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地理的第一次深刻印象是当年在上初一年级时候的期末考试中，监考老师巡视经过我的位置，好像专门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讲台上说了一句：“有些同学啊，把陆地都放到海洋里去啰”。摆明是说我。
      现在我都能想起，那张地理试卷我几乎都不会做。而监考老师笑话的，是一道填图题，把番号所代表的地理事物填入图中相应的位置。当然我已经想不起错哪儿了，但以我当时的地理水平，将亚洲的番号写在太平洋的位置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我肯定象征性的红了一下脸，因为以当时地理学科在我心中的地位，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可耻的事情。
       乡村的“带帽初中”（以小学为主，顺便办了初中。当年称“完小”）是没有专职地理老师的，都是主科（当年管语文、数学、英语叫这个）老师兼任，当时还挺崇拜这些老师挺厉害，什么都能懂，什么都能教。后来我做了老师才知道，这其实就是为了凑个课时赶鸭子上架。地理学科当年的地位叫“豆芽课”，印象中，地理课上老师的上法有两种，一种是让同学依次起来挨段挨段的读，一种是被征用来上主科，而后者居多。多年以后，我做了地理老师，面对少数从农村来的孩子，高一地理课上在地图中还分不清海洋陆地，我也就不足为奇。因为那就是当年的我自己。当然，我的这种状态可没有持续到高一，因为我的父亲的一个决定。
       尽管父亲也是老师，但他的觉悟也不会高到重视地理学科，他重视的是我主科的成绩以及我受教育的环境。在我初一的那一年，我所在的学校教学质量开始严重下滑，而我的各科成绩也都亮起了红灯，父亲毅然决定给我转学。刚开始我很不理解且死活不同意，主要是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同学，不愿意去面对陌生的环境，于是又在原校读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内，由于学校换校址，老师都没怎么认真上课，我们当然特别喜欢这种不上课的状态。但陆陆续续就有好几个同学转走了，包括好几个关系好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我这种留恋似乎没什么价值了，于是在父亲因为我的倔强而伤心生气之际，我主动鼓起勇气对父亲说，我愿意转学。
      这样我来到了我人生简历中的第二所学校——四川省营山双河中学。以当时的时空感，这所学校离家是很远的，要走一个小时路，然后坐二十分钟左右的车才能到。报名的时候是父亲亲自送我去的，一路上除了新奇就是伤感。新奇是因为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去上学，我记得我当时甚至想过那边的语言跟我们是否一样的问题。伤感是因为陌生，陌生的还不只是环境，还有我的新名字。因为转学过去要重新读初一，为了抹去留级的痕迹，父亲为我改名字——在原名后面加了一个“卿”字。后来我发现，新环境适应起来很快（因为语言是相同的，呵呵），但这新名字适应起来很慢很别扭。
      新的学校是所高完中，师资的配备自然非我先前的完小可比，最让我惊奇的是有专门的地理老师，多年后，我也经常被别人惊奇之。但也只是惊奇而已，还不足以让我认真学习地理。因为一上初中就知道，地理和生物是非中考科目，只在初二结束有个会考，而会考嘛，呵呵，就是大家都会或到时候不会也会的考试。它甚至还不如体育重要呢，因为好歹体育中考还占30分呢。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地理课的，因为这种课可以不学习，可以干除了听课以外的其他事儿，老师也心照不宣的只要你上课不捣乱任其自由发展。再上初一的我，为了充分享受美好时光，地理课（也包括生物课）上主要干两件事情：涂鸦和小声的跟同桌摆龙门阵。虽然偶尔我也会自责一下这种怠慢的行为，对一些过于嚣张的同学表示一下愤怒，并在内心深处对这个学科的老师表示同情。但主科成绩还算优秀的我，还是有足够的资本轻视着副科。尽管我也很佩服班长赵胜强，他各科都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但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因为班上像我这种上课有选择性认真的同学更多。
       然而这一切都将改变，但我很遗憾没有记住这一天的日期，因为当时不可能会想到这一改变的意义。一天，地理课上与同桌摆谈正欢的我，突然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当时地理老师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他点的是——那个穿黄毛衣的同学。这是叫我吗？我怀疑着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望向老师。“还看啥子呢？就是你”，老师又补了一句，原来真的是叫我。我现在都怀疑，都是那件颜色过于鲜艳的毛衣惹的祸，当时要是有统一的校服估计就没这事儿了，要是没这事儿，指不定我后来就成主科老师了呢？但俗话说历史不可假设，缘分来了甩都甩不掉，我只能站了起来，内心十分的忐忑，表情十分的茫然的看着老师。老师知道我肯定没听清楚问题，于是重复了一遍问题，我选择了沉默，老师料想我是答不上了，接着又问了一个，这个问题我现在都记得，是在黑板上所画的地球仪上判断一个点在另外一个点的什么方向。从老师的口气和表情，还有一部分同学的笑声中，我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但我还是不会。现在轮到地理老师对我表示同情了，他让我坐下，既没有批评我回答不上问题，也没有批评我上课摆龙门阵。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却让我心存了一丝侥幸和不安。这种不理不睬的方式，让我觉得老师有放弃我的意思，虽然我轻视地理，但对在老师心目中的印象我还是很重视的。所以我一直都悄悄的维持着认真听课的形象，没想到如今暴露了，悔恨啊。况且，我当时也算成绩名列前茅者，在如此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被俩简单地理问题难倒而一言不发，丢人啊。
       痛定思痛，为了弥补在地理老师心中的形象，并挽回那一点点失去的颜面，我不得不开始认真学习地理。地理老师很喜欢抽同学起来读课本，于是举手争夺这个任务成了我显示自己认真学习地理的重要方式。慢慢的，我发现地理很有意思，并越来越喜欢地理课，也越来越喜欢在地图上去查找各种地理事物。经常的 还跟赵胜强等几个认真学习地理的同学比着记忆世界地理之最，什么最高的山脉，最长的河流，最大的海洋......，我的地理基础知识的原始积累和储备也就从此开始了。我的积极也让地理老师记住了我的名字，当地理老师第一次叫出我的名字时，我内心无比的高兴，并且还有一丝坦然，因为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已经挽回了那一次回答不上问题的不好形象，以后的地理课将不再是带着内疚感的学习了。地理逐渐成为了我的优势学科，并能与班长赵胜强比肩。尽管每次成绩单上地理高分并不能为我迎得丝毫的赞誉，但我私下仍以此为自豪。当然作为回报，我也永远记住了这位可以说改变我一生的地理启蒙老师——戚志林老师，印象中他当时也属于微胖界人士，经常的打扮是白衬衣、西裤、皮鞋。我还记得他当时是一边教书一边考研，晚自习的时候，他总会抱很大一本英语书在讲台上看很认真的看，并且还对我们说，如果地理不懂可以问我，英语不懂也可以问我。这句话令我们对他的崇拜之情陡增。
       初一中途有段时间，戚老师参加研究生考试请假了，来了一位高中地理老师为我们代课。尽管这位老师只给我们代了一个多月课，但我记住了他的名字——陈善于老师。陈老师当时应该是五十来岁，戴着帽子，上课的时候会经常揭开帽子露出光光的头挠痒痒。有一次他一边挠一边给我们讲解着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逗得全班同学全都笑疯了，但他仍若无其事的稳坐讲台，也许是因为他年龄太大，并不了解我们小孩儿对于球和头的联想。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土话，经常会逗得我们乐翻天，而他仍一脸淡然。由于老头太过和善，加之地理学科本来就不为大多数同学所重视，同学们也越来越放肆了，除了我们几个地理爱好者认真听课，并十分佩服他渊博的知识，精彩的讲授，其他大多数同学则忘乎所以了。最令我们佩服的，是每当他讲到世界的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他总能在黑板上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轮廓，跟地图上的几乎一模一样，让我们对他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后来有同学传来小道消息，说陈老师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说错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然后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吃过很多苦，文革结束平反后，安排到我们学校当老师。知识和教学都相当了得，但因为受过苦身体不太好。虽然消息未经证实，但当时我们都相信了，并由此对陈老师也有了更多的敬意。一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当了老师，才逐渐明白了我们这代大学生和他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差距。每当我在黑板上画地图的时候，也总会想起陈老师当年的寥寥几笔的地图大写意，虽然我也在板图上下过一些功夫，但与陈老师相比，则相去甚远，倍感惭愧。
       初二的时候戚老师又回来了，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仍然积极的举手起来阅读课本，认真的听课。与同学比赛记忆中国地理之最；熟悉每个省的名称、简称、省会；在地图上寻找祖国的山川河湖；乐在其中。因为对地理的兴趣，我对其他非中考学科（主要指生物学科）也逐渐认真起来。后来在我的头脑中，就只有感兴趣的学科和不感兴趣的学科，不再有截然分割的主科与副科。初二结束，地理生物会考，信心满满的拿到了优秀。
        初中地理的学习结束了，戚老师后来也离开了双河中学，我和地理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不会想到，这只是我和地理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