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德反反复复观察、研究墙上的大幅世界地图，不时旋转着桌上的地球仪（两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几乎是麦金德的生活常态），开始认真思考他眼里的一个个“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指国家、文明形态等，带有明显的社会有机体论痕迹）在历史舞台上形成和消亡的过程，与这些力量活动的地理背景。还会经常翻开一些历史书籍，诸如《欧洲的种族》之类。

麦金德认为，伴随着哥伦布地理发现时代的结束，欧洲殖民开拓那种“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的好事不会再有了，“全世界所有地区的政治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到比较生动的斗争上来”。

先从自己熟悉的欧洲开始思考，麦金德引用别人的话“已故的弗里曼（Freeman）教授认为：唯一能算作历史的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显然是带着“欧洲中心论”的习惯性偏见。

麦金德发现，欧洲政治地图中一个鲜明的对比现象是：俄国占据半个大陆的广阔地域，而一群西欧国家占有较小的领土。

他认为在欧亚大陆这块最大的大陆，历史上有两支特别突出的力量：一支是生活在内陆草原区域的骑马民族，他们具有适应草原条件的力量和机动性；另一支是驾着船只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下的维京人，能够沿着水道深入内陆。“欧洲的定居民族就被夹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从东方来的亚洲游牧民族和另外三个方面从海上来的海盗。”

“看来，即使是匈奴人的入侵也绝不是亚洲人入侵的第一次”，麦金德自言自语，并且找到了一些自己的依据：荷马和希罗多德所叙述的西徐亚人饮母马的奶，这些生活技艺可能与草原居民有关；一些河流名称中的凯尔特语成分，如顿河（Don）、顿涅茨河（Donetz）、第聂伯河（Dneiper）、德涅斯特河（Dneister）和多瑙河（Danube），可能这些区域属于具有类似习惯的民族的通道；人类学家发现的一个巨大的短头人“人口楔子”，是从短头人的亚洲被驱赶向西，穿过中欧而进入法国，显然是侵入到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长头人之间，而且很有可能来源于亚洲。

麦金德把地理视野从欧洲移开，整体地考虑一下“旧大陆”的情形。整个亚欧大陆，中央部分气候相对干燥，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但整体上是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带。这些辽阔的草原区域，地势平坦，有不少由河流哺育的绿洲，但全是不能从海洋经河道深入的地区。因为这里的河流要么是流入盐湖的内流河，要么是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这种流入北冰洋的河流，“从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这种意义上看，实际上毫无用处”。北面是寒冷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作为屏障，南面有青藏高原作为屏障，海洋力量无法介入影响，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这个亚欧大陆的中心区域，就是麦金德眼里的“心脏地带”或者“枢纽地区”。

在这个“心脏地带”外围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内部或边缘的新月形地区”，通过海湾和外流河对海上强国是敞开的，并且允许从这里施加海上威力。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这些大陆边缘地区内。这些边缘地带，都和欧洲的情况一样有着早期的被“心脏地带”草原民族入侵的记录。

麦金德认为“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文明。萨拉森人和维京人是依靠近岸航行来掌握统治权的。”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1904年麦金德写作、宣读这篇论文的其他背景。曾两度担任过美国海军学院院长的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在1890年～1905年间相继完成了被后人称为“海权论”三部曲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很显然，麦金德非常熟悉马汉的观点：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试飞成功，开启了航空新纪元。

因此，麦金德论述了好望角航线的重大意义：“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这个单一、连续的包围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

作为英国人的麦金德，乐观地认为这些航海线“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的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可怜的欧洲！可能这就是麦金德对欧洲小国众多原因的一点解释吧。

在距离“心脏地带”最外围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是制海权和商业上的一连串外围和岛屿基地，是欧亚大陆的陆上强国难以到达的地方，麦金德称之为“外部或岛状的新月形地区”。

 

麦金德用一幅名为“力量的自然位置”地图，来表示他的观点：枢纽地区的“心脏地带”全部是大陆的力量影响；“外部或岛状的新月形地区”全部是海洋的力量影响；介于两者中间的“内部或边缘的新月形地区”一部分是大陆的力量、一部分是海洋的力量影响。三者大致构成了一个同心圆式的结构，这就是全球“政治和经济有机体”的大致格局。

但是陆上强国依然存在，“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枢纽地区的俄国与周围的国家不对等，需要有一个让法国来充当平衡物的位置。

另外在“外新月形地区”的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在欧洲中心的地图上，美国位于东部），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而且它将修建巴拿马运河，以便使它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西洋沿岸的资源能用于太平洋上。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西洋才是东西方之间将来的真正分界线。”

麦金德认为“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

1902年1月英日签订了同盟协定。实际上，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论文后，仅仅过了两个星期，1904年2月8日就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是两国因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主要战场在我国东北境内。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对俄国的恐惧和担忧。占据“心脏地带”的内陆强国，如果同时占有“内部或边缘的新月形地区”，就会同时拥有大陆资源和海洋力量的优势地位，对周围国家和海洋贸易造成巨大的威胁。通过麦金德的分析，海洋强国英国如何应对陆上强国俄国的威胁，似乎就有了明确的答案。

总结一下麦金德这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对世界地缘政治的思考线索，大致是——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社会有机体”概念来思考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主要结合历史现象和地理环境分析，区分了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陆地力量、“内新月形地区”的陆地-海洋力量和“外新月形地区”的海洋力量。其主要目的是提醒并警示作为海权强国的英国正面临着陆权强国的兴起和挑战，在战略和外交政策上要防止内陆强国俄国向边缘地带的海洋扩张，防止德国与俄国结盟。

在此基础上，麦金德在1919年发表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做了进一步完善，并最终形成地缘政治理论中的陆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