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人口政策的启示

2008年04月09日 14:19光明网-光明观察【大 中 小】 【打印】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当等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穆斯林国家生育率（可近似理解为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全球最高（比如2001年新加坡华人生育率只有1.21，而穆斯林马来人的生育率却高达2.45）。1970年代伊朗生育率波动在5.9到7.0之间。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政府还一度鼓励多生育。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生育率居高不下，1989年还高达5.3。在1989年至1997年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他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而邻国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生育率却仍还有4.0左右。与周边高生育率的国家相比，伊朗降低生育率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虽然目前伊朗在人口数量上与周边国家相比占有优势，但是由于其生育率远远低于周边国家，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将使得优势不再，今后中东的政治版图将大为改观。2005年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德黑兰市长艾哈迈迪·内贾德击败开明派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总统于2006年10月22日在议会发表演讲说:“我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而伊朗是一个拥有许多能力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抚养更多孩子，即使人口从目前的近7千万增加到1.2亿也没问题。”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仅仅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伊朗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估计今后还将快速下降）。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等国家和地区情况看，控制生育的思潮就像吸毒一样，一旦成瘾很难戒毒（连抗毒能力最强的穆斯林文化都不能幸免），生育率很难回升。伊朗停止计划生育后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

人类发展指数越高，生育率越低；2005年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在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7年生育率只有1.7，中国在强制性的1.38的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生育率反而还有1.8？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都是在生育率刚低于1.7就开始调整生育政策，由于当初采纳的是比较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形成强势的利益集团，政策调整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只有1.3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2，但是人口政策却纹丝不动。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以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为核心），他们每次都将生育率“修正”成1.8以阻止人口政策调整，使得人口政策调整的台阶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好下，代价也就越来越高。

人口政策是攸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误很容易导致民族萎缩。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国的1/220。

法国长期是欧洲政治格局的主导者，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与中国相当，但是由于法国后面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国人口只有0.6亿，而中国却有13亿。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而16世纪人口不到法国1/4的英国（人口400万），现在后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英裔人口）却超过2亿，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主导世界格局。500年前英语还只是欧洲一个落后地区400万人口的方言，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就是命运。

自唐朝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全球人口达到10亿时，中国人口有4亿，占全球40%左右。但是近代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20世纪初降低为25%，1950年降低到21.9%。解放后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仍占全球的22.4%。但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再度下降，2005年下降到19.3%，并且下降达到势头很难遏止。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也很难维持在15%。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如果拿中国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1901年印度人口2.38亿，中国人口4.26亿；2005年印度人口是1901年的4.6倍（11亿），而中国人口只是1901年的2.95倍。现在中国每年出生女孩只有600万，印度却有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在人口再生产能力上是中国的两倍。考虑到中华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却相对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虽然中国目前比印度要富强，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国将是有4亿老人的极端老化、人口不断萎缩的国家，而印度却朝气蓬勃，实力将远超中国。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不能为了五年战略而误了千年大事。比如现在抬高房地产，发展一些超前的高消费，虽然能够刺激经济，有利于“五年战略”；但是却让老百姓养不起孩子，误了“千年战略”。韩国、台湾、香港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等的畸形发展使得民生压力增大。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多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

以“五年战略”标准评价，台湾、香港、新加坡、台湾都还算成功。但是以“千年战略”标准评价，这些地区是不成功的。韩国和台湾当年的计划生育是“受益于”美国的支持，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崛起也受益于美国。但从长远看，韩国、台湾的这种崛起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美国到时候还能帮韩国和台湾养老吗？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从政治角度看，相对来说拉夫桑贾尼算是伊朗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但是伊朗的生育率下降（现在只有1.7左右，）就是因为拉夫桑贾尼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人口政策。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当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开明派领导人，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导致后面南斯拉夫的分裂。

台湾、韩国有“民主”，香港、新加坡有“自由”，但是台湾、韩国的生育率只有1.1，香港只有0.95，新加坡只有1.2（还是因为马来人的高生育率）。可见光是“民主”、“自由”并不能真正解决人口问题的。韩国、台湾的政治制度其实不可能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是自杀的制度。不能脱离“人”来谈民主和自由。中国今后政治制度需要站在更高的境界，政治制度成功的标准不光是“民主”、“自由”，“主流家庭愿意生、养得起三个孩子，人口能够持续发展”将是政治制度成功的更为重要的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