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个人发展也好，为了个人徇私也罢（离家近刚生完小孩），反正我现在在一所武昌区所谓C类的学校交流一年中。武昌区初中所有学校被分成ABC三档，分类方法大概就是每年考试综合成绩和中考成绩。

来到这所学校，我第一次接触到原来除了快慢班师资配备不一样、学习氛围不一样、教学方法和内容不一样的不公平教育方法外，还有更让我瞠目结舌的教育方法，那就是每学期把“差班”中的前两名抽到“快班”去。无论学生愿意与否，学校下达命令，班主任必须实施，每次考试中，只要过了普高线的两名学生就被抽走。

也许是我没见过世面，当我发现我的学生从一个班被调到另一个班，原因是考试成绩好的时候，我震惊。一是被抽走的学生中，有一些是不愿意的。二是我发现一学期快结束了，那些“差班”的鸡头显然没有从“凤尾”这个身份适应下来。

我就问该校“差班”的班主任：那“差班”其它学生呢？有人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她们是被放弃了的吗？他们没有资格跟优秀学生一起学习吗？他们只能臭味相投吗？班主任回答我：“一，学校也是没办法，教育局下的死命令普高率36%，而7年级现在普高率才21%，优秀学生抽走可降低他们被’差生’祸害的概率。二，某某班上那些差生已经无药可救了，迟早都是毕不了业的，家庭和学校都放弃了他们，很正常。”我反问“那剩下那些中等有追求有想法的学生怎么办？”

我不禁想起前不久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这些城市，正在拿命欢迎你》。比如漫画夸张式展示出西安分分钟抢人策略：

回头来看看我身边，在湖北现在是个人恨不得有武汉户口，因为武汉限购，更加刺激是个人就想来武汉买房落户的从众心理。此时的武汉市政府，对于大专以上的学生给予西安式的容纳政策，我不知道周边三四五六线城市的领导和百姓们怎么想。不担心人才流失吗？不担心公民素质一直提不高吗？他们的孩子就没有资格享受好的教育资源，公平竞争的工作环境吗？周边城市不需要发展吗？倾尽全省之力把一城做大，那些做过贡献的小城市有美好的未来吗？

不禁又想起北京十一中学特级教师魏勇的一段话。首先引用作家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将某一个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魏勇老师说：“在中国就有一个阶层处于孤立和失语的困境中——城里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当中，我们几乎都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街道在我们还没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打扫干净了，房子在我们还没有住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它盖好了。但是他们的声音传不出来。比如，春运的时候买火车票，网购火车票的设计压根就没有考虑农民工。农民工方便网购吗？还有农村中大量的留守妇女、鳏寡孤独、几千万留守儿童，他们也是处于这样一个孤立、失语的境地。留守儿童长大了会怎样看待社会？”我曾经多次看到我们学校帮忙建楼房的农民工大夏天就睡在脏乱的水泥地上。

罗斯福提倡“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我不知道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这四大自由做到了几个，或者说对所有人都做到了吗？学生为什么没有进“好班”的自由，“差生”为什么没有资格跟“优秀学生”一起学习，三四线城市能够做到免于人才匮乏的自由吗？

当我看到此现象和我爱人回家讨论时，同样作为老师的他告诉我这种“抽水泵”似的教育方式很普及，他认为我太小题大作了。我反问他这种方法存不存在不公平？对一两个优秀学生和学校声誉来说可能是好的，那对另外四个“差班”的“差生”来说呢？对“差班”的老师而言教学如何开展？他劝我说：不公无处不在，大家都不吭声，你何必多管闲事。言外之意，我应该加入沉默的大多数中来。

我不知道过早的放弃了一些孩子和一些地方意味着什么，但是网络上诸如“某某反社会人士商场砍人事件”“一二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城市放不下灵魂”的新闻和文章层出不穷。难道这些反社会人士生来就厌世和充满仇恨的吗？他们得到过该有的公平和关怀吗?学校和老师在他们一进学校的时候就因为成绩和习惯给他们贴上差生标签,认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未来，于是干脆连最起码的权利都给剥夺了。是什么让有灵魂的人不愿意去三四线城市进而导致这些小城市人口素质无法提升，使得这些地方的能人异士不断逃离，最终演变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结局。

我听到最多的话是“某某学校很差，不要把学生送到那里去”、“某某学生是坏孩子，不要和他交朋友”、“小城市风气不好，赌博、攀比、好吃懒做、泼皮耍赖之人众多”，鲜有人问一句为什么这样，鲜有人把原因好好的给大家捋一捋，我们做的都是相互告知要远离。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这些现象并不是一日之内所形成，而且很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帮凶”，但是我们不愿意关注他人的不公平，仅仅因为事不关己！

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不久，某“差班”数学老师（一个尤为尽职尽责的好老师）来到我办公室，找我和其它两位“差班”年轻班主任讨论这些班级的现状。该名老师悲痛的指出她所带的七（3）班全班学生出现了明显的松懈放弃之状，整个班级松松垮垮，不交作业者人数渐增，再也没有带头学习之人。她安慰自己到：“还好我是来交流的老师，下学期我就回自己学校了。”可惜从未有过领导询问过被抽走“优生”班级的班主任，该些班级现在状况如何，抽走学生是否适应诸如此类的基本关怀，也从不关心担任“差班”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教授一群被放弃的学生是何感受。

有时我们几个年轻教师会在办公室开玩笑，如果学校把“差班”中最“差”的那一批人抽出来组成一个班，让校长担任班主任，其它领导担任科任老师，然后不定期从他们那里抽取“表现良好”的学生出来，说不定他们再也不会简单粗暴的以行政命令直接宣布“抽水泵”教育法了。

我一直在苦苦思索诸如此类社会现状的解决办法，欢迎广大老师来与我共谋解决此类现象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