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人语：培兄这几日在燕园培训，聆听周孝正、于建嵘等教授现场的演讲，感慨颇多。课余，购郑也夫教授的《半开放社会》赠我，谢之。读到郑先生《半开放社会》一书的封底后记，其文直意，阅世颇深。时下，难得。】

《半开放社会》封底文字

郑也夫

去年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被国内多家出版社欢迎然而又提出要适当阉割的书，在香港出版了。以下是该书封底的文字。眼下正是大家说吉利话的时候，我说不出这些话。既然是异类，就不必随俗，索性直抒胸臆。

 八年半的知青生活中，我精神上完全是在同正统观念的争辩中长大成人的。那争辩或显或隐。显是和好友争论，不敢和真正的先进青年争论，那必成反革命无疑。隐则是内心的挣扎和长考。如果放弃“争辩”，那几乎就是放弃精神上的生存。螺丝钉有精神吗？我们因为论辩而生存。欧洲中世纪晚期有笛卡尔言：“我思故我在。”十年长夜中的异端少年赖争辩而生存，而摆脱奴颜。

 改革的关键是什么？两个字：动力。高层中多数人享有共识和动力，是稀罕的事情，可遇不可求。从1949年到今天，我只见到一次——1978年。现在如此稀有的时刻过去了，统治阶层再不会享有这么多共识，我们有什么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可持续的事情呢。

 我们这个社会是乍富还贫，乍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一下子傻了，蒙了，不能适应，就像换季，身体失衡。这样就很难认清生存中最要紧的东西。

中国的知识分子堕落得一塌糊涂。原因异常简单，管理者把更多的钱财放在那儿任他们争抢，他们不再干别的，专心去争夺这些利益。之前没那么多捞钱的机会，收入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能为底层人代言。现在大不一样了。

 我们的民族品性，几百年来在遭遇刀剑、牢狱、大批判、课题费时，一以贯之地演出了降清、顺奸、认错、腐败的曲目。没有刚性的理念，身段便格外柔软，易于发达、繁衍、膨胀，这不就是达尔文说的适应性吗。大家是适者，唯说破这番道理的侏儒非适者也，不出局也该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