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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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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9 11:07: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1-11-15 10:38 编辑

1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参见24楼)




2《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3唐晓峰:地理学的两个世界

4格拉肯: 一位“迟到”的伟大地理学家

5文化转向与地理学(参见11楼)

6北京四中学生:直到聆听了唐晓峰教授的讲解,我才幡然醒悟
7等级秩序的空间化,就是上古城市文明的体现
8(超星)北京大学 地理学的近代化与其固有的问题 全5讲 主讲-唐晓峰

9还地理一份人情《读书》2002.11段义孚: 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
中华读书报2002.12.25

10地理学与“人文关怀”《读书》1996年01期


11《读书》唐晓峰相关文章
12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

13唐晓峰 文明论与中国地理学的近代转身
中华读书报2012-07-18

14唐晓峰:重新发现中国边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15(神州)唐晓峰VS周尚意:中国人如何书写自己的地理

16唐晓峰 | “毛泽东思想”里,闪烁着地理思维的光芒 (毛泽东的革命地理)



17唐晓峰: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读书》1997年第5期

18唐晓峰谈人文地理与地理学史

19唐晓峰:在地理学的叙述中,乃有两个世界

21北京大学 地理学的近代化与其固有的问题 全5讲 主讲-唐晓峰


22唐晓峰 | 北京的存在


23访谈︱唐晓峰:近代北京城如何脱离传统




附录 《读书》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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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  唐晓峰 读书 2018-03-15 期刊 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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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踏入历史地理学之路——再论青年侯仁之 唐晓峰 读书 2013-07-15 期刊 2 149

4 从“基甸救国”到“人类再造”——青年侯仁之(上) 唐晓峰  读书  2012-12-15 期刊 1  106

5文明论与中国地理学的近代转身 唐晓峰 中华读书报 2012-07-18 报纸 111  

6区域与国家 唐晓峰 读书 2011-12-15 期刊 4 148

7 北京的存在——读北岛《城门开》 唐晓峰 读书 2011-01-15 期刊 154

8哈维的城市空间 唐晓峰 读书 2010-05-15 期刊  9 1153

9 古希腊的数理地理学 唐晓峰 读书 2009-09-15 期刊 5 315

10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唐晓峰 读书 2005-06-10 期刊  53  1251

11 “我最热爱的是中国” 唐晓峰 读书 2003-12-10  期刊  166

12大学改革 路在何方? 李强;陈平原;孙立平;赵晓力;张鸣;李陀;于江生;唐晓峰;刘北成;张鸣;高远东 读书 2003-09-10 期刊 28 2024

13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唐晓峰 读书 2002-11-10 期刊 14 398

14人文疆界 唐晓峰 读书 2001-07-10 期刊  1 208

15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身世”   唐晓峰  读书 1999-08-10 期刊 5 433

16 长城内外是故乡 唐晓峰 读书 1998-04-10 期刊 18 341

17 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唐晓峰 读书 1997-05-10 期刊 7 431

18环境的起源 唐晓峰 读书 1996-10-10 期刊 3 160

19“天涯共此时” 唐晓峰  读书 1996-05-10  期刊  120  

20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唐晓峰 读书 1996-01-10  期刊 4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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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9 16:28: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1-11-15 09:44 编辑

唐晓峰 |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刊《读书》2005年第6期



文化转向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新版第八章述要
https://www.docin.com/p-751282541.html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402/98379489.shtm(人文地理,2000.2(15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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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5 08:29: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1-25 08:55 编辑




唐晓峰: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编者按
“人地关系”在地理学中是个大题目,涉及人与地之间的功利关系、运筹关系、生态关系等重要课题。而在华裔地理学者段义孚那里,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挖掘呈现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并加以极具智慧的阐发。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文 | 唐晓峰
(原载《读书》2002年11期)
我们说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问。但是人的问题在被人研究时,常常被搞得脱离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众多由人操作的“研究”中,在由人画定的“模式”中,你我都是概念,是符号,而不是你我。
人有丰富的情感,而人的情感除了施之于人而外,用在地上的恐怕算第二多。现在“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一个大题目,人与地之间的功利关系(这是一个老关系,即地利)、运筹关系(经济地理最擅长)、生态关系(新兴的环境课题)是着重研究的问题。这三类关系均立足于理性,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但是,如果环境里面的东西都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我们又总是在“不依人的意志”中活动,那我们还要意志干吗?人与地的关系之间,还有许多依人的意志、依人的情感为转移的事情,这些是我们生存世界的一批重要内容,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便与动物无异。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西方许多地理学家认真对待了人的意志、情感的问题,形成一股学术潮流,汇合时代意识,开出新风。在这一来势相当猛烈的西方地理学术潮流中,一位领军人物居然是个瘦小的华人。这便是段义孚。
段义孚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理论的主流,原因很多。华裔社会人文学者多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但近于事实。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中国人,但他研究的问题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段义孚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学术话语。
段义孚一九三〇年生于天津,后随家庭到澳大利亚、菲律宾。成年后先在牛津读大学,一九五一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声名鹤起。一九七三年,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一九八七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 Cullum 地理学勋章。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Univ Of Minnesota Press; 5th or later Edition edition, February 8, 2001)
一九九八年,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学术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讲。“学术生涯”,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历史地理学家D. 梅尼(D. W. Meinig)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段义孚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为本,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
《浪漫地理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 edition, January 17, 2014)
段义孚原来的专业是地貌学,但在伯克利时,也听文化地理大师索尔的课,他自己的人文兴趣向来盎然。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人文,他总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受。他称自己不喜欢蔽天无序的热带雨林,而喜欢坦荡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观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数里之遥,去向目标明确,舒服痛快。关于城市,他感到纽约整齐的棋盘街格局对陌生人来说是友好的,一会儿便走熟了。而欧洲那种老城街道有欺负生人的味道,要“转向”很长的时间。
纽约城
或许就这样,在后来转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发挥总是段义孚观察地理问题的出发点,他要以人为本,而人本来是有感情、语言、想法的。在将人扮作科学理性逻辑样板的风潮中(六十年代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计量革命),段义孚却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摆到人们面前,并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人对地的情感关系当然不只是观沙漠、雨林那样简单,那样单纯得只有个人意义。最早,人对地的情感关系曾酝酿出重要的文明成就,我们不可不察。人类可以理性地耕种土地,规划城池,但面对高山、大海、沙漠这些无法认识来头、无法将其撼动、无法假其操作的东西时,人类最初只能以情感对之。比如,山脉的危乎高哉让人首先产生敬畏情感,在此情感基础上渐渐产生一系列敬山的思想与行为,敬山是人类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加上通天的猜想,则更为之震慑,而战栗景仰。
喜马拉雅山脉
感受、抒发、兴叹等情感行为几乎占据了对高山、大海的地理“认识”的主要内容,望洋兴叹似乎是人们面对大海时的惟一反应,我们找不到多少古人关于它们的具有理性实践意义的地理描述,而正是那些感性的描述与猜想,构成着人类关于这一部分地理的早期“知识”。
在人文地理方面,优越感(ethnocentrism)是每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在想象其他民族时总要出现的一种初始情感,即使小如“夜郎”的国家,也有“自大”的原生优越情感,它与华夏民族对“蛮夷”的优越感、埃及人对尼罗河以外的人(埃及人说他们不属于“人”)的优越感,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原生的优越感是早期宏观人文地理观念建立的基础,因为大家都有优越感,所以许许多多民族(不光是中国人)都曾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优越感只有被现实反复“挫伤”之后才会改变、消失。优越感的消失是一种情感的消退,而这一情感的消退才会为宏观人文地理观念的修正真正敞开大门。否则就会像中国士大夫面对利玛窦的地图一样死不认账。在感情的支配下,人宁可相信谣传,“请面对事实”,则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恐惧景观》(Univ Of Minnesota Press; Reprint edition, April 20, 2013)
段义孚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部书,一个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另一个是《恐惧景观》(Landscapes of Fear, 1979)。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书。Topophilia是由topo与philia合成,前者指地,后者指偏好。与其相对应的词,是Topophobia,表示对地方场所的恐惧。Topophilia一词不是段义孚首用,却是因他的详尽阐发而大获其名,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术语,收入词典。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主要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
《恋地情结》(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4.)
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 “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所谓“天人合一”也是同样,不是合在自然生态,而是合在人类道德。)祖先下葬,是一种最明显的人地合一,这个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质,子孙可以在这里深情地下跪。这里,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地理学中,如果排斥掉情感,则永远没有墓地的位置。墓地的情感状况是复杂的,对一些人来说是亲切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恐惧的,但无论是谁,进入墓地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理性在迪斯尼等大大小小的“乐园”中也没有立足之地。段义孚说,人有一种很不实际的毛病,喜欢打造“白日梦境”,在求实方面,人远不如动物,动物没有梦想。因为有“白日梦”的追求,各种美妙的乐园、乌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间世界)中出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纵情欢歌,忘记自己的年龄、职务,忘记家里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中,真实世界被粉饰了。
人对于环境存在美学反应(Aesthetic Response),美学反应的方面很多,最终形成人的情感性世界观。家乡、故土、墓地、圣地、公园、海滨都是情感世界观中的地点场所。现在这类内容都归入文化地理的范畴。文化地理不仅仅研究各种文化项目的客观分布,对于某些项目,也应注意文化景观所反映的情感类型。中国与西方都有墓地,如果只讲项目类型,不讲情感类型,则中西方的墓地就没有什么区别,而实际上两者的环境氛围是很不同的。西式墓地像公园,绿草如茵,石雕精美,环境幽静,假日常有人来此消闲,布置野餐,欣赏碑刻,甚至情人约会。在中式坟场里哪能这样。在香港一处西式墓地中需要挂这样的牌子:“游人请保持宁静以示尊重,并请勿嬉戏或生火。”在中式坟场则完全不用这样的劝告。
西式公墓
在地理环境中,不可能存在没有破坏的建设,破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新的景观在眼前,而旧的景观却只留在记忆中,进入记忆,于是就进入了人的情感范畴。对于旧景的记忆与感怀,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力量的人可以为旧景在故地树立纪念碑。我们如果将所有的纪念碑标在地图上,便出现一份情感地图,人们按图索骥,徘徊各处,会有一番情感满足。
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很多很多。可以说,面对各类“未知”地区,人类其实都是与其发生情感关系。而在这些情感关系中,恐惧是最主要的主题。陌生产生恐惧,恐惧则又必然产生要克制、调节恐惧感的进一步的心理行为,在这些心理行为中又常常附有“发明创造”。中国古代“风水”中,有许多是情感心理的调节术,它寻找地理景观中已知的、并被符号化的安宁、太平、兴旺的代表因素,经过选择和人工附加,将它们组合为具有镇、压、克、胜力量的新景观结构,从而达到战胜恐惧感的心理作用,获得情感成果。所以,越是陌生,越是不自信,越是有恐惧感,就越容易信风水说,行风水术。
新疆特克斯县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在这个主题下,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友情链接”起来,段义孚的视野正是这样宽阔。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段义孚是地理学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段义孚学术奖,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段义孚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欧洲,中世纪的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缺乏隐私,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公开的,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他们“有自我,但没有自我意识”。十九世纪晚期,个人隐私发展,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房间各备功能,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且饶有趣味,因为他就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许多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人本主义的)一词在地理学界,与 Yi-Fu Tuan 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英剧《神探夏洛克》(Sherlock)中,模拟复原的19世纪末的伦敦书房
人本主义在地理学中的提倡,大大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厚度”。以历史地理研究为例。西方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由此指出,历史地理学可以研究三种历史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一,由文献与景观记录的真实环境;二,由过去规范理念描绘的抽象环境;三,由过去人们所体验的感知环境。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研究兴趣都是集中在对第一种历史环境的复原,这种研究讲求实在,不尚发挥。第二种环境的研究属于地理思想史的范畴,我国已有人研究,少数大学里也有这样的课程。地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地表,而是地理观念的群体,有更强的时代特性与社会性。对于第三种环境的研究目前尚少(所知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从古代诗歌看古人的环境感知),而此类研究恰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最密。这类研究多涉及人的心理,不易把握,搞得不好还有臆测之嫌。
的确,人本主义地理学谈论的,大多是总体性的理解,而较少个案研究。即使如此,整体性的理解还是需要的。人本主义学说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人的理念与体验。因为环境不是单纯的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行为的外部依据,所以是“行为环境”。对行为环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解行为的重要参数,也是解释景观变化的关键。在弄懂景观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人和他的文化,我们必须理解他所具有的身体和心理的限度,正如普林斯所说:“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文化为他规定了怎样的选择,知道他周围的人加给他怎样的规矩。”
(Yi-Fu Tuan: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74.)




段义孚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  唐晓峰https://wenku.baidu.com/view/38057195e518964bce847cba.html

段义孚: 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
唐晓峰
中华读书报2002.12.25
段义孚是一位当代华裔地理学家, 他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在西方地理学界, 以及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其他地方的地理学界, 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人的种种主观情性与客观地理环境的丰富关系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 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Yi- Fu Tuan( 他的英文名字) 一名, 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在西方, 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像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主流, 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华裔学者多是以研究中国见长, 其学术声誉都来自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 在社会人文学界里, 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 妇女研究妇女问题, 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 只有白( ) 人研究 every-thing( 所有的问题) 。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 有歧视味道。不过, 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道地的华裔, 但他研究的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20 世纪的后 20,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 无论是谁, 不拜读 Tuan 的书, 就不能完全融入当时的人文地理学术话语。
1998 , 段义孚曾应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 学术生涯?( Life of Learning) 演讲。? 学术生涯?, 是该大学高级荣誉演讲的固定名称, 只邀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 讲稿事后要刊印单行本。此前地理学界只有希拉丘兹( Syracuse) 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 D?梅尼( D. Meinig) 受过邀请。段义孚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 也特意提到早时中国生活带给他的长存的感受记忆?? ? 他曾经历日本侵华的乱世。
段义孚 1930 年生于天津, 后随家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在牛津大学读大学。1951 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为研究生, 1957 年获博士学位。之后, 分别在印地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多伦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教书。自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始, 段义孚在地理学上贡献陡增, 声名鹊起。1973 , 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的地理学贡献奖, 1987 年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 Cullum 地理学勋章。
段义孚本来学的是地貌, 但他后来却完全关注人的问题。他注重人性、人情, 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 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 , 以人为本, 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大概因为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经验, 段义孚深知文化的影响力。他指出, 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 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 他各写了一部书, 一个是《恋地情结》(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Values) , 另一个是《恐惧景观》( Landscapes of Fear大陆中文译本译作《无边的恐惧》) 。其中《恋地情结》是他的成名作, 此书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教材。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 并不是那些繁荣壮丽或悲惨苦难的社会整体性的大喜大悲, 而是在街道上、校园里, 在日常炊洗琐事中, 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 他说这些都构成人文地理的内容, 值得研究。正如他自己倡导的那样, 他成功地将? 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 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他说服了 20 世纪后 20 年的学术界。
人对于环境反应的内容是复杂多范畴的, 在这个主题下, 看起来不相关的学科, 如哲学、心理学、城市规划、景观构建、人类学都可以相互支持, 相互说明。段义孚对问题的思考往往纵横于这诸多学科之间。在人的环境心理分析上, 他是高手、大师。人们说, 段义孚是地理学家, 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界的确授予过段义孚学术奖, 段义孚自己谦称这是“偶然的”, 而事实上这一点也不意外。
人是在群体中生活的, 但有着个人感受、个体意识, 段义孚以此为线索, 考察了个人隐私空间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 生活是公众的、公开的、社交的, 缺乏隐私, 即使是家中的餐桌也仿佛是个公开的场所, 一家老小在吃饭时也须端正仪表。段义孚说: 他们“有自我, 但没有自我意识”。19 世纪晚期, 个人隐私发展, 欧洲房子达到了“分割性”的顶点, 房间各备功能, 还包括“仅供个人与他的书和他的思想独处”的小室。
在《支配与喜好》(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 he Making of Pets) 一书中, 段义孚也探索了人对地的改造的问题, 这是当今地理学的主流话题, 但他研究的不是人类经济行为对地的改造, 而是基于心理情感的一类改造。人将自己设定的美丑爱恨的标准施之于自然, 把野狗变成不会奋斗只会享福的“ 宠物”, 将林木泉石按人的喜好重新设置, 成为失掉自然原生野气的“苑囿”。结合这些问题, 段义孚也讨论了权势( power) 的负面意义, 这也是西方人文社会学界大谈特谈的题目。不过, 与人们常说的权势与利益分配、话语控制的关系不同, 段义孚讨论的是权势与“玩”的关系。玩是一个动听的字眼, 可当权势与“玩”结合时, 是件相当可怕的事, 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正方兴未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可以通过可实验的办法对其限制, 而“玩”的破坏尚无法测试, 无法限制。
段义孚所讨论过的人与环境的问题很多, 且饶有趣味, 因为他往往从你的身边说起。当然他的趣味来自于他的智慧, 许多是你见到却没有想到的。他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与人切近, 不尚高远,但求深省。Humanistic( 人本主义的) 一词在地理学界, Yi- Fu Tuan 一名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段义孚的著作颇丰, 仅著作就有约 15 部之多。
他在《学术生涯》演讲中提到的主要著作, 除上面说过的书, 还有《割裂的世界与自我》(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宇宙与炉台》( 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 s Viewpoint) , 可惜还没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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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2 19:59:3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7-1 17:1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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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唐晓峰:重新发现中国边疆 2018-09-30 11:00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于1988年创办,迄今已满30年,从未中辍,旨在专门引进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著佳作,从历史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截至2018年8月已出版图书近180种。一本本高质量的著作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汇聚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也成为当代中国出版的奇迹。值“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之际,现代快报读品周刊推出与丛书关系密切的系列大家访谈
     2005年,唐晓峰翻译了拉铁摩尔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该书翻译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边疆问题学者的必读书。
       唐晓峰认为,作为一个知识人,“忘掉边疆”是一件很不妥当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从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历史的角度“发现”中国的边疆,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进展。
       在谈到海外中国研究时,唐晓峰说,当我们回首拉铁摩尔的叙述和他所走过的那些边疆地区的时候,会发现,边疆地带其实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陈曦 | 文 徐洋 | 摄
唐晓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地理教授。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8年复入北京大学地理系,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毕业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雪城大学地理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95年春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著有《新订人文地理随笔》《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论述》《文化地理学释义》《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译有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唐晓峰祖籍辽宁,从小长在北京。父母都是东北电影局的人,上世纪五十年代组建北影,从长春调过来一大批人,唐家由东北迁居北京。
       唐晓峰是在北影大院长大的,电影界的老前辈他都熟悉,《小兵张嘎》里的演员,除了几个小孩,几乎所有大人都是他的邻居,都在一个大院里住。
       一些北影子弟都利用近便机会进入电影圈,唐晓峰却跟这个圈子不亲近。小时候有机会参与拍电影的事儿,比如拍《林家铺子》的时候,许多孩子都去当跑街的“乱民”,但他不爱去,他也没觉得电影明星有多神奇,“什么明星不明星,早上起来,尿盆一端,就跟普通人一样。那会儿家中没有卫生间,大家都用院里的公共厕所,早晨都要倒尿盆。”
       他那会儿跟赵振开走得近。后来振开开始写诗,他也跟着写,却被振开评价为“想法可以,技巧差一些”,唐晓峰从此打消了写诗的念头。许多年后两人在香港见面,振开居然能背出他诗中的两句。唐晓峰说:“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1968年,唐晓峰随同二十几个北京知青插队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据他回忆,开始两年还挺安心,1971年冬天他回了趟北京,感觉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他们在农村落伍了。
       感谢1972年的一次“回潮”,北大到土默特左旗招生,有9个只要北京知青的名额,这样,唐晓峰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考古,一个中文。我和另外一个同学都争着上中文系。结果招生的人觉得考古是个累活儿,那个同学身体弱,不合适,于是让他进了中文,我就跑到考古来了。”
       大学毕业后,唐晓峰回到边疆地区,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在这里,唐晓峰第一次读到拉铁摩尔的书,那是民国年间的一个译本,叫《中国的边疆》。
       拉铁摩尔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和战略学家,是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学者之一。他1900年出生在美国,出生后不久随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他将中国作为“第二祖国”看待,这与那些仅仅将中国作为资料提供地和被观察对象的汉学家不可同日而语。
       1937年,拉铁摩尔曾到访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做过深入交流,了解了中共当时在西北地区的民族政策。在其日后的经典著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大历史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如同当年的唐朝一样,中共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1941年,拉铁摩尔成为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学术界已经关注到拉铁摩尔的研究,这本书也被译介到中国。

       唐晓峰认为,拉铁摩尔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研究体现了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路径。他站在从中国的外部进行观察、从边疆社会自身的主体性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这突破了传统的一切以中原为中心的认识范式。
       “你看中国古代的地图,中原地区画得非常详细,而边疆地区写几个字就完了,‘四夷’地区不值得研究。这是王朝时代地理学的传统。到了近代以后,列强在四面出现,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人才开始重视边疆问题。”
       拉铁摩尔重视边疆地区,这符合唐晓峰当时的心态。“我在内蒙古的时候,那种体验非常独特,有时觉得脚下的土默川平原是游牧民族的敕勒川,有时又觉得这里是汉朝的云中郡,一个归属中原的地区。”这种边缘感和不确定性,让他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不易把握的历史地理感受。
       这种心境,是身在“中原”的人难以体会的。“在北京的人,可能会忽略这本书,但在内蒙古,这本书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唐晓峰本来想考蒙古史的研究生,但想到那需要掌握多种语言能力才行,他知难而退,转投历史地理学大师侯仁之院士门下。
       唐晓峰曾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本色出演了一位讲美国历史的北大教授。影片中,他在台上慢悠悠地讲着美国的种族歧视,被邓超拍桌子质疑:“您去过美国吗?”
唐晓峰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出演一位教授
       1986年,唐晓峰曾去美国雪城大学留学,师从马文·赛明思——西方第一位系统研究中国南海历史问题的学者,“当时中国在南海一些问题上经常请他来讨论。”
       在美期间,唐晓峰曾随高王凌去纽约州立大学拜访黄仁宇,并在一家小饭馆吃饭。他黄仁宇的一句话:国民党改变了中国上层,共产党改变了中国下层。黄仁宇当过国民党的排长,接触底层士兵,所以懂得中国的事情。这让唐晓峰很有共鸣,他插过队,确实知道中国基层社会是怎么回事。
       “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没有下层的学问,就像是无土栽培。拉铁摩尔就是从下向上研究边疆地区的。”
       1994年唐晓峰取得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任教,慢慢和刘东有了接触,知道他在编一套书。当时学术界开始重新关注拉铁摩尔,刘东找到唐晓峰,希望他翻译拉铁摩尔的那部名著。
       “刘东本来说在1942年译本的基础上做整体修订,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后来发现需要改动增补的量非常大,所以干脆甩开那本书,基本上是从头翻译。”
      2 005年,经过唐晓峰的努力,拉氏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首次以全译的方式,作为刘东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引入中国。该书翻译出版后,已成为研究中国边疆及其理论的必读书之一。
       唐晓峰认为,当前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印证了拉铁摩尔的理念。那就是,中国需要更好地认识周边的世界,同时也需要在与世界沟通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自身。而边疆地带作为连接中国和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它的意义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唐晓峰常说自己没资格谈论边疆问题,因为他除了翻译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写过一些零星文章外,并没有做过深入的边疆问题研究。
       他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受北岛之托,今年出了一本《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系列,一直致力于发动各个领域最好的作者为孩子写书。他请叶嘉莹写古诗词,请李泽厚写美学,请刘雪枫写音乐,想起一个门类,找一个门类的作者,为了写历史地理,径直找上了北京四中时期的老同学唐晓峰。“原来我不想写,他连打电话逼了我三次,不得不写。振开就是有一股既执着又直着的劲儿。”


| 对话 |
读品:当时您已是著名的学者,为什么还愿意翻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唐晓峰:翻译书的确很累,而且不算学术成果,但我对这本书有一种情感。内蒙古是我当年生活的地方,后来又在那里做研究。有自己的经验成分在里面,就一定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最近这些年,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进展得很快,关于边疆的认识理解也有很多变化,在整个学术环境当中,这本书的价值更加凸显出来。我觉得这个翻译工作做得还是很值得的。
读品:这本书对中国的边疆研究有何启发?
唐晓峰:在中原地区做研究的人,很容易把边疆地区看成边缘地区,它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边缘,也会变成学术的边缘。拉铁摩尔这本书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可以不把边疆看成一个边缘地带。从地理上,我们给边疆一个重新的认识;另外从学术上来讲,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专门的学问,而不是另外一些学问的边缘问题,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换。
读品:1941年,拉铁摩尔出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这本书在华译介出版,这对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有无影响?
唐晓峰:1940年代就有人试图将这本书做整本翻译,说明当时人们意识到这本书很重要。任美锷在1930年代初就翻译了拉铁摩尔的东西。还有,《禹贡》半月刊为什么会登载侯仁之翻译的拉铁摩尔关于满洲的蒙古人的文章,那一定是要对当时日本占领满洲这种局面有所表态。顾颉刚办禹贡协会本身就包含了很强的捍卫中国边疆的意识。拉铁摩尔和禹贡协会有这个交集,可以说明拉铁摩尔在中国学者像顾颉刚这些人当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显然觉得应该传播这些真实的历史地理知识。
读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本书在当下有何现实意义?
唐晓峰:中国的发展,如何处理好边疆地带的问题以及边疆以外的世界的问题,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另外就是学术的发展,大家都意识到边疆地带的事情不那么简单,这让学术界准备投入更大的力量、以更加严肃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地区,也会更加尊重这些地区,这些地区的学术价值正迅速提升,这也是我们史学眼光扩大之后必然要出现的情况。中国内地的历史和边疆地区的历史实际上是交缠在一起的,甚至只有交缠在一起讨论才能更加明了中国的整个历史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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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8 14:35:35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读书》1997年第5期
https://www.sohu.com/a/119216505_507402



地理学在我国常说是“地学”,研究地上的自然环境,不错。后来考虑到“人”的因素,于是加上“人地关系”,也不错。不过,这并不完整,还应加上“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我们现在强调发展社会人文的地理之学,其要义恰在这里。从这个内容上再来定性,人文地理应属“人学”或“社会”之学,研究“人山”、“人海”组成的社会空间。
我们都发现,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外国说得很热闹。在那边儿,人文地理更受社会科学界普遍尊重。从学术思想的“根儿”上看,西方哲学重空间,老的康德不说,现代的存在主义者、结构主义者、还有更时髦的“解构主义”者,都重空间。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便有专门谈空间的章节。美国人文地理学家赛明思(M.Samuels)因用存在主义的思想写了一篇“空间的意义”,而得波伏娃书信赞赏。不知我们有没有哲学家与地理学家沟通的例子?我们搞了多年唯物主义,既有“辩证唯物主义”,也有“历史唯物主义”,但如果“物”或者“史”不是落在地上,又没有空间形状,没有个“四至八到”,那它依然是“形而上”者。
地理空间的问题,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社会历史的实际问题。我们常说美国只有二百来年历史,发展如何如何快。这是时间。而美国地盘儿相当大,它在空间上的发展也异常惊人,我们谈论却不多。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Tumer)撰有《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一九二〇)、《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九三二)、《一八三〇—一八五〇年的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地域》(特纳去世后,由其学生于一九三五年整理出版)等书,把美国历史的空间特性说得很透。特纳告诉读者,美国社会制度并非是在东部十三州预先制定好了,然后原封不动地向西部延伸,而是在延伸过程中形成、发展、建立,没有这个空间过程,就没有美国。研究空间过程对社会的塑造,属于“历史社会地理学”。有心的读者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历史年表”上的殷周是一前一后,王国维则强调它们的一东一西,意思是周人想得多的不是“跨世纪”,而是“抚东土”、“定天下”,许多制度因此而生。王国维这样重“地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向往大师的后学应多多注意。
对我国历史文明的钻研,应动用“人文地理”这一门手段。谭其骧先生说过,“建国以来地理学界重视自然地理而忽视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学遭受冷落,大致和社会学、法律学等差不多,长期废而不讲。但西方国家则十分重视,取得了很大发展。”我们的人文社会研究早应当补上这个“长期废而不讲”的部分。不过,“因人文科学不比自然科学,必须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有价值,不能光是把洋人的学说介绍几家,外国的著作翻译几部过来,就算是中国也有了人文地理学。”谭先生的话至今新鲜,字字有声。真要做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光有“高度”(无论是理论的高度还是遥感卫星的高度),一定还要有“低度”,即下到现实地面上来落实,勤勤恳恳地“按山川,览城郭,稽道里,问关津”,考察历史地理,仔仔细细地思索我国古往今来社会空间的错综构成、复杂变化。
在“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中,人文地理本十分发达,既有一整套“体国经野”载之典籍的成熟思路,也有社会纵横表里的实践操作,而历史实际中不由人意的客观呈现,更具琢磨价值。从理论上说,经过夏商周以及秦汉的长期历史酝酿,在《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中,已然形成了垂范百代的一系列重要人文地理概念。可以说,为在偌大一块地域中安排好庞大帝国的空间秩序,我们那个时代的祖先既树立了社会地理的“主义”,也解决了社会地理的“问题”。“主义”就是“九州”、“五服”、“移风”、“易俗”,这是“普天之下”;“问题”则是州、郡、县、乡、亭、里,这是“莫非王土”。在古代地理学思想中,“地理”与“地里”为不同的二者。“主义”与“问题”构成“地理”,而“地里”仅指道里远近。若以为古人只晓得道里远近,只记录四至八到,则低看了古人,高看了自己。需要我们虚怀而勤恳考察的,当然是古代社会人文的“地理”,即古人如何建州域、物土疆、辨方经野、因人纬俗。
不少学者认为,最早的人文地理是行政地理,这在中国古代尤其发达。中国古代社会每一回在地域上的大幅度变化(或者“开边三面”,或者“衣冠南渡”),都要求当朝的人士拿出一套办法,或说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或心理问题。所谓内府“版图”、朝廷“大簿”(均为人文地理档案),都是王朝管理不可或缺的凭“籍”。侯仁之先生早已指出,古代的许多地理“志书”都有行政管理意义。古代的地理“关怀”,重的是九州之内,所谓“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远矣”。为“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明王”左右的“微臣”或收图籍(汉相萧何),或研志书(唐相李吉甫),十分重视地理之术,好来“纽”天下的纲纪,“制”世上的群生。
由于朝廷的行政属性,许多地理大事都被凿成制度。所以我们研究一代制度,不能忽视制度所指涉的事物的地理活性。像政区制度、户籍制度、驻军制度、以及赋税工商制度,这类制度如果没有因地制宜的地理说明,不注意“地移而事异”,那只是一纸教条,不能看作社会实际。另外,制度到了地方,不再是严整的朝纲,经下面“对策”的修订,或社会惰性的敷衍,终表现为地方特色。有特色才是社会现实,这些现实才是真实的社会地理景观。举个例子。明朝河南光州东部有商城、固始二县,《明史·地理志》说:“固始,州东北”,“商城,州东南。成化十一年四月析固始县地置。”析县(即把县一分为二)的事,从制度上理解,很简单,下一纸诏书,记一笔新账,完事。但社会现实则不那么简单。析县百年之后,王士性宦游此地,发现“商城自固始分,当时草草,分民不分土。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田耕于固始村内。固始亦然。两县令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语。”(《广志绎》卷之三)析县的实际情况竟然如此。要说清这两个县行政地理与人口、土地分布的关系,很不容易。而什么样的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容忍”商城民滞留固始城中、田耕于固始村内达百余年,则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更有许多全非制度性的社会地理现象,由社会自己滋生而出,研究起来,更觉贴近事实。它们虽多发生在县以下的社会里,但规模却可能比县大,甚至连州跨县也打不住,比如教帮、商帮、匪帮、庙会、山香、市集之类的活动。举例来说,商业活动是地理性很强的行为,与就地干活的农业不同。秦辉对陕西三原县的研究,还有最近法兰西远东学院兰克利等人对陕西泾阳县的调查,都发现,过去这些地方商业虽然发达,农业却照样落后。传统社会里,早已是商业一套分布,农业又一套分布,二者未必吻合。因为“本”、“末”的地理机制不同,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商人则束缚在距离中。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分开来谈,再怎么样把这两样事情合起来谈,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历史经济地理题目。
文化地理是眼下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话题。我们很感谢祖宗留下了地上、地下都布满了“文化”的大地,让我们坐享丰厚的旅游收入。不过,研究文化地理,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加深对我们人类文化行为的认识。人类创造文学艺术,离不开大地,李白说“大地假我以文章”。认识这些文学艺术也离不开大地,俗话说,“不开万卷,不行万里,不能读杜诗”。欣赏中国的文学,离不开中国的土地,读“冰雪满弓刀”不能在魁北克,读“遥看瀑布挂前川”也不能在尼亚加拉。我国古时候的所谓“人地关系”,不少都是人地的文化关系,古代士大夫即使面对的是鸟兽树木、高山流水,“关系”出来的也还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科学。按美国“新文化地理学派”的看法,散文家都是天然的文化地理学家,这话不无道理。古今一理,现在张承志有一本散文集叫《大地漫步》,可以说是个很地道的文化地理文献,里面体现的概念、思想不少都是西方文化地理界正在时髦的东西。张承志没有特意去念人文地理,他只是真心地同大地交流,读大地中蕴涵的历史故事与民间风情。还有刘东再上景山的感受(见刘东《浮世绘》),都是“无师自通”,做出了美国文化地理中很热门的“解读景观”(the reading of landscape)的事情。
再回到古人。需要说一下的是,古人记录的博物知识中有不少自然地理的内容,但那只是零散的知识,长期以来不成系统,并未形成持续发展的“学科”,故不是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内容。古代地理之学的主流内容是人文地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传统地理学中,对山水的宏观格局有系统认识,但那些宏观格局是作为华夏大地的不易骨骼看待,其最高意义是为人文大局规定永恒分野,《禹贡》“九州”便是一例,僧一行的天下河山“两戒”也是一例,它们叙述的是河山布列,表达出来的却是人文大局。“国破山河在”,山河的永固,意味着民族之肌体的颠扑不破。“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历朝人士对中华大地的认知,“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所以,总结我国古代地理学的思想与实践,应脱出近代西方科学地理学兴起时重自然考察的模式,不拘限于洪堡德等旅行家式的地理学家楷模,而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找出中国自己的学问体系。
中国古代重水利,记叙河渠的书很多,其中有些内容很接近今天所说的自然地理。但即使对这样的书,也不能说来说去将它们说成纯粹的自然地理著作。天然河流与人工渠道并述,已经说明其本意重在社会水利而不是自然水文。司马迁“观”“望”过不少河渠湖水,他的感慨是“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河渠书》)《水经注》无疑是一部杰出的古代地理著作,但论证它的杰出性,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不能脱离当时地理学的整体水平,不能忽视它的篇幅甚宏的人文内容。研究古代科学史,对古人没有系统化的零星知识,我们可以把它们爬梳出来,系统整理,但最好不要轻率地称“学”。近些年,有些文章给古代的名人名著拚命戴现代式的高帽,如“生态学家”、“可持续发展思想”之类。我们说历史科学要现代化,但千万不要以为把古人现代化一番就是历史研究的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是我们,不是古人。
最后,试总括一下人文地理学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潜力与实力。就文化思想学问来讲,人文地理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书,有思想,有价值观,有文学艺术。就治国平天下的作为来讲,人文地理是古人的一番成就,有尝试,有曲折,有治乱之变。就社会的结构成分来讲,人文地理是社会诸多事物的基本属性,有实体,有层次,有过程,有全国与地方之区别。几十年来,经老一辈学者的开启,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对全国范围的政区演变研究、历代城镇规制与区位研究已相当成熟。近十余年来,新一代学者如葛剑雄等人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周振鹤等人的历史语言文化地理研究、韩茂莉等人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亦渐成体系。都说我国人文地理与国际人文地理的发展严重“脱轨”,意思是指我们当代人文地理学太偏于规划技术,太注重数学模型,而不大理会有血有肉、有情有恨的活人社会。但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却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的研究涉及的问题面很宽,诸如对军事地理、文化村落、疾病分布、商帮研究、地图思想、天下观念、地域宗教、风水思想等等,都有精采之作,远比许多国家丰富,可惜外国人中能看懂的不多。
不过,我们倒不大在乎外国人能看懂多少,倒是很希望国内研究社会历史的大同行们,如历史学家、社会史家、经济史家、艺术史家、思想史家等,能多多关注地理问题,从不同角度把中国这个大地域文明的历史地理过程和历史地理文化揭示出来。另外,也希望我们研究当代人文地理问题的学者,不要与我们自己的历史人文地理太“脱轨”。倘若我们能古今联起手来,定能建立世界一流的人文地理学。
本文源于《读书》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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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9 12:42: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1-2-8 14:41 编辑

《新订人文地理随笔》,唐晓峰著,三联书店出版
我喜欢地理学在思想上的丰富性、文化上的丰富性,从远处说,它是文明成就的一种,从近处说,它贴近人心,贴近生活。琢磨这些问题,既能满足学术兴趣,也能增加文化乐趣、生活乐趣。
地理知识是一种素材,是科学的素材,也是思想文化的素材,不在思想文化方面用功,是丢掉了地理学的半壁江山。在我国目前的地理学界,多数人都在钻研环境问题、经济问题,这是基础建设的需要,没错。但从长远来说,地理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会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兴趣所在,它的大众性更强。
在学习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听到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开始不明白,想了半天,“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随后,你用几句通俗语言做了解释。在这个瞬间,你已经把学术概念转换成通俗语言了。我认为这是真正的领悟。当然也有相反的过程,普通人说了一件事情,学问家听了听,会说(例如):“你讲的就是福柯提出的discourse。威权通过discourse而自我实现。”很多学者喜欢这个过程。我却喜欢前面那种过程,写随笔就是品味那种心得。
人文地理的话题,是常写常新的,因为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在变、眼光在变,一代人取代一代人,后浪推倒前浪,会有意料不到的主题出现。而我们的古老大地,对无论怎样的“新新人类”,都是厚载不弃的,大地之宽容会是永恒的话题。当然,如果有谁不顾大地的脾气禀性,胡作非为,大地也会是不客气的。
《人文地理随笔》的第一版是2005年发行的,现在过去了十来年,老友吴彬提出修订一下再版。我于是复查了一下原来的篇目,感觉有些话题比较死板,有些篇目比较学院气,不适于放在“随笔”名下,于是拿掉。另外,近些年又有些新写的篇目,正好趁这个机会加进来,这样就形成了这本《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唐晓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4
ISBN:9787108061102 定价:46.00元
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揭示出许多历史发展的机缘,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观察角度,则强调历史发展还须有一个地理机会。所谓地理机会,意思是具体的历史发展从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还是在地理上,渐渐扩大,最后完成。
*文章节选自《新订人文地理随笔》(唐晓峰 著 三联书店2018-4)。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于微信后台联系。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文 | 唐晓峰
大禹治水传说的新证据
从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场重要的宏观地理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表述出来的。
二〇〇二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叫燹公盨,其内底的一篇九十八字的铭文,引起学术界的震动。铭文劈头便讲:“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差地设征。”撇开铭文的其他重要内容不论,仅这十来个字,就说到了中国古代地理的一桩大事,即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每个中国人熟悉的一个历史传说,大概在小学课本中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意义不只是战胜水灾,不只是把洪水疏导光就完事了,这个传说中包含着一系列整理疆土的伟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追溯到的中国大地上大范围的、一体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点,就是以大禹治水这件事为标志的。
大禹治水后,他所行经的地方,被称作“禹迹”。经过大禹治理的地方就变得文明,没得到大禹治理的地方依然是野蛮世界,所以“禹迹”就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在“禹迹”的范围内又划分为九个州,于是“九州”又成为文明之邦的代名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演进,因为“九州”说出了一套地理分区体系、一个大范围的地理格局。从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进,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场重要的宏观地理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表述出来的。
燹公盨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文献中多有记载,而最经典的历史文本是《尚书》中的《禹贡》篇。在王朝历史时期,《禹贡》属于儒学经典,备受尊崇,人们笃信大禹治水、分画九州是事实。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王朝体系崩溃,旧学沦落,新思潮涌现。在这个背景下,一批历史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历史传说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指出传世文献记录的东西不是那么可靠,于是纠正了不少对早期历史的误传。关于大禹治水这件事,传世文献的记载受到怀疑,而确凿的证据只有东周时期的铜器铭文,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谨慎的人只追溯到春秋战国,不敢讲得再早。
现在,燹公盨的发现及其铭文的释读,将大禹治水传说的确凿证据提前到了西周时期。有了这个证据的支撑,文献中有关西周时期大禹治水、分画九州传说的记载也相应增强了可信性。我们可以确信,在大约三千年前的时候,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流行了。
大禹治水是历史“传说”,但传说背后的时代特征与传说表述的观念应当是真实的。在大禹治水、分画九州的传说中,我们最关心的是对大范围疆域得以整治的积极颂扬,和对其作一体分区的认知方式。这些东西都是西周时期地理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一些青铜器铭文证据显示,到了春秋时期,无论是东方的齐国还是远在西方的秦国,都存在着这样的颂扬和认知方式。
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时期大禹像拓本
我们一般把“统一中国”的功劳归于秦始皇,而说周代是一个分封割据的社会。但是在许多观念上,特别是在地理观念上,“一统”化或一体化的东西早已在周代大量出现了。除了“禹迹”这个仍带有原始痕迹的一体性地域概念外,周人还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也是一体,是更成熟的一体性地域概念,“九州”则是它的分区。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所称颂的“平水土、画九州”的伟业都是在禹的名义下完成的。这说明在周人眼中,禹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而禹所处的夏朝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时代。不管周人做了怎样的夸张,也绝不会是无端的编造,我们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时,对于周人所传颂的事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这次发现的燹公盨铭文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地理思想史内容。铭文中将大禹治水与“明德”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已成为“德”的重要例证。“德”,是周人着重宣扬的精神崇拜对象,是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正统性的标准。大禹治水与“德”的联结,说明“禹迹”“九州”这些连带性观念,都具有了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这一思想发展,为后世以“九州”为代表的大一统地理观念之不可动摇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桩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燹公盨铭文拓片
中国的“两河文明”
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其中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的相同。如果这位贵族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项部署,那么我们可以说: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江,“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了不少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考古遗址,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令人刮目相看。于是有人借用一个老词儿“两河文明”,称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又一个“两河文明”。中国的“两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中国的这“两河”,比原来常说的两河即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要长大得多,两岸也辽阔得多。另外,黄河长江的水性、两岸的人文各不相同,历史关系也很复杂。中国的“两河文明”需另有个说法。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中上游最近处恐不足百里,下游今天已汇流为一,两条河流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水性不致相差太大。历史上两河之间(称“美索不达米亚”)有苏美尔等古老文明发祥,两河合力浇灌,养育出灿烂成就,如车轮、历法、文字。两条河流在人文发展上的“一体化”,是那里的明显特点。
中国的黄河、长江,在养育早期文明方面,很难说一体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同,是两大类各自成长的原始文化,互不统属。即使到了铜器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人文关系也不是那么清楚。西亚的两河流域约在公元前二三二〇年时出现统一国家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而中国的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黄河、长江的统一比西亚那两河的统一要难得多,也伟大得多。
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所知力量最大的王权,即夏朝和商朝,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另有大小王权,或无法确知,或势力小不成气候。黄河流域的夏王权势力是否曾到达长江流域?按史书的说法,大禹曾巡狩到会稽(今绍兴一带),算是到了长江。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此事多抱怀疑态度,认为夏朝不可能远控江表。商朝的势力到没到长江?本来也是否定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赞成派的证据,问题开始变得有趣。
首先是一九七四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现,其中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郑州商朝都城遗址的相同。根据这些实物证据推测,很可能是黄河流域商朝的一支贵族率人来到这里筑城定居。问题是,这位贵族为何远离热土辗转至此?他是否负有商王的什么使命?如果这位贵族不是偶然来到这里,而是履行商王的一项部署,那么我们可以说: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江,“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盘龙城宫殿复原图
不过,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政治意义,必须有更实际的经济说明、军事说明或信仰说明,才站得住,无端的领地扩张、为领土而领土的事情在商代应不存在。在盘龙城遗址被发现以后,继而探索商王对于长江流域究竟抱有怎样的需求的问题,便是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在长江流域,不断有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被发现,犹如重笔勾勒出长江流域惊人的铜器文明。最有名的当属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不过在考虑盘龙城商朝据点的战略意义时,一批商周时代铜矿在长江中游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它可能提示着北方早期王权觊觎长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文明特征而论,没有铜器不成商朝,商王对于铜矿资源的控制一定不吝代价。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盘龙城商朝据点与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可能有关系。经济的需求(铜矿)导致政治行为(诸侯据点),在理论上没有问题,在历史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也许黄河与长江的政治结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盘龙城青铜钺、盘龙城玉矛
黄河、长江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河,其两岸均为人文渊薮,但“两河”的政治统一过程并非一件简单迅速的事,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它需要强大的王权或皇权支持,还需要跨越大空间的社会组织措施。黄河、长江的最终全面联合,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巨大成就。
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
讨论一个具体国家的产生时,却不能总是抽象。虽然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也就是“龙山文化”后期,我国方域之内存在不少临近国家“门栏”的社会族群,它们都未能跨越门栏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国家。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于晋南豫西,即夏朝。看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的“地理机会”。
九十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论国家》。这是本篇幅不长的讨论国家历史问题的书,一九九九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书中在讨论国家起源时,涉及一些地理性质的问题,很值得注意。
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揭示出许多历史发展的机缘,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我们强调历史发展还须有一个地理机会。所谓地理机会,意思是具体的历史发展从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还是在地理上,渐渐扩大,最后完成。历史发展的地理机会,就是那个(些)最早具备条件的地理部位。善于“脚踏实地”思考问题的人,都会明白,历史发展没有地理机会是不可能的。英文的“发生”一词写作take place,直译是“得一个地方”,很有地理意味。
国家的产生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来讨论(这样的讨论已经相当多了),但是讨论一个具体国家的产生时,却不能总是抽象,章学诚说过:以议论为春华,以事实为秋实,要华实并进。如今研究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问题,以文献、考古材料之丰富,应当开始考虑摘取秋实了。
中国最早的国家“秋实”集结在晋南豫西地区。虽然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也就是“龙山文化”后期,我国方域之内存在不少临近国家“门栏”的社会族群,苏秉琦先生曾将其归纳为六大区系,但无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如何繁盛,辽河之畔的红山文化如何发达,它们都未能跨越门栏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国家。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于晋南豫西,即夏朝。看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的“地理机会”。
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纯粹农民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易产生国家,甚至说“原始农民从未创立过国家”。他援引地理学家拉策尔的观点,认为农人与牧人之间的矛盾,是早期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国家首先在那些与遥远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农民地区产生”。奥本海观点的普遍适用性,可能有问题,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西亚的历史,对于埃及或南美可能不一定适用。但其强调农人与牧人的接壤处是早期文明激发地带的观点,也许确实代表了一类模式,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注意。
我国北方有一个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结构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一项恒久的历史主题。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对这个历史主题有丰富的反映。近世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详细考察过这个历史主题,写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今天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承认,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很可能也是如此。
如果考虑国家起源之“地理机会”的人文边际特性,在夏文化(即中国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中,我们更关注晋南地区。晋南是中国古代北部“人文边际”地带的最南端。司马迁曾明确指出这里存在过的一条人文分界线,即“龙门—碣石”线(见《史记·货殖列传》,今习称“司马迁线”),上古晋南地区的这条人文界线,大体由今天的龙门山向东北延伸,经霍山再向东北,最后止于今河北昌黎一带。这条线是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的分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是一个狩猎畜牧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特征上,已经表现出区域差异。特别是从经济上观察,在滹沱河至晋中一带,“多半是狩猎、畜牧为主而兼营农业”,在晋南与晋西南地区,“则多半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上),《山西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山西考古学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说明彼时已形成两大族群,北面的族类“可能是属狄(翟)族及其先世”,南面的族群“似可视为中原华夏族或其支系的先世”。[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上),《山西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无论族属如何命名,这些文化现象说明在这个时候,已逐渐出现了一条“农猎”或“农畜”的分界线。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山西南北一线的文化曾有南北影响强弱的拉锯变化,这在北部的朱开沟文化中有所反映。
在南北文化拉锯变化的某个时间段,陶寺龙山文化在晋南出现,它的来源背景尚待确证,但其所包含的早期国家因素(礼器)却渐为公认。陶寺文化分布于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诸县(市)发现大量遗址。核心区是崇山周围的汾浍三角洲地带。遗址年代距今四千五百至三千九百年。从遗物中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看,其经济为发达原始农业。在时间与地理区位上,陶寺文化与夏朝具备衔接关系。
陶寺龙盘
夏代国家形成的事实让我们无法忽视与其时空密切的陶寺文化的意义,而陶寺文化的地理位置,也让我们无法忽视它独特的人文边际关系。后来的晋国几乎占据了与陶寺文化相似的地理位置。关于晋国,史书中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陶寺文化时期,周围的“深山”里活动着些什么样的人群,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关于晋南国家起源的历史,我们可以讲的话比以前多了许多,而晋南的特定人文地理部位,要求我们一切判断要以晋南的基本人文地理事实为依托。历史事件的地理机会有其必然性的内涵,夏朝国家绝不会是偶然地于晋南登场。我们站在历史地理学的立场认为:认识晋南,才能认识夏朝。

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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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9 16:13:43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地理学的两个世界2016-10-13 21:24

《周礼·考工记》讲了一段怎样“营国”(修建都城)的话:“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现在,许多讲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人都引证这段话,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古代的都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看法相当深入人心,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改正了。
吴良镛先生早就说过,这不过是中国古代的“理想城”。也就是说,《考工记》讲的东西,是挂在嘴上、画在纸上的,不是建在地上的。考古学家已经发掘研究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名都,绝大多数都城都不是《考工记》说的那个样子。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古书记载的不都是事实,还有思想,不分清这两者,就会把纸上的当成地上的了。
周王城图
最近读了陈方正先生的新书《继承与叛逆》,见古希腊睿智哲人的一番作为,又对地理学思想的问题生出一些感言。世界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在地理学的叙述中,乃有两个世界。
在古希腊,一班思想家们以及古代科学家们在哲学、数学、天文学的推动下,于数理地理学方面成就很大,对此,几乎在所有的地理学史研究中,都有甚高评价。数理地理学描述出一个数字地球,有周长,有经纬网。在上古时代便有这样的认识,的确令人吃惊。数理地理学的成就,按方正先生的看法,属于早期“科学革命”的成果,涉及人物包括柏拉图(地圆说)、亚里士多德(地圆说证明)、埃拉托色尼(地球周长测算)、托勒密(经纬网系统)等。地理问题在思想史中的地位如此之高,牵涉人物如此之大,恐怕这是唯一的一次。方正书中自托勒密之后不再谈及地理问题。
托勒密
古希腊人的数字地球观,决定了古希腊的地图绘制方式。古希腊地图传统的最高成果体现在托勒密的地图上,在托勒密的地图上所呈现的是一个经纬网络与现实海陆分布叠合的世界。需要注意到的是,经纬网络在那个时代并无实际用处(如今天这样的航行定位功能),它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系统,与政治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是科学的、数学的、均质的。遵循柏拉图的思想,均质世界是理想世界(所以大地应该是均质的球形),以这样的理想原则反观凌乱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当然是一个问题世界。柏拉图认为世界在逐渐变坏。
数理地理学似乎向人们揭示,世界秩序中有一个几何学的本质,现实地理现象是凌乱的,若没有这个严谨的几何秩序,世界几乎无法认识。“万物皆数”,即数目是一切事物的本质,经纬系统或可看作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在地理观上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经纬系统比现实海陆系统更接近世界地理的本质。经纬系统(以及依照这个系统分布的事物,例如温度地带)代表着本质世界,而海陆山川的错综格局是表象世界,这就是古希腊人的两个世界。
希波丹姆主持重建的米利都城地图
很可能是受到数理思想的影响,古希腊人重建被波斯人焚毁的米利都城时,设计了街道正向直角相交的均匀的方格网(grid)形态。设计师希波丹姆(Hippodamos)因此号称“城市规划之父”。城市平面规划对grid的使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最有成就,但中国的城市方格网是求方、求正,似没有严格的数字内涵。数学本是实践活动的需要,但渐渐独立为解释理念世界的语言。中国古代对数学的应用,与古希腊的数理不同,希腊的具有科学属性,中国的则融合哲学。
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古希腊的数理世界在理想属性上十分极端,我们或许觉得它太形式化,没有什么具体的地理内容,不便称其为“世界”。但数目,在古希腊哲人思想中,不是形式,而是实质。基于这一思想背景,称其为“理想世界”并非全无道理。当然,在理想世界观上,希腊人除了上述抽象数理层面的构建,也有比较具体化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界发展的目的论,就是预设了另一种理想未来世界的存在。
对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地理描述从来都不缺乏,无论在哪个民族的知识史中都大量存在。在所谓地理学思想史中,民族(或文明)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想世界观上。人们追求的是在地理世界中发现某种更高层次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规定着、说明着世界的本质。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追求,人们在地理学思想中建立了各色各样的一致性的原则,用以解释、论证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即所谓“应然世界”。
对于地球表面,这个地理学的关注对象,上帝的作品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数学关系是世界的一种一致性,阴阳五行秩序也算世界的一种一致性。一致性决定世界的原质属性、根本秩序、核心价值。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4-公元20)、洪堡(1769-1859)都在探求环境世界的一致性,只是在今人看来,洪堡做得最好,他为地球表面建立的一致性是科学的、逻辑的、功能的。洪堡因此成为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
中国的五行说好像与希腊的四要素说类同,是对自然界的一致性或曰体系性的解释。但希腊的四要素,即水、土、气、火,都是物理自然物。中国的五行不但有木,这个生物品类,还有金,这个有几分人文意义的品类。金有天性,但并非天生,金克木符合天性,但要人来完成。所以中国的五行要更复杂一些。
如果只围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转,我们只会感到那个纯粹的或朦胧的应然世界的存在,而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具体模样却没有知晓。幸好有到处游历的希罗多德等人为后代留下了两千多年前的实然世界的丰富记载。我们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家,称希罗多德为历史学家。两类学者各自述说一种世界。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Paul Pedech)在研究古希腊地理学史的时候,注意到地理学叙述中的这两类世界的存在,所以说:“哺育希腊地理学成长的两位‘奶母’是地理考察和哲学。”(《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
二世纪时托勒密所绘之地图
与古希腊人出色的哲学成就相对照,随后的罗马人在思想上几乎无所贡献。在地理学史研究中,作者们尽情批评罗马人的停滞、无为。《罗马科学》的作者斯塔尔(Stahl)曾说:“对希腊人来说,大众手册是科学的下等,但在罗马,科学知识只有一个等级—手册的等级。”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说:“罗马人和希腊人不同,他们在地理学领域内没有作出什么新的贡献。”其实,罗马人缺乏的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关照,而关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知识他们并不逊色。
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地中海为其内湖,出于军政管理的需要,帝国统治者必须准确地了解四方的土地以及山川道路的形势。没有准确的地理知识,不可能建设并总控聚焦罗马城的条条大道。地理手册不是一般的志书,而是官员行政的资料基础。正是罗马人确立了影响深远的欧洲道路体系与城市体系。关于对现实世界的地理知识的利用与在现实世界中的大空间人文建构,罗马人优于希腊人。
四世纪以罗马为中心的地图
斯特拉波是罗马时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学》十七卷。他明确表述自己的看法:“像测量土地采用天文学家的基本原理,而天文学家采用物理学家的原理一样,地理学家应当以已经测量过的整个地球的报道作为真理,并相信地理学家过去所相信的原理,首先测定我们所居住的土地的面积、它的形状、自然特征和对它所有土地的关系,这就是地理学的特有对象。”斯特拉波并非不知道那些天文学家所做的事情,但认为地理学关注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是穷追抽象原理还是辨认具体事物,后来的学术史表明,地理学永远徘徊、纠缠在二者之间。
斯特拉波亦被称作历史地理学家,像希腊的希罗多德一样。希罗多德在历史叙述中感到了说明地理环境的必要性,即阐述历史与地理之关系的必要性。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记录了大量地理知识,并讨论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有环境决定论的味道。与那些将天文与地理搅在一起的数理学者不同,希罗多德以及后来的斯特拉波等人将地理与历史搅在了一起。美国地理学史学者詹姆斯的说法很有意思:“希罗多德所以被称为历史学者,主要是因为历史学者比地理学者为多,其实他的著作中极大部分显然是属于地理方面的。”
当然,罗马人缺乏理念世界的构建是一个重大缺失。罗马人甚至对于帝国地理本身也没有多少理念建构,所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社会上似乎没有爆发出强大的复国理想。罗马人务实,专注于法律、政治,对于大自然本身缺乏好奇和热忱,这个特点与我国王朝时代入世的儒家君子类同。不过,中国王朝人士曾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王朝地理理念,他们将具体的王朝疆域构建为一个天经地义的、具有崇高价值的核心世界,几成为一种理念世界,升华为信念、信仰。“国破山河在”,“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这类信念成为王朝之不可动摇的另一种根基。历史证明,凡百折不回的事情必有坚定理念的支撑。
在中国的王朝地理学中包含理念世界,只是这个理念世界不像希腊数理世界那样出身高远,而是由经验层面向理念层面的越升,“九州”观念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同样是九州这个概念,可以分身为两个世界的代表,一个在现实世界,是《禹贡》的叙述,另一个在理念世界,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的叙述。
“九州”是先秦时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先秦文献叙述“九州”者主要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以及近年公布的出土楚竹书《容成氏》等。在对九州的来源的叙述上,《禹贡》《容成氏》以为源于大禹治水,这是儒家立场。儒家不讲自然天地的生成,但强调人文世界的开辟,人居世界是上古英雄圣贤取火设巢、平定灾难的结果,九州这个人间的区域体系就是大禹在救灾之后依照山川界限所布设。《有始览》的理论立场是道家自然主义,兼有阴阳说的含义。在《有始览》的叙述中没有大禹,九州是在宣讲“天地合和”之大经时出场的。地上的“九州”与天上的“九野”相对应,它不是圣贤人物的工作成果,而具有“天成”的本质。这时的九野、九州属于理念世界观。
“州”的字形出于河州的实际样子,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有“九州”概念的树立。“九州”又渐渐在社会思想中生根,终成为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秩序。古代中国的理念世界包括道德寰宇、天下王朝、五行世界等几大方面。其中天下王朝观的现实意义最强,但同样具有厚重的理念价值。九州的概念也是双重的,是现实的,也是理念的,它是王朝世界观的基础概念之一。
在所见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无不叙述现实世界知识的积累过程。但不少著作常常略去理念世界观的内容,以为无甚价值,或责其荒诞。这是受了现代科学地理观的影响。在科学史观的影响下,除了具有科学意义的思想观念,别家观念都不足论。王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地理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庸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写《中国地理学史》一书。这是现代学者首次撰写这个题目。不过,王庸对在这个题目下写作颇感困惑,他认为,“明清以前,除地图地志以外,实在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学可讲。”但是,“这是题目的限制,没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王庸说得很明白,他是勉强使用《中国地理学史》这个书名的。
中国古代文献中含有大量地理知识的记录,有些话也很精彩,只不过它们多是零星片断的。王庸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类片断记载的地理知识,但他认为:“至于其他片断学说,间有与现代地理学相合者,如朱子有类乎地质学之学说,沈括知指南针有磁差之类,则或出一二天才之敏悟,或不过于尝试错误中,偶然推想而得,皆未足以成系统之科学。”(为求通贯,引文删去原括号中的内容)这里,王庸强调的是“系统之科学”。王庸的看法是正确的,知识的零碎状态与系统状态,其意义、价值大不相同。只有系统化,才可以建立“一致性”的世界,才是“系统之科学”。
不过,科学的一致性的世界观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但其他家派的一致性世界观是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地理学这个问题上,王庸是过于偏执了。尽管如此,王庸所强调的学问或学科要有系统性、一致性的特点,仍是个重要见解。
地理学应包括两重内容,经验事实的搜集与理念系统的建立。在对经验世界的知识搜集时,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可以没有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这是志书的特点。而在对理念世界作描述时,必须具备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理念世界并非没有现实要素,但现实要素在理念世界中被重组,就像掉落的苹果被置入力学体系中一样。现实世界亦并非没有理念的浸入,但其目标不在于此。地理学的这两个世界也可以看作是叙述的两类出发点,在某个部分是重合的,但方向不同。
哈维说,不同的地理哲学推出不同的地理世界。这是理念世界的特点。人们眼前的经验世界就是那个样子,但在地理学中的理念世界可能是多样的,詹姆斯的讲地理学思想史的书名为《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英文的“世界”一词用的是复数。
一般来说,人们以为对现实世界的了解是确切的,这种确切给他们很强的自信心。但是,面对现实又总有对世界作进一步解释的愿望。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说:对于解释的愿望来源于对某些经验产生一种诧异的反应。这种诧异,是在一种已定情况之下的预料和我们对它的实际经验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然而在提出一种解释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的诧异和冲突需要解释,这种“问题-答案相互作用的过程会最后导致产生条理化了的知识体系”。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对世界的解释不止是消解诧异,还有人的目的。
每一种解释似乎都会还原到经验世界里面去,但这种还原只是部分的。经验世界、现实世界是具体的、混杂的,而解释出来的理念世界是抽象的、一致的。地理学在不断地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性,从古至今已经解释了各种“诧异”,但人们发现诧异是永恒的,人类又在不断地变换目的,这些正是地理学要永久存在的理由。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2009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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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9 16:20: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8-10-29 16:24 编辑

唐晓峰 | 格拉肯: 一位“迟到”的伟大地理学家

现在,这样一部优秀著作终于有了中文译本,它必将成为中国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思想史学界的重要参考文献。这不是一本概述式的教科书,而是一部深度反思历史的学术著作。关于自然、大地、环境的认知,是人类思维的重要基础,是神学、哲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的原始起点之一和始终关注的主题之一,因此,此书不仅是了解西方地理学的名著,也是一部认识西方文明的独特而深刻的读本。


本文系唐晓峰教授为《罗德岛海岸的痕迹》(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一书中文版所作的序言,关于本书的详细信息,可见今日二条。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8年03月16日,原地址可见下方“阅读原文”。

本文全文较长,敬请耐心阅读。

格拉肯:一位“迟到”的伟大地理学家


唐晓峰



克拉伦斯·格拉肯(Clarence Glacken,1909—1989),是一位美国地理学家,他在地理学研究上的成就,主要是地理学思想史。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地理学思想史专委会主席的胡森(David Hooson)教授对他的评价是:格拉肯把这门学科即地理学的视野极大地拓展,超越了本世纪绝大多数地理学家。他涉及了一系列思想领域的重大问题,具有罕见的广度与深度。他的学术成就会长久地影响思想界,且跨越众多学科。

格拉肯于1909年3月30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1928年,19岁的格拉肯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获得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研究方面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在这期间,他主要选修特加特(Frederick John Teggart,1870—1946)教授的有关历史理论方面的多门课程,受到思想史研究的启示,“打开了一个自己不怎么知道的学术领域”。

这一期间,著名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1889—1975)已经在伯克利地理系执教,但格拉肯与他并没有什么接触,“我没有时间选特加特教授以外的课程”。对于地理学,格拉肯在主观上还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

不过,从一位年轻女老师那里,格拉肯不仅学习了多方面的社会科学知识,并开始了解到关于环境的思想的历史,包括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的思想、法国的可能论,以及亨廷顿的环境论。这些可以说是为格拉肯日后耕耘不已的研究领域播下了种子。

格拉肯于1930年代初毕业。在毕业后直到1949年再度进入大学学习的近20年时间里,格拉肯从事了一些社会、军队的工作。这些工作,使他“从抽象的理论思想世界(历史理论学习)降落到现实的社会中”(胡森)。

1937年,他用了11个月的时间周游世界,所游历的地方包括:地中海地区、中东、东亚(包括中国)、南亚等。这些地区深厚的文明积淀,自然与文化、人类与大地之关系的多样性,引出一连串的问题,涉及环境、人类创造力、宗教信仰、传统、风俗习惯等。在46年后的回忆中,他写道:“我有一个想法,我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山脉、河流、明镜般的湖泊、城市、市场等。当我阅读关于思想的历史和与之相关的我所知道的地方的时候,它们都变得生动清晰,充满了意义。”比如地中海的各种景色,会清晰生动地在记忆中浮现。

“没有旅行的经验,我不可能去研究思想史。”这句话如果不是出自格拉肯之口,我们或许不会认真地对待它。显然,格拉肯在旅行中是一个有心人,他说“这些旅行其实是一种田野工作”。“田野工作”,这是地理学家严肃的术语,它标志着对所见景观的出于学术的反复思考,在含义上,与仅仅满足观光的旅行完全不同。这些丰富的经验观察,也被格拉肯吸收到后来在伯克利大学的关于东亚、地中海、欧洲的教学中。

胡森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经验,成长在真实世界,还是成长在图书馆,对地理学家来说是存在差异的。当然,格拉肯并不缺乏图书馆中的钻研,通过博览群书,他曾与历史时期的众多思想家及学者对话,而由于在真实世界中的当代经验,使他在这种对话中更增添了一份资格。

在1941—1945的5年间,格拉肯被“投入”美国军队,从事文职。他去过冲绳和朝鲜,对南朝鲜失去森林的荒山不能忘怀。而关注最多的是冲绳的乡村。后来,他把在琉球的观察和思考,写成了一本书《伟大的琉球:冲绳乡村生活研究》(The Great Loochoo: A Study of Okinawa Village Life,1955年)。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

他也曾在华盛顿工作,在那里幸遇第二任妻子,后来又结识她的上司威廉·福格特(William Vogt, 1902—1968),他们三人成为很好的朋友。福格特是著名的生态平衡理论的倡导者,他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一书讨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对于格拉肯来说,与这位好朋友的思想交流,令他对如下问题的兴趣油然而生:人与环境的关系有怎样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中人们是怎么思考这类问题的?由于当代的环境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福格特说:著书,可以武装人民,也可以令政治家和领导人警觉。格拉肯说:“这些都促使我去钻研思想的历史。”福格特去世后,格拉肯曾撰文,表达了对福格特的深切怀念与崇敬。

1949年,格拉肯意识到,要满足并发展自己的研究兴趣,必须进入学术机构,进入大学,做一个职业的学者、教授。这时格拉肯已经40岁,但年龄并不妨碍他注册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鲍曼地理学院(Isaiah Bowman School of Geography)的正规博士课程。从这时开始,他认同自己是一名地理学者,不过,是“一名迟到的”地理学者。

格拉肯的大学学习永远是高效的。1951年,仅用2年时间,格拉肯博士毕业,所撰论文的题目是《可居住世界的观念》(The Idea of the Habitable World),内容包含四种相互交联的思想的历史,它们是:18世纪中期到二战后的人口理论、环境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土地的概念、现代生态理论。虽然这篇博士论文始终没有发表,但格拉肯感到从中的收获是令人兴奋的。论文中的重要观点,都被吸收到后来的著述中。

博士毕业后,格拉肯做了一段人种学的调研工作。

在一次去冲绳的路上,格拉肯遇到索尔,这是他第一次与这位地理学大师亲身接触。格拉肯说,他早已拜读过索尔的作品,并感到“历史地理学导言”是最能鼓舞人的一篇,在这篇作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致辞中,索尔表达了对于地理学思想史研究的赞赏。

通过这次结识,索尔开始发现并了解了这位“迟到”的地理学家。这为格拉肯的学术命运带来重要转折。从日本回来后,显然是出于对格拉肯的经历以及思想的欣赏,索尔主动介绍他加入了伯克利大学地理系,成为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地理学系的教师。在1952年秋季,“我开始了伯克利大学的生涯,而距从这座校园毕业,已经22年了”。格拉肯最初的职位只是一个教员(instructor),而此时,许多他的同龄人都已成为正教授。

索尔支持格拉肯开设一门思想史的课程,并在学校课程目录上将课程命名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这门课所讲述的地理学思想史,从古代直至当代。这正是格拉肯热爱并越来越熟悉的东西。他除了休假,每年都上这门课,直到1976年退休。

就这样,从进入伯克利大学教学开始,沿用胡森的比喻,格拉肯又从现实社会中升起,返回到抽象的思想理论世界。据格拉肯自己的回忆,随后参与的几次重要的学术活动,使自己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坚实。

1956年,他参加了一场著名的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是“人类在改变大地面貌中的角色”(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大会的组织者是托马斯(William Thomas),此外还有索尔、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贝茨(Marston Bates)联合担任大会主席。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经显示了会议的不比寻常。格拉肯为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是“可居世界之观念的变化”(Changing Ideas of the Habitable World)。在论文中,格拉肯描绘了从柏拉图、西塞罗到布丰、达尔文这样一条历史思想走廊。他说,“我对人类作为能动的实施者而改变自然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但我的兴趣并不是在具体的变化,而是在人们如何解释这些变化。”评论说,格拉肯的这篇论文是第一篇对宽广的地理学思想领域造成真正冲击的论文。会后,出版了与会议主题同名的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后来成为格拉肯课上长久使用的参考书。

随后,1961年在檀香山举办的“人类在岛屿生态系统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the Island Ecosystem)大会上,格拉肯提交了论文“在自然世界中生长的第二世界”(This Growing Second World within the World of Nature);1965年在普林斯顿举办的“北美未来的环境”(The Future Environment of North America)大会上,格拉肯提交了论文“关于人与自然主题之研究”(Reflections on the Man-Nature Theme as a Subject for Study)。在这些学术活动中,格拉肯向学界展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

格拉肯日益认识到,在西方意识形态历史中,神学曾具有强大影响力和解释力,而各种复杂的讨论层出不穷。意识形态是在历史中被人们创造的,属于历史范畴,或者说是人们不断在逝去的东西上面创造新的东西。在复杂的历史积累中寻找思想的某种秩序,成为他的研究目标。

终于,格拉肯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思考集结整理为一个整体,在1967出版了《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一书(以下或简称《痕迹》),这部书,既是格拉肯自己学术的里程碑,也是西方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事实,也是地理学自立的基石。而这个主题所衍生的许许多多思想却隐藏在不同的名目之下,格拉肯用三大主题将它们揭示出来:1,地球是所谓神意设计的星球,是统一的整体;2,生态思想的发展;3,环境可以影响文化,而人的能动性又能够改变环境。


这部书出版之后,格拉肯的研究仍在继续。1982年,作为《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一书的续篇——关于19、20世纪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史——的初稿完成,但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见其出版。格拉肯的遗稿最终由拉詹(S. R. Rajan)等人整理,交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书名是《环境论的谱系:克拉伦斯·格拉肯遗作》(Genealogies of Environmentalism: The Lost Works of Clarence Glacken,edited by S. Ravi Rajan with Adam Romero and Michael Watt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7)。


在1960年代后期,格拉肯担任了伯克利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职务。同事们回忆,与他宏伟的学术相伴随的是深深的人文关怀精神,他是受各类学生尊敬的、和蔼的老师,这不在于口才,而在于他的睿智、聪慧、善良。格拉肯于1976年退休。

在任教期间,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是他与惠特利(Paul Wheatley,1921—1999)的合作。1958—1966期间,这位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及社会思想学家的亚洲(包括中国)研究专家也在伯克利地理系任教。格拉肯与他一起讲授高级班的文化地理课,讲物质文化,也讲非物质文化。惠特利还增加了他所擅长的城市历史的内容。这门课程犹如一对大师的二重奏,令学生们十分享受。

格拉肯晚年受到心脏病的困扰,于1989年8月20日逝世,享年80岁。人们注意到,与他大约同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例如詹姆斯(Preston James,1899—1986)、特瓦沙(Glenn Trewartha,1896—1984)、索尔、雷利(John Leighly,1895—1986)等,都有近60年的写作生涯,而格拉肯还不足25年。但正是这些年的工作确定了他学术上的不朽性。格拉肯以作为一个地理学家而自豪,他被毫无疑问地列入了本学科历史中伟大的学者的行列。(胡森)

毫无疑问,《痕迹》一书是格拉肯的代表作,也是“这个世纪由地理学者或者思想史学者撰写的,最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此外,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唯一性的特殊的领域,甚至对于未来,(其地位)也是如此。”(胡森)

本书围绕三大主题展开:地球是被有意设计出来的吗?地球上的气候、地形、各大陆的构造是否影响了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性质,是否在塑造人类文化的特征方面施加了影响力?在人类居住于地球的漫长岁月中,人们以何种方式将地球从它假设的原始状态做出了改变?在西方文明中,这三大主题中的观念对于理解人类、人类文化和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三大主题所提出的问题,开始了西方近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格拉肯在书中的考察范围穿越四个大时代,时间延续2300年,涉及这漫长历史时期的每一位思想家。他说:在探索“这些观念的历史时,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可以说生活在这2300年间的每一位伟大思想家都曾对这三个(主题)观念之一发表过言论,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对所有这三个(主题)观念都有所论述”。

上述思想观念“散落”在古代及近代思想家们的各种著述中,包括科学、哲学、神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涉及数百位思想家、文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可以说格拉肯面对的材料是海量的、繁杂的,这需要高度的驾驭能力和极大的耐心。况且,还要阅读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多种文字。

在考察研究中,格拉肯不满足于阅读被整理概括之后的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寻求他们的思想原貌。原著才是格拉肯展开讨论的依据,所以,他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概括,而是展现思想家们观念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例如对孟德斯鸠,一般认为他是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而格拉肯指出:孟德斯鸠处在一个环境影响理论已经大行其道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方面,“人们对孟德斯鸠的兴趣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影响力,而不是他的原创性”。孟德斯鸠于1755年去世,但是他影响了18世纪下半叶的思想,在满足于思考社会原因的道德哲学中,加入了对自然因素的关注。人们往往根据《论法的精神》的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判定他持有教条式的环境决定论,但通读全书,则很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在《论法的精神》中有一些章节(特别是第十四章的第1节、第十九章的第4节)显示孟德斯鸠并非是一个决定论者。《论法的精神》中不同的段落反映了孟德斯鸠个人思想的复杂性。复杂性更接近于真实性。

思想家们的社会影响,往往是社会选择性地接受的结果。孟德斯鸠的影响,当然在他所论证的环境作用的一面,这其实也是时代的倾向。卢梭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法律的制定要注意地方文化和环境的情况。这里可以看到环境思想在社会事务方面的重要关联性,这是极有历史意义的表现。

《痕迹》书中类似的讨论很多,所以评论说:格拉肯总是努力验证那些成说或简单的判断,这些判断曾被广泛接受,并被简单重复在问题的研究中。

格拉肯在书中给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思想历史的情景。他指出:人们并非用空空如也的头脑去迎接一个新时代及其所提出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问题。处于转变时代的思想家,他们都被卷入作为回应新发现而出现的新思潮之中,他们写作时都熟悉旧有的观念,都意识到这些观念在阐释新知识中的重要性,并且都明白他们自身现在必须经历的修正。

思想史,像社会史一样,具有纠缠演变、肯定与否定复杂的过程。格拉肯的方法是在纷纭错综的著述中发现主流。“通常,当我们把挑选出来的多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尤其是如果这些著作在一个时代(比如大发现时代)结束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才出版,从而使理论和观察得以成熟并与旧知识相融合的话,那么我们对占主流地位的各种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获得更真实的体悟。”

思想不是空穴来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总要以事实为基础,而地理学思想史,是建立在历史地理事实基础之上并被其激励而发展的。变化的地理思想来自变化的大地,包括关于大地的知识的变化。在格拉肯的这部书中,会读到很多重要的、被特别提示的地理变化。这些变化甚至导致整体性的结果。例如:“渐渐地,通过耕作,以及聚落、城堡、村庄、田地、牧场、葡萄园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地球的原始状态已经遭到如此的改变,以至于它现在可以被称作另一个地球。”“第二个地球”也就是格拉肯所说的“第二个世界”。在旧大陆,早已没有纯粹的自然,“康德认识到人类的行动力也包含在那些过去和现在的(自然的)作用力之中,……康德认为在自然地理学研究中,有必要把人也包含进来。”

有些变化的描述是包含细节的:“排干沼泽地,让死水流入小河和沟渠,用火和铁器清除灌木丛和老旧的森林。在它们的所在地代之以草场和可耕地让牛来耕犁,这样一个‘新的自然就能从我们手中诞生’。”这是布丰(Georges Buffon,1707—1788)的描述,它可以使人明白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Clifford Darby,1909—1992)关于沼泽地研究的典型意义。

当旧大陆已经深度人文化的时候,新大陆的发现,为地理学家亲眼观察“第二个世界”的开创过程,提供了机会。“新大陆的自然环境常常被看作科学研究绝妙的野外实验室。那些古老的问题现在都可以回答了。”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新大陆的动态场景:“一个单独的个人,在一年里就砍倒了好几阿邦(法国土地单位,1阿邦约等于1英亩)的树木,并在他自己清理出的空地上建造了房屋。……这个只有不多资金的人买进了林中的土地,带着他的牲畜和他的面粉与苹果酒储备搬到那里。小树最先被砍倒,较大树木的枝条为他清理出来的地面做了围栏。他‘大胆地向那些巨型的橡树和松树发起攻击,而人们本以为这些树会是他所篡夺的这片领土上古老的君王。’他剥去它们的树皮,用斧头把它们劈开。春天的火完成了斧头没做完的事情,暖和的太阳晒在空地的腐殖质上,促使嫩草生长,成为动物们的牧场。森林砍伐继续扩展,一座帅气的木头房子代替了圆木搭建的小屋。……这一过程在一百年间就把一大片森林变成有三百万居民的地方。”

大自然的“智慧的体系”轻易地被人类改变,过去以为的自然决定人的关系被反转了过来,“第二个世界”在美洲生长得格外迅速,人类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特别环境,这个环境拥有一种独特的秩序——或无序——而这是自然界中所缺乏的。不难发现,20世纪初美国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占统领地位的伯克利学派的出现,与美洲大陆历史地理的上述特点有很大关系。正是注意到这些特点,伯克利学派的创立者索尔对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明确提出了“文化是动因,自然条件是中介,文化景观是结果”这一研究的理论模式。研究农业的起源,研究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的转变,研究文化景观的区域差异,是伯克利学派核心性的主题。

地理事实、地理思想、地理学是紧密关联的,具备了思想史的知识,在思想史的光亮的照耀下,便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每个时代的地理学,无论是希腊化时代的地理学、基督教中世纪的地理学,还是文艺复兴和近代地理学,无论是埃拉托色尼、斯特拉波、托勒密,还是孟德斯鸠和洪堡,他们无不浸润在思想历史的渊流之中。

《痕迹》一书的内容截止在18世纪,但写作的时间是当代,格拉肯是一个充满当代关怀,尤其对当代环境问题极为关注的学者,本书之作,可以说是从当代提问,为当代命题。他曾撰有一篇重要论文“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 in Recent Western Thought),讨论的就是当代问题。此外,由于现实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格拉肯的论文风格也开始增加了论战的意味,例如1970年为《环境危机》(The Environmental Crisis)一书所撰写的一章“人类对立于自然:一个过时的概念”(Man Against Nature: An Outmoded Concept),便是对旧有环境观念的批判。1970年是第一个地球日之年(1970年4月22日),格拉肯的论文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出现,显示了他的时代先进性。在讨论人与环境的关系时,格拉肯曾肯定中国传统中的平衡与和谐的思想,这体现了他的全球的、文化多样性的视野。

《痕迹》一书出版之后,评论文章出现在地理学刊物上,也出现在历史学、古典学、人类学的刊物上。评语有“丰富的贡献”,“学识渊博”,“迷人的与令人信服的”,“庄重的研究”,“视野广阔”,“伟大的学者,他揭示出地理学更深刻的性质”,等等。

有评论认为,与同时代的著名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特瓦沙等人不同,格拉肯不是一个“地理学者模样的地理学者”(as geographer’s geographer),他没有研究多少具体的地理问题,但他对于地理学历史研究的贡献,并不在他们之下。

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对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是一项关键性的贡献,所以胡森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星球上度过下一个世纪,那么未来的关心自然与文化思想的学者应该怀着敬意将自己的工作献给克拉伦斯·格拉肯。”

现在,这样一部优秀著作终于有了中文译本,它必将成为中国地理学界、历史学界、思想史学界的重要参考文献。这不是一本概述式的教科书,而是一部深度反思历史的学术著作。关于自然、大地、环境的认知,是人类思维的重要基础,是神学、哲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的原始起点之一和始终关注的主题之一,因此,此书不仅是了解西方地理学的名著,也是一部认识西方文明的独特而深刻的读本。

对此书进行中译的愿望由来已久,但翻译的难度,却令人望而却步。十多年前,我曾组织几位研究生尝试翻译,因种种困难中途搁置。后来,终于找到了梅小侃。小侃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她的英文水平和做事时一丝不苟的品质,不过,任何人面对这样一部著作,要承诺翻译,仍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行。幸运的是,小侃刚刚退休,正在时间充裕的期间,在我直率的固请之下,在她丈夫也是我的老同学余燕明的支持下,小侃接受了这桩重任。

大量陌生的名词术语、人名地名,抽象而又婉转的理论阐述,多种文字引文的转译,诗歌辞句的揣摩,这些都是在单纯语言翻译之上的高难项目。开始的翻译较为顺利,但不久后小侃即应邀参与有关东京审判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她父亲正是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中国人民审判日本战犯的大法官梅汝璈先生),她变得非常忙碌。然而本书的翻译没有停止,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令人十分感动。

商务印书馆是对这部书进行翻译的耐心而有力支持者,去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痕迹》一书的译成出版,也加入了对商务馆庆的致意。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本文为《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中文版序言,刊发时略有改动)

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
出版时间:2017-12-0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美] 克拉伦斯·格拉肯  ISBN:9787100154253  页码:761


内容简介
自然、文化与人的关系事人类世界*重要、*宏大的命题。格拉肯以历史时期对自然与文化两大主题及其关系的人士为主线,通过细致的思想梳理和观点提炼,为我们展现了西方世界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及其演变轨迹。代表了现代地理学家对整个思想史和哲学的贡献,是地理学、思想史和哲学的完美结合。也为后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建立了历史和学术基础。

作者简介
克拉伦斯·格拉肯(1909-1989),美国地理学家,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教授,他在地理学研究上的成就,主要是地理学思想史。因写作《罗得岛岸边的痕迹》一书而被称为“伟大的地理学家”。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地理学思想史专委会主席的胡森(David Hooson)教授对他的评价是:格拉肯把这门学科即地理学的视野极大地拓展,*越了本世纪绝大多数地理学家。他涉及了一系列思想领域的重大问题,具有罕见的广度与深度。他的学术成就会长久地影响思想界,且跨越众多学科。

目录中文版序

前言

鸣谢

缩写词



第一部分 古代世界

导论

1.一般观念

2.希腊化时代及其对自然的典型态度

第一章 宇宙中和大地上的秩序与目的

1.神学与地理学

2.目的论自然观的起始

3.色诺芬谈设计

4.上帝的和自然的手艺

5.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

6.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疑虑

7.斯多葛派的自然观

8.论诸神的本质

9.伊壁鸠鲁哲学中反目的论观念的发展

10.普鲁塔克、赫尔墨斯派著作和普罗提诺

第二章 空气、水、处所

1.环境论的希腊起源

2.希波克拉底的文集《空气、水、处所》

3.希罗多德对习俗和环境的兴趣

4.位置理论与希波克拉底的影响

5.文化多样性问题

6.某些罗马著作中的人种学和环境观

7.斯特雷波的折中主义

8.维特鲁威论建筑

9.斐洛和约瑟夫斯的批评

10.环境人种学和占星人种学

11.塞尔维乌斯论维吉尔

第三章 创造第二自然

1.关于工匠手艺与自然

2.《安提戈涅》与《克里特雅斯》

3.希腊化时代的环境变化

4.环境变化的一般记述

5.泰奥弗拉斯托斯论驯化与气候变化

6.乡村生活与黄金时代

7.地球会死亡吗?

8.在文明的更广阔哲学体系中解读环境变化

9.小结

第四章 犹太一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人与自然

1.引言

2.创世、原罪和统治

3.自然秩序中的人类

4.世间环境

5.对自然的态度与智慧书

6.《罗马书》1:20

7.鄙夷俗世态度

8.关键的思想及其影响之本质

……



第二部分 基督教中世纪

第三部分 近代早期

第四部分 十八世纪的文化与环境精彩书摘  《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

  地球是一个设计出来、适宜生命存在的环境这个观念,尽管到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在所有的重要方面成形,但斯多葛派进一步打磨并丰富了它,对于所强调之处的一个关键变化看来是由潘尼提乌和他的学生波昔东尼完成的。

  潘尼提乌是罗得岛人,约生于公元前185年,曾广泛游历地中海世界,包括埃及与叙利亚。在雅典,他师从巴比伦的斯多葛派学者第欧根尼,①后者是克吕西普(Chrysippus)的学生。潘尼提乌生活在罗马,在那里波利比乌斯(Polybius)激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尤其是关于罗马建立世界霸权的战无不胜、势不可挡的远征,这些兴趣使他充分意识到历史发展对于更深刻理解当代的重要性。②潘尼提乌赋予斯多葛学派的古老信念——世界的美丽与目的性应归功于一种创造性的原始力量——更深的含义,并非用多少新思想,而主要是通过欣赏自然的可见方面来实现。通过他,希腊化诗歌与绘画中对待自然的情感被应用于一种哲学世界观:不仅宇宙秩序中存在着一种辉煌,而且在地球的美丽中还有一种喜悦——看看那希腊景观中陆地与海洋的交替、无数的岛屿、可爱海岸与陡峭山峰及粗糙悬崖间的对比,还有生活在这美丽风景中的各种植物和动物。它不仅拥有美丽,而且拥有一种完备。当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灌溉原野时,难道我们没有在养育生命、促进生长的季风、昼夜、冬夏处处发现一个有目的有创造力的自然的杰作吗?所有事情中最奇妙的是,自然不仅一次性创造了它的生命体,而且提供条件使这些生命体永远存在。创世的顶点是造人,人直立的身姿是他区别于动物的决定性特点。他不需要像动物一样,俯身大地寻找食物,而是能够像处于高峰纵览全景那样看到被创造的万物,看到在自己的智力帮助下能够加以利用的外部世界。然而,潘尼提乌没有接受早期斯多葛派的人类中心论,即地球仅仅是为人类的需求而创造的。人就是在这里,利用着地球的美丽与资源。

  这些观点(其中很多都再现于西塞罗的《论神性》)表现了早期对待地球的审美与功利主义态度的融合。它是美丽的,又是实用的;对地球的这两个简单概括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其后对待地球态度的历史:地球看起来很美丽,它的美丽应该加以保护;它又很实用,因为它拥有人类心智活动所需的材料,人的创造物、工具和机械改变并改善着地球,以满足人不断重复与增长的需求。①潘尼提乌也是最早试图在设计论框架内使用环境影响观念的学者之一。他摒弃了斯多葛派的占星术,接受了希波克拉底的观念,在人的身上找到了独一无二的特征,即人属于一个社会,而这个社会的特点是由气候与地貌决定的。

  在波昔东尼的思想中(这个思想仅仅通过他人的著作传达给我们),我们意识到他对地理的重要性和对存在于大地和谐中的生物相互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③潘尼提乌和波昔东尼两位学者似乎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早期斯多葛派都有区别,表现在更大量地使用人种学、地理学和生物学材料上。重点从作为整体的宇宙、元素学说等自然理论,以及起源理论及宇宙演化理论,转移到调查地球上的可见现象。在潘尼提乌的启发下,波昔东尼在斯多葛派的目的论教诲中发现了一个统一及理解不同知识领域的方法;波昔东尼被称为古代最伟大的科学旅行家。④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富有深切好奇心的人旅行穿越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他在那里研究盖底斯的潮汐),目的是观察各民族及其居住地环境的多样性。⑤波昔东尼具有一种对历史重要性的感受力;他和潘尼提乌都对波利比乌斯的主题印象深刻,后者记录下在短短五十年内引导罗马从一个半岛强国走向世界霸权的各个事件。⑥历史感,对自然界的生命和成长、对诸如潮汐等自然现象的敏感,给波昔东尼的思维带来一种动力,这是早期斯多葛派概念所缺少的,因为对后者来说,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似乎更像一个固定而僵硬的镶嵌图案。波昔东尼相信世界是完美的,其发展过程建立在目的之上,人和生命互相拥有,生命弥漫着整个宇宙,它是随处可见的活力——他这些信念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波昔东尼接受占星术,而他的老师潘尼提乌过去摒弃了它。但是很清楚,那是桑代克所描述的占星术,是伟大的宇宙影响力作为一种自然法则施加于地上世界的占星术。

  对波昔东尼来说,潘尼提乌的环境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深入到足够的地步。气候与地貌本身由太阳的位置所决定,并受其他恒星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使他去假设星星对一个民族的直接影响,以及对个人特性的间接影响。宇宙的各个部分被“共感”(sympathy)联系在一起:月亮与潮汐、太阳与植被、星星对个体及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生命的影响已经足够清楚了。难道我们不能超越这个而谈论更远的行星和星座的影响吗?人们必须超越潘尼提乌的气候理论,因为气候和地貌是太阳位置和其他恒星影响的结果。①

  ……前言/序言  在西方思想史中,人们始终如一地探询有关可居住的地球,以及人对地球之关系的三个问题:地球(它显然是适合人类及其他有机生命居住的环境)是一个有意做出来的造物吗?地球上的气候、地形、各大陆的构造是否影响了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本性,是否在塑造人类文化的特征和性质方面施加了影响力?在人类居住于地球的漫长岁月中,人们以何种方式将地球从它假设的原始状态做出了改变?

  从古希腊时代到今天,人们如此频繁、如此不停地回答了并且还在回答着这些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用普遍观念的形式来重述这些答案:“神意设计的地球”的观念、环境影响的观念,以及人作为地理施动者的观念。这些观念来自人类的一般思想和经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第一种观念归因于神话、神学和哲学;第二种观念归因于药物知识、医学和天气观测;第三种观念归因于像垦殖、木工及纺织这类日常生活的计划、活动和技能。在古代,前两种观念经常得以表达,而对第三种观念的表述较少,尽管它也隐含在许多讨论之中——这些讨论都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类已经通过艺术、科学和技术改变了其周围的自然环境。

  第一种观念假定地球是专门为“人”这个最高级的造物设计的,或者是为“人”处于其最高点的生命等级体系设计的。这个概念预想地球或者地球上的某些已知部分是一个不仅适于生命存在,而且适于高级文明生存的环境。

  第二种观念起源于医学理论。从本质上看,它是通过将各种环境因素,例如大气条件(特别是温度)、水源及地理位置,与这些环境中各具特点的不同个人及民族相比较而得出结论,这种比较表现为环境与个人及文化特点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严格来讲,把这些早期的推测称为“气候影响”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时候并没有成熟的天气和气候理论;较为确切的说法应当称这些早期推测为“空气、水和处所”理论,这些词语取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文集中所使用的意义。环境论的各个观念尽管是独立于神意设计的论点而产生的,但它们经常在下面这个意义上被人当作设计论的一部分来引用,即所有的生命都被看作调整了自己,以适应有意创造出来的和谐的外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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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9 16:34:59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四中学生:直到聆听了唐晓峰教授的讲解,我才幡然醒悟…
5月5日,立夏这一天,活字文化组织北京四中的10名学生,跟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一起逛了一次什刹海:从前海西街出发,经银锭桥、金锭桥、京杭运河积水潭港、万宁桥,最后回到北京四中,一起深入座谈。
在游览中,唐晓峰老师讲了许多资深驴友也未必清楚的关于什刹海和北京城建史的重要知识;在座谈中,名师高徒互相激发,交流范围甚至旁及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以及思考问题、看待历史和世界的方式。座谈会后,参加此次活动的四中学生闫睿祺同学写了一篇感悟文章,现与大家分享。
什么是地理学?
文 | 闫睿祺
高中的课程会从地球讲起,然后聚焦到岩石圈,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人类世界。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这些就是地理的全部,也就是说,地理学能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现在活动的这片舞台,以便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比如我们学习北京城的空间结构,判断工厂、住宅应如何布局,知道它下一步还要向东向南扩展。
直到聆听了唐晓峰教授的讲解,我才幡然醒悟,原来地理学绝不仅是知识、是背景,这个“理”字更代表着道理,它要带我们钻进时间和空间的隅隈之中,寻找一个真相。
还是以北京城的规划为例。我们从北海北出发,沿着柳荫街,踏过银锭桥,一路走到京杭大运河遗址。凝望着元代为镇水而雕刻的石兽,我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了脚下的这片土地:
元代宫城的选址是出于什么考虑?
从通州到城中心短短五十里的运河在开凿时克服了多少困难?
清朝北京城的西北角为什么会呈现出弧形?原来,北京城里还有这么多我从来也没有思考过,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写到这儿,我不禁回想起唐晓峰教授讲述这一段往事时的音容。大概每位学者都会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高地,像是高密之于莫言,伦敦之于狄更斯,老北京就是唐教授的乡愁。坐上围绕一环路行驶的公交车饱览城中风光,在由阳光天然消毒的露天泳池里扎个猛子,或是享受醇香的芝麻酱和小米糊在舌尖碰撞……每当谈及这些老北京独特的回忆,唐教授的眼中是掩藏不住的幸福。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8年复入北大,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有《人文地理随笔》《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等。
反观自己,不由得有些羞愧。我虽祖辈均生长在北京,却对这座城市没有太深厚的感情,以为它不及长安历史悠久,也没有苏州园林的宛若天成。
可是,阅读过唐教授撰写的有字书,再把目光投向什刹海这片无字书,我才发觉北京城其实极为可读。那些毫不起眼的破旧平房,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名流府邸;更遑论闻名遐迩的故宫、天坛、颐和园了。即便是那些民间的东西,比如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儿歌童谣,也都是一本本百读不厌的书。时间不易察觉,而这些会告诉我们它的运行。了解历史进程中的地理要素,方可守住时间。
所以,地理学探究的真相不是钻牛角尖或纯粹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相反的,它始终深深地根植于对于人类行为的客观审视和深刻思索,在繁杂的史地现象中抽象出一种真确而不显然的模式。这种描述模式除了尽职地刻画这个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之外,将给予我们一种源自真理本身的强大先觉力,而对于这种先觉力的渴望也将超越简单的动物性而成为定义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地位的最佳依据,使我们回望蒙昧而自我反省,面向未知而由衷战栗。
“我之深入之爱历史地理,有很多偶然原因,但最让我自己信服的,是他给我的新视野和容许思考的深远空间。”
一次正襟危坐的科普讲座不仅给人以丰富的知识,通过切近的交流和有输入有输出的即兴思考,把他们汇入到人文科学最初的底色,触动到深处,理解也到深处,那些微言大义的使命与精神也就无碍地融入了。当学术研究、专业操作、教育工作的重任终于落到我们肩上之时,我辈青年自当一步一步走出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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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9 17: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等级秩序的空间化,就是上古城市文明的体现

澎湃新闻
百家号07-2014:26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创造,早期城市则是人类文明在地理环境上留下的最初的印迹。7月9日,北京大学城环学院唐晓峰教授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暑期班“地理演化的人文印迹”上做了一场演讲,题为“中国上古城市的几个问题”。


课程设置

唐教授开宗明义,强调历史地理学能使人在知识水平和思想高度上更上一层,上古城市问题可以通过历史地理学研究而获得新的认识。上古城市涉及城市发展最古老的阶段,研究思考文明初兴时期是如何催生城市这种现象。

讲座分三点展开:1对城市起源的思考;2王邑、广域国家;3皇都的礼仪化,即唯一性的都城在中央集权国家中的兴起和发展。唐教授认为本次演讲与文献考古的基础事实考证不同,演讲是讨论问题,这些问题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统摄的。

城市的起源

首先是城市起源的问题。这里涉及城市的本质,或者说它与一般原始聚落的本质区别何在。唐晓峰教授先讨论了城市的不同定义,涵盖了规模(两千人以上)、形态(是否有城墙)、商业性等角度。对这个问题,历史、经济、建筑、地理、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曾参与研究(美国图书分类将大多城市研究放在社会学类)。韦伯认为,城市并非经济中心或政治堡垒,而是一种社会共同体(community,具备完整的社会机制)。有人强调长距离商业一定要有城市,有人则主张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认为城市本身是一个信仰系统。对城市的不同定义,指向了城市的不同功能和面相,比如“都邑”强调政治性,“城市”则更强调经济性——古埃及的城市符号是以圆圈代表防御、十字代表市场。城市的历史存在和变迁的情形太过复杂,因此不宜做教条式的简单定义。

英籍澳大利亚学者柴尔德(Childe)提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概念,对讨论上古城市提供了重要镜鉴。他从考古学材料演绎出早期城市的十个标准:大型居住区、人口构成和功能与村庄不同、剩余财富的集中化、巨大的公共建筑、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文字、历法与数学、专职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对外贸易、以居住区而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血缘变成地缘)。上述诸项的目标合力是走向文明,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各项如何统合为一个整体机制,这需要识别出引领性要素。唐教授特地强调在考察经济目标之外还要关注“权力”或“威权”(power)的引领性作用,权力具有统合功能并具有支配意义。城市“革命”包含权力革命,较之“起源”更注重社会整体性质变,其“过程是缓慢的,结果是革命的”。


讲座现场

接着,唐教授透过考古学建筑遗迹,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展示了作为主导要素的权力是如何引导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发展的。从半坡遗址的模型中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由居中的方形大房屋以及环绕其周围的若干小型圆形房屋组成的聚落单元,那个方形房屋代表着最初的权力所在。而临潼姜寨遗址则是由五个半坡式单元复合而成的大型聚落,一个更大的方形房屋突现在聚落中,它代表着更高的权力所在。原始聚落从半坡遗址的一个单元发展到姜寨遗址的若干单元,反映了聚落社会层级的增长,相应地,则是权力层级(由方形房屋所代表)的形成,复合聚落中最大的方形房屋是最高权力。

那么,这种反映社会与权力增长的聚落形态的下一步会怎样?从逻辑上及情理上推断,应该是聚落群体的出现。在聚落群中,会有一个中心聚落代表社会群体的最高权力所在。内蒙古凉城岱海地区的石城遗址群很可能就是这个发展阶段的聚落群。类似的还有浙江的良渚遗址、湖北的石家河遗址、湖南的城头山遗址、陕西的石峁遗址、山西的陶寺遗址等。不难想象,由于权力的作用,在中心聚落中一定汇集着更多的财富与各色人员(巫师、武士、工匠),这个聚落的建筑也会格外坚固、高大。总之,这类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成为城市的雏形。这就是在空间形态上所看到的城市起源程序。

不过,权力在聚落中存在并不直接证明就有城市,更不能直接对应具有国家性质的都城。为了识别城市的出现,还需要分辨国家权力与原始部落权力的差异。德国学者赫尔佐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强调,要识别国家权力的“任务”的复杂性。唐教授进一步指出,此外还要关注这些任务的可持续性,即日常化。赫尔佐克通过研究殷墟遗址,将商王的任务概括为军事、祭祀、法律、生存关怀,这样高度分化的任务种类,足以表明商王是一个文明集团的王者(权力核心者)。而商王的威权内涵不仅丰富多样,并且具有稳定、持久、日常化的特点,因此才称作“国家”。按照这一观察,黄河流域在权力任务的多样性和持久性上显然超过其他区域,所以,黄河流域是国家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国家文明的可持续性也要以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为支撑,核心权力出现之后,发展演进的环境代价也是需要考虑的。在有些环境中立足,需要耗费巨大的非生产性人力,而这是很难持久的。

由权力任务的视角来观察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述透露了文明发展的“史影”。唐教授认为三皇传说是关注人类的生存,而五帝传说则是关注文明的演进。《五帝本纪》中黄帝的威权“任务”包括“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这是相当复杂的任务。《五帝本纪》还讲了“神农弗能征,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里记述了人类大群体之间矛盾的激化,用以杀人的“武器”(而非狩猎工具)因此被发明出来。武器的出现表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性发展,“文明”其实并不文明。与此同时,聚落防卫设施从环濠变成了城墙。王权的任务中包含如何去面对、解决这些恶性问题。

广域国家与城市发展

讨论了城市起源和权力作用之后,唐教授分析了王邑、广域国家在城市发展问题上的重要性。唐教授引述了许宏先生的观点,从考古学材料上看,许多具有早期城市性质的龙山文化城邑,“都不是在原来的中心聚落之上就地兴建,换言之,我们还没有发现某一地点的中心聚落直接演变为城邑的考古学例证。龙山时代的城邑相对于此前的中心聚落来说都是易地而建”。许宏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从公共空间变为权力空间”。唐教授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位置的调整正是为了突出王城的独立性,并与非王邑空间(普通居民的空间)区别开来。

广域国家的机制和特点是文明演进的重要问题。早期国家的领土形态是城邦,即“小国寡民”的模式,而有条件的国家要逐步扩展领土,增加政治控制的范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早期国家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的演变脉络,后两者即可以称作广域国家。在广域国家阶段,城市群(不仅仅是农业聚落群)和城市体系的出现是广域国家的重要特点。被称为“生产城市的机器”的罗马帝国为现在欧洲诸多重要城市奠定了历史基础。殷商也是如此,它“生产”了很多城市,并使之联系起来。在甲骨文中,与一般城邑相区别的“大邑商”的独特称谓,便显示了城市群的存在。

城市体系的形成伴随着两类历史进程,一是由中心向外的扩张,二是外部方国内附。由此,权力还要面对如何控制远方领土的问题。对此,殷商已经建立出一套行政管理体系和交通脉络。此时,广域国家的都城有更大权威性、聚集性,成了“四方之极”。而所谓“城市体系”,意味着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关联,需要强调的是,谈广域国家的城市体系,意味着其城邑之间一定存在政治权力的联系,而文化上是不是相似性则不一定——新石器时期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很广,从黄河中游直到阴山脚下,但那只是一个文化范围,而不能视为一个政权集团。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广域国家不会是殷商,应当出现得更早。许宏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广域国家的都邑,这个问题的提出值得重视。“文明探源工程”曾提出六大中原古代都邑,有灵宝的西坡遗址、陶寺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荥阳大师姑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地域相对集中,在时段上亦能衔接起来(BC2500-BC1500)。从社会组织变迁、王权发展、环境特点三个角度观察,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广域国家地域中都邑地理演变的一些痕迹。在历史文献中,最早的广域国家是黄帝所建立的政权还是后来的夏朝,也可以讨论。

聚落(都邑)空间形态的演进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议题。由于人群、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各方利益的复杂化,聚落空间会扩展,内部空间结构也会相应地复杂化,由此诞生相应的空间秩序。一幅墨西哥原始村落图显示,聚落中存在由栅栏分隔出来的空间小区,每一个小区中有房屋若干。这反映了聚落中家庭或家族在空间、财产上的相对独立性,内部空间界限开始出现。中国古代大型聚落中也应有这类区隔。

到了发达的二里头文化阶段,都邑聚落内部的分区更加复杂,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宫殿区、居民区、制陶作坊区、铸铜作坊区、窖穴区、墓葬区,而宫殿区是独立选址建筑的。根据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模型,其方正的大型庭院、居中的宫殿、中心对称的格局、三开大门等规整布局乃前所未见。严整的建筑布局对应着严格的人文次序与行为规范,空旷的大型院落并非真的“空地”,那里会有严肃的群体举行典礼,人们在典礼中的排列次序,已经由院落的格局所限定,那一定是按照中心与对称的原则布列的。院落的“庞大”表明国家统治成员的规模,“严整”的制度中蕴含着早期华夏文化元素,比如正方向、平面分割等等。

二里头遗址仅有宫城城墙而没有环绕整个都邑范围的大城墙。“宫室翼翼”的特质在后代更为显著,商代的盘龙城宫殿遗址、凤雏西周院落遗址则更为复杂严谨。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走向了方形的大方向。中西文明的差异,透过方正整齐的唐代长安城、洛阳城与形态“凌乱”的雅典城、罗马城,可见一斑。

方形,是房屋建筑普遍出现的形状,也是人类作品的标识,因为在自然界很难见到方形。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提出“原初空间”的概念,意思是人凭借自身而感知四方,这个“空间”与“身体”共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空间概念以及空间行为,实际上是基于相似感知模式而建立的。人体是衡量方向、位置和距离的标准。以人体为基准,产生前与后、左与右两条空间轴,与人体的结构一致(蜘蛛一定有更多的方向感,但蜘蛛不会织出方形的网)。方形建筑空间是对人体空间的加强。人体是方形意识产生的基础,而中国人不仅将方形延展为房屋模式,并进一步延展为大城市模式。

唐教授随后试着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人需要越来越大的方形空间。他推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古建筑基本上是单层的,宫殿亦然。沿着平面展开并形成平面的结构和秩序,是唯一的思路,人文等级体系越复杂,平面建筑越复杂。出土的中山国《兆域图》即为严整的方形秩序,是王族空间形态和理念的具体例证。按照傅熹年先生的研究,古人建筑手法往往是单体建筑-建筑群-城市,是一种模数的累积,也会由方形的建筑引导出方形的城市。以大内尺度为基础的模数规划更明显地体现在隋(大兴)唐长安城中。比较起来,西方建筑史中很早便有垂直增加空间的手法,罗马人曾大量使用砖石拱券的技术,建设出多层拱形空间。大卫·哈维提到巴黎的“垂直区隔”,即一座楼房的不同层级居住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富有的资产阶级住在二楼,工人家庭在顶层),这种垂直空间层级分化可能是一种西方传统,至少在古代中国没有这个条件。

打造帝都的威仪

古代都城,经过列国阶段进入集权帝国阶段,帝国都城具有高度的唯一性。秦朝的咸阳是在战争年代最少受到攻击的城市,不但如此,它还随着秦国的节节胜利肆意扩展宫殿的分布范围,到始皇统一天下后,咸阳已经大得不得了。史称“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本纪》)。宫殿的广布,反映着王权——皇权的膨胀,毫无疑问,咸阳是一座皇权充斥的雄都。不过,咸阳的发展却缺乏规划,一座座的皇帝宫殿错落在一个辽阔地带之中,并无严整的景观。这并不符合日益成熟、日益正规化的皇权的需求。

秦始皇终于感到了咸阳的杂乱,在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他提出了改造咸阳的规划方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改造方案中有一条从新“朝宫”(阿房宫)出发的空间核心线,其向南“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向北“渡渭,属之咸阳”。始皇的改造方案因其不久死亡以及秦朝的崩溃而流产,他关于皇都的想法,体现了一种空间“秩序”。从宫殿自身的雄伟,到宫殿之间形成秩序,是一个飞跃。这里面表现出对礼仪的追求。所谓皇权的正规化,就是礼仪化。

关于如何以建筑形态表现都城礼仪,在《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叙述中提出了一个经典模式。我们尚不能确定《考工记》成文的年代,但追求皇都建筑的礼仪,是势必出现的趋势。如果秦朝帝祚延续下去,我们定会看到一座城市礼仪景观日益浮现的皇都。

汉朝都城长安在开国不久即出现了对秩序的追求。考古学家曾发现沿着东经108度52分线分布着一系列与长安城有关的遗址点,疑为一条“超长轴线”的存在。唐教授推测,在这些遗址点中,安门、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的通道、长陵两墓(刘邦墓与吕后墓)的中心点,这三者的南北直线对应关系很可能是有意的安排,尤其是刘邦墓与未央宫的对应、吕后墓与长乐宫的对应,合乎情理,也不难做到。不过,即使如此,还不能说这条线就是长安城真正的礼仪轴线。唐教授强调,都城礼仪轴线必须穿过朝宫。

长安城真正的礼仪轴线初现于王莽时期。王莽在“朝宫”未央宫之南的郊外“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这样一来,长安城隐约出现了一条符合《考工记》模式的南北轴线,它为宗庙与社稷坛所夹,向北穿过未央宫,最后抵达北面的市场,这正如《考工记》所说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王莽不仅每事依周礼,也十分重视“地里”,他对于祧庙、社稷位置的选择绝不是随意的。

东汉以后,都城礼仪轴线持续发展,逐步成熟,最终形成了严谨的中轴线对称格局(注意轴线与中轴线的不同)。壮丽的宫殿已经可以为皇帝“重威”(萧何语),而都城整体性礼仪空间的建构,使皇权从实力权威上升为礼法权威,这既增加了皇权的合理尊贵,又暗示了皇权的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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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9 18:42:5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2-15 21:34 编辑

北京大学 地理学的近代化与其固有的问题 5讲 主讲-唐晓峰
(这是2009年超星的录制的一个视频讲座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1057222/?p=1
1
我们做学问的时候,往往把基本的认识人文问题的方法给忘了。
此时此刻流行的学术范式,成为学习时一种默认的标准。
视野越大,对事物的复杂性、整体性的认识就会更多一些。
地理学的近代化
《地理学的性质》
【作者】理查德·哈特向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思想史的问题,在学术当中的延续性更强。
有什么样的东西是最古老的?有什么样的东西过了两千年还活着?
思想
我们可以察觉到,两千年以前的思想,至今还存活在人们的心中。
李敖
1935出生,著名作家大著有《李敖大全集》.《笑做五十年)等。
读一读古书,可以感受到一千年、两千年以前的东西至今仍活在我们脑子里,对我们还有影响。
透过历史看地理学的特点
《文化转向》
【作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实现了一个科学转向
最近的一次文化转向,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现代地理学。
禹贡 汉书地理志 水经注     古代非科学地理文本
当我们翻开古书时知道是什么,这就是从古代地理学转身到科学地理学。
诞生这个词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否定了以前有意义的东西。
地理学的问题是转身的问题,不是诞生的问题。
地理学基本功,是在科学转身的时代下奠定的东西。
我们要了解某一学科,至少应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些重要成就,及重要贡献。
什么是全面的转向?全面的转向,即学科的每一个层次的东西,都会发生变化。
地理学的层次分为地理知识、地理观念、理论体系,所谓的转向即三个层次全面转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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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立刻可以得出结论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19世纪(近代)地理学完成科学转向
现代地理学诞生之前的准备:
地理学向科学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弗朗西斯·培根
1561-1626年)出生于伦敦,是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第一位哲学家。
瓦伦纽斯(1622-1650年)德国地理学家。著有《普通地理学)(近代地理学思想的启蒙者)
《普通地理学》
又译(通论地理》,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数理地理、气象学水文地理和地形,书中许多精辟论述,影响地理学一个多世纪。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一列宁
马尔萨斯
1766-1834年)英国人口学家,1798年曾发表人口原理》
康德
1724-1804年)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著有(自然地理学》。
康德说人类的知识就是两大类,一类是按照时间排列的,一类是按照空间排列的。
西方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时候,是把康德的这句话作为一个需要否定的来说的。
大卫·哈维
1935年出生,地理学家社会理论家,著有地理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大卫·哈维说,马克思在论证资本主义的时候,只注意了时间过程,忽略了空间过程,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有一个波澜壮阔的空间过程。
空间、时间的关系,在思想史、学术史里一直在发展,每一次发展都会再次提醒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注重空间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找到地理学空间上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论证东西,才能解释东西。
空间的知识、空间的关系,需要特殊的手段及叙述语言,这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否则无法说清楚。
康德把空间知识看成一个基本的门类,提醒大家,我们人类是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的。
这些都是现代地理学诞生之前的准备
3
亚历山大·冯洪堡
1769-1859年)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之一,著有《植物地理论文集》。
李特尔
1779-1859年)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之一,著有(地学通论》。
都是现代地理学的鼻祖
异质关系和整体系统,这两个是地理学的最大特点,也是地理学的最大困难。

地理学非常强调野外考察的问题,但在地理学科学转身时,在野外考察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徐霞客
1587-1641年)名弘祖,号霞客,明朝末期地理学家,著有《徐霞客游记》。
科学地理考察是要获得准确的知识,要典型的要量化的,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
并不是说到了野外,就可以保证是科学考察,一定要有野外的科学考察的方法。
李特尔是一个书斋学者,但依然是科学地理的奠基人。
地理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研究异质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什么叫异质事物?
即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如山脉。河流.人口、城市等等,它们不是同一种性质的东西。
地理学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要处理这些异质关系,要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并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
地理学将物理自然、生物自然、人类社会三大类混合在一起,研究它们的整体性。
希腊
四要素说水。土。气。火四大元素构成万物。
亚里士多德
(前384-322年)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湿干冷热
中国
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构成万物。
五行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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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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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
1889-1971年)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著有《中国矿产志略)。
对于异质世界的全新处理方式,是科学地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古代处理异质关系,一般按照观念性思维,或者类比思维的思想方法来解释自然世界。
类比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
解释的实质,是把奇怪的事情变成不奇怪的事情。
地球表层学
钱学森1911年出生,著名物理学家,著有(论地理科学》。
单质研究的越深,就离研究的那个学科越近,离地理学越远。

我们不应在某一个单独的事物上陷得太深,应注意异质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地理学的特点,也是其问题的所在。
哈特向 地理学的性质P123?
另一方面,也还有那样一群学者,他们在古代就观察到这些异质现象在现实中(洪堡会说,在Natur(自然)的存在—不是单单彼此并存,而且互为因果,他们一直致力于研究地成上充满这些相互联系事物的地区。自古以来,他们就把这种研究称之为地理学,而且知识界也已承认这个名字。这种研究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这对他们说来还是个次要问题;但地理学老早宣称拥有而且业已得到公认的,正是这个领域。
4
没有一种科学是弧立地发展起来的,而都是基于思想的普遍进步和别的科学的进步而发展的。但是,在地理学上,这种依附关系尤为显著
—赫特纳(地理学》
赫特纳
没有一种科学是弧立地发展起来的,而都是基于思想的普遍进步和别的科学的进步而发展的。但是,在地理学上,这种依附关系尤为显著,因为它的一切部分都必须依靠有关的系统的科学,并需要它们作辅助科学。
重建地理学
理学是跟着其他学科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这是地理学固有的一个特点,也是它固有的一个问题。
地理学的发展,必须接受别的学科的最好成果,这样才会有最新的地理学。
竺可桢
1890-1974年)
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著有《中国气候区域论》。
地理学不仅研究人地关系,还研究人在空间当中如何组织自身。
中心地理论
又称中心地学说,是研究城市空间组织和布局时,探索最优化城镇体系的一种城市区位理论。
计量地理学
又称数量地理学,应用数学方法研究地理学方法论的学科。
《中国地理学史》
【作者】王庸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5纯粹的东西只是在思想领域,这是思想史和现实史的一个差别。

我们应习惯于认识一种复杂的、多向的、在某个地方存在交错的这样一种事物。
在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之下,如何研究历史移民地理身份认同的问题?
王明珂
1952年出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著有《华夏边缘一—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民族问题一定是有一个人文环境、人文特点的出现,那么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关系。
张光直
1931-2001年)人类学、考古学家,著有《古代中国的考古》
地理学文化转向过程当中,跟原来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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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5 21:31:43 | 显示全部楼层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读书》 1996年01期
http://www.docin.com/p-1201969936.html
唐晓峰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SZZ199601017.htm
地理学家早就不甘心只做没有意思的描述。在西方,从十九世纪的“环境决定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计量革命,他们一直在追求对因果关系、普遍规律、存在模式的发现,争相提出“假说”,力求使人文地理学有一个“科学”的模样。另外,人文地理学者也还大量参考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把人-地关系的研究主题,提升到人—地—人关系的又宽阔又复杂的层面,从而使大量纯粹的社会人文问题成为地理学家的“关怀”对象。人文地理学已经今非昔比,有点儿不象“地学”了。如果还用山脉河流走向,城镇道路分布的老套子去谈论地理之学,那就把今天的地理学“看扁了”。即使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当代英美地理学家眼里,也只是早期探险猎奇描述记录式地理学的残留地盘,算不上今天美国地理学的窗口。近年来台湾办的《大地》杂志也是追随《国家地理》路子,所以并不是台湾地理学的代表。我们的《地理知识》也是同样。
  人文的东西,主要是指心性、道德、文化、情操、信仰、审美、学问、修养等人的品性,而不是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的制度。那么,研究“地理”的学家如何去触及装在人脑袋里的信仰,生在人心坎儿上的情操?怎样把这些东西与“地”挂钩而令其名正言顺地进入地理学家的地盘呢?过去,地理学里面有风俗地理一说,专门记录婚丧嫁娶饮食衣裳等老百姓的“五常之性”和刚柔缓急声音颜色等地方的“水土之风”。这种“地理”,在我国的《史记》、《汉书》里早就有了。在西方的Anthropogeographic(人类地理学)中更不新鲜。我们对“饮食分布地理”、“衣服分布地理”、“唱戏分布地理”、“婚礼分布地理”、“状元分布地理”、“罪犯分布地理”等“研究”也早已看得多了。不过,这类对文化人文的地理处理,还是止于形式,有的依然是器物之学,看不见活突突的心性。作者作的时候,只是耐心的叙述排比。读者读的时候多半是一目十行的溜,没有什么要反诸已的地方,不会象读小说传记心理书时那样常常想:“这说的不是很象我吗?”
  自从“人的地理学”问世,地理学者们开始对人的“灵魂深处”大感兴趣,不用说,这也是受了佛洛伊德等那些心理哲学家的影响。地理,不是光“分布”在地面上,它还别有一副面貌在活人的心头。而一个活人在俯首查地理的时候,实际上用得多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眼睛后边儿的脑子,许多东西在眼睛里常常是视而不见,只有经过脑子的认可,目标才能最终被“认定”。此外,眼睛所见只有百尺之遥,脑子里“想见”的才是他完整的“天下”,他的家园故土或神州大地。在想见这些大大小小的地理的时候,人和人,他和我,夫和妻,父和子又各不相同。假如叫一群人按照他们脑中所想来画某一个地方的地图并标上地物,结果一定是一人一个样。所以,世上谁也拿不出一个百分之百客观的地理,拿出来的只能是某某人的地理。因为,地理认知与个人的经验积累价值取舍等密切相关。在这里,不难看到,“人的地理学”首先是把认识论的复杂的一套拉入了地理学中,但不管怎么样,这么认真的讨论地理知识的认知问题,在地理学界还是头一回。
  讲了认知,就可以讲参与,讲体验了。而有了参与体验,“人味儿”就出来了,人的想法、情操、休养、审美就来了。在地理学中讲参与体验,当然不是总去让大家画地图,除了那种因人而异的地图以外,还有两样东西有更深的人文意味,更令“人的地理”学家们感兴趣,这就是“景观”(landscape)和“地方”(place)。这两样东西都坐落在地上,沾上了“地”字儿,但对它们,要谈的不是“分布”,而是“含义”(mea-nings),以及人对它们的种种感受。
  “景观”一词建筑师和地理学家都曾使用。在地理界,是德国人首先使用了这个字,表示地上所见到的一切,表意很广,一度成了“地理”一词的代名词。在英语国家,美国的索尔在建立他的文化地理体系(即所谓的伯克利学派)时,强调了景观的文化的一面,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索尔说,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在他的文化的支配下,在其长期所活动的区域中,必然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地表特征。文化地理就是要鉴别与区分不同的文化区域,探索文化历史,研究人类介入环境、运用环境、改造环境的方式,尤其要研究自然景观是怎样向文化景观转化的。在这个过程里,“文化是动因,自然条件是中介,文化景观是结果”。文化景观概念的强调,意义在于大地不仅仅被看作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舞台,而也是人类的“塑造”对象。而人类在对大地表面进行塑造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寻求功能上的效益,也伴随着浓厚的审美趣味与价值趋向。也就是说,人们既有利用大地为自己服务的一面,又有在大地上表现自身的一面。文化景观是人的自我表现,研究文化景观就是研究人。
  文化景观的概念不难理解,指的不外是地面上的文化面貌,或者实一点说,是文化的“地貌”,文化的“地形地物”。习惯于用地图来表示地理内容的地理学家对于景观问题,除了画几幅文化地物的分布图以外,就没什么可做了。但是在“人的地理学”看来,画分布图是远远不够的。对景观的观察,不仅要从上到下的看(地图上的东西都必须是这样看的),更要“横看”“侧看”。我们看惯了城市平面图,那些大体相似的街道格子,并不能告诉我们城市甲和城市乙有什么文化上的区别。只有“横”看了城市的景观,我们才会惊讶北京和纽约的不同,才会抱怨说“老北京的风貌给毁了”。所以,看一个地方的文化地理,不横看不行。另外,对文化景观光是上下左右看了还不算,还要在解译(inter-pretation)上狠下功夫。要说一说景观的来历、内涵、意义等等。地理学中传统的地貌学也要解释自然地貌的来历,但用不着说那些丘陵岗阜的内涵和意义。但在文化地貌(景观)这里,解译它的内涵意义却是必要的、致命的。比如对老北京景观的研究,如果不阐明故宫与民居的色彩涵义,就会掩去了天子与庶民的景观界限;如果不对比官府外墙的素肃和内廷的繁缛,就失掉了一次对为官者心态作描写的机会;如果不指出胡同的幽静、严整、含蓄,则缺漏了京师百姓礼俗的一个衡久形态。没有以上这些对景观的入微的“人文关怀”,焉能说清说全这座帝都的地理文化和人文风貌?
  文化景观的内涵是丰富的,储存的信息量是巨大的。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容。难怪美国“新文化地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把文化景观列为人类储存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三大文本(text)之一。他说的另外两个是书写的文本的口头的文本。文化景观则是写在大地上的文本。言有万语,书有万卷,地有万里,均“读”不尽也。文化景观既然是一种文本,那末它就有了文字的属性,那么阅读它的奥妙、麻烦、困难、复杂就都来了。一方面,“读”景观有它方便的地方。不通中文的老美,只要来中国看一看景观,就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略知一二。不懂英文的老中,也只消看了美国的照片,就可以对没看过照片的朋友侃几句美国文化。但另一方面,“读”景观虽不受语言的制约,却被“读者”的文化背景、经验背景、心理趋向搞成五花八门。“误导”、“错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事总要发生。看一看《马可波罗游记》,他记了不少城市如何繁荣女人如何漂亮,可就是不记泰山如何神圣黄河如何伟大。不少老中十分仰慕美国的摩天大楼,留影必以之为背景。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美国建筑师却说“它们就象一座座墓碑”。有的中国人在赞美中美友谊的时候爱说“黄河与密西西比河手挽着手”,可美国人却说“不,美国可以没有密西西比”。对同一项景观爱好取舍理解的不同说明了人的不同。喜欢城市和女人的意大利商人与爱山爱水的中国志士仁人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在文化景观中读取“含义”的复杂性,学者们搬来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等各色理论对之详加论述。“人与景观”已成为人地关系中新的研究主题。
  “地方”这个概念有点新鲜。新在它把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提升为一桩学术事件(issue)。用术语说,它是人或事所占据的一部分地理空间。从“人的地理学”来看,每一个人的地理,即他心中的世界,对他才最为切己,最为实在,才是“他的”最有意义的行为世界。“地方”就是他的世界里的一处处地点。这些地点不仅仅有个地名而已,更要紧的是它们各具含义,构成这个人对世界的内容的认知,影响他的行为。比如在秦始皇心中,世界至少包括:东方六国都城——他要“拔”之;泰山——他要去封禅之;蓬莱仙岛——有不老之药,他要采之。而对今天的一个大学生来说,他的世界则有:家乡——爹妈,故土,但落后;深圳——先进,机会多,但陌生;美国——神奇,发达,但谈何容易。六国泰山蓬莱岛对秦始皇来说,是决定帝业的一系列“地方”。家乡、深圳、美国对大学生来说,是决定前途的一系列“地方”。这些“地方”构成他们人生的地理,进入了他们人生的内容。用海德格尔更抽象的话说:“地方”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存在的外部限定和其自由与现实的深度”。(M.Heidegger 1958:The Question of Being.NeW HaVen:Co1lege and UniVersity Press)
  “地方”的含义得之不易,它是人的经验与自然位置的结合的产物。研究“地方”及其含义的产生(the making of place)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核心课题之一。有些地方的含义,来源明明白白,像“延安——革命圣地”。有些地方的含义,来源则比较复杂,譬如“泰山——五岳之首”。还有些地方的含义变来变去,比如那个让人说不清个滋味的镇南关-睦南关-友谊关。也有的含义与事实相左,但含义依然有它的真实性,例如好几个黄帝陵中的“多余者”,人们照旧对它磕头礼拜。关于“地方”的含义的理解,可能有群体共识,也可能是个人私见,这决定于人们在领悟它的含义时的主观境况和知识背景。关于地方含义的讨论,甚至争论,在政治家里有,在老百姓里有,在学术界里也有。例如安阳是一个“中小”古都,还是可以加入北京、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的行列,成为第七个“大”古都,曾在学术界有过不小的讨论。安阳的古都是大是小,在很多人看起来无所谓。但对安阳人来说,在心理上是致命的。对安阳做旅游买卖的人来说,在生意上更是致命的。这一现象,就是詹姆斯·邓肯说的“the power of p1ace”。(这句话暂直译作“地方的力量”,但不要误解成“地方豪强”,“地方武装”之类。)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地方的含义不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在外面,而是存在于每个普通人的心间。一个个的“地方”就是他的散在大地上的对世界感受的中心。即使有的“地方”在客观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如秦始皇的蓬莱仙岛,但仍然是“他的世界”的真实部分,带给他关于世界的真实含义。“人的”地理世界是由“地方”组成,也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含义组成。对于一个具体的人,世界不是存在的结果,而是认知的结果。“地方”的含义变了,他的世界,即他的行为环境,也就变了。从邹衍的“大九州”,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权建立自己的“地方”体系,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念。在“人的地理学”看来,“大九州”与“三个世界”一样的真实,即哲学的真实,人性的真实。
  “文化景观”与“地方的含义”是地理学对人文现象的探索角度。它企图从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思考“地理是什么”,同时,又是以地理为中心的意义上来认识“人是什么”。人对于文化景观有认同心理,这在他选择或建设居住环境和游览场所时起着决定的作用。人总要对某些“地方”寄予无限的深情,这在他的一生中“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即使在死后,也要将骨灰分送过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人的喜怒哀乐从来是向环境滚滚而去,又从环境滚滚而来。“大地即文章”,“承德”、“太平”、“红花岭”、“望子关”,这一处处地方,记录着人们的理想和情思。大地早已是人化了的大地。对于如此一块土地,借用钱穆读儒家经书的体会,“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义,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一九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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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15 21:45: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2-15 21:54 编辑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唐晓峰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对文化研究的热潮,被称为“文化转向”,有评论说,这一发展可看作“二战”以来的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观与政治观的变化。多种社会学科均将“文化”置于研究的焦点,在有关社会正义、归属、认同、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中,创出一派新局面。在文化转向的社会科学潮流中,人文地理学者亦十分活跃,而文化地理学更因时而动,成为最具时代精神的地理学分支之一。


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在其有名的当代地理学评述著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版中,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正名为“文化转向”,明确列为一章。新近出版的由西方文化地理学骁将邓肯等人主编的《文化地理学读本》(A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2004)中,拿出两章,专门研讨“文化转向”。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为理论基础,以所谓“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为主要代表。

一般认为,英国地理学家杰克逊(Jackson)与考斯格罗夫(Cosgrove)首发新文化地理学的先声,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进而基于这些内容来考察空间构成、空间秩序、空间竞争“。文化转向”令本来就相当人文化的西方地理学,向社会人文渊薮中又深入了一层。

由于社会人文的繁盛滋生,社会问题日益多于自然环境的问题,人类社会自身的危机凸现在思想家与学者面前。早在十八世纪,马尔萨斯便指出社会问题可能比自然问题更为紧迫。一八七一年德国的统一,使地理学家拉采尔十分振奋,他将注意力从学院式研究转到德国的人文现实,研究德国人如何生活。拉采尔并到世界各地考察。十一年后,他出版了《人类地理学》第一卷,又过九年出版《人类地理学》第二卷。尽管拉采尔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用于人类社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拉采尔的研究毕竟开西方人文地理之先河,百多年来,西方人文地理研究一直在强劲发展。

二十世纪的前半,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影响很大,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受其影响,将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引入人文地理研究。以致在用词上,索尔也喜用area这个人类学家常用的词,而当时地理学家用得多的是region。索尔后来执教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多年,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形成了极具文化特色、历史特色的“伯克利学派”。一般说,西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就是从美国伯克利学派开始的(而二十世纪后期的“新文化地理学”也是以挑战伯克利学派而产生的)。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携手,拓展视野,更新视角,吸收相关理论,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翻看一下约翰斯顿编辑的《人文地理学辞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就能发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概念阵容相当宽,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前沿概念,在人文地理研究中都有所借鉴。

伯克利学派采用的文化概念,是在否定环境决定论的背景下(索尔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老师森普尔女士与当红学者亨廷顿的观点),借鉴了人类学家的“超机体(superorganic)”文化概念,将文化(而不是自然环境)看作制控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在文化、环境、人三者的关系上,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对象。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这是伯克利学派研究的前提。这种文化概念,其实也是传统的对文化的理解方式。英文culture(文化)一词,其拉丁原义是“栽培”、“养育”的意思,人有了culture,就是受到了培育、教养。所以早期人类学者表述的文化概念常有“超机体”的味道,如:“文化有它自己的生命,受着它本身的原则以及它自己的法则所支配。几世纪以来,它怀抱每一代刚出生的成员并将他们塑造成人,提供他们信仰、行为模式、情感与态度。”(怀特)在这类文化概念中,有很强的文化决定论色彩。

以一种既定的文化为参照,或以抽取文化特征为第一步基础工作,然后考察人——按照文化原则行动的人——如何改变了自然景观,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景观,是伯克利文化地理学派主要的研究套路。因受早期人类学的影响,索尔本人的文化地理研究对象主要是非欧洲文化区,且重农村轻城市。索尔的学生逐渐重视“美国文化”,对美国本土文化景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综合成果以《美国文化地理》一书为代表。此书作者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索尔的学生)明确表示,他采用的是“超机体”文化概念,并刻画了“美国文化”这个超机体的特征:一、强烈的、几乎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二、视动态与变化为最高价值;三、机器主义的世界观;四、尽善尽美主义兼救世主。泽林斯基从这几个方面着眼,分析了美国文化景观的特色。

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是美国文化地理伯克利学派的兴盛期,影响很大。索尔本人也曾当选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对伯克利学派(英文地理学文献中也用索尔名字的变体Sauerian指称这个学派),在回顾西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著述中,总有大段评论。二十世纪初的地理学界,对学科性质的理解依然含混不清,而索尔倡导以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很清楚明白地确立了地理学的一个人文方向。

不过,对于中国地理学界来说,索尔的名字似乎是近一二十年才开始为人们熟知。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尽管中国学者奋力引进西方现代地理学理论,但对索尔的学派似乎未多留意。在近代编写的众多中文地理文献中,鲜见索尔的名字。此种情况或许由于两项原因。二十世纪初,国家贫弱,中国地理学家一来救国心切,二来以科学精神为尚,故多看重救国救民的“人生地理学”(经济地理)与科学描述山川大地的自然地理学。索尔的文化研究远不及环境决定论具有更多的“科学”震撼性。另一项原因,现今文化地理学的发展高潮,提升了索尔学派的历史地位。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索尔学派尽管在美国国内享有声名,但在世界地理学界,或未及今天想像的那般显赫。

伯克利学派使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乃是预设了社会上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覆盖整个社会的文化力量,这一文化力量是给定的、统一的、稳定的。而对于这个文化,即主流文化,学者们是可以准确无误地再现陈述(representation)的。“超机体”文化概念不是索尔的创造,而只是传统的延用。这一传统文化概念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遭到激烈批判。在话语、文本、解构等新潮理论的背景下,超越人自身而存在的“超机体”文化概念当然被抛弃。进而,对文化景观的理解也出现新的视角,景观不再是客观的自在情景,而是要凭主观“阅读”的“文本”,一切符号意义、文本误读、再创作等问题随之而来。新文化地理学最初给人的印象,多是就这些问题进行阐发。

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范围开始加大,其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非正义性进行批判。对文化概念的新理解是文化地理研究范围拓展的理论基础。关于文化的概念,新派学者们放弃了“生活方式”这类散漫描述,而直指文化内涵的焦点——价值观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意义。地理学家考斯格罗夫说:“目前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转向,引入了新的隐喻和类比,它们更符合对意义而不是功能的强调。”学者们进而指出,社会中的价值观是多样的,相互冲突的,可以演变的。对于长期被忽略的“他者(others)”的文化价值,应给予关注、同情,并为其所受的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压抑伸张正义。

各类后现代思潮推动了对“常规”观念的挑战,而所谓常规观念正大量流行于西方社会。如果说,洪堡、李特尔是考察非西方世界而开近代地理学之先河,那么后现代地理学则是以研究西方社会自身而兴起。西方社会的弊病,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弊病,成为激进学者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在对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不公正性进行挖掘时,价值观的潜在影响,价值观的压抑、冲突,几乎到处被发现,在西方社会园囿中,原来也是荆棘丛生。

在以西方(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中,在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上,显现着或隐现着许多歧视、压抑、排斥、不公正的情景(如女性空间、同性恋空间、无家可归者空间等等),这些正是新文化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中关注的主题。以社会空间取代自然空间(甚至完全放弃自然空间),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的一大特征。随着文化概念的变化,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不仅是文化人的地理,而是具有种种价值属性的各类社会群体的社会空间。正因为此,令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许多研究相交错。因以“价值”为核心的新文化概念的普遍应用,诸学科均将各类社会群体的价值表述纳入研究视野“,文化转向”遂成风气。

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形态,与其时间形态一样,属基本形态。而具体的空间形态总与特定价值、符号、意义相对应,于是文化地理学以特有的空间思维,揭示价值的空间形态,讨论符号意义的空间再现。在人文社会研究中,地理学的地位再次受到尊重。而在“文化转向”的同时,社会学、政治学等亦出现“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所谓“社会空间”,不是指一个客观、抽象的几何空间,可以在里面“填充”各类社会内容。社会空间总是具体的,是具体的社会事物的存在形式。对社会空间的任何“填充”其实都是“侵入”和“争夺”。社会空间不可能是一种静止的存在,社会的任何发展震荡,都将导致社会空间的变异、空间话语的更新。

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变化。面临这个时代,英国文化学者戴维·钱尼说:“文化以及一系列相关概念,不但是位于核心的话题,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学术资源,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当代社会生活。“”如何理解现代、现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现代,这成为文化转向的触因以及文化转向中一再遇到的问题。”对现代社会中社会空间的文化诠释,自然成为新文化地理学者踊跃而先的领域。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膨胀,在文化地理中也有反映,甚至有人以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不必都是女性)是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推动群体。社会空间中的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的“争夺”,被充分讨论。大社会是男性空间的天下“,家”则是男性空间压迫女性空间的场所。住宅是给“标准”家庭设计的,而女性、残疾人都不是主要考虑的对象。女性在家是unpaid worker(无偿工作者),而男性在家是享乐者。家对男人、女人意义不同。城里的雕像是男性英雄,象征男人成就。而商场却是以诱惑女性消费为主题的。所谓“公共空间”其实是男性空间,而完全不考虑女性的安全感,天黑之后则更是青年男子的世界。

家,可以是与外部大社会对抗的基地,是家庭暴力的巢穴,是男人失意时的避难所。但“家”又是“无家可归者(homeless)”无法企及的一种空间。在美国社会“无家可归者”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街角、公园渐渐创造自己的空间。伯克利大学校园外面不远处,有一块草地,其间驻满“无家可归者”的营帐,是一个有名的“另类”空间。

唐人街是移民空间的代表,尽管华裔社会学家提醒人们“中国不是一个只会开饭馆的国度”,但中式餐馆仍是唐人街的象征。无论几代下来,在唐人街生活的华裔仍摆脱不了“移民”、“另类”的社会定位。是这个“社会空间”令华人永远翻不了身。想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则必须离开这个空间、这个场所。然而,他又必须在新的、十足美国社会(所谓美国主流社会)的空间中,“挤”出一块“上等华人”、“美式华人”的空间,这又谈何容易。鉴于他的身份,他的文化空间永远是一个问题。在归属与选择之间,充满痛苦。

美国黑人群体、女性群体,甚至同性恋群体、流浪群体都在力求显示自己的文化,争得自己的社会空间,而一部分华人则要掩饰自己的文化,化解自己的社会空间。这种不同的趋向反映了不同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一些华人以为“丢人”“、低人”的东西,黑人、同性恋者并不以为然。

文化学者们注意到,在今日社会(不只是西方社会),有一类迅速壮大起来的文化形态,正在空间中迅猛扩展,它就是大众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迅速扩展,使原有文化秩序混乱,精英文化不再是社会文化的主宰者,流行文化开始主宰社会。边缘文化、底层文化(如街舞、土话小品)汇入流行文化而抢占空间,在景观中凸显。进入了这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虽然更加自由,却失掉了对社会的影响力。大量文化形式转化为产业,成为消费资源。我们新拥有的不仅是“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

一些学术知识是流行文化的重要资源。地理知识从来贴近大众,如今更卷入流行文化、时尚文化,在市场中畅行。美国的《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Geographic),加拿大的《加拿大地理》(CanadianGeographic)和英国的《地理杂志》(Geographical)都有很好的市场效益。中国的《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也是同样。史学、考古学的一部分知识内容也转入流行文化,但它们的话语权却根本不在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手里。

流行文化具有抢占社会空间的天性,在流行文化占据的辽阔空间中,很难再找到精英文化的符号象征。城市空间、媒体空间是广告话语的世界,而广告话语依托的正是流行文化。承认一个场所等于接受一个意义框架。在影视、报刊、广告充斥的空间场所中,受众(无论他的真实身份怎样)一律被定位为“消费者”,因为流行文化的消费性大于审美性。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精英们首先感到了文化危机。

文化精英,其实不只是文化精英,在流行文化获得空间霸权的时下,必须进行空间的重建或改组,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住宅装修即是最基本的空间重建与符号设计。在流行文化的压力下,各类社会群体都在建构不同类型的空间场所,以展示这个群体的重要价值与关系结构。社会空间的改组动力不仅仅是金钱,更有文化。能动者善于组合环境中的资源,而消极者在社会动荡中只是环境的奴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说,如何与流行文化分庭抗礼,确保自己的社会空间,并张扬自身的价值,是社会空间重新分配的重要课题。郊区向来是精英们看不起的地方,但现在可能是一种文化保留地“。郊区是一种出于道德考虑的居住形式,就这一点说,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场所。”(钱尼)。

社会贵族(出身的、精神的、政治的)对大众流行文化的反抗办法,是打造自己的空间场所,尤其要区别于“大众”,抢占社会空间的“头等舱”。而为社会贵族刻意打造头等舱的做法,正是大众文化流行框架下的产物。文化框架不仅提供意义,也提供词汇,今天的“贵族”已经丧失自己的词汇,所以,社会贵族空间已不复存在。旅游文化是十足的大众流行文化,也是典型的大众地理文化,它将各类神圣文化、高雅文化的空间场所(皇宫、贵族庭院、教堂庙宇、高等学府)与地方特色空间(古村落、古城邑、自然绝景)统统改造为大众旅游文化空间。

文化在社会中的变化与震荡,深深地影响着今日的生活。文化转向的确以文化危机为诱因。“空间就是金钱”,然而与金钱并行的还有“空间就是文化”。社会地理学家哈维说今日的社会空间正在被压缩,高密度的社会空间令人窒息。私人空间、群体空间、公共空间、功能空间(包括环境空间)之间的竞争正在改变社会空间的整体格局。我们不得不面对这场文化的空间转向,如果不愿做空间环境的奴隶,就必须要清醒和敢为,这就是新文化地理学正在提醒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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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唐晓峰 读书 1996-01-10  期刊 4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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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唐晓峰: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

读书杂志  2018-02-28https://mp.weixin.qq.com/s/uZrjpjGhgREti3qI0sr2eA

今天“一带一路”的语境下,对“丝绸之路”做文化地理和知识考古学的考察,显得尤为必要。在西方地理学史中,李希霍芬是一位兼具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全才,他曾在《中国》一书中,着重论述“丝绸之路”。虽被同时代的学者忽视、遮蔽,甚至自己也缺乏“自觉”,但其思路,对今天的思想世界和文化地理,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   
文 | 唐晓峰
(《读书》2018年3期新刊)



李希霍芬(来源:wikipedia.org)

李希霍芬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地理学家,是他提出了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概念。但是考察其地理学思想的特点,丝绸之路在他那里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又因为这一概念在今天的重要性,那么关于它的提出本身,或许都是需要探讨的地理学思想史命题。

一般对于李希霍芬在地理学发展史中贡献的评价,会包括:他是洪堡、李特尔之后最重要的地理学家。洪堡、李特尔是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他们虽然一只脚还踩在古典地理学的领地上,但另一只脚已经踏出了现代地理学的第一步,即对地球上各种景观要素的科学关联性的建立。李希霍芬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这一步表现在对地球表面区域性的强调,指出区域眼光是地理学的基本考察视角。这与洪堡、李特尔的全球整体观不同(洪堡:《宇宙》、李特尔:《地球科学》)。

此外,在大地面貌,即地形地貌这一大地的最基本特征的成因问题上,李希霍芬做出了将地质学与地貌学相连贯的解释范式,形成了地质、地貌相结合的学术,奠定了自然地理学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石。在这一影响下,人们开始将地质学与地理学并称,一些大学往往设立“地质地理系”,如哈佛大学(一八八五年成立该系)、美国雪城大学(一九四五年以前称地质地理系)、北京大学(一九七八年以前称地质地理系)等,这与充满传统气息的“史地系”叫法不同。地质地理系的组建,坐实了地理学的理科性质。在理论方法层面之下,李希霍芬还有一些具体的重要成果,如提出黄土风成说,确定地质上的五台系、震旦系等。

李希霍芬《中国》(Berlin: Reimer, 1877-1912)

今天,我们赞赏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个闪光的词,并继续开掘其深刻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诸多对李希霍芬学术贡献的介绍或评论中,却不太重视他命名丝绸之路的事情。例如,《大英百科全书》有“李希霍芬”这个条目,讲到他的《中国》一书,但不提丝绸之路。有意思的是,这套《百科全书》另设有“丝绸之路”一目,可又不提李希霍芬。德国二〇〇三年版的《新德国人物传记》(Neue Deutsche Biographie),当然会列出李希霍芬,但也不提丝绸之路。李希霍芬的学生赫特纳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九二七),详述地理学发展史;另有两部西方颇有影响的名人名著,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一九四六)、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一九七二)。他们都在书中赞扬李希霍芬,却也都忽略了丝绸之路。看来,这些作者都认为,提出“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在李希霍芬的学术贡献中,不那么重要。

关于这些忽略,或可以从地理学发展的时代特点来做解释。十九世纪中期,是一个重自然地理学、轻人文地理学的时代。推动自然地理学走向“科学”,是时代主题,因此是几乎所有评论者的关注点。人文地理学的“自我存在”未受到重视。李希霍芬是推动自然地理学发展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无意识”的人文地理学工作,在他杰出的自然地理学贡献面前,显得平淡。

由于自然地理学的强势登场,又基于早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思想,加上达尔文新发表的《物种起源》,人类从属于自然的信念日益为人们接受。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这两个名称曾代表全部人文地理),让位于自然地理学。传统的国家区域意识,转变为自然地理区域意识。在自然地理学大获全胜的气氛下,激进的学者甚至认为:“地理学应该限于自然,完全把人类抛开。”应该把地理学大船上那些超载的(人文)东西,“扔到水里去!”

像当时的许多地理学家一样,在主观上,李希霍芬本人也崇拜自然科学,当他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后,自愿进入“物理数学所”。而当年的地理学大师李特尔曾选择“历史哲学所”。在李希霍芬头脑中,自然地理是科学,人文地理是问题。人文地理尽管可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但仍不具有“主旨的科学特征”(《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一切研究应从自然地质(地貌)开始,即使进行人文“问题”考察,也要先把自然地理说清楚。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极力反对没有做好地质地理基础功课的学生斯文·赫定到新疆去。据说赫定后来也不敢把写成的著作让自己毕生尊敬的老师评审。


左图: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1941)
右图: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2016)

虽然在主观上李希霍芬对自己、对别人都提倡自然地理学的绝对优先地位,但是在他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不触及各类人文地理问题。以一位学者的勤于思考的习惯和善于思考的能力,他会对人文问题做出较深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甚至会对一些关键之处进行强调。只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无意识的,这是相对于他在自然地理方面的积极态度而言。在人文地理问题上,他缺乏自己所提倡的地理学研究法的第二步工作,即做清晰的理论解释与归纳。第一步工作是实地观察与记录。在他的文字记录中,本含有大量人文要素、人文问题(丝绸之路就是其一),也有精到的议论,但没有进而将它们提升到学术概念、原理的高度。他将地理学视为一种严谨的科学,反对地理学是一门外行容易进入的学科的说法,地理学不是随便看看、记记,就可以的。或许,他对自己本子里的人文的东西,大概也认为没有脱离看看、记记的性质,便不认为它们具有“主旨的科学特征”。

现在看来,李希霍芬“无意识”的人文地理学贡献,完全可以拿出来做正当的评价。在《中国》这部成名作中,存在引人注意的人文地理叙述。“我们发现他在《中国》的序言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的确是写欧亚大陆间人类活动的历史,包括旅行的历史、探险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丹尼尔·C. 沃,二〇一二年)李希霍芬对新疆(中亚)的描述,有着开启新时代的意义。追求精确性是他的科学精神,即使手中主要是旧有资料,也要尽可能地向精准的方向努力。对古代中亚丝绸贸易之路的复原便是一例。他在《中国》第一卷中,将中国《汉书》、西方古代的马里努斯和托勒密所简略描述的中西交通线落实在现代地图上。


李希霍芬《中国》卷一中的丝绸之路地图,红线为他标注的丝绸之路路线(来源:dsr.nii.ac.jp)

李希霍芬对于这条中西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的关注,是出自对更广阔的人文地理的思考。虽然没有做过实地考察,在《中国》一书中,李希霍芬仍然把中国新疆地区(他称为中亚)列为第一部分,对该地区重要的地质地貌问题首先进行讨论,包括中国北方的黄土地貌及其与中亚的关系,中亚盐草原的形成和转变,环中亚地区的过渡带景观地貌,天山、昆仑山及其南部的山地等。随后,即转入对一个重要人文地理问题的讨论:连接中国与中亚西南部的交通的发展。交通,特别是远距离交通,是李希霍芬在人文地理方面的一项核心议题。交通道路的基础当然是自然地理,但交通本身的发展乃是一个十足的人文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中国与中亚西南部的交通发展,李希霍芬竟然叙述了这样一个几乎是完整的中外交通简史:关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前之交通联系的传说;从周王的登基到长城的修建(前一一二二至前二一二年);从长城的兴造到唐朝的建立(前二一二至六一九年);从唐朝建立到蒙古帝国的形成(六一九至一二〇五年);从蒙古政权的建立到葡萄牙人抵达中国(一二〇五至一五一七年);从葡萄牙人一五一七年抵达广东至今。这些内容,在没有翻开这部书之前,是想象不到的。当然,李希霍芬的这部分叙述,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很难产生重大的新见解,但足可以证明他在人文方面所投入的精力,证明他对中国对外交通问题的关切。

就在《中国》第一卷出版的前后一段时间,李希霍芬三度撰写或演讲关于中亚交通大路的主题,在这期间,他好像满脑子都是中亚大路。这说明穿行中亚的大路是《中国》第一卷中的一个中心议题。

令人不解的是,诸多评论者对于《中国》这本代表作中包含的大量人文内容竟然无动于衷。他们一面盛赞《中国》这部划时代的名著,一面完全略掉了其中占63%篇幅的人文内容。而“丝绸之路”的提出,正是以这63%的内容为基础的。

在那个时代,类似李希霍芬这样对人文问题进行关注的,还大有人在,这是人文地理研究顽强存在的表现。正是在这样的事实的支持下,德国的拉采尔终于推出了《人类地理学》一书,并获得了“人文地理之父”的荣誉。

目前所知,赫特纳是第一个提出李希霍芬人文地理贡献的重要评论家:“李希霍芬的《中国》(China)第一卷(一八七七年出版),关于中亚细亚的民族住地和民族迁徙有精彩的阐述。因此就不能说是拉采尔创立了人类地理学。”(赫特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121 页)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第一卷是在一八八二年出版的。而李希霍芬在拉采尔之前已有关于人文地理的“精彩的阐述”。


赫特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

不过,李希霍芬虽然做了大量人文地理研究,但在对地理学做全面总结归纳时,仍然强调他的地质学。赫特纳也看到了李希霍芬思想理论中的含混之处。他说:“李希霍芬的见解对地理学的观点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在他的《中国》一书第一卷的结束语中所表现的思想,还过于片面地侧重于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关系,就是在被认为是近代地理学的真正纲领的莱比锡的就职演说中,他也没有完全找到符合他的见解的明确的方法论的措辞。他也没有前后一贯地坚持这种见解,后来,他还偶尔倒退到把地理学视作一般地学那种曾被他自己克服过的旧见解;但是在学术史上,重要的是根本思想,而不是明确的文字表达。”(124页)赫特纳显然对李希霍芬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让我们注意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只听他说了什么。观其行,胜过听其言,这也是研究学术史的一种方法。

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间,李希霍芬任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他的就职演说的题目是《今日地理学的任务与方法》(Aufgaben und Methoden derheutigen Geographie,1883)。这份演说词被视为当时地理学发展的纲领,其中含有“地理学不能抛开人类”的思想,但赫特纳仍然认为其缺乏“明确的方法论的措辞”。

因为始终没有清晰明确的主观认定,在《中国》第一卷写完后,李希霍芬又一步步回归他的自然世界。在他自己编订的第二、四卷,以及后人利用他的材料编订的其他卷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片面的论述”,即偏向自然地质地理方面的论述;他编写了七百四十多页的《探险家(以研究为旅行目的者)指南:对地理与地质学的物理对象进行观测的指导》;一九〇二年,创建柏林海洋研究所;他去世前最后的论文是《南极研究的成果与目标》(一九〇五)。总之,晚年李希霍芬的自然科学兴趣,冲淡了他自己在《中国》第一卷中表现出的具有中亚人文关怀的形象。


李希霍芬《中国》卷一插图(来源:dsr.nii.ac.jp)

那么,关于丝绸之路呢?在李希霍芬这里,丝绸之路的得名,主要是来自马里努斯、托勒密托等人的语言,这些早期的西方人,最先意识到一条通向“丝国”的丝绸贸易路线的存在。李希霍芬并不是从无到有的发明者,而只是沿用者。在这条古代道路之上的丝绸贸易的历史,很早便出现在西方人的叙事中。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概念)是逐步形成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丹尼尔·沃教授,用“概念考古学”的方法,对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做了详细剖析(《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蒋小莉译,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七辑,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发现李希霍芬个人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并非如今天这样已经具有规范概念的性质。沃指出,李希霍芬对这条超远通道,用过“丝绸之路”这个词,但他也用过其他词,如“交流渠道”“大路”“主干道”“丝绸商路”等。在李希霍芬的词汇中,“丝绸之路”还没有最终定型。此外,“丝绸之路”一词也仅仅用于汉代,而没有做更广泛的历史概括。沃的上述分析具有部分的正确性。

李希霍芬在开始使用“丝绸之路”一词时,的确有偶然性,但这个偶然性是附加在确定性之上的。“丝绸之路”词义上包括“路”与“丝绸”。李希霍芬讲“路”是确定的,讲“丝绸”有些偶然,而且真正要说的是“丝绸贸易”。前文提到,围绕《中国》第一卷的写作,李希霍芬脑中有一个大大的“路”字。中亚大路的形成(存在),几乎成为李希霍芬中亚研究的终极结论。有人从殖民主义商业利益上解释李希霍芬对于中亚大路的关注,认为他是要用历史论证中亚“铁路”的修建计划。在政治文化立场上,李希霍芬是德国利益至上,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我们又不能忽略李希霍芬的学者的一面。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的考察范围一定会大大超越初始设定的实用目标,他往往会习惯性地进行超越时空范围的思考,得出多重结论,将实用研究转变为学术研究。李希霍芬如果不是追求学术目标,他没有必要用大量精力叙述中国与外部的交流历史,从《禹贡》直到一五一七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登场。

在《中国》第一卷的写作过程中,李希霍芬对于丝绸贸易在东西之间的重要性,越来越给予肯定。在《中国》第一卷出版,他本人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发现者勋章”(Founder’s Medal)之后,他向德国地理学会宣读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随后以英文的形式转述在《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Magazine, January 1, 1878)上,即《跨越中亚的古代丝绸贸易商路线》(The Ancient Silk-Traders’ Route across Central Asia),文中明确写道:“在所交换的商品中,丝绸的地位很重要,这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到这个时候,“丝绸”“贸易”“道路”,对于李希霍芬来说,已经共同构成了一个确定的概念了。中国“西北考察团”中的早期学者,如黄文弼、陈宗器等对于这条道路的理解与称谓,最合于李希霍芬的原意。黄文弼称作“贩丝之道”,陈宗器称作“运丝大路”。


开罗的丝绸商人(来源:kaogu.cn)

今天,在用词上最微妙的改变,是最终去掉了“贸易”二字,固定为“丝绸之路”,从而抹掉了商业的铜臭,只留下丝绸的美好。李希霍芬也曾偶尔省掉“贸易”,简称“丝绸之路”,但他是无意识的。有“贸易”二字,还是没有“贸易”二字,这是李希霍芬未曾注意过的差别。“贸易”一词的省略,不仅是减掉了两个字,也使“丝绸之路”具有了超越贸易活动的更加宽泛含义的可能,这便于后人对其灌注政治的、文化的内涵。我们今天说:丝绸之路象征着友谊、和平。这是李希霍芬绝想不到的。

以《中国》第一卷为中心,李希霍芬对中亚(新疆)地区的自然与人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指出中亚在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理重要性,提出“丝绸贸易之路”的历史价值。李希霍芬关于中亚的论述,早于斯文·赫定、斯坦因,在人文地理方面甚至胜过谢苗诺夫,这应该是一桩重要的学术成就。这部书反映出李希霍芬全面的学者形象,涵盖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完整内容。一个具体的学者,在没有被“整理”评价之前,在没有被概念化之前,其实是一个复杂体。对于李希霍芬的认识,应该用《中国》第一卷的完整篇幅来复原李希霍芬学术的全景,这会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大量的人文关注,人文用心。


马可·波罗的丝绸之路旅程(来源: MPI/Getty Images)

我们承认多数评论家是公正的,他们读过《中国》第一卷的全文,但他们仍然忽略李希霍芬的人文贡献,这或许还有如下一类原因:李希霍芬关于中亚的讨论,被斯文·赫定、斯坦因传奇式的探险遮蔽了;他的中亚交通道路的论证,被麦金德(一八六一至一九四七)震撼人心的“大陆腹地说”遮蔽了;他的人文地理作为,被拉采尔(一八四四至一九〇四)旗帜鲜明的《人类地理学》的出版遮蔽了。

幸好,李希霍芬发掘出来的“丝绸”二字,保留了未曾预料的生命力,正是这两个字,让我们又找回了李希霍芬。我们意识到,在那个时代的关注中亚的人们中,大概只有李希霍芬最早关注到东西交通的地理问题,而且是在现代科学水准上的关注。这显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后来的考察者所发现的中西交流丰富的物质遗存,其实,都是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的注脚,虽然在学术的内涵上远远超过了他。李希霍芬在研究中国时,不时流露德国殖民主义立场,但“丝绸之路”这个词,却给了中国人在这条大道上的主体感。的确,“丝绸之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Richthofen, F von1877-1912.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5 vols, Reimer, Berlin. 在本文写作中,贾长宝帮助查阅和翻译了德文文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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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中华读书报2012-07-18
文明论与中国地理学的近代转身
http://news.hexun.com/2012-07-24/143926102.html
我喜欢把地理学放到社会思想文化的背景下多做观察,试图从地理学里找出一些这样的内容。其实在座的学者中,有些已经在做很好的系统的地理思想的研究,像郭双林先生做的清代地理学研究。而且我看到郭先生准备发扬的这个题目,实际上和我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郭先生写过晚清的地理学,我觉得写得很好的。在这方面我想郭先生会讲的更加系统、深刻。我自己的发言就是把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关于地理学在中国近代的一些表现,大概谈一谈。
我们讨论会的题目是文明概念和史学的关系。其实史学和地理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文明的概念出现之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史的大的概念,而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世界地理的大的概念。这是整个世界观上的一次全面的更新,是一个“大事件”。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观念。这个世界观主要是人文方面的。关于这个世界观,郭先生也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文明这个概念之下所建构的这个世界显然是有等级的。在社会整体的发展上,包括经济、文化方面都会有等级。是在文明等级、文明差异这样一个前提、一个基本概念下,重新来看待世界的格局。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最基本的世界地理基础。
当然,地理学不满足于说说现象而已,它还要找到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特别在那样一个时代,同样有一个东西也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就是科学。对文明的地理上的差异一定要给一个科学的解释,这样对现代地理学来说才算是完整。许多学者找到了这样的解释,即从地理学上来解释文明的差异,这种解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实际上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如竞争、优胜劣汰等,有一种很深的内在联系。在现代地理学形成的时代,的确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思想成果。有人进一步把环境决定论更具体一些,落实到国家政治地理。我们知道,像拉采尔这些人,将动物学、生物学联系到社会和国家,把国家看成一个生物体,于是就出现了不同力度、不同水平、充满差异的各种国家生物体。它们在世界上到处在拱,大的拱出大地盘,小的被人拱掉。世界国家政治地理就是这样一种动态状况。这也形成了近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随之出现了各种“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等。像生物关系一样,国家之间存在生存竞争、空间竞争。
国家也是一个文明体,好的、高级的,那么你有理由扩展空间,你应该在世界上扩展自己的疆域,其他弱国要给它让位。这样一些思想都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些东西渐渐形成了西方最后控制全世界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的范式。自然地理学有它的一些科学性,这个我们今天不谈,我们主要谈社会、人文方面的。
在社会、人文方面,和文明论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在文明论没有出现之前,好像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世界观,没有一个世界地理体系。随着文明论的出现,也随着一些政治进展,如一些近代条约,像在德国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签订条约的事件,由此开始,又形成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即所谓条约体系。条约体系和后来的殖民体系手牵手,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在全球蔓延,到中国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因为在中国方面有一个自己的东方的世界体系,就是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和西方的殖民体系、条约体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发生的冲突非常剧烈。习惯了朝贡体系的中国人不知道殖民体系、条约体系背后的厉害,所以吃了大亏,毫无准备,步步后退。这是一个现实过程。与此同时,有一个地理学的从思想观念到理论体系的向全世界的延伸,它也延伸到中国来。
我想西方发展的这个背景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不多讲,我想针对中国的情况,说一点中国人的感受性的东西。中国人在那个时代觉得西方强大,也认为西方的学术强大,要向西方学习,也要学习西方的学术,那当然要学习西方的地理学。但学习西方的地理学,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东西。因为中国是一个弱国,一个被打败了的弱国,属于次等文明,中国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学习西方现代地理学的。西方现代地理学告诉中国人,有一个环境决定论,你们的国家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你们有一个不怎么样的环境。这个东西直接对应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地理的重新解释。我用一个词儿,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的地理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弱国地理学”,功夫下在怎么样解释中国的“弱”。
用西方的环境决定论,把中国贫弱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归于中国的环境。讲中国的环境差。这样的言论在那个时代可以找到很多。这是接受西方“先进”的地理学,来论证中国如何的“不先进”。所以这对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他们奋发改进,学习西方的理论,但回过头来就要论证自己不行,自己国家不行,环境不行,祖先不行,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在这个论证过程中,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地理学科的大变化,说轻了是转身,说重了是置换。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系统的地理学,中国有这么漫长的历史,这么大的疆域,实际上有一个对疆域做解释的一套学问,我认为主要是围绕王朝体系所形成的一套地理学。但是这套东西在西方现代地理学进入中国之后基本上被否定了。否定到什么程度?三十年代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中国各种学科的历史,其中有一本是地理学史,这本地理学史是请王庸来做的。他这本地理学史现在有新印本,很容易买到。但是王庸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他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地理学的概念,用这个概念回过头来整理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的时候,他感到中国古代原来没有像样的地理学。在书的前言里他说,这本书虽然用的是“中国地理学史”,但说实话,在中国古代找不着地理学。其实,他找不着的是那个西方概念的地理学。王庸说编辑非要让他用“地理学史”作书名不可,若依着王庸自己,他会用“方志史”或者“地图史”,而不会用“地理学史”。
王庸的不自信,是那个时代的心理特点。人们不但觉得中国的地理环境不行,中国的地理学问也不行。中国人是在这种心态下开始接受西方的地理学的。周振鹤曾说过,在中国学术思想近代化的方面,地理学是属于领先的,是起到前锋作用的。的确,在开辟新思想的方面,新的地理学思想是起到了领军的作用。但是中国人在面对它的时候内心又是如此难受和复杂。在“弱国地理学”里,既说中国的学问不行,也说中国的土地环境不行,这样的言论非常多。这样骂中国环境一直骂到八十年代。咱们都知道《河殇》的一个观点,说中国是“黄色文明”。它所谓“黄色文明”包含了很强烈的地理批判意识,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地理环境有重大缺陷,因此中国这不行那不行,又没有航海,又不吃肉。李零当年曾对《河殇》做过评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形成了这么一个态势,人们习惯了听责怪的声音。
当然,总讲弱国地理学,大家还是不甘心,于是在地理学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我称之为“救国地理学”。你不是“弱”么,我就来“救”。救国当然有一种是从现实出发,做资源开发、实业建设,赶紧重新建设中国的经济体制,这套新经济(310358,基金吧)体制的思路完全是西方的经济体制,包括孙中山的那套方案,都是用西方的经济地理学重新布置,重新规划中国的整个大地布局。原来那套王朝体系没有用了,完全要用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这套新的经济地理重新来设计中国。这套东西在“救国地理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叫“人生地理学”。当然这肯定是救中国的,在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思想上的“救国地理学”的表现,那就是我不承认中国古代的那套东西不行。咱们按照西方的标准回过头来再在咱们中国几千年的经验里、文献里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和西方地理学一样的东西。这件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丁文江找到徐霞客。你们西方现代地理学不就是几条标准吗?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野外考察,我们徐霞客考察的猛不猛?非常猛。现代地理学还有一条要解释地貌特征,这个徐霞客确实有,他和一般旅游作诗的人不一样,徐霞客是要解释一种地貌现象,这正是令丁文江吃惊的地方。丁文江第一次看到《徐霞客游记》的时候不以为然,但他偏巧拿着徐霞客的《游记》到云南去考察,走的大致是徐霞客的路线。一对照,他发现不得了,徐霞客讲得非常好,不但讲得好,还提出问题:各种地貌现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徐霞客一次、二次、三次对同一个地方探察,这就不是“游”了,而就是要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索。徐霞客对喀斯特地貌的解释很有名。丁文江说,徐霞客太了不起了,他不就是一个和西方没什么差别的伟大的地理学家吗?徐霞客成为地理学家主要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前不大把徐霞客看成地理学家,而是看成另外一种“奇人”。丁文江做了评断之后,徐霞客的地位起来了,他的确有一些西方现代地理学家的特征。到了李约瑟那里,也认为徐霞客类似西方现代地理学家,李约瑟也给了徐霞客非常高的地位。这是一种从学问上找出我们中国也“行”的方式。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不甘心中国的环境不好,想办法说明中国环境还是可以的。你们外国学者说中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们不甘心,一定要找出来看看。我们把没有石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601099,股吧)里去了,我们也有冰川,也有良港,我们国家有很多很多的资源。这些都是地理学思想里面的不甘心落后的救国意识。这种意识推动了我国地理学的一些发展。
回到文明这个问题。给予“文明”概念以极大支撑的是西方同时出现的“科学”。“科学”这个东西,用胡适的话说是不得了,谁都畏惧这个东西。所以“科学”这东西一来,也要重新收拾中国的地理学。中国古代地理学在自然方面,说实话,“科学性”是差一些。我们对自然的解释,容易走到“五行”上面。比如说树为什么站着?“树自立”。水为什么流?“水自流”。“自然而然”,是一个对自然现象的最根本的解释。这和后来出现的真正的地貌原理有很大差距。科学性的东西来了之后,一下让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确无话可说。相反,它加盟环境决定论、进化论,告诉中国人环境决定论是“科学”,是铁的定律,中国的贫弱乃是科学定律决定的。科学的势头加重了决定论的分量,在中国人的心上压了一块大石头。要掀掉这个石头谈何容易,后来批判环境决定论为什么中国人很积极?就是要赶快掀掉这块大石头。
当然,也有从科学的角度重建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这又是一种角度。这一点王庸想到了,但他当时认为建不起来,中国没有。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群地理学专家做了系统的尝试。当然这是从丁文江对徐霞客的发现开始的,认为我们应该有这种学术上的自信,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中国古代科学的地理学。有一本书,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地理学史》,作者在书中说,他们是要尝试找出中国古代科学性的东西。他们的方法是把许多非系统性的、零零散散的记录,很多是经验性的而非解释性的记录,搜集起来,再按照西方地理学的框架进行分类编排。这里面有的内容可以,像徐霞客关于喀斯特地形的记录,那是有水平的。但有些内容就比较勉强。比如它说对冷泉、热泉的发现,这个用科学水平来衡量就有点不够,因为经验知识人人都会有。
地理知识里面有一类是人人皆有的经验知识,甚至不只是人有,动物都有。我们现在有些学生写作,说这个聚落选址多么高明啊,它是背山向阳的。其实,这没什么了不得,一些动物也知道。即使对一些深入一些的知识,我们也不能代替古人把经验知识向科学层面上提升。刚才罗钢也讲到,有人用西方的框架重新编一个中国的材料,然后说我们可以对话了,地理学也有这种情况。这也是在文明的刺激之下产生的一种心态,它的利弊需要讨论。
最后还想说一点,西方近代科学的地理学,是在近代生物学、气候学和地质学这三大支柱学科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当时西方科学地理学的建立是借助了先行一步的气候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成果,然后才有地理学。常说地理学是各种学科的母体,其实不一定。这个母体虽然很老,但现代地理学要靠生物学、气候学和地质学的首先发展,洪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世界体系,一个新的现代地理学。但不管怎么样,“自然”的东西在当时备受重视。中国的地理学和西方现代地理学接轨的时候,“自然”这一块很容易就拿来了,用新的词汇讲述中国的山脉河流,没有问题。而人文这一块不好接,除了文化词汇的差异外,还有一条,人文不够科学。我们后来的地理学的发展,越发展越忽略人文的方面,1949年以后,人文地理的东西几乎都被拿掉了。
人文的东西,文化的东西被拿掉,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对中国大地的文化、社会这些东西的忽略,把这些东西的价值看得很低。只有什么东西具有新价值呢?就是矿山、铁路、港口。本来,中国大地的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古代有非常发达的山水审美、帝王江山这一套东西,还有我们的城市文化景观等等,基本被忽略了。于是地理学便丧失了一个功能,即对于中国大地文化的论证,对于传统文化的解释和捍卫。以致于在社会舆论上把中国看成是“一张白纸”,在这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么城墙算什么?拆就是了,拆了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由于对文化的论证、解释、捍卫的缺失,我们的文化地理环境损失巨大。今天我们在文化景观建设上,是真的假的一块儿来,水平很低。
由于缺乏对社会人文地理问题的思考、解释,对中国特有的社会地理结构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其实包涵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地理构成传统,我们的政区体制、我们的边疆形态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色?我们的城市开发和区域关系应该怎样处理?在这些方面可能有与西方不一样的思路。在这些方面怎么去看待中国经验,是不是中国经验有它合理的地方?比如谭其骧讲我们的“县”是非常合理稳定的,今天几乎和秦代的规模大体相似,这个基层政区是中国的文明特色。关于一级政区,历史上变化很多,现在也还有很多争论。比如我们现在一级政区是三十来个省和自治区,现在有人提出,是不是应当缩小到秦郡的规模,搞出五十个左右,网上有热心的网友已经把五十个省的地图画出来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国社会特有的东西。
再比如我们的城市街道形态,没有放射状的形态,都是直角相交,放射状西方非常多,我们今天要不要搞?中国古代大城市都是方形的,西方古代大城市没有方形的。我们的墙在文化上到底什么意义?我们的景观文化有一些特点,中国人表现了不起,是真人不露相,让你看不见。你越看不见我,我越了不起。所以中国人要建设高墙、影壁,这不只是防小偷。西方人表示了不起,是使劲让你看。宫殿不但没有围墙,还要开辟十个、二十个放射状道路,让各个方位的人都能看到宫殿的雄伟。像这些景观上的手法都有些文化上的差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样利用?
还有,比较而言,中国城市里好像缺乏一些纪念性的东西,到底我们中国的纪念性景观是什么?我们中国应该怎样发展自己的纪念性景观?这都是一些现在需要认真讨论的东西,不是简单地学学巴黎、纽约就完了。怎样建设一些在功能上没有问题,但有重要的文化深度的东西,哪些是?哪些不是?在这方面应该好好讨论。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承认了中国的价值之后再重新来选择我们的发展。因为地理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的记录,实际上,在它的思想的最高层有一个定向,就是有一个对国土的定性、定向,向什么地方去发展。中国的国土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中,有泰山、黄山、华山,五岳,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当然现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对我们自己的地理学传统应该怎样去发掘,去发现。也有一些地理学思考者已经注意到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大本营的殖民主义的地理学体系。比如张承志,他几年前邀请我和李零到他那里讨论了一天,就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他应三联书店邀请主编一个《三联人文地理》,他在序言上就旗帜鲜明地说,要文明内部的人出来讲话,而不是外部的人来讲你。他最反对的就是拿着西方式调查表到你们社区里来填表调研。这个杂志后来只出了一期,它的封面印了一把越王勾践的宝剑。这是一个珍稀版本,三联大概只印了这么一摞,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再出。张承志的序言,犹如一篇檄文,挑战殖民主义地理学。这篇序言正是他最新出版的一本学术散文集《常识的求知》的第一篇。
(本文是作者在“文明等级论与殖民史学”会议上的发言,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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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2 20: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VS周尚意:中国人如何书写自己的地理? 2019-03-10 14:08

“《神州》这本书原作中有黄土高原的黑白照片,这与我们平常想象的黄土高原的黄色色调不一样,沟壑纵横的样貌不一样,我将照片颜色处理为黄色,感觉更接近我的黄土高原意象。哪一幅照片是最能体现黄土高原呢?我曾经去过位于黄土高原的延安,当时正值夏天,感觉黄土高原和我想象中的荒凉意象全然不同。其实,任何人对中国地理,乃至世界地理的认知都只是一个片断,因此不存在一个‘最’能体现黄土高原特征的照片。”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周尚意教授如是说。
周尚意举的例子是我们理解《神州》的一个切入点。今年2月,地理学家段义孚
(Yi-Fu Tuan)
的著作《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中文版出版,这本书以“景观”为核心线索,讲述了中国从史前文明到如今地理景观发生的巨大改变。段义孚出生于天津,但十岁就离开中国,《神州》基本上是基于文献写就的,而他海外的学术背景也无疑使得《神州》带有跨文化的视角。
中国地理类书籍并不少见,乃至我们每个人在中学时都曾读过中国地理的教材,但《神州》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以“景观”为核心,透过对景观变迁的书写,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内涵,以及中国文明对景观的建设历史。我们为什么要读《神州》?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神州》?中国景观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我们该如何讲述中国人的天、地、人、物?3月2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周尚意教授,围绕段义孚先生《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一书,在彼岸书店进行了会谈,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作者:(美)段义孚,译者: 赵世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中国景观的历史地理内涵
唐晓峰认为,《神州》这本书主旨性的内容或者说核心性内容就是“景观”。西方地理学学术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景观概念流行,不同于土壤、气候、地貌、植被等常见的地理叙事,地理学家们
(包括段义孚)
纷纷尝试用景观的概念来叙述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而《神州》实际上是一套讲述世界各国
(或地区)
景观的丛书中的一本,主编邀请不同国家的人来写不同地方的景观,而段义孚写的是中国的景观。《神州》以自然地理区划为基础来写景观,这是这本书不同于之前从人口、经济、农业等角度来写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特殊价值所在。
周尚意表示,景观是地表上具有空间固定性的东西,但景观除了它的外形特点以外,最主要的是其表达的意义。比如藏族没有选择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作为圣山,而是选了六千多米高的冈仁波齐。华夏的先民也没有在华北地区找一个最俊秀的山峰作为北岳。华夏文化中五行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五岳的位置。段义孚的《神州》,强调的是景观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中华文化在景观上的意义展现。
她讲到,中国景观除了对方位有意义界定之外,对数字也有定义。比如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是五座,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这都有意义。中国城市中轴线也被赋予了意义,西方城市也有中轴线,但是有明确意义的不多。中国城市还讲究与山水的整合,比如北京城虽然是在平原之上的,但是水系对城市格局依然有重大影响。南京城的格局更是体现了这点。
北京城市中轴线
而且这些理念还被继承了下来。周尚意举例说,《神州》多次提到了《周礼》。《周礼·考工记》规定都城的文字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城核心部分,竟然就是按照《周礼》这样的规制建造的。
这些都是中国独特的景观和文化。在唐晓峰看来,在长期历史中,中国的社会历史文明把中国塑造成了和其他文明不一样的世界,形成了不一样的景观。而中国景观的历史地理内涵就是它乃是中国文明的具体表现。中国文明不光是语言、京剧、饮食,还有被文明充分雕塑了一番的中国大地。比如唐长安城的街区就像棋局、菜地一样,这样的形态在西方古代大城市里很少见,在西方古代大城市里,方方正正的城市几乎没有,所以外国人看到中国的城市如此整齐没有不吃惊的,这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地理具有特色的东西。
中国景观的跨文化解读
唐晓峰提到,段义孚成年之后就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通过阅读其他汉学家的书,他对中国地理景观特点的描述非常细致、具体,直击要点。他认为,事实上,我们对有些地理景观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段义孚用他独特的眼光会发现一些特殊问题。比如,他看中国古代山水画,发现山上的树木不是那么茂密,不是一片森林把山体遮住,而是岩石裸露得非常清楚,上面点缀几棵凸显而别致的树。段义孚于是追问中国山上的树哪里去了?他把地表植被的变化过程作为景观史的重要部分加以讨论,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变化过程很多是人的干预造成的。

唐晓峰与周尚意对谈现场。
那是不是正因为段义孚是从一种置身事外的视角来看才能观察到这些,如果一直在中国生活,身在其中就不能发现很独特的东西?答案也不必然。
周尚意认为,人都是从两个途径了解世界的,一个是直接经验,一个是间接经验。段义孚对中国的具身性了解是欠缺的,但我们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具身性了解也可能是不全面的。既然都是片面的,很难说站在外面看中国和站在中国看中国,哪个更能洞悉中国。段义孚更在意的是他展现自己理解到的中国地理景观的意义。他更在意通过与外界互动,做人性的感悟——我怎么能够让自己成为“人”,在对自己,对自然,对他人三方面获得成人的真谛。
她讲到,段义孚提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悬搁”和“相遇”。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时候,总会将自身的“基底”作为理解的前提,建立对观察对象的新理解。因为每个人的“基底”不同,所以人们对相同事物形成的理解也不同。但在跨文化理解时,人们需要把自己原来的那些成见、“基底”悬隔起来。
而相遇包括人与人,想法与想法,人与自然,甚至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这些相遇会促进我们的思考。周尚意说,今天我们读《神州》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和作者段义孚对中国地理的理解“相遇”,如果读者内心的中国地理和段义孚的中国地理发生了观点性碰撞,这便是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
中国人如何书写自己的地理?
唐晓峰认为,中国人对天、地、人、物的书写是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中国人都要对它们做解释。他举例表示,前几年,中国非常流行“天人合一”,这种观念也经历了历史变迁。现代人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就是大自然,讲求建立和谐的天人、天地关系,这种关系具有科学生态意义。但古人最初对“天地合一”的理解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上,随后又从神的信仰脱出来,走上了对道德的崇拜,讲求天地与道德相合。
他讲到,中国文化向自然的渗透非常深。即使是非常荒野的地方,也被道教改造了,道教把人迹罕至的地方称为仙境。中国大地就这样被改造了一番,改造成了中国人可以理解、可以欣赏的寰宇世界。我们有一系列的表达方式,诗歌、绘画、散文把我们山川文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中国的历史不光是对城市和生活方式做了加工,还对我们的环境、景观都做了非常深入的加工。
周尚意则从自己对中国地理、文化的理解讲述了她可能会如何书写中国地理。她表示,自己会采取一纵一横的框架。一纵是透过景观看到四层。四层就是自然层、生计层、制度层、意识形态层。而“一横”的视角就是区域尺度关系。
《我叫王土地》海报
她举例道,沟渠是北方乡村普遍存在的景观,有一部电视剧是《我叫王土地》,讲到主人公王土地怎样组织当地人修沟渠。他是地主,但他要把整个地方的人集合在一起修渠。在中国在季风区
(自然层)
,农业多受旱涝灾害,靠渠供水,靠沟排洪是有效途径
(生计)
。组织社会力量建水利
(制度层)
才能建设一个公共使用的设施。再进一步看,制度层还与意识形态相关,比如在赵州桥所在地河北赵县,那里有个敬龙神的龙牌会,龙牌会就与当地水利组织是一体的。会首各村轮流做,从而保证各村在分水时没有绝对优势权,大家都是平等的。她说,如果我们不把四层内容整合起来,地理就太简单了。中国地理一定是四层结合在一起构成的中国区域特点。
而一些城市的发展,不仅是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主要还是与腹地空间联系有关。《神州》也体现了这种空间关联。周尚意讲到,英国有一个经济地理学家,叫梅西
(Doreen Massey)
,梅西说每个地方的意义实际上是在区域网络中定义的,如果不能理解全网络,就不能理解这个地点的意义。
(美)拉摩铁尔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pdf
海外中国研究论丛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书名: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作者: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著; 唐曉峰譯
   出版社:江苏人民
   出版日期:2005年11月第一版
   格式: pdf
   页数: 411页本书是美国近现代著名的
东方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代表作。本书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 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本书内容丰 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书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 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 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目录:

译者的话
原序
第一部分 长城的历史地理
第一章 中国及其周边领土
历史上的大陆及海洋时代
陆权和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中国文明的西化
区域与人口
中国的边疆扩展
亚洲内陆边疆的历史问题
第二章 长城边疆的地域构成
第三章 黄土地区与中国社会的起源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土地带
古代中国文化与黄土地带的土壤气候之关系
从黄土地带向外的早期发展
向北方发展的弱势
中国历史的形式
贸易、矿冶与官僚
中国历史的循环
19世纪——西方的侵入
第四章 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
黄河流域与蒙古地区早期文化的差异
草原游牧社会的兴起
草原社会兴起的功能解释
草原社会经济与中国本部情形的比较
草原历史的阶段特征
游牧经济的种类以及羊的重要性
财富与移动性
蒙古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的统一与其后的崩溃
喇嘛教的再输入(16世纪)
喇嘛教与满族势力在蒙古的兴起(17与18世纪)
满族统治下的蒙古:固定疆界的建立
满族统治下的蒙古:贸易的增长及其影响
19世纪末期的蒙古
20世纪的蒙古
第五章 满洲的农田、森林和草原
满洲在历史上的分裂
东北南部与中国的关系
东北地区北部及东部的环境与经济条件
清朝始祖努尔哈赤
16世纪末东北地区的政治
东北边疆上汉族统治的衰微
努尔哈赤的功业及清朝的建立
清朝开国时的军事与政治组织
清朝初期汉人在满洲的影响
对草原及森林居民的影响
19世纪的满洲
铁路的影响
日本在与东北及中国内地关系中的地位
第六章 中亚的绿洲与沙漠
中亚的辽阔地带
绿洲地理及农业
从定居发展到游牧
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次级绿洲
汉族向中亚的渗透
行商路线与贸易
宗教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新疆的回教
中亚的满族与回族
新疆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911-1928)
中国边疆发展的高潮
苏联近期的影响
第七章 西藏高原
地理因素
西藏人的社会起源
西藏的农业与游牧业
早期西藏与中国内地的联系
西藏的政治统一
喇嘛教的政治作用
藏人对中国西部及新疆的占领(8世纪)
喇嘛教早期的支配地位
蒙古势力控制时期(1206-1700)
清朝统治下的达赖和班禅之地位
近代中英权益在西藏的冲突
第八章 过渡地带
边疆与边界的区别
印度西北边疆的情况及政策
亚洲内陆部落南侵的“贮存地”
第二部分 传说时代与早期历史时代
第九章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别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特征
新石器文化的两个区域
铜器文化的产生
“发明”铜器的社会及经济影响
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分化
第十章 农业的进化与游牧业的反复
现代学者与中国历史传统
古代传说中的“帝王”
古代传说的地理证据
传说中的社会及文化证据
夏、商时期
周代
黄土高原及大平原居民的早期分化
文化发展与灌溉起源的关系
汉族第一次向东、西两方的横向扩展
南方——中国第二中心的兴起
中国文化向西方及西北方发展的障碍
游牧经济的起源
游牧与定居人口的关系
第三部分 列国时代
第十一章 北方与南方汉族的历史
周朝的主要列国
对少数民族侵周的传统观念的修正
是汉族发展而不是蛮族入侵
汉族扩张特征与环境的关系
汉族与少数民族冲突的两个时期
周代权力中心的变化
游牧经济与汉族社会及国家的兴起
周朝列国的发展
第十二章 古代中国的列国与帝国
中国与欧洲封建制度
走出封建制度
文官、宦官、士大夫
草原部落与封建制度的关系
战国(前453-前361)
少数民族战争与长城的修建(前4世纪末)
中国封建制度及城乡“细胞”
孔子与封建制度的关系
秦与帝国制度的诞生
从封建制度到帝国秩序的转变
第十三章 中国历史上边疆形态的起源
边疆形态与过渡地区的关系
秦、赵、燕
秦的兴起
边疆地区本身的政治重要性
第四部分 帝国时代
第十四章 统一帝国与统一边疆——中国的长城
前帝国时代的长城
秦国的边疆特点
早期修筑长城的劳工的社会意义
秦国军事的过度发展
为何秦朝能统一边疆却国运不长
秦朝的灭亡及汉朝的建立(前206)
司马迁的边疆记载
匈奴与草原新式统治者的出现
从边缘游牧制度转变到完全游牧制度
边疆民族语言差异的推测
头曼的事业
冒顿的事业与草原新社会的兴起
第十五章 空间范围的意义——绿洲历史与长城历史
汉族向南发展与向亚洲内陆边疆发展的比较
固定边疆之不可能
中国与草原的政治成熟
西汉政策:防止边将变节
边疆管理的目标:保持边疆人口的中国规范
汉朝与匈奴
汉族向中亚渗透的开始
汉族向中亚发展的根本原因
汉族在草原边缘地位的困难
汉族在绿洲的地位
绿洲中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势力
边疆均势的消长
第十六章 边缘社会:征服与迁徙
中国社会与草原社会融和的失败
游牧社会的变异:机动性与战争
游牧民族统治的循环
匈奴历史:一个完整的游牧社会循环史的例证
后来的循环
第十七章 朝代及部落历史的循环
中国历史的周期性
冀朝鼎的朝代循环论
朝代循环的重复
起源于长城以外的王朝
草原边缘地带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
中国与草原之缺乏统一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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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5-22 20:54:19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 | “毛泽东思想”里,闪烁着地理思维的光芒 2018-12-26 11:26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5周年纪念日。活字君特别推送唐晓峰老师的《毛泽东的革命地理》,这篇文章分析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开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地理思维。在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唐教授看来:因为具备地理思维,“毛泽东比不懂中国实际情景的书呆子们,更知道中国的革命该怎么闹。在被反复提炼过的毛泽东思想里面,依然可以察觉到些许地理方面的光芒。”
毛澤東的革命地理
文|唐晓峰
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教的課程是地理。據說在長沙時,毛澤東也教過地理。他所教的地理課是什麼內容,今天已經無法知道。參攷當時社會上通行的地理課本,可以推知其內容是比較簡單的,如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的《地理講義》,內容也僅僅是對地勢和海岸的大略描述。
不過,地理學這門學問,除了知識性這一面外,還有眼光頭腦的一面,就是常說的思想方法。懂地理的人,有一種“地理頭腦”,看問題有地形、地利、空間的一套思維框架,談出來的東西都能落在實處,可以在地面上查證。
我們不能說毛澤東思想裡面有多少“地理知識”,但在他的“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體系中,看得出,他是深知中國的土地之廣大、江山之多阻、南北之差別、農村都市之兩樣。他比不懂中國實際情景的“書呆子們”,更知道中國的革命該怎麼鬧。在被反復提煉過的“毛澤東思想”裡面,依然可以察覺到些許地理方面的“光芒”。
在毛澤東親自領導的革命運動中,地理分析發揮了作用,它是革命戰畧製定的基本依據之一。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寫道:“戰爭情况的不同,决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經驗多的軍人”,會“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地域”“大國”和“地理”這些詞,對毛澤東來說,並不是隨口說出來的。
在他著名的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中,地理分析是起到關鍵作用的。首先,他強調中國在地理上是一個大國。他說:“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如果我們是一個小國,遊擊戰爭只是在正規軍的戰役作戰上起些近距離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當然只有戰術問題,沒有什麼戰畧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充滿迴旋餘地,所以“紅色政權”能够在某一類地理地帶中存在。
那麼,紅色政權選擇在哪裡?不是大城市,而是農村。在中國,“近代式的若干商業都市和停滯著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我們的政權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權,沒有任何的外間援助。……革命根據地只有鄉村和小城市。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
完全可以說,毛澤東領導的土地革命,不僅是階級選擇——貧苦的農民,也有地理選擇——反動力量薄弱的“邊區”。毛澤東很清楚,“三座大山”各有自己的區域:帝國主義在沿海,封建主義在鄉村,官僚資本主義在都市。都市是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勾結之所,革命最為不易。只有農村,可以“星火燎原”。
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對抗日根據地做了細緻的地理分類,“抗日遊擊戰爭的根據地大體不外三種: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對敵我形勢,也進行了地理分析:敵人“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只能佔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積和人口來說可能只是敵佔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遊擊區,反居其大半”。毛澤東的眼光,比其他人要“入地三分”,使他對形勢的觀察、戰畧的把握真實、準確。
毛澤東的地理是革命的。在對農村進行革命優勢的分析時,他是正確的。但是,農村不總是具有優勢的。在講求繼承性的經濟和文化方面,農村是落後的。這一點上,毛澤東出現了失誤。
他以為“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後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為文化中心。……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為進步和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佔區,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時地變為落後的黑暗的地區”。
這種藐視都市的革命思想,被一直保留到經濟建設和發展文化的時代,遂產生了與革命良好願望相左的作用。另外,對祖國大地“一張白紙”的描述,也容忍了大量傳統文化景觀的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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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8 14:44:13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1]唐晓峰谈人文地理与地理学史:旧事不在城南,意义便消解大半
culture.ifeng.com 2019年07月16日 09:56

[size=0.8]【编者按】

[size=0.8]2019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重要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的《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size=0.8]段先生生于中国,学于西方,这本书原是他受编辑之邀写给英语国家的地理从业者,甚至是普通公众阅读的一本书,因此话题宏大,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有“

[size=0.8]简史”之感。作为华裔地理学家,段先生在书序中说,他写这本书一是想要“

[size=0.8]向故土致献敬意”,二是“想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将地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贯通起来,并期望此书的翻译出版能“抛砖引玉”,“中国的地理学者能够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社会的并重”。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本颇有历史、人文味道的中国地理。
[size=0.8]近期,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城环学院的唐晓峰教授,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师从侯仁之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又赴美在雪城大学获得地理学的博士学位,对历史、地理思想、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颇有心得;而且,此次《神州》中文译本的最后一章“改革开放(1978- ):尚未休止的巨变”就是由他补写的。此次采访,就请唐教授谈谈他是如何理解段先生写作《神州》的初衷,他对于人文地理研究、地理学史的书写又有何思考。
[size=0.8]澎湃新闻
[size=0.8]: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段义孚先生的《神州》,这本书出版时间较早,内容也比较宏观,着眼于“景观”。之前您问我:这是一本历史书还是一本地理书?我的直观感受是:“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看这个副标题,重点就是地理嘛!我也明白您的问题,这本书从第三章“史前景色”到第八章“1950年后的意识形态和景观”,有讲边疆、外来文化、人口南迁、历史上的城市等等,这些内容都有在看历史书的感觉,但我也注意到,这本书开篇就讲地形、气候、植被等,后面也有以地理单元为小标题讲述的内容,比如“四川盆地”“黄土高原”,在您补写的最后一章,着重讲到交通、环境工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地理化的语言。在您提问之前,我没有把这个问题特别当作一个问题看。那现在我想问的是:您接受补写1978年以后这部分内容的写作,您是怎么思考、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size=0.8]唐晓峰
[size=0.8]: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我之所以问你“这是历史书还是地理书”,是因为我曾经感到过这个问题。我80年代在美国读地理系,见到过这本书,翻看了一下,见有大量历史名词,感到很像讲历史,就没有读下去,因为当时心思主要在地理学理论上。但我知道段义孚是地道的地理学家,他不会无缘无故(无地理缘故)地讲起中国历史来。所以,这到底是怎样一本书,一直是个问号留在脑子里。
[size=0.8]现在有了中文译本,看起来容易许多,才注意到段义孚在历史叙事中的地理问题意识。我以为这正是本书的特色。我在另一篇短文里称它作“景观史记”,就是表达这个意思。现在还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中国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历史地理学也可以用“历史叙事中的地理问题意识”来表达。其实,历史是一个存在整体,在里面可以提取任何问题意识,不在乎你从什么学科角度。


[size=0.8]《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美]段义孚著,赵世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size=0.8]译者、编者找我续写第9章,我没有马上答应,等看过译稿,特别是第8章“1950年后的意识形态和景观”的部分,才知道这不是一项很难的任务,因为原书中的现代部分,只作叙述体,并不怎么涉及那段历史的复杂性。按照此例,继续叙述,便不是难事。另外,当年段义孚在海外搜集“新中国”的资料,会花些气力。而对一个在中国生活而有着直接经验的人,写出类似程度的概述,会容易一些。当然,继续叙述,也要贯穿地理学上的问题意识。
[size=0.8]段义孚在叙述景观变化时,要讲造成景观变化的社会原因(重要的是经济、人口),读这个部分就很像是读历史。在中文版序言的结尾,段义孚有些感慨,他写道:“至于城市里的样子,我到酒店外面散步,看见一个小区里有一小块绿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公园安全吗?在芝加哥,几乎肯定会有抢劫犯和嗑药的拦路打劫。而这里,我看见人们坐在石桌旁边心无旁骛地下象棋,孩子们嬉戏吵闹,而最让我惊奇的是旁边还有一块专门的场地让老头老太们锻炼。他们在一个健身器械上来回摆腿,同时盯着孙子。我在想,如果我年轻20岁(可惜我现在86了),我干嘛不把这些场景写进我关于中国的书里?”其实这类题目正是段义孚后来做出重要学术推动的方面,即寻常生活中的地方与景观。在段义孚的心中,“中国”是一个未曾完成的题目。
[size=0.8]澎湃新闻
[size=0.8]:最近重看《人文地理随笔》注意到封底的一段话,您说“我得承认,自己对地理学的理解,是受了洋人的启发。西方人文地理学,想得很多,管得很宽,‘人味儿’十足,明确划在人文社会学科一边,这是我开始喜欢地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前看书的时候我没注意到这段话,这次看到有点意外。很想问:中国传统的地理学不是人文性也挺强的吗?您怎么看这个“人味儿”?


[size=0.8]201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唐晓峰教授的《新订人文地理随笔》
[size=0.8]唐晓峰
[size=0.8]:当年感慨美国人文地理学的“人味”,有几个层次。最直接的是,美国地理学归于人文社会类,不像中国属于理科类。美国不是不研究自然地理,但自然地理的许多问题已经归并到其他学科中。比如紧挨着雪城大学就有一个属于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森林学院,那里研究许多自然地理问题。我国的当代“人文”地理学(例如80年代的北大地理系),主要是经济地理、城市规划,这两个专业社会性强,人文性不强。另外,也是最具特点的,美国的人文地理学者算是把“人文”做到了家,以段义孚为例,直深入到人(甚至个人)的心里面,与情感挂钩。这在我国地理学界,一些人会认为是“离谱了”。
[size=0.8]即使是研究历史地理学,政治成分很大(复旦),自然环境成分也很大(北大)。实际上,历史上的地理问题中,社会文化成分也很大,但那个时期真正的历史人文地理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看过陈正祥写的文化地理,题目求新,但所讲问题散而肤浅。到美国后,听说复旦大学的卢云开始研究历史文化地理,虽然没有读到原作,但估计会是系统性较强的研究,有开创意义。现在张伟然等学者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文化问题必须涉及感知、意象,否则只是文化的二手货。
[size=0.8]我在雪城地理系,正赶上那里人文地理学发展的高峰期,邓肯、赛明思、阿格纽、梅尼格等,都是在西方打先锋的学者。尤其是那位邓肯教授,我对他是又恨又爱,恨他专讲我听不懂的东西,逼我们看“离谱”的书,一会儿是福柯,一会儿是吉尔兹,还读了一回小说。我乍到雪城,上的头一门课就是他的“approach to the power of place”,这是啥意思?这个人文大棒给了我当头一下。这是一个关于place的讨论课(seminar),从美国、英国、加拿大请来一批学者,一周一位,轮流开讲。他们都是人文地理大家,比如D.莱、雷尔夫等。当时没有请段义孚本人,但要读不少他的文章。在邓肯的课上,我悟到了美国人文地理学的真相,变得十分喜爱。
[size=0.8]现在地理学家有个共识,认为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没错。但有个问题,人地关系都包括什么,不能只讲躯体与地的关系,人还有思想、心灵,怎么办?管不管?人类不是只在大地上走路干活,他们还要面对大地作诗,绘画,更重要的,汲取哲学营养,建立意义世界。人类绝不容忍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所以,如果只着眼于走路干活的一面,则小看了人地关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说,在思想心灵与地的关系中,地只是媒介,有一个人——地——人的关系过程,所呈现的复杂性主要在人的一面,不在地的一面,所以这类问题不能算是地理问题。因为地理学应该处理在地面上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如果复杂性在人的内心,就应该让心理学家去管。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关系还可以倒过来看,即地——人——地。
[size=0.8]某地,因为人的意识形态活动,而变成携带某种意义的“地方”,相对于原初,它已经变成大地中的“他者”,中国的四大佛山就是群山中的他者,《山经》的作者想不到日后会有这样的山地。
[size=0.8]说到《山经》,我们看到,《山经》的作者已经构建了庞大的具有神灵意义的群山世界,世界的意义其实就是人生的意义,这是人地关系最本质的地方。《禹贡》赋予世界(以及人生)的意义另具内涵,它成为华夏文明叙事的一部分。华夏大地不仅仅有供人类生息的丰富物质资源,也还有令华夏子孙获取精神素养的河出昆仑、凤鸣岐山、五岳四渎、三江五湖、涿鹿之野、天府之国、上党天下脊、阴山敕勒川……,这些构成古代中国的意义世界,它们是心灵活动落在大地上的成果,是重量级的文明成就。如果讲中国地理,不讲这些,能算是“中国”吗?


[size=0.8]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size=0.8]北京城成片的胡同区培育了北京人,北京人以自己特殊的情感塑造了胡同文化。这片片胡同区,与皇城宫殿一起,赋予北京古都以意义。“城南旧事”包含地理空间上的“所指”,作为一个概念,它已经不是讲房屋建筑,而是旧事所须的“地方”。旧事不在城南,意义会消解大半。
[size=0.8]另外,人味足不足,是要看挖掘得深不深。那么“人味”的深度在哪里?当然不是数学公式的深度,而是哲学深度、心理深度。段义孚就是告诉我们地理问题是如何延伸到人的内心深处的。我的美国导师曾写过一篇地理学与存在主义,惊动了法国的波伏娃。有一本书可以代表美国人文地理学中“人味”的深度,即《人本主义地理学》( The Humanistic Geography,编者是莱、赛明思),这是本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代表着一个时代。
[size=0.8]澎湃新闻
[size=0.8]:对一个文科教育背景的学者,讲地理学的话,人文地理学是相对能够让人感到亲近的内容。有一个问题是:怎么看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和“理”?
[size=0.8]唐晓峰
[size=0.8]:这个问题关键点是不能把“理”只看作现代自然科学那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理”。“理”的范围很宽,每件事情都有“道理”,广义一点说,能说服人的,就是道理,大道理管大事情,说服千百万人,小道理管小事情,最小的是自己说服自己。当初《周易系辞》用“地理”这个词,是强调卦爻中的“理”,说服了许多人。早期文献里还有“地里”这个词,实际里程的意味更多些。后来的风水家们也用“地理”,是要宣扬他们的镇伏之“理”,现在还有很多人信,信,就是被说服了。当然,这些“理”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理”不同,用逻辑实证主义衡量,那些道理都“不对”。
[size=0.8]从社会意义上讲,有些道理是用来证明世界的,有些道理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解释世界的道理属于说服人的道理,包括宗教。只要你被说服了,你信仰了,这个道理就是成功的。在说服人的道理里面往往会有价值观,科学原理里面不讲这一套。老子打儿子,如果叙述为“一个人打另一个人”,当然要治罪,但若附加上老子、儿子的名分,伦理价值观就来了,打了白打,打是爱。法律界有这类争论。
[size=0.8]从地理学发展史来看,现代地理学当然追求科学性,也就是探索科学规律,这种努力在自然地理方面很成功,但在人文地理这一翼,情形没那么简单。为了文(人文)与理(科学原理)的统一,地理学家们烦恼了100年(从洪堡时代到计量革命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后,地理学家一方面调整了计量方法使用的范围,另一方面放弃了一律追求科学性的努力,在人文地理方面,转而向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找寻盟友。上个世纪后半,在社会人文领域推出(或发掘出)了很多理论,它们与实证逻辑主义的理论不同,主要是阐释性理论,不是证明性理论。
[size=0.8]在地理学理论阐释中,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与大多学科差不多,讲究概念的精确性,材料的可靠性,推理的严密性,只是人文事件常常含有很复杂的主观因素,问题开放,可重复性小,所以个案研究、个案解释是主流。但即使是个案研究,仍需要很好的理论能力,读一篇逻辑严谨的文章,同样有快感。复杂的道理,需要思考能力,也需要表达能力。理科可以用复杂的公式表述,文科只能用语言,现在很多文科研究也设计出复杂的图表、图示,是想展现理论(问题)的时空结构性。
[size=0.8]澎湃新闻
[size=0.8]: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出现就带着“科学”的光环,而这个“科学”又与“救国”、与“富国富民”相联系。您觉得近代地理学在中国这一时期的处境,能不能将其与西方航海时代前后的地理学相比较呢?或者说,如果要比较,那么是跟西方地理学的哪个阶段比较接近,可以一谈?
[size=0.8]唐晓峰
[size=0.8]:西方有一个“地理大发现”,我们近代可以说也有一个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我们的大发现是书本上的,不是亲身跨海过洋的,但同样具有震撼意义。当然,意义的内涵不同,感受不同。欧洲人大发现之后,变得洋洋得意,而我们大发现之后,一度丧气。地球是圆的,遍地都是国家,所谓“中国”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个弱国。
[size=0.8]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地理学上被发现的,不仅是大洲大洋的事实,还有一批理论,而当时最风行世界的地理学理论是“环境决定论”。它无情地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是弱国,是因为环境不行,而环境是天定的。这让中国人从“科学”的西方人嘴里听到了另一种“天命”,这是令人沮丧的。
[size=0.8]不过求变求新的中国人毕竟从理性上知道了工业时代的来临,并由此想到要重新设计国土,这是真正的告别王朝地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是这个思路。在这个地理思想变局中,中国自己的人才一批批成熟,之前外国学者的确做出了贡献,像李希霍芬、葛德石等,但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更具有实践意义。


[size=0.8]《建国方略》
[size=0.8]澎湃新闻
[size=0.8]:我看王庸先生的《中国地理学史》,写中国传统时代的地理学就是地图、方志两大内容,近代地理学则是用西方地理学的内容分类:地文、气候、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这些内容。在您看来谈中国地理学史,还有别的讲述方式吗?
[size=0.8]唐晓峰
[size=0.8]:王庸自己也认为写出来的不能算地理学史,因为仅仅地图、方志这两项,不但内容撑不起来,地理学的重要本质也没有办法讲清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王庸的困惑”,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size=0.8]做宏观分期,我认为在现代以前,中国地理学史可分为三大阶段,各有核心性的主题特质:上古是文明特质,秦汉之后是王朝特质,近代开始是科学特质,前两个时期的特质是联系递进的,近代科学特性的形成可以说是“科学革命”。现在对文明特质、王朝特质的研究较多,而对近代科学特质形成的过程研究还很不够。科学特质不只是地球观的问题,地球观解构了文明与王朝地理的一部分,但具体地理问题研究的科学范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对这些真正的学术层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地质地理学这个流派是怎样在中国形成的,就很值得研究。传统的地理盟友是历史,地理志列入正史,二者联称“史地”。而近代以后,地质地理学诞生,地理盟友变为地质学,这是地理学走向科学的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李希霍芬起了重要作用,李希霍芬在中国4年,做的就是地质地理学,他的这个套路在欧美都有影响。北京大学也有地质地理学系。翁文灏说,没有李希霍芬来中国,中国的现代地质学会晚发展十年。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人埋头关注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中国学者是如何具体地一步步借鉴李希霍芬的学问的,人们都只关心他的“丝绸之路”。
[size=0.8]现在叙述地理学史,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按照古代文本(被视为古代地理成就)的历史发展脉络做叙述,夹叙夹议,侯仁之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就是这种做法。还有一种叙述,是打乱古代文献,而依照现代科学地理学概念分类安排章节(比如地貌、水文、气候、土壤等等),然后在古代文献中找出相关记载,对号入座。比如写“古代的水文地理”这个章节,就把各类古书中有关水文的片段摘出,再组织成文。这是科技史的做法。这种做法不无意义,但也值得讨论。陈寅恪评论古代哲学研究,“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的看法值得参考。这也是辉格史学的问题。
[size=0.8]对散见在古书中的关于地理知识的零碎记载当然也应当关注,但应注意一个问题。古书中很多记载只是经验地理知识的简单记录,比如讲某个地方井水甜,某个地方井水苦,这在研究具体历史地理区域特征时有用,而研究地理学史就不一定有用,除非找到古人关于这个差别的解释。地理知识在社会上散布的面很广,有些不是专门的地理文献,里面也会有大量地理知识,甚至是一种地理认知成就,这类东西也应该放在地理学史里面讨论。只是在讨论时不能与时代基本体系脱离。此外,一些重要的大型工程(运河、长城、城市建设),其难度包含对于地理知识的成功运用,也可以算作古代地理学水平的证据。
[size=0.8]研究地理学史与研究历史地理不同,研究历史地理可以采用现代眼光直接进入古代地理问题,比如侯仁之关于沙漠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谭其骧关于东汉以后黄河安流800年的研究。而地理学史则要先恢复古人眼光和见解,然后再对古人的眼光和见解进行评论。我们的议论不是不可以超越古人,但不能颠覆其基本脉络与基本属性。
[size=0.8]最后还要强调地理学思想史。古代地理学家是在其时代特有的学术思想体系中治学,在事实叙述层面可能不明显,但在解释层面、价值判断层面,则不是任意的。地理学思想史主要是关注这两个方面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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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8 14:48:48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在地理学的叙述中,乃有两个世界
2021
01/14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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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考工记》讲了一段怎样“营国”(修建都城)的话:“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现在,许多讲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人都引证这段话,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古代的都城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看法相当深入人心,好像已经不太容易改正了。
吴良镛先生早就说过,这不过是中国古代的“理想城”。也就是说,《考工记》讲的东西,是挂在嘴上、画在纸上的,不是建在地上的。
考古学家已经发掘研究了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名都,严格来说,这些都城都不是《考工记》说的那个样子。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古书记载的不都是事实,还有思想,不分清这两者,就会把纸上的当成地上的了。
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
世界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在地理学的叙述中,乃有两个世界。任何发达的地理思想中都含有两个世界,理想的与现实的,或称为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
对现实世界的具体的地理描述从来都不缺乏,无论在哪个民族的知识史中都大量存在。在所谓地理学思想史中,民族(或文明)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想世界观上。人们追求的是在地理世界中发现某种更高层次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规定着、说明着世界的本质。
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追求,人们在地理学思想中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一致性原则,用以解释、论证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即所谓“应然世界”。
《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关于周代的王城建设和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中国王朝人士曾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王朝地理理念,他们将具体的王朝疆域构建为一个天经地义的、具有崇高价值的核心世界,并作为一种理念,升华为信念、信仰。“国破山河在”,“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这类信念,成为王朝之不可动摇的另一种根基。历史证明,凡百折不回的事情必有坚定理念的支撑。
在中国的王朝地理学中包含理念世界,只是这个理念世界不像希腊数理世界那样出身高远,而是由经验层面向理念层面的跃升,“九州”观念就是这样的例子。同样是“九州”这个概念,可以分身为两个世界的代表,一个在现实世界,是《禹贡》的叙述,另一个在理念世界,如《吕氏春秋·有始览》的叙述。
“九州”是先秦时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先秦文献叙述“九州”者主要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以及近年公布的出土楚竹书《容成氏》等。在对“九州”来源的叙述上,《禹贡》《容成氏》以为源于大禹治水,这是儒家立场。儒家不讲自然天地的生成,但强调人文世界的开辟,人居世界是上古英雄圣贤取火设巢、平定灾难的结果,“九州”这个人间的区域体系就是大禹在救灾之后依照山川界限所布设的。《有始览》的理论立场是道家自然主义,兼有阴阳说的含义。在《有始览》的叙述中没有大禹,“九州”是在宣讲“天地合和”之大经时出场的。地上的“九州”与天上的“九野”相对应,它不是圣贤人物的工作成果,而具有“天成”的本质。这时的九野、九州属于理念世界观。
“州”的字形出于河州的实际样子,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有“九州”概念的树立。“九州”又渐渐在社会思想中生根,终成为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秩序。古代中国的理念世界包括道德寰宇、天下王朝、五行世界等几大方面。其中天下王朝观的现实意义最强,但同样具有厚重的理念价值。九州的概念也是双重的,是现实的,也是理念的,它是王朝世界观的基础概念之一。
在所见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无不叙述现实世界知识的积累过程。但不少著作常常略去理念世界观的内容,以为无甚价值,或责其荒诞。这是受了现代科学地理观的影响。在科学史观的影响下,除了具有科学意义的思想观念,别家观念都不足论。王庸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曾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地理学。
地理学在不断地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性,从古至今已经解释了各种“诧异”,但人们发现“诧异”是永恒的,人类又在不断地变换目的,这些正是地理学要永久存在的理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庸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编写《中国地理学史》一书。这是现代学者首次撰写这个题目。不过,王庸对在这个题目下写作颇感困惑,他认为,“明清以前,除地图地志以外,实在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学可讲。”但是,“这是题目的限制,没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王庸说得很明白,他是勉强使用《中国地理学史》这个书名的。
中国古代文献中含有大量地理知识的记录,有些话也很精彩,只不过它们多是零星片断的。王庸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类片断记载的地理知识,但他认为:“至于其他片断学说,间有与现代地理学相合者,如朱子有类乎地质学之学说,沈括知指南针有磁差之类,则或出一二天才之敏悟,或不过于尝试错误中,偶然推想而得,皆未足以成系统之科学。”这里,王庸强调的是“系统之科学”。王庸的看法是正确的,知识的零碎状态与系统状态,其意义、价值大不相同。只有系统化,才可以建立“一致性”的世界,才是“系统之科学”。
不过,科学的一致性的世界观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但其他家派的一致性世界观是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地理学这个问题上,王庸是过于偏执了。尽管如此,王庸所强调的学问或学科要有系统性、一致性的特点,仍是个重要见解。
地理学应包括两重内容,经验事实的搜集与理念系统的建立。在对经验世界的知识搜集时,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可以没有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这是志书的特点。而在对理念世界作描述时,必须具备一致性、连贯性、系统性。理念世界并非没有现实要素,但现实要素在理念世界中被重组,就像掉落的苹果被置入力学体系中一样。现实世界亦并非没有理念的浸入,但其目标不在于此。地理学的这两个世界也可以看作是叙述的两类出发点,在某个部分是重合的,但方向不同。
哈维说,不同的地理哲学推出不同的地理世界。这是理念世界的特点。人们眼前的经验世界就是那个样子,但在地理学中的理念世界可能是多样的,詹姆斯的讲地理学思想史的书名为《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这里英文的“世界”一词用的是复数。
一般来说,人们以为对现实世界的了解是确切的,这种确切给他们很强的自信心。但是,面对现实又总有对世界作进一步解释的愿望。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说:对于解释的愿望来源于对某些经验产生一种诧异的反应。这种诧异,是在一种已定情况之下的预料和我们对它的实际经验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然而在提出一种解释的过程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他的诧异和冲突需要解释,这种“问题-答案相互作用的过程会最后导致产生条理化了的知识体系”。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对世界的解释不止是消解诧异,还有人的目的。
每一种解释似乎都会还原到经验世界里面去,但这种还原只是部分的。经验世界、现实世界是具体的、混杂的,而解释出来的理念世界是抽象的、一致的。地理学在不断地追求两个世界的协调性,从古至今已经解释了各种“诧异”,但人们发现“诧异”是永恒的,人类又在不断地变换目的,这些正是地理学要永久存在的理由。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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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8 14:51:5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
地理研究9卷第3期1990年9月
GEOGRAPHICALRESEARCH
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
吴传钧(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
本文1990年3月9日收到。本文是根据作者自1986年以来先后在南京、上海、石家庄、哈尔滨、济南、贵阳等地高校地理系和中科院研究生向专业研究生所作报告记录汇总整理而成。
提要:地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中心研究课题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要从发展观点来认识地理学。再则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地理学的发展也具有地域差异性。本文从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发展阶段和西方及苏联两大中心的主要地理思潮加以分析,说明了以上论点。
主题词:地理学发展数量革命理论革命区域科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统一地理学更新区域地理学
一、要从发展观点认识地理学
    “什么是地理学?”,这个问题不仅初进大学专修地理的同学会提出,即使从事地理专业工作几十年有经验的专家也在不断思索着;这个问题不但在我国地理界如此,其他国家、包括地理学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同行们也经常在探讨着。这并不奇怪,不仅地理学有此现象,其他科学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因为也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演变之中,也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门科学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必须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地理学,才能正确认识它。
    由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条件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对于地理学的需求也不一样,因而各国地理学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大不相同,研究的内容也各有特点。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地理学本身就存在着地域差异,这就增加了我们探讨什么是地理学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地理工作者都有“地域差异”的概念,对地理学本身也要认识它的地域差异性。
二、地理学发展的三大阶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地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它的研究内容中心,也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变化。各国地理界讨论,大致认为地理学的发展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
    古代地理学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基本上是积累地理知识和资料的过程,所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但又零星而分散,虽以描述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为其中心内容,但往往和哲学、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学交错在一起。因而这一阶段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是不十分明确的,它的个性也是不显著的。
    随者地理大发现之后,欧美各国各界人士对地理学的兴趣普遍增长,从而出现了地理学会的组织。主要的有柏林地理学会(1828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1830年)、墨西哥地理学会(1833年)、德国法兰克福地理学会(1836年)、俄国地理学会(圣彼得堡、1845年)、美国纽约地理学会(1852年)。参加的人不限于地理工作者,包括不少王公贵族、社会名流和探险家,这也反映当时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
    到了什么时候地理学才发展成为一门近代科学呢?不少地理学者把在大学设肯地理讲座或地理系作为划分古代地理学和近代地理学的一个综合标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表明地理学在科学体系中已确立了它的独立地位,而且也表明在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开始培养地理学的专业队伍。以这个指标来衡量,德国最早在1871年就在大学(柏林)设置地理讲座,法国在1877年(巴黎)、英国在1887年(牛津)、美国在1903年(芝加哥)、我国在1921年(南京),这大体反映西欧国家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领先作用,同时也可见我国近代地理学的起步大致迟于西欧四十年。
至于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的阶段划分,一般认为第二次低界大战的结束,可以作为它们的分水岭。正是由于战争扩大到世界各弛,就对地理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地理科学知识和地理科研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而促近了地理学的发展。
    二次大战后各国地理事业都有明显的长进。例如美国1981年时410个大学设有地理系,其中150个大学授硕上学位、48个大学授博上学位,而1915年时仅有28个大学招收地理专业研究生。英国1945年仅25所大学有地理系,到了1966年由于工艺(polytechnic)学院普遍设立地理系,高等院校地理系的总数已达50个。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成立科学院系统下的地理研究所,其研究课题大多和国家经济规划有密切关系。不仅地理机构增加了,地理专业队伍扩大了,更重要的是地理学本身的理论和应用方法都推陈出新大非昔比了。在理论方面由于和其他科学的交错,引进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而大大丰富地理学的理论内涵;在方法方面由于计算机、遥感遥测和新的分析手段的推广应用,而显著提高了地理工作的功效与质量。
    对我国来说,以新中国的建立作为现代地理学的开端比较确当。以此为准,对比前后,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也是很可观的。例如大学地理系从旧中国的11处,发展到今天的41处,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以教员人数而论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地理系;地理研兖机构由1所增加到11所,其中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是世界最大的地理专业研究机构;地理专业期刊由2种增加到30多种;中国地理学会的会员由200多人扩大到17000多人。我国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和先进国家对比.也缩小了差距。由于建国以来我国的地理研究工作坚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的方向,并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能通过协作,集中主要科技力量于重大课题的研究,因而在国土开发整治、区域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农业区划、自然区划、自然灾害和地方病的成因与分布、黄土、沙漠、冰川、喀斯特地貌等的研究,以及资源综合考察和海岸带综合调查等方面,都作出了被国际重视的成绩。
三、世界地理研究中心的转移
    在二次大战前,近代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在西欧,大致可分为德、法、英三个学派。
    德国率先发展近代地理学,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特尔(Karl Ritter)二位大师被推崇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在自然地理方面以地貌研究为重点,人文地理方而面以聚落研究最有成绩,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论就是它的代表思想。德国学派的特点是从小区域入手,进行典型性的景观研究,通过景观研究把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综合起来。德国学派的影响极其广泛,特别是中欧、北欧科东欧各国,包括帝俄和革命初期的苏联在内。
    法国学派以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白吕纳(Jean Brunhes)为带头人,以人地相关论为其指导思想,以区域地理为研究主体,出版了一系列世界最高水平的区域地理专著。在区域地理的基础上,后期即派生出领土组织(即国土整治)研究。法国地理学的特点是和历史学发生紧密联系,在很多大学建史地系系来培养地理和历史兼业的人才。法国学派的影响主要是对拉丁语系各国,包括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各国。
    英国学派是兼容德国和法国地理思想而发展起来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侯伯生(A.J.Herbertson)为其代表人物。英国亦以区域地理为研究主体,首先提出突破行政区而以自然区为框架来研究世界地理的理论和方法。英国学派的特点是强调地理学的应用,在早期由于开拓海外殖民地和贸易的需要而发展了商业地理学,30年代在斯坦普(Dudley Stamp)的领导下,为振兴农业而开展全国土地利用调查,在此基础上又着手城乡观规划的研究。英国学派的影响普及所有英语国家,特别是大英帝国联邦各成员国。
    当时除了西欧而外,地理学比较发达的还有美国。他在早期承袭英、德、法的地理思想,以后本国学者渐露头角,以台维斯(William Moris Davies)“地理伦迥论”为中心的地貌学研究,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的“气候影响人类活动”的见解,和鲍曼(Isaih Bowmen)关于政治地理的论述对国外具有较大的影响。此外,贝克(0.E.Baker)从土地利用研究入手而转入社会地理的研究,沙尔(Carl D.Sauer)从地貌研究入手而转人文化地理的研究,是美国不少有造就的地理学者的治学方向由自然转向人文的典型事例。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系统梳理西欧地理学说,而写成的《地理学性质》一书,被誉为地理学思想的里程碑,他提出:“地理学是地域差异的研究”的结论,成为美国地理学派的代表思想。
    以上关于景观、人地关系、应用研究和地城差异研究,大致反映了德、法、英、美近代地理研究的传统特点。至于二次大战前的苏联,主要承袭德国的地理思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地理工作者着重新开发地区的资源调查和地区性规划,对国外影响不大。
    二次大战后,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愈益频繁,以往国际交流主要通过图书刊物,而这时则主要通过国际会议个人面对面接触。各国地理学的传统特点,通过交流而逐渐融合。再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英语已成为国际交流的主要用语。据198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由哈里斯(Chauncy D.Harris)主编的《国际地理学期刊总目》所载,全世界曾先后出版的地理期刊达3145种,其中出版延续期较长、被各国学术界参考应用较多的主要地理刊物有443种,其中英语占45.6%,德语占14.5%,法语占11.5%,西班牙语占4.9%,俄语占3.8%,其他27种语言共占20%。
另一方面、二次大战后苏联崛起,其政治经济势力影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唯苏联的马首是瞻。
    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格局。在此情况下,世界地理学的中心就相应地分为以美英为一方和苏联为另一方,德、法退居次要地位。作为西方地理学中心的美、英之间学术观点日益趋同,但他们的成果表达有所不同,美国出版了较多的大学地理教科书,英国则着重出版地理学理论专著。分析美英与苏联这两大中心的趋向,也就大致可掌握现代地理学的主要趋向。
四、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一些主要思潮1.区位论和区域科学
    德国经济学者曾先后提出有有关经济活动的多种区位理论,最早的如杜能(von Thii_nen)于1826年提出的关于农业土地利用类型的区位论,韦伯(Alfred Weber)于1909年提出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特于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论,和廖希(August Losch)于1944年提出的经济区位论。到了50年代后期,西欧和美、日等国的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运用区位理论来研究工业配置就成为一时风尚。美国经济学家艾萨特(WalterI sard)综合德国各种区位理论学说于1956年发表《区位与空间经济》一书,克里斯塔特的中心地论亦于1966年出版英译本,于是区位论就成为西方经济地理界的主要理论导向。
    紧接着区位论的流行,随后出现了区域科学。由于二次大战后西方地理学与其他相邻科学发生了更多的交错,促使地理学的各门分支的专业化发展,特别是地貌学和气候学更向第三级子系统发展,以致地理学逐渐丢失了以区域地理为主题的传统。但区域毕竟是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美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在研究区位论的基础上,逐步进入对区域经济的整体研究。艾萨特倡导建立联系地理学、经济学和规划学的一门新的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试图克服区位论的分散性和人文地理学的非理论性。对区域经济和区域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建立数量模型。其研究内容包括:区域发展动力、多目标化、城市和区域体系的经济模型,以及空间分析方法等。1959年成立区域科学协会,并创办《区域科学》季刊。到了60年代后期,英国也成立了区域科学组织。
2.地理学的数量革命
    1955年运输地理学家加里逊(WilliamL.Garrison)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开设了在地理工作中应用数学统计的研究班。参加这一研究班的学员其后在瑞典的Lund、英国的Bristol和Cambridge,美国的Ohio State和Pennslyvania等大学广为传播,意图使地理学的描述和解释精确化,从而寻求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6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开始推广,可以高速处理多种变量的复杂计算,于是地理学家利用这一工具就可以较精确地度量人地关系和地域差异与变化,以数量上的函数关系来取代文字上的因果说明。并进一步预测人类的空间行为和社会的空间组织的趋向,使地理学从以描述为特点的科学发展为总结和归纳规律的科学。这一股以中青年地理学家为主力的、通过数学方法探索地域普遍规律的方法论热潮,被称为地理学的“数量革命”。其中哈盖特(P.Haggett)发表的一些著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1965年出版的《人文地理的区位分析》一书中提出人文地理研究的空间形式由:节点、层次、网络(渠道)、流、面(nodes,hierrachies,networks,orchannels,flows,surface)五个部分组成,并形成空间扩散过程。他认为这一社会空间组织理论,可应用于社会政治决策。
    数量方法无疑丰富了地理学的方法论,但在应用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弱点,一是过于注意方法上的变革而没有顾及相应的理论建设;二是追求数量形式上的完美而忽视了地理学丰富的内涵;三是在数学处理上的假定和简化太多,不能真实反映地理学的时空特点,例如它把观察研究的景观,都看作为没有起伏的平面,包括所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区位论都有这种忽视地域差异的弱点,因而难以分析解释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对数学方法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是这些方法对地理工作有用,可以深化分析;二是它还有不足之处,因而不能把它(也包括遥感一类的技术在内)看作是万能。应当把它和其他方法结合应用,庶几才能达到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
到了80年代,出现了数量地理学的第二代人才,如英国里兹大学的威尔逊(A.G.Wilson),进行模拟流的结构变化和反馈效果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又有所提高。
3.激进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激进(radical)地理学指对空间科学、区位分析和人文地理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批判,认为地理学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进行革命,这种评论标榜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早在50年代法国的一些共产党员地理学者兴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地理学,包括研究不同阶级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此后苏联批判斯大林,又发生匈牙利事件,使法国共产党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失势,从而也使这一地理流派逐渐消沉。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能源危机和贫穷深化,社会上掀起反对侵略越南战争、保障妇女权利和反对歧视少数民族三大运动,促使地理学者更多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这些被称为激进派地理学者抨击资本主义制度,1969年在克拉克大学创刊《Antipode》集中发表他们的见解。该刊主编皮特(Richard Peet)认为:马克思上义地理学应研究社会矛盾,这类矛盾的地理类型表现为:1)中心地区社会内部矛盾;2)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矛盾;3)各中心地区之间的矛盾;4)中心地区和广大腹地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最后非由社会的革命不能解决。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自居的哈维(David Harvey)发表《社会公理和城市》一书,指出形成社会问题的原因十分深刻,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对此作出解释井提出改善方案,他认为社会的一切不平等是由于资本主义模式所引起,特别是市场经济是世界各地社会与空间不平等的根源,由于空间行为决定于经济过程,而经济过程的条件与形式总在变化,难以归纳出一个空间行为普遍适应的规律,也因此人文地理学不同于自然地理学。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反对地理学的过细专业化和分散倾向,主张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而改造,使它能发挥确实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的潜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宗旨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主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它主张地理学要和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有关学科更多地交错和融合。
4.行为地理学、福利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
    为了谋求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西方地理学出现了人本主义(humanistic)的倾向.如段义孚(1974年发表的《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 and values》(阅注《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的研究》终于在2018年出版了中译本)一书和1976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上发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一文,浦缇梅(Anne Buttimer)1971年发表的《地理学中的价值》和1983年发表的《地理学的实践》二书,认为地理学是人类的镜子,要了解世界,首先要了解人类自己。对于人类本身的研究包括:人口问题、人口移动、语言类型、文化生态等。再如随着的年代后期对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研究的迅速发展,柯尔德(Peter Gould)1971年发表《意境地图》一书,华爱特(Gilbert White)1974年在《专业地理学家》杂志上发表的《地理学和公共政策》一文,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人的行为的心理活动和对环境的反应的分析,才能理解人的行为,主张发展行为地理学(behaviral geography),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对环境的反应,例如企业和行为、购买行为、居住区选择行为等等。
    1977年英国史密斯(David Smith)发表《人文地理学:一种福利的探索》一书,提出福利地理学(welfare geography)的研究,认为社会福刊的空间分布是地理学研究的要题,分析人类生活质量的空间差别,从而追究有关的社会问题(如移民、少数民族、智力失调、住房、选举、卫生福利等),立意于估价各种地理环境下人民生活水平的差异,探讨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有人批评史密斯的论点不过是一种改良的实证主义,只是提出社会病症而不能提出改革方案。
    在面临愈来愈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严重问题的形势下,要求地理学更好地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起作用。1966年斯坦普首先倡导发展应用地理(applied geography),此后西方地理学者在城乡规划、土地利用、城市容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参予有关的决策。1981年创办了《应用地理学》期刊。地理学向应用方面的发展,丰富了学科的内容,开拓了研究资金来源,提高了地理学的社会声望,增加了专业学生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交错研究。
5.理论革命和更新区域地理学
    西方地理学在50年代与60年代加剧专业分化,综合性的区域地理学逐渐消沉,于是地理科学的整体就失去了中心。到了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应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以地域为单位来综合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同时研究的重点亦由空间分布转向发展过程,主要是寻求事物的相关(relevance seeking),有人称这一转向为地理学的理论革命。与此同时,把景观的研研究也纳入到地区人地关系的研究之中,一度被冷落了的区域地理学又被摆到重要地位,要求它发挥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桥梁的特殊作用。
    1970年英国费希尔(Charles Fisher)主张复兴以分析人与环境关系为主旨的区域地理学,并认为它是地理学的当然核心。美国贝莱(Brian Berry)认为现代地理学的多样分化可说是一种新的分散统治的部落制,主张重振区域地理学这一伟大的传统。于是复兴、重振和更新区域地理学也就成为地理学理论革命的一个具体内容。1980年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以此为讨论主题。当然,复兴区域地理学并非恢复近代区域地理学的老路子,而是要求它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都有所变革,其重点要转向地区要害问题和综合发展的研究。
五、苏联现代地理学的种种思潮
    苏联地理学只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具有国际影响。几乎所有战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仿效苏联模式来发展地理学,我国也不例外。苏联关于景观、自然区划和农业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和经济区划等的理论,对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苏联在当时把人文地理学批判为唯心主义的人为科学而加以一概撇弃,把经济地理学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而滋长了割裂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内在联系的地理学发展二元论,在大学地理教学中强调专业分化而忽视综合训练等,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深远而消极的影响。
    阻碍苏联地理学正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干预太多。除了对西方一些学术思想进行政治性批判外,往往以行政手段来对待学术问题,例如I95年和1976两次全苏地理大会对经济地理学的定义就采取大会决议的方式来表达,抹煞了客观存在的不同意见。最突出的事例是通过对阿努饮(V.A.Anuchin)博士论文的评审而暴露出来的所谓学术争论都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阿努钦是巴期斯基的学生,1961年向列宁格勒大学提出博上论文《地理学的理论问题》抨击了“非人文”的自然地理学和“非自然”的经济地理学,他把割裂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的二元论称为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强调统一地理学的观点,他认为:“地理学是关于地理环境地域综合体的科学”,并认为地理方法在地区综合体研究上去现得最为完美,他还否定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辩证唯物上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把地理环境看作是自然要素的提法,明确指出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要素也包括人文要素。他的这些论点在当时遭到苏联科学院地理所所长格拉西莫夫和经济学派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反对而被否决。1962年阿努钦再次向母校莫斯科大学申请,仍然由于格拉西莫夫等人的反对而没有得样到2/3的支持票数而遭否决。
    1963年莫斯科大学萨乌式金教授在美国《经济地理》季刊上发表文章,遭到反对和西方进行学术交流人的批评。此事引起苏共中央注意,负责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伊利切夫(L.F.Llyichev)次年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报告,他说斯大林把地理环境当作是纯自然范畴的言论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对发展经济与进行规划不利。他的报告等于批判了苏联地理学的发展二元论。到1965年苏联哲学权威作了类似的表态,于是莫斯科大学就通过了阿努钦的博士论文,从此纠正了苏联把地理学限于自然地理学的偏见,使苏联地理学重新回到统一的道路上来。随后阿努钦在萨乌式金的支持下,在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指责格拉西莫夫不适当地专重自然地理学,而忽视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综合研究,要求彻底改变苏联科学院地理所的研究方向。在此情况下,格拉西莫夫才在1968年提出发展建设地理学的论调。
    要求发展统一地理学的不限于经济地理学家,自然地理学家也有此要求,如莫斯科大学马尔科夫(K.K.Markov)教授长期从事地貌、海洋和南极研究,他在1972年发表《地理学的今天和明天》一文,指出:“地理学是综合性科学,离开综合性就没有地理学”,1980年他在全苏地理大会上发表《现代地理学〉〉一文,又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无论如何也不允许'无人的'自然地理学与'反自然的'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脱节,正因为如此,统一地理学、简称地理学,就是现代地理学”。
    苏联现代地理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新趋向,即开始重视社会因素的分析,1980年的全苏地理大会甚至作出:“号召并持续鼓励地理科学的社会化”的决议。传统的只从技术经济因素分析生产配置的经济地理学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因而增加了社会因素的分析和非经济要素的研究,萨乌式金提议改称为社会经济地理学,实则已接近人文地理学的内容,但苏联地理界尚未公开议论以往对人文地理学过头的政治性批判的失当。与此同时,关于地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到了70年代应用系统论的观点,把它作为国民经济的地域结构来研究,也改称为地域社会经济系统。
    应用系统论和生态学的观点正是苏联现代地理学的一个新发展,例如对资源地理的研究,探讨资源的地域组合,在对资源进行社会经济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地区开发利用资源的最佳社会组织形式。又如应用生态观点研究经济建设问题,提出划分农业生态区和生态经济区等的主张。
    自1985年格拉西莫夫去世后,接任地理所所长的卡特梁科夫(V M.Kotlyakov)通讯院士提出该所新的主要研究方向为:1)自然环境的演变及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包括地理系统机制的研究;2)地区自然资源的潜力及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合理布局,包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地域组织、经济的地域组织、山区的综合研究等:3)地理调查研究方法的革新。看来综合研究的比重将有所增长。
六、世界各国没有同一的地理学
    从以上简要地回顾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可见它的研究中心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转变的,这正好证实了恩格斯所说“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那个真理。
    我国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国外的影响,我个人的经历也证实了各个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热点。在30年代当我进入大学开始学习近代地理学时,老师介绍说地理学是一门分布的科学,着重研究各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分布以及自然和人文之间的相关,主要参考英、德、法等国的地理文献。到了40年代初读到代表当时地理学思潮主流的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一书,进一步认识到地理学不仅研究分布,而且还要着重探讨自然和人文现象及人地关系的地域差异。解放后政治上的“一边倒”带来学术上一切学习苏联,整50年代就是学习苏联地理学的年代,从景观到地域类型、到各种区划的理论.使我对地域差异性的认识具体化了。三年困难时期地理学顺应客观要求号召为农业服务,就把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的研究提到首要位置。到了6U年代初,关于德国早期的各种区位理论的英译本开始传入我国,相应进行了补课。“文革”十年地理研究基本停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而,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地理界开始和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西方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有关“数量革命”、“理论革命''和人文地理学一些新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为我们乐于借鉴的内容。到了80年代.人类在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形势下,国际地理学的趋向是强调综合研究,着重探讨资源的地域组合,分析地区的优势和潜力,提出地区综含开发建设的最优地域社会经济结构。我根据这些学习心得,在1980年初的第四届全国地理学会大会上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应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次年,党中央决策把国土开发整治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中国地理学会相应号召全国地理界要为国开发整治服务。采取这个战略部署,既可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地理工作的客观要求,又顺应国际地理学的发展主流。
    当前的世界虽是一个密切朕系的整体,但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来看,又是一个分散的世界(fragmentary world)。就拿地理学来说,各个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它们的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当前从事的主要研究课题、工作规模和达到的水平也大不相同,人们对于地理学的认识和解释也不相同。因此世界各国不存在一个地理界内部公认一致的同一地理学(there is no one geography)。回到本文开头讨论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地理学呢?有-个聪明的外国同行说: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干的工作,也就是他们想干而又被允许干的事(Geography is what geographers do-that is a combination of what they want to do and what they are allowed to do.)。他的回答未尝不是对地理学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解。
七、当前国际地理学的主要趋向和研究热题
    根据我近十年来参加国际地理学术活动的切身体会、以及对一些有国际影响的主要地理刊物发表的论文内容来分,地理学的近今发展有下述的明显趋向:
一是地理学和相邻科学的交错越来越广泛而频繁,其中特别是和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经济科学和系统工程学的交错最为密切,可说已进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界。这是由于客观存在有待研究的问题大都具有综合性,不是任何一门学科所能单独圆满解决,因而必然要求有关学科共同探讨。有的科学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交错科学的世纪”,各门科学相互交错现象将愈益深化。
二是在地理学内部各分支之间、特别是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大分支之间,出现更多的融合而不再分道扬镳。这是通过70年代西方国家地理学的理论和苏联地理界否定发展二元论的结果,是符合客观需要的进展。在每一个大分支学科中,也出现着重综合研究的趋向,如经济地理学中,综合经济地理研究就超越了各部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三是人文地理学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从近十年来先后在东京、巴黎、悉尼召开的第24、第25和第26届国际地理大会上所宣读的论文,加以大体分类,则人文地理学占44.4--53.1%,自然地理学占29.1-35.1%,其他综合研究(包括地理教育、环境、方法、信息系统等)占16.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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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届(1980)
25届(1984)
26届(1988)
论文数
%
论文数
%
论文数
%
人文地理
297
48.6
382
53.1
318
44.4
自然地理
215
35.1
215
29.8
211
29.1
综合研究
100
16.1
123
17.1
195
26.5
合计
612
100
720
100
735
100
这一事实正好证实了列宁在1914年预言的:“二十世纪将会出现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地理研究之所以出现重点转移,主要是由于人类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需要地理学家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即使是自然地理研究,根据客观需要也逐步向人文地理靠拢。不少知名的自然地理学家甚至转而投入人文地理工作了。
四是对地理学方法论的探讨和方法的革新日益受到重视。总的见解是不再片面鼓吹某一方法的“万能",而强调多种方法的结合运用,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
再就研究课题来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下列一些方面将是热题:
1.地区综合发展一从地区赋存的资源和建设条件分析入手,探讨优化地区人地关系系统的具体建议,目标是提出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这类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要求比一般区域地理有大大的发展。我国当前进行的国土规划和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可向这一课题发展。
2.地区资源系统一一以往地理界对自然资源的研究大多以单项资源为主,而事实上各项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一个资源系统,它和当地的生态系统有着有机联系。当一项资源开发乏后,往往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响到整个生态环境和资源系统。因而为了更好地规划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就需要研究一个地区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考虑地区资源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3.环球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由气候变化扩展到从全世界着眼探讨整个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和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设法度量在变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human dimens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需要多学科的配合。与此有关的有自然灾害的研究。
4.自然灾害的防治——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据不完全统计,已造成三百多万人死亡和2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联合国倡议二十世纪90年代为“国际减灾十年”地理工作者可以从事各种自然灾害的成因、分布、预报预测、和防灾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各种自然灾害都有各自的地域性,但各种自然灾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联系,一种灾害的出现往往促发其他灾害,成灾之后如不及时抢救还可引起次生灾害。因而对于自然灾害也要以地区为单元,处行综合性研究。
5.海洋经济和立法——由于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陆上某些资源将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因而开发海洋已成为各滨海国家的大事。我国对海洋的研究起步较晚,地理界只参予了海洋地貌的研究。而国外对海洋的研究兴趣巳转向资源,近年历次国际海洋会议就着重讨论海洋经济和立法问题,我国由于在这些方面研究薄弱很少有发言权。为了摸清与我国有关的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内的资源情况,并为最后划定我国的海洋经济专属区作好准备,就有必要加强海洋经济和立法的研究。
八、外国地理学者对我国地理工作的议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地理工作者不论在专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或政府业务那门工作,可以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通过一定组织(如中国地理学会)加以协调,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国家有关的重大科研任务上来。例如50年代进行自然区划,60们年代初大搞农业区划,80年代又对国土开发整治投入较大力量等等。很多外国地理同行们都认为我国的这些做法比他们各自分散搞小课题研究,对解决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问题和推动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来说要有力得多。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也看到了我工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和他们比较还存在一些差距。据我个人耳闻,他们的议论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中国地理工作者长于描述,不论对自然条件或人类活动都能细致而又生动地加以描述,但对有关问题的分析论证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特别是多数论文的结论没有明确交代作者的创见,对于解决具体向题的建议不够具体。
2.很多地理论文不讲究文宣结构,有头重脚轻的毛病,即文章开头对有关地区情况的描述占了太大的重,中间对具休问题的分析份量不够,最后关于建议和结论非常简略,甚至没有结论。每段文章又不明确交代主题句(topic sentence),也就是缺乏画龙点睛的话,使读者不易掌握作者的意向和思路,以致有“言之无物”或“不知所云”之感。
3.如果把中国地理文章的论题分为宏砚与微观两大类,那就是暴露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互脱节的问题。也就是微观文章缺乏宏观联系,不交代该微观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宏观论文又缺乏微观典型调查的支撑,流于空洞,缺乏说服力。
4.地图是地理工作的结晶,而多数中国的地理著作不注意插图的质量。地图内容以单要素的居多,以一个问题为中心而联系有关因素的综合性图较少,再加上表达方法陈旧,以致在直观上使研究成果大为逊色。
5.多数中国地理工作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大多先写成中文直译成外文,仍然保持中文文法和语调,照本宣读,不易为外国与会者理解。
我相信外国同行们这些坦率的议论,可说是旁观者清,对我们改进工作方法和提高工作质量来说,都是谆谆之言,万不可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参考文献
(1)R.J.Johnston and P.Claval,Geography Since Second World War,Croom Helm,1984.
(2)Anne Buttimer,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Longman,1983.
(3)P.E.James and G.J.Martin,All Possible Worlds: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1deas,John Wiley,1981.
(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
(4)RJ.Jnhnston,Geography and Geugraphers:Anglo-American Human Gcography Since 1945,Edward Arnold,1981.
(5)V.A.Anuchin,Theoretical Problems of Geography,translated by S.Shabad,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
(6)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向,商务印书馆,1964年.
编者注:
吴传钧先生为本刊写了《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一文,该文就地理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世界地理研究中心的转移、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一些主要思潮及当前国际地理学的主要趋向和研究热点等我国广大地理工作者有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本刊主编黄秉维先生也写下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一并刊发在这里。
   关于地理学的前途,自本世纪初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见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十多年来,鸣放更层出不穷。在中国地理学界中,亦有不少似乎柄凿不相容的观点。或认为日前是地理学发展的大好时机:或认为地理学正处于难境地。我以为这两种观点都与客观实际相符,是处于统一体中互相矛盾的方面。为了更好地前进,需要了解国内的经验教训,也需要了解国外的经验教训。吴传钧教授就其所见所闻,根据他自己的思路,写成《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向述要》一文。我希望国内同行能对此细加琢磨,也希望有不少人就其所见所闻撰写类似文章,投寄本刊。正如吴文所说,各国地理学发展参差不齐;其实一国之内,亦往往百花齐放。1978年中国地理学代表团访美,我首先得到的信息是:由美国几个著名地理学期刊,不可能看到美国地理学的全貌;没有人能说明美国地理学的全貌。一人见闻有限,对所见所闻的理解亦大不相同。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有较多人发表类似的文章,就可以得到较完全的信息。例如吴文所说德国早年地理学的成就,在自然地理学方面主要为地貌研究,在人文地理方面上要为聚落研究。其言当有所本,但我不敢苟同。在大学时期,我受业于两位德国教授。1935年又与另一位德国教授过从甚密。以当时耳濡目染所得到的概念亦远远不那么简单。举例来说,A.Supan继承A·von Humbolt 的传统,贯通自然地理学的各个分支,自30年代以后,“久无嗣响”,其意之大,决不下于当时的地貌学;德奥学派的气候学、植物地理学体大思精,其在现代国际气候学、植物地理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非当时德国地貌学在现代国际地貌学中所能比拟。在人文地理学中,关于0ekumene的研究也不亚于聚落的研究。以数量而论,综合性工作和人才都有过下狭窄的分科。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三位德国教授都囿某一分支。1931年W.Panzer教授考察大洋洲之后在中山大学作报告。因为他是当时唯一地貌学期刊的编辑,我介绍说他是地貌学家。他立即加以纠正,认为他自己是地理学家,他的报告内容也兼及地貌、气候和生物。
   我不预备在这里说地理学的前途,但觉得有必要提一下,竺可帧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创办初期特别重视的两点意见:(1)他很忧虑地理学研究缺少坚实的科学基础,流于浮泛,曾多次引述D.Johnson,1929年在美洲地理学家协会会刊发表的《地理学前瞻》文所指陈的地理学的缺点。(2)他认为农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特别密切,地理研究应侧重这一方面。这两点对我影响很深,也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地理研究单位的工作指针,但在晚年他又强调地理研究应当注意环境问题。深盼国内同行就这两点开展讨论。
   钱学森教授倡议发展“地理科学”。这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任重道远,必须群策群力,契而不舍,才能抽条发叶,吐花结实。本刊欢迎国内同行为此投掷稿件。
                     ·黄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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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8 14:54:00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大学 地理学的近代化与其固有的问题 全5讲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105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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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8 15:10:36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1]唐晓峰 | 北京的存在
cci.ifeng.com 2020年08月05日 https://cci.ifeng.com/c/7ygQc7NGjw6


[size=0.8]岁月把老北京城关闭了,北岛用回忆,又把它的门打开了。老北京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

[size=0.8]这是一份北京生活的回忆,用回忆来捍卫这座城市的文化史,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办法。许多北京城的历史是由建筑物或政治事件的序列构成,北岛的这个北京史,则是由人的生活感受构成那时候,他还不是诗人,不是作家,是个普通的青少年。我看过不少北京胡同的照片、绘画,它们大多只表现胡同的空旷静谧,里面全不见活人身影。我认为这样的胡同“再现”很有问题。

[size=0.8]翻开书,色彩、味道、声音,首先出场。因为与作者同时、同地、同校,我的感官被立刻启动,那些色味声迎面扑来。感官的回忆,是细节,是直觉,不是原则,不是问题意识。

[size=0.8]许多老北京回忆被概念化,甚至吆喝这么件事儿,也快成了脱离场景的教条。在感官记忆中,我们不会认同那些过分夸张的喊叫。

[size=0.8]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家住新街口太平胡同三号,房子的后窗临街,常听小贩吆喝(比如卖水萝卜),声音与小巷的宁静气氛是和谐的。现在,吃喝上了舞台,夸张表演,并伴有掌声,效果全然不同。


[size=0.8]按照北岛开列的项目,读者可以补充许多情节。把北岛生动的词语、妙趣的联想层面掀开,里面的事情,许多是我也经历过的(如翻砖头捉蛐蛐、蘑菇池学游泳、到护城河钓鱼……)。所以,读着书,同时生出一肚子的话也想要说。我实际上在读两本书,一本是手里北岛的书,还有一本是肚子里跟着引发出来的自己的书,两条线交错缠绕,原书是二百页,我读了四百页。
[size=0.8]我最爱翻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晴,那时,北京处在“老”时代的尾声,自称“老北京”的人,至少要有些那个年代的经历。《城门开》中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尤其令我们这代人心底潮动。
[size=0.8]北岛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史前时期”,大家少小童真,还没有进入同类相残的“文明时代”。学历史,我一直认为“文明”时代这两个字有问题,文明其实不文明,武器与城垣是文明时代出现的标志,而这些都是人杀人、人防人的产物。原始时代,只有狩猎工具,只有环壕聚落,那是捕防动物的。
[size=0.8]六十年代后期,我们进人高中,开始领教同类间的厮杀,于是我们告别童真,进入“文明”了。我们开始在“革命”道路上前进,学习同类相残。“文革”中,京城、校园成为同类斗争的战场。走向斗争,是那一段人生的“大方向”。现在做反向回忆,我愿意跳过“文明”期,归依五十年代。
[size=0.8]北岛谈到什刹海地区,这是现在京城所剩留的不多的“老区”。北到德胜门一带,南到平安大道,东起鼓楼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这就是什刹海地区的范围。今天有一个“什刹海文化研究会”,专门研究这州带的历史、文化。
[size=0.8]什刹海地区的几个关键地方北岛都说到了。护国寺小吃店、后海积水潭、德胜门、护城河、百花深处一条小胡同的名字,民国间曾用作有轨电车站名、烟袋斜街,等等。从这个地区过来的人,一辈子都揣着这些地方的故事。对我来说,只要护国寺小吃店还在,我的童年就没有远去。
[size=0.8]这几十年,北京城天翻地覆,但小吃店居然仍坚守在那里。我经常说,到护国寺小吃店吃面茶的,都是我的知己。小学五年级时正是困难年代,为吃一碗面茶,我排了四个钟头的队,等吃到第一口,格外香,过了几十年,感觉仍在。
[size=0.8]时间不易察觉,而地方场景的改变会告诉你时间的运行。守护场景,可以守住时间我学的是历史地理,也可以反过来,作地理历史,用地理证明历史,我到护国寺街,认为自己还年轻,可到西单一转,知道自己已成隔代长者。
[size=0.8]在工作的北大校园里,每变化一个地方,我就被北大驱赶一次,现在只剩下不多的地方可以认同。过去的文史楼、哲学楼、地学楼等,纷纷被另一类时代大名压倒,如逸夫楼、廖凯原楼、陈瑞鸿楼等等,它们像一批陌生人进驻校园,准备重新铸造北大精神。
[size=0.8]还是回到我们的什刹海地区。在这个地区有几条轴线廊道,德内大街是一条,护国寺街向东连接定阜街、前海街是一条,三海积水潭、后海、什刹海水域也算一条。它们支撑这一带居民的生活架构,是原始少年探险的第一世界。他们用脚丈量北京,气概不亚于环游地球。
[size=0.8]《动物世界》介绍说,小斑马生下来,第一眼看见母亲腹部的花纹,小斑马靠这个花纹记住母亲的特征。相应地,斑马母亲一定要谨防小斑马看到别的成年斑马的另一幅花纹,那会错认母亲。我们儿童时代的各种记忆都有母亲的属性,包括地方记忆。


[size=0.8]什刹海地区有一片片胡同平房,北岛形容“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在这些排浪中,夹着几个大院,犹如排浪中的岛屿。其中的三不老胡同一号,是个特别的大院,院里住的大多是民主人士,“长者皆客气”。北岛说,“民主”二字,在某个年代,仿佛是反动口号。
[size=0.8]大院生活与包围它们的胡同生活完全两样,这里出现两个北京。大院的孩子对于异样的胡同世界,会“心向往之”(《城门开》,8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类感觉我也有。上小学时,有个要好同学叫丁大春,家住百花深处。去他家,对我是开眼界,犹如探秘。大春的小院很残旧,屋里黑乎乎,进去半天瞳孔才调过来。只见后墙下横放着一个大木柜,上面摆一对青花高瓷瓶,插着鸡毛掸子,其他东西也都样样新奇,件件陈旧。镜框里有一张小剧照,一位旦角形象。“这是我二哥,在荀慧生剧团。”坐在大春家,只觉隔着一个世道,但那个世道里却有我爱玩的空竹和爱吃的面茶。
[size=0.8]丁大春念自己家的地址,“百花深处”,最初我只感觉是北京话的几个流畅音节,顺嘴一溜,模模糊糊完事。大了以后才发现,这竟是个如此美妙的名字。随着长大,也才渐渐品到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韵味,武王侯、航空署街、西什库……都是一条条历史记录。


[size=0.8]对于外地来京的家庭来说,儿童比大人更贴近北京社会生活。上起学来,教室外面有另外一套东西,很吸引我们。老北京孩子,家庭从社会深处延伸出来,什么都懂。大院的孩子傻乎乎,一切要自己探索。大院里只有叔叔阿姨、宿舍、食堂,大院家长没有余暇走进北京生活深处,他们在指挥城市的拆迁变革时,没有情感的障碍,他们的童年、少年与这座城市无关。
[size=0.8]大院的孩子则与自己的家长不同,他们借助同学关系,涉入老北京的生活,虽然并不够深。但他们真心地热爱自己的童年,于是真心留恋自己童年的北京。
[size=0.8]童年的感受非常重要,有的人一生都履行在童年确立的朝向中。美国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总爱回忆童年的地方感受,他写的《恋地情结》,是美国地理研究生的必读书。
[size=0.8]儿童脑中充满幻想,儿童脑中也充满细节。没有细节,不是童心:
[size=0.8]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6页)
[size=0.8]我在其他的城市描述中,从未见到如此细致的儿童城市影像(urban image)。北岛年过花甲,居然还深记这些细节,读者不得不跟着这些细微的焦点在北京城纷繁的景观中慢慢移动。
[size=0.8]就像法律判断一样,没有细节是虚伪的,没有细节的城市也仅仅是模糊的幻象。
[size=0.8]打开回忆的城门,你还会感到一种无所不在的命运,这是回忆本身的特征。即使是回忆某个片刻,它也一定属于一个过程,一个命运。何况,回忆往往把它们穿起串来:
[size=0.8]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卡住— 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鞋帽取代,最后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瓤盆。(42页)
[size=0.8]《城门开》展示了各种大小命运家庭的、人物的、街区的、假山的、钻天杨的、小兔的、唱片的等等,它们与北京城共同构成历史,是北京城决定了它们的命运,还是它们决定了北京城的命运,已经分不清研究北京的历史,这许多细小的命运都是值得北京史家特别关注的。
[size=0.8]历史叙述需要载体,有的理论强调物质,但物质不等同于东西物件,物件也是历史的载体(或叫附体)。
[size=0.8]一张帕格尼尼的唱片,附丽着典型的“文革”沙龙史。而北岛父亲买的《蓝色的多瑙河》唱片所串连成的故事,一直延伸到我自己的生活中。这张黑色唱片在三不老一号感动了北岛一家人后,被王大理带到我们插队的村里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44页)
[size=0.8]我就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熟习了这支曲子,并且试图在手风琴上演奏完全不成功。在村里,这张唱片,以及其他唱片,还促成了几起知青爱情故事。这更是施特劳斯所未曾想到的。


[size=0.8]一切都是可能的。一部地理学史可称作《所有可能的世界》(All Possible Worlds,《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杰弗里·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北京城也是座All Possible城市,里面有帝王世纪,也有草根故事,有成人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有各色少年之烦恼。是哪个范畴在催生、培育真正的北京史家?
[size=0.8]我们这一代人,在这座城里,做过“祖国的花朵”、“雷锋式的好少年”、红卫兵造反派小将、老三届“插青”等,其后再无整体命运。但无论各人的运势怎样,内心都在守望这座城市。
[size=0.8]我遇到过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年纪不小,车里放着蝈蝈笼,手里转着一对核桃。我一进车听见叫声,顺口问“是真蝈蝈吗”因为我见过能发叫声的假蝈蝈。这种随口的不信任惹恼了他,他大声申斥“一看你就不是真正的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原是一种骄傲。后来从对话得知,他是满族,而且姓爱新觉罗。作为真正的北京人,他感到骄傲。车中的蝈蝈笼与手中的核桃,是他坚守的园地。
[size=0.8]像北岛一样,他也在“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但他的重建不是用文字,而是用行为。我本来想说:“您手里转着核桃,会影响开车。”但在他的声势面前,我意识到,他这样做,乃是一种权利。怀旧是一种权利。
[size=0.8]现在见老同学,怀旧已成戒不掉的话题。“我们又怀旧了。”大家无奈苦笑,谁让我们到了这份年纪。然而怀旧,又不仅仅体现岁月,还有变迁。怀旧是变迁的证据,是对命运变迁的吟诵与叹息,是荣辱的资源所在。它是人生的存在方式,也是怀旧对象的存在方式。
[size=0.8]前些日,与老同学赵京兴同游黄龙,我俩在山路上聊到北岛,他说没想到北岛散文也写得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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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5 09:23:23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2509访谈︱唐晓峰:近代北京城如何脱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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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5 09:28:25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
  •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ISBN:9787218102672
  • 商品编码:11846015包装:精装开本:16开
  • 出版时间:2016-01-01用纸:胶版纸页数:318字数:296000
《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收入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历史地理学精品文章三十二篇,从全书分为“地理学与人文关怀”“城市与历史地理探索”“历史地理评论与随笔”三部分,作者视野开阔,注重文献典籍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兼具西方地理学理论和实证思维,集中体现了作者近二十年来从人文空间角度对人文历史地理理论、先秦城市地理和秦汉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作者简介
唐晓峰,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年就读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师从侯仁之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后赴美国雪城大学地理系留学,获博士学位。1995年起至今,在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等。
精彩书评
人们常常感叹当代缺乏大师,其实今天被称为大师的前人在当时大多也还没有被当作大师,真正的大师需要经历科学、社会和时间的检验。我不敢说这些当代学人中谁最终能成为大师,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丛书的一些成果完全够得上大师之作。
——葛剑雄
大地域感是中国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特色,“地”的问题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之一。
——唐晓峰
目录
序言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一份历史回顾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http://www.doc88.com/p-0718364275359.html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记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http://www.sohu.com/a/206399533_597685
“天涯共此时”
附录:大卫·哈维——当代人文地理学家中的思想者
地理学的两个世界(http://www.sohu.com/a/116091856_494912
文化地理学中的“超机体”观念

城市与历史地理探索
原始社会聚落内部分化与文明起源
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
燕、蓟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历史地理
试论晋国的都城区位
鲁城琐记
长安:从君权空间到礼仪空间
王都与岳域: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边疆都城的正统性问题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

历史地理评论与随笔
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体国经野”——试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
商代外服与“地方”权力
山脉与历史
名分问题
读一点兵家地理
毛泽东的革命地理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关于探索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徐霞客逝世370周年记
环境的起源
古希腊的数理地理学
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
哈维的城市空间
文化与过程——美国历史地理学特色一瞥
美国地理学的三次向史学靠拢
历史地理随笔九则
自述学术小传



精彩书摘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

公元16世纪50年代,北京城发生了一项巨大变化,其对城市的格局与城市社会的生活均影响深远。这个变化就是北京外城的修建。
明永乐皇帝自南京迁都北京,永乐四年(1406)开始规划建设这座新的都城,修宫殿,筑城垣。永乐五年(1407)分遣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征集木料为建筑用材。当时有23万工匠、上百万民夫以及大量兵士被投入宫殿建造工程。明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竣工,修建工程延续了15年之久。
建好的北京城略呈扁方形,周长“四十五里”,“城南一面长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近代实测为:南墙6690米,北墙6790米,东墙5330米,西墙4910米。
在规划建设城市的同时,在南郊修建了天地坛,其始建于永乐四年,完工于永乐十八年。天地坛占地面积达273公顷,比紫禁城要大许多,反映了皇朝对于祭祀天地活动的尊崇。南郊天地坛的建设,乃仿照南京,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天地坛分两重坛墙,形成内坛、外坛。两重坛墙的北部均为半圆形,南部则为方形。天坛内的一些建筑,平面布局也是上圆下方。古人信奉“天圆地方”,以圆形象征天,方形象征地。不过,根据中国传统礼制,祭天应于南郊,祭地则应于北郊。于是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决定改遵古法,天地分祭,将原来的天地坛更名为圜丘(嘉靖十三年改称天坛),专祭天,而在北郊安定门外另筑方泽坛(嘉靖十三年改称地坛),专祭地,与南郊的祭天之坛遥相呼应。
在天地坛之西,同时建有山川坛,与天地坛相对称。山川坛祭祀太岁、风、云、雷、雨、海、岳等神。天地坛与山川坛左右相对,其间所留空间恰恰北对都城的建筑中轴线,这显然是有意的安排。后来修筑规划外城,恰利用了两坛对称的格局,城市中轴线从正阳门延伸到永定门。
嘉靖九年,还在东郊建筑朝日坛,在西郊建筑夕月坛,以祭日、月。于是在北京城的四面配齐了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的坛庙,使北京城具备了宇宙象征意义。
永乐修建的扁方形的北京城延续了133年(1420—1553),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城市生活本身在迅速发展,城内空间日显不足。

嘉靖外城的修建

有明一代,北患不止,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甚至迫近北京城郊,威胁北京的安全。所以北京建成50多年后,即成化十年(1474),便有定西侯蒋琬上书:“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复筑土城以卫居民,诚万世之业。今北京但有内城,已巳之变,敌长驱直薄城下,可以为鉴。今西北隅故址犹存,亟行劝募之令,济以工罚,成功不难。”《明史·蒋琬传》。 蒋琬虽有远见,但未获朝准,直至约80年后这项建议才得以施行。
嘉靖(世宗朱厚熜)二十九年(1550)庚戌,俺答入寇,“虏大众薄都城,分掠西川、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处,畿甸大震。”此次俺答兵临北京城下,饱掠京畿八日,史称“庚戌之变”。这次“薄城”之危终于令明朝下定修建外城的决心。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请修筑北京外郭城。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兵部提出“筑关厢之城”“谓京师南三城关厢应筑外墙五千七百八十丈,建楼五座。即以关厢居民计之,每家役一人,共可得万人,百日可就。宜定于来春兴工。”此项建议获准,开始施工。但转年二月,嘉靖皇帝以“以事体重大,且选将练兵,休息民力”为由,诏令停工。尽管三关厢居民愿自出财力,也仍未应允继续兴工。
直至三十二年(1553)三月,兵科给事中朱伯辰进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矧今边报屡警,严天府以伐虏谋,诚不可不及时以为之图者。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培薄,补缺续断,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嘉靖皇帝最终同意“外城须四面修筑,以全王制”。
当时计划“四周宜筑外城七十余里。”具体走向是,“自正阳门外东马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接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僖门基址,约计一十八里;自广僖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基,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衹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止,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倚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长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外城规制,臣等议得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濠。正阳等九门之外,如旧彰义门、大通桥,各开门一座,共门十一座。”
按照这一方案修建的外城,将会使北京城呈现一个更大的圈层结构。不算皇城及紫禁城,北京城平面将是一个回字结构。只是,外城因就旧城基修建,走向并不规整。
但兴工不久,嘉靖皇帝与阁臣严嵩等既虑工费浩大,又怕一两年内难以完工,所以改变计划,只修筑城南一面。严嵩等提议:“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可以尅期完报。”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师外城成”。外城南垣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约合7854米;东垣长“一千八十五丈一尺”,约合3472米;西垣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约合3498米。外城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外城的修筑,使北京城在平面上构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轮廓。
外郭城“止筑一面”致使整个城市呈凸字形轮廓并不是本意,而只是权宜之策。当时的想法是,“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只是这个四面筑城的设想,因种种原因,终明一代,并没有实施。另外,从已修外城东、西城墙的位置来看,其与内城东、西城墙距离甚近,仅有1里来地,即使要继续修建,恐不可能沿已有外城城墙向北延伸。所以待日后“财力裕时”“以成四面”的说法,可能只是个托词。

明北京内外城的整合

外城的修建,直接的推动力是军事防卫的紧迫需要,但从社会发展形势来看,还有另外的意义。前引朱伯辰所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这是修建外城的另一个动机。
在永乐初建北京城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当时北京城内人口稀少,市井萧条,以致不得不从江南以及山西大量迁移富户来充实京师。北京附近的农村也是残破不堪,田园荒芜,而不得不从外地迁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前来耕种,甚至将一些罪犯也发配到北京附近地区屯田开垦。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京城池的范围无须建得很大。
由于城内萧条,永乐初年,明朝在皇城门外、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以及大城各城门附近,修建了几千间民房和店房,规定一部分“招民居住”,一部分“招商居货”,叫做“廊房”。这些构成了明朝北京城居民区的基础。
据研究,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洪武初年约为10万,至正统时(1436—1449)增至96万。可见,明朝初年北京城市空间尚无不足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人口繁衍,城市空间很快变得局促。况且城内屡有豪门强占土地的事情发生,如正德十一年(1516),西安门外(皇城外)积庆、鸣玉二坊民居被毁,并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时军民房屋,多吞并于势豪。这些情况均会造成限制不严、空间开敞的城外关厢的迅速扩展。兵部最初的建议,并没有考虑四面筑城,而仅强调南面“居民繁夥”的三门关厢的防卫,正是这一发展的反映。
除前三门关厢之外,西南郊还有另一片居民区。从景泰年间(1450—1456)与蒙古瓦剌部的战事记载来看,北京西南郊原金中都遗址一带尚具土城与民居。例如:瓦剌也先挟所俘英宗至北京西南郊,邀明廷大臣出城迎接正统皇帝大驾,景泰帝疑其有诈,仅派职位不高的官员朝见太上皇于“土城”。这个“土城”应为金中都城垣故址。明军于京城外西南街巷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当地居民皆爬上屋顶墙头,掷砖瓦击敌。所谓“西南街巷”“屋顶墙头”应为金中都街巷之残存者。
这一地的居民,与迅速发展的关厢地带,渐渐联合为繁盛之区。在客观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发育。北京南郊的如此状况与北郊元代土城范围的冷清形成反照,故新修外城时,重南而轻北。修外城也是南郊民望,所以有三关厢居民宁愿自出财力之说。
金中都自元代旁弃之后,并未完全湮灭为平地,在整个元朝,仍遗有南城,居民不绝。直到明嘉靖外城修筑,金中都之余绪才终于结束。
北京南郊比较发达的居民区,因外城的修筑,而被整合为正规的城区,并割坊管理。外城修建后7年(1560),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中所列的南城(或曰新城,即新筑外城)诸坊为: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严整坊制的设立,是要“示天下肃也”,外城地带从此成为京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时,曾仿照南京之制,在北京设立五城兵马司。嘉靖筑外城后,调整改设南城兵马司,署在宣南坊阎王庙街西,管辖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诸坊。城门是京师的重要守卫和管理部位,外城修建以后,京师内外城十六门均有“掌门官”“管事官”等“稽查出入”。坊制的建立,南城兵马司的设立,完成了从管理制度上对外城地带的整合。
外城街区以从内城前三门延伸出的三条大道为骨干,居民区和商业市场多分布在三条道路之间,范围南抵天地、山川两坛。在天地、山川两坛东西附近地区,则多见水坑、池沼甚至小河塘,居民很少。显然,外城的修筑亦有保卫两坛之意,否则不致将大片无用洼地包容进来。将天地坛包入城区,不合礼制,当出于无奈。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外城所包入的居民区,本是自然聚集发展形成,因而多为曲折狭窄的街巷, 胡同凌乱,并不规整。前门大街以东的斜向街巷主要因为河道沟渠走向而成。前门大街以西的斜向街巷则因原金中都旧城位于外城西部,外城未建时,出前门往金中都故城一带,以东北至西南走向道路最为便捷。外城这种情况与内城按正方向整齐排列的街巷,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在总体规划上,可以看出,外城力求在大格局上与内城整合、协调,虽然只修南部一面,也要尽量整齐有序。所谓整齐有序,主要是保持中轴对称的大格局。
原来的北京内城,自正阳门起,向北穿过紫禁城的一系列中央宫殿和景山中峰,最后止于鼓楼与钟楼,为一条建筑轴线。这条轴线是北京城平面结构的中心,是全城的中轴线,它突出了皇帝宫廷在全城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帝王之都的设计思想。中轴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东西对称格局,是北京城平面景观的最大特色。外城修建,仍遵从这条轴线而布局,从正阳门向南有一条笔直大道穿过东西并列的天地坛和山川坛之间,直抵永定门。在形态上,是北京内城中心轴线的延长,延长之后的中轴线全长近8公里。中轴线的衔接延长,是外城与内城建筑整合的重要举措。外城城垣轮廓,也是东西对称,与内城协调对接,在形态上形成新的城市整体。


“地理学是一种思想方法”

2016年11月28日 06:32:17 来源: 北京日报


《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葛剑雄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晓峰

这是汇集自己人文、历史地理写作的一本小书。这些年来,自己有一些学术上的追求,那就是在地理学里讲出一些思想性的东西来。于是,地理学思想随笔,便成了这本小书的主题。

这本书中的文章大多不长。我想,写思想性的东西,可长可短。长的好处是拐弯抹角,透透彻彻;短的好处是简明扼要,直奔主旨。传统的中国人写思想,有短写的习惯,即使是书,看上去很厚,但里面的话却都是短话。肯思考的读者,从短话里照样可以悟出厚重的道理。我们许多古代圣贤的短话,不是让人琢磨了两千多年吗?对那些高超的短话,我们照样是望尘莫及的。

因为是要往思想上用心,我对地理问题的处理,便有些轻材料,重思路。我很欣赏我的一位老师——美国雪城大学地理系的梅尼教授的一句话:“地理学是一种思想方法。”这其实是让我对地理学感起兴趣的一句箴言。

当然,我感兴趣的地理问题主要是人文方面的。人文地理的许多东西,不像自然地理的高山大河那样布列在大地上,一眼就看出来。人文地理的东西常常隐在人类的各种行为当中,要是不开启一种思想方法,这些东西还真是很难被发现。比如说“地方”这件事,要不是读过段义孚的书,谁会去理会它?

本书的文稿中到处都在讲“地理”,但讲的大多不是“地理知识”。许多人认为地理就是地理知识(我在上专业课以前也是这样),在许多杂志中,地理都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的。其实,地理也是一门学问。是学问,就要有思想、理论、方法这一整套,知识只是思想理论方法的原料。因为本书是以谈地理思想为主,所以地理知识会少一些,地理观念、概念会多一些。

人文地理思想,或者说人文地理观念,往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当我们要认识某一文明的特征时,地理思想这个方面是不能少的。近代兴起的西方科学地理学,试图建立超越所有文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这在自然地理方面基本可以,但在人文地理方面则很难做到。如果说地理学在今天的社会发展中有作用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注意它的文明特质,或者说文化特质。要不然,在中国做事,却用外国的一套观念,就会出问题。这也可以说是研究地理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最后交代一下,这里的文稿,因时代不同,格式体例不尽一致。我对这些往年的东西,基本保留了原样,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在格式的统一上再花力气,这是要抱歉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内容,其中疏漏之处难免,请读者批评。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文根据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一书的前言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




目录前言
【上篇】
中国最早的地理记录——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
“断代”工程与“断地”工程
大禹治水传说的新证据
中国的“两河文明”
古代的“计量”地理
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地理认同
人文地理大界线
“边缘”的价值
民族与地域
古代黄土高原上的另一种居民
中国地图上的长城
地图与人
“如何用地图扯谎”
关于地理知识的知识
风从四方来
南风歌
歌唱自然的时代
含咀山水之英华
大块文章
地可以怨否
家乡情怀
环境狂想曲
观天文,察地理
从“鬼话”到“人话”
中国古代的“神文地理”
泥里金龙
“墓大夫”的事业
名人之“迹”
不容变卖的遗产
山中无老虎
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
翻越中条山
文明老区行
垣曲县有座自然博物馆
闯出山西
山东地区与华夏文明
寇準与巴东
西南首善
玉石传奇
澳门 黑沙 白玉环
天子之南库
地远车疾
穷家富路
行年二十,步行三千
时代遗情
毛泽东的革命地理
历史城市的空间形态
“瓦子”与城市
历史的视窗
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与百姓
“辇毂之下”的景观与人生
老北京
北京城的光荣与梦想
人居的都市
陌生的城市
城市纪念性小议
城市的“商”态环境
什刹海的酒吧
休闲之美
宠物景观
虚拟世界
【下篇】
环境的起源
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
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
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
长城内外是故乡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身世”
人文疆界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我最热爱的是中国”
《美国文化地理》一书
文化转向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 新版第八章述要
文化与过程——美国历史地理学特色一瞥
“天涯共此时”(附录:大卫·哈维——当代人文地理学家中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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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5 16:29:09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东方的“禹迹”与罗得岛上的“人迹”播报文章


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 19-01-0215:16澎湃新闻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




12月5日,在北京外研书店咖啡厅,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邀请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教授唐晓峰,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保春、北京大学建筑景观学院副教授李溪做了一场沙龙活动,主题为“东方的‘禹迹’与罗得岛上的‘人迹’——地理学中的思想世界”,沙龙主持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翔。本文系唐教授在沙龙的主旨发言。文字经演讲人审定。





唐晓峰教授


在中国古代地理学文献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词——“禹迹”。古希腊人讲地理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关键词“人的痕迹”。我现在把这两个概念凑在一起,作为一个对照比较的线索,来聊一聊地理学中的思想世界。


地理在地面上,而地理学在人的脑子里,谈这个问题,我爱举《三国演义》失街亭斩马谡的例子。同样一个地方,街亭,马谡用兵的谋略和诸葛亮想的不一样,这是军事地理。面对一个地方,面对一片大地,想的不一样,就是地理学发展史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这种“不一样”经常发生,街亭这件事不大,虽然也出了人命,但比起文明地理观来说,是很小的。文明体现大群体思维,不同的文明群体面对这个世界,各想各的,所以得到不同的认知世界。美国地理学史家詹姆斯用一个英文词表达这些不同,就是all possible worlds,注意后面这个“世界”是复数,中文译作“所有可能的世界”,这些可能是思想中的可能。


讲思想问题的人爱提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应然世界,一个叫做实然世界。实然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实际的样子,它是我们所有人做事情、想问题的一个基础;应然世界,是人类的解释世界,解释之中含有价值观。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禹贡》可以对应应然世界,《水经注》可以对应实然世界。可能有人说《水经注》里面也有价值观,没有书没有价值观。没错。我们这里只是相对而言。


谈中国的“禹迹”,我们从“九州”说起。“九州”是一个思想性的产物,在不同的中国古代文献中,“九州”的名单并不相同。《尚书·禹贡》里所记的“九州”有: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这是最经典的一个“九州”。《尔雅》则是另外一套:冀州、豫州、雍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和营州。幽州,就是今天北京这一带,营州在幽州的东边。而《周礼》所记的“九州”则是:冀州、幽州、并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到《吕氏春秋》又不一样。看起来,《禹贡》的时候没有幽州,后来出现了幽州、营州等。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最初定名单的时候,北方还没有得到像样的开发,所以没有幽州。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发达起来了,要找出一些州来,就找出一个幽州,又找出一个营州,还找出一个并州。总之,北方的地位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是历史地理在州的体系上的一个大变化。有古人对此做了一种“可能”的安排,将这几个不同方案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时代——《禹贡》是夏代,《尔雅》是商代,《周礼》就是周代。为什么反复用“九州”来表现不同时代的地理格局,这就是一个历史地理思想问题。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其实,在夏、商时期应该还没有“九州”这个概念,是到周代才开始出现的,但是人们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为了要推崇一种模式,为了要鼓吹一种思想,他可以篡改早期的历史,把“九州”塞到夏代,塞到商代去。“九州”就是在华夏大地上分的九个区。一般的《禹贡九州图》好像都画得比较现实,各个州大小不一,由山川分隔,其实骨子里是一幅类似九宫格的原则:四正、四维和中央。它不是八分,也不是十分。九分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空间格局理念,在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它是人脑中浮现出来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九州”从何而来?《左传》上有一句话“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原来九州的后台是禹迹,是把禹迹分为了九份。那么,“禹迹”是什么?从字面上看,“禹迹”,就是大禹走过留下痕迹的地方,或者是他做过事情的地方。禹是何等人,是上古圣贤,那么用禹的名字、禹的身份来命名一大片土地,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儒家不推崇神仙,而是推崇圣贤,圣贤是道德楷模。用禹的名字来命名的一片辽阔的土地,就是宣告这是一个道德世界。这是用大禹的身份给华夏世界,也就是文明世界定了性。这就是禹迹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内涵。


我们今天用“九州”表示全国,而“禹迹”这个名称基本被忘记了。但是在先秦时代,它的名气非常大。在先秦时代的国君们看来,自己的国家若不在禹迹的范围内,就不算华夏正统国家,而是蛮夷团伙,这是丢人的事情。禹迹,成为当时政治文化认同的地理指标,一种通过地理位置所表达的社会价值观。当这个价值观随着“禹迹”这个词被树立起来以后,人人都在意这件事情。它是夷夏之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春秋时代,西方秦国的铜器《秦公簋》的铭文中提到“禹迹”,东方齐国的铜器《叔夷镈钟》铭文中也提到“处禹之堵”(也是禹迹的意思)。王国维说,东西二大国无不推崇禹。在那个时代,“禹迹”是华夏世界普遍使用的地理关键词。


在有些古书里,禹被描绘成一个具有神性的人物,但后来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禹的性质逐渐定型,最后落实在道德品质上。这件事情发生的到底有多早?禹的名气、身份性质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燹公盨的铭文证明,至少在西周中后期的时候,禹的道德高尚的圣贤身份已经定下来了。在这篇不长的铭文中,一口气讲出六个德字。既然禹是道德品质的化身,那么,禹所经营的地方,当然就是一个道德世界。“禹迹”就是从这么一个思路来的,这完全是思想中的运作,结果华夏世界就有了含有高尚意义的“禹迹”和“九州”的称谓。华夏世界是一个道德世界,这里面,山是德山,水是德水,天有天德,地更不用说,厚德载物。这个“德”字用遍全世界,“德”成为一个世界制高点。这是华夏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构建。因为是圣人开创的,这个道德世界当然是“可能”的。《禹贡》最后说:“声教讫于四海”“五服”也是《禹贡》里讲到的,“五服”是“九州”世界的另外一个结构,它不是一个平行的九分,而是从中心向外扩张的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我们都知道中央一定是都城所在,它不但是政治的制高点,也是道德的制高点,是一切的制高点。然后从中心开始向周围四面延展,每过500里文明层次降一个等级,推了五次以后不再推了,再以外的世界不值得理会了,那是连蛮夷都不如的地方。“圣王之治,不在荒远”。




燹公盨


从各个方面看,“蛮夷”在古代都是被文明人嫌弃的,处于鄙视链的最底层,这不但对人,也对地,蛮夷呆的地方,穷天极地,鸟不生蛋。而华夏这里,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在地理上应该居天下之中。所以说着说着,这个结构里面又推出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中”。所谓“中国”,就是居于中央的国,天下之中的国。在目前所知的文字记载中,西周“何尊”铭文出现的“中国”二字是最早的,考古学家讲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当然,彼时“中国”的所指和今天又不一样,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这样,从禹迹到“九州”、“五服”,现在“中国”又出来了。华夏世界就是这么建设完整起来,这个建设不是地上的工程,是人们头脑中的工程,这个大工程叫华夏文明。从此,华夏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而蛮夷世界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了。由禹迹、九州、五服、中国构成的华夏地理,就是一个思想世界。


在古代中国,略有文化的人心中都会装着一个东西,就是地理中国,这也是一种“中国心”。这颗中国心是扑在一个地理结构上的,它含有一个价值观、价值等级,这个等级排列在大地上,它控制着典型中国人的方位意识。中国人的身体、目光、行动都是朝向中央的,至少有志气的人都会这样。万里封侯,江湖之远,都不可忘怀京师宫阙。这种价值观对人文空间的选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人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具有文明特色的地理思想。比如边疆(frontier)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中和在美国的历史中意义很不一样。在中国讲到边疆去,是到一个没有发展、落后、没有前途的地方去,但在美国说到边疆去,你可以一夜致富,那里充满发展机会。两个文明当中的“边疆”概念不一样,因为对历史产生的感受不一样。


我们刚才讲的只是禹迹、九州、中国、五服这几个概念,要把凡是和中华文明地理有关的词找出来,还有一大堆。这些是我们中华世界独有的一些概念和价值观,它们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独特的地理世界。再举个例子,自然界里有山、河流、湖泊,但是中国人利用这些东西创造意境,形成“江山”、“山水”、“江湖”几个不同的概念。老外学这几个词的时候,会有一定困难。就是山和水两样东西,用字词做不同组合,意思完全不同。皇帝只能坐“江山”,不能坐“山水”,更不能坐“江湖”。这些词儿,代表不同的地理空间意境。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地理概念,世界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活生生的东西,人们穿行在这些概念里面,实际上就是穿行在一个文明之中,穿行在一个思想世界里。这是古代中国的地理学思想世界。




沙龙现场


在古代希腊,有另外一种地理学思想世界。一个关键词是“人类的痕迹”。它来自一个故事。说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亚里士提普斯的船只在海中失事,一伙人爬到罗得岛上,亚里士提普斯突然看到海岸上画有几何图案,于是向同伴高叫起来,“让我们庆贺吧,因为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痕迹”。美国地理思想史家格拉肯认为这个“人类的痕迹”有代表性,所以用这个故事的画面做自己著作的封面。什么是人类的痕迹?就是几何图形。几何图形怎么等于人类的痕迹?为什么不用人的足迹?这在希腊世界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把几何学作为人迹,说明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强调了人的一种理性品质。我们用禹迹强调道德品质,也是人的精神品质,但他们强调的是几何。几何是什么?理性,抽象思维的理性,遵循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古希腊人推崇这种素质,主张用这种能力面对世界,世界要用这种方法解释,因为世界也“应该”是由理性建构的。几何图形只有人能画得出来,因为只有人有理性,所以人的痕迹,不在脚丫,而在头脑。


几何学与地理是有缘分的,有一种说法,“几何”是Geo的音译,也有说是“多少”的意译。不管怎样,几何学的发展,最初是与土地测量有关的。当然,到纯粹空间的地步,可以离开大地。


我们都知道柏拉图办了一个学院,学院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实际上就是强调“理性”。他认为具体的事物都是短暂的,一瞬间就过去了,而理念是永恒的,他们要追寻那个永恒的理念。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腊这些大思想家都是强调理性的,他们也谈地理位置的问题,但是人不称他们为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则像个地理学家,他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提出“地理学”这个词汇的人。


中国“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当然,这个“地理”和我们今天说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词是从这里来的。《汉书·地理志》是第一册用“地理”做题目的书。


埃拉托色尼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他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地理研究,就是测量地球的周长。那么,问题就来了,他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从柏拉图开始,甚至从毕达哥拉斯开始,他们就推论地球是圆的,认为球体的力量均匀,最完美。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善于观察。他说日食的时候,月亮上出现一个圆形的阴影,从月面划过去,这就是地球的影子。他还说,随着人在地面上南北方向行走,恒星的高度和角度会发生变化,这应该是球体的一种现象。亚里士多德从日常现象上来证明我们脚下的大地是一个球。现在英文earth,又是大地,又是地球,在翻译的时候特别麻烦,什么时候翻译为大地,什么翻译为地球,要从上下文猜。梅小侃在翻译《罗得岛海岸的痕迹》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麻烦。在古希腊上层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有一个共识:大地是球形的。所以埃拉托色尼就说:我想办法算一下这个大地球有多大个儿。怎么去测量无比巨大的球体?几何学来了。埃拉托色尼的测算,高明在这道几何题目的设定方法,题目设立出来,现在的初中生都会推导。埃拉托色尼测算的地球周长,很接近今天的科学数据。




《罗得岛海岸的痕迹》


世界要用理性解释,用理性表现。古希腊晚期还有一个人,叫喜帕恰斯,他解决了一个问题:既然大地是一个球的话,怎么表达球体上的某一个(任何一个)位置?他想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球面上的经纬网,用经纬数据描述任何一个球面位置。后来的托勒密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地理学的书,里面大部分都是世界重要地点的经纬数据。这一套用经纬度的语言来叙述世界地理,在当时来讲是最先进的、最高明的。今天看,托勒密所叙述的这些地点的经纬度数据基本都是错的,但托勒密这部书依然伟大。西方学术史经常认可这样的情况,某人的结论全是错的,但方法是对头的,依然价值很高。


希腊人具有一种物格化的世界观。这是方东美的话。他们喜欢把世界看成是东西,中国古人则对世界赋予各种品格。方东美说,古希腊是近代欧洲文化之母,传下来一种重要的宝物是科学。科学精神是希腊人的根性,他们对于任何现象都要寻出一种理性的秩序。


那么人和自然界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是与上面问题有关联的另一个地理学思想中的大问题。对自然界的不同定性,会引导出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然二元论,是西方很长时间的思想特点。格拉肯用了很大的气力,考察总结了西方思想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史问题,写出名著《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合在什么上,不是合在理性上,是合在品德上面。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方东美总结说,自然在后期希腊哲学中是没有价值意义的中性世界,就西方近代科学主义而言,自然是指整个宇宙的机械秩序,这种秩序是遵从数学、物理定律支配的数量化世界。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出现过一个计量高潮,就是要寻找纯粹中性的规律,而不顾任何真善美或神圣价值的意义。方东美说,对于世界,中国哲学不执着于其自然层面而立论,不执着于其实然状态,而要不断地加以超化。对儒家而言,超化之,使它成为道德宇宙、道德天地、道德世界。对道家而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开始,艺术感受甚至覆盖整个自然界。对佛教而言,超化之,使其成为宗教世界。


不过,古希腊思想家并非不重视人文,但没有把人文道德合到自然界去。自然界是理性对象,是工具对象,希腊诸神里面有工匠神,柏拉图赞扬工匠精神。


西方的地理思想世界,后来又经历罗马时代、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又有多样呈现。中国古代地理思想世界,传承性很强,但也有时代变化,比如蒙元的内亚视野,还有不同流派,比如佛家一大套,道家一大套,风水家还有一小套。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试图将全世界地理学统一起来,洪堡的地理学几乎成为全球范例。但在对现代性研究的趋势中,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加上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地理思想(主要是人文地理思想)的多样性重又被关注,世界正在被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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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15 18:16:48 | 显示全部楼层
唐晓峰:历史上的流泉与北京城播报文章


北京印迹inBeijing
发布时间: 20-03-1821:21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名城保护·大家谈


岁末年初,“名城保护·大家谈”首期活动成功举办。7位活跃在名城保护一线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这一主题,结合自己的研究与实践,向大家讲述北京故事、展现北京文化。7位专家学者的演讲内容将陆续于“北京印迹”平台上发布,邀更多人一起探索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复兴,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共同保护北京、发展北京,一起擦亮古都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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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流泉与北京城




唐晓峰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


感谢有难得的机会和大家谈谈对北京城非常有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题。今天,我演讲的题目为《历史上的流泉与北京城》。


如今,对于城市发展的观念意识不断更新,“人居环境”便是一种认识城市发展的新观念,它包含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和本地区环境有一个内在联系的理念,即一定是在具体的各种环境要素的支撑下,这个城市才能顺利地发展。因此,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要有环境生态意识,要尽可能地把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好的生态体系保留下来。今天的题目就含有这样的角度和意义。


首先一起来看地图,这是北京地区的地形图。中间的红色部分是北京城所在的位置,图上表现了北京地区的五大水系。从东边,也就是从图的右边看,第一个是泃河水系,流经平谷,在北京境内的段落不是很长,所以名气不大,但其实也很重要,泃河流域有很重要的考古学的遗址,比如上宅遗址;泃河的西边是潮白河,潮白河的西边是温榆河;往左下方看,北京城的西边是著名的永定河;图的最左下方是拒马河,拒马河在北京地区同样段落不长,但在拒马河流域也有很重要的考古学遗址发现,就是琉璃河遗址,这是燕国最早的都城。




在了解了五条大河之后,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城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是主要靠这五条大河所提供的地表水?


五条大河不能给北京城提供地表水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北京城的位置相对较高,这些河流的水上不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水势不稳定。有一条河——永定河,它出山的位置比较高,有可能把水引向北京城,但这条河流的水性有问题,暴涨暴落,夏季会突发大洪水,连带着泥沙和水患都来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历史上人们确实想试着利用永定河的水,金代和元代都曾试着实现这个想法,但都以失败告终。


那么北京城的地表水怎么办?历史上便于北京城市利用的稳定的地表水,主要来自西部的地理位置较高的流泉。原来北京城的地表水是靠泉水来供给的。一起来看下面这张地图。这张地图上,山前有一片海拔高于北京城的浅绿色地带,这些浅绿的地带就是泉水溢出带,泉水出来以后流成了小河,所以说是流泉。流泉到了一个低洼的地方会形成湖泊,湖泊满了以后再接着往下流,这样的水系就叫做流泉水系。我在这些浅绿的地带画了两个红圈,红圈部位的泉水在历史上对北京城的意义最重要。一个是北京的西边,具体讲就是北京西山玉泉山一带,那里泉水特别旺盛,北京城主要依赖它而发展。再往北边比较远的是昌平地区,昌平地区也有一些泉水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




历史时期北京地区流泉很多,与城市历史发展关系密切的主要流泉水系有:莲花池流泉水系、高梁河流泉水系、玉泉山流泉水系、万泉河流泉水系、白浮泉流泉水系。我们看一看它们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说莲花池流泉水系与蓟城。蓟城是北京城的前身,我们今天讲北京城有三千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所谓的三千年建城史就是从蓟城开始的。蓟城的位置刚好在小河的旁边,这条小河就属于莲花池流泉水系。




莲花池虽说叫池,其实它是一个天然湖泊。从莲花池出来流向东南方向的一条河,古代叫洗马沟,莲花池水通过洗马沟流入蓟城的护城河。因此,蓟城所需要的地表水就是从莲花池获得的。蓟城和莲花池的关系,在著名的历史文献《水经注》中有记载:在蓟城西边有“大湖,湖有二源,水倶出县西北,平地导泉,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此书的作者郦道元感慨,这个湖泊在战国时代就已经与蓟城建立了联系。


关于莲花池,有一个直接关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例子。莲花池旁边的大楼现在是西客站,当时西客站在修建的时候,原本的设计是要把莲花池填掉,然后在上面修建西客站的一部分。在推土机已经开始推土作业,莲花池就要被填埋之时,有一位非常关心北京城历史遗产保护问题的老先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明确表示反对。他给北京市领导讲述莲花池的历史意义:它是北京城最初依赖的水源,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我们对这个小湖泊要尽可能的爱护,不能抹去这样一个带有历史印记的遗迹。北京市领导接受了侯先生的建议,下令修改建设图纸,把莲花池保留下来。于是推土机开始反着推土,把填埋的部分再推出来,继而又把这个地方改造成莲花池公园。莲花池公园是北京城三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见证,也是当时蓟城人居环境生态系统的有力证明。




在莲花池流泉水系上建立的城市,从周代的蓟城,一直发展到金代的中都城。金朝开始把这座城市作为都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北京城800多年的建都史,就是从金朝开始的。金中都是莲花池流泉水系最后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城市。由于是一个大王朝的都城,围绕金中都城产生了漕运的需求。建立漕运系统,开挖漕渠不难,但漕渠对水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漕运的渠道几乎每日都有船运,所以需要有稳定的水量保留在渠道里,才能维持漕运的功能。


怎样扩充漕渠的水源?原来金中都利用的是莲花池的地表水,其水穿城而过。后来随着对水量需求的增大,特别是人工漕河——闸河的修建,需要有更多的地表水源满足漕运的需求,金代开始向城的北面寻找新的水源。比较近便的地表水源地就是上面提到的高梁河流泉水系,金代开引了人工水渠把它连接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金朝人进而发现,更北的地方还有一处旺盛的水源,就是玉泉山流泉水系。这个地方有一个天然的湖泊,是这个流泉集结起来的湖泊,它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在古代叫瓮山泊。于是金朝开了一条人工的渠道,从瓮山泊引水南下,接上了高梁河,进一步解决了水源的问题。可以看出,金代做了一个从远处寻找更多水源的努力,而寻找到的适合水源都是泉水。




历史再翻过一页,北京城又进一步壮大,这次的壮大使北京城成为版图极其辽阔的大王朝即元朝的都城,它要管理的范围不但包括原来的中原地区,还包括北方很远的蒙古地区。我们都知道这座大城是在忽必烈时代建立起来的,当时叫元大都。元大都城并不是建在原来的莲花池水系上,而是向东北方向移动了一段距离,改建在高梁河流泉水系上,并将流泉湖泊纳入城区、大内。这些湖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积水潭、后海、什刹海、北海、中海的前身,它们原来是高梁河流泉水系在低洼地聚集而成的天然湖泊。这样,在元代,北京地区有两座城池,一座是莲花池水系上的旧城,主要为社会底层百姓的居住;另一座是高梁河水系上的庞大的大都城,皇宫、官府、上流人物都在这里。




我们在元大都城规划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情况,在城市的中心,甚至在皇宫大内的中心,有了一片辽阔的水面,皇宫里最主要的三个宫殿都布置在湖的两岸。这种情况在此前中原都城里面是基本没有的,体现了来自干旱地带的蒙古民族对水的特别喜爱。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大都城(包括后来继承了这个位置的明清北京城)为中心的新的生态系统的诞生,除了城市周边水源系统的变化,即从以莲花池水系为主转移到了以高梁河水系为主,在城区范围内,也出现了广阔的地表水面,这在改善城区小环境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元大都是全国都城,所需漕运规模远大于金中都。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在元大都建设的时候,有两个人物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是刘秉忠,他是这座都城的规划设计者。历史上西方人的都城发展大多是走一步建设一步,最后的城市模样是不规则的。而元大都城是一次规划,一份图纸,一次建设;另一个人物是郭守敬,他受命解决水的问题,当时建设都城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漕运渠道的水源问题。漕运渠道的水从哪里来?元朝的人也想到了永定河,实验之后失败了。


郭守敬后来沿着西山边缘进行了仔细的实地考察,发现沿着西山的山脚有许许多多的流泉,所以他决定从最北部的比较大的白浮泉开始修建人工渠道。这条人工的水渠,避开低洼地婉转延伸,把西山脚下大大小小的流泉全部汇聚其中,然后流入瓮山泊,瓮山泊水可沿着金代的水道流入大都城,最终经过三海注入东边的运河,这条运河在元朝有一个著名的名字——通惠河。从白浮泉到通惠河,这个水利系统的建立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在元代,基本上解决了通惠河用水的问题,可以保证漕运的畅通。




水系的重新建立也引起了环境的变化,原本流向低洼地的泉水被截断以后,那些低洼的地方开始变得干燥,于是人们来到这里开发农田,建立村落。研究北京古村落的人发现,北京西北方的村落不少都是元朝开始建立的。北京其它地方发现的古村落时代可以很早,有唐代的村落,但这个地区的村落都是元代的。因此,可以看到由于水利工程引起了地方生态的变化,促进了一些新的发展,包括村庄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大运河,实际上最后形成于元代。而这个大运河北面的一段,也就是大都城到通州的这段,是依靠西山泉水的支撑才最后完成了大运河体系的完整运转。今天的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当我们纪念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不能忘了西郊泉水的功劳,不能忘了白浮泉等流泉对大运河体系的完成起到的关键作用,它应该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值得纪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思想让我们把一件事情变成一个大的体系,一个地区里的各种因素一同发挥作用,才能完成历史的发展。我们今天必须得有这样的认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要有系统性的保护意识,而不是对孤立的一桩事物、一件东西的保护与纪念,需要有整体感。现在强调北京城的整体保护规划,实际上也应该包括这样的内容。


元朝以后是明朝,明朝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动作。到了清朝,开始大规模治理西郊水系,修建皇家园林区——三山五园,开挖水库(侯仁之先生说昆明湖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真正的水库),完善对西郊流泉的治理与利用。


今天去香山植物园,可以看到一条保护下来的清代引用西山小泉水所开凿的石质水槽遗存,它非常小,说明十分微小的泉水在清代也被搜集起来汇集到大的水系里去,加以利用,说明当时清朝人已经到了如此渴求水源的地步。




昆明湖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巨大水库,水要按照计划使用。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呢?昆明湖的南边有一个闸,这个闸控制着向北京城内的流量。湖北面有一个出口,是在水量过多的时候排水。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出水闸口,是供应昆明湖和玉泉山这一带的皇家稻田,稻田用水因时而变,要人工控制,所以昆明湖水还有灌溉周围稻田的用处。皇家稻田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景观,我们今天在恢复西郊传统文化景观的时候,也在努力恢复稻田。稻田也是利用泉水的一个重要侧面。




清代的举措一方面是把泉水进行搜集,另外一方面也认识到泉水的重要性,所以清朝对于流泉表示了一种尊重——修建泉宗庙。泉宗庙位于原万泉庄村西南,清乾隆年间这里有泉眼31处,庙内28眼,庙外的3眼,故有“万泉”之誉。乾隆皇帝下令给泉水修庙,可见当时的人们充分意识到了泉水的重要意义。据说泉宗庙修建的图纸——样式雷的规划图至今还保存着。今天,虽然泉宗庙已经不存在了,但地名记忆犹在。历史地名可以帮助我们记住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也包括对历史地名的保护。




考察流泉与北京城的关系,我们会意识到,生态建设是北京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进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需要认真做好的部分。近些年,北京西部的流泉数量大为减少,我们应该积极开展保护流泉的工作。为了保护甚至是恢复古代的泉水,我们要努力做好一些生态方面的工作:比如加强地表植被保护,增大地表含水量及地下水补给量;禁止山地随意采石,维护山区地下水文的通畅;宣传流泉的历史价值,认真保护古代渠道遗址等。


现在的通惠河非常好看,也非常壮观,有的地段很动人。大家到原来二闸那个地段,站在桥上,可以看到水下的船闸,那是当年通惠河的船闸,现在由于地表高度的变化和水面高度的变化,当年在地面的船闸现在已经沉到水下了,但依然在原来的位置。


现在,北京市提出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碧水蓝天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目标。那么,在建设今天的北京城生态环境的时候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应该继承历史中优秀的宝贵遗产,让这座城市在新的环境中依然顺利地发展壮大。如今有了南水北调的巨大工程,古人想不到的新水源已经连接到北京城,从环境生态上来讲,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时期北京城走过的道路。


谢谢大家!


文章根据唐晓峰于“名城保护·大家谈”活动演讲整理;文中所有图片均来自唐晓峰演讲PPTPPT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作交流使用,如有侵权,请联系平台删除文章仅代表专家本人观点,不代表“北京印迹”平台立场本文版权归“北京印迹”平台和演讲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联系“北京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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