 范式, 不包括强纲领性的科学标准。
地理学所面对的世界, 并不是均质的, 可完全量化的世界; 相反, 地理世界不仅是非均质的, 而且是历史的, 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因素的驱动, 是一个混合世界(hybrid worlds)。这暗示了地理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需要转变科学研究的美学传统：接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确定性、分析性传统的同时, 应接纳其他范式的本土性、联通性、整体性传统。激进地, 正如期望跨学科的地理科学 (该词与“ 地理学” 涵义不同)“ 可以超越‘ 三柱撑起大帐篷’ 的途径, 成为21世纪的综合超学科 (ultradisciplinarity) 模式, 在这里内容、科学、分析和综合界限模糊, 能够生成一个新的自下而上的科学。在这门科学里, 新理论甚至是大统一理论是可能的” 一样[113]320, 混合地理学可以生产混合知识(hybrid knowledge), 甚至构建科学研究的“ 混合范式” (hybrid paradim)[114], 但不是唯一范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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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8 16: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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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ple'sPublishingHouse,1995:5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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