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茂澜(1899～1980)字观海。原籍安徽合肥，生于济南。段祺瑞之侄。1911年入济南德文学堂，嗣入天津南开中学，继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研修西洋文学及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后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及法国文学院进修。精通英、法、德、西多国语言。1928年回国，任天津电话局局长兼南开大学教授。1936年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初任秘书兼交际科长，后升任美洲司司长、驻英大使馆公使。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驻马尼拉公使兼总领事。1949年10月，任驻法国“使馆公使代办”。1956年调任驻巴拿马“大使”，旋调驻菲律宾“大使”。1963年回台湾，任“外交部”顾问。1965～1970年，先后任国民党驻象牙海岸及驻阿根廷“大使”。其后在“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东吴大学、淡江文理学院及中国文化学院任教。1980年2月在台北病故。

段先生的父亲在1949.10-1956年是法国“使馆公使代办”,最为外派外交官的家属的段义孚称呼大使馆为“Home"似乎没啥不妥。那么段父怎么成为了”使馆公使代办“呢。

网上正好有这一段记述：建国初国民党外交人员起义内幕http://history.sina.com.cn/bk/jgcqs/2014-09-23/1134101124.shtml

简单叙述一下：1949年10月9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接到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电报是由中共驻巴黎总支部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转发回来的，落款是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领导这次驻法“外交使节起义”的带头人，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凌其翰。凌其翰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官，他曾到比利时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国内，经黄炎培介绍，出任《申报》总经理秘书兼“申报时 评”栏目记者。此后不久，他便进入外交界，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公使馆”二等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1948年7月被任命为“国民 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9月19日，凌其翰等11人致函国民党政府驻欧洲各国使馆，发起“索薪运动”。为防止连锁反应，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于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大使”钱泰辞职，以缓解“大使馆”内部矛盾。同时，调“索薪运动”组织者凌其翰等人回国，“另有重用”。    叶公超还电令国民党驻英国 “大使馆”，任命驻英“公使”段茂澜出任“临时代办”，火速前往巴黎。10月6日，国民党“外交部次长”董霖又匆匆自香港飞抵巴黎“灭火”。就在董霖到达巴黎的当天，凌其翰等人口头通知法国外交部：他们已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段茂澜、董霖抵达巴黎后，一方面利用补发欠薪及发给回国路费等为诱饵，分化瓦解起义人员，试图阻止他们发表拥护新中国的宣言；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法国政府，以不承认起义人员的外交人员地位相威胁，来迫使他们屈服。10月20日，国民党“外交部”正式照会法国外交部，请求法方协助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大使馆”。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新中国后，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也讨论了对中国的承认问题，但没有得出最后结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认真研究了有关情况，认为中法建交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事情，因此，全体起义人员长期留在巴黎意义不大，决定除留少数人在法继续做有关国民党外交人员的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员即刻回国。5月5日，凌其翰等遵照国内指示，在马赛登上了法国邮轮“马赛曲”号，启程回国，5月末抵达香港，并由中共驻港联络处安排转赴广州，乘火车北上，6月9日抵达北京。驻法“外交使节起义”人员回国后，外交部首先安排他们进行了学习，然后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凌其翰等人加入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后，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

另一篇关于段茂澜“代办”身份的梳理：建交前法国对台湾当局的态度_中法建交述略http://www.doc88.com/p-1068032017117.html

1949年9月30日，凌、孟等有关从10月1日起脱离国民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传到广州，国民政府才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国民政府遂于1月1旧决定：1，准予钱泰辞去大使之职，调派驻英公使段茂澜为驻法使馆代办，彻查“凌孟事件”；2免去凌其翰公使衔参事及孟鞠如参事之职，令其回国；3，派外交部常务次长董霖携支票速往法国，暂补发驻欧各使领馆人员三个月欠薪并巡视各馆，安抚人心。

1949年10月5日，凌其翰赶在段茂澜抵达巴黎之前，抢先一步到法国外交部向亚大司司长贝扬斯口头声明：“我们全体馆员已经决定脱离国民党的一切关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接管”。贝扬斯表示：“当立即报告部长”。翌日，法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约见凌其翰，并郑重地说：“由于法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国新政府，法国政府决定把你们的外交待遇维持到1949年年底，届时仍可接洽展期”。

6日下午，段茂澜赶到巴黎，在使馆稍事停留，即匆忙前往法国外交部面见亚大司司长贝扬斯，声明自即日起，奉派代理馆务。同日，钱泰奉命交卸任务，由段茂澜接收。1月1日，董霖辗转来到巴黎，在听取了段茂澜的汇报之后，开始劝导凌其翰和孟鞠如等改变主意、交出公文电本等，但收效甚微。凌、孟等虽被国民党免职，但截至1月下旬，仍依照《宣言》及北京复电所示，每日照常到馆办公。段茂澜等曾多次请求法国政府出面干预，如将凌、孟等人从外交官名录中剔除并驱逐出境等，但都没能如愿。

抗战胜利后，法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自从1946年5月随国民政府还都迁至南京，直至195年月彻底关闭，却始终没有离开南京。
自194年1月“凌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调派段茂澜以临时代办身份负责驻法国使馆馆务，至1950年代初，法国政府一直不愿明确同台湾外交关系的等级。1950年代中后期，法国虽然明确了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但仅仅是维持代办级甚至是临时代办级。因此，台湾当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法国政府对台北“政府”的承认已不是全面的，需要法国政府通过继续互换大使的方式，将法国政府对台北“政府”的“全面承认”更形具体化。然而，法国政府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直至1964年2月法国提出与台湾断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上自蒋介石，下至驻巴黎临时代办，都曾多次并且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法国政府提出过继续互换大使的要求，但是，每次请求都被法国政府婉言拒绝了。而且，法国政府始终是千方百计避免以书面形式谈论此事。

所以从1949.10到1956年巴拿马赴任之前，段茂澜都是“代办身份负责驻法国使馆馆务”。这段时间段义孚一家只能是以“巴黎”为“home",段义孚戏言“四海为家”，段父为之服务的国民党政府已经败退台湾，段家之前或许根本就没有到过台湾岛，不会有“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