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缩小差距，国际农民组织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提出了“粮食主权”的概念，以解决之前讨论中缺失的“人”和“权利”要素。这个概念要求改变目前由大公司和机构控制的粮食生产系统，增强人们在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方面的自主权。改变原有的系统是实现粮食主权的关键。 

 

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的南部，属于印度尼西亚领地，称为加里曼丹。岛中心直到南岸称中加省，近海之水甚为奇特，颜色从远处看乌黑如墨，皆因其漫长的海岸线自上古以来囤积了大量黑色泥炭。这泥炭地不甚适宜耕种，而且干旱时期容易着火，所以沿海一带大都人烟稀少，偶有几个因捕鱼、采矿而聚集的村落。唯独各大河口处因联通外界而有人群聚集，形成一座座港口和小城，据守着出入内地的关卡。

这泥炭之地本来布满茂密雨林。30年前，前总统苏哈多突发奇想，要强行把此地变成万里良田，却引发泥炭大火之灾，使雨林沦为废墟。由于家乡人口过多，土地吃紧，多少来自爪哇的人们响应苏哈多的移民政策，拖家带口，漂洋过海来到此泥炭地，却只能全家在大火中一天天看着梦想破灭。直到今天，数年一轮的旱季林火来袭时，雾霾铺天盖地，成了人们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个故事，可以和在上一篇文章中（《科学家该不该谈论甚至参与政治？》11月21日言论版）提到的赫鲁晓夫与玉米的故事相提并论。当政者确保本国粮食供应的意图是好的，但由于他们在计划中让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等待着他们的只有惨败。

“粮食安全”到底是什么？联合国定下的标准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安全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他们的饮食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也提出必须满足人们“积极、健康生活的食物喜好”（这里指的大概是文化方面的因素）。

国际贸易通常被视为确保全球范围粮食安全的工具。允许粮食从过剩地区流向有需要地区，对于确保粮食供应至关重要。事实上，食品贸易的存在一直在塑造我们的人口结构。马来西亚的稻米供应就是很好的例子。马国的水稻种植面积有限，大部分水稻生产都集中在半岛北部的“米仓”。马国水稻生产能力并不突出，全国人口增长却已经远远超出了理论极限，尽管水稻产量稳步增长，但人口增长速度更快。

如何解释呢？答案是进口。

马来西亚稻米供应高度依赖进口，其中近三分之一来自国外，尤其是泰国和越南。此外，随着马国人民的饮食越来越多样化，餐桌上逐渐用其他进口食品（例如小麦）取代米饭，稻米的人均消费量也就逐渐下降。

然而，粮食安全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粮食市场中由大生产者和经济强国主导的权力不对称。在国际层面，这种情况在冠病大流行期间引起许多担忧。当时越南等粮食生产国试图限制稻米出口，引起其他进口国的不安。国家粮食安全成为许多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议题。

另一个环节是人类和环境因素，即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们生产的方式和饮食习惯，以及农业如何与自然可持续共存。随着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基因技术的大量使用，工业化农业得到促进，以确保生产足够的热量、蛋白质和脂肪来养活人类。然而，对工业发展的过度依赖，大大缩小了其他粮食生产系统的可用空间，使我们的饮食同质化并减少了食物选择。

在全球范围内，玉米等主要作物在抗击世界饥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食物供应的同质化也增加了与低多样性饮食相关的健康风险，例如肥胖。在落后地区，现代化食物供应通过杂货店的激增，推动了方便面和高钠高糖饮料等加工食品的消费增长。笔者就曾在印尼观察到一些乡区民众，以快熟面作为日常主食。

此外，管理不善的大规模农业扩张，严重威胁大自然。我们今天摆在餐桌上的大部分食物，在生产过程中多多少少都牵涉到水污染、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当农业扩张与当地社会的快速变化，和土地纠纷交织在一起，使弱势群体受害并造成不必要的社会问题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

为了缩小差距，国际农民组织（La Via Campesina）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提出了“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的概念，以解决之前讨论中缺失的“人”和“权利”要素。这个概念要求改变目前由大公司和机构控制的粮食生产系统，增强人们在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方面的自主权。改变原有的系统是实现粮食主权的关键。

此外，环境因素也经常被提及，人们开始正视建立生态友好型生产系统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组织和国家政府在讨论和设计农业和粮食政策时，也开始采用这一概念。

“粮食主权”概念包含六个要素。

首先，它提倡将粮食政策的重点放在人民需求上，因为粮食生产不仅仅是一项生意，而是人民福祉的基础。政策制定者也许应该重新将重点从过度商业化，转移到为人民生产优质食品的考量上。

帮助和认可小型食品供应商

其次，该概念还提出给予小型食品供应商足够的帮助和认可。在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业、渔业和食物采集，有助于食物供应的多样化。在乡区，女性居民也为提供食物做出重大贡献。政策制定者须要正视这些粮食来源也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个要素与第二个紧密相连。“粮食主权”的概念主张粮食系统不应过度依赖长途粮食供应，而应利用当地各种可用的粮食来源。鉴于发展中国家许多地区的人口密度较低，决策者在管理粮食系统时不得不谨慎处理。前面说到快熟面当主餐的案例，就是一个反面教材。这一点也与乡区的塑料垃圾污染密切相关。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特别是方便面、零食和各种三合一饮料）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传统食品供应，但乡区并没有发展出相应的垃圾处理系统。笔者到访的不少东南亚乡区，塑料包装垃圾遍布地上、田里、水中，惨不忍睹。

此外，第四个要素是授权当地食品供应者（小农、采集者、猎人等等）管理自己的土地。过去，发展中国家的社区经常被排除在大规模土地利用规划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之外。在未来的规划中，当政者可能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把如何让当地人自己做好自给自足，作为重要考量，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输入商业性农业。

第五，该概念还提倡在食品生产中保留和（重新）采用传统知识。它强调理解大自然和文化习俗两者关系的重要性。这一点已经引起许多注意，不少国家开始记录和食物、农林、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其中，政府资助的砂拉越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各种研究，就是突出例子。

最后一点是粮食主权与自然的共存。这里的关键是，决策者要首先考虑的，是粮食生产系统的弹性而不是生产力。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各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益，并最大限度确保人民粮食供应。

粮食主权的概念是对粮食安全的补充，因为它涵盖了“人”的层面，强调人、粮食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引导粮食系统从“一切照旧”（即工业化的传统轨迹），向更可持续和更健康的方向转变。

我们看到消费者越来越抵制大型工业化农场和工厂的不营养、不健康食品，还看到世界各地正建立许多自下而上、基于农业生态学的农业计划，以寻求更有营养（和美味）的替代品。笔者希望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能够实现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既能保留传统风味，又能实现真正的粮食主权。

（作者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可持续发展博士 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可持续发展管理硕士课程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