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眼中的孔子就像是一尊塑像，塑成什么画成什么便是什么，而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是不重要的，一如孔子身后数千年他的褒贬毁誉一直在发生着戏剧化的演变。彼时，他可化作封建皇权的有力捍卫者和旧时代社会秩序的潜在维护者而受素王之名，顶礼膜拜；当皇权崩塌，事易时移，对他的崇敬，哪怕是出于一个读书人的虔敬也成了时代所最为唾弃的——“打倒孔家店”成了最激进响亮的口号。此时此地，我们再一次把孔子请出来，“和谐社会”的口号请他出来，北京奥运会请他出来，百家讲坛上的明星学者也请他出来给人们以心灵慰藉。纵使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的烟雾弥漫遮蔽的那样不清晰，我们也依旧要问，今天，我们该给孔子一个怎样的面目？

台湾学者刘述先把儒家分作精神的儒家、政治化的儒家与民间的儒家三类，并分别解释说，精神的儒家是指孔孟、程朱、陆王的大传统；政治化的儒家是由汉代董仲舒、班固以来发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传统；民间的儒家则是在草根层面依然发生作用的信仰与习惯，如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维持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等等。今天，政治的儒家随着过往的制度一去不复返，民间的儒家受到了现代社会及西方精神思想的巨大冲击，而精神的儒家经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不再扮演国家意理的角色，强调精神境界的提升与社会批判的功能，人不能只满足于做自然人，还要做道德人，体证天地境界，而有了深刻的宗教意涵”。因此，刘述先认为，精神的儒家在现代社会中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精神的儒家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承认，作为完美地符合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必须经过一番变革。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它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儒家思想，孔孟之道为服务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度，因而近代的知识分子对复古思潮那般警惕。但是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被不加分别地矫枉过正，因而错过了推动中华文明走向新的形态，走向适应于现代社会形态的更新的进程。

于是问题是：我们推倒了封建，赶走了皇帝？儒家在今天余下的是什么？

不妨换一个角度，孔子寄托于封建制度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概括起来就是《礼记·礼运》篇里所讲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这十二字是其政治理想的最好概括，而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主体，他将希望寄予了谁？将他塑造的君子人格寄予了谁？将他的礼乐教化贯彻于谁？继周公之业，孔子确定了教育的内容——六艺（游文于六艺之中），树立了教育的理想——锻造完善的人格（留意于仁义之际），便指明了教育的功效——通过设立道统制衡政统，以士大夫限制王权，引导最高统治者向尧、舜、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圣主贤君努力（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的礼乐教化君子之道的理想都是面向当时的士人阶层的。他们不同于普通民众，掌握知识，分享权力，却又处处受到王权霸权的限制。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孔子殁后，士大夫，为着天下苍生的共同理想作为孔子学说的直接间接的继承人，锻造出两千年间前赴后继，为民请命的悲剧群体；士大夫，他们不承认任何历史的命定说，而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们坚守着历史的永恒价值，以之抗衡皇权专政，或是辅弼明君圣主，即使殒身殉命，亦在所不惜。他们是中国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胡秋原先生说：“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平民代表的资格，本忠恕立场，仁义原则，为生民请命；必要时，挺身而战；万一无法，退保方寸之安。但无论如何，不受货财暴利之淫屈，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这种精神教育，铸造了中国之国格，也就保证了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发展。没有这气概，早已没有中国了。” 把知识分子一词换作士大夫，这段话就是对士大夫历史作用的最好描述。

士大夫这个词语，现在人们已经很陌生了。在古代，士大夫的核心概念是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实每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凝炼出一种民族品格，成为该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符号。比如对英国人而言，这种民族品格就是绅士风度；对德国人而言，就是好学深思；对美国人而言，就是探新求变。对中国人呢？就是士的精神。这种精神就起始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就是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是一种忧国忧民、终身以之的强烈的责任心。这种精神到后世通过各位仁人志士表达出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鲁迅的“中国人的脊梁”等等。在做学问上，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严复的“国民之天责”，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叹的是, 随着百年来不加分析地否定传统, 这一切正在被人们忘却。而在治学上对科学主义、实为工具主义、技术至上的盲目追捧，使博士之学日增，士大夫之学日亡。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士大夫们在危险而霸道的君权左右指明方向，以勇气、才智为天下人向君王请命，甚至以生命的代价驯化可怖的皇权：汲黯、魏征、寇准、海瑞；同样，为王朝的更迭交替洒下气节之血泪的也是他们：文天祥、陆秀夫、张岱……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同样，是士大夫们为文化的传承发扬，学术的开拓，艺术的创造贡献了最多的才华：竹林七贤，建安七子，唐宋八大家，扬州八怪…..无论是何种流派，何种思想。唐宋对士大夫这些知识分子是最为优容的，文官地位的提升便可见一斑。也有朝代对士大夫加以严格限制甚至欲除之而后快，却总是亲手敲响自己政权的丧钟：秦始皇焚书坑儒，秦仅二世而亡；元代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无所用其临民之术，蒙古入主中原不足百年即被逐回漠北；明太祖放言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若活着必不免其诛，廷杖士人，血肉横飞，造成社会风气的彻底溃败，不能挡李闯、清人的铁骑，终罹亡天下之祸。

那么在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中都如此重要的士大夫阶级是如何从历史中隐退的呢？士大夫之亡，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校是一个标志。即使之前的专横王权已然用刻板愚昧的科举将儒生玩弄于权力的鼓掌之间。我们想一想，科举是为国家选士。盖因废除科举，断绝了读书人仕进之路，士大夫被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这些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他们先辈的政治热情，却没有了科学入仕实现理想的可能，一腔热血，只得投向革命事业中去。这一方面说明了士大夫阶层的消失与中国近代大动荡中的百年文化大断层有密切的关系，也从另一面说明士大夫的存在，对一个政权而言，是何等有助稳定的中坚力量啊。

我不由得想起了王国维。“五十年来，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清王朝彻底覆灭，跟随着相殉的竟是王国维，是一介文人王国维！世人只道他陈腐守旧，却不解新纪元的来临前这最后的士大夫精神。是的，在我眼中王国维是最后的士大夫。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仅限于国内沿海的几个大商埠，中国几大书院尚无西学的痕迹，科举考试制度尚未被触动。然而自甲午战后风气陡然发生变化，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会明白曾屡屡赴试的王国维在21岁放弃了科举是形势使然。他顺着潮流学习新学，但也像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有一种人生目标被颠覆和理想实现途径被阻断之感。他在这种苦闷之中接触了西方悲观主义哲学：康德、叔本华、尼采。他对于西学救国的主张并不支持，他以“三纲六纪”评判时政好坏，他甚至对张勋复辟寄予希望。他寄望于逊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应诏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然而在天下共和大势之下他终于在思想上陷于绝望。中国的士大夫自古名节观念极重，王朝更替时，必有一批士人眷恋旧朝，不肯革故鼎新，甚至以死相抗。按陈寅恪的说法，“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尽？”

王国维去了，那么士大夫精神在哪里？

1905后，士大夫阶层逐渐消亡，中国多了新生的知识分子，可是知识分子这一新兴阶层却缺乏士大夫那样的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道德规范和共同的政治立场，一盘散沙，善破坏而乏建设，不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难道是一件好事吗？士大夫曾经作为皇权的合作者与制衡力量创造了历史文化，今当民主大潮席卷全球之世，依然有其不灭的真价在。同民主社会下的知识分子相比，士大夫同样拥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钱基博先生评近世湖南学风，提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的说法）。

皇帝可以打倒，士大夫必须重生。那么，如何让士大夫重生，在现代社会里重生？我总结了士大夫的几个重要的永恒适用的品质：

其一，士大夫为人重于为学。士大夫以仁义为宗，强调首先要有道德修为。先论学成再论思想立场，则往往是小人儒。这不仅仅是当代的弊病，古代亦然。正如刘述先所抨击的：“从现实的观点看来，知识分子的性格决不完全可爱、可敬。知识分子的理想是有学问、有气节、有血性的个人，但知识分子的实际则往往不只是徒托之于空言，而且有不成比例的自大狂，却又伴随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感。知识分子表面上清高，其实好名、好利，好色、好权、好势，无一不好，只不过不得其门而入，故作姿势而已！” 士大夫之学的灵魂是什么：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就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 大学教育奉行科学理性主义, 实际上忘掉了这个根本, 许多现象因此而起。这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吁这一精神的回归。

其二，士大夫有自己的信念。无信念便极易随风转移。反右中、“文革”中，出卖友人师长者，每多此辈。而曾读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如陈寅恪、吴宓，都以其坚强不磨的志节，成为一个时代的高标卓立于世。近年，互联网言论自由大张，凡能奉迎民意者，总是很容易成为“意见领袖”；而真正的思想，在绝大多数时候却是必会与俗相违的，没有执著于信念、择善而固执之的信念，知识分子争相以媚众为务，就成了新时代的干禄之士，又如何能成为民众利益的真正代表呢？过去的士大夫有共同的信仰——儒学，共同尊奉的宗主——孔子；今天我们不能再要求知识分子们去信仰孔子，但是不能心中漫无皈依。那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不能忘却。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就是士大夫之学的鲜明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优良传统就是时刻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历史的使命紧紧地结合起来。我们对当今社会世风、学风有各种忧虑。我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关心腐败的治理，关心人心的流俗，关心“金本位”与“官本位”的泛滥；但是重要的是，如果有一日执权柄的人换成了我们，我们会不会和我们现在唾弃的人做出同样的行为？所以士大夫必坚守信念。

其三，士大夫治学广博而深邃。上面说到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的基本区别是通识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区别，也是中国传统治学与今日急功好利的所谓“搞科研”的区别。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无法直面的责难是：如果您仅仅是一位专家，您又有什么资格对一切社会问题发表见解呢？苟无通贯的学识，必然会欲以临民，适将以扰民。《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两千年中国士人所奉行的学习方法。随着学科分工的细化、知识的海量爆炸，特别是西方细分再细分那种分类和描写方法的引进和备受推崇，博学、通才已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人人都盯着眼前那一小块，细挖再细挖，分析再分析。然而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没有广博的学问做基础，专学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这方面古代的例子不胜枚举，近代的经典例子有曾国藩梁启超等等，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做出重大成就的原因。五十年代初，语言学家吕叔湘说，翻译工作是杂学，译者要竭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有空闲就做一点杂览的功夫。

其四，士大夫永远心存敬意。这种敬意是复杂的，是一种谦和温良，是崇尚文化的价值，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引导人心去贱向贵；是不轻易贬斥和痛骂，是处世的淡定从容。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曰：“好古而敏求。”而如今的许多知识分子已经把非圣疑古作为一种习惯，处处以为自己天下第一，更以为古人的智慧已经过时，再无敬畏之心可言。

我们此时回顾儒学和士大夫在近代的历史转折中的宿命，在这个百年断层中，我们看梁漱溟于“五四”时始读四书五经，钱穆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精神，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即便是文化闯将鲁迅胡适，人们只重视他们“破”的一面却不知其“立”的一面：胡适尽管提出“全盘西化”，其目的是为了“再造国故”；鲁迅所鄙薄的只是宋以降的治国礼教，而对汉唐的大国气象十分崇尚。放眼如今的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薄弱，加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实用主义的驱动，被歪曲化了的西方价值体系和金钱至上的理念扭曲着社会价值体系。我们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太多期待和太多要求，于是我们呼唤着士大夫的重生，呼唤着那些已显得颇为遥远的精神。

让士大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