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只要老龄人口有钱、没病，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以实际赡养比计算，有可能提前2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而且，未富先老已成事实，人均GDP水平未达到1万美元即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

倒也不用过于担忧，首先人口老龄化的条件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达，与经济现代化同时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只要老龄人口有钱、没病，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如果按照统计口径计算，中国是在2000年之前进入老龄社会，2025-2030年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2040年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事实上，按照实际赡养比观察，受1963年生育高峰的女性50岁退休政策以及长达三十多年一孩家庭政策影响，目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人和领取者的比例为3∶1，已经在2010年提前1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13年后，3∶1的实际赡养比将难以维持；可能提前2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除去劳动人口（15-64岁）中的在校生、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提前退休者，目前中国缴纳所得税的人口不足1个亿，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则超过1个亿，实际老年赡养负担趋重。

“未备先老”尤其值得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养老难足足困扰了两三代人；“未老先懒”的情绪滋生，劳动人口（15-64岁）正规就业参与不足，“啃老”现象普遍。加之养老金增长快于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增长的“倒挂”政策，大龄人员转移就业缺乏政策支持和社会支持，鼓励和迫使人们早退休和领取低额养老金，更加剧了养老资产准备不足的问题。当这个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很多人会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良好的公共治理可以化解人口老龄化的风险。发达国家经验证明：深度老龄社会需要调整结构，和谐两代人的关系；超级老龄社会只能强化管理服务，夯实基础养老金、改善个人养老积累。

但目前仍存在的问题是：养老金政策欠公平。身份制和多轨制等问题导致的养老金贡献和待遇差距在不断加大，亟待消除身份差距，建立和完善国民基础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欠效率。比如，企业和职工养老金费率偏高（缴费工资的28%，约为实际工资总额的20%）；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这是结构性错误，加大了政府责任和风险，抑制了个人责任和市场功能；职工缴费全部被用于支付养老金和陷入空账运行，致使养老资产大大缩水，加大了未来的养老风险。

此外，养老基金持续性不够。养老金基金化率很低，国家储备约1万亿元，职业养老金约0.7万亿元，而越来越多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养老资产总量已经超过GDP。2014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缺口，以后逐渐加大，基于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赡养负担，对政府、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

改革正在进行，201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整合，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将缴纳养老保险费，实现各类职工养老保险整合，这是由职工基础养老金和居民基础养老金构成的国民基础养老金的雏形，是中国养老金走向公平的重大突破。

清华课题组的建议是，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企业税费率控制在10%、个人4%），用公共品保障老年人吃饭，回答国民对公平的期待；建立综合性个人养老金账户和养老金受托人制度，用准公共品实现国家和社会对效率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推出养老国债和养老基金投资策略，保障受益人利益。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