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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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17-07-28 16:41


大卫·哈维：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时空概念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周宪：近几十年来，社会学领域以及人文学科研究中出现了“空间转向”，深刻改变了学术研究的范式，促进了跨学科研究。毫无疑问，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您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理论和方法。现在来看，您认为空间研究是否已经过了其全盛期？

哈维：所谓的“空间转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试图摧毁各种宏观理论的尝试是密切相关的。福柯等理论家认为，宏观理论是错误的、误人子弟的，因此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微观程序，应该返回身体层面，细究规训措施，关注生命政治，等等。空间概念一旦被引入社会学理论，通常就会扰乱各种元叙事，而这些叙事通常是某种历史化或时间化的结果，或者暗合某种目的论。空间概念会破坏理论的统一性，将混乱因素引入普遍性理论框架。

以经济学理论为例，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针尖”的均衡上。一旦人们试图将经济理论空间化，均衡就会丧失。事实上，空间竞争就是垄断竞争。我成长于这种垄断竞争理论盛行的时期。市场上总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可以解释这种过程的普遍性理论。很多时候，理论的功能就是用来追踪并解释这种现象的。许多学者借用空间概念来攻击普遍性理论，试图证明普遍性理论行不通，我对这点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理论结论，这就是理论应做之事。经济学家对于空间概念制造的混乱非常担忧，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坚信均衡价格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在一种经济情况中，均衡价格无法达成，那么他们理论的核心就会崩溃，理论也就难以为继。经济学家往往因为无法解决空间性的问题而陷入绝境。如果将空间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

后现代主义者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挪用空间性概念来攻击元理论，试图论证那些元理论的不切实际。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以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普遍性的理论，并且在一开始就要融合对空间性的考虑。因此，我对福柯的空间概念非常不满，我认为他关于“异托邦”的文章就是个丑闻，暴露了他对空间概念的严重误解。他与列斐伏尔关于“异托邦”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后者的观念相当实用，而福柯的看法则疯狂得令人吃惊。他竟然认为“殖民地”和“海船”是“异托邦”，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希望，人们现在可以不再进行关于空间以及空间性的争论，应意识到，如果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的充分认识，就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理论化。因此，空间和时间在我们理解世界的理论建构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不能将空间和时间概念当作破坏宏观理论建构的武器，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者通常的伎俩，他们挪用了我关于空间的某些看法，加上地理学家以及空间研究学者的只言片语，用以攻击甚至试图摧毁我们想要建构的东西。这令我非常气愤，所以后来我写了《后现代的状况》一书，用以抨击所谓“后现代转向”，探讨后现代主义对于空间的运用，同时试图论证后现代境况中充满活力的空间与时间元素，并指出“时间—空间压缩”等话题的重要性。

周宪：作为空间研究方面的开拓者，为什么您会选择使用“时间—空间压缩”而非“空间—时间压缩”作为您的理论创新术语？这样的词序安排是否有什么深意？

哈维：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我也没有优先任何概念的意图。这更多的是一种写作策略，写作的时候考虑到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时间性的概念，比如说“加速”以及“日常生活”。此外，社会学理论通常也优先讨论时间因素，我这种命名法也算是对他们理论的某种习惯反应，但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我会在别处挑战他们。

空间模式与视觉文化关系不大

周宪：在西方，存在着理性与直觉、语言与图像、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种种二元对立。而空间似乎与图像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您认为这一观点可以给文学及文化研究带来怎样新的启示？

哈维：列斐伏尔认为，人们通常是通过物质实践来理解空间的。空间是如何被概念化的，空间是如何被再现的（比如说通过地图等），空间是如何被感知的，比如说，当你走在城市中，在某些地方你会感到紧张，而在另一些地方你会感到放松或开心，等等。

很显然，不同的人对同一地方的想象也不一样。例如，在巴尔的摩，有些人会认为其市中心是个危险地带，人们随时都有可能受伤，很多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踏足市中心。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巴尔的摩郊区比在市中心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种思维模式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于城市的不同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存有各种不同的概念与想象。比如他们会认为有些地方非常危险，而另外一些地方则是美好的。这些感觉会回馈到人们对于这些地方的概念想象中。

如果你对某些地方产生某些情感，这些情感就有可能被概念化而成为一种模式，从而可能引发某种空间上的实践，例如建起一道墙。当你去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旅游，你会看到在清教徒聚居区与天主教徒聚居区中间建有一道高墙，两边的人群因为生活方式迥异而互不往来。这种物质实践其实就是来源于人们对于生活以及生存方式概念化的不同。

因此，我并不认为这种空间模式与视觉文化有多大关系，因为在大多时候，视觉文化仅涉及如何发送各式信号，与空间模式关系不大。例如，当你在巴尔的摩一个治安很不好的街区闲逛时，迎面走来三个穿着吊裆裤、手揣在腰包里的黑人小伙子，你怎样行动？你什么时候过街最好？如果过街，你怎样与他们擦肩而过？如果你过街时间掐得不对，他们立马就能察觉你的敌意。如果你选择不过街，你又怎样应对他们的挑衅？而对于一个熟谙城市各种视觉符号的人来说，这些事情显得轻而易举。

行政决策可解决某些不公平现象

周宪：您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提到，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成了一种商品。城市中存在空间分配的不平等，穷人与富人在城市中占据不同的空间。您认为是否有什么策略或方法可以解决空间中的社会不公正？特别是针对中国城市中存在的空间分配上的不公现象，您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

哈维：政府的行政决策可以有效地解决某些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同一城市的人口均应享有干净的饮水、有效的地下水系统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障。然而诸如教育不公平这类问题则很难解决。虽说人人都有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教育不仅取决于老师，也取决于同学以及学生所处的社区。在一个人人都不关心教育的街区或社区，接受教育便显得困难重重。

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怎样，但在美国，部分惊人的不平等状况源自行政上的决策。例如，美国的地方教育依赖于财产税，这也就意味着富裕的地区拥有更好的教学设施。虽然最高法院强制所有州政府为每位学生提供同等的教育支出，但在过去10年中，地方政府总是以预算不足拒不履行。

从这一系列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不公深深根植于空间结构之中，这些情况亟须解决。人们可以通过一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不公平的现状，例如给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资助，前提是他们将孩子送去上学，但是上学并不意味着就接受到了教育。另外，人们也绝对不想在追求教育平等的过程中压抑个体发展的多样性，这一点需要学校的协作才能得以保障。所以说，教育不公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又很难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类问题绝对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人们只有长期地、持续不断地努力，去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通过“空间修复”吸收过剩生产力

何成洲：最近中国国家发改委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上海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的部分城市纳入了统一发展规划。但这四个地区发展程度不平衡：上海非常发达，浙江、江苏的城市较为发达，安徽的城市发展（尤其是经济）则相对滞后。而国家这一政策似乎想要建立一个新型空间，近年来极速发展的城市交通也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更方便地联结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区域的民众还是偏向于认同自己的地区身份，对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抱着审慎怀疑的态度。据您了解，这种政府规划项目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吗？

哈维：这种政府规划项目在世界上并不罕见。例如荷兰政府就曾将阿姆斯特丹与鹿特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区域“鹿斯特丹”，其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合理分配交通可达性，为不同地区民众之间建立更为便利的交通网络。其实早在四五十年前，人们就试图建立巨型城市区域，例如美国政府的波士顿—华盛顿特区计划等，不过大部分计划最终都没能成功。英国20世纪6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尝试。

我觉得此类计划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于城市规模日新月异的理解与想象。城市不再是中世纪那种相对密集、被城墙环绕的封闭空间，而是开放的、不断扩大的广阔空间。

何成洲：我们知道，您认为空间、地点和区域三者之间是相互协作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

哈维：通常我认为，此类大型的城市规划项目与资本积累的运作紧密相关，描述城市时空的传统语汇已经无法描绘当今的资本积累模式。城市必须被重新定义，以适应急速增长的资本积累速度，满足资本寻求投资机遇的需求，而高数量级别的资本增长速度并不是狭小固定的空间所能承受的，因而空间必须被拓展。我认为这些计划背后的决策者应该已经意识到拓宽其空间视野的必要性。中国现在面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关掉国内1/3的钢铁厂或者水泥厂，或者必须新建一批设施。如果不能像修建某些小型城市那样新建一批大型设施，就必须创造巨大的市场以吸收过剩的生产力。因此，城市化的规模必须非常巨大。

不仅如此，我还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重建“丝绸之路”，这也是我所说的通过“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来吸收过剩生产力的一种尝试。有一种策略在世界各地非常常见，如英国政府就曾借钱给阿根廷政府修建铁路，前提是该政府要从英国购买钢铁、股票等。这就是资本运作的常见方式：借钱给别人，前提是别人必须购买你的产品。

何成洲：您如何看待这种政府规划项目？

哈维：目前，中国政府面临如何在本土消化过剩生产力和资本的问题。通过重组国内空间（例如将北方与南方联合起来，东部与西部合作，高铁计划，等等），部分过剩生产力与资本已经被有效地消化。中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例如在美洲建立洲际铁路或者所谓新型的巴拿马运河。现在有些人开始批评中国政府的所谓“经济帝国主义”，认为其通过输出国内资本，达到消化多余劳动力的目的。但这却是必需的策略，否则就只能关闭国内的大量钢铁和水泥工厂，从而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情况，中国政府显然不想让这种情况发生。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举措基本符合资本继续运作的逻辑。

而就我自身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看，这是必然要发生的状况。如果资本主义要继续下去，当然最终还是得由民众来决定此种城市是否是其想要生活的地方，建立这种巨型城市有何意义或者人们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何种样貌，是“恶托邦”（Dystopia，又译“反乌托邦”）式噩梦，还是温馨睦邻、亲近自然的美丽生活。有趣的是，我在中国接触到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在倡导人们回归森林，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这些文化运动都与现在的城市发展规划相悖。

中国在过去三年消费的水泥超过了美国20世纪的消费总量，中国还消费了世界上一半的钢铁和60%的铜。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动力，如果没有中国，国际资本主义可能会深陷危机。我认为，中国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消化国内劳动力。所以我认为，消化劳动力是个重大问题，也是政府努力的方向。

“空间修复”的两种层面

何成洲：您刚才提及了“空间修复”，我也注意到，在您的研究中，您也经常用这个理论术语来阐释全球化。然而对于这一概念，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阐释，为避免造成误解，能否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呢？

哈维：在英语中，“fix”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是安置，指的是某物被固定于空间，它无法被移动或改变；另一方面是解决困难、应付问题，我们也说“技术修复”、“政治修复”。在药品词汇表里，fix指的是解决焦虑情绪的注射。我就是在这两种层面上使用“空间修复”这一概念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资本的增长，在于资本壮大和吞并的必要性。接下来，我需要知道资本在何处增长。观察资本主义的历史，似乎它总是用空间扩张回应增长的需要，也就是说投资新的土地。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全球化：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向资本开放。在此意义上，地理扩张和重组总是成为解决资本吞并问题的办法，这是“空间修复”的第一重意义。

但是具体而言，似乎资本也“驻扎”在空间里，嵌在空间里，然后重塑空间，如人们建高速公路、港口、铁路。我们生活的世界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就是土地上的固定资本越来越多。“空间修复”的两种意思明显地连起来了。更确切地讲，第一个意义取决于第二个。当中国要向资本积累开放，准备之一就是为集装箱而修建运输、交通线路以及港口基础设施等，使它们在空间中“就位”。大多数时候，如果不对这样的固定资本做初步投资，似乎就找不到解决资本吞并的办法：资本向中国移动曾经是困难的，因为那里没有相应的运输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了我所说的“资本主义集装箱崇拜”，它就是建设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期望产生“空间修复”的结果。人们在修建新机场的时候预计航空交通的到来；建港口的时候假设随之而至的发展。有时候实现了，有时候没有。

所以“fix”的两个意义之间的关系复杂。但是我们看到了，在历史上，对空间中“固定”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如何试图限制和引导资本的运动。因为如果这些载体一直不被使用，驻扎其中的所有资本就失去了价值。所以在这样或那样的空间里让固定资本增值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资本应该在空间中自由移动，而它却越来越被这种压力囚禁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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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哈维的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维度
2014年12月18日 16:31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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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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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嘉

　　【专题名称】地理

　　【专 题 号】K9

　　【复印期号】2014年03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成都)2013年6期第72～79页

　　【英文标题】David Harvey’s Geography and Spatial Dimensions

　　【作者简介】阎嘉(1956-)，男，重庆市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064

　　【内容提要】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是戴维·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核心范畴。在哈维那里，这两个范畴与西方的知识谱系、政治经济学、现代大都市和美学这四个维度密切相关。从学理上阐明这四个维度，有助于全面深入理解哈维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的独特贡献。

　　【日 期】2013-06-11

　　【关 键 词】戴维·哈维/地理学/空间想象/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6-0072-08

　　一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知识谱系维度

　　从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知识学谱系的角度看，我们要注意到戴维·哈维的空间理论同西方源自古代希腊的地理学传统、现代地理学发展演变的趋势之间的联系，然后才会明白戴维·哈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西方地理学的真正传统到底是什么？唐晓峰先生认为，这个传统有两个脉络：一个是“数理地理学”，另一个是描述经验现象和事实的地理学(在下文里，我把它称为“经验地理学”)。按照唐先生的说法，在古代希腊，奠定“数理地理学”这一传统的重要人物有：赞成“地圆说”的柏拉图，证明了“地圆说”的亚里士多德，测算过地球周长的埃拉托色尼，建立了地球经纬网系统的托勒密等人。在唐晓峰先生看来，数理地理学最核心的意涵在于：“数理地理学似乎向人们揭示，世界秩序中有一个几何学的本质，现实地理现象是凌乱的，若没有这个严谨的几何秩序，世界几乎无法认识。‘万物皆数’，即数目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经纬系统或可看作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在地理观上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经纬系统比现实海陆系统更接近世界地理的本质。经纬系统(以及依照这个系统分布的事物，例如温度地带)代表着世界的本质，而海陆山川的错综格局是表象世界，这就是古希腊人的两个世界。”“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1]

　　照此看来，如果古希腊人的知识谱系中存在着“应然”和“实然”这两个世界的话，那么，相应地就会形成追寻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和本质的知识传统(数理地理学)，以及描述、呈现和说明有关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的知识传统(经验地理学)。事实上，唐晓峰先生承认了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例如，他谈到罗马人的知识传统时说：“罗马人缺乏的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关照，而关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他们并不逊色。”“正是罗马人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欧洲道路体系与城市体系。”“罗马人缺乏理念世界的建构是一个重大缺失。”[1]“在绝大多数文明社会中，地理学的发展主要是基于经验知识，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的直接推动下，逐渐形成体系。这个现实主义的过程在古希腊并非没有，只是那套数理地理学的成就太异常，太精彩，不能不成为学术史回望的一个耀眼的焦点。”[2]

　　可见，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从古代希腊开始，经过罗马，乃至现代西方，都存在着以描述、呈现、说明有关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的地理学传统。不过，唐晓峰先生更加关注的是追寻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和本质的知识传统，并勾画出了这一传统的大致发展脉络：“对于地球表面，这个地理学的关注对象，上帝的作品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数学关系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阴阳五行秩序也算世界的一种一致性。一致性决定世界的原质属性、根本秩序、核心价值。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4-公元20)、洪堡(1769-1859)都在探求环境世界的一致性，只是在今人看来，洪堡做得最好，他为地球表面建立的一致性是科学的、逻辑的、功能的。洪堡因此成为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1]我们应当承认，这种追寻存在的现象界背后的一致性、本质的形而上的知识传统，的确构成了西方知识谱系中强大的传统。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投射和影子的学说，可以说是这种传统中坚实的哲学基础。相信可以感知的现实世界背后存在着常人难以认识的本质的信念，在世俗世界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思想和理性主义传统的支持，在宗教世界里得到了基督教哲学的强化，因而在西方知识传统中多数时候都处于强势地位。

　　到戴维·哈维开始走上地理学研究道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资本主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强有力地催生了以精确的科学方法去进行地理学研究的思潮。唐晓峰先生对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潮流也做过这样的表述：“地理学家早就不甘心只做没有意思的描述。在西方，从十九世纪的‘环境决定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计量革命，他们一直在追求对因果关系、普遍规律、存在模式的发现，争相提出‘假说’，力求使人文地理学有一个‘科学’的模样。”[3]“人文地理学本不是重视理论规律的学科，最初是叙述方法占据主要地位，人文地理学家大多只是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描述、分类，而不大思考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使人文地理研究在整体上，开始探讨问题的共性，追求高层次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规律、定理、法则。”[4]这些表述，大体上呈现出了戴维·哈维走上地理学之路时期的知识语境。

　　哈维1969年出版的第一部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恰恰就诞生在这种摆脱经验描述、追求科学理论的现实语境之中。哈维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声称：“计量革命含有一种哲学革命的意思。如果我不调整我的哲学的话，则计量化的方法将真正地把我引进死胡同……我必须决定究竟是放弃我的哲学态度(从我在剑桥6年只能称之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灌输中所稳步积累起来的)，还是放弃计量化……当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无所畏惧……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哲学，它蕴含在计量化之中。”[5]2—3从哈维的自述可以看出，他不满传统的描述式的地理学研究方法，试图将哲学与科学(定性、定量的数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打破经验主义研究的藩篱。因此，人们把哈维在这个阶段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称为“实证主义”，甚至也有人认为哈维是地理学实证主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6]。

　　不过，我以为，如果更全面和准确地看，可以发现，哈维摒弃了西方传统的地理学研究的现象描述方法，力图为其寻找到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要将科学方法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正如哈维在与安德森的访谈中所说：“《地理学的解释》要为我认为的该学科的核心问题寻求答案。在传统上，地理学的知识极其零碎，导致了过度强调所谓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已经建立的学说认为，地理学探究所产生的知识不同于其它一切知识。无法对它进行概括，无法对它加以系统化。不存在任何地理学的法则，没有可以诉诸的普遍原理……我要与这种地理学的概念进行斗争，坚持认为需要以某种更加系统的方法来理解地理学知识。”[7]用哈维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要发展地理学的计量革命的哲学方面。为此，哈维借助了亨普尔(C. G. Hempel)和波普尔(K. Popper)的科学哲学理论，力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几个方面使地理学成为一门“空间科学”，以便能在各种层面上理性地描述、解释、预言各种空间范型，客观地质询不同的空间秩序。哈维说：“我之所以如此重视亨普尔和波普尔的理论，就是认为可以借助他们的科学哲学来建构更为统一的地理学知识。”[7]

　　由上所述可见，在西方地理学的两种传统——重视经验知识的描述与重视探究现象背后之本质的形上诉求——之中，哈维更倾向于形上的、哲学的、数理的地理学传统，力图将哲学思辨与精确地以数理方法来研究地理和空间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摒弃经验主义传统。在60年代的语境中，哈维在这方面的探究确实走在了众人的前面。正如唐晓峰先生评论说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计量革命，使人文地理研究在整体上，开始探讨问题的共性，追求高层次的、具有广泛意义的规律、定理、法则。计量革命的一个不朽贡献是树立了理论的高尚地位，带动了人文地理学家们的理论兴趣。”[4]

　　哈维早期所信赖的实证主义方法，作为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知识谱系维度，其核心在于：“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心是证实原理，即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和科学理论的假设—演绎观点。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地理学者们所神往的‘科学方法’，其目的就是‘建立普遍的法则来概括所论学科关注的那些经验事件或客体行为，从而使我们能将关于孤立的已知事件的知识联系起来，并对未知事件作出可靠预测’。”[8]

　　当然，哈维的这种理论追求在60年代末期面对社会激进思潮的激荡和城市空间的分化日趋剧烈的现实之时，“某个空间”很快就崩溃了，随后，哈维的思想和理论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转向”。

　　二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政治经济学维度

　　如前所述，戴维·哈维自幼培养起了对地理学的强烈兴趣。他曾在想象中遨游世界各地，收集世界各国的邮票，阅读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绘制地图，幻想加入海军，过一种四处游走、充满浪漫情调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维如愿进入剑桥大学，选择了地理学专业，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按照哈维自己的说法，“在剑桥大学，地理学是一个相当庞大且体制完备的学派，它所提供的学科方面的基础训练，在当时的英国是最为扎实的”[7]。在哈维的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要点：第一，对大英帝国的“帝国梦想”的憧憬；第二，地理学的学科传统与系统训练。第二个要点已如上所述，这里只讨论第一个要点。

　　实际上，30年代的大英帝国的“帝国梦想”，是一种伴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夺取全面霸权(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而产生的扩张梦想。在这种梦想中，地理学的想象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强权而裹挟着占有、攫取、剥夺、殖民的贪婪，同时，其中也裹挟着大一统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梦想。这种“帝国梦想”的原动力，被马克思归因于“资本”的力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指出：“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的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9]33在哈维出生和成长的年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全球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导致了为争夺财富和世界市场的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此时的地理学想象，早已超越了国家、民族、边界的一切界限，资本的力量伸向哪里，时间就会更多地消灭空间，全世界各个地方因此被资本和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帝国梦想”，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征服和扩张。

　　哈维本人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对全球地理学想象的历史性改变，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若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非均衡地理发展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发挥政治经济体系的功能了。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寻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称的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这两个进程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10]当然，这些看法是在哈维走向成熟、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观点，哈维童年时期的“帝国梦想”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与深度。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即20世纪以来的地理学想象和空间想象，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政治和经济维度。

　　这一点，无疑是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在政治、经济维度之外，自然也有其文化(包括文学)的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275—276哈维在谈及《共产党宣言》与地理学的关联时并没有提及这样一个精神产品的、文化的和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称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精神学科方面的内容)的维度。在哈维所归纳的《共产党宣言》地理学的七个方面中，主要还是资本积累、市场、交通工具、城市化、无产阶级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因而，哈维的这种关注点主要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必定包含打破民族、地方的空间限制的方面，自然也会把地方的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纳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20世纪进行的全球扩张，理应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基本方面，它们相互关联，如影相随，不可分割。想象20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地理学和空间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而言，不能忽视资本扩张、市场拓展、突破地理阻隔这些物质力量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资产阶级总会把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意识形态——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向全球播撒。与此同时，这种扩张和播撒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和单方面的。也就是说，这绝不是一个同质化的(homogeneous)过程。地方的和民族的精神生产在受到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冲击或压制的同时，也会顽强地坚守自身的传统，并与之展开博弈。这个过程，既不是简单的“冲击—反应”式的，也不是单纯的“压抑”或“断裂”，更不是完全的“同质化”，其中既有排斥、反抗、抵制、坚守，也有接纳、变形、交融、创新，同样也有反向的影响、冲击和输出。

　　所以，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应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以资本主义的全面霸权为核心，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这三个相互联结的方面。它们在随着资本积累、市场占有、克服地理阻隔、将全球联结成彼此关联的共同体方面协同作用。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非一个单向度的同质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双向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包含在地理学和空间想象中最为重要的社会性内容。

　　三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城市维度

　　20世纪60年代末期，哈维来到美国任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在的巴尔的摩市，哈维亲历了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一方面是精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汇集的宁静的校园，另一方面则是由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而在各个城市所引燃的民权运动怒潮，以及遍及美国各地的反战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嬉皮士运动。“城市危机”随着中产阶级迁往郊区，城市中心出现了停滞、衰退和空洞化。此时的哈维，不仅对哈罗德·威尔逊的社会主义幻想感到彻底破灭，而且也开始对自己此前的地理学的理论传统的追求进行反思，他还加入了学生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资本论》的读书小组。这一系列的反思和学习，导致哈维于1973年出版了《社会正义与城市》，此书标志着哈维对地理学和空间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关注城市空间问题和充满社会关怀的激进立场。

　　《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体现了哈维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失望，也体现了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这本书与当时美国社会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思潮相呼应，其影响力大大超出了地理学界。此后，哈维陆续出版了《〈资本论〉的局限》(1982)、《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1985)、《意识与城市体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1985)、《反叛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2012)等著作。城市空间问题、城市正义问题、城市弊病和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哈维的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理论关注的重要维度。

　　哈维后来对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这一城市维度作过如下集中表述：“城市是反资本主义斗争一直蓬勃发展的地方。这一斗争的历史是极其震撼的，从巴黎公社、西雅图总罢工、图库曼起义和布拉格之春，到1968年的更广泛的城市运动(我们现在开罗和麦迪逊依稀可见)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受政治和战术复杂因素困扰的历史，这些复杂因素已让许多左派低估和误解城市运动的潜力和效力，将它们看做与阶级斗争相分离，因此缺乏革命的潜力。”[12]在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哈维想象和关注城市空间的一些关键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城市运动(罢工、示威、抗议、起义、学潮等等)，阶级斗争，革命力量和潜力。显而易见，所有这些词语都表明，哈维关注的城市问题的基本内容，既与那个时期美国各大城市出现的激进思潮有关，也与哈维本人的思想转向有关。这些关键词是我们理解哈维的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城市维度的基点。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文里，谈到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意义。他说：“由于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和国家较老的意义……”[13]65威廉斯的这个看法，从文化唯物主义的独特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大都市做出了富有启示意义的阐释，即把它们看成是各种关系形成和聚集的特殊场所，其中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威廉斯的这一洞见，可以为我们理解哈维对城市问题的看法提供极为重要的参照点。此外，我们知道，雷蒙德·威廉斯和戴维·哈维同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错，哈维本人曾在著作中多次谈及威廉斯的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因而，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之间具有一种承继和影响的关系。

　　哈维对他到美国后所居住的城市巴尔的摩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哈维在与佩里·安德森的访谈中带着某种眷恋谈起过那座城市：“巴尔的摩从一开始就激起了我的兴趣。事实上，它是一个进行经验研究的极好的场所。我很快就参与了住房规划方面歧视问题的研究，从那以来，那座城市就构成了我的大部分思考的背景。”[7]对哈维来说，实地研究和经验研究既是他自幼培养起的兴趣爱好，也是他在剑桥大学接受地理学的严格训练所养成的专业习惯。那么，巴尔的摩这座城市本身的特点何在呢？哈维描述说：

　　它在诸多方面都是在美国资本主义之下塑造城市的各种进程的象征，提供了一个当代都市生活的实验样板。不过，它当然也具有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很少有北美的城市具有巴尔的摩那种简单的权力结构。1900年之后，大型工业大多迁出了该城市，控制权落入了财富集中于地产和银行业富裕的精英之手。今天，巴尔的摩没有任何公司总部，该城经常被称为南方最大的种植园，因为它的运转非常像由一些重要金融机构控制的一个种植园。实际上，在社会结构方面，该城市一半是北方人，一半是南方人。三分之二的人口属于非洲裔美国黑人，但那里绝对没有在费城、纽约或芝加哥看到的黑人好斗性的水平。种族关系在模式方面更多属于南方。市长有可能是非洲裔美国黑人，但他们大多依赖经济关系，并且被白人居住的郊区包围着，那些白人不想与那座城市有任何瓜葛。在文化上，它是代表美国糟糕品味的最大中心之一……在建筑方面，无论那座城市试图做什么，总会出点错，就像一位建筑师建造房子时算错了角度，多年之后人们会说：“那不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结构么？”人们最后发现了很多对它的偏爱。我曾经想过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巴尔的摩：怪异之城》。[7]

　　这些有趣的描述，既表现了哈维细致而独特的地理学专业眼光，同时也表现了他在思想转向之后的新的关注点。多年后，哈维虽然没有写出他曾经想写的那本《巴尔的摩：怪异之城》，但他却于2003年写出了研究城市个案的杰出著作《巴黎，现代性之都》。在这部著作中，哈维以19世纪中期巴黎的城市改造为中心，借助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并依据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等作家的文学作品，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他考察城市问题的基本理论模式：通过对城市空间及其变化的分析，一方面剖析各种社会关系、政治想象、各种政治和阶级势力如何在城市空间里交集，另一方面揭示物质生产和科技进步造成的“时空压缩”如何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想象与内心感受。

　　在哈维对19世纪的巴黎这一经典个案的分析和论述中，不仅贯穿了他进行空间分析的地理学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和都市社会学维度，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还突出了美学和艺术的维度，以大量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来佐证其理论分析与观点。在这么做时，哈维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之所在：“我的目的是要重构‘第二帝国’的巴黎是怎样运转的，资本与现代性怎样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里集合在一起，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想象怎样因为这种遭遇而充满活力。”[14]18在城市空间的这种“重构”之中，哈维始终都坚持了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显然是无处不在的，正如在事物内部体现出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有无数种一样。因此，对事物的一切重构都需要一种对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我们在创造和再造城市时，也在创造和再创造我们自己，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要把城市建构成一个有感觉力的存在……”[14]55

　　哈维的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城市维度，始终都充满着对资本主义城市的不公正、非正义、不平衡、阶级偏见等弊端进行批判的激进色彩。这种色彩本身，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哈维本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明确说过：“六十年代后期地理学中的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抨击批判的焦点集中在那时占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之意识形态和实践上。这种批判力图揭穿实证主义的遮羞布，揭露潜伏在其内的各种隐蔽假设和阶级偏见。”[15]在详细梳理了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之后，哈维大声发布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宣言：

　　现在可以较明确地规定我们面前的任务了。我们必须：1.建立一种大众地理学，摆脱偏见但要反映真实的冲突和矛盾，还要能够为交流和共同认识打开新的渠道；2.创造一种人民的应用地理学，不专注于狭隘的、强权阶层的特别利益，而是具有广泛的民主概念；3.接受科学诚实性和非中立性这双重的方法论原则；4.把理论敏感性结合进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普遍社会理论中；5.寻找一个用历史—地理术语来看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政治方案。[15]

　　从这一宣言的内容可以看出，哈维关注城市地理空间问题的要点是把城市看成各种社会关系交集的中心，这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最核心的议题。然后，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阶级关系、政治经济关系、社会正义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哈维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对城市问题的考察，首先会集中于这些方面。它们构成了哈维的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城市维度的实质性内涵。

　　四　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美学维度

　　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哈维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了摄影、绘画、建筑、文学和电影等艺术样式。哈维对这些艺术样式的讨论始终围绕着地理学和空间想象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在进行。这并不意味着哈维学术关注点的转移，而是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增加了一个新的阐释角度，同时，也是哈维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时空理论与阐释框架去解释文学艺术问题的尝试。此外，哈维在《巴黎，现代性之都》等著作中也分析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出他具有深厚的美学素养。

　　在哈维看来，“美学理论要在流动和变化的漩涡之中寻找出使永恒不变的真理能够传达出来的各种法则……建筑师试图通过建造一种空间形式来传达出某些价值观。所有的画家、雕塑家、诗人和作家都这么做。就连书面词语也要从体验之流中抽取出各种特性，并把它们固定在空间形式之中。”[16]257哈维的这个看法从空间表达方面道出了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所有艺术形式都会涉及到如何处理和呈现空间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艺术对空间的处理和呈现，与艺术家所要传达的真理和价值观有关。在我看来，哈维的观点实际上显得非常专业，绝非外行话，因为艺术作为人类表达意义的一种特殊方式，始终都会把真理与价值观当成意义的重要内容。

　　但是，作为地理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哈维，并未想过跨越地理学的边界成为美学和艺术理论家。他对美学与艺术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他对社会问题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关注。所以，哈维明确表达说：“在有关空间化的习惯的不同形式或者社会变化的推进过程的美学理论中，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反之，在有关美学理论必须应付的流动与变化的社会理论中，也有许多东西要学习。在这两种相反的思想趋势之中取其中，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的变化告知文化实践的各种方式。”[16]259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哈维对美学和艺术问题的分析，最终仍是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但是，我们从哈维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又一条重要理路：将美学、艺术、文化方面的变化，看成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表征，看成是由这些变化带来的人们内心感受变化的表达。因此，对于美学和艺术问题的理论分析，最终既要指向人们内心感受的变化，也要指向带来这些变化的原因——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与政治—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哈维指出，这种理路所蕴含的“政治意味”在于：“审美判断(以及‘救赎的’艺术实践活动)已经成为了政治的、从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行动的有力尺度的一部分。如果审美判断使空间的优先权先于时间，那么结果必然是在某些情况下空间实践与概念成了社会行动的核心。”[16]260

　　在《巴黎，现代性之都》一书里，哈维将上述理解美学和艺术问题的重要观点贯穿到了对19世纪一批重要的法国作家的分析和论述之中。例如，哈维认为，波德莱尔所描绘的“新大街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各种背景，但它部分地通过点缀并向外溢出到公共空间里的各种商业和私人活动而获得了自身的特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边界被描绘成了渗透性的。诗人表明了所有权、美学、各种社会关系的模棱两可，以及为掌控公共空间而论争的问题……咖啡馆恰恰也不是一个私人空间：一个挑选出来允许在其中满足商业和消费目的的空间。贫穷家庭把它看成是一个排外的空间，使从他们那里攫取的黄金内在化了。他们不可能忽视这一点，被迫与它对抗，所用的方式与不可能忽略他们的那些在咖啡馆里面的人们的方式一样。诗人把他们看成是现代性奇观的一部分，是那些构成了巴黎的‘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生命’的标志。他觉察到了差异与混合”[14]221。

　　在这段分析中，哈维从波德莱尔对19世纪中叶巴黎公共空间的描绘中看到的是各种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交集与折射：商业活动与私人活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金钱与贫困，咖啡馆与无家可归者……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看似难以觉察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所谓“现代性的奇观”。在哈维看来，处于这种万花筒似的景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现代性的物质生产进程与政治—经济关系变迁所带来的“时空压缩”和空间关系的重组，使资本主义的现代大都市变成了各种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交集的场所，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跨越边界”的场所，因而，也产生了波德莱尔称之为“罪恶之花”的现代大都市的奇观。

　　从美学角度看，哈维从地理学家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建构了阐释现代与后现代审美体验的不同时空框架。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①和《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哈维根据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 Langer，1895-1982)、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的相关理论，建构了一个关于“空间实践”的矩阵②。按照哈维建构的理解时空问题和审美体验的“空间实践”矩阵，其最为重要的节点是这个矩阵中的“物质空间”(体验到的空间)、“对空间的表现”(概念化的空间)和“表达出来的空间”(经历过的空间)。哈维对这三个重要节点分别做了如下的解释。

　　关于“物质空间”。哈维认为：“物质空间实践涉及到以这样一种确证了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方式而出现在空间中并跨越空间的物理的和物质的流动、转变以及相互作用。”[16]274这个方面可以体现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关注点，即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科技进步对客观的物理空间的影响和改变。

　　关于“对空间的表现”。哈维认为：“各种表达空间的方式都包含着一切符号和含义、代码和知识，它们使得这些物质实践能被谈论和理解，无论是按照日常的常识，还是通过处理空间实践的学术上的学科(工程学、建筑学、地理学、统筹学、社会生态学一类学科)有时候神秘的专业术语。”[16]275—276这个方面表明，对空间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抽象和概括，要借助不同的符号和代码，使客观的物理空间能被理性所把握。哈维在这方面的观点明显受到了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影响。

　　关于“表达出来的空间”。哈维认为：“表达各种空间是内心的创造(代码、符号、‘空间话语’、乌托邦计划、想象的景色，甚至物质构造，如象征性空间、特别建造的环境、绘画、博物馆及类似的东西)，它们为空间实践想象出了各种新的意义或者可能性。”[16]276这个方面是指对空间的表现会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对物理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内心感知，因为由艺术创造表达出来的空间包含了创造性，由此形成的空间意义关系会构成人们不同的感知模式。

　　在哈维的空间关系矩阵中，“物质空间”是客观存在着的，它们涉及到社会生产的方式和各种社会关系；“对空间的表现”与符号、代码、知识等表达方式有关；“表达出来的空间”则与内心创造有关。由此推论，美学和艺术对空间的表现所涉及到的重要因素就包括符号、代码和创造。同样一种物质空间，用怎样的符号、代码和创造性的想象来表达，一方面会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效果，另一方面也与艺术家的才能、审美趣味、艺术技巧等等相关。

　　仔细考察哈维所建立的这样一个矩阵，其中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实证主义的和数理、符号论的色彩，就运用它们来阐释美学和艺术实践而言，似乎会显得有点机械和格式化(模式化)。然而，重要的是，哈维强调，对空间的表现必须体现出特定的“相关性”，美学和艺术中所表达的意义与“相关性”密不可分。关于这个问题，哈维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里做过如下表述：“空间的概念被埋在过程之中，或者说内在于过程。如同相对空间的情况一样，这种阐述本身意味着，不可能使空间摆脱时间。因此，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在时空的关系性之上，而不是放在孤立之空间的关系性之上。相关的时空概念暗示了内在关系的理念；外在的影响在特定过程或事物中通过时间被内在化了……空间中某个点上的事件或事物，不可能通过诉诸于仅仅存在于那个点上的东西来理解。它要依赖其周围发生的其他一切东西……”[17]273—274所以，哈维举例说，“如果我要问天安门广场或者世贸大厦遗址‘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我能够寻求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按相关的条件来思考。这就是我在写到巴黎的圣心大教堂时所面对的问题”[17]275。

　　在另一方面，哈维也注意到了，美学和艺术表现会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在现实中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正如他所说：“对空间和时间排序的身体与物质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要由表现空间和时间的方式来调节。在波浪中游泳的海洋学家和物理学家对空间与时间的体验，不同于迷恋沃尔特·惠特曼的诗人或者喜爱德彪西的钢琴家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阅读一本关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书，很可能会在我们去那里旅行时影响到我们对那个地方的体验，即使我们体验到了书面词语产生的期待与对那个场所的实际感受之间引人注目的感知上的不一致。我们在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时包围着和围绕着我们的表现的空间与时间，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直接体验，以及我们解释和理解那些表现的方式。”[17]279-280

　　从哈维对美学和艺术问题的论述与观点来看，尽管他不是专业的美学家或文艺理论家，但他的看法的确很独特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借鉴。

　　注释：

　　①参见：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②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第274—281页。其中的“网格”一词英文为matrix，可译为“网格”、“模型”、“基质”、“矩阵”。我现在认为，译为“矩阵”似更恰切。这个“矩阵”在《后现代的状况》中以图表形式表达得详细明确，这里仅概述其要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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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唐晓峰.古希腊的数理地理学[J].读书，2009，(9).

　　[3]唐晓峰.地理学与人文关怀[J].读书，1996，(1).

　　[4]唐晓峰.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J].人文地理，2001，(2).

　　[5](美)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M].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蔡运龙.大卫·哈维：地理学实证派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N].中华读书报，2002-05-29.

　　[7]HARVEY David. Reinventing geography: An interview with the editors of New Left Review[J].New Left Review, No. 4, July-August，2000.

　　[8]蔡运龙.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评《地理学中的解释》[J].地理研究，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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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美)戴维·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J].郇建立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

　　[11]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美)大卫·哈维.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城市重建[J].董慧，常东亮译.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13](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4]HARVEY David.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15](美)大卫·哈维.论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宣言[J].蔡运龙译.地理译报，1990，(3).

　　[16](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7]CASTREE Noel, GREGORY Derek.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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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及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2018-08-11 07:18:38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赵津津

摘要：在大卫·哈维看来，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的非正义都根源于资本逻辑，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必须以空间需求为导向，鼓励当代无产阶级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打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空间非正义，寻求空间乌托邦的解放策略。这对于当下进行大规模城市空间生产实践的中国有重要启示，使我们既认识到资本对城市空间建设的巨大推动力量，又致力于对中国城市空间过度商品化的自觉内省，强化空间分配的需求化导向，缩小城乡空间差距，完善市民权的保障机制，进而探索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策略。

关键词：大卫·哈维；城市；空间生产；空间分配；空间正义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2-0073-0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福特主义危机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化劳动分工的建立，发达国家掀起了新兴工业城市化浪潮，其深刻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大卫·哈维开创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空间视角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重构，指明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的非正义都根源于资本逻辑，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必须以空间需求为导向，鼓励当代无产阶级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打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空间非正义，寻求空间乌托邦的解放策略。这对于当下进行大规模城市空间生产实践的中国有重要启示，有助于我们客观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与空间的关系，致力于减少城市空间不公现象，追求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价值取向。 一、资本积累与城市空间的非正义批判 哈维探讨的空间正义是包括城市空间、全球空问、身体空间和自然空间在内的广义空间，其中，城市空间是身体空间的物质载体，是全球空间生产的战略据点，是资本积累的时空逻辑的聚焦点，因此，空间正义的建构要从批判城市空间非正义着手。由于资本积累是塑造城市空间形式、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主导城市空间分配的动力因素，空间正义问题必然溯及对资本积累的批判。

（一）城市空间生产的非正义

马克思认为，现代化工业城市由资本关系主导而迅速壮大，资本的强势推动使生产要素实现了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加快了资本主义乡村城市化的进程，并通过工业化城市的发展快速积聚资本。到后工业时代，过度积累的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桎梏时，就通过时间延迟和空间扩展进行消化，城市在资本主义时空修复策略中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就时间修复而言，固定资本流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設，使资本和人工建筑环境更灵活地结合在一起，以探索城市空间发展的未来用途，资本由投资工业生产的初级循环，进入投资城市建设的第二级循环和投资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第三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城市在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展，当国内城市空间生产出现饱和、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弹性生产方式的变革，使资本跨越地理界限，向国外开拓资本积累的新空间。在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策略的分析中，城市空间扩展是征服全球空间的前奏。

在资本积累逻辑的支配下，城市空间以加速资本循环和实现资本积累为目的，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背离了空间正义的应然价值。地面、地上和地下空间都作为生产资料投入运营，便捷的交通设施、繁华的商业中心、令人心动的休闲地带等，所有城市空间样态的型构并不以满足使用价值为依据，而是以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为目的，受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商品交易的市场规律的支配，城市空间从而变成了“创造、榨取和集中剩余产品的装置”。在城市空间资本化过程中，城市地理景观被反复改造和重建，以吸收更多过剩资本，以及缓解资本未能顺利实现价值增值的危机，在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工业制造业资本等激烈竞争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生产充满紧张、对抗和冲突，“城市化过程创造出来的空间结构的物质嵌入性，与社会过程的流动性——如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处在永久的对立之中”。可见，城市空间的配置以获得剩余价值为目的，其使用价值完全依附于交换价值，这与空间实践主体的客观需求和空间生产正义的价值诉求相背离。

（二）城市空间分配的非正义

哈维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城市空间远不止是自然空间，更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机制使城市成为矛盾集结的中心地带，由城市空间消费差异以及分配不平衡导致的阶级对立更加尖锐。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统治范围由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由经济政治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尤其是作为空间经济最终实现环节的空间消费阶段。在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下，城市空间扩大化与空间的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财富的两极分化使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空间消费能力悬殊，富人比穷人分配到更多的空间利益，穷人比富人承担更多的外在成本，绝大多数优质空间被资产阶级垄断，城市空间格局向着有利于强化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造成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伴随资本运作方式而被挤压和重塑，形成了富人居住区和贫民窟、棚户区的分异隔离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身份等级的内部区分，这种“由不平衡地理所引致的空间等级性与阶级性，已给无数‘空间人造成了生活与精神上的困窘”。

空间区隔的表征反映的是指向分配的不正义，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强有力控制方式。要消除空间分配的异化现象，卡斯特提出依靠国家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组织集体消费，这是弥补空间需求不足的必要手段，哈维则鼓励社会边缘群体通过抵制空间支配，倒逼“领地再分配式正义”，即领地资源分配应当以满足社会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服务于社会的共同福祉为目的，使空间资源得以公正的配置，消除边缘人的空间剥夺感与压迫感，恢复平等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这不仅要诉诸国家减少福利分配的不平等，还要增强权力的民主分配。 二、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 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应当成为当代西方城市阶级斗争的重要部分，这是哈维建构城市空间正义的落脚点。列斐伏尔较早提出“城市权利”的命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等之中心的城市生活的权利”，每个个体及其所代表的群体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就业、接受教育，享受社会福利，参与管理城市等权利。哈维则表现出比列斐伏尔更激进的政治态度，涉及对城市化进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他认为，首先，社会边缘群体要争夺的城市权利，包括防止空间隔离、免于社会排斥的权利，由于资本积累本身以及由资本积累所主导的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分配，是产生空间不正义的根源，空间正义的价值追求应当体现社会各阶层公正地参与空间生产、消费与分配的意愿。但从根本上说，城市权利是控制空间生产的权利，使城市空间的建设和改造摆脱国家和资本力量的支配，消除空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质，以日常管理方式“控制与生产空间的能力是一种权力，通过这种权力，即便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能颠覆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

其次，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应当与主张异质和多元的阶级运动相联系，才会释放出空间革命的潜在力量。让哈维感到担忧的是，后工业时代的资产阶级也意识到了资本同质化造成的空间矛盾和阶级对立，并进行了适当的策略调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空间斗争的组织性和坚定性，“一方面，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必须被打破。然而，完成这个最终目标的手段却是必须生产出新的地理差异，这些地理差异成为将要被克服的新型空间障碍”。为提高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认同感，统治集团着力创造一个差异性社会，比如，投入部分资本用于改善无产阶级的工作和居住环境，通过提高无产阶级工资水平，降低其生活成本和引导空间消费的方式，保证了中上层被雇佣人员的住房所有权，这就在地理上分化了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社会向着有利于统治集团的阶级管控趋势发展。

在这一历史情境下，无产阶级新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激进革命，与更加灵活的、更具适应性的资本主义空间策略做斗争，以无产阶级主导的空间差异打破资本主义的多元空间。哈维建构空间正义是基于对普遍主义正义论和特殊主义正义论的辩证思考，“任何普遍的社会正义原则，它的应用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公正”，这种本质主义的正义一元论强调正义价值的绝对性和标准化，由于忽视了正义原则的多元表现而陷入独断主义，而特殊主义正义论强调正义的相对性，鼓励竞争和差异，却因负隅各种局部化的空间抵抗而失去与普遍正义相抗衡的有效武器。哈维则为空间正义增添了后现代主义的建构主义色彩，提出当代空间正义应当建立在包容差异的共同话语基础上，将分散的城市底层和边缘人组织成一个集体行动的联盟，为争取更多的城市权利而斗争，共同对抗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空间秩序，实现城市空间的相对正义。

三、对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

以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的批判，为我们认识中国城市化现象提供了清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客观分析资本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总结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征，使我们致力于对中国城市空间过度商品化的自觉内省，强化空间分配的需求化导向，缩小城乡空间差距，完善市民权的保障机制，进而探索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策略。

（一）作为城市空间建设的巨大推动力量的资本

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客观上讲，资金的大量注入在推动中国空间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迫切需求，使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前那個人人平等但普遍低效的社会中脱离出来，忽视效率原则的空间正义是流于形式的、抽象的正义，以效率为前提的空间非正义却可以通过调整而得到纠正。城市空间经济的不活跃以致停滞衰退，将使城市中的个体及社会失去生存发展的沃土，不仅使市民难以享受便利的生活设施、科技文化、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也拉低了社会整体的发展质量，可以说，城市空间资本的匮乏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不公平现象，加深社会的矛盾冲突，哈维所说的社会边缘群体的城市权利更无从谈起。对城市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构成了民众空间权益的重要内容，只有首先将它内嵌于城市空间的生产，才能为空间正义的建构提供动力之源。

在全球化空间生产浪潮的裹挟中，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主动吸纳资本主义因素建设经济开发区，其时恰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弹性生产方式变革进入全球空间生产的阶段，劳动分工的地理扩散和再生产活动的逐步分化，使资本积累跨越地理界限、向外开拓新空间提供了可能，在哈维看来，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新的生产能力、社会劳动和空间资源来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无法消化的过剩资本买单，这的确造成了全球空间的不平衡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今天城市化大发展，尤其在城市经济上取得的成就，部分得益于对这一时机的利用，并通过长期加深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得到巩固。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持续发展，城市空间开发释放了资本积累的潜能，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这意味着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空间生产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依然占主导，中国现有的历史阶段仍然无法超越资本空间化的逻辑，因此，我们要理性看待和利用资本与空间建设的关系，使其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社会财富积累的有效方式。

（二）城市化进程中空间正义的缺失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城市发展由工业生产驱动阶段迅速向空间生产阶段转变，在资本由初级循环转向第二级循环过程中，我们也面临资本主义后工业时期遭遇的空间非正义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以追求资本积累为特征，随之引起空间生产与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在现阶段的中国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中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问题日趋凸显，具体而言：

第一，城市空间生产忽视了空间需求的价值导向，以价值增值为主要目的，导致城市空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冲突加剧。由于商业化浪潮的推进和国家政策支持，土地商品化、房地产市场不断发展，成片的商品房和商业活动区迅速崛起，大中城市逐渐向商务型和消费型功能发展。在资本同质化逻辑主导下，社会各利益集团拉开空间资源的争夺赛，城市空间生产的投机性需求大大超过了消费性需求，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引发了两大矛盾：一是空间产能过剩与真实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一方面，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发项目推陈出新，其中不乏脱离经济发展实际而造成盲目的空间扩张；另一方面，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使大量人口陷于一房难求的状态，结果产生大量闲置建筑物，造成大规模的空城现象，城市化危机显现出来。二是为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和空间经济效益，城市商住空间迅速扩大，压制了公共空间的发展需求，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公共服务产品严重短缺，这两大矛盾反映了城市空问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冲突对抗。

第二，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与配置不正义，由空间区隔引起的社会排斥现象严重。在商品化社会，甚至出现城市公共资源私域化现象，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容易向富裕阶层集中，从而剥夺了其他公民享有公共空间的权利。此外，由于城市空间开发，构成对不同购买力的社会成员吸纳和排斥的过程，出现了居住空间上的贫富分异现象，社会底层群体由于就业机会受限，经济收入不稳定，一般聚居在价格低廉的城中村、城郊简屋区、贫困街区等，其生存境况受到严重压抑，社会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被空间分割塑造出来，各层级之间的交流出现障碍，阶层之问的矛盾与对立不断显形化。尤其引发全社会普遍关注的是，城乡二元格局带来的空间非正义现象，它超越所有城市问题，成为空间正义缺失表现之最。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社会资源逐步向城市集聚，城市日益繁荣，而农村由于发展动力不足，陷入了隔绝、落后的境地，城乡居民所享受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就业等公共资源和发展机会也有明显差异，这必然导致城乡的分离和断裂，农村屈从于城市，市民与农民发展的非均衡性越发显著。

（三）中国城市空间正义的建构

从当代中国语境来讲，我们需要从哈维批判的城市空间资本化及其非正义现状中吸取经验教训，通过空间正义的价值导向和相关制度安排来规范城市空间的发展秩序，化解城市化危机，其中，空间变革和重构的关键在于，实现从资本主导的空间化倾向向以空间需求为核心的理念转变。

列斐伏尔曾指出，以空间取用取代资本的空间支配，是社会主义空间生产超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根本。哈维认为，土地和住房参与商品交换的过程，必然要遵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统一的规律。社会主义空间发展的理想状态应当是，使交换价值服从于使用价值，以社会群体的空间需求推动城市空间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当今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实践中，发展的天平倾斜向资本利润的生产，因而促使其回归空间使用价值这一目的，保持资本的牟利需求与空间的实际需求之问的平衡非常必要，使“不同社会主体能够相对平等、动态地享有空间权利，相对自由地进行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体现着空间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之关照，它需要国家、市场、社会多个空间参与主体主导城市发展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具体对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规范和引导资本的流向

应当规范和引导好资本流向，调节资本第二级循环，注重资本第三级循环。首先，防止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热钱流入，促成城市建成环境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减少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弱化政府与资本的联合程度，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减轻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使政府由资本驱使下的运行模式，逐渐向满足社会需求而转变，恢复政府的公共性职能；另一方面，优化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加强政府对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防止各类资本的盲目性流入，合理引导社会性的空间投资行为，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房地产业、建筑产业的去库存、去产能，完善以空间需求为导向的供给体系，增强空间供给面向需求的适应能力，恢复城市空间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次，转移过剩的城市商住资金，加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这既缓解了空间产能过剩危机，又满足了民众的公共需求，保障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此外，随着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需求的提高，自然空间也应当作为公共空问资源的重要部分加以培育。

2.促进城乡空间统筹

只有将广大乡村纳入城市空间运行机制，才能促成城市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城乡融合是城市化发展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伸张城乡空间正义的原动力”，我们应当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在城乡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分配资源，保证要素问的自由流通和一体统筹，削减城乡空间正义实现的障碍，以乡村空间生产支持城市建设，以城市优质空间带动乡村发展进步，构建城乡一体的空间权益保障机制；科学规划能促进城乡空间的合理布局，提高空间利用率，完善空间管理体系，减少因城市扩张造成对乡村地区的蚕食现象；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应当保留各自的空间聚落特色，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基因的不同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

3.维护和保障民众的市民权

空间分配正义反映着广大民众城市空间权益的诉求，哈维把边缘群体发起的社会运动视为反抗空问霸权最可靠的力量，这种空间政治实践不仅在发达国家遇到障碍，在中国也行不通。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总有一部分群体为国家制度改革和行政决策承担了不利后果，他们会通过居委会、地方非政府组织，或是以集体上访的渠道，申诉因动迁、征地等引起的利益受损问题，这确实是疏通下层情绪、缓解社会紧张的有效途径，但要更高效地维护广大市民合法权益，最强有力的方式还是诉诸國家的力量。

首先，为打破城市空间分异隔离，反抗空间压迫与剥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空间多元利益和空间协调性的矛盾，行政主体应当加强公共交通建设，合理规划公租房和经济保障房，启动对乡城迁移群体的反吸纳工程和补偿性配给，还要为社会各阶层的交往创造条件，培育阶层之问的空间纽带，通过协商、沟通与合作达到多元利益的平衡，让社会群体共享空间经济的发展成果。其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人的城镇化不可能一步到位，国家应当逐步改变农业人口和乡城迁移者的户籍身份，为他们追加城市居民本来就享受的市民待遇，建立起区别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边缘群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调动他们主动参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热情。 四、结语 哈维的空间正义理念是对资本积累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现状的批判，为抵制城市空间实践的非正义现象，整合边缘群体进行对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力量资源”，它警醒我们不能沉迷于资本对城市发展的推动力量，而应当将城市空间的发展服务于满足使用价值的需求，将阻碍资本第二级循环中的过剩资金转移至公共服务领域，作为实现市民空间权益的基础保障，并以发展城乡统筹的空间秩序、建构空间利益补偿机制和改革户籍制度，促进人的城镇化，这些都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国家升级空间治理体系过程中的社会关怀。

编辑：邹蕊

geonet

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三个视角

https://www.sohu.com/a/366226735_494912

崔丽华

摘要：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空间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从地理学角度，以空间理论为切入点，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起解释当代社会的一整套运行框架，从而实现对人本身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大卫·哈维; 空间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

作者简介：崔丽华，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北京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以原子能技术、航天科技、电子计算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更加开放、互动的生活方式，新能源的出现，“机器换人”淘汰了大多数工厂的生产线，新的社区，完全不同的学校……人类社会生活进入到一个高度融合、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地点、方位、景观、 家园、城市等概念成为人类生活的核心概念。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理论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新形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融合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思考空间问题，开始挑战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这一时期被称为“空间转向( spatial turn) ”。由此“空间”问题也成为自然科学、建筑工程学、地理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这种空间转向已经“深刻地改变当代世界的自然地理景观和批判理论的阐释性疆域”。

大卫·哈维无疑是这种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当地理学从计量革命转向空间科学之后，他的研究也开始展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广阔性。借助空间理论，他将研究视角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批判、人的发展，从而构建起解释世界的新框架。

一、空间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形象是一种历史理论，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们发挥的也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长期被压抑了。很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阶级的产生和消亡，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因素。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历史”具有优先性。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曾从两个角度揭示了空间的意义。第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机构内部所进行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空间体现为劳动时间在生产的物理环境中横向并列和扩张的可能性。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的扩张过程中对空间的改变，例如通过地理大发现、资本的原始积累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空间结构。在大卫·哈维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不关心空间，只是在他们理论中并没有充分彰显空间的维度。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68风暴”的结束，由卢卡奇开启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左派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如何回应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幸存，重新理解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可能性，寻找“第三条道路”的生存样态，就成为当代左派必须面临的首要问题。当然，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升华的，同样，这也表达了其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大卫·哈维作为当今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结合西方社会发展的新状况，借助西方文化、哲学的传统，独辟蹊径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维度，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对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发展功不可没。虽然大卫·哈维与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人一样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但他与他们也存在着不同，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批评更多地是从文化领域展开的。而大卫·哈维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性，是与众不同的。正如 Noel Castree 所说，大卫·哈维的研究主题、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主义分析领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思想反映和彰显了时代的气息，并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

Alex Callinicos曾在《大卫·哈维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的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四大特征。第一，大卫· 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建立在直接阅读马克思核心著作《资本论》的基础上的; 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忽视的内容是大卫·哈维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特征，即对空间维度的整合; 第三，对后现代主义的同情; 第四，对政治运动的心。笔者认为，Alex Callinicos 给予了大卫·哈维一个好的归纳。在他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即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走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许多评论家称 这一转变为“重要的逆转”，造成了“青年”哈维和“成熟时期”哈维的分裂 ，体现了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失望与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奋。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他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倡导者，这与传统的区域描述地理学不同。传统地理学更多地是选择特定区域进行分析和研究，而这种新“地理学”则在本体论方面强调世界是在空间的秩序中存在的，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则强调这个秩序是依据科学的方法理性地展现的，它以描述、解释甚至预测不同程度的空间格局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是发表于 1969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但是，在这本书发表之后不久，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实证主义地理学逐渐式微。人文主义地理学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的一系列理论中最为成熟的理论，它反对逻辑实证主义排斥价值，单纯追求中立科学的做法，“地理学现代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与智慧，客观与主观，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大卫· 哈维逐渐从实证主义地理学转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在他看来，地理学不可能绝对中立，也绝不应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之中，它必然受到其他 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为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做好了准备。当然，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城市暴动，反对越战的运动，1968年的学生运动等等。“在这些混乱中，人们急切盼望某种政治和思想的指导。” 再如，1969年，哈维从布里斯托尔移居到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组建的地理学和环境工程系工作，这里聚集着一批社会科学家和环境科学家，并有着支持跨学科研究的良好氛围。同时，他还遇到了一群热衷于阅读马克思的学生和同事。这些历史契机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之路，并走上了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的艰辛之路( 这一阅读长达四十多年之久) 。对这段历史，他是如此描述的: “1971年以来，我每年( 只有一年除外) 都组织阅读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的小组或开设相关课程。尽管人们很有可能将此视为非常平凡的学院做法，但它却让我有机会按照时间序列来收集对这一特殊文本的珍贵反应。”他给予马克思主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将不同学科整合起来的能力。因此，大卫·哈维除系统地阅读《资本论》之外，他还阅读了森岛通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和保罗·斯威奇的《资本主义发展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1982年，他出版了《资本的限度》。正是这本著作使他实现了一个“惊人的跳跃” ，即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自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成为其空间理论的最显著视角。

整体而言，大卫· 哈维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和升级。

一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吸收借鉴了拉奎斯特( Yves Lacoste) 及其《希罗多德》杂志社同仁倡导的历史地理学，建设性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改造，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理解。历史一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佩里·安德森曾说: “历史研究对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翼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大卫· 哈维却发现了空间的重要性，发现了在当代社会中空间角度的穿透力，把空间批判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这种融合本身就是对 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白和升级。“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他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补充地理视野，提出极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其用意在于强调一些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空间、位置、环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观察社会时需要关注的核心性问题。”

二是重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直是马克思研究的重点。马克思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地研究经济问题。但自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存在被误解、误读和忽视的趋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倾向更为严重，“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如果马克思分析的中心是资本，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你不可能放弃这方面”。但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放弃了这个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而忽视马克思对经济学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片面地把经济问题当作经济决定论来批判。但是大卫·哈维却在长年累月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谛; 与此同时，他借助地理学家的独特身份，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方式特征以及弹性生产与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资本的全球空间规划中，地方性的差异才体现为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他从空间角度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经济问题， 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建。

三是重建乌托邦。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乌托邦形式，即“辨证的乌托邦理想”，这是他对未来世界的设想，人与自然相互依存、更加和谐共处。这也是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当然，他还提出，对自然与社会，人类应该肩负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总而言之，大卫· 哈维的最大功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空间范畴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本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同时，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蕴和内涵，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生长点和跨学科特征。他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适时地把空间融合到其中。当然还有一些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列斐伏尔、柯亨，但是他们只是发现了空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性，却没有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系统化和完整化。大卫·哈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结合自己的地理学背景，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提出了如城市、城市化、资本、全球化、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时空压缩、时空修复等理论，系统地将空间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镶嵌在一起。

二、空间理论与当代社会批判

大卫·哈维的著作包含着他对当代社会的关注、理解与反思。无论是早期的《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抑或是之后的《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简史》《资本之谜》《世界的逻辑》等著作，都深刻地围绕当代社会批 判这一主题。他运用空间来分析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分析和解读恰恰体现了批判理论所代表的一般性特征。

自《社会正义与城市》出版以来，大卫· 哈维试图打破伦理与科学分析模式之间的对立，把正义、公正引入到地理学之中，实现了从为了思想而思想到为了实践而思想的转变。“理论和实践的挫折使得他超越道德自由主义，转向作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笔者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现实关照本性的最好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真正写照。如果要寻找一个词来归纳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那就是“批判”，尤其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有人甚至统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批判”。马克思曾经这样定义他最为看重的辩证法: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他看来，批判就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正如他所认为的，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批判实现了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批判内含着对社会的分析。大卫·哈维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传统精神，借助空间范畴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如他在 2018年兰南基金会的一次访谈中谈到的，如果给他贴一个标签，那就是“反资本主义”，他提到，他之所以反资本主义，并不是他的基因出了问题或者说天生是个疯子，也不是因为他有特殊的家庭或教育背景，他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规律的清晰把握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他讲道，资本主义有内在的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个是对持续增长的追求，第二个是在面临环境问题时保持资本主义增长，第三个是普遍异化。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空间的角度给予回答。的确，当代社会最大的特征莫过于全球化和都市化。今天，全球化的发展正影响着当下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新格局从政治角度改变着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生存空间。同时，经济全球化及移动通信、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从客观上使空间日益缩小。正如大卫· 哈维所言，世界以“时空压缩”的形式迅速变小，世界以村落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现实变化使“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诗情画意在当今社会变得荡然无存、虚无缥缈。大卫·哈维从当代社会的空间问题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 一是从空间视角出发的批判理论。概括讲就是以空间视角为出发点，展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而细致的反思。他主要是从经济生活、后现代主义、政治解放三个层次来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这条线索也体现了其学术发展的一条脉络。二是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空间进行批判性分析，这也是大卫·哈维的理论旨趣所在，这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理解。当今世界，空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形式展示出来，也为我们把握当代复杂的世界关系、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方法。空间体现了一种人参与实践的复杂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这也是资本主义生活的一种必然，也是寻找“空间乌托邦”的意义所在。

空间理论还表现出强有力的当代解释力。“地理学想象”是大卫·哈维借助的主要工具，将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融合在一起，这也使得社会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广阔，同时为反思社会理论本身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他试图禀承空间知识中由莱布尼茨、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所代表的辩证思维传统，在这种辩证思维 看来，空间或地理学想象不只是为社会理论增加了一个维度，更重要的是，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将会产生一种总体性效应，从而改变人们对社会理论实践的认知。

空间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是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加剧了我国城市空间格局的改变，城乡二元分化、过度都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大卫· 哈维对此也有专门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及中国问题。比如，在《世界的逻辑》一书的引言中，他就引用了一则来自中国的新闻: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统计测算，中国在 2011 － 2013 年消耗了 66. 51 亿吨水泥，竟超过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里 44. 05 亿吨的水泥消费总量。……中国如何用掉那么多水泥? 中国为何要用掉那么多水泥? 这又会造成怎样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后果。” 哈维还详细分析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尤其是中国为了应对危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这种不仅从空间上整合了中国经济，同时也加强了南北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中国还加大力度实现全球空间的整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解答。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新形势面前，从空间入手探讨各国不同社会发展问题已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大卫· 哈维的空间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总之，大卫·哈维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左派，借用朱津( Sharon Zukin) 在《资本的空间》的评论中所说的，这些有关近期的知识运动和政治战斗的睿智反思，说明了大卫·哈维为何会成为当代社会批判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强烈的知识独立与同等坚持的道德准则，阐明了他对社会正义的关切，主要涉及经济，但也延伸到每个领域。当今没有任何其他学者，曾针对资本重塑空间和时间的力量探究得这么深刻，也没有如此令人信服地主张将这些过程安置在一切社会思想的核心。

三、空间理论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不仅展示了历史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终结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表达了对未来没有希望的失望。世界已变成了庸人的世界，人类放弃了对世界的改造。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理解历史的未来发展，大卫· 哈维通过空间理论给予了我们答案。他不仅仅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提出了卓有建设性的解释，而且还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他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尤其是海氏关于人与时间的哲学论述，强调哲学必须关注人，关注人的存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索。大卫·哈维继承了存在主义重视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状况的观点，把对生活世界的观念与地理学语言联系在一起，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同时借助西方思想的丰富内涵，表达了理论所应实现的目的: 对人的关照。

在社会中生活的人，要实现理想抱负，获得尊严，首先必须承认人是集体中的人，不是孤立的原子，他既是社会的动物又是政治的动物。大卫· 哈维认同马克思的观点，“积极的政治学的任务就是要寻求社会关系的变革，充分承认政治行动的出发点依赖于实际的历史地理条件”。

如何才能体现人自身的价值，托马斯· 霍布斯的观点“人的价值就是他的价格”，然而在劳动价值与价格之间存在鸿沟，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就是: 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与作为商品被劳动者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一论述蕴含着政治寓意，劳动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着道德、社会、历史和地理情景。

大卫·哈维借助“争取最低工资的斗争”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以巴尔的摩这个城市为例，首先，资产阶级通过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员降低工资标准，而他们的工资又低于当地的官方最低工资，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增加劳动量，他们的身体常常处于疲惫状态。除此之外，他们在社 会中无法受到尊重，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孩子的教育也成问题。因此，由身体问题引发政治冲突，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它包括两个策略: 第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工人骨干，他们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 第二，全力以赴创造一个强大的各种力量的联盟以改变可变资本循环的基线。

因此，在 1984 年发表的《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 历史唯物主义宣言》一文中，大卫· 哈维提出，我们必须创造一种人民地理学，它并不是基于虔诚的普世主义、观念和好的意图，而是为了反映人民的利益、声音及他们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和偏见。它忠实地反映了 20世纪变动的社会和物理景观中的竞争、斗争和合作的复杂性。

大卫·哈维对人自身的关照还体现在他对未来世界的构想中，即他的乌托邦设想中。这是与城市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已经成为城市化的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的未来主要维系在城市化区域。21世纪城市生活的质量将决定文明自身的质量”。他把目光对准了城市，希望借助此来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城市是最好的空间样态，是空间问题由抽象到具体的最佳的可能性方案。人们创造城市的目的是更好、更舒适、更幸福地生活。他认为，一个城市要想表现出乌托邦的气质就必须具有自由的气氛，然而空间本身又具有焦虑和混乱的特质。“我们希望城市会是什么样的计划就是关于人类可能性、我们需要谁，或者甚至更加贴切地说，我们不希望成为谁这样的一些计划”。因此，透过城市实现乌托邦计划，根本上就是把时间排除出去，构建一种“空间形态的乌托邦”，社会稳定下来，“空间秩序安排的无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 。

爱德华·苏贾曾经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归结为三条道路: 第一条是根植于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化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述，这实质上是一场本体论方面的斗争，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第二条是直接依附于物质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或更具体地说，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第四次现代化”，这是紧随着二战后持续性经济繁荣结束之后所产生的最新一轮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空间重构活动。第三条道路是寓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变革、对现代性的经验性意义进行不断更新的界定、空间和时间的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文化的崛起。笔者认为，大卫· 哈维的空间理论无论在阐释空间的社会维度方面，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关照，亦或是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都体现了这三种路径的一种交汇，最终试图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

总而言之，在深入阅读大卫·哈维著作的过程中，会被一条逻辑线索深深地牵扯着: 空间批判建构源于生产方式和具此生产方式特征的社会关系，并影响着当下的文化生活，从而最终走向乌托邦的图景。如果说这条线 索向我们展示了大卫·哈维思维的全部路径，那么在这条路径中，真正可以感受到的是他对主体人当下生活的密切关注。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他研究问题的背景和核心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他不会脱离这个大前提而谈论什么。正是这种对时代、对人的密切关照和关注让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解放旨趣和担当精神。

四、小结

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内核， 也是通过这三个维度，大卫·哈维实现了他构建理论、解释事实的目的，当然，这些解释可能不一定能完全说明很多问题，但不妨碍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和思路。

虽然说，这三个视角是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核心，但是，这三个视角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共同构成他的空间理论的内核。大卫· 哈维曾经说过，他研究的视角从没有离开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他之所以维护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人比马克思更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他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隐藏着的空间维度，把空间与资本主义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批判。

大卫·哈维始终坚持: 地理体现了自然与人文的有机统一与融合，而不是相互无意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的理论的扬弃。

但是，不可否认，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过分强调空间的意义和价值。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内含着一个预设前提，即空间是被人类活动建构的。人在行为、观念、话语、文化过程中内在地建构着他的空间世界。但是空间是怎样被人类活动所建构的，他并不关注，他关注的是这个已经建构好了的空间世界，以及在这样的世界中人如何生活。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地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诊断，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如何“治疗”资本主义的良方，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实际的现实效应。

END

本文选自《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1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geonet

大卫·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转自：http://www.emus.cn/16777/viewspace-46774.html本文的英文名为“Geography of the Manifesto”,原载David Harvey, 1998,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当代地理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spatial fix”在戴维·哈维的著作中通常与“地理转型”（ge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s）和“非均衡地理发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通常是指资产阶级通过地理扩张来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策略，这里意译为“空间转移”。　　[摘要] 本文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认为地理转型和非均衡地理发展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首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空间维度，接着考察了资产阶级用以缓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空间转移理论，最后从我们时代的立场出发批判性地考察了《宣言》的一些实际描述。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地理学 全球化　　我们今天所称的“全球化”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492年，如果不能追溯到更远的话。长期以来，这一现象及其政治、经济后果一直是评论的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对1848年以前的情形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在斗争中联合起来，倘若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取代具有破坏性的资本力量，并建构一种能够以更平等的方式实现其自身需要、欲望和愿望的政治经济学。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这些话的革命年代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幸运的是，《宣言》的作者直率地承认其自身形成的偶然性（contingency）。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德语版的前言中写道，“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952：8）。他们指出，如果说《宣言》已经成为历史文献，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那么，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以我们自身的历史、地理条件来解释它、补充它。他们追问道，“人的观念、观点和观念，一句话，人的意识，随着自身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了解吗？”（1952：72）　　当然，在这个同样是动荡的、但绝非革命的年代里，《宣言》中的一些段落显得有些离奇、过时，甚至会遭到某些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但是，如果思考一下它的当代意义，《宣言》的基本原理依然是正确的。　　让我们先思考一些熟悉的段落吧。这些段落依旧涉及了当代异化和意识的中心，尤其是它们已经在过去20年间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年代里获得了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最神圣的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算盘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替代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952：44）　　难道这不是极其准确地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它如此这般地腐蚀了当代教育、政治、社会事务和道德情感，以至于我们除了通过原教旨主义、神秘主义、个人虚无主义和自我异化来反对它之外，并没有剩下什么选择？难道我们不是随处被“利己主义算盘”的“冰水”所包围？接着，请我们思考下面的这段话：　　资产阶级如果不能使生产工具以及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新，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确定性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952：45-46）　　这段话的语言震撼力的确是令人钦佩的（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像一个巫师那样，它“再也不能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宣言》也向我们指出了周期性地震撼社会基础的危机的不可避免性，指出了这种危机所具有的“荒唐性”：在大量的急需满足、但又未满足的社会需要中存在着生产过剩；在富足中存在着饥饿；资产阶级周期性地破坏着先前创造的生产力。事实表明，大规模的技术变迁完全改变了地球表面以及我们同自然的关系。但是，这些似乎同样神奇的力量产生了失业、投资减少、甚至是资产阶级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的破坏。那么，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些危机呢？　　一方面不得不破坏生产力，另一方面征服新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具有破坏性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1952：50）。　　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不仅随处扩大了，而且还随处加深了。　　敏锐的地理学家将会立即详尽地考察这种观点的空间和地理维度。若仔细地考察《宣言》，你就会发现，关于地理转型、空间转移和非均衡地理发展在长期的资本主义积累历史中的角色，《宣言》包含着一个独特的观点。《宣言》的这种维度值得进一步考察，因为它需要详尽说明资产阶级如何创造和破坏了自身活动的地理基础（包括生态基础、空间基础和文化基础），如何根据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是我在这里关注的主要矛盾。　　一、空间维度　　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若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非均衡地理发展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发挥政治经济体系的功能。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寻求我在其他著作中（参见Harvey, 1982）所称的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这两个进程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这种分化在今天比其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并且，《宣言》在考察这些问题时的优点和缺点都值得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也值得审视，因为正是在这里，欧洲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联合，并试图制定一个在引人注目的地理和文化分化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共同革命议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非均衡地理发展和空间转移问题的思路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等问题在他们的观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地理重组的潜在后果倾向于迷失在最终使时间和历史凌驾在空间和地理之上的修辞模式之中。　　《宣言》的第一句话就使他们的观点局限在了欧洲，它的主题首先适用于这一跨国实体及其工人阶级。这反映了如下事实：“各国的共产主义者”（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芬兰语和丹麦语是这一文献发表时所设想的语言）聚集在伦敦来制定一个工人阶级的纲领。因此，这个文献是欧洲的，而非国际性的。　　但是，全球背景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忽视。让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变迁，同“美洲的发现和绕过好望角的航向”有关，同开辟了殖民地的贸易、打开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有关。无疑，资产阶级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　　现代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就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Marx and Engels, 1952：42-3）。　　凭借这些地理手段，资产阶级从外部绕过了地域性的封建力量，并从内部颠覆了这一力量。还是凭借这些手段，资产阶级把（具有军事、组织和财政力量的）国家变成了实现自身抱负的委员会。一旦资产阶级上台后，它就会部分地通过内部、外部的地理转型继续追求其革命使命。从内部来说，大城市的兴起和快速的工业化使得城市统治了乡村（同时，把后者从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种拯救出来，并把农民变成了下等阶级）。城市化使生产力和劳动力在空间上集中，使分散的人口和财产迅速地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的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伴随着交通运输体系、劳动的地域分工和城市基本设施作为资本积累的基础而被建立起来，“自然力”慢慢地服从于人类控制。　　但是，无产阶级在工厂和城市里随后的集中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开始建立工会这样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想法。此外，现代交通体系把 “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从而“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称全国性的阶级斗争”。这一进程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服从于统一的资本统治。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以类似于资本行动的方式在集中、在扩散。　　马克思在下面的段落中详细解释了这种观点。这一段落是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把它忽略掉，而不是仔细地阅读它、思考它：　　日益扩大的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使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古老的民族工业已经遭受了破坏，而且每天都还在遭受破坏。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城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源于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Marx and Engels, 1952：46-7）。　　如果这不是对我们今天所称的“全球化”的精彩描述，它又是什么呢？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继续写道：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低廉的商品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它迫使它们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也就是说，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它根据自己的设想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Marx and Engels, 1952：47）　　资产阶级“教化使命”的主题在这里被提出来了。这段话也隐含了地理扩张力量的某种极限，它不可能无限期地永远扩展下去。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是阶级和生产关系在日益扩张的地理空间上的再生产，那么，国内资本主义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领域同样也将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扩张。阶级斗争变成了全球性的，当然，这导致了著名的格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反资本主义革命和亲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　　二、空间转移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凭空提出他们的观点的。事实上，他们利用了长期的分析传统。尤其是，他们似乎仔细阅读了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同时吸收了该书的优点和缺点。　　黑格尔（1967：148-152, 278）在该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可能是解决他所谓的“成熟的”市民社会之严重的、强大的内在矛盾的手段。一极是财富的日益积累，一极是陷入极度痛苦和绝望的“下等阶级”的形成，这为无法通过任何的内在转型（比如财富的重新分配）解决的社会不稳定和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因此，市民社会因受其“内在辩证法” 的驱使而“超越了自身的极限，并在物资不怎么充足或工业普遍落后的地区寻求市场和必要的生存资料。”它必须发现自己的殖民地，并让它的部分人口“在新地区重返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通过这种手段，它“为新地区提供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以满足它们的新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赢利冲动”的刺激，而这种“赢利冲动”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风险，以至于工业“不再扎根于本国土地，不再局限于具有快乐和欲望的市民生活的小圈子……它包含了变动、危险和破坏的因子”。这显然已经预示了《宣言》中的一些表述。　　在简要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可能是市民社会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的解决手段以后，令人相当吃惊的是，黑格尔放下了这个问题。他使我们无法知道，资本主义能否通过某种“空间转移”获得短期或长期的稳定。相反，他转而关注国家概念，并以此来实现伦理观念（ethical idea）。这可能意味着，通过现代国家——内在转型——来解决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既是可能的，又是尽如人意的。然而，黑格尔并没有解释，他所看到的贫困难题和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难题如何才能够在现实中得以消除。那么，难道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特定的难题只有通过帝国主义才能够得以解决？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如阿维纳里（Avineri, 1972: 132）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只有在这里，他才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资本主义难题的解决方案存在于福地或视野之外的其他空间，这似乎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日后的思考，这可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恩格斯的确相信，“只有马克思，才可能从黑格尔的逻辑中提炼出包含着黑格尔真正发现的内核”（Marx and Engels, 1980: 474）。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资本主义积累普遍法则时所使用的语言，同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相似。在《权利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写道：　　如果大众的生活标准降低于特定的生存水平——一种根据社会成员的必需品的多寡而自动调节的水平，大量的贫困人口就会产生。与此同时，这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会产生出一种极其有利于财富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条件（Hegel, 1967: 150）。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　　伴随着资本积累，工人的处境会变得更坏，不管他的工资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与财富的积累相对应，它使痛苦的积累成为一种必要条件。因此，财富在一极积累的同时，就是痛苦、劳动折磨、奴役、忽视、野蛮化和道德堕落在相反的一极的积累（Marx, 1976: 799）。　　这两段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证据表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甚至能够证明：黑格尔偶然提出的、没有逻辑支持和证据支持的命题，确实是正确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描述的内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倘若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它不可能从内部得以解决。倘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受到抑制和调节，它将耗尽、并最终破坏自身财富的两种源泉——劳动者和土地。这就是马克思的结论，他不仅仅想把这一结论强加给黑格尔哲学的信徒，还想把它强加给所有其他人。但是，为了使其论点能站得住脚，马克思也不得不再次提出黑格尔曾经提出、但并未解决的空间转移问题——某种在别处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　　依据这种观点，《资本论》总体布局的另一个特征也很有意思。《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章涉及了殖民问题。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多余的想法，因为马克思在前面的章节中不仅宣布了要剥夺剥夺者，也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灭亡。但是，倘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一章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试图表明，在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如何凭借它在殖民地鼓吹的政策驳斥了自己荒诞的说法。在资产阶级的解释中，资本（犹如一种物）源于生产者自身劳动能力的充分运用，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源于一种可以自由签订的社会契约：契约的一方是可以通过节约和勤俭生产剩余资本的人，另一方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人。马克思大声疾呼，“这个美丽的幻想”在殖民地“破灭了。”“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生产资料的主人，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资本并不是一种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依赖于“自给自足的私有制的消灭，换言之，依赖于对劳动者的剥夺。”从历史上看，这种剥夺“已经被记录在野蛮的人类历史中”。同样的事实也表现在了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比如威克菲尔德在澳洲的土地政策：在此，私有制和国家的作用就是防止劳动者获得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大量的雇佣劳动力。这样，资产阶级被迫在其殖民纲领中承认它试图在国内隐瞒的东西：雇佣劳动和资本都是以劳动者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这就是“原始的”或“最初的”资本积累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与黑格尔悬而未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如果劳动者能通过海外移民或边缘地区返回真正没有异化的生存状态（建立他们的乌托邦），那么，资本主义对劳动供给的控制就会受到削弱。这种形式的扩张有利于劳动，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极其关注这个问题。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殖民行为：　　诸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就是这样的。在这里，大规模的农场殖民者并不是资本家，也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尽管他们从宗主国带来了一些资本。他们基本上是为自己劳作的农民，其主要目标首先是生产他们自身的生存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存在于第二种类型的殖民地（种植园）中，商业投机一开始就存在于此，其生产是为了世界市场。（Marx, 1968：302-303）　　在第一种殖民地中，资本主义霸权随处都与作为自身条件所有者的生产者的抵抗相冲突，因为这样的生产者使用这一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富裕，而不是资本家。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斗争。如果资本家有其宗主国的支持，他就会设法通过武力清除建立在生产者独立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和剥夺方式。（Marx, 1976：716）　　黑格尔极其重视的新的工业市场和工业领域，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及相应的占有他人劳动能力的复兴而获得。因此，产生劳动异化难题的基本条件又出现了。马克思关于殖民的章节似乎排除了任何外在的“空间转移”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能性。显然，马克思被迫关闭了黑格尔略微打开的门，并通过否认殖民最终能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强化了他对彻底革命的召唤。　　但是，这扇门并没有被关闭。黑格尔的“内在辩证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解决方案随处都能以正当的形式被重新提出。马克思借助“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解决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注的生产问题。当马克思要表明生产要求同产生了积累过度危机的流通要求相冲突时，他在第三卷中会如何做呢？两极分化呈现出了这样的形式，即一极是没有被使用的资本，另一极是失业工人，并随后导致了二者的贬值。这种危机的形成能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组而解决吗？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表明的（Harvey, 1982），马克思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对外贸易和外部市场在其他地方的扩张、资本输出、无产阶级通过原始积累在其他地方的扩展，所有这些都能在短期内阻止正在下降的利润率。但是，多长时间才算短期呢？如果它能持续许多世代，那么，这会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市民社会的心脏立即寻求革命转型的政治实践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工人也寻求自身的空间转移，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可见，马克思被迫面对工人运动中日益增加的信念：通过移民逃到乐土，是解决他们痼疾的药方。马克思在1848年致伊加利亚的公开信中（转引自Marin, 1984），他不仅指出，任何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都必须存在于某地，即存在于欧洲，而且，试图逃到一个乌托邦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还指出，移民们“在伊加利亚内很容易受到自身教育之错误和当今社会之偏见的影响，而这些错误和偏见是不可能根除的”。国内纠纷很容易受到敌对的国外势力的利用。此外，通过分工和环境条件中的激进变迁而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压力，急需一定程度的激情和投入，而这种激情和投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注定要减弱。马克思继续敏锐地指出，“仅有几百万人并不能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有的生存状态，如果他们不具有一个绝对独特的和宗派的性质的话”。当然，这些都恰恰是导致伊加利亚移民区在美洲失败的原因（参见Johnson, 1974），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　　对于实现了个人自由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当然也包括伊加利亚成员），一个公有财产的社区，如果没有一个转型时期，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上没有一个个人财产逐渐转变成社会财产的民主转型时期，犹如要收割没有种植的庄稼一样是不可能的。　　对于工人而言，寻求乌托邦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空间转移不可能仅仅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资本。　　三、《共产党宣言》地理学的若干问题　　《宣言》中的地理要素在随后的评论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当它成为关注的焦点时，它在政治行动方面通常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回顾这种观点时，这意味着一个双重的反应。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当前的视角看，地理的调整和重组、空间策略和地缘政治要素、非均衡地理发展等等，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学的关键特征（《宣言》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社会主义的动力必须考虑地理现实和地缘政治的可能性（《宣言》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是轻描淡写）。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宣言》实际描述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如下问题提出一个更实际、更准确、政治上更有用的理解：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如何在维护资产阶级力量和抑制工人权益和抱负方面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如下所述，我将在很大程度上把第一个反应视为“既定的”反应。尽管列斐伏尔（Lefebvre, 1976）的评论或许有些夸张，我想，他关于资本主义仅仅“通过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就能在20世纪生存下来的评论还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同样的话语说在21世纪末，那将是一种讽刺！　　在此，我将主要对《宣言》中的实际描述作一批判性的考察。我这样做时主要是从我们时代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1848年的观点出发（尽管如我偶尔所表明的，即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在这一进程中，我试图脱离黑格尔的观点来单独考虑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时空发展。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提炼出《宣言》地理学的七个方面来加以评论。　　1．把世界划分为“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至少是犯了年代误植的错误（anachronistic）。与之相伴的资本积累的中心－边陲模型至多是一种粗糙的概括，有时会造成误解。好像是聚集在某一中心位置（英国或欧洲）的资本正在向外部扩散，以至于包围其余的世界。这种观点似乎源于马克思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目的论——在目的论的历史进程中，空间好像是一个被动的容器，它从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然后填满整个器皿。资本主义究竟产生于何地？它究竟是产生于一个地方，还是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这类的学术争端似乎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参见Blaut, 1977; 1993）。撇开这些难题不说，资本主义随后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包含在这种扩散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尽管有些例子表明，资本从中心流向了边陲（如剩余资本在19世纪后期从欧洲流向阿根廷或澳大利亚），但是，这种描述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实际情况不符，与当今先后发生在南韩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这两个国家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国内原始资本积累，并把其劳动力和产品投放到全球市场。　　资本积累的地理学应该得到比《宣言》提供的扩散主义概括更准确的认识。问题不在于描述的概括性本身，而在于它没有提出非均衡地理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描绘出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的动力。马克思在日后的著作中部分地纠正了这一错误。《宣言》中至少有一种暗示：我们应该更加辩证地理解资本在占有和掠夺全球财富的商业活动中的起源。　　更抽象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空间/地点辩证法也是十分有用的。地点、地区、区域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中演进？例如，不同民族国家（或其他主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已经与市场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结构中的位置交织在一起。同样引人入胜的是，那些不容易使用空间力量来阻止封建主义的民族国家（如20世纪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如何走上法西斯主义的？　　2、《宣言》正确地强调了通过交通工具的革新和投资来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性，因为交通工具对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加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点表明，这是一个持续的、而非业已完成的进程。如《宣言》后来所指出的，“通过时间来削弱空间”深深扎根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它在具有资产阶级时代历史地理学特征的空间关系中（从收费公路到铁路、高速公路和空中旅行再到虚拟空间）产生了一个持续的、然而通常是曲折的转型。这些转型削弱了（通常与封建主义相连的）空间的绝对性，强调了空间关系和地方优势的相对性，从而使李嘉图的贸易比较优势学说成为一个高度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问题。此外，商品流的空间轨迹同资本流、劳动力、军事优势、技术转让同信息流的关系不得不加以描绘。在这方面，《宣言》并没有错误，只是它准确的陈述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3、或许，《宣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忽视了世界性的地域组织，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区域性组织。比如，如果国家必然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那么，国家不得不在地域上加以划分、组织和管理。《宣言》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是颇具煽动性，只是过于简单了。财产的集中和资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使得“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具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的阶级利益和统一关税的国家”（Marx and Engels, 1952：48）。　　如果说主权独立国家的共存权利早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就作为一个欧洲准则而被确立，那么，这一原则在全球的普及，犹如民族国家形成的国内进程一样，却经历了几个世纪。在1848年，“统一”（lumping together）仅仅出现在德国和意大利，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样的统一。19世纪是地域划分的伟大时期（绝大多数的世界边界都是在1870－1925年间被确立下来的，它们大多是由英国和法国单方面划分的）。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却要在地域划分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它是一个长期的进程，通常是一个不稳定的问题（在非洲尤其是这样）。只有在1945年以后，非殖民化进程才使国家形成在世纪范围内极其接近《宣言》所设想的简化的模型。此外，由于交通工具的革新、非均衡的阶级斗争动力和非均衡的资源储藏而引起的相对主义意味着，地域轮廓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商品流、资本流、劳动流和信息流都使世界的边界模糊难辨。偶然性（包括地域重新组合和重新划分的阶段）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颠覆了任何简单的目的论的解释（这种源于黑格尔的目的论，总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未来的观念之中）。　　4、当然，国家是众多的影响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的调节机构（mediating institutions）之一。货币和金融也应该受到重视。在这方面，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宣言》之所以对此避而不谈，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宣言》的作者尚未从根本上洞察到货币、生产、商品交换、分配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原因始终就是，《宣言》的作者无力同时面对当时两股激进的思潮——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前者把资本的联合和信用的集中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则强调去中心化和强烈呼吁成立工匠和小商品生产者的信用合作社。我们可以把世界货币解释为某种普遍价值的再现。这是一个功能主义的、非辩证的看法。在此，价值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犹如民族观念一样，似乎凌驾于个体活动之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世界货币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把货币视为价值的再现，这种价值源于物质活动（具体劳动）的特殊性和价值（抽象劳动）的普遍性之辩证关系。当然，具体劳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抽象劳动获得的条件是，商品交换变得如此广泛和普遍，以至于成了一种正常的社会行为。但是，有些机构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交换制度、国家支持的地方货币等等，就这样变成了强有力的调节机构，它们在世界市场上货币的普遍性和在我们周围进行的具体劳动的特殊性之间进行着调节。当力量在日元、马克和美元之间转变时，或者当新的机构（如1945年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扮演新的调节角色时，这些调节机构也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　　这里的问题是，地方和特殊条件同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的价值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总是难以确定的，这种国内关系会受到通过某种独立力量获得的组织结构本身的影响。这些调节机构总是具有地域性的基础和偏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某些种类的具体劳动和阶级关系的产生，甚至有时能够通过对资本组合（capital assembly）和资本流的控制而决定非均衡地理发展的模式。考虑到欧洲银行和金融在19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罗特希尔得家族就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考虑到圣西门政治经济理论（联合资本能够改变世界），即使“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特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Marx and Engels, 1952: 75）是《宣言》主要的政治提议之一，忽视对货币和金融机构的分析也是不可思议的。随后系统的论述（参见Harvey, 1982）虽然有助于阐释这个问题，但是，仅仅零星地、附带地对待金融资本和货币资本在组织资本积累的地理动力方面的作用，可能是《宣言》无心的和不幸的遗产之一（从希尔夫丁的经典著作在1910年问世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几乎没有著作涉及这样的主题）。　　5、《宣言》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为更加统一的工人阶级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一观点是极其重要的。归根结底，它要说明的是，空间组织的产生并非与阶级斗争无关。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无论我们怎样批判《宣言》对这些动力的概括。《宣言》提供的描述是这样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在这个阶段，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群众，他们因相互竞争而被分裂。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会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联盟（工联）……由现代工业所创建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便利了工人的团结，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Marx and Engels, 1952：54-55）。　　对19世界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这种描述指出了阶级斗争发展的共同道路。即使在20世纪，我们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南韩的工业化就是一个典型）。但是，说这是一个有用的描述性概括是一回事，说在迈向社会主义的旅途中，阶级斗争必然要经历这些阶段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我所指出的，如果它可以令人信服地被解释为空间组织在阶级斗争动力学中的非中立性，那么，它表明，资产阶级可以采取分散的、分而治之的空间策略在地理上瓦解直接威胁其生存的阶级力量的上升。《宣言》接着上面那段话继续指出：“无产者组织为阶级，从而组织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相互竞争而受到破坏” （Marx and Engels, 1952：55）。许多例子表明，资产阶级的策略达到了那种效果。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中，制造业从中心向郊区分散，以避免无产阶级集中的攻击。这种生产进程在空间上的分散策略，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增强自身力量的强有力的武器。国际工人之间的竞争不仅使资本主义优势增强，还导致了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难题（第二国际在一战时的立场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工人运动更加擅长控制地方性的和地域性的力量，而不是空间状态，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已经使用自身先进的空间策略击败了地方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最近，资产阶级通过“全球化”从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威胁，就证明了这一论点。尽管所有这一切并不与《宣言》的基本观点相背离，然而，它有别于《宣言》中对阶级斗争动力的实际概括。　　6、贯穿《宣言》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革命行动的动力主要是快速城市化的工业无产者。即使在那时，忽视农村运动、农业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革命潜力似乎是草率的（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就是农业工人，他们想在多西特结合成一个团体，不料尽管费进了力气还是被放逐到了澳大利亚；许多法国农村在1848年也拥有很高的革命热情，这使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一个主要的行动者）。随后的农民斗争和游击战的历史——更不必说又小商品生产者、种植园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农业领域进行的斗争了——使我们不得不讨论宣言的中心命题：革命行动（再行动）的潜力的哪里？　　7、这使我们进入了《宣言》遗产中最有问题的要素：“无产者”和“劳动力”在极其多样化的地域范围上的同质化。尽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依旧可以视为对资本积累的全球化策略唯一恰当的反应，但是，理解和形成这一反应的方式却值得批判性的审察。这一观点的核心是，现代工业和雇佣劳动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此，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民族。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他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旦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旦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Marx and Engles, 1952：71－72）。　　这里的设想是很好的，但基本上是一厢情愿。《宣言》至多温和地承认，社会主义上台后所要采取的初步策略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它也指出，政治观点在一种情景转移到另一种情景时会产生怎样的难题——德国人采取了法国人的观点，把它们引入到自身并不太成熟的情景中，从而创建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德国社会主义（82－83）。因此，在实际的政治世界中，必须注意非均衡的物质条件和当地环境。《宣言》的最后一部分指出，法国、瑞士、波兰和德国的政治条件各有不同。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把这些事业统一起来，在差别中寻求共性，进行有助于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运动。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应该大力借助根除和破坏地域忠诚和纽带的资本的力量，只有这样，才会一帆风顺。　　在我看来，我们有两种方式理解“无产者和劳动力的同质化”同当代状况的关系。一方面，《宣言》正确地指出，抵制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全球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全球工人阶级阵营在以逐步的方式从地方到民族再到全球得以实现后，获得了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重组的力量和表现。在此，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找到把各种极其分化的、通常是地方性的运动转变成某种共同的目的（试比较Moody, 1997; Herod, 1997; 1998）。第二种理解是相当机械的。通过资产阶级的进步，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政治抱负和运动的去地方化和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民族差别和分化将自动消失。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准备和促进资产阶级革命，教育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真正处境，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他们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潜力。这种机械的理解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即使《宣言》本身能能为之找到一些实际的基础。　　《宣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工业和商品化将导致工人阶级的同质化。当然，这在某种程度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时将会导致工人的分化：一是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明确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二是借助把市场选择原则转化为团体分化的机制。其结果是，把所有的阶级、性别和其他社会差别方式插入资本主义的地理图景中。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民族差别不能理解为某种古代秩序的残留。它们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市场结构日益分化的力量而被主动地生产出来的。由于阶级斗争的机制，也由于服务于自身的劳动和资本的力量，地域忠诚激增，它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阶级斗争很容易在地理上转化成一系列零碎的共产主义利益，很容易被资产阶级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利用。　　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得以实现的普遍同质化的范围内，《宣言》低估了资本分裂、分离和分化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吸收、转化、甚至恶化古老的文化差异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动员力量，它同样低估了通过地域组织动员劳动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共性和差别的辩证法并没有在《宣言》中的描述所暗示的那种意义上实现，即使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潜在逻辑和号召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