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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纪念学者段义孚:传统城市形态依然有着当代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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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12 20:07: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14 08:44 编辑

神州仍在,段义孚却走了

卡夫卡+陈二虎 2022-08-13  发表于北京

https://mp.weixin.qq.com/s/ALK4Ig_tYeeKDD1VpAZ-1w





据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官网消息,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于美国中部时间8月10日上午逝世,享年92岁。在国内学界,除了地理圈之外,知道他的人不多。但他实在应该被更多地知道,了解和传颂。他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之父,蜚声世界地理学界。


在美国学界华裔学者很多,但除了自然科学,绝大多数杰出者都以研究跟中国相关的领域而著称,比如张光直、余英时、巫鸿等。但段义孚则突破了这一局囿,对地理学这一古老学科,做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贡献。
他开创的Humanistic Geography,与传统的Human Geography相比,将人际关系、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人与地方之间的文化关联等诸多人的因素纳入地理学的研究和考量中,使地理学具有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和诗性之美。
他坦言,之所以以前的地理学家不这样做,那是因为“这样很难”,但对于真正敏锐的心灵,却能以此真正释放地理学的魅力。

我有幸在2017年出版了段义孚先生的一本书,是段先生写给西方读者的一本中国地理的概况。但他没有按部就班地采用古板的写法,而是按照区域介绍的同时,也采取了历史的维度,形成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一种地理概论的写法。
虽然段义孚并不成长于中国的大地之上,但他仍然选取了“景观”,这个非常有效的核心范畴,出色地完成了这本书,尽管由于创作于60年代,对于当时中国一些地理状况的描述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现状,但他的精神和理解中国地理的思路,仍就宛然如新。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国内仍旧没有人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一本中国地理概况或概论。
景观: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既是历史叠加的,也是当下即刻的,它凝聚着当下活着的人的情感,也是千年来前人留下的文化余光,最能够体现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特征。我们,作为旅行者,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景观的差异和变化。
段先生的这本书英文名,简单直接: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如果直译的话就叫《中国历史地理》。
但根据上面对段先生学术追求的理解,显然这样翻译并不能凸显他这本书的价值。
这期间也在和北师大著名的地理学者周尚意教授的交流中,获得诸多启示。她去美国拜访过段义孚先生,也在国内多方协助出版段先生的著作,传播他的学术理念。最后我们决定将书名定为《神州》,这是一个将自然与人文主义高度融合的现成的词汇,尤其能体现中国人对于这块土地的丰富情感,甚至信仰。

在出版过程中,发现如果能增加一章介绍70年代以来中国地理方面的变化,会大大弥补这本书的缺憾。我心怀惴惴,写信给段先生,生怕他会不快,像他这样早已蜚声世界的大家,籍籍无名的一个编辑,敢有这样狗尾续貂的想法。
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信说,他特别高兴,而且非常感谢我这个想法。
于是在周老师的建议下,我就邀请唐晓峰教授来续写一章。唐老师也是紧扣“景观”主题,很快完成了这一章。

由于之前受到他谦逊和蔼的鼓励,我又“得寸进尺”,请求他给这个中译本,写一个序,我自己非常愿意把它翻译过来。
这对于一个86岁的老人来说,也不是一个轻易能完成的工作。但他竟然答应了,而且等得并不久。

在这篇短序中,段先生却写到了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东西:

其一,他10岁就随父母去了异邦,已经忘记了母语,“除了外表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但一提到写这本书的原因,首先还是提到,是为了“祖国”献上敬意。

其二,他在写这本书时,对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状况,有深切的认识,指出,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深厚的国家,她的地理,一定是人与天深度的相互塑造,不能揭示这一点,就一定写不好。他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了解都是不够的,所以谦虚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抛砖引玉,寄望于后来者可以沿着这个思路,青出于蓝。

其三,他提到,2005年他回到阔别64年的“祖国”,停留了2个星期。虽然时间短暂,但他受到了很大震撼,在序里,他说得节制但意味深长。他对当代中国的建筑和城市景观、中国的巨大工程的评价是,充满力与美,体现着中国的活力。但这也激发了他的一丝困惑,中国传承千年的那种特质是什么?
我是学哲学的,对于这种本质论,或形而上性质的疑问,会抱有某种警惕,当下的中国和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的中国,难道真有什么不变的特质,贯穿其中吗?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国,是不是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只是“家族相似”,而并无本体论意义上的“特质”呢?
但段先生以他超级敏锐的感受力,找出了他自己的答案。他注意到了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司空见惯的公园空间,那里面是老人的熟络社会,他们不仅在一起娱乐,健身,广场舞,而且他们还深深地处于家庭关系之中,他们还有“责任”照顾孙子孙女,这既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乐趣所在。这和西方的公园是如此的不同,和西方的老人的生活境地也是如此迥异,作为老人的段先生对此有极强烈的感受。
从公园这个如此小的缝隙,他展开了他深邃的人文地理思维的视域。从二里头宫殿遗址里那由回廊和宫殿围成的巨大庭院,到后来的四合院建筑布局,对于公共空间的重视,或许真的是中国文化从开始时就奠定的一种基因。

为了能让这本书更有可读性,我搜集了几百张图片,最后精选了一百多张作为插图,让这本60多岁的书,变得非常年轻。

这本书出版后,果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两年间重印了4次,远远超出了我刚起意做这本书时的预期,也远超出段先生的预期,的确,这本书对他来说,他都要花几分钟去记起。

下面就是段先生给《神州》撰写的序。从这篇不长的文字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到老依然保持着对“异域”的好奇,还有就是他那一贯的乐观和幽默。



《神州》简介


本书讲述了中国这一地理区域内,从史前文明直到今天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里,地理地貌发生的巨大改变。农田、山林、道路、桥梁、宫殿、苑囿、村落、城市等等,体现了中国人对环境持续不断的精微适应和塑造。从古代人与土地之间和谐、安定并充满美感的关系,到近代以来这种关系被西方殖民入侵、内战所打断,而在现当代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对大地景观再次进行强有力的重塑,这其中有令人震撼激动的奇迹,也有令人忧虑不安的眩惑。

关于作者

段义孚(Yi-Fu Tuan),1930年生于天津,后移民澳大利亚,先进入牛津大学,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新墨西哥州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任教。段义孚是公认的当代重要的地理学家之一,尤其是作为 humanistic geography的大师,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并对西方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这是华裔学者中很少见的。

译者简介 赵世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现居加拿大。






《神州》2017 版   作者自序


1   如此陌生的“祖国

1966 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讲座的时候,“世界风土丛书”的编辑詹姆斯·休斯顿(James Houston)跟我约稿,想请我写关于中国的那一本,我就答应了。但我可不是中国地理的专家,我 10 岁就离开了中国,懵懵懂懂地把母语也忘光了,就更别提认得汉字了。但休斯顿给我打气说,他并不是要我写一本高深的学术专著,而是给英语国家的地理从业者,甚至是普通公众阅读的一本书,所以像我这样生于中国、学于西方的人,写一些关于“祖国”的事情,读者肯定会有兴趣的。我就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想表达我对故土的敬意,尽管我除了外表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
这本小书出版于1970 年,已经是 47 年前的事情了。这期间我除了偶尔要查证一两处知识之外,很少翻看。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当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王立刚先生说要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且请我做一篇序的时候,我是何其惊喜了。这次我很热情地回答他“行!”,我借此可以修正和解释一下我撰写这本《神州》时的主旨,而且我还可以在这里谈谈 21 世纪的中国——我的印象主要来自 2005 年我去中国时的短暂旅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 64 年的故土。


2  抛砖引玉,中国地理可以这样写

我为什么要答应休斯顿的约稿呢?我刚才说了,首先是因为要向故土致献敬意;另外,还有一个更理性的想法,是要想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传统的区域地理著作通常是先写自然地貌,然后接着写人文景观。这种写法的缺陷就是二者之间的割裂,一描写人文景观,自然的力量就隐而不见。在写本书时,我打算克服这一陈规陋习,而且中国历史的特点使我可以轻松地采取这种写法,中国的各种天灾,比如洪涝、干旱、地震等,从来都是人文风俗中的重要因素。

1960 年代以前的区域地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谈及人民生活的部分,主要关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方面,而忽略艺术和文学,这对于文化深厚丰富的中国,怎么行得通呢?所以,这本书就是要打破常规,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我期望这本书翻译出版之后,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并重。



3  何为中国? 人与人之间的轻松、温暖

而我要写一篇中文版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谈谈2005 年我在中国两个星期的感受。

1968 年我在写本书时这么写过:1950 年代中期,外国人眼中曾经富裕、蓬勃的沿海大埠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了,这里跳动的已经是工人同志们热烈工作、学习和娱乐的脉搏,无论如何,这至少是一种新的城市风尚。而高层仍然担心资产阶级生活会死灰复燃,如今这种“腐化浮华”的资产阶级生活却易容为“民主的”,终于还是“死灰复燃”了,这是我回到中国时看到的,尽管“浮华”这个词已经不合时宜,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北京、重庆、上海,从建筑学的眼光来看,散发的是那久违了的力与美,我也为眼前的场景而自豪,这些大都会的蓬勃发展完全与西方城市不同,而是本土活力的呈现,是从积年的战争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活力。但也使我困惑,这参差的摩天大楼和风驰电掣的高铁还是中国吗。如果我能再写一章来修订我的书的话,我会来应对这个疑问。

北京国贸 CBD 区高楼耸立

在努力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中国还努力保存一些我在本书中提到的那些古代民居和景观,我要为这种保存的努力叫好,但是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怀旧,而非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存续至今的那些更为持久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人际关系的轻松、乐天幽默,这是我在西方很少看到的。比如在北京,他们带我去一家叫“狗不理”的包子店,“狗不理”,有没有搞错?我在美国待了 70 年,从没碰见过这么古灵精怪的餐馆名字。

至于城市里的样子,我到酒店外面散步,看见一个小区里有一小块绿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公园安全吗?在芝加哥,几乎肯定会有抢劫犯和嗑药的拦路打劫。而这里,我看见人们坐在石桌旁边心无旁骛地下象棋,孩子们嬉戏吵闹,而最让我惊奇的是旁边还有一块专门的场地让老头老太们锻炼。他们在一个健身器械上来回摆腿,同时盯着孙子。

我在想,如果我年轻 20 岁(可惜我现在 86 了),我干嘛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
北京王府井狗不理包子。





纪念学者段义孚:传统城市形态依然有着当代生命力



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先生于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10:27分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院逝世。


纪念学者段义孚:传统城市形态依然有着当代生命力

就在去年10月份,我们曾经和段先生以及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阮昕有过专访,就新技术和虚拟世界对个人隐私以及公共空间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两位学者一致认为,由于中西方城市理念的不同,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也应该区别对待。在城市空间里承袭中国文化的脉络,发扬传统中国城市与建筑的优势,或许是应对未来的最佳答案。

虽然当时已经是91岁的高龄,但段先生从具体的城市场景出发,在邮件中向我们娓娓道来。段先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与阮昕对于中国传统空间的阐述遥相呼应,两代学者共同构成了这篇难能可贵的采访。今日重发此文,以表示对段先生深切的怀念。





作者|吴丽玮 蔡诗瑜


三联人文城市:虽然两位的研究领域分别是地理学和建筑学,但你们都很强调建筑与城市的人文性和历史感。你们怎么看待当今的这些新技术的影响?它与城市的人文性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段义孚: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住在景色壮丽的摩天大楼上,有一种能主宰眼前一切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幸福。我们确实需要视觉上的满足。现代中国城市有非常雄壮的景观,那不仅是视觉盛宴,也是向人类智慧的致敬,是需要投入所有的科学和技术才能实现的。
     但这对人来说就足够了吗?美好的生活仅仅是由美丽的图画组成的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我们不仅需要视觉上的享受,我们还有其他的感官,触觉、味觉等等,也都急切地需要得到满足。我称它为“朴素”或“家常”(homeliness),是居住空间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和亲密感

如果城市能够给我们提供美好的生活,它必须满足人类生存的这两极的需求。

充满朴素感的福建土楼©Jasper James

阮昕:我认为技术的发展是在文化和文明的驱使下才出现的。举个建筑材料的例子,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今天说的钢筋混凝土的大玻璃。建筑变得非常透明,甚至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大玻璃,我们认为这是建造技术和玻璃技术的发展才带来的。
   从技术的角度上来看,大玻璃的建筑有很多问题。它在夏天大量地吸热,而在冬天玻璃散热又非常厉害,其实它不如传统建筑绿色节能。但我们还在建玻璃建筑,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就放弃掉玻璃建筑行不行?这是因为玻璃技术的突飞猛进本质上有它的文化和象征意义。在所谓的现代性之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它代表着自由、开敞、灵活和透明性。
    窗本质上是一个奢侈品。最古老的原始住宅里,没有窗,只有门。因为门是功能性的,你必须进出。此外顶上有个洞,因为家里边有个火塘,烟要出去,光线要进来。但人逐渐有了文化意义上的要求,我要在我自己安全的世界里开一扇窗户。钱钟书先生曾表述,通过窗看春天生机盎然的世界,情人幽会可以从窗子上进来,我通过窗户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同时我也让外面的世界看到了我。如果我们把它用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有手机,有各种屏幕,有所有虚拟空间的手段,它们给我们开了无数扇窗。虽然也把自己暴露出去了,但人的需求依然会驱动它继续发展下去。

透过窗看外面的世界©Taryn Elliott


三联人文城市:无论是段先生讲的科技替代了感官体验,还是阮老师把技术比做一扇窗,都说明了技术可能会隔绝人与人的关系。我们该怎么理解新技术对城市生活的这种负面影响?

段义孚:茶馆曾经提供过这样的场所,让人们在舒适的角落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去茶馆的客人往往都是男性,因此他们在性和政治等禁忌话题上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随着茶馆越来越被更安静的咖啡馆所取代,尽管人们可能坐得膝盖很近,但并没有真正交谈,相反,他们更喜欢向城市另一边的朋友发短信聊天因此,不仅仅是疫情让我们怀疑亲密关系,技术本身就使我们朝那个方向倾斜。城市管理者也偏爱技术,因为它简化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其中包括成为“全人”(fully human)的意义。

段义孚先生的代表作《浪漫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

阮昕:数字技术和虚拟空间的出现,到底是创造了更高的私密性,还是让城市失去了公共空间,这都是一个很西方的概念。
   西方人可能会很着急,虚拟空间的出现是不是会因此丧失集体生活?市民广场是不是没有用了?在16世纪之前,我跟朋友见面可以到威尼斯的圣马丁广场上去,在19世纪的英国,我们可以到火车站去。但今天,这些空间是不是不再给我们集体生活带来这样的机会了?
     而在中国,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从我们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向来把所谓的虚拟世界、文学空间、想象空间看得比物理世界更重,我们向来都是重文轻物的。
    我们不一定需要封闭性的物理空间,来给个人的意识和思维提供一个刺激。我们可以在西湖上搭一个开敞的亭子,做到 “外化而内不化”;大观园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并不重要,它完全不会限制我们对《红楼梦》的想象空间,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我们反而更自由了;我们说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对中国人来说,桥的模样和位置其实不太重要。因为,意境和想象完全地超越了物理世界的存在。
    今天的虚拟空间似乎形成了一个分离的世界。但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背景之下看待这个问题,能够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得更有创造力,更加坦然。它不应该是所谓的技术威胁,也不应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过分的异化。

画作中的大观园©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

三联人文城市:您说的超越物理空间的文化想象很有意思,但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来比照数字技术的影响吗?

阮昕:从本质上来讲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虚拟空间的存在方式和技术手段不一样了。
     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我们都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西方人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把物理世界建造得尽可能永久,让思想有所承载,所谓流芳百世。从考古的角度来看,罗马就像一个千层糕,它可以被一层一层地挖下去,而且都无遗地展示在你面前,从古代世界、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到近现代,它的每一个层面都留存着。这个意识是自始至终的。

     而在中国文化里,我们很早就意识到理念比它的物理存在更重要中国建筑,无论是皇宫还是民宅,无论是气魄恢宏的建筑群,还是简易的民居,它在建筑构造上,在用材上都没有本质区别。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也不太看重这些实实在在的展示历史的实物。有时候,我们把它拆了,也不太心疼,也没有那么伤感。当然现在这种保护意识越来越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实际上中国有一些现象跟这个传统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合院搬到了高层住宅里,原来的邻居都已经分离了,但是并不妨碍家庭之间的来往。大家打麻将的时候还是能聚到一起,家庭关系并没有因为物理空间的改变而改变。在中国你是不用去设计具体的公共生活空间的。从高层建筑下去以后,你可以看牙医,去市场买菜,它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可在西方世界,这种高层住宅小区的烟火气往往很差。

中国高层住宅小区的烟火气©Alamy


三联人文城市:二位都很传统中国院落在当代的生命力,能不能具体讲讲为什么?

段义孚:正如我在前面说的人类生存的两极需求,中国传统城市都具备了一方面有合院的温馨舒适,另一方面它又有苍穹之下的恢弘。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城市,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千年,经久不衰,这可能就是因为人类所渴望的两极追求都能在其中得到满足。阮昕教授也有论证,为什么传统的中国合院能够让人们获得美好的生活,这也是所有文明形态的重要目标。

象征美好生活的北京四合院©Knight Courtyard Hostel

阮昕:如果谈中国合院为什么能够代表一种美好生活的追求,我想先从中西方对待空间私密性和公共性的不同观点讲起。

    段义孚先生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美国的芝加哥,因为城市设计没能让城市功能发挥作用,一些地方就会变得很荒,很多市中心都变成了犯罪率极高的地方。人都躲到郊区去,躲到自己安全又漂亮的房子里,房子和房子中间,都是路和树隔开的。而在中国,你会觉得城市空间里有很多没有经过设计的空间成为了公共空间。比如高架桥下面,居然会有人在那里跳交谊舞、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和下棋,这个文化区别就特别有意思。
    在西方,对个人空间和私密性的需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个是受了教育的布尔乔亚阶层的需求;一个是社会组织需要分离,比如说从欧洲文艺复兴的松散社会关系,到英国发展出社会阶层分野。这些需求导致房间的功能越分越细,每个房间都对着走道开一个门,只要门一关,你就处在自己的世界里。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分离。到19世纪末期之后,在英国贵族或者有钱人的大宅里,男女老幼之间、客人进出、佣人的出入口等等复杂到了像一个机器

芝加哥郊区的独栋住宅©Heather Smith

    但中国自古以来的合院理念跟西方就有显著的不同。一进院子有屏风遮挡,人们平常看不到你的院子里面,该安静的时候很安静,但一旦跟胡同连接起来,它该热闹的时候又很热闹,整个生活又突然被活化了。
    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时,说小羊圈胡同里有有钱人,也有很穷的人。有大杂院,也有独家的院子,中间并没有专门设计的城市广场,它就是一个胡同。但是如果有一个婚礼,或一个葬礼,如果小贩在外面吆喝,孩子就会出来,家长也会站在门口看一看,那个胡同突然之间就充满了生活。段义孚先生也曾经想象过这样一种合院里的生活,晚上在家里吃完非常热闹的家宴,然后穿上大衣,在风雪交加的冬夜走到胡同里,它给人的知觉有对比和反差,有节奏性。

话剧《四世同堂》中小羊圈胡同里的众生相©国家大剧院


三联人文城市:面对新技术和新的观念,想保持建筑的中国传统,会面临哪些挑战?

阮昕: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离我不远的上海的武康大厦现在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我在国外生活了近30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20世纪初期的著名建筑,现在会被年轻人疯狂打卡。现在在上海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做“建筑可阅读”。说起阅读,好像非常高尚,但是真正阅读建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些研究建筑的学者、建筑师,要阅读一个建筑的话,要了解建筑的历史、建筑师,以及建筑设计的基本技巧和历史积累下来的建筑设计手法,它是一个学术活儿。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应该叫“体验建筑”,它没有达到欣赏建筑艺术的层次,而是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刺激点。

成为“体验建筑”的武康大厦©上海市文旅推广网

     当然这只是一个现象,现在抱怨最多的是千城一面的问题。有个常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比利时汉学家叫李克曼(Pierre Ryckmans),他说大多数西方人到中国之后都觉得很失望,几千年的文明到哪里去找?这当然是一个肤浅的解读。一个旅游者到一个新的地方,解读的首先是表面,恨不得这个城市有几张明信片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读的话,这个远远不够。如果你对中国文化略有研究,去看看街道名称,或者每一个县、每一个村的名字,你就会发现它们的背后有多少的故事和历史。但是这种肤浅的观点确实在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文化交流阶段。
     对于专业的建筑师来说,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客户,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他们把城市和建筑看成一个形象问题。但城市和建筑的空间组织承载的是人的生活,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组织艺术,而不是我们通常简而化之的造型艺术。而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不那么看重物质形式的,怎样让空间艺术跟它的生活功能相结合,这对建筑师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无论物理世界对我们的心理意志影响有多大,这都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如果我们丧失了内心世界,那我觉得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是真正的异化。


阮昕,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居环境学部副院长、建筑系主任(2004-2018),悉尼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2002-2004)。现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建筑评论家委员会 (CICA)委员、美国建筑历史学家学会(SAH)会员、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长聘教授(2004-2020)、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2020- )、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阮昕于2019年担任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双年展建筑策展人  。
阮昕着眼于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制研究,涉猎中西建筑历史比较、世界居住史、住宅设计与生活方式、民居与文化人类学、建筑教育、永续/再生建筑设计和城市更新,以及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亚洲建筑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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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3 20:30: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13 20:32 编辑

以《恋地情结》开始,终于依恋的土地——缅怀段义孚先生

[color=rgba(0, 0, 0, 0.3)]CPGIS 2022-08-12  发表于美国
https://mp.weixin.qq.com/s/Rnj2BAPPi1zSEVSP7p4lJA

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理系终身教授段义孚 (Yi-Fu Tuan),于2022年8月10日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去世,享年91岁。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他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而后分别于1951 年和1955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57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后,分别在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了14 年后,段义孚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到退休,担任JK Wright & Vilas 地理学教授。段义孚教授著作颇丰,他的作品《恋地情结》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以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立足点展开论述,认识到环境的生成,是人类不断建构理想人地关系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人地关系建构的认识以及对大地景观的情感体验。本书一经问世,便在西方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影响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方地理学发展。此外,段义孚教授的作品《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从文化的、经验的视角阐述了场所与空间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是段义孚教授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作;《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是给英语国家的地理从业者和普通公众介绍中国地理的一本科普书,从历史、人文、经济、社会多维度介绍中国地理。
段义孚教授用它饱含温情与浪漫的笔墨,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为地理学研究注入了浪漫主义与人文情怀。段义孚教授曾说“地理学是研究地球作为人类家园的科学”。而今,先生也如离家的游子一般,告别了自己依恋的土地和城市。让我们沉痛缅怀段义孚先生的去世,愿他安息!

关于CPGIS
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CPGIS) 是由中国海内外GIS相关学者于1992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发起成立的国际非营利性的学术团体,会员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举办“国际地理信息学年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informatics”,加入CPGIS的学生会员还可参与年会上的学生论文竞赛,有机会获得年度最佳学生论文奖。CPGIS的学术会刊《Annals of GIS》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社出版。CPGIS旨在加强我国海内外从事地理信息系统与科学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地理信息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教育和产业发展。官方网站:http://cpgis.org

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逝世:以浪漫的精神向宇宙求索 | 知书No.168 2022-08-12 13:19

当地时间8月10日,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于美国逝世,享年92岁。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30年,段义孚生于天津,后跟随外交官父亲(段茂澜)出国。他先后于195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57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多年。
段义孚以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并于2012年获得地理学界最高奖项瓦特琳·路德国际地理学奖。他被评委称作地理学界中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他用温和的文字将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基于量化的空间分析的一代地理学者吸引过来。他吸引那些心灵超越客观的论断,揭示了在传统社会科学模式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生活。”
段义孚先生著作颇丰,今天,重温段义孚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跟随着这些精妙的行文,感知到地理中的人文主义与浪漫气质。
[美]段义孚 著 志丞/刘苏 译 《恋地情结》 商务印书馆 2018年5月出版
“人作为一个个体,他认识世界,就是从调动各个感官去感知环境开始的。通过调动所有感官,人们才形成了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概念。”
《恋地情结》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以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立足点展开论述,认识到环境的生成,是人类不断建构理想人地关系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人地关系建构的认识以及对大地景观的情感体验。本书一经问世,便在西方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地理学发展。
[美]段义孚 著 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 译 《人文主义地理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关于人文主义地理学这门学问的意义,段义孚先生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序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相比之下,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职业生涯并不实用,但对我们空闲的某天、某小时或半小时却很有用。为什么?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能使我们有效地思考某些问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人的成长,并有一种紧迫感,因为作为个体,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十分短暂。问题就是:“人,何以为人——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更具体地说,作为人对我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是他作为地理学家所认识和经历的一切的见证,书中,段义孚先生总结回顾了个人的经历,也从更广泛的人类个体经历,说到人类整体的发展。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研究客观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把研究重点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
[美]段义孚 著 陆小璇 译 《浪漫地理学》 译林出版社 2021年7月出版
在《浪漫地理学》中,段义孚写到,“若是将精神视为人类存在的核心,或许人类需要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书中,他阐述了浪漫的核心所在乃是“求索”:“探险家在没有任何世俗补偿的情况下,为探知尼罗河源头、到达地球两极,抑或登抵最高山峰的愿望所指引。天文学家彻夜坐在高山上或沙漠中的望远镜前,直直地盯着那些看似闪耀但在百万年前就灭绝了的繁星。若有人问,为何如此?我想答案大概是,有些人在广袤与无垠前感到无比满足;他们虽追逐精确的事实,却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
[美]段义孚 著 赵世玲 译 《神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段义孚的一生,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他也通过著作给英语国家的地理从业者和普通公众从历史、人文、经济、社会多维度地介绍了中国地理。
在《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段义孚先生讲述了中国这一地理区域内,从史前文明直到今天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里,地理地貌发生的巨大改变。从古代人与土地之间和谐、安定并充满美感的关系,到近代以来这种关系被西方殖民入侵、内战所打断,而在现当代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对大地景观再次进行强有力的重塑,这其中有令人震撼激动的奇迹,也有令人忧虑不安的眩惑。
阅读段义孚先生的著作时,人们可以不断思考人的身体、精神与地方的关系,追寻人之为人的意义。生活在现代社会,阅读段先生的著作也能时常为我们做出指引,他提醒我们:
“我们是与大地紧密相联的生物, 同时具有快乐自在的灵魂。就肉体性的存在而言, 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地方感到心满意足, 这个地方要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和氛围, 同时我们也要给予这个地方以关爱和尊重。”
参考文献:
https://mp.weixin.qq.com/s/Rnj2BAPPi1zSEVSP7p4lJA以《恋地情结》开始,终于依恋的土地——缅怀段义孚先生
https://mp.weixin.qq.com/s/MshLnII1Zjk0WXfjGJF_Ng 段义孚的最后书单
《地方感:人的意义感何在》.段义孚、宋秀葵、陈金凤.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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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3 20:33:47 | 显示全部楼层
段义孚:为避免幽闭恐惧症,人类需要将整个宇宙当成游乐场|逝者2022-08-12 13:13  编辑:张进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60281222168148.html


据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官网消息,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于美国中部时间8月10日上午逝世,享年92岁。



据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官网消息,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于美国中部时间8月10日上午逝世,享年92岁。他被认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 Geography)之父,蜚声于世界地理学界。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曾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毕业于牛津大学,分别于1951年和1955年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前往美国,并于195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1968年,段义孚成为明尼苏达大学全职教授,开始聚焦于人本主义的地理学研究。1985年,段义孚开始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地理学教授。


段义孚的学术生涯虽然从自然地理学起步,但其研究兴趣涵盖主题之广,跨越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在他看来,自己专研的人文地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学术关怀是“人类的关系”,而“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也是他希望通过学术研究终生追问的话题,这种追问遍布于他的《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等著作中。


段义孚曾指出,这种人文主义的地理学传统为学界所忽视,恰恰是因为它对研究者提出了极为困难的要求,要求研究者们“面对最为厌恶的现实”。但人本主义地理学又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因为它聚焦于个体的经验,也强调文化的影响。


为表彰其为地理学界做出的贡献,1987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段义孚库兰地理学奖章(Cullum Geographical Medal)。2012年,他又获得地理学领域的最高奖项沃特兰·吕徳奖(Vautrin Lud Prize)。评委会将其形象地称为地理学界中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他用温和的文字将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基于量化的空间分析的一代地理学者吸引过来。他吸引那些心灵超越客观的论断,揭示了在传统社会科学模式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生活。”


段义孚的地理学研究始终将“人的体验”置于中心地位。这是一种“浪漫”的观点,在去年出版的中译本《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中,段义孚直言这种浪漫如今已被视为地理学的对立面。这种现代地理学提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给世界提供了可靠而精确的解释,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却在这个过程里丢失了浪漫的价值。这种浪漫的激情曾存在于19世纪的地理学家身上,他们着眼于整体的地理单元,乃至地球本身,致力于展现处于时空中人们的愿望、恐惧、勇气与贪婪。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官僚式”的、细节精专的技术问题过于重视,有可能丧失对我们生存的地理空间真实的理解。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浪漫地理学》,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浪漫地理学》,作者:(美)段义孚 译者:陆小璇 ,译林出版社,2021年7月。


为何探险?“因为山在那里”


求索是浪漫的核心要素,但追寻的一定要是两极化价值。追名逐利,即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不在浪漫之列。渴求生存也不算浪漫;因此,由于地理学和社会科学通常是关于生存之艺术,它们并不浪漫。事实,上述二者对浪漫这个名头避之不及。那么在地理学科中,像圣杯一样值得追寻的两极化价值是什么?其中一个是遥远而不可及的角落。探险家们(特别是那些特别出类拔萃者)的超凡脱俗达到了令人讶异的程度:他们渴求的既不是金钱回报,也不是名声威望,甚至也不是自己国家的声望。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原因,他们会从个人或者科学的角度给出答案。在个人层面上,他们想体会类似险境生还的那种令人迷醉的感受。在科学层面上,他们想探寻自然最严酷的一面,坚信大自然最深的秘密就藏在那里——虽然有时候结果并不如其所愿。驱使他们的,还有什么呢?一抹神秘主义气息?何尝不可!毕竟,在被问及为什么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乔治·马洛里的回答充满了禅宗的意味:“因为山在那里。”


19世纪,地理学家同时也是探险家。他们的冒险故事令人激动不已,公众渴望读到他们所写的冒险经历。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热望大大衰退了。探险家们依旧前往条件严苛的地方探险,也苦苦寻求科学奥秘的答案,但其壮举的光环逐渐黯淡了,因为其承载了经济上的考虑,比如是否能发现煤、石油或贵金属。在我们这个后宗教或后浪漫主义时代,鲜有事物——包括科学——不被质疑其真正目的是经济或政治考虑。



地理学家段义孚。


但我们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最高阶的自然科学。测量中微子行进速度的物理学家,探寻大爆炸前的宇宙奥秘的宇宙学家,在遥远的天文台观测消逝已久的星辰的天文学家……这些科学家并不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或者增强本国的军事力量,抑或使蕾切尔·卡森所说的“地球的绿色斗篷”重获新生。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能坚持不懈并且乐此不疲?是基因使然,父母激励,还是启发式教育的结果?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我们能确定的是,与人之身体需求并存的,是人之精神需求——这些自然科学家所拥有的浪漫天性,为其精神世界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


地理学家和充满幻想的科学家是截然不同的。地理学家讲求实际,脚踏实地,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栖居地。“家”是个关键概念,它是一个何等可爱和暖心的词汇啊!无论它是一幢房子,一个城镇,还是一颗星球,谁能够对家无动于衷?然而奇怪的是,地理学似乎在公众眼中缺乏魅力。在超市或机场,我们看不到地理杂志有售;当然了,《国家地理》杂志是个例外。我们的确会发现《国家地理》和《科学美国人》并排出售,但它们都被汹涌的时尚和人物类杂志淹没。尽管如此,《国家地理》为什么会是例外?为什么它到目前为止是最受欢迎的地理学出版物?答案是:它仍然延续着探索的传奇史。在人们熟稔陆地部分之后,《国家地理》转向了海洋,又从地球转向了其他行星和恒星。


然而,随着《国家地理》杂志大幅扩展涵盖领域,它对“地理学”中“地”的概念的滥用越发刺目。《国家地理》关注的不再是人类栖居的地球,这样的话,它继续被冠以“地理”的头衔是否合适呢?我认为还是合适的,只要我们把重心从“地球”转移到“家园”。人类的“家园”是什么?如果我们仅把自己看作是在生存压力下苦苦挣扎的生物,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地球。但如果我们也把精神层面考虑进去,将其视为人的精髓所在,那么我相信,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第一个指出的那样,为了避免幽闭恐惧症,人类也许需要将整个宇宙当成游乐场。


什么是一种浪漫的地理学?


若着眼于展开某种求索的人类个体,我们不难举例证明地理是浪漫的。但是如果以一个群体或社会为例,情况还是一样吗?答案是肯定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回到我之前介绍过的两极化价值上。孤立的小群体和复杂的大社会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对于前者而言,两极化价值是固定的,而且更多是在一个可实现的层面上保持固定。以身体/精神这个两极化价值为例,比如对于哈特派信徒而言,身体与古希腊所崇尚的最健美的理想身体无关,精神与通才莱布尼兹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牵连。在此前提下,某个哈特派信徒不会去突破其自定义的文化极限而挑战和扩展自己在身体与精神上的能力。在复杂的大社会中,两极化价值的反差则更大;此外,它们并不固定,并且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获得更丰富的内涵。在这样的社会中,有雄心的个体迎接从社会较低层向较高层奋进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从志趣相投之人那里获得支持帮助。他们一起工作,形成有创造力的单元,像酵母一样让整个社会发酵,使其达到更加复杂和伟大的阶段。


这种社会发展提升的案例佐证了“浪漫的崇高”(romantic sublime),因为除了非人力量的作用之外,推动这种转变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类个体,他们的野心和奋争触发了社会提升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事件,有仁爱亦有残忍,有高尚亦有无耻。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一个社会在发展到顶峰时总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对于复杂的大社会(文明)而言,系统知识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当然,系统知识可能相当枯燥。如今,越来越多的地理知识都是非常枯燥的。即便它不讨论资源和生计,而是围绕人类冲突展开论述,也很少能够打动读者。究其原因,对上述冲突的论述,有些属于当前流行的大师们——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等——所强调的观点,因此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过于学术、内向化或接近成见;有些则是属于当下社会关注或政治斗争的热点,所以新闻媒体已对其进行广泛报道,在读者看来必是似曾相识的。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作者: [美] 段义孚 译者: 宋秀葵 陈金凤 张盼盼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5月


如果地理方面的著作在过去获得的关注更多,那并不是因为那时的地理学家更有天分。真正的原因是,地理学在当时是一个不够专业和学术的领域,因此无论是在内容还是风格方面,都没有什么是可以接受、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严格规定。那时的地理学更像是业余人士的嗜好,他们受求知欲的驱使,而免于既定的研究计划和路径的束缚。这样的结果便是,那时的地理学著作更加文学化、富于想象力,且直面大众读者;但从消极方面来看,在这些著作中更容易出现与事实不符的论断和草率片面的结论,而且会不自觉地容纳一些道德主义和神学方面的内容。



纪录片《绿色星球》剧照。


在一个成年的业余爱好者(业余爱好者的英文amateur来自拉丁文amator,即爱人之意)的作品中,我们有时会感受到豪放之情,类似于小孩子的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无拘无束。这不难理解,因为小孩子都是浪漫的,且富于大胆的想象力;当他们到了七八岁以后,随着对所在群体的话语模式和道德观念的适应,会逐渐失去这种特质。


老一辈和我们这代人的地理学作品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地球上更大的地理单元,比如地球本身或其主要的板块。在本书第二章,我简要介绍了这种着眼于大尺度的地理作品是什么样的。我将其视为一种浪漫的地理学,因为它们反映了处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人们,展现了他们的愿望和恐惧、勇气和贪婪,尽管身处那时那地的人们对此是不自知的。现代的学术作品同样也是对人的反映,但它是对特定群体的反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仅仅是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的成员,虽然对自己观点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并且希望这些观点在更广泛的范围得到传播,但是由于采用了内行的深奥语汇而不得志。因此,其作品的影响力只能限于内部而不是发散到外部,这就是说,其作用是增强了群体内部的粘合力。


若没有倾听宇宙之音的耳朵,就难于取得真正优秀的科学成就


浪漫的地理学,请允许我再说一次,关注那些极端的两极化价值,以及那些富有挑战性的环境。这么做的好处在于,两极化价值观能够揭示出人类真实的恐惧与欲望,这是那些中庸的价值观或是和谐的小环境无法做到的。以热带雨林为例。发达国家目前把热带雨林看作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一个需要保护的无价资源。然而,从过去和当前的行动判断,人类出于需求或贪婪,从未把热带雨林当作需要保护的自然奇迹,而是当作需要征服的对象或是可被利用的资源。实际上,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类拥有了改变自然的技术,他们就会全然不顾对自然的敬畏去实施改变。有时候,这种敬畏反而成了掩饰和伪装,让人类带着良知去做恶事。


如果我的说法成立,那么人类与自然在根本上就是对立的。人类需要去改变一切能改变的。施加改变的方法最初是单纯的语言(如“伊甸园”),然后是语言加上工具(如“农场”);伴随工具能力的不断提高,它和语言共同制造出了终极产品,即“大都市”。


大都市是公然反自然的。在大都市,自然的地貌被强加上几何形式,自然的循环被逆转——植物在冬天而非夏天勃发,变夜为昼、变暗为明。由光所带来的转变又是什么呢?光不仅意味着闪亮耀眼的直观感受,也意味着智力与精神上的开化。从混沌自然到闪光城市的转变可谓是一种地理罗曼司,它因想象力和道德理想主义而产生,因愚蠢和贪婪而衰落;无论如何,结局是幸运的,因为这片人造之城是最能实现人类潜力的地方。


只有城市——而非乡村或自然环境——具有这种魔力。首先,作为人之为人的重要因素的语言,其种类、范围和深度只有在城市环境中——而非草垛间、溪水畔——才能充分体现。其次,在一个完美规划的城市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公园或是屋顶农场体验自然之美;但是自然,却无法给我们提供体验城市之美的场所。自然的地貌尽管丰富,却展现着千篇一律的广阔,难以形成一个微缩城市供我们消遣。



《恋地情结》作者: [美] 段义孚 译者:志丞 、 刘苏版本: 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5月


向着高尚的目标努力不仅压力重重,而且难免有失败的可能。因此,停留或是回归到要求较低的层次是一种受欢迎的做法。其中一种形式即充满了温馨画面的、渊源已久的理想化农场:带着茅草屋顶的农舍,炉灶里的火光,现烤面包的香气,儿童的睡前故事以及成人们啜饮苹果酒时愉快的闲谈。这种描述乡村生活的陈词滥调,完全没有提及失去了现代化的公共设施之后,生活将会面临的困难与痛苦。但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那些荒漠冰原的开拓者,或是任何冒着生命危险去追寻不切实际的目标的人,会在脆弱的时刻,向往简单的家庭生活或是农场生活,并给那样的生活赋予浪漫的色彩。与之相比,那些在痛苦与压力之外产生的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与想象,则是虚幻的。


对于那些已经厌烦了在思想与精神的稀薄空气中生活的知识分子,沉湎于带着汗味的人类身体之美似乎更加有趣。詹姆斯·乔伊斯绝对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著作《尤利西斯》以单词“yes”结尾。但是这个“yes”,据他解释,象征着女性的阴部。就像其他现代主义者一样,乔伊斯鄙视浪漫,鄙视对高度的渴望,最重要的是,他鄙视通过精神的升华,从“低”向“高”进步的路径,即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道德家们一直标榜的升华之路。对于现代的世故之人与愤世嫉俗者,未经文明加工的生物生活——“低层次”的生活——才是一切真实幸福的来源。


乔伊斯和其他的现代主义者所言有理。就像希腊人说的,目标过高是一种傲慢。这样的目标经常导致错误或夸大妄想,进而将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毁灭。回想一下美学家对优雅的推崇,一切都很美好,只是这样的追求让他们轻易去鄙视那些品位略低的人。就算些许傲慢是可以被接受的,优雅之人也应记得,过分强调精致意味着对生活的恐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混乱的。登山者的例子也很有代表性。登山者的冒险本身是无罪的,他们想要在山峰的壮美之中检验自身的坚忍之力。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高山阴影之中、难以受到阳光照耀的广大人群来说,这同样也可被视作是在炫耀自身的优越性。


从群体层面来看,浪漫主义可能导致激进的民族主义,如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纳粹思想家是极端的浪漫主义者,试图构建一个适于真正的雅利安人的“千年帝国”,渴望同时拥有牢不可破的基于血统和地域的社区,以及无根的充满不朽建筑的闪亮城市。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被夸张的演说和表演哄骗,比如火炬照明的大型游行,其冒险行为以灾难收场就不可避免了。全民参与的浪漫追求是非常可疑的。也许唯一不会危害自身和他人的强烈追求就是一个人对美德的追求;即使是这样,还是要避免把美德变作虚荣和错觉。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一个人一贯小心,永远在算计得失,他也就失去了动力和热情,也就无法成为一个完全鲜活的人。



纪录片《绿色星球》剧照。


浪漫的地理学并不是过时之物。地球上还有许多地方——比如说海洋——等待着地理学家去探索;而地球之外,还有其他我们知之甚少的行星和恒星。如果地理学家认同“家”里住的是广阔的人类精神而不是简单的人类身体,那么这些地方同样是他们研究的领域。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家”的概念如此宽泛,那么我们研究的或许就不仅仅是地理学而是宇宙学。实际上,任何超越了对地球的痴迷并开始欣赏天空、太阳和星星的文化——以及所有完成这一转变的文明——都默认了我们的家园不仅仅是地球而是整个宇宙。事实上,对于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地理学也是宇宙学。


最后,对于个体的地理学家和科学家来说,都有个关于“灵感”的问题。若是对家务的细节问题过分重视——我必须称其为“家园经济”——会使头脑中形成官僚式的框架。如此一来,地理学系将会变成社会经济学数据的收集分析办公室,而地理学家则会变成辩论当今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威。家政学般的行事方式必须与浪漫且先验性的洞察力为伴——无论是像威廉·华兹华斯所说的“仿若那寄寓于落日灿烂余晖之中的、渗入万物魂灵的虚无缥缈”,还是如爱因斯坦说的“宇宙的音乐”(music of the spheres)。尽管“宇宙的音乐”这一古老的哲学概念在现代物理学中早已过时,爱因斯坦却重拾其重要性——若没有对超越人类身体感知的崇高的渴求,若没有倾听这宇宙之音的精神的耳朵,就难于取得真正优秀的科学成就。


原文作者/段义孚
摘编/刘亚光
编辑/袁春希
导语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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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3 20:38: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14 14:43 编辑

从人文地理学到强权心理学:段义孚如何看待人对宠物的支配?https://k.sina.com.cn/article_5182171545_134e1a99902001dyq8.html
2022年08月13日 09:01 新浪网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7903586.html

按:当地时间8月10日,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于美国逝世,享年92岁。段义孚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性学者,197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以实证分析为主流范式,他的研究独树一帜,提出地理不应只关心环境的客观考察,更要关注人的主观情性与地理空间的关系,思索人类的终极命运。
  在段义孚的文章《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中,他列举出自己学术探索中关注的主要三个问题,其中包括了“强权的心理学”,即人类如何为自己的利益改变自然,并从对自然施加的强权中感到快乐。
  “地理学者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园林和宠物,较之贪婪而自负的大型机械工作和经济发展,相对纯真自然。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以自然为乐,仅仅是受限于人们幻想,显示出的恰恰是对强权更为强烈的渴望。”
  下面这篇文章节选自新近出版的《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一书,段义孚从人类对宠物狗的控制出发,考察了“强权的心理学”的作用方式。他总结人类豢养动物的两种方案:驯化与选择性繁殖。驯化可以使体型巨大的动物变成人类驯良劳力与奇观玩偶,比如马戏团中被迫穿着短裙用后腿站着的大象。选择性繁殖则是通过多代的选择繁殖,让动物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满足人类猎奇的审美,比如北京狮子狗被改造得只剩下一撮狗毛,重量不足五斤,为主人的膝头御寒;猎鹏犬的耳朵被故意养长,垂在两边满足人类的品味……

  《制造宠物》
  [美]段义孚 著 赵世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2-8
  在段义孚的笔下,地理学不只关乎地形地貌,也是日日相伴的小猫小狗、生活中的一花一木,人与自然的沟通联结。在段义孚逝世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摘录了他在中文世界最新出版的部分文字,纪念他带给自然地理的人文关怀,也反思我们与他者生命的关系。
  《制造宠物 :支配和感情》(节选)
  文 | [美] 段义孚 译 | 赵世玲
  由于几个原因,驯化对狗的影响值得更细致的考察。原因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狗是第一个被驯化的动物。在同人的长期交往中,狗的种类变得不同寻常的繁多,或许超过其他任何动物物种。此外,至少在西方世界,狗是最佳的宠物。它独特地展示出一套我们希望探讨的关系:支配和喜爱,热爱和虐待,残忍和仁慈。狗一方面唤起一个人力所能及的最好品质——对虚弱和依附性生命的自我牺牲式献身,另一方面诱惑人以一种任性专断, 甚至悖理的方式行使权力。两种特性可能在同一人身上共存。
  有一种狗即便曾经有过任何实际用处,现在也似乎荡然无存,这就是北京狮子狗。难以想象这个令人想拥抱的毛茸茸的小动物,可能只有4.5磅重,会有狼这样的远亲。然而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就体内和体外的寄生虫而言,狼和北京狮子狗引人注目地相似。北京狮子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保留了异乎寻常的幼体特征,颅骨上的面部很短,头大眼大,短腿卷尾,毛皮柔软。幼年基因使北京狮子狗易于被训练成宠物或表演动物。另一方面,北京狮子狗以聪明独立著称。综合这些优点,再加上稚气样貌具有的吸引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自从19世纪它从中国被引入欧洲,北京狮子狗就在欧洲宠物狗行家中很有人缘。

  图片来源:豆瓣
  我们并不清楚北京狮子狗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何时出现了这个品种,撰写这个主题的作者们众说纷纭。早在公元一世纪时微型犬在中国已经为人所知,汉代的桌腿很短,可以将它们放在桌子下面。唐代时小型犬成为宫廷时尚。其中有些可能是从拂菻国或拜占庭帝国带入中国的马耳他犬(Maltesetype)。当人们开始将小型犬同佛祖狮子的传说联系起来,不论是马耳他犬还是土生的北京狮子狗,这些多毛小动物开始声望剧增。藏传佛教关注狮子,因为它被视为佛祖所降服欲望的象征;被降服的欲望化作微型狮子的形状,像宠物一样尾随佛祖小跑。当忽必烈汗统治中国时,他尊崇藏传佛教。他饲养的兽群中有狮子,一两只驯养的狮子居然在他的宫廷中漫步。大约人们从此时开始使用“狮子狗”这个名称。于是一种狗成为狮子的标记,它获得了狮子作为强大猛兽的威名,但是它的名声也与狮子同佛祖的关系相关。那么是否北京狮子狗是元朝的流行宠物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它们在满族统治(清朝)下兴旺繁殖。从康熙(1662-1722)初年到道光(1821-1850)晚期的艺术品清晰描绘了北京狮子狗和其他品种的狗。所有满族皇帝似乎都偏爱北京狮子狗。他们也喜欢将这种北京狗称为狮子狗,因为这暗示将他们比作佛祖。
  中国的狗行家认为,理想的北京狮子狗应该长着“包子般的”圆腮帮。它们的眼睛应该大而外突,像金鱼的眼睛。前腿要短,不应直得像棍子;前腿要比后腿短点儿,因此走路时可以会摇摇摆摆,就像“长鳍金鱼”的游动。因此人们不仅将北京狮子狗比成狮子,而且比成中国人喜欢的另一种宠物金鱼。同金鱼的比较暗示人们渴望的特征同狮子相反:北京狮子狗应该体型很小,是能够像小玩意儿那样摆弄的动物。满族配种师们力图培育袖珍样本,小到可以塞进女人外套的袖子。在道光年间,肆无忌惮的人们力图用药和各种操纵手段阻碍北京狮子狗的生长。慈禧太后严肃对待老佛爷这个称号,她不赞成这类办法,却支持通过配种达到同一目的。但她的意见不太成功。欺诈的狗行家们继续通过邪恶的办法改变北京狮子狗的尺寸形状。一种办法是从三个月起直到它成年,控制狗崽的活动,通过降低食欲、减少食物消耗而延缓生长速度,可能会将狗崽关在一个空间狭窄的铁丝笼里直到它成年。另一个办法是将狗崽拿在手里数天,用手指轻压,以便稍稍增加其两肩之间的宽度。为了如愿使狗鼻子塌而微翘,当狗崽生下三至七天时,有些狗主人用拇指盖或筷子折断狗鼻梁,另一些人每天按摩狗鼻子,希望抑制鼻子的生长。

  《无边的恐惧》
  [美]段义孚 著 徐文宁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
  皇室赞助人和体面的社会阶层对这些办法侧目而视,一方面因为它们很残忍,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是不合规矩的捷径。他们赞成进展缓慢的选择性配种。就北京狮子狗而言,数百年间在满人皇帝的庇护和管事太监的监督下实施配种程序。得到的结果是一种吸引人、健康、聪明的动物,能表演各种把戏,活到25岁才寿终正寝。
  因此为狗配种,既使之达到某种独出心裁的标准,同时并不损害它的健康和活力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可以轻易举出例证,表明纯种狗确实经历了基因和生理学退化。可以简单表述这个基本问题。即很少能够繁殖一只狗,既达到指定的美丽和魅力标准,同时仍旧保持机能健全的活力和智力。正如康拉德· 洛伦茨指出,“马戏团的狗能够表演需要高智商的复杂把戏,但它们很少持有血统证书;这并不是因为‘穷’艺术家无力为良种狗付费—— 智力发达的马戏团狗也价格不菲——而是因为好的表演动物需要高智力而不是好体力。”在众多迅速衰退的例证中,洛伦茨提到松狮狗(Chow)。它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仍是天然狗,突出分明的口鼻,倾斜形双目,以及尖而直立的耳朵令人想起它们流着狼血的祖先。然而现代繁殖手段导致松狮犬“夸大那些使它看起来像个胖熊的外貌特点:口鼻宽短……在五官紧凑的脸上,眼睛不再倾斜,耳朵几乎淹没在过度生长的厚密皮毛中。智力上也同样,它们不再是猛兽特征依稀可辨的、敏感易怒的生物,而是变成了笨拙迟缓的玩具熊”。

  松狮犬
  动物可能失去很多天然的活力,但仍旧可以成为宠物。人们甚至希望宠物不要过于精力充沛、自我意识不要太强。如果要被一个管理有方的家庭接受,宠物必须学会静止不动,像一件家具那样毫不张扬。宠物要学会的一种最重要的招数是立即服从“坐着” 和“卧倒” 的命令。甚至在陌生的地方,当主人有事离开,一只训练有素的狗也能服从命令,一口气卧倒几个小时。静止不动的能力对于猎狗是必要的,对于一个繁忙、日程安排紧凑的现代家庭,显然也是极大的便利。然而对于某些人,他们就是希望狗服从命令。当行使权力没有特定目的,当服从这种权力违背牺牲者本人的强烈愿望和本性时,对另一生物行使的权力便成为坚定不移的象征,而且有悖常理地令人开心。狗表演满足人类通常的虚荣心和好胜心,但是表演也提供了场合和借口,得以在公众的喝彩声中,公开展示支配和贬低另一生物的权力。以下是对一场狗服从表演的陈述,作者完全没有恶意,但却可以作为一种残忍的主要例证。
  或许最困难的考验是当饥饿的狗被带进赛场,给它一盘爱吃的食物,狗坐在旁边,直到被告知时它才能吃;等待的时间是四分钟,狗主人必须离开。让狗独自面对诱人的盘子。一次在数百名观众的注视下,陈酒(一只小北京狮子狗)进入赛场。他很贪吃,因此这四分钟必定好像没完没了;他坚持了两分钟,没有离开自己的位置,慢慢起身,用辛西娅小姐的话说,“坐在后腿上乞求。”观众大声吼叫,但是它纹丝不动。它并没有违规,只是没有用四条腿,而是两条腿坐着;又过了两分钟。裁判叫它的主人;陈酒看着女主人走进赛场,但是知道当她走过来站在身边时还不能动。女主人必须等裁判发话。裁判说话了。女主人于是给陈酒自由,它毫无疑问地跳到食物上狼吞虎咽。

  《逃避主义》
  [美]段义孚 著 周尚意 张春梅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7
  在现代社会,可能另有人专门对狗进行约束和训练,而狗主人坐享其成——一只温顺友好的宠物。而造就一只宠物背后的严酷故事却被忘掉。故事必定严酷,因为所有成功训练的基础都是展示不可挑战的权威。对于谁是主人以及反抗的后果狗必定毫无疑问。对于文雅的买主兼狗主人,故事的另外一方面也被掩盖,就是狗的交配和繁殖过程。当质疑狗的过去时。这些过程会被归入“血统证书”。当质疑未来的子孙后代时,这被解释为在专业人员监督下采取的步骤。为获得和保留某些特征而繁殖动物要求对个别生命漠不关心,这表明了自然本身的巨大浪费。一本17世纪的英国手册解释说,“一旦母狗产下狗仔,必须挑选你打算留下的,将其余的扔掉。”一个约克郡的狗育种场(1691—1720)的狗舍记录有如下简短的条目:“将三只狗仔给了布雷顿·桑希尔,其余的因为不令人喜爱而勒死。”现代育种师证明了近亲繁殖的危害,然而为了固定一种类型必须如此。一位20 世纪的育种专家说道:“大自然将近亲繁殖进行到极端,但是自然很严酷,如果导致退化,自然不会怜悯。”育种师必定也不能表现得怜悯。他必须是科学和残忍的。他“必须像通过显微镜那样观察近亲繁殖的影响,只要有害作用初露端倪,不仅得使用铡刀,而且哪怕有此征兆的狗仔也得处理掉:已经走得太远,必须倒退。”

  通过交配产生某种类型的后代当然是一个精于计算的操纵性进程。我们已经谈到如何摆弄金鱼以便产生希望的效果。关于犬类交配存在更多的文献,读起来有时像实验室指导手册,有时像色情书刊。决定干预另一生命的强制愿望在犬类繁殖中得到某种满足。然而生命的冲动和进程往往并不整齐划一;育种师会遇到必须克服的困难。比如交配的时间,不同的品种,同一品种之间,“甚至同一父母生下的母狗之间都各不相同。公狗对发情期母狗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很多在红色排泄物停止之前不碰母狗。有些只要母狗同意,随时都乐于同房。” 但母狗往往并不情愿,因为她另有所爱,不愿搭理育种师挑选并精心打扮的伴侣。等待她同意没有用处,因此必须强迫。一位专家给予如下指导:“牢牢抓住她的耳朵,另一人将手放在她的身下,使她为公狗而稳定不动。用另一只手在恰当的瞬间在公狗后面协助性轻轻一推可能很有用处。当公狗正在靠近母狗时稳定他,然后当基本确定他们连成一体,轻轻转动他,于是公狗和母狗背靠背。”为使交配的过程更为容易,可能需要给母狗的阴道涂抹凡士林,将公狗的器官“用手掌施加微暖的压力”。在为牟利而配种的无耻狗舍,不配合的母狗会得到帮助,如果拒绝帮助便强迫,即给她们戴上口套并用吊索拴住,使之无法反抗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段义孚的《浪漫地理学》中,理解“森林”的意义

段义孚

2022-08-12 18:31 来源: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426757


【编者按】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10点27分,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院逝世。他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提出过“恋地情结”、“恐惧景观”、“空间与地方”等重要学术概念,对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段义孚,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少年时代因父亲职务变动四处漂泊读书,从天津到重庆,从澳大利亚、菲律宾到英国等地。他1951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和硕士,1957年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获博士。他本来学的是地貌,后来却关注人地关系问题,或许也是因为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让他深知文化的影响力,开始致力于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极具智慧的阐发,提出了著名的“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

地理学研究不缺少科学性的描述和客观数据,但在那个英勇探索的时代,探险家深入海洋、山岳、森林、洞穴、沙漠和极地冰原,检验着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忍耐,在段义孚看来是充满“浪漫主义”的,也正因为此,人类的“爱好”与“惧怕”、人类对环境作出的反应以及文化的影响,也是地理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主题。段义孚在《浪漫地理学》中指出,若将精神视为人类存在的核心,或许人类需要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超越中庸之道,信奉诸如光与暗、高与低、头脑与肌肉等两极化价值,皈依一些并不满足生存需要,却迎合热烈的浪漫渴望的地理环境。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段义孚著作《浪漫地理学》中“森林”一章中的若干章节: “浪漫”与“地理学”看似矛盾,但段义孚用灵动的笔调,向我们讲述人性与大地的互动,批判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浪漫地理学》,[美国]段义孚(著)、陆小璇(译);2021年8月;译林出版社

森林

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农夫们在森林的荒蛮之中艰难地维持着属于人类的世界。数千年来,农夫们一直把森林看作威胁。森林的确提供了木柴、建材和猎物,但只要人们穿过了丛林边缘,就将置身于强盗、野蛮人、危险禽兽,以及邪恶灵怪出没的地域。一些词语中铭刻着置身森林深处的人之恐惧。比如,英文中意指“野蛮”的“savage”一词,是由一种叫作“silva”的树木演化而来;而意指“异客”或“外人”的“foreigner”一词,与“forest”(森林)有相同的词根。在一本17世纪中叶的字典中,用于描述森林的词语包括“可怕的”、“阴森的”、“野蛮的”、“怪异的”、“忧郁的”和“怪兽萦绕的”。25即使是在18世纪,绕过森林去访问亲戚或处理生意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森林占据了陆地的大部分区域。

童年的我们多少都经历过的恐惧之一,便是被抛弃。很多童话故事,以至那些可追溯于18世纪的民间传说,述说了那些被遗弃在“深林”中不得不独自生存的孩子。于孩童而言,比成人还高的树木如同巨人,高耸屹立,遮天蔽日,使他们陷于一个充斥着邪恶野兽和幽灵的扑朔迷离的世界。那些在森林中存活下来,并终于见到阳光普照大地的孩子最终长大成人。森林因而在童话故事中成为孩子成长所必经的试炼场。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并不孤单,他们会经常遇到一个友善的巨人抑或向导。童话故事经常还会更进一步给孩子以慰藉,告诉他们森林也有尽头而并非无穷之境。

一些词语中铭刻着置身森林深处的人之恐惧。  视觉中国 图

如果说温带森林让人望而生畏,那么热带雨林就更是如此——特别是对于那些迷失于此的外来者——过度的繁茂令人望而却步。不同种类的树木生长到不同高度,营造出一个层林笼罩的冠盖。藤蔓植物从一棵树攀搭至另一棵树。人的视线被向各个方向伸展的繁茂枝叶阻隔。若在这纷乱的生物群落中迷了路,那便如噩梦。这些丰饶且缠结不清的生命体,仿若一个令人悸恐的巨兽,迫不及待地将一切进入其身体的事物吞噬蚀没。除了视觉上的混乱外,还有自八方而来的怖人之音。雨林如坟冢般的寂静可以没有先兆地被打破,变成充斥着咆哮和尖叫的疯人院。美国作家亚历克斯·肖马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考察了亚马孙的一个村庄。这是他对雨林之音的描述:

密集而有节律的声响在沉睡的村庄里回荡。螽斯发出响亮而沉稳的嗡嗡声,巨大的蟑螂嘶嘶地叫着,树蛙咯咯不休,其他的昆虫也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不同八度的鸣声。通过回声定位猎物的蝙蝠,随机地发出轻柔的断音,如同雨打湿屋顶的声音。[然后掠食者吼猴出现了。]有时在午夜时分,我会被深林中传出来的一种神秘诡谲的声音惊醒——那是吼猴疾风暴雨般的嘶鸣。那声音就像是由数以百计的吼猴发出的,虽然可能远远少于这个数量。那不绝于耳的咆哮声相互纠缠着。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狂野骇人的声音。

对于一个习惯了举止安静的欧洲人来说,非洲土著也会被其视作极为吵闹的。如一篇写于1623年的文章所述:“这些鼓手白天都有日常的工作,只是夜幕降临后他们开始修整开放的院子,然后在此一直敲鼓、跳环、歌唱,制造一种异教徒般的声响,直到黎明破晓的时刻——这是他们持续多年的习俗。”两百年之后,另一位白人抱怨道:“在非洲,不管一个人是健康还是有疾,其实都是一样的,平静或安详都无处找寻。相比于动物的吵叫声,说真的,我们更会被妇女喋喋不休的聊天声所恼。这些声音时时刻刻萦绕于耳,我真的觉得于她们而言,只有疾病和死亡才会让她们安静下来。”对于视噪声为粗俗的欧洲人来说,这种总是寻求和他人在一起,而且总是寻求将自我意识置于不间断的噪声中的人们都是粗鲁的、野蛮的,或者简而言之,是进化不完全的。

气味是生物的一个特性。在某处的生物越多,这个地方的气味就越发刺激。热带雨林无疑是地球上天然的最难闻的地方之一了。然而生活于此的人们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气味的侵袭。他们最初可能感觉气味无可阻挡,但这很快就消解了。欧洲人会觉得浓烈的热带气味怡人吗?或许只有那些抱怨本国缺少气味刺激的欧洲人才会这么想。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感到身体不适或迷失方向时,欧洲人可能觉得那些气味意味着腐烂与变质,而非生长与生存。在19世纪,欧洲人开始相信他们称为“邪恶的瘴气”的东西。它们源于被翻开的土壤和腐烂的植物。被风携带和扩散着的这些可扩散物在哪里着陆,便会在哪里引发疾病和死亡——因而,热带雨林也有着“白人的坟墓”之名。一个英国人于1881年写道:

无论哪个方向的风盛行,在具有吸湿性大气的协助下,那些伴随热带快速的腐烂过程所生成的物质,悬浮于云朵之下的特定地方,像毒气般侵害着任何与其接触之人。人们对这些可扩散物中的有毒成分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因而居民关闭门窗阻挡陆风,而且经常在其卧室里对空气进行加热祛毒,即在他们临睡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卧室里放入一个燃着木炭的小炉。

当我们了解到这些建立在持续了数个世纪、由自称“文明人”的群体所宣扬的“先进——落后”两极化价值观之上的观点,森林被视作进步的阻障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需要被清除以使光明和理性进入蛮荒之地。在西方,这种观点至少从盛行天空崇拜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很普遍。森林的庇荫被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因为它阻隔了作为明晰和秩序的来源的太阳和星星。所有高等的文化(文明)都受到来自天空的启发,却对森林不屑一顾,即使其生存有赖于森林中的树木和猎物,即使他们在宗教和诗歌里为森林唱颂。比如,作为全世界土地最裸露的国家之一,中国盛行着强调尊重自然的道教。然而对道教徒而言,自然更多地意味着一棵极具画意的树或是寺庙旁的一小片松林,而非一片森林,更不是一片纷繁茂密的热带雨林。在东汉年间(25—220年),华北平原上的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向南方迁徙。在那里,他们初次看到大面积的热带植物,可他们并不为这眼前所见而欢喜。当时的一首诗歌展现了他们对此感到的恐惧和厌恶。

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栗。

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

在持续了数个世纪、由自称“文明人”的群体所宣扬的“先进——落后”两极化价值观之上的观点,森林被视作进步的阻障。  

不过,上述例子发生在古代。到了20世纪末,全球各地已摆脱了神学传统的“理性者”不再惧怕森林,而是看到了森林有价值的一面。他们将森林看作有用的资源,或是需要被保护甚至修复的美好事物。在讨论森林修复这个议题时,一个经常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应该把森林修复至过去哪一个时间段的何种状态。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雨林是刚果雨林和亚马孙雨林。在欧洲人来此拓荒之前,这两个雨林是从未被破坏过的绿毯的假说,被证实是错误的。首先,以刚果雨林为例。大概两三千年前,班图人从现在的尼日利亚东部迁移到刚果。既是农耕专家亦是炼铁专家的班图人,通过砍伐雨林中的树木来开展烧耕农业并炼铁。简而言之,他们深刻地改变了雨林。亚马孙雨林在一两千年前发生的变化更为巨大,因为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从那时起在亚马孙盆地西端繁荣起来。这里所说的“文明”是一种崇尚简洁和明晰的价值体系——雨林的深处散布着一些方形、八边形、圆形、长方形和椭圆形的深坑。因为有些土坑可达20英尺(约为6米)深,一个早期的假设是其具有防御功用;然而,因为没有在那里发现任何人类居住和耕作的遗迹,这个假设后来被推翻。几何图形可能具有某种宗教的意义。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种宗教可能只是某种形式的原始太阳崇拜,而非后来出现的那些与雨林环境抗争的锄耕农作者所开展的植物和动物崇拜。

亚马孙丛林中诸多考古遗迹所指向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那里的森林采伐发生过不止一次:文明浮现、衰亡,继而被森林取代的过程数次循环出现。这种反复表明,古亚马孙人并不擅于吸取祖先的教训。抑或他们别无选择,一旦有重启通往文明之途的机会,他们便无法抵御这种诱惑?与密林抗争、以简去繁、将光明带入黑暗的欲望自古难于抗拒,而绝非现代文明才有的反常现象。

亚马孙丛林的森林采伐   视觉中国 图

文明鼓励个体展现才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被认可和记载。写作由始至终支持着这个进程:首先,它被宗教用以规范礼拜;其后,它被政府行政人员和商人用以展开记录和协调合作;最终,当个体拥有了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功能便不仅是记录,还可以详尽阐述写作者自身及他人的经历。热带文明没有为我们留下记录个人观点和思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很难了解那些还未受到欧洲文明影响的亚马孙雨林居民是如何认知其生活和世界的。会不会有人浪漫地渴求体验雨林居民对其生活环境的原始情怀?这个问题并不荒谬,因为“怀旧”是当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的情绪——这似乎是人性法则。

中国人一度向往“黄金时代”,那便是其将往昔浪漫化的方式。在道教的影响下,那些在强大而辉煌的帝国供职的儒家朝臣,开始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转而寻求回归朴素的生活。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怀旧”也很少包括对未开化或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他们并不钦羡野蛮人身上那种动物性的活力和野性的优雅。欧洲的作家和艺术家却有所不同。他们已然厌倦了那种与叮当的茶杯声和白色的遮阳伞相伴的生活,而渴求那种存在于原始人身上的生命活力。他们中的一位,安德烈·纪德,于1925年到访中非。他在那里的体验充斥着矛盾。他喜爱黑人,喜爱“他们欢愉的肌肉,和他们粗野的热情”。他觉得他们的嬉戏是那么的“迷人”,他们的笑声是那么的“直率”。他看着他们“如鳗鱼般”在水中闪现。纪德笔下的非洲人有如好看的动物。尽管他憎恨白人殖民者和商人对非洲人的剥削,但这无异于——我猜想——他憎恨将纯种阿拉伯马变成驮马一样。

对于非洲的景观,纪德觉得它的广袤和无垠是对个体自我意识的一种威胁。他在小范围内可以欣赏大自然的陌生感,然而“那种巨型感,那种不确定性,那种方向感、设计感和组织架构的迷失”让他感到不安。文化意味着区别对待。为什么非洲人不树立标识表明这是最高的山,那是最湍急的河或最壮丽的日落?尽管他这样抱怨着,然而纪德逃往非洲恰恰是因为他厌倦了欧洲那种偏好组织结构又以个体独立为荣的矛盾结合。

从阅读量、研究深度和影响力上看,有关刚果的诸多小说,无一能出于1899年出版的约瑟夫·康拉德所作《黑暗的心》其右。如果象征性地看,人们可能认为题目中的“黑暗”泛指非洲,亦特指刚果雨林;但其实不然。如果康拉德所说的“黑暗”是指人类心灵的黑暗,为何故事的背景是非洲,特别是刚果?事实上,书中对地理环境的描写并不多。同时,在康拉德的描述中,“光明”一词比“黑暗”或者“黯淡”更多地被提及。这又是为什么?从某种层面上讲,上述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书中所描述的场景中一探究竟。故事常常发生在沿河与河畔区域;在热带正午的阳光下,这些地方总是洒满炫目的光芒。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光明”和“黑暗”指的是一种精神——道德状态,即并非“光明”或“白色”总是代表好的方面,而“黑暗”或“黑色”代表不好的方面。康拉德的“黑暗”是潜于我们身体内核之中的恶魔,无论我们外在是如何有修养、如何纯洁。对他而言,溯刚果河而上是适时地回到过去——那里既有纯真,也有丑陋和狂乱。

汽艇沿着这一片黑色的不可理解的狂乱情景慢慢前进。这些史前人是在诅咒我们,是在向我们祈祷,还是在欢迎我们——谁知道呢?我们已被切断了对我们所在环境进行理解的通路;我们好似幽灵一般地滑过去,很像是一些面对着疯人院暴乱的头脑清醒的人,百思不解,又暗自感到惊恐。我们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得太远,无法记起了,因为我们是在地球开始时期的黑夜中旅行,那段时间早已过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中非西南部的雨林中,俾格米人从一种藤本植物中取水喝。  视觉中国 图

康拉德笔下那个讲述着其在非洲刚果旅行经历的年轻人马洛,是怎么描述穿越雨林的感受的?“他们的确是人类。他们号叫着,跳跃着,旋转着,做着各种可怕的鬼脸。然而想到与这些野蛮而狂热地喧嚣着的人有着远亲关系,会让你心惊肉跳。这想法真是令人厌恶。”

《黑暗的心》反复呈现着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特别是在尾声。什么事物是美好的?什么可被归于“光明”和“理性”?小说中的白人贸易商库尔兹最初似乎是一个好人,一个矢志将西方的“文明进步”带给非洲土著的具有非凡才能之人。的确,他也是一名成功的代理商,收集到比其他殖民者更多的象牙;然而,殖民贸易的成功只能通过残酷的剥削获得。这种剥削或许在初期是有节制的,却只能以道德的腐朽和消亡告终。是否还有更深层的黑暗与腐化?或许那抽象而强硬的“理性”才是罪魁祸首?在那丛林深处的贸易点,库尔兹将他自己从所有普遍的礼仪和真理中抽离。殖民者库尔兹最终堕落成贪婪的恶魔,那种在康拉德看来如同一条冬眠着的蛇一般,盘绕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恶魔。


责任编辑:王昱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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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4 11:27: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14 19:21 编辑

把专业作品写成艺术品:悼念段义孚先生 2022-08-12 https://it.sohu.com/a/576252404_121119369

著名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先生,于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院逝世。
段义孚出生于1930年12月5日,先后求学于伦敦大学学院、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以地理学界最高奖项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为代表的诸多奖项荣誉。著有《恋地情结》《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等多部著作。
段义孚生于中国天津,先后在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生活,在大洋彼岸走上学术之路,开创了人文主义地理学流派,为地理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位“生来不喜欢关注生活的阴暗面”的学者,以带有温情的笔触,把专业作品写成艺术品,为广大读者留下了诸多发人深省的著作。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周尚意教授的介绍:“他一如既往,从不将艰涩的现象学术语挂在嘴边,而是用自己的、他人的故事引出他的思考,也引发听者的思考。”
2021年,段先生应邀为其著作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的简体中文版《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作序,为中文世界读者留下了他的寄语。今摘录于此,以示悼念。
《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
即将出版
我们人类如何为自己的利益而改变了自然,这是地理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这个课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如现在重要,因为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自己不仅改变而且滥用了自然,因此自然正在以洪水、旱灾和火灾的方式来对付我们。被遗忘的是在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漫长历史中,我们表现出“支配与感情”的癖好,不仅将自然变成对我们有益的经济对象,而且变成我们的宠物和玩物。于是因为自己奇特的幽默感和愉悦感,我们建造喷泉,击水跳跃,为娱乐使猫狗表演,将“旷野”扭曲成景观艺术或是变成盆景。我们能在不丧失自己人性的情况下朝这些方向走多远?难道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吗?我希望你认为是,并腾出时间读完这本书——哪怕仅仅是思索书中的插图。
段义孚
2021年9月
段先生千古!
附:段义孚已引进到国内的著作(按出版时间由近及远排序)
《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赵世玲译,光启书局,2022年。
《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浪漫主义地理学:探寻崇高卓越的景观》,赵世玲译,立绪文化,2018年。
《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立绪文化,2014年。
《回家记》,志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无边的恐惧》,徐文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恐惧: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恐惧感》,潘桂成、邓伯辰、梁永安译,立绪文化,2008年。
《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潘桂成译,“国立”编译馆,1998年。



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段义孚逝世:在“小王子”眼里,地理亦有人情与浪漫2022年08月12日 08:49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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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人文地理学学者大卫·哈维曾说:“地理太过重要,不能单靠地理学家来研究。”段义孚的学术生涯正印证了这一点。

他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奠基性学者,在以科学主义为主流的地理学界,他强调不能只以客观数据理解地理环境,更需引入人类感官与情感来探索空间的意义,并先后提出了“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等重要术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当地时间8月10日,段义孚于美国逝世,享年92岁。


1930年,段义孚出生于天津,11岁后随外交官父亲(段茂澜)出国,他曾在悉尼、马尼拉和伦敦等地生活,并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位。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往往难以进入学术主流,多以研究中国见长,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段义孚打破了这样的陈见,投身学科贯通性问题,到20世纪的后20年,Yi-Fu Tuan的名字已经蜚声于人文地理学界。

多年漂泊的经历让段义孚对土地情感问题保持强烈的兴趣,不同国家的生活经验也令他始终重视研究中的文化维度。在学生时期,段义孚最早研究的是自然地理中的沙漠环境、地形地貌,后来,他逐渐意识到了地理学的“重地轻人”特性——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学科范式中被视作纯粹理性的客体,情绪与感官体验受到忽略,地理学忽视了人的存在、人与空间的关系。70年代,他在以科学实证为主流方法的地理学界,扛起了人文主义的旗帜。

在段义孚看来,人文主义地理学究其根本,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他在早期著作《恋地情结》中这样阐释自己的观点:“人作为一个个体,他认识世界,就是从调动各个感官去感知环境开始的。通过调动所有感官,人们才形成了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概念。”


除了对人文主义的强调,段义孚也推崇“浪漫的地理学”概念。在大多数人看来,“浪漫”与“地理学”似乎两相矛盾,地理学更像脚踏实地、为人类生存而创的学科,他却认为,注重细节的地理学需要与浪漫且先验性的洞察力为伴——“无论是像威廉·华兹华斯所说的‘仿若那寄寓于落日灿烂余晖之中的、渗入万物魂灵的虚无缥缈’,还是如爱因斯坦说的‘宇宙的音乐’。”

在他的最后一本学术著作《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中,段义孚回溯了早期地理学探索的时代:探险家凭好奇心的驱动深入海洋、冰川与沙漠,挑战精神与体力的极限;天文学家彻夜面对广袤无垠的宇宙,观察看似闪耀但在百万年前就消失了的繁星。他还在书中从沙漠联想到阿拉伯的劳伦斯,探讨黑暗森林与康拉德小说、《海底两万里》与大海的关系,他也从人类对地球地理的探索延伸到对宇宙的好奇:“浪漫的地理学并不是过时之物。……实际上,任何超越了对地球的痴迷并开始欣赏天空、太阳和星星的文化——以及所有完成这一转变的文明——都默认了我们的家园不仅仅是地球而是整个宇宙。事实上,对于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地理学也是宇宙学。”


2012年,段义孚获得了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Prix Vautrin Lud,此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诺贝尔奖),评委将他比作地理学界中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这同他学术研究中丰沛的想象、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有关,也与他在学界出名的温柔谦逊、如孩童般的天真人格相关。

段义孚在自己最后的作品The Last Launch中写到了一件小事:一天他在街上步行时,背后有小朋友的声音响起:“你是学生吗?你是学生吗?”他好奇地转身问那个孩子:“看过来,我看起来像学生吗?”小朋友说,“是的,你有一个双肩包。”他听到后感到很开心,在书中写:“我仍然有一个双肩包,这意味着我仍然是一个向生活敞开的学生。”段义孚一生的学术探索,正是向人的生活敞开,书写地理学的人情与浪漫。

参考文献:

《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美]段义孚 著 陆小璇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7

https://mp.weixin.qq.com/s/a3Yi2xVHvTr9tJfZ5l-VTA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

https://mp.weixin.qq.com/s/7laVcAjyw_Hfc9AfehVG1A读书与自学 | 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https://mp.weixin.qq.com/s/MshLnII1Zjk0WXfjGJF_Ng 段义孚的最后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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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4 11:47: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15 07:29 编辑

清如许微博

22-8-12 08:11发布于 北京

【敬悼段义孚先生】

      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2022年8月10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院逝世,赋诗敬悼。

             神州赤子栖寰宇,
             万象生花椽笔来。
             恋地悲天察世界,
             悯人守本固情怀。
             视听触嗅丰通感,
             绘喻文图启同侪。
             恐惧无边可逃避?
             百年剧变帷幕开。

          (2022年8月12日)





  段义孚的学术生涯从自然地理学起步,但其研究兴趣跨越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在他看来,自己专研的人文地理学传统最重要的学术关怀是“人类的关系”,而“如何创造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也是他希望通过学术研究终生追问的话题,这种追问遍布于他的《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等著作中。


  为表彰其为地理学界做出的贡献,1987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段义孚库兰地理学奖章(Cullum Geographical Medal)。2012年,他又获得地理学领域最高奖项沃特兰·吕德奖(Vautrin Lud Prize)。评委会将其称为地理学界中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他用温和的文字将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和基于量化的空间分析的一代地理学者吸引过来。他吸引那些心灵超越客观的论断,揭示了在传统社会科学模式中多层次的主观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地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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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4 12:01: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14 12:14 编辑

【人文地理·演讲】段义孚:漫长生命中的教训(Tuan Yi-Fu)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77354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ahsZ3RC8k&t=623s

段义孚先生是人文地理领域中人本主义学派的泰斗级人物,在这场演讲中以“what it means to be good”为主题分享了他童年、成年和老年三个人生阶段中的趣事。其中谈及了他童年在重庆接受良好的中、英基础教育的往事


纪念 | 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d4y1K7Zg

逃离社会的方法论 地方感与个体身份的构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34y1S7C8

我们如何面对地方 空间 社会|段义孚先生 略带总结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34y1S7C8

人文主义地理学
地方:生理、心理上让人感觉心安、有稳定价值的有形或无形环境
空间:让人感觉冒险、自由、开阔、不确定、不受地方束缚的环境
地方、空间的极致都会有利有弊,人性都会想着“逃离”自己不心安的地方,去一个向往的理想的心安之地(地方),心安之后,人又会向往开阔的宇宙“空间”,又不想被束缚,又逃离自己的心安之地,于是,人就被人性之欲周而复始的牵引着。段义孚 “逃避是人类的宿命” “亲近与回避” “永恒的逃避”
“地方感” 空间-地方感(形成)-地方;地方-地方感(收回)-空间;
环境= “我向化”的过程、面对环境就是面对我的“意义价值系统”
“整体的人”


段义孚:“御风而去”的真正的浪漫主义者
2022-08-12 20:04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于昨日发布讣告: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客座教授段义孚先生,于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10时27分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院逝世。
段义孚先生1930年生于天津,后移民澳大利亚。先进入牛津大学,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新墨西哥州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任教。他被公认为当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之一,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尤其是作为人文地理(humanistic geography)的大师,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对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华裔学者中实属少见。
段先生著作颇丰,大都被译介进入国内。《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作为段先生代表作之一,其中文版于201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作为华裔地理学大师、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他,献给祖国的一部著作。该书以人文之眼、人文之心,讲解地理如何造就中国人,中国人如何改变自然。在中国这一地理区域内,段先生从史前文明讲到今天,在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里,讲述地理地貌发生的巨大改变。农田、山林、道路、桥梁、宫殿、苑囿、村落、城市,等等,体现了中国人对环境持续不断的精微适应和塑造。从古代人与土地之间和谐、安定并充满美感的关系,到近代以来这种关系被西方殖民入侵、内战所打断,而在现当代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对大地景观再次进行强有力的重塑,这其中有令人震撼激动的奇迹,也有令人忧虑不安的眩惑。
本文为该书的中文版序,段先生写于2017年。有删节。
1966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讲座的时候,“世界风土丛书”的编辑詹姆斯·休斯顿(james houston)跟我约稿,想请我写关于中国的那一本,我就答应了。但我可不是中国地理的专家,我10岁就离开了中国,懵懵懂懂地把母语也忘光了,就更别提认得汉字了。但休斯顿给我打气说,他并不是要我写一本高深的学术专著,而是给英语国家的地理从业者,甚至是普通公众阅读的一本书,所以像我这样生于中国、学于西方的人,写一些关于“祖国”的事情,读者肯定会有兴趣的。我就懵懵懂懂地答应了,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想表达我对故土的敬意。
这本小书出版于1970年,已经是47年前的事情了。这期间我除了偶尔要查证一两处知识之外,很少翻看。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当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王立刚先生说要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且请我做一篇序的时候,我是何其惊喜了。这次我很热情地回答他“行”,我借此可以修正和解释一下我撰写这本《神州》时的主旨,而且我还可以在这里谈谈21世纪的中国——我的印象主要来自2005年我去中国时的短暂旅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64年的故土。
我为什么要答应休斯顿的约稿呢?我刚才说了,首先是因为要向故土致献敬意;另外,还有一个更理性的想法,是要想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传统的区域地理著作通常是先写自然地貌,然后接着写人文景观。这种写法的缺陷就是二者之间的割裂,一描写人文景观,自然的力量就隐而不见。在写本书时,我打算克服这一陈规陋习,而且中国历史的特点使我可以轻松地采取这种写法,中国的各种天灾,比如洪涝、干旱、地震等,从来都是人文风俗中的重要因素。1960年代以前的区域地理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谈及人民生活的部分,主要关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方面,而忽略艺术和文学,这对于文化深厚丰富的中国,怎么行得通呢?所以,这本书就是要打破常规,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我期望这本书翻译出版之后,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并重。而我要写一篇中文版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谈谈2005年我在中国两个星期的感受。
北京、重庆、上海,从建筑学的眼光来看,散发的是那久违了的力与美,我也为眼前的场景而自豪,这些大都会的蓬勃发展完全与西方城市不同,而是本土活力的呈现,是从积年的战争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活力。但也使我困惑,这参差的摩天大楼和风驰电掣的高铁还是中国吗?如果我能再写一章来修订我的书的话,我会来应对这个疑问。
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中国还努力保存一些我在本书中提到的那些古代民居和景观,我要为这种保存的努力叫好,但是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怀旧,而非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存续至今的那些更为持久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人际关系的轻松、乐天幽默,这是我在西方很少看到的。比如在北京,他们带我去一家叫“狗不理”的包子店,“狗不理”,有没有搞错?我在美国待了70年,从没碰见过这么古灵精怪的餐馆名字。至于城市里的样子,我到酒店外面散步,看见一个小区里有一小块绿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公园安全吗?在芝加哥,几乎肯定会有抢劫犯和嗑药的拦路打劫。而这里,我看见人们坐在石桌旁边心无旁骛地下象棋,孩子们嬉戏吵闹,而最让我惊奇的是旁边还有一块专门的场地让老头老太们锻炼。他们在一个健身器械上来回摆腿,同时盯着孙子。我在想,如果我年轻20岁(可惜我现在86了),我干嘛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美]段义孚 著
赵世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本文作者: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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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4 12:17: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14 12:19 编辑

缅怀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先生
https://new.qq.com/rain/a/20220813A04FEP002022
08/13
14:06
商务印书馆
企鹅号







美籍华裔地理学家、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先生(Yi-Fu Tuan)于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上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医院仙逝。段义孚先生是商务印书馆重要的作者,商务印书馆在此缅怀段先生,段先生千古!
段义孚先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理系科学大楼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南京师范大学朱阿兴教授摄影,为《逃避主义》中译本插图)
段义孚先生1930年出生于天津,幼年长于天津,后又在南京、上海等地生活过。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迁往重庆。在他未满11周岁时,随家人迁往澳大利亚、菲律宾。1948年,段义孚先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地理学专业。1951年毕业后,他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攻读,于1957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段义孚先生分别在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了14年后,段义孚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他的教职生涯,直到退休。
段义孚先生自1941年迁居国外后,直到2005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到故乡,图为段义孚先生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演讲后合影(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供图)
段义孚先生被公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时值人文社会科学界人文主义兴起。人文主义思潮体现出对科学主义神学化的批判。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其的崇拜达到空前的水平。地理学也随之出现了逻辑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流派。但到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英美地理学界因与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人文主义兴起后,一些地理学家也开始倡导用人文主义的哲学观指导地理学的研究。段义孚先生将自己的主要学术领域确定为地学哲学。他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焦点是人与其环境。人们感悟世界,揭示地理现象,以更好地理解人与其环境。
段义孚先生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人文,总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受。他的讨论从人出发,注重人性、人情,凡与人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在他的关注之中。段义孚先生从人文主义角度探究许多主题,探讨的范围横跨了地理、景观、文学、历史以及宗教信仰等诸多领域,因此不仅被广大的地理学者关注,还为建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所重视。这也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对科学的贡献。
段义孚先生一生著作颇丰,他的著作饱含他对人文主义的深刻思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他称:“在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的28年,我构建起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这一体系,包括了十本书,第一本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1974年),最后一本是《逃避主义》(Escapism,1998年)”。
《恋地情结》这本书要回答的是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的积极态度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对环境的态度和价值观的本质。段义孚先生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以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立足点展开论述,认识到环境的生成,是人类不断建构理想人地关系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人地关系建构的认识,以及对大地景观的情感体验。
Topophilia一词并非段义孚首创,却因他的详尽阐发而大获其名,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术语。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里。
本书为理解不同地方的人地观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的分析体系。一经问世,该书便在西方地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地理学发展。在英文原版书出版的40年之后,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其中文版。
《恋地情结》英文原版书
《恋地情结》(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十六辑)
志丞、刘苏 译
《逃避主义》一书从“逃避”这一概念认识人类的本质与文化,阐述了人类逃避的对象、原因、途径。段义孚先生的核心观点是人们在逃避的过程中创造文化,由此人们得以远离人的动物本性。人们逃避的对象包括自然、文化、混沌、人类自身的动物性与兽性。人们在逃避的过程中发生迁徙,人与地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并在这过程中推动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与进步。
本书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两个研究主题——“迁移”和“人地关系”有机融入到“逃避”这一关键词中,是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最好的学术读本之一。200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逃避主义》中译本,是段义孚先生的第一部中文简体字版译本,而其修订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推出。
《逃避主义》英文原版书
《逃避主义》
周尚意、张春梅 译
相信段义孚先生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将嘉惠学林,永志长存。
参考文献
周尚意:“‘段义孚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会’纪要”,《地理学报》,2005年第5期。
澎湃新闻:“唐晓峰谈《恋地情结》:地理学家与‘不客观’的地理世界”,2020年8月17日。
公众号小鸟在天空的日子:“段义孚自传:世界舞台上的童年,精神壁炉边的中年”,2019年11月19日。
部分图源来自网络。

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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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4 19:07:2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mp.weixin.qq.com/s/vWpnkFsSMy6MbUo433sKBw
哀悼| 人文地理学开创者段义孚先生仙逝
书斋里的人类学家 书斋里的人类学家 2022-08-12 07:22 发表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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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4 19:15: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14 20:51 编辑

段义孚自传:世界舞台上的童年,精神壁炉边的中年[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rgba(0, 0, 0, 0.3)]花猪 [url=]小鸟在天空的日子[/url] [color=rgba(0, 0, 0, 0.3)]2019-11-19 00:25

一、段义孚的人生轨迹
可爱的侧脸

段义孚,美籍华裔地理学家(1930— ),人文主义地理学流派的开创者。1930年12月5号,出生于天津,幼年长于天津,后又在南京、上海等地生活过。抗战爆发后,随家人迁往重庆。

1941年,在他未满11周岁时,随家人迁往澳洲,后也曾在马尼拉念过中学。1948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地理学专业。1951年毕业后,前往加州伯克利继续攻读。1957年,在伯克利拿到博士学位。1956-1958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书,1959-1965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书,1966-1968在多伦多大学教书。大致从1968年起,段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正教授职称(full professor),此后寓居地点逐渐稳定,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授课,在两个大学教书的时间刚好各是14年。1997年,正式退休。1999年,他的自传出版。

                                          ( 横屏观看)
段义孚的人生轨迹

自1941年迁居国外后,直到2005年一次建筑学学术会议的契机,段义孚第一次回到故乡,先去了北京,在北京期间受周尚意老师之邀去北师大作过报告。之后再去重庆,经三峡到宜昌,接着是造访上海,最后飞回美国。这也是迄今为止在他定居国外后,唯一一次踏足中国。

指着1937-1941时住的重庆津南村(重庆的南开中学内)



二、人文主义地理学

虽然是自然地理学出身,但在中年以后,他转向偏哲理层面的地理学思考,将情感、思维、感知、心理、性情等概念引入地理学范畴,倡导从哲学、心理学、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认识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这一流派,这一流派将人和地很“温情”地沟通了起来。虽然他的书一开始读起来会有些如坠雾中,但读下去,你不得不佩服他对人类情感的洞悉,惊讶于地理学触摸起来竟也能有人性的温度。
段义孚说自己有本空白的书,用来记录有趣的相遇和值得思考的观点。这些吉光片羽已经被汇集出版(Dear Colleague, 2002)。但这样与另一个自己对话的记录方式在书籍出版后仍在继续,他于2004年11月6号写道人文主义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区别:
    “ 人文地理学对于“不对等关系”和“剥削”这些现象持乐观情绪,认为这些终将被消灭。人文地理学所没有考虑到的是,在人类互相联系和相互交换的过程中,关系(或说是角色)无处不在,而人文主义地理学注意到了。当我们有意识地去思考这些关系时,一种心理不适的感觉会泛起。因为在生活中,许多关系和情感都被罩上了欺骗性质的薄纱,其本质和我们所见并非如一——毕竟,生活不可能处处裸露着真实,谎言有时也是必须,也能够怡情。
       那么,谁去揭开这层薄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终极信仰是:我们能够面对最不愉快的事实,能够不带着绝望的情绪去do something!”

Dear Colleague 书影

以上有意译的成分,但就我浅薄的理解,段义孚想表达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是直面人类关系和人类情感的,哪怕这类关系和情感实际上并不符合人类光鲜的想象,带有污点甚至扭曲。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赤裸裸地去解构和剖析它们的本质。为避免冗杂,这段话的英文原文附在文末。



三、段义孚的著作

在自传中,段义孚“小有成就”地谈到,自己的十本专著差不多构建起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系统(1999年前)。这十本原著如下:

Topophilia. 1974
Space and Place. 1977
Landscape of Fear. 1979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1982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1984
The Good Life. 1986
Morality and Imagination. 1989
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1993
Cosmos and Hearth. 1996
Escapism. 1998

在他的自传出版后(1999年后),他的学术产量依然还挺高,又接连出版了著作:
Dear Colleague. 2002
Place, Art and Self. 2004
Coming Home to China. 2007
  Human Goodness. 2008
Religion. 2010
Romantic Geography. 2013

可惜的是,其中文译著不是很多,如下:
Space and Place
《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台版),1997
《空间与地方》,2017
Escapism
《逃避主义》,2005
《逃避主义》(台版第2版),2014
Landscape of Fear
《无边的恐惧》,2011
《恐惧》(台版),2008
《回家记》,2013
(Coming Home to China)
《恋地情结》,2018
(Topophilia)
《浪漫主义地理学》(台版),2018  (Romantic Geography)


四、Who Am I ?内容掠影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我是谁?——一部关乎情感、思绪和精神的自传》

Yi-Fu Tuan
段义孚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9.
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这本自传共六章。

第一章阐明了“为什么写”和“如何写”。第二章和第三章具有较强的回忆录色彩。

第二章回忆的是在中国、澳洲和菲律宾度过的幼年-少年岁月,把童年经历放置在世界格局的大舞台中来联动叙事。

第三章则将时间尺度往后延伸,把在欧美求学的内容加入,也花了很多篇幅回忆自己的父母。

第四章的哲理性较强,以justice和love两个词语切入,把自己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展示给了读者,完成了一次自我剖析。

第五章讲到自己为什么选择地理学,这章也有很多哲理性的思辨,比如“好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地方与空间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它的含义能够拓宽吗?”等等问题——说实话,笔者一时半会消化不了。

第六章的笔调从前一章的思辨回到日常,列举了生活中不太开心的和值得珍藏的事,最后用一个近乎隐喻的经历表达自己会带着性格的复杂性继续drive this way alone。

吃瓜提示:
1、以下用第一人称分章“瞎讲”。
2、内容太长,其实可以跳着看,不太影响阅读。
3、实在觉得烦就看看每章最后的总结吧,配配图片读一读。

01
第一章  Autobiography: My Angle
暂且翻译成:“自传:我的视角”。在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是谁?”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有些学者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自我”消失的时代。作为一个无根的人,我似乎更能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省察。而且,我也想在我老得记不起事之前来一次对自我的剖析。

在38岁之前,我在同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从没超过5年,这些一个接一个地曾被称为“家”的地方: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伯克利、布卢明顿(印第安纳)、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之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待了14年,在麦迪逊也待了14年,在这两个待过最久的地方,我才可能有了“此处是根”的感觉。

在正式开始写自传前,我得承认不足。我的记忆力不好,对于10岁以前在中国的经历我记得很模糊。我的记忆自迁居到澳洲起才开始清晰,在那我从10岁待到15岁。之后在菲律宾待过短暂的6个月,那的记忆倒是挺生动的。虽然我的哥哥只比我大一岁,但他却对在中国的经历记得非常清楚,远胜过我,我开玩笑和他说,只有悲观主义者才会恋恋过去。

我对儿时记忆的忽略,是不是表明我相信“今必胜于昔”这个观点呢?我对现在和未来有着些许信心,所以我并不会像一些历史学家那样,将我的过去一一书写,甚至是按时间序列把我的一生填充完整。我的事实性记忆虽然不是很好,但对于“精神”、“心情”和“重大事件”的记忆还算鲜活。

再说优点。这是第一部美籍华裔的、中产阶层的地理学家的自传。有些人会说:“什么?中产阶级的华人?那你一定没有大多数华人从唐人街奋斗到中上流社会的传奇经历了。”既然我的自传缺少了普罗大众想要的传奇色彩,那么就只能靠我的另一个身份来弥补——地理学家。相比于大多数性格外向的地理学家,我更偏爱在精神世界内的思考(尤其中年以后)。既然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地理学家、一个单身贵族、又是游离在华人社区之外的华人,所以我自传除了自然地理的部分外,还会有许多心理层面的解剖,即人文主义地理学层面的思考。其次,我的生活是从童年时期的public到成年时期的private。与多数人不同吧,或许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特质吧。

总结,第一章就比较清楚地坦言,因为“我”更关注精神、思考、情绪这些内向性的东西,所以这本书不会仅仅像典型的地理学家那样写考察等外向性的东西,更偏重心理层面的自我刻画。

02
第二章 World Stage and Public Events

暂且翻译成“世界舞台和公共事件”。我出生于1930年12月5号的天津,3岁时离开天津(可能去了南京或上海)。在我的头20年里,也就是1930-1950年,世界舞台上上演了许多大事:抗日战争、二战、去殖民化、联合国的建立等等,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图景正徐徐展开。

在我看来,20世纪的最后40年的历史风雨也不足与这20年比肩。我对于战争还有着独特的记忆:当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的消息传来,九岁的我尝着玻璃容器里的西瓜块,也觉得索然无味,觉得自己的世界一下子到了尽头(注:时间似乎对不上,1939年滇缅公路好像还没关闭吧)。

20年代中期,我的父亲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系统里。我和30岁时父亲相比真是黯然失。他在30多岁,一会是外文讲师,一会是电报的主管,一会是北京政府的秘书、一会是外交官。

7岁到10岁,我和家人生活在重庆郊区。我不喜欢上学的那段路,因为气味酸臭难闻,还有泥巴会弄脏我的鞋子,昏暗的商店卖着形形色色的物品,有时还有送葬队伍路过。但我喜欢学校。我们在学校学习牛顿、路易斯·巴斯德、富兰克林这些名人。最令我感到惊喜的是王尔德的寓言入选了我们的阅读计划 。除了诗歌领域外,中国的文学传统似乎都是“老生”在主宰,后生的作品难得一见,所以王尔德的出现令我耳目一新。

我们当时在重庆的生活很是艰苦。衣服是手工缝制的,爸爸有时候带回来一些好吃的(苹果香蕉什么的),我们四个子女要小心翼翼地分着吃,这些食物是他用美国朋友赠送的领带或手帕换来的。

我们村中最有钱的是南开中学的校长(说的应该是张伯苓),他家中有台冰箱!每到夏天,他总会慷慨地给邻居们送冰块。有次我家有幸地收到这份礼物,但当时我在外头看篮球比赛,等一会到家,冰块已经成为漂浮在玻璃杯中的小楔子了,我急忙拿来吞下,结果被齁到,原来是爸爸往冰块上撒了好多盐,说是可以让冰块融化得慢些……

令我感到迷惑的是,在我们一家人都吃不饱的条件下,我的父母居然还邀请詹森(美国驻华大使)吃晚餐。因为家里没有餐厅,所以他们会把卧室的家具搬到邻居家的院子里,腾出来打扮成临时餐厅。在平时一辆车都见不着的村子里,大使的轿车一开进来,车前挡的小小美国国旗迎风飘扬,就好像一只从异空间驶来的闪闪发光的大轮船。

1941年,我们一家搬到澳大利亚。搬家的原因是我们这六口之家在重庆吃不饱饭。为了出国,爸爸必须要接受降级的条件。我和哥哥们进入一所类似英国公学的学校。在学校里,我们受到了种族歧视。同学们装着他们在扯并不存在的辫子,还嘲笑中国人吃太多烤猪肉,以及在我们周围跳起舞来,一遍遍唱着“Chin chien Chinaman, him very bad”。

因为我们不会说脏话,个头也不高,所以我们通过大发脾气的方式来震退那些嘲笑者们。这些男孩们嘲笑中国人,我们感到更多的是恼怒而不是受伤,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在文化上是劣等。反倒,我和哥哥觉着,这些大口喝着牛奶、嚼着奶酪的澳大利亚男孩才是蛮族,就像我之前在历史课本上读到的游牧民族那样(注:这里是在开玩笑,不是歧视)。
1943年,一家人在悉尼街头。

有人说把我把童年和重大家国和历史事件交缠着叙述很自矜,但作为官宦家庭出身的我,似乎不得不这么做。段祺瑞是我们段家宗族中最出彩者,也是宗族的最大捐助人。段家的地望是在安徽,但在唐朝时开始分离。到了近代,段家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在阴山(Yinshan),一支是在合肥。阴山的这支穷,合肥的那支富有,我们家是前者。

段祺瑞资助我父亲读南开中学,我去美国上学以及留美工作有着段祺瑞的荫蔽(虽然他那时已经去世)。1956年我去印第安纳大学面试时,被一位研究亚洲历史的教授拦下,他惊讶地说:“你就是中国总统的后代吗?!”结果,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汪精卫是我妈妈的远方表兄,是中国版的贝当。因为他与日本人合作的不光彩事迹,他是不可外扬的家丑。妈妈那边的亲戚在谈论起汪精卫时,总是既生气又带着几分小自豪——毕竟也是国家级的人物。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汪精卫为汉奸,因为我父母为国民政府做事,所以他们与汪断绝了关系,但又时不时会提起他。在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之前,他在1935年当上外交部长,同年我父亲也进入了外交部,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关系呢?

我父亲在读南开中学时,关系最亲密的是周恩来。他们共同承担校园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也是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周恩来出生于富足人家,而我父亲出生于一个有教养的贫穷家庭(genteel poverty)。虽然政治倾向不同,但友谊却坚固。

我父亲和周恩来政治立场不同但友情融融的原因可能有:第一,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关系。当时周恩来常驻重庆,也常常来我家。我记得有次他们俩还扳过手腕;第二,他们对于改造社会的思想是兼容的。周恩来是具有理想主义情结的,而我父亲亲身有过身处社会下层的经历同时也具备理想主义的情怀——他们俩都是追求社会平等的。

1956年,父亲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劳工组织大会。一天晚上当他要睡觉时,有人来敲门。父亲惊讶地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弟弟。他弟弟此次代表周恩来的密使,来劝说父亲回中国大陆。但父亲还是拒绝了。1973年,我的弟弟段三复在人民大会堂和周恩来见面,他们谈起家事就谈了四个小时。这次,周恩来再次向父亲发出邀请,认为毕竟父亲已经退休了,能够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大陆。虽然二人出于情谊很想重逢,但因为当时两岸的关系并未解冻,周和父亲二人的地位其实并不平等。周是一国总理,所以他有权力发出邀请,而父亲只是在国际上失去地位的“中华民国”的中层官员,一旦在那时去往大陆,就会被认作“叛国投敌”,丢掉饭碗。

我许多次碰上国际事件都是偶然的,其中两件事发生在1946年。

当年的7月4日,菲律宾的独立大会召开。我托父亲的福也得以进入在体育馆举办的这次大会。大会由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一同谋划。

同样在这一年,父亲被外派去伦敦,所以我们又搬家了。当时飞去伦敦要花很长时间,要有好几个夜晚在一些城市过夜停泊,第一夜在加尔各答,第二夜在卡拉奇,第三夜在开罗。本当在经停开罗后可以直抵伦敦,但我们的飞机却又在马耳他降落下来。原来是我们后一架飞机的发动机有些问题,他们要求换乘我们的飞机,而我们却被换到他们的飞机上。那架飞机上有很多要人,最低级别的也是印度总督韦维尔子爵、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尼赫鲁。但对于当时只有15岁的我来说,我却不觉得自己是在见证历史。

等以后长大了,我才明白这些事件的意义,有时把它们当作开场白,有时用来“拽人名”来炫耀一番。父亲职位的关系将我的童年时期与世界联结在一起,日后在我的生涯中,“关系”的好处也是不时有辅助的

1948年,我进入牛津大学,这也托一位父母朋友的关系。说来惭愧,我不是靠“正规途径”进入大学,但考虑到我的背景,学校也就同意让我进了。我和其他人一样,同样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除了一门古典学。古典学没有速成课,缺乏西方教育的我本身就比不过那些同学。所以,这位叔叔跟校方据理力争,提议针对我古典学考试的卷子可以替换成中国经典,我想这也许不仅是替我辩护,更是为中华文明争取微薄的尊严。所以考试时,当其他人在翻译《埃涅阿斯纪》或《伊利亚特》时,我在翻译《论语》。

1959年,托父亲的帮助,我得以加入美国海军的研究部门,去研究巴拿马的海岸地貌。为什么是巴拿马?首先,巴拿马地峡是一个对比两个大洋的海浪和潮汐作用的极佳区位;其次,这也是美国海军的一个军事考量,他们计划再开凿一条运河。因为既有运河的通航能力在战争中受损,又要为日后巴拿马运河要归还给当地政府作准备;再有,我也希望借此机会从驻巴拿马的美国海军那获得地图。还有一个私人原因,我当时持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当时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逐渐变少,这使得我的研究计划受到限制,而巴拿马却承认,所以我很容易获得巴拿马的签证,况且待在大使馆里,我也能省不少钱。

我在考察当中真的急需一辆吉普车,但海军拒绝提供。我向父亲寻求帮助,虽然我很不情愿,因为我毕竟已经是个成年人了。父亲将部门的长官和几个办事人员请到家里吃晚餐,当酒精的味道缭绕在餐桌和杯盏间,父亲将正抽着的雪茄指向我:“我的儿子为你们做事,他需要一辆吉普车来更便于研究,请问你们能协助吗?”长官回应:“当然可以,明天让他给管车辆的人交份报告就行。”第二天,我照做了。但管车辆的人说:“其实我不能合法地做这件事,因为我要识别你在这具体做的是什么工作。”他挠了会头,在我们的身份卡片上写上:洗衣工。

所以每天早上,我会开着吉普,拿着海军的脏内裤去海边洗洗刷刷。当然,我对这些并没做什么。后来我在填写简历时,总想把在海军部门做洗衣工的经历写进去,但出我还是没有这么做。我现在提起这件事,只是想说,对于怀有自信和享受过父亲带来的特权的我来说,洗衣工这种带着种族偏见的标签丝毫没有中伤我。每当这些发生时,我总会一笑而过,把这当成外国人的好奇。

我不喜欢参加公共事务和社交。当母亲去世后,父亲坚持让我做他社交的副手,这时我就更讨厌社交场合了。我觉得在这些宴会上,隐藏在多语言的、神采奕奕的交谈之下,是对话的空虚、是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我惯常参加的公共事务就是院系内的例行公事。我觉得讲授、参会和在各类评估委员会服务等等这些是肤浅的。

总结:第二章的关键词是world和public。第一,因为“我”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还是外交系统的官员,所以我在童年时期就具备了世界视野,与世界产生了联系,直到后面我在巴拿马跟随美国海军做海岸地貌的研究。“我”还打趣了一下,虽然world figure段祺瑞与我们家的关系根本不算近,但因为宗族这个媒介,我们家庭也多少受到荫泽。第二,我童年到青年的时代里,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一幕幕上演,战争与和平、政权易代、去殖民化等等都对于“我”有心灵上的烙印。

03
第三章 Personal: From Parents to Stone

暂且翻译成“私人回忆:从父母谈到石块”。第三章开启了更为私人化的叙述。我将从我的父母开始讲起。

我的父亲是一个严谨的人。他以在美国所见的理想之人为模版,处处箍束他的行为。他并不想像我爷爷那样刻板冷酷,刻板冷酷是中国传统的父权家长形象。传统形象的中国父亲总是逆着他的天性来,比如他有了喜爱某物却要装着很冷漠,想要拥抱却又故作姿态地抵抗。我的理想父亲形象与这一传统截然对立,

但是,我觉得父亲在突破传统上或许做得不够。当我生病了,父亲会给我买玩具。但等这些玩具在床上越堆越高,我会有压力感,这种感觉催促着我快快痊愈,返校上学。

另一个记忆我很想删去但无法。我和兄弟们在周日总会在床上看漫画看到早上九点甚至更晚,当时我们并不把这“纵容的快乐时光”看成是有愧的事。但父亲会不允许我们赖床,还定期进到房间来检查,每次检查都带着恼怒。检查完,他会站在门口把手指关节摁得咔咔响,尤其当他看我时,我能感觉到那眼神带着厌意。我自己从来没有孩子,我能够假想自己带着生气眼神看孩子,但用厌恶的眼神——我做不到。

1938年与很多cousins在一起,第一排最右边是段义孚。段说,自己宁愿牵着自己的手也不愿去拉右边小孩的手。

在悉尼时,母亲经常带我们去购物和吃下午茶。当我们吃完下午茶,会去父亲的工作地点,想免费搭车回家。但父亲看到我们,不会有欣喜的表情,他的表情仿佛淡淡地说“哦,你们来了;嗯,我知道了”,有时甚至有些恼怒。

我后来明白了父亲没什么笑容的原因。他在悉尼做的是领事事务员主管(chief consular officer)。他不仅要处理官方政务,还要去管劳工、商船水手、小店员、大小商人等等这些人群的杂事。这个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是在一个国际化环境中的高级外交职务。为了填饱肚子,他无奈接受降级的条件,继而带着全家来到澳大利亚。但这恐怕是他仕途上抹不去的遗憾。

关于父亲,其实也有可爱的回忆。7岁时,我的鞋子落在泥里找不到了,父亲就让我坐在他肩上,我们一起去买鞋子。15岁的我在马尼拉上学时,我不会解一道二项式定理的数学题,父亲在绞尽脑汁后也没想出来,体会到了我的情绪,也有一种挫败感,并且发誓要为我找一位家庭教师。

1946年,在马尼拉,段义孚和母亲、妹妹。

我爱我的母亲,我从小就知道去母亲那寻求爱,因为我知道从父亲那得不到。父亲对老大和老三的偏爱是摆在明面上的。偏爱长子是中国传统,而又因为父亲自己排行老三,所以也偏爱老三。当我在翻相册时,我发现我总是把老三挤开站在母亲旁边,而其实小儿子站在母亲边上是更符合传统的的。

1940年或1940年初,依靠着母亲的段义孚。

抗战爆发后,我们家先坐船到越南的海防,接着去河内,再从河内走陆路先到昆明,再到重庆。一路上,母亲第一次负担起全权照顾四个孩子的责任。在逃难的大巴里,母亲会想办法安抚我们几个小孩的焦躁。我的皮肤病复发了,母亲用针挑掉水泡,再涂上药膏,再用纱布帮我包扎。从那时候,我知道母亲是温柔的,有着不枯竭的耐心。

到重庆只有一桥之隔了。但因为桥在修,车过不去,带着我们徒步过桥。但是一下车,我就被乱哄哄的情景吓住了,流离失所的人群、嚷嚷的挑夫、孩子的哭声以及散乱摊开的行李,我的鞋子丢了,绑在腿上的纱布也松了,所以我就立在原地不肯走。情急之下,母亲几乎用很坚决的语气命令挑夫丢掉行李箱、让他背着我走。

1956年,父亲被委任为驻巴拿马大使。父母决定在去巴拿马前来美国看望我们几个孩子。我们在纽约见面,住在曼哈顿的一家旅店中。在愉快的见面后,父亲很快赶赴巴拿马,母亲决定在美国多待一会。我们一路开着车,向西边的加州行驶。当时我的弟弟三复正在加州攻读博士学位,我也成功拿到印第安纳大学的教员职位。一路自驾的氛围很不错,但母亲就是抱怨背疼,说是在车上坐太久。其实后来我们才明白,背疼是她胰腺癌的征兆——几个月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加州伯克利,母亲总是喜欢来到校园和我们在一块,她也结交了一位新朋友,生活过得还算惬意。一天晚上,我要去实验室工作,本来约定的是三复会来停车场把母亲接回家,在母亲的催促下,我没有等弟弟来就先去实验室了,但当我三个小时以后回到停车场,发现母亲蜷缩在车座上睡着了。母亲对这场误会并不在意,她想的是只要能和她的家人在一起就满足了。虽然她睡在车里,但想着不远处就是儿子在灯火通明的大楼里工作,这或许就是她的安全感吧。

在美国时,我意识到我们和父母的角色在悄然换位,我们已经20多岁,要逐渐承担起赡养的责任。母亲在美国那段时间其实已经疾病缠身,但当她做着她享受的事情时,她看起来是快活和神采奕奕的,而放下这些快活事时,疲态就会显露。

这一天终究还是要来临,我要去印第安纳大学教书了。在这一日期逐渐临近时,我和母亲的不安感与日俱增,但我们很意会地不谈一句。离别的这天早上,母亲和我特意去镇里吃早餐,这是母亲拖住我多逗留一会的策略。后来,她又说路途遥远,要给我去超市买些橙子,她过了挺久才从里边来到收银台,带着满满一怀的商品。我打开车门,母亲拥抱了我(这之前都不曾拥抱过),落泪了。

之后,母亲就回到巴拿马,到父亲的身边。但不久,她就住院了。当医生说得的是癌症,父亲就赶紧把母亲带到曼哈顿的Columbia-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治疗。探查手术表明,病情发展得太快以致于无法切除肿瘤。我们谁都不敢开口和她说真相,强装出笑容给予她鼓励。那段时间,我觉得医院是一个怪诞的场所,里面有着脱离肉体的声音、脚步,有随着太阳升落而变幻着的光影,面色苍白的病人坐在椅子上,但椅子显得格格不入,仿佛这椅子是从夏日某个度假区搬来的。一天早上,护士来通知我们这一天到来了。

接下来讲我的朋友们。第一个是和David Harris在1954-1963年间的交情。1954年,我在亚利桑那州的东南部做关于我博士论文的考察,关于一种名为pediment的荒漠地貌(the entire bedrock surface at the foot of mountain range)。我很享受在野外的时光,半干旱景观有种朴素的美丽。我有自制的床,也有车辆。我的日程还算不错,不过有两个缺点,一个是我的车不时会陷入沙子里,我很难把轮子推出来,第二个是吃过晚饭后天还是很亮,以致于无法入眠,但又累得不想阅读。

但随着David的到来,这一切改观许多。他从牛津来到伯克利。尽管我们素未谋面,但之间确有着很多相似的经历和学术兴趣。
David会帮我把陷进沙子的车子推出,还给我鼓励。他竟然在闷热的睡袋里待了10分钟帮我把胶卷替换掉,因为野外只有睡袋是绝对无光的。

吃过晚饭后,又到了无所事事的时光。太阳还没落下,不知道做什么好。David建议把车里的座椅什么的搬出来,搬到旷野中。他还拿出了雪利酒和精致的酒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在车内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物件,一到了荒野中竟然有种文明的光辉,令人感动。我们碰杯:“敬女王!”

夜深人静时,我想打破寂静,给他讲鬼故事。但为什么要讲鬼故事呢?这个答案藏得很深,我觉得是我和他的友情一步步在加深,我们间的关系除了给我满足感,也带来了不安感。为什么呢?我的问题出在哪?鬼故事本身是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要说的,仅这么些。(笔者实在不知道这里要表达什么,一种暧昧的情感吗?)

1961年,我和他重逢。这次地点是新墨西哥州,我从1959年开始在这教书。在认识他之后,我的生活地位没发生什么变化,依然单身,只是从一个博士生变成了青年教师。在新墨西哥州的荒野驱车时,David开车把我远远甩在后面,我所能看见的仅仅是扬尘。这是不是表明结婚了的他和依然单身的我之间已经失去了自然亲善的感情?当时我31岁不到,按照学术界的标准,还算年轻。有学术的陪伴和对世界未知的求索,我并不觉得我的生活需要被人怜悯,也不知寂寞为何物。但当我踩下油门想要穿破扬尘,追上他们家的车时,一点点寂寞的苦楚泛上心头,这是单身苦恼的头一遭。

我认为我是个性格有些古怪的人,也不喜欢社交。或许出于这一性格,我才会投入自然的怀抱,在那里没有人群会对你评头论足。我喜欢矿物(或类似矿物的东西),矿物能够抚慰我。在天津的童年期间,冬天下午我都会午睡。睡醒之后我会发起床气,奶妈会想法子哄我开心。比如她会早早地将注满水的烟灰缸放到寒冷的窗外。看到我快醒时,再把它拿进起来,用刀将烟灰缸里的冰敲出来——看呐,一个闪闪发亮的小冰雕出现在睡眼惺忪的孩童面前,这是多么令人着迷。

1952年,荒漠第一次吸引了我。那年假期,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决定要去纪念碑山谷(Desert Valley National Monument)野营。我们一行人搭帐篷失败了,所以大家只好在睡袋里度过这一夜。半夜,我醒来,首先看见的是月辉的美。朝峡谷的西边望去,景色如梦如幻,天边有微微的淡紫色和紫色光芒,还有金色光辉相映,当破晓的阳光释放天际,就好像戏剧一般美妙。远方的盐碱洼地和裸露岩石好像来自于外星球,最使得我感觉不在地球的,是这里的绝对寂静。

另一次我感受到自然之美是在巴拿马。傍晚,我随当地居民登上渔船,准备去一个海岬。船开动时,月亮已经升了上来,海面如镜。周围很安静,人们要么是在凝望月亮,要么听着噗噗噗的发动机声音入了迷。这时,有一个男孩爬上了桅杆,坐在横杆上。他背后澄澈的天幕清晰地勾勒出他的轮廓。这个男孩的出现搅乱了景致的纯洁无暇,我感到有些酸楚和感动。

后来,我在一处沙滩上睡着。中途被摇醒,一个女人要我去她家里借宿。我睡得昏昏沉沉,可能我睡得太久了,她有点恼怒地把我摇醒,要我离开。我总会把桅杆上的男孩和这位女人联系到一起,可能是他们身上带有的“人的因素”扰乱了纯粹的自然、纯粹的境界吧。所以,我觉得,美丽必须是没有人工因素的,这样的美丽能够安抚灵魂,所以我喜欢荒漠。

我除了喜欢自然,也喜欢人工建筑,城市对我也很有吸引力。它和荒漠有着共同点:严酷荒凉、水晶般的光辉、无生命的庄严感。比如,我喜欢华兹华斯吟诵清晨伦敦的诗句。

1983年,我来到麦迪逊来教书,我爱上了我的公寓。一天下来,我对中介介绍的房子都不是很满意。到了这天最后的一间公寓,这间公寓靠湖,虽然还没装修好,但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厨房内的砖有年代感和秋天般醇厚的味道。  

小时候,家不仅是亲密性的空间,还是一个充满未知的地方。尤其是深夜、烟草、往来交谈的客人,这些让童年的我很好奇。有时候我被允许进入客厅,帮客人们把香烟从圆柱形罐子了抽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一大满足。

每当我出远门时,我会在关上门之前驻足,看看我落下什么没有,此外我还会对这屋子说声再见。我的目光扫过餐桌、扫过长沙发、扫过CD架,扫过书籍杂志,这些静悄悄的物件是多么令人感到安心啊,它们是变幻不定生活的停锚处,仿佛在和我说“我们会在这等你回来”。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就是我,在我往生后代表着真实和最好的我。

总结:第三章是在回忆私人往事,章名叫From Parents to Stone,可以说取得很有段的风格, casual and humanistic。大致就是从回忆父母开始娓娓道来,一直讲到从事地理学考察的二三事。其中有对严肃父亲的矛盾情感,有对温柔母亲的动人回忆,有在野外考察中与好友Harrises结下的情谊,然后谈自己对自然之美的理解,尤其提到自己独爱荒漠的美丽,因为荒漠代表了一种“无人的、纯粹的美丽”。最后讲到“家”这个空间,段从小对家庭带来的关爱是敏感和珍惜的,这样子的感觉一直陪伴着长大和衰老,因而自己挑的公寓是有些古旧、充满温馨的。隐隐感觉,段对无生命物体的美感独具自己的理解:荒漠、城市建筑、家庭摆件等等,但其实又是一个多愁善感,注意情感细节的人,虽然听起来一个是非人性的,一个是人性的,但谁说两种喜好不能并存呢?

04
第四章 Intimate: From Justice to Love

这章是我最把握不住的,暂且翻译为“亲近感:从不公正谈到爱”,但很可能这个翻译是错的。

我在本子上乱涂乱画,一位叔叔走来问我在本子上画的叉叉是什么意思。我愤慨地回答说,每当哥哥欺负我一次,我就画上一个叉。叔叔说我应该学会原谅与宽容,我虽然听进了这一劝训,但心底里“该是我的就是我的”这种情感还是磨灭不去的。

当我因为某件我自认为是小事情而被责骂时,我会有强烈的愤恨感。我十五岁,全家人在伦敦。妈妈得了流感卧床休息。我从楼下拿来茶和吐司,因为没用托盘,所以在腾不出手的条件下我只好把餐具用手臂和身体夹着。父亲看到,批评我这样子做是不卫生的,我还为此手腕被打了一板。我因为这件事,心情晦暗。

1956-1958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书时,我能察觉出上我课的年轻人和在工厂工作的年轻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间的敌对情绪很明显。关于这个现象,有部电影《突破》(Breaking Away,导演是彼得·叶茨,1979)专门拍过,拍得还不错。印第安纳大学所在的Bloomington是阶层分立的典型城市。我本期望在牛津会见到势利的现象,结果并没有发现,结果却在这个美国中西部城市发现了。

1958年,我离开印第安纳大学,来到了芝加哥。在这,我深刻发觉到,性别和种族的区隔使得阶层对立如此尖锐。

在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前,我其实就想着我需要做点什么来抵制歧视,但我在这方面又是行动的矮子。民权运动中,争取的最多的是劳工权利,其次是妇女和少数族群权力,再其次是性少数群体。但我觉得这一运动有个幼稚的地方,就是非黑即白。他们用好和坏来区隔人群,比如说妇女弱势,所以她们都是好的,强势的男人都是坏的;弱势的性少数都是好的,而异性恋都是坏的。可能因为这一点,我不愿参加这类运动。

另外一点,我的悲观主义也在作祟,使我不愿参加这些活动。我悲观地认为,生理上的不平等靠争取社会平等的途径是无法得到弥补的。

为什么我会打小对不公正的现象特别注意?是因为从小父母对孩子各有偏爱,中国传统也助长了这一风气。还有,就是人们自然地偏爱有生机的而非虚弱的、偏爱勇敢而非怯懦,偏爱聪明而非愚笨,偏爱美丽而非丑陋。

我喜欢读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的传记,不仅仅因为他也是地理学家,更因为他更是我们地理人的前辈。从阿尔弗雷德和他兄弟的对比中,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活力是天生的,更是一种欲望的表现,但我似乎不具备这些,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公平。

同时,活力还代表着美德,它能够创造精神力量和慷慨之情的广博,而且这种精神和慷慨之情显得很自然,既然显得自然,慷慨之举就更加具有魅力且令人敬仰。

在美国上学期间,我喜欢乘灰狗巴士旅游。在候车时,我总会注意到两类人群,一类是老太太,一类是朋克青年。这些朋克青年看起来似乎是桀骜不驯的,出门只带音箱和梳油头的梳子。老太太们喜欢第一个冲上车,而朋克小年轻们却不争不抢,最后上车。他们上车后居然还帮老太太们把行李箱放上去。朋克青年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曾经在下着大雪的冬天,遇过帮我把陷入雪里的车子推出来的好心人。他说他家住在圣保罗,要前往明尼阿波利斯上班。他的车子也陷入雪里,只好抛弃车子安步当车。一路上他帮助了很多像我一样陷入困境的司机。我让他免费搭车。在车库停好车后,我才得以仔细看他。这是一个洋溢着活力的小伙子,有着很好看的牙齿。

我从小多病,长大后体质才逐渐改善。但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缺乏活力的人,对于一个迷路的陌生人,我选择漠视而不是主动向前帮助,对于惴惴不安的学生,我甚至不愿意冲他们一笑而逝板着脸。

我也缺乏勇气。小时候男孩子们一起踢球,我总愿当一个守门员。勇气,不仅是行为上敢拼敢闯,它也是一种在严峻情形中沉着思考、作出果断决定的能力。

我虽然行动上不果敢,缺乏勇气,但我很肯定我很有同情心,体他人所想。

我哥哥11岁时,经历了南开中学的入学考试。他回来沮丧地跟父母说他数学考得不好。我听闻了这个消息,不知怎的就开始哭泣,好像那一刻我变成了我哥哥本身,很切实地感受到了他低落的心情。

在澳洲时,我有时坐在门厅里,门厅与外面的世界只有玻璃之隔。我望着路上的汽车,会去想象坐在车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如何的,甚至把自己想成车里的人,比如是去参加板球比赛的小男孩、去赴约的商人等等。我的共情能力很自然地流露,我也悉心将它培养,使其成为一种同情(from empathy to sympathy)。

同情别人不难做到,难做到的是为他人获得成功感到高兴。但我不一样,我为他人的满足感和成功感到高兴,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性格因素。在我的退休晚会上,一个学生回忆起几年前我和他共同在旧金山吃饭的场景,说我总是催着他多吃一些。确实,我经常带着学生出去喝咖啡或吃饭,原来是因为:当我在看他们吃饭时,我可以获得愉悦感。当他们吃着浇上马撒拉酱汁的意面、胡萝卜蛋糕、看好看的书和交流着观点时,我也希望他们能消费一下我(to consume me)。小时候兄弟姐妹围在一起吃饭,桌上几盘菜中,只有一碗是妈妈烧的,大家都想瓜分那一碗。我会显得很禁欲吃得小心翼翼(虽然很想吃),当看我的兄弟和妹妹开心地吃着时,我产生了某种道德上的健全感。

另外,我也是一个喜美厌丑的人。比如说在一家有格调的书店,一位女人坐我旁边,她腿上胖乎乎的白肉从紧身短裤边挤出来,我有些不适,就走开了。还有,夹在拥挤的电梯中,我注意到竟然有那么多有些丑意的事物环绕着我,觉得呼吸有些艰难,而且恐惧感也上升了几分。

我自认为我与丑陋搭不上边,我的相貌总比平均水平要高两个位阶吧。但有件事情,让我体会到样貌的非完美性给人带来的不适感。1962年,Harris来这边教书,他们夫妇带着四岁的Sarah来到了美国。小女孩很缺乏安全感,害怕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一天晚上,夫妇俩出去看电影,我留在他们家照看小女孩,不过她已经睡了。这时候传来越来越近的警笛声,小女孩害怕地来到客厅,见到的不是父母而是我,她表情一扭曲,顿时大哭起来。

在第二章我说过,我童年是在世界舞台上穿梭,成年时却生活在一个私人、自我性较强的空间,仿佛是从一个广阔的宇宙回到了家庭壁炉边一样(from public world of childhood to private world of adulthood, from cosmos to hearth)。我在年轻时喜爱大自然和城市景观,但后来逐渐对概念和泛论感兴趣,逐步抛弃了对具象事物的热情。我对旅游的热情也因此消减。不去看月光下的泰姬陵和日出时的喜马拉雅又如何,我的生命不会因此变得不完整。我热衷的美丽处于世界秩序的两端,一端是天堂,一端是个体,两端之间是具体事物(社会、风景与地方),我只爱关乎这两端的哲学思考。

我对性少数群体在未来的地位不是很乐观,同性恋政客应该对我的立场表示很鄙夷吧。不论未来的社会如何富有民智,不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各行各业的人群来说,同性之间的爱还是显得略怪异。少数族群会带着创伤心理来看待自己,把自己看得与众不同。如果这种不撇去这种心理,这类族群则会生活得不自然。我在自传引了一段约翰·厄普代克关于花样滑冰与性爱的描写,同性恋者看到这样的描写多少会有些反感和不适。

在澳洲读书时,因为读的是男校,在周围全是男生的环境下,我被一个男孩吸引了。1946年,我父亲的工作要调去马尼拉。我坚持要和父亲一起去。因为我害怕一直待在男生堆里,我会屈从某种诱惑或某种倾向、某种力量,当时的我不敢想象这一切。

洪堡在我心中等同于英雄。不仅因为他真正地开启了自然地理学这门学科,而且他用绘画和诗歌来表现景观,因而将地理考察的体验延伸到感觉、情感和概念这些层面,这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是异曲同工的。

洪堡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他是同性恋。他的嫂子写道:“洪堡只会被来自于男性的魅力所吸引。”洪堡一生的心结有三个。第一个是他青年时期所爱的另一个年轻人威廉·魏格纳。当他们分别后,洪堡在一封又一封信中表达苦愁的相思和浓烈的爱,他希望对方学习植物学和矿物学,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环游世界。第二个人是一个陆军中尉。这位中尉已经结婚,但洪堡在拜罗伊特随他们夫妇待了一年。1797年,洪堡知道他所爱的人最终还是会远离他,所以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动人的信件(真的很动人,就不在这引了)。第三位是青年物理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当时洪堡已经40岁了,虽然这位物理学家对洪堡怀有感情,但他过于忙碌以致无法培养感情,而且他还是个很看重家庭的人,所以这段感情也无果而终。

1997年,我在UCLA作了场关于洪堡的讲座。正场讲下来,我没有提及任何的洪堡感情生活。但其实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洪堡缺了一样东西,这东西是每个人所应该享有的,即:一个能在睡觉前与你分享曲奇的爱人。”

总结:第四章其实很富有哲理性的思考,关键词在章名中也已经表明:injustic和love。这里的injustice既指每个人的特质互有短长,也指社会不公。当然,段也指出了社会不公的现象是源于每个人被赋予的不平等特质。有人美,有人不那么美,有人富有活力,有人却有些怠惰,有人富有勇气,有人畏葸不前,有人是男的,有人是女的,有人是异性恋,有人是同性恋,诸如此类——由此才有了美对丑的鄙夷、活力对孱弱的嘲笑、男权对女权的压迫,异性恋对同性恋的不解。段其实是在借助这些对立的概念来剖析自己,展现一个不平衡的自我。他认为自己的样貌还算不错,而在活力和勇气上却不足,承认自己在看待问题上有悲观主义情绪。如果说injustice带来的是hatred,接着他再谈到love这种情感。通过前一章和这一章他对洪堡的大量worship及其他细节,是否透露着他的同性恋倾向,或者说一种超脱了同性恋这一性取向?Injustice用来指代黑暗消极的一面,段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悲”将他引去体察世界的悲怜,所以他在中年后期逐渐转向人文主义地理学。Love用来指代美好的一面,自己喜爱美好的自然和人工物品,也希望自己和他人得到love。不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他的身上都有所体现,说到底,自己也是个unbalanced 的人。

05
第五章 Salvation by Geography

暂且译为“地理学的拯救”。

1951年,我离开巴黎的家,去伯克利上大学。这一年,我刚刚从牛津毕业,要去伯克利念硕士。到达伯克利后,我穿着大衣,打着领带去见我的advisor——Kesseli 。他说我根本不是来学习地理学的料,我打扮得如此光鲜,这样子怎么能进行野外工作呢。但那只是个意外,谁让我不了解加州这边的风俗呢。到后来,我逐渐了解到,Kesseli虽然话说得糙,但内心是热心和善良的。1957年,我在伯克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当初我选择地理学作为专业时,我只有15岁。当年纪越来越大时,我开始明白地理学对我来说有拯救般的意义。

       1951年,段义孚取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

当别人问起我为什么选择了地理学,我会准备好三个回答。

对于社交场合随便问我的人,我会说:从小和父母满世界跑的经历激发了我对地理的兴趣。

第二个回答稍微严肃一点,我说:我从小就很害怕迷路,迷路的经历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恐惧感,还有精神上的茫然无措。进而,我觉得人在生活中也必须有个方向,怀有某个目的。所以我选择了地理学,因为地理学能使我明白“我在哪,我将去往何处”。因此出于方位感的需要,我非常喜欢美国的城镇,它们笔直的道路和分布有致的房屋对一个初到此地的人非常友好。

第三个回答则是我内心深处想表达的。我选择地理学,是因为我要思考“我们在做些什么,又从生命中渴望些什么?”为何思考这两个问题?因为我从小就很早察觉到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苏醒。思考这两个问题,也使我把人文主义带入地理学,使我在地理学圈子里看起来像是异类。

说到个体性,我必须再次提及荒漠。不仅仅是因为它干净的线条和给我以方位的轻松感。贫瘠的荒漠是带有“空缺”隐喻的景观,意味着我们能够抹去一次干净利落的的性爱的痕迹、抹去生死。我不喜欢雨林,雨林景观逼迫我去闻带着腐烂气息的刺鼻味道,让我想到关乎性或性爱的不好闻的味道。此外,在荒漠中,个体更为突出,比如一株一株隔得很开的植物,人驻足荒漠中更有天地一粟的特别干。而在繁芜的雨林里,个体的影子是见不到的,只能看到团团簇簇的东西。

我自小就开始注意到我的个体性。与其他男孩不同,我享受不到扭打带来的快来,也不觉得黄色笑话很好笑。与众不同的另一个例子是,当我在牛津读书时,我当的是舵长而非舵手,我的工作就是坐在船头朝八个身强力壮的英国男孩发号施令。因此,我伯克利的advisor说我是“中国人的皮,英国人的骨”。

我将很有兴趣地一提个体性是如何在欧洲的餐桌和剧院中逐渐明晰的。欧洲中世纪庄园宅子的中心是其大厅,大厅不作功能性的空间分割,各种活动在这里举办,包括进餐。当时的食物也很粗野,端上桌的可能是一整只动物、一只笨重的肘子或是各类食材的大乱炖。到了19世纪,空间开始被功能性地分割而且越来越精细,餐厅也是如此。进餐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细化程度。大块打开的肉从餐桌上消失了,食物被一碟一碟地端上桌。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喝着与某盘菜不相符的酒品,用切黄油的小刀吃鱼等餐桌习惯都令在座者感到尴尬。还有,中世纪的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吃饭,但19世纪的人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中世纪的戏剧表演也具有从混一的空间到个体性空间的转换。比如当戏剧在集市广场上进行时,根本没有日后所谓幕布和幕布前的舞台部分之分,观众区域和舞台区域也没有灯光的暗亮之分,观众席的黑暗空间能让每个观众拥有独自在看戏的感觉。

Space and Place这本书其实来源于我教过的一门同名课程。我从1973年开始教这门课,隔一年开一次课直到1997年。随着授课过程和时代变化,我把地方的含义拓宽了。第一,它是某种意义的中心,即地方不仅可以是城镇、邻舍、家、房子,还能是火炉、扶手椅,甚至母亲也能算作一个地方。第二,地方不是固定在某处,地方可移动。不如把文化也算做地方吧,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必须扎根在某处,比如古典音乐。当布鲁诺·瓦尔特在1938年迁居到美国时,有人问他想念德国和奥地利吗(德国是他故乡,奥地利是他担任指挥的地方),他说不,音乐就是他的家,他走到哪,这个家就跟到哪。

想象一下,在人类早期,空间意味着空旷和危险,头顶苍穹,无所遮蔽。但自从我们的祖先学会利用火以来,空间就发生了内部和外部的分化,人们开始有了“里边”和“外边”的概念。夜晚降临,人们待在篝火燃烧的洞穴中,感受到安全感的庇佑,而外面尽是长夜漫漫和潜在的危险。最初,内部空间是不被人们精心装饰的,人们关注的是表面的视觉效果。比如埃及金字塔和希腊神庙,当从外面看时,雄伟壮丽,但它们的内部却是阴暗、逼仄,有着子宫般混沌的隐喻。但内部空间也渐渐被人们所重视,哈德良时期的万神殿就是一个代表。其内部穹顶的透光设计,使得当太阳光穿过穹顶孔洞时,带来天堂的光辉,人们感觉与神同行,神圣无比。

总结:这一章讲述了段义孚是如何从一个地理学的学生向一位人文主义地理学思考者的转变。笔墨最多之处是对“为何选择地理学作为志业”问题的第三个回答:“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想要些什么?地理学是解答该问题的其中一把钥匙。虽然这个回答似乎很哲学,但段是带着空间、景观这些实体去思考的,所以不会让这些思考过于虚空以至于归入纯哲学的范畴。他在这之后似乎开始了“散讲”,讲了个提醒(individualism)、施虐-受虐关系sadomasochism和审美主义aestheticism(&anaesthesia)这些,但由于其语言有些文饰,思维有些跳跃,菜鸡的笔者不能完全理解,读者可移步原文……

06
第六章 A Good Life?

暂译为“这是好的生活吗?”。

1998年12月5号,我68岁了。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和新墨西哥州大学教书时,年轻的我曾想过是否会被压榨。1966-1967年在多伦多大学教书的日子我不太开心,不是因为我受到了不好的对待,而是我觉得我的知识与那儿的环境不太兼容。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的14年,我过得很愉快;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14年,也是比较顺心的。但威斯康星大学所要应付的社会性事务比在明尼苏达多,那种完全的学术纯粹度比不上明尼苏达。在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的28年,我构建起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这一体系,包括了10本书,第一本是《恋地情结》,最后一本是《逃避主义》。

我对社交从来不是很主动。当我在牛津和伯克利上学时,我都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在美国野外考察时,我的同学们总像对待弟弟一样照顾我,或者说更像照顾妹妹一样。当我在场时,他们会放低讲粗鄙之语的音量。当好多年后,我才逐渐去质疑我缺乏“羁绊”的生活。我身边的人都至少有一个他们可以托付忠诚和爱的伙伴,这些伙伴可能是配偶、小孩、朋友、小团体或是家庭。

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情感经历,但很短暂。我试图着把那段经历浪漫化。当爱这类情感受挫时,它就会转化成多愁善感,我总是被这样的多愁善感击溃。

1995年,我和一个威斯康星大学的毕业生去加州的迪士尼乐园考察。一天的室内考察工作结束后,外面的雨还没停,我们因此得等大巴来接我们。如果我是一个人在大雨中等待,我的胃和心情准会很难受,但是有Steven Hoelscher陪着我,我却感觉好多了——在洛杉矶的600万人当中,我竟然能找到一个相处起来如此和谐的一个人,而他就站在我旁边。

在明尼苏达大学,我很享受与同事们相处的时光。此外,我也爱和一些学生待在一起。但在威斯康星大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系里的同事都比较年轻的缘故,他们与人的交往都带有谨慎和戒备。有次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回到家后症状加剧了。当我打给一位同事请求帮助,他说他不能来我家中载我去医院,因为他有一件事需要去办。最终另一个同事来到我家,开车送我去医院。过了两天后的周一,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和同事们进餐,那一张张平日的笑脸似乎有些不真实感。

在漫漫冬日中的壁炉旁,有什么回忆能够抚慰我的心灵?我想有两件事值得一说。1988年我生日那天,我本来邀请Bob和Karen Sack一起吃晚餐,但他们俩当时都得了流感不能赴约。在我快要下班时,Sack的10岁儿子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让他陪我吃生日餐,我欣然答应了。之后,我们俩来到Sack家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一老一少在餐厅吃饭,我看起来既不像是小男孩的爷爷,也不像是他的看护人,所以总是有人带着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虽然我获得过很多荣誉,但这些华丽的荣誉都比不上和这位善良的小男孩带给我的美好回忆。第二件事是在退休的1997年,在上完Space and Place这门课那天,我收到一位同学写给我的感谢纸条。上面说,当他就住在我寓所的对面,他对此感到非常巧合。这门课让他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加深许多。

可能是我人生中缺失了婚姻和为人父母两个阶段,所以我在不成熟的状态下步入老年。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成熟,我才会格外珍惜小事中才有的转瞬既逝的美好情感。对于这种不成熟,我有小小的自豪,也有后悔。时不时的,我也渴望真正的家、永久的羁绊和长期可依靠的关系。

最后让我以一件小事作结,不过我记不清是何时何地(不过肯定是来威斯康星之前)。午夜已过,黑夜沉沉,我独自驾驶在内布拉斯加的荒野上。在狭窄的道路上,只有我和另一辆车相伴而行。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熟练的司机。但那次,有着那辆车尾灯的指引,我感到舒心。但是不久后,它的右转灯开始闪烁——我就要被一个人丢下了,在这原野上。所以,接下来的路途,我也只能靠我的前灯来踽踽独行。前路暂时被照亮,又倏忽至身后,随即没入坚壁般的黑暗……

总结:最后一章中,段义孚回忆起一些略带酸楚和温暖的琐事,含蓄地、轻轻地拷问:我的生活算好生活吗?最后,用一个隐喻性的黑夜驾驶往事把自己的心境悄悄展示给了读者。

写在最后,这本书至今未出中文版,但很有翻译出版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就是,读者能够通过其优美的文字和图片,去更加了解段义孚。他不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个经历丰富和内心敏感的个体。这本书中有时代、有生活,更有心灵,期待这本书有朝一日的中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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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7 14:3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以文怀念|段义孚著作汉译本相关学者纪念段义孚先生[color=rgba(0, 0, 0, 0.3)]原创 [color=rgba(0, 0, 0, 0.3)]周尚意 等 [url=]旅游学刊[/url] [color=rgba(0, 0, 0, 0.3)]2022-08-16 18:00 [color=rgba(0, 0, 0, 0.3)]发表于北京





编者按

深切怀念伟大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他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以《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逃避主义》《无边的恐惧》《浪漫地理学》等著作奠定了其在世界学术界的崇高地位。段义孚先生于2022年8月10日上午10:27(美国中部时间)在美国仙逝,享年92岁。


段先生的地方依恋、空间与地方等思想已经成为指导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为缅怀和纪念段先生,《旅游学刊》特别邀请国内著名文化地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组织了本次纪念专题。请周老师进行组稿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周老师和段先生的渊源是国内最典型且最长久的,二是周老师对段先生的研究在国内也最长且最深入。在周老师组织下,本专题的怀念文章由与翻译出版段先生著作密切相关的赵世玲、唐晓峰、朱阿兴、志丞、刘苏、宋秀葵、张春梅、王志标、李秀彬、李平等学者撰稿。

谨以此组文章怀念段义孚先生。





梦中与他来相见
周尚意——《逃避主义》译者



8月11日一早,朱阿兴教授电话告诉我,义孚先生过世了。恸哭之后,我意识到再也没有机会与这位智慧的老人交谈了。2017年我重回麦迪逊,给义孚先生送上北师大客座教授的续聘聘书。分别时我拥抱了这位慈祥的老人,并约好再见。而今,我只能期待梦中与他再次相会。

梦,体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意象性。人们常说,夜梦是白日所想;人们还说,梦与真实相反。我若在梦中见到义孚先生,他会是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容貌。1999-2000学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理系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我的合作者是该系文化地理学教授奥斯特格林,并非义孚先生。我大学本科同学朱阿兴在该系任教,他将我介绍给段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大学广场的一个餐厅,我们一起吃了中午饭。因为当时阿兴与义孚先生都用英语交流,所以我也入乡随俗。遗憾的是,我的英语水平无法让我与义孚先生进行哲学层面的讨论。尽管如此,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出于礼貌,我一直没有尝试与段先生用中文交流。但是在梦中,我们却用中文交谈了。谈话有两个基本模式,其一是义孚先生用人们熟知的例子,委婉地纠正我表述中的绝对化判断;其二是他从人们具身感受或经验出发,道出空间行为背后的人类本性。前者是辩证观念,后者源于现象学。

我不能肯定地说,自己读懂了义孚先生的观点,然而我“相信”,梦中的义孚先生会用他的句式鼓励我:“只要你不断努力了解他人,就会多一份理解”。


2017年周尚意在麦迪逊给义孚先生送上聘书











博学、独立、谦逊的学者

赵世玲——《神州》《浪漫主义地理学》《制造宠物》译者

我在加拿大的大学任教,退休后经北师大地理科学学部的周尚意教授介绍,先后翻译了段义孚先生的三部著作。周教授邀请段先生著作的中文版译者,每人写点儿文字。本人有幸也在被邀之列。我是历史学出身,既不太懂地理学,也不是研究段先生学术思想的学者。遗憾的是,既没有见过他,也未与之通过信。500字的篇幅肯定没法写出对段老的全面评价,以及通过个人接触才能有的,不为公众所知的话题。因此我只能就自己译过的几本书,谈些许感触最深的东西。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段老与当代众多西方学者非常不同。他并不运用阶级分析观点,也不在乎社会批判理论,对时下西方炙手可热的女性主义、后殖民、后现代论述也少有评说,甚至将环境论、生存和可持续性这类概念称之为保守务实。他关心的是人,是人对世界的感受,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人的精神探求(引用法兰西斯培根,他声称为了不患上恐怖幽闭症,人类的头脑需要整个宇宙),道德追求(动物追求的是生存和繁衍,而他书中的英雄们认为,人类达到了一个其它动物不能企及的道德高度),是人的自省,反思和批判。因此他揭示出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中国到近代欧洲,人如何通过修建园林,扭曲植物,驯化交配兽类,豢养一些男女,控制并操纵自然,动物和其他人。段老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他博学——对中国的《诗经》《楚辞》和西方的《圣经》、莎士比亚戏剧同样信手拈来,引用自如;独立——作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并不追随任何时髦的主义和流派,而是恰好同当时的潮流发生思想碰撞和共鸣;谦逊——在获奖感言中将自己的广泛影响归之于长寿,而且强调反思和自省的价值。









我与China一书的缘分
唐晓峰
——《神州》尾章的作者


1986年我在美国雪城大学学习地理学,上的第一门课,是詹姆斯·邓肯教授的Cultural Approach to Place,刚看见这个课程题目就蒙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课是研究生的讨论课(seminar),请了不少校外学者,记得头一个来的是雷尔夫(E. Relph),讲Place and Placeless。经过几位教授的轮番“灌顶”,我才忽然明白他们讲的place是什么意思。与place这个词出现频率同样高的,还有一个词Yi-Fu Tuan。当时意识到这是一位著名学者,很可能是华人,但中国字是哪几个,不知道。后来阅读《恋地情结》,导师赛明思又给了我一本China,就这样,对段义孚先生开始了解、关注、敬仰。段义孚先生的思想对我启发很大,我也特别欣赏这些思想。2005年,在北京有幸见到段先生,至今难忘。段先生写的China一书,我一直保存着。没想到,2017年底该书中译本的译者、校者、责任编辑一起找到我,要我为这本书的中译本续写一章,因为段先生当初只写到1960年代,为了完整,1960年代到21世纪这一段要补上。我相信对我和他们三位来说,都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但他们已先有一番理由,具体过程就不必说了,总之我是应下了这件事。如何续写?我们商定,主要是跟着原书第八章即“1950年后的意识形态和景观”的口气,越过“文革”,直接写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的景观大变,这是不难写的。当然,对这一期间出现的问题不能回避,我选择的结论是:“任重而道远”。能把自己的文字加在段先生的书中,是一种殊荣,更依存着我对段义孚先生永远的怀念。










《回家记》的诞生过程
朱阿兴
——段先生的同事、朋友和亲人


我与义孚先生作为正式同事只有两年半时间(自1996年1月至1998年他退休的那个夏天),但我和义孚的近距离交往已有27个年头了(从我1995年3月第一次入职面试算起)。除了同事间的正常交往,义孚也是我的家庭成员之一,我们既是同事更是亲人。
2005年我们全家陪同义孚回国,这是他离开了祖国63年后的第一次回国。在他完成了既有的学术交流活动之后,我为他安排了一段“回家”和欣赏祖国大好河山及感受人民欣欣向荣生活的旅程,其中包括从重庆到宜昌的一段游轮。游轮会在晚间行船,白天停靠景点,在每一个景点的游览过程中,义孚总是走一半就以身体为由回船休息。有一次我怀着对他身体的担忧和对他行为的疑虑,送他回房后,我在附近等了一会,然后回到他房间门口听了听,总觉得房间里有动静,我在敲门和简单问候后,径直开门进了房间(我的这个“闯”的行为有对他身体的担忧和与他特殊关系的掩护)。我看到义孚正坐在床沿写东西,见我进来,他像极了一个被抓了现行的小孩,不好意思地说,“A-Xing,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your arrangement is not good. It has been excellent but it is just that I have to write down what I experienced. Otherwise, I will forget!”。紧接着,他拿出了四本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告诉我这是他这次回来的精神财富。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义孚的伟大,我也是一个所谓用功的人,但与义孚相比,就像与世界巨富相比,深感“囊中羞涩”。义孚于2005年6月15日由上海回到美国,等我于同年8月底回到美国的办公室时,看到有本书稿在我的办公桌上,上面附着义孚给我的小条:“A-Xing, this is a draft of the book I wrote about my trip to China. Please check the facts for me, particularly the names of people I met on this trip”。这就是《回家记》的完整稿。这就是义孚的治学和他的创造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地理人为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付出。伟人往往是智慧加勤奋的治学所创造的。义孚的离开是地理学的巨大损失,是我们家庭的巨大损失,更是我本人的巨大损失。愿先生一路走好,智慧长存,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永续伟大。

2005年6月义孚先生与朱阿兴全家一起“回家”









“回家”的意义
志丞
——《回家记》《恋地情结》译者

2005年段义孚先生回到中国,回国后他将这十几天的见闻和感想写为《回家记》,并出版。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这次“回家”对他思想的冲击巨大。“中国”不仅是绝美的山水园林、炫目的高楼大厦,还有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中国人。我和左一鸥当时在北师大就读,陪伴他在京的参观,他对我们说:“你们是活着的历史”,这让我悟到了其中的人文主义内涵。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你走进一间四壁皆空的草庐,里面只有李白杜甫谈笑风生,也会感到诗情画意。若是将此二人换成瞪圆眼睛、攥紧拳头的武松和蒋门神,恐怕瞬间感到这屋子便是屠场。于是,每个人都向空间赋予了价值。

若有人说段义孚先生的《回家记》,不过就是“异域”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下的见闻感想,那么就不了解段义孚并非一个普通的国外游客,而是一位出生于中国,回来寻根的思想者。他不仅从定居多年的美国回来,也从史书中读到的、印象里映出来的旧中国走来。对于他,中国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仿佛是“山河异域”,但因为“回家”遇到的一位位活生生的中国人,他感受到了“风月同天”。中国,正因为每个中国人和与中国人有联系的人的存在而存在,中国是每个人定义的中国。而将中国作为“家”则需要更深的情感,这种情感来自于人之间的亲情?制度给予的福利?还是由出生地派生出来的天然情感?这都是文化地理学讨论的。










恋地:永恒的主题
刘苏
——《恋地情结》译者

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在周尚意老师的读书会上,大家热烈讨论的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其气氛就已带着一股浓浓的人文气息,并吸引着我。而那样的人文气息,是我当年能接触到的国内地理学大环境中所缺乏的。为了能一窥段先生的书,我到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他的成名作《恋地情结》。意想不到的是,书的封面是一片绿底色点缀着白色花纹的图案(1990年第二版的封面)。这样的封面令当年的我不断去猜测:这似乎传达着人对绿色大地的纯洁(白色)依恋?《恋地情结》这部著作,力图在杂多的人地现象里寻找超验而永恒的意识构造。因此,这似乎奠基了段先生地理学的本质主义基调。该基调与后现代地理学的去本质化有着明显的差异。段义孚的本质主义,不得不说深受洪堡和同时代地理学家的影响。洪堡、李特尔和所属的以歌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一代,都相信一切现象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也相信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统一体观念。洪堡则从审美的视角去解释这个统一体。尽管统一体的观念后来在哈特向那里受到了质疑,但段义孚却将此观念继承了过来,与现象学相结合,使得人与环境之间在审美的意识里构建起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创作于上世纪中叶的《恋地情结》偕同其依然充满生命力的本质主义路径,能在今天后现代的状况下,继续唤起人们去审思生存环境的本质为何,以期待能觅回孤独的现代人已然消失的根。感谢先生的思想启迪!









探寻义孚先生的生态文化思想精髓

宋秀葵——《人文主义地理学》译者

我研究探寻义孚先生的思想有十多年的时间了。2008年攻读博士学位时,在生态美学家曾繁仁教授的课堂上,我最早了解到义孚先生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其有关“地方”和“空间”的诸多著述令我着迷,更惊叹于义孚先生的思想在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批评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力,于是我选择了生态美学研究方向,致力于研究义孚先生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

义孚先生的生态文化思想天然地处在他对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美学思考中,强调地方与空间、自我与群体两级控制的生态运行机制、描述了人类地缘的亲和性、强调宜居环境创造中把握道德与想象力的平衡、提倡文学艺术审美形式与道德内涵并存,以人的美好生存为旨归,从人的感官、感情、美学的多重维度探讨人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与环境的本质关系,抓住了生态文化的核心——人的问题。义孚先生有关地方与空间的关系、地方感、恋地情结、恐地情结的著述成为时下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的研究热点。

写下这些文字时,禁不住想到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向义孚先生请教问题时的情景,禁不住想到义孚先生对我写作《地方、空间与生存: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一书的鼓励和指导。尤其是在翻译《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一书时,义孚先生向我介绍了他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指出这本书是其几十年学术生涯的总结,对我的翻译给予了具体而细致的指导。

十几年来,我经常与义孚先生邮件联系,进一步了解其思想,并请教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先生对于我的邮件每次必复,而且非常及时。先生谦和诚恳、恬静坦然、博学强识,令我一生受益。追忆义孚先生!











打开人类本质和文化之门的钥匙

张春梅——《逃避主义》译者

2004年,我有幸跟随导师周尚意教授翻译了义孚先生的《逃避主义》。他书里的话,朦胧地启蒙了我。让我以“我”的视角感悟地理世界,这种“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式启蒙,让我有了清醒活着的感觉,但也因此而生出了一些生存困惑。2022年,商务印书馆决定重译《逃避主义》,我再次参与此工作。再次翻开《逃避主义》,那些因为被哲思启蒙而思考的困惑有了答案。原来我作为人之存在的困惑,并不是特例,关于人类本质和文化的疑问,书中早有答案,这些道理,经过生活体验,从数十年前的纸面到了我的内心,略有豁然开朗之感。《逃避主义》强调一个主旨,即人类为了活出美好生活而天生具有逃避的心理动机。人类逃避严酷的自然,逃避文化的桎梏,逃避混沌的不确定感,逃避自身动物性的粗鄙。先生认为,正是上述心理动机推动着人类文化景观的创造,而人的本质在其文化创造实践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先生谈古论今,用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地理学的宏大视角展开,将各种例证完美融合在他深邃的洞见中。如先生所言,他尝试寻找一把打开人类本质和文化之门的钥匙。翻开先生的书,他作为大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力量,但愿我们能被这种力量唤醒,共同深切关注人类的命运。









构建空间与地方的人文框架

王志标——《空间与地方》译者

惊悉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段义孚先生于美国中部时间2022年8月10日逝世,享年92岁。我因为不在地理学界,迟至今日才从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那里得知。2016年我翻译了段义孚先生《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并于次年出版。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段义孚先生试图通过人类经验重新解读空间与地方,并阐释空间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空间与地方的概念框架。他基于人类经验视角对于空间与地方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人类总是活动在一定的空间和地方之中,这形成了空间之间、空间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这种复杂关系的认识和解读是段义孚先生对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独特贡献。段义孚先生的这本书的各个部分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共同阐释了经验意义上的空间和地方是什么、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现实(经验)层面的具体体现。这种布局是非常巧妙的,而穿透在各个部分之间的过渡和衔接是悄无声息的,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宽广的知识体系、宏大的视野、叙述的精细、文字的优美都给后人留下无穷的学习空间,但是,要想将其知识体系转变为我们所熟悉的“地方”,也并不容易,需要持久的努力。一代地理学大师的离去,是整个地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华人学界的巨大损失,作为后来者,我们愿意在段义孚先生思想的指引下继续前进,为人文主义的散播尽绵薄之力。










模仿义孚先生的写作风格

李秀彬——《家园·旅途·远方》作者

我是义孚的铁粉。不模仿怎么能算作粉丝呢?自认为掌握了义孚学问精髓的我,曾经跟模学样地写起心灵地理学随笔。义孚的学问,用“心灵地理学”冠名更贴切。这一学问是对空间、地方在心灵中位置的悟道。“悟”是现象学的方法,包括本人经验的体悟,也包括自己似有所感但并非本人用语言描绘出来的体验和感想。这后一种,通常是文学家尤其是诗人在其作品中首先道出的,因为他们正是人类心灵的诉说者。于是我也开始关注文学文本,当然是现代汉语的。义孚构建的基本概念框架是地方与空间。代表的其实是两极:在地方这端有城市、家园、家、身体,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切同时也越来越束缚越来越杂乱;在空间那头有彼岸、异域、远方、世界、宇宙,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同时也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明澈。记下这些词,然后在文学作品中搜索,品味小说家和诗人对它们的体验和感悟。张炜的炕、莫小米的老家、北岛的彼岸、海子的远方,文学家所道出的关于这些地方和空间的意象,令人击掌两叹。一叹作家感悟的透彻和言词的精辟;二叹义孚的地理学对人类心灵洞察之深刻。在悟道心灵地理的这条路上,人的内心会明澈起来——把我拉向“空间 ”那头;内心也会温暖起来——拉我向“地方”那头。走上这条路,人生因此而丰富。感念义孚!









多一点“无用之学”——以此悼念段义孚先生

李平——《恋地情结》中文版的出版方

这几天,段义孚先生的离世在国内地理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大家纷纷以各种形式对先生表示哀悼,进而也引发了大家对义孚的著作和学术思想的兴趣。我的微信一度被刷屏。我想,对义孚的这种高度关注,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多年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围绕着义孚的著作和学术思想曾经产生过激烈争论。当时许多国内学者对义孚的学术思想并不很了解、理解,认为义孚的学问是“无用之学”,与中国“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方向不符。中国地理学家一直以来都有一种 “经世致用”的情怀,中国的地理学也正是在满足国家需求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不仅仅要“经世致用”,也要“经世致智”,要能够为人类提供思想,只有思想的价值才是永恒的。对于地理学这样一门学科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思想的产生可能是我们这门学科永远存在的重要基础。如果非要从有用还是没用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义孚的《恋地情结》《逃避主义》《空间与地方》等一系列著作对“人”和“地”关系的哲学思考,对于我们正确看待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丰富我们内心的情感世界,都是极其“有用”的。如果说对义孚离世的哀悼能引发我们对地理学思想性的进一步关注,在强调地理学实用性的同时,也注意挖掘这门学科的思想价值,也许才是对作为思想者的义孚最好的纪念吧。
2005年6月与段义孚先生在中科院地理所小会议室合影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还有许多段义孚先生著作的译者,是段先生将我们连在了一起!



译作目录
[1]段义孚.空间与地方[M]. 潘桂成,译. 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
[2]段义孚.无边的恐惧[M].徐文宁,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段义孚.恐惧[M]. 潘桂成,邓伯宸,梁永安,译.台北:“国立”编译馆,2008.
[4]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M].陆小璇,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2020.
[5]段义孚.风景断想[J]. 张箭飞,邓瑗瑗,译.长江学术,2012(3):45-53.
[6]段义孚.论社区、社会及个人[J]. 韩红宇,译.教育教学论坛,2013(38):154-158.
[7]段义孚.我是谁[M]. 刘苏,志丞,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即将出版.
[8]段义孚.分割的世界与自我[M].刘苏,志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



(由于时间局限,可能还有译者信息没有纳入到本组纪念文章,如有补充,请联系周尚意教授,shangyizhou@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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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7 14:42: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2-8-22 14:16 编辑

https://news.wisc.edu/uw-madison-mourns-influential-beloved-geography-professor-yi-fu-tuan/

UW–Madison mourns influential, beloved geography professor Yi-Fu Tuan

August 15, 2022 By Mary Ellen Gabriel For news media


Yi-Fu Tuan, a towering intellectual figure an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rofessor emeritus of geography died Aug. 10 at UW Hospital in Madison at age 91, with a dear friend and former student, Charles Chang, by his side.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悼念段义孚的文章,具体而生动:

UWMadison mourns influential, beloved geography professor Yi-Fu Tuan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大学哀悼有影响力的、受人爱戴的地理学教授段义孚


August 15, 2022 | By Mary Ellen Gabriel |For news media
2022815|,由玛丽·艾伦·加布里埃尔|为新闻媒体报道
Yi-Fu Tuan, a towering intellectual figure an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rofessor emeritus of geography died Aug. 10 at UW Hospital in Madison at age 91, with a dear friend and former student, Charles Chang, by his side.
段义孚,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地理名誉教授,810日在麦迪逊大学医院去世,享年91岁,他的好友、以前的学生查尔斯·常在他身边。
an elderly smiling man sits in profile at a desk with sheets of paper, a computer and a lamp一位微笑的老人坐在一张桌子前,手里拿着一张纸、一台电脑和一盏灯

Yi-Fu Tuan in March 2022 during a break in filming with a Dutch film crew. His work introducing and expanding the field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is influential across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outside academia. PHOTO BY KRIS OLDS
20223月,他与荷兰摄制组一起拍摄。他的介绍和扩展人文地理学领域的工作在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学术界之外都有影响力。图片由KRIS OLDS
Tuan was a prolific writer and deep thinker who was known as the father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A movement within the field of human geography, humanistic geography arose in the 1970s as a way to counter what humanists saw as a tendency to treat places as mere sites or locations. Instead, a humanistic geographer would argue, the places we inhabit have as many personalities as those whose lives have intersected with them. And the stories we tell about places often say as much about who we are, as about where our feet are planted.
段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深刻的思想家,被称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人文地理学领域内的一场运动,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用来对抗人文主义者认为的将地方仅仅视为地点或位置的倾向。相反,一个人文主义的地理学家会说,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有和那些生活与之相交的人一样多的个性。我们讲的关于一些地方的故事,既能说明我们是谁,也能说明我们的脚长在哪里。
It was Tuan who gave rise to the recognition among geographers that the intimacies of personal encounters with space produce a sense of place.
正是段引起了地理学家的认识,即个人与空间的亲密接触产生了一种“地方感”。
People think that geography is about capitals, landforms and so on,Tuan said. But it is also about place its emotional tone, social meaning, and generative potential.
“人们认为地理是关于资源、地形等等,说。“但它也与地有关——它的情感基调、社会意义和生成潜力。”
Time, age, sadness, loss, goodness, happiness, and the concept of home are all themes Tuan explored at length in his more than 20 books, including his best-known work, Space & Place,as well as Humanist Geography: An Individuals  Search for Meaning.In his later years, Tuan turned to introspection with his most recent books: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and an addendum, Who Am I? A Sequel.Both works look back on the authors early life in China and his rise to become one of Americas most innovative intellectuals.
时间、年龄、悲伤、失去、善良、幸福和家的概念都是Tuan在他20多本书中详细探讨的主题,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空间与地方》以及《人文主义地理:个人对意义的追寻》。在他的晚年,段开始反思他的最新著作:“《我是谁?》一本关于情感、思想和精神的自传”和一本附录,“我是谁?续集。”这两部作品都回顾了作者在中国的早期生活,以及他后来成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之一。
Born in 1930 in Tianjin, China, Yi-Fu Tuan was educated in China, Austral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his doctor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30年出生于中国的天津,曾在中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英国接受教育。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Yi-Fu Tuan joined 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t UWMadison in 1983, was named John Kirtland Wright Professor of Geography in 1985 and was named a Vilas Research Professor that same year, before attaining emeritus status in 1998.
1983年加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地理系,1985年被任命为约翰·科特兰·赖特地理教授,同年被任命为维拉斯研究教授,1998年获得名誉荣誉。


His influence o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was enormous.
他对地理学领域的影响非常巨大。
For decades, Yi-Fu Tuans work shaped the thinking of generations of geography students and academics,says Lily Kong, human geographer and president,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His place in the geographical canon is undoubted. His shaping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contributed to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shifts in the discipline.
“几十年来,段义孚的工作塑造了几代地理学生和学者的思想,”新加坡管理大学人类地理学家和校长孔丽莉说。“他在地理学经典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对人文地理学的塑造促成了该学科的重要哲学转变。”
Tuan was beloved by his students, both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alike. He often shared meals with undergraduates and enjoyed visiting the State Street Starbucks to listen in on, and sometimes join, studentsconversations about their studies.
段深受他的学生们的喜爱,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他经常和本科生一起吃饭,也喜欢去道富街的星巴克倾听,有时还会加入学生们关于他们学习的对话。
Yi-Fu Tuan insist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humanin human geography,says Tim Cresswell, a graduate student of Tuans at UWMadison who is now Ogilvie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By emphasizing humans as thinking, dreaming, imagining beings who experience the world capable of goodness, beauty and truth as well as greed, cruelty and domination he showed us how all of these traits are reflected in our spaces, places and landscapes.
“段义孚坚持认为“人文”在“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性,”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说,他是段义孚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生,现在是爱丁堡大学的地理教授。“通过强调人类是思考、做梦、想象的生物,能够体验这个世界-善、美、真、贪婪、残酷和统治——他向我们展示了所有这些特征如何反映在我们的空间、地方和景观中。”
Tuan opened geography to scholars in other disciplines, according to Cresswell, and invited thinking on what geography had to off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condition. Tuans work was cited and celebrated by scholars across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by writers and professionals outside academia.
克雷斯韦尔说,段向其他学科的学者开放了地理,并邀请人们思考什么地理才能提供我们对人类状况的理解。段的作品被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以及学术界以外的作家和专业人士引用和赞扬。
After his retirement, Tuan remained an emphatic presence on campus. Through his books, essays, and letters, as well as through innumerable conversations with students, Tuan continued to profoundly influence scholarship and thinking. An article about Yi-Fu Tuan 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3 years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UWMadison, claimed that the geographer may be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 youve never heard of.His world-renowned stature was complemented by a kind and generous demeanor, an intense curiosity about the world, and a keen interest in how his beloved department was evolving over the years. He was a model university scholar and citizen, says Kris Old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退休后,段仍然留在校园里露面。通过他的书籍、散文和信件,以及与学生的无数对话,段继续深刻地影响着学术和思维。在他从威斯康星大学退休13年后,《高等教育编年史》上的一篇文章称,这位地理学家“可能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以世界闻名的地位,辅以善良和慷慨的举止,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对他心爱的部门多年来发展的浓厚兴趣。地理系的教授克里斯·奥尔兹说,他是一位模范的大学学者和公民。

man sits at a desk, working on a laptop, surrounded by books
Yi-Fu Tuan at work in his Science Hall office in 1998. Tuan was a prolific writer. PHOTO: JEFF MILLER
1998年,他在科学厅办公室工作。段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摄影:杰夫·米勒
In Oct. 2012, Tuan was awarded the Vautrin-Lud International Geography Prize, the highest honor a geographer can receive. In 2013, he received the inaugural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Stanley Brunn Award for Creativity in Geography, created to recognize originality, creativity, and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breakthroughs in geography.
201210月,俊获得了沃特林-卢德国际地理奖,这是地理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2013年,他获得了首届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斯坦利·布伦地理学创造力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地理学领域的独创性、创造力和重大智力突破”。
One of Tuans most unique contributions may be his Dear Colleagueletters, composed over decades and sent to colleagues and friends, relating observations and changes in his daily life against a backdrop of larger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change.
最独特的贡献之一可能是他的“亲爱的同事”信,这些信写了几十年,寄给同事和朋友,讲述了在更大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他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变化。
I do not know what Yi-Fu would like to say to everyone at the department in his last Dear Colleagueletter on Earth,says Charles Chang. But I do know that in his first Dear Colleagueletter from (hopefully) Heaven, h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support over all these years.
“我不知道段义孚在他的上一封‘亲爱的同事’信中想对这个部门的每个人说些什么。”“但我知道,在他(希望)来自天堂的第一封‘亲爱的同事’信中,他要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支持。”
Chang also pointed to a story Tuan shared in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entitled Summing Up,in 2019.
张还指出,2019年在一份名为《总结》的手稿中分享的一个故事。
One day, as I walked down State Street, I heard the voice of a child behind me saying repeatedly, Are you a student?Tuan wrote. I ignored the question, for it could hardly be addressed to me. But I got curious, turned around, and asked the child, Now, look here, do I look like a student?His reply, Yes, you have a backpack.Well, that made my day! I have a backpack, which means that I am a student still open to life.
“一天,当我走在道富街时,我听到身后一个孩子的声音反复说,‘你是学生吗?’”段写道。“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它很难写给我。但我很好奇,转过身来问孩子:“现在,听这里,我看起来像个学生吗?”他回答说:“是的,你有一个双肩背包。”嗯,这让我很开心!我有一个背包,这意味着我仍然是一个开放生活的学生。”
In a broad sense,Chang says, he was always open to life. He remained an active learner of the cosmos, of human goodness, to the end.
“从广义上说,”张说,“他总是对生活开放。他一直积极学习宇宙和人类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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