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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旅游学刊2023,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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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4 17:43: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3-3-24 18:40 编辑

栏目主持人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在1980年代有许多人开始诟病其方法论比较薄弱,或者有人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说教多、实践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人们难以采纳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随着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到来,挑战一切既有方法论成为主旋律,一些尚未搞懂人文主义地理学方法的人们也就绕过人文主义地理学。如此,就好比一个人,决定不吃3个馒头来消除饥饿感,而是直接吃第3个馒头。

2022年8月10日,人文主义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先生仙逝。在缅怀这位睿智的地理学前辈之际,中国学者也在反思。本组笔谈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介绍了他们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认识。除了参加笔谈的学者,其他未能参加笔谈的学者也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断探索如何采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立场。尽管我们还不能给这些学者贴上“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标签,但这样的探索具有重要价值,其一是与坚持“科学主义至上”的学者保持对话,其二是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话,其三是与人文主义地理学者自身对话,并在对话中找到各个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从而推进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其中有些人开始进入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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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3-24 17:53: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23-3-24 17:56 编辑

周尚意: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如何使用研究素材

旅游学刊2023-03-20 08:00 发表于北京






许多旅游地理学研究采用日记、游记,以及微博等即时通讯的个人感言作为研究素材,用以揭示人们的地方感。采用了这些体现书写者主体性的研究素材,是否就意味着研究者已经确立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立场?如果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如何使用这些素材,才能充分体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视角?这便是本文思考的问题。一、从反思自己的研究切入

这里列举一篇未采用人文主义地理学立场的典型案例。笔者曾与学生一起用《鲁迅日记》作为研究素材,将鲁迅在北京生活工作期间居住、工作、购物、会友等活动的地点标注在地图中,并与城市空间的基底叠加,从而理解鲁迅为何选择不同的地点。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的刘闯研究员一直致力于科学数据的共享,她建议笔者将这套数据分享在她和同事们运营的数据平台上。文章发表后马上有读者关注,并发来邮件,指出数据中的两个地名其实都是民国时期的东安市场(位置在今王府井商业区),因为他的父亲曾在东安市场有产业。笔者还以此证明所收集的数据得到社会关注。

人文地理学应用GIS技术的初级水平大抵就是标注事实的地点,譬如古代名人的人生轨迹。笔者所做的鲁迅在京生活轨迹研究,貌似还采用了GIS的叠置分析,即将鲁迅的生活轨迹与城市居住空间层、商业空间层叠加,由此看到当年高级知识分子的空间偏好。我们甚至还采用了行为地理学的时空移动效率,解释了鲁迅几次搬家为何都是在北京老城的西部(今西城区的一部分),即鲁迅希望所住的地方与上班的地方不远。然而,从方法论上看,笔者的这个研究与绘制李白人生路线图是一样的,均属于经验主义研究。而最后进行的行为地理学解释,相当于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中的“通往科学解释的培根式的路线之一和线路之二”的最后一步(见原著图4.2和图4.3)。此书汉译本没有将原著中的图精准复制,原书两图中的最后一步“解释”都用了双线框,以表明此步骤并非是依据前面的归纳步骤可以完成。哈维在书中说,这种“解释需要某种逻辑上完善的推论方法”(见原著第36页)。这就是为何哈维后来放弃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迈向了结构主义的解释逻辑。人文主义地理学也是一套解释的逻辑,它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对结构主义的深层结构变化的解释。当行为主义地理学的研究需要解释行为轨迹时,也就必然走到与结构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结合之路,因为只将外部环境的限制作为行为的解释是不够的。只有充分认识到人们思维的复杂性和能动性,才能大致推测出所研究的主体下一步移动的动机和移动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审视移动背后的人性目标。

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的是普遍人性,这是人之间彼此理解的基础。能够表达普遍人性的是语言,而非数字。李白人生轨迹图中显示,公元726年李白游扬州,在那里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静夜思》。该地图并不能说明李白出游动机,以及为何只是在扬州创作出此诗,当然更谈不上展示本诗蕴含的人性。如果要回答李白出游动机以及地点对创作的影响,显然需要使用语言文字,而不能只用数字和地图。遗憾的是,历史上没有留下充足的文字,让我们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让《静夜思》流传千年的是诗文展现的普遍人性——游子思乡。有过离家远行经历的人,或许也曾在静夜泛起思乡之情,尽管每人思念的家乡和亲人不同,但是人们会理解对方的这种情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静夜思》的全文能够充分表达这种普遍人性,并调动读者共鸣,而不是其中的“思故乡”三字,或“低头思故乡”一句。由此笔者引出本文的话题: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要选用什么素材?且如何使用这些素材?

二、从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作品入手

若要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们如何采用素材,不能绕过的学习路径是阅读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作品。早期代表人物包括段义孚、邦克斯(Edmunds Bunkse)、布蒂默(Anne Buttimer)、邓肯(James Duncan)、恩特里金(J. Nicholas Entrikin)、莱(David Ley)、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波科克(Douglas C. D. Pocock)、波 特 斯(J. DouglasPorteous)、雷尔夫(Edward Relph)、罗尔斯(GrahamRowles)、萨 克(Robert David Sack)、赛 明 思(Marwyn Samuels)、西蒙(David Seamon)和韦斯特恩(John Western)等。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可以思考他们如何选用素材,以实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宗旨——提供不寻常的、富有成效的认识自然和文化的视角,促使人们思考人如何成为人。这里选择美国雪城大学地理学教授韦斯特恩的《欧洲大都会:斯特拉斯堡自画像》作为样例。该书2013年出版,当年好几位知名的英美学者联合评价了此书。书评人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第一代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莱。他们指出,作者的研究基调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即基于深刻同情心去理解被调查的人。韦斯特恩在调查时,既审视他人,也审视自己。“不断反思”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特征。韦斯特恩花费了7年时间,在法国东北部与德国隔河相望的斯特拉斯堡开展了160余次深度访谈。他采访的对象分布在不同年龄、不同出身、不同阶层中。在这些访谈信息中,既有老斯特拉斯堡人对 20 世纪初这座城市的印象,也有 2011年才到这个城市的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的叙述。作者以许多个体的人生轨迹,展示了主体的多种视角,而非统一视角。这里既有日常劳作之琐碎,家庭生活之快乐,也有令人心酸的遭遇和各种意料之外的事件。透过这些阐述,作者审视每位被访者不同的地方感,其中有些甚至是对立的,且主体的情感态度与他们的身份并非必然挂钩。在不同的故事叙述中,混杂着民族主义、超民族主义、双重国家主义和跨国主义的价值观。作者将这些调查结果放在一起,不是为了归纳出斯特拉斯堡人对该城市的统一情感,而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个城市应该向何处去的思考,以及人们在追求种族和社会阶层平等上的共鸣。
三、选用和运用素材的特征
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并没有限定必须用什么类型的素材,只要能很好地实现其宗旨即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巧用主体的描述性文字。例如段义孚采用了一段描述文字,并基于身体视角,解释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美国西部新兴中产阶级住房形式的变化趋势,那就是建筑的建造和改造是向着满足人类普遍需要的方向发展。我们可否精简下面段义孚采用的文字,使之成为几个数字或关键词,进而说明段义孚提出的建筑变化背后的道理?努力之后我们会发现,为了将道理讲透,我们可能还要增加文字,而非浓缩文字。例如介绍房间中公共和隐私部分分割的道理。美国西部新兴中产阶级一般住在类似于农牧场主住宅的平房中。农牧场主的住宅有界限分明的前厅后堂,就像人的身体。房屋的前部是客厅,客厅的窗户位于前门两侧,它们是瞭望草坪和远处的“眼睛”。客厅用于交际,用于娱乐。夜晚来临,主人会拉上窗帘(如同人闭上眼睛),退到房屋后部。这里有卧室、浴室和厨房,有维系人类生理需要的所有设施。每天晚上,主人要将厨房的垃圾倒出去,就像每晚他/她如厕,以清空身体中的排泄物。质性的方法,不一定都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例如目前有一种质性分析方法——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是从质性材料中确认、组织和抽取观点的系统分析方法,旨在寻求数据中规律性出现的模式,也就是数据展现的共性特征,特别是与研究话题直接相关的模式。这种分析逻辑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因此也很难说这种质性分析方法就是人文主义的方法,返回到上面提及的住房演化趋势研究,研究者可以“抽取”出美国中西部中产阶级住房的共同模式,但是要用描述性文字讲出其道理或逻辑。上面的例子是段义孚提供的基于身体的弗洛伊德式逻辑,或现象学逻辑,而其他学者还可以采用另外的逻辑与之对话。段义孚曾说,最有价值的神就是道理之神。充分采用多视角、可对比的素材,这是由地理学综合性的属性决定的。地理学家在研究特定地方时,既关注特定的话语,也关注普遍化的话语;既关注主观视角,也关注客观视角,还有地理学家分析每对关系之间的联系。特定地方是空间和人们经验的概念融合,它或赋予地球表面的区域以“整体 性 ”(wholeness) ,或 赋 予“ 个 体 性 ”(individuality)。地理学的研究回避不了地方的这种二元性质。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将个体整合为整体的路径不是找到主体行动特征上的一致,而是找到人性的共鸣。这里介绍恩特里金在《地方间性》一书中采用的研究素材。恩特里金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后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教授。他在书中将不同学者的地方理论作为研究素材。段义孚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学者对世界的认识与寻常人的认识本质上没有差别,因为他们是将自己日常经验与自己提出的理论贯通之后,才让自己认同了自己的主张。在此书中,恩特里金对比了罗伊斯(Josiah Royce)的地方主义与欧达姆(Howard Odum)的地方主义,对比了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地方主义与艾萨德(Walter Isard)的地方主义,他看到了这些学者们在认识地方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即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连续统一体中深化自己的认识。这种运用两极对立统一的素材开展研究的方法,也是许多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所采用的,如段义孚用“黑暗与光明”、西蒙用“运动与静止”来解释人们地方感的形成。在介绍地方这个概念时,恩特里金强调丰富情境下的地方感,因此也是多角度的,它既包含了我们对地点经验的存在性特质,也包含了我们作为世界上自然“对象”的地方感。人们的实践是多样的,因此我们看到的素材也一定是多样的。人们会承认,自己的生活经验是在主动的和被动的生活中体验到的;我们将寻常的和非凡的、日常的和奇异的、常规的和异类的、沉闷的和狂喜的……种种经历整合为自己的地方感。因此,只用人生的一个片段,甚至是某个状态下说的一句话来确定一个人的地方感,极不靠谱!西蒙在《生活占有地方》一书中主张,学者如果要做现象学研究,那么所采用的经验证据(研究素材)可以是一手的和二手的(如报纸、想象的文学作品、令人信服的实地研究资料等) 。但是要对这些素材进行反思。笔者认为,反思的过程一定要“去蔽”(lichtung),最终回答人的是要如何做会更好。最后,笔者用《小王子》中对那位博学的地理学家的质疑作为结语:我们地理学家是否能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两极之间摆动,以更好地认识人类空间活动(包括旅游)背后的人性?
作者简介:周尚意,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


引用本文周尚意. 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如何使用研究素材[J]. 旅游学刊, 2023, 38(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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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3-24 17:58:22 | 显示全部楼层
夏铸九: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的理论意涵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唐·李白《静夜思》

关于段义孚先生理论意涵的发言,若是提供给《旅游学刊》发表,可以凸显定位空间的地方感建构与异地之行逐渐普遍化,因移动造就两点间的延伸性空间,以及两个不同性质空间的全球并置。由神圣安全维护的地方感,到补偿日常生活中集体消费不足,再到时空压缩下网红打卡符号,是旅游研究潜藏的空间知觉与结构转变的社会与历史过程。尤其,联系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理论贡献与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当前处境,更能凸显段先生的理论意涵。

一、人文主义对抗实证主义的先行者1975年左右,笔者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都市设计学程课堂的学习过程里,首次读到段义孚的《恋地 情 结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一书,以地方之爱拉开了新空间观点的序幕。那时,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转向,正在全面取代现代主义,改造教学过程与专业技能,以及知识上空间认识的时刻。前者,如耶鲁大学学生运动,不满院长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的现代主义形式主义大师作风,放火烧了建筑与艺术学院大楼;大学遂拔查理·摩尔(Charles W. Moore)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身为院长亲自主导研究生一年级的设计入门课程,日后教材以《人体、记忆与建筑》(Body, Memory, andArchitecture,1977)为题出版,彻底取代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设计教学,即为一显例。摩尔是普林斯顿校园里未被哈佛现代主义清除干净、仍旧依循巴黎美术学院教学法的尚·拉伯度(Jean Labatut)的学生,也是现象学转向的建筑师与建筑系教授。后者,认识论上的现象学转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模型里的社会科学领地,正处在实证主义的长期支配之下,段义孚可谓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先行者,发挥了跨学科领域的广大影响力。至于早期运用人文主义理论视角的人,在段义孚旁边的其老师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索尔(Carl O. Sauer),他在1920年代创立了文化地理学派。杰克逊(JohnBrinckerhoff Jackson),他创办《地景》(Landscape)期刊定义了美国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1957年起即受索尔密集邀访在地理系的研讨课上课,自1967 年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景建筑系教授美国与欧洲地景史,1969年秋季起在哈佛视觉与环境研究暨地景建筑系教授类似课程。还有,人文主义的社会主义规划师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1960)的里程碑著作,同样是在方法上受喜仁龙(Osvald Siren)影响,在耶鲁艺术史系教书的吴纳逊(Nelson IkonWu)的《中 国 与 印 度 建 筑》(Chinese and IndianArchitecture: The City of Man, the Mountain of God,and the Realm of Immortals, 1963),以及建筑史学者罗伯-修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生存,空间与建筑》(Existenc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1971)开启了生存空间的建筑新理论视角。之后,陆续有雷尔夫(Edward Relph)的《地方与无地方》(Placeand Placelessness, 1976),以及段义孚自己的《空间与 地 方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Experience, 1977)等出版。在思想层次上,或者说,空间的再现与表征上,这种范式转移或者说论述话语转向,既是人文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思,也是现象学对实证主义的挑战。那时,笔者作为1970年代末的建筑与都市设计及规划专业的学习者,段义孚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取向”,既温暖又有文化魅力,一反现代主义冰冷的机器隐喻和实证主义的技术理性,在当时的社会与学院机构之内,对环境与人的关系、空间与地方的对照,对体验、价值及意义的探索,具有知识上的吸引力,确实是批判现代主义没有人的世界与实证主义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伪科学取向,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新的对人与社会关怀的视角,可谓受用不尽。当然,段义孚这种有理论意义的跨学科影响,在人与环境研究(即环境心理学)、女性主义取向的研究上,都同样可以看到。到了1982年,现在被称为是洛杉矶学派的地理学家史考特(Allen J. Scott)的论文里,就已经由知识论的层次上清楚指陈社会-空间的论述话语的社会根源。这就是说,战后资本主义凯恩斯模型的商品生产积累系统与福利国家干预的调节政策、技术控制与人性关系能动性之间,一种相互对立的价值浮现。这种对抗性的主题之下,不同的空间观点再现的是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分裂。前者,仰赖技术官僚系统追求效率与理性的方法论,如理性规划,从系统分析、益本分析、土地使用到运输模型,以及空间过程的实证主义的空间理论,如新古典主义土地使用理论、中心地分析和重力模型,以货币量作为价值与操作的普遍度量的社会。而后者,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复杂的社会、新社会问题,以及都市运动浮现,亟须更细致的社会、文化与心理的管理形式。如有感情的个人与社会生活瓦解,引起对空间移情方面的研究(德意志美学),“移情”(empathy)指涉的美感经验,又可联系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心地方的“空间感”与社会文化的管理,容纳辩护式规划、分权决策、参与式设计等规划设计过程,甚至还可以加上保存价值的浮现与政策的执行,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平顺再生产的正当性与文化上的连续性。简言之,前述的资本积累、国家干预和人文主义人性关系能动性,逻辑实证论和现象学,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危机,表现在空间的论述话语的冲突与对抗之上,这是空间论述话语的社会意义转变与历史的脉络。以及,这也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性的空间的再现与表征浮现,席卷师生,左右学院,除了解释社会的分析能力之外,还选择能推动社会改变的论述话语的历史脉络。也因此,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地理系教授艾伦·普瑞德(Alan Pred)就试着在认识论上跨过现象学与西方宗教思维的关系,由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在 1961 年《漫 长 的 革 命》(The LongRevolution,1961)中首度使用与讨论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借取这个“概念”,作为理论建构的基本元素,替代地方感未能适当处理脉络过程而成为自由漂浮的现象,同时又能把握1980年代之后,社会理论上要求主体与客体并举的结构化过程(structuration),即是一例。再多加一句话,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历史经验而言,社会改变与论述话语改变的人文主义反思与空间实践贡献,并不是保守而已,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空间的时间变迁与空间结果的反思莫过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杜甫《春夜喜雨》)疾风暴雨、冷雪不宜,会是伤农的倒春寒。
不过,不论是对人文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现实政治里真正严苛的挑战已经浮现了。就是这个时候,由于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社会运动并没有能真正替代资本主义政治,1968年之后享用百花齐放的学院校园的远方,1980年代开始,华盛顿与伦敦,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保守主义先后取得了政权,空间的论述话语里,也开始在权力的草皮上清除异己,譬如说英国的建筑史领域,剑桥大学建筑史教授华金(David Watkin)就对现代主义的自由主义预设的美学价值发动了攻击。以及,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成为支配性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的弹性积累与更为刻薄的后福特主义模型,开始登上了全球经济的舞台。

二、勇敢诚实的心灵——面对“新人文主义”的历史阴影,转身米歇尔·福柯

大约是在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这段时间,段义孚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次演讲之后,台湾大学的会场里答听众问,大意是:当时在地理学领域里,早已如日中天全面替代了实证主义取向,被称为“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前景想象为何?最近的研究重点为何?段义孚,这位昔日走得最早与理论思索最前沿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平和清晰而勇敢的回应让人动容:“没有明天”。因为深掘现象学的哲学根源,必须勇敢面对不能回避的黑暗,中世纪的德意志共同体,即纳粹主义的幽灵。这是令人最不愉快的现实,所以新人文主义地理学没有明天,而他当时在阅读福柯(Michel Foucault)。

段义孚,昔日在外部,面对实证主义强制性笼罩的机械与冰冷,引领范式转移,当之无愧;而后在内部,勇敢面对新人文主义不愉快的历史阴影;今日在外部,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支配性的不利形势之下,人文主义地理学被忽视也难自况,然而,人,应意志坚强有理想。段义孚仍旧保持知识上清明,洞悉历史与全局,以及,人文主义者总是“重新寻求人的意义”,拥有自身诚实心灵的先行者,丝毫没有什么失望失志,仍要“做些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生存空间在于自身,而不依赖神,不靠苍天,“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他回到老子。作为空间理论的探索者,“人类自身的全面实现”之路,回应当前新自由主义支配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异化”与新法西斯主义公然冒头的现实世界,何其不易?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令人尊敬。


作者简介:夏铸九,东南大学国际化(建筑)示范学院特聘教授


引用本文夏铸九. 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的理论意涵[J]. 旅游学刊, 2023, 38(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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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3-24 18:01:32 | 显示全部楼层

刘苏: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其他地理学流派间的关系及应用
如何梳理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其他流派间的关系?其中蕴含着怎样的规律?人文主义地理学自产生伊始,就与其他流派不断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背后有两方面的机制:其一,人文主义地理学内部需不断平衡个体与整体、主观与客观等思想的张力,形成“钟摆思维”;其二,对此张力的平衡与其他流派的冲融关系并行,令其自身不断演化。人文主义地理学在1990年代隐退,其精髓又被不同地理学领域所继承,产生了更广泛的应用。一、发端: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的交锋

人文主义地理学发端于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学家的思想,并最早与实证主义地理学产生分歧。他们认为,地理学家应当研究各样人的“地理知识”(geosophy)。持有该观点的学者主要有3位:赖特(John K. Wright)、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与柯克(William Kirk)。进而,他们批评实证主义地理学忽略了这类知识,认为后者通常只反映研究者自己的想法,而未关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与地的意义。进入 1970 年代,历史地理学家格尔克(LeonardGuelke)展开了“理念论”范式下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与实证主义地理学爆发了大争论。因格尔克的理念论倾向将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割裂开,便无法解释客观世界对人的意识与行为的限制,进而遭致实证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的猛烈批评。

1970 年,雷尔夫(Edward Relph)首次提倡要把现象学引入地理学,此观点在第二年得到了段义孚的回应与支持,产生出比理念论更广泛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格尔克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分离的问题,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构成了更有力的回击。但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却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皆持批评态度,认为前者的问题在于,虽然它研究社会,却与社会疏远;而后者则时常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限制因素,这些因素又恰恰是行动者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内部,始终存在个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张力,也因此逐渐演化出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并与地理学的不同流派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二、内部分歧:与其他流派的丰富联系人文主义地理学在1970年代演化出的两条路径,分别为经验诠释路径(倾向个体)和社会世界的诠释路径(倾向社会整体)。前者主要结合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注重探讨个体地方经验的代表人物有段义孚、雷尔夫、布蒂默(Anne Buttimer),该路径影响了 1990 年代初产生的地方哲学;后一条路径还结合了符号互动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文化社会学理论,倾向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去诠释地方,代表人物有莱(David Ley)、邓肯(JamesDuncan),两条路径均与地理学的其他流派产生了丰富的联系。首先,同经验诠释的路径联系最紧密的流派是地方哲学。两者有何关联?经验诠释的路径通常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法去刻画地方中的个体经验,倾向把地方视为个体认知与情感的表征,因此,常被批评带有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倾向。在1990年代,当人文主义地理学不再作为显学而存在的时候,经验诠释的思想要素逐渐汇融到地方哲学中,代表人物有凯西(Edward Casey)与马尔帕斯(Jeff Malpas)。地方哲学在吸收并改造地方作为人的经验表征这一主观要素后,提出了人在地之中的地方整体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地关系里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性式微,而地方本体论的客观性凸显,概念化为生存的在地性或具身化的地方,出现由人到地的本体论转向。而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地方哲学的共同点之一可体现为两者的本质主义倾向,但前者强调个人经验的本质,后者强调地方经验的本质。其次,与社会世界的诠释路径产生联系的流派颇多,包括马克思-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等。由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 1960—1970 年代不断批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个人主义与唯我主义,促使人文主义地理学内部演化出社会世界的诠释路径,它强调需结合社会与历史的背景开展研究。其代表人物莱认为,当人文主义地理学太注重价值、意义、感知与反思,而不扎根社会与历史的语境时,就会陷入晦暗的理想主义 。进而,莱对现象学的本质直观(wesensschau)提出批评,转而强调要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去解释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但,莱也并非完全站在社会整体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立场上,因为,他认为后者也容易导致被动人的模式,其整体主义也难以应用到实证研究之中。因此,莱的研究总呈现出极广泛的理论背景的混合,总体上有3类:一是,运用现象学去理解“主体间性世界”的人文主义视角;二是,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批判性视角;三是,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观点的嫁接。因此,到1980—1990年代,社会世界的诠释路径便与后结构主义产生了丰富的勾连,且与新文化地理学合流。由此,它与非本质主义的地理学流派(如女性主义地理学)产生了较多的关联与同构。

三、隐退与继承

进入 1990 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已不再是显学,但从其中脱胎而出的各个研究主题则被众多地理学领域继承了过去,像地方经验、在家性、社区归属与认同、地方的外部性、生存的在地性、移动与地方等,由此在地理学中产生了更广泛的应用。同时,这些领域几乎未脱离人文主义地理学最核心的目标:要把人和人的复杂性置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地位。进而,个体与整体、主观与客观等思想张力则泛化到了诸多具体的研究领域里。四、余论:有何应用?

人文主义地理学仅是一门思辨的学问么?它在地理学中有何应用?人文主义地理学看似是一门在学理层面上不断叩问与反思的学问,也是在同其他流派展开理论对话的过程中,自身内涵不断演化的学问。但其应用性目前也是中国地理学界十分关心的问题。

首先,此问题关涉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功能与实践。尽管人文主义地理学在诞生之初便与科学范式下的实证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产生了激烈交锋,但它却必须严格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因为科学上形成的法则和规律像人生戏剧中的命运一样,是起作用的。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对科学地理学的贡献在于:揭开了后者只局限于自己的概念框框之内而对之不予觉察的事物——人的经验,所以,诠释人类经验的矛盾性、两可性和复杂性正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功能之所在。那么,它在地理学中的实践就体现为:能把人的经验分解成可以系统排列的简单论题,并赋予明确的结构,其组成成分再用科学来解释。如雷尔夫对地方内部与外部的结构化分析,应用到了日后的景观工程理论研究里。其次,此问题还关涉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用处。段义孚认为,所谓“用处”,可用3个指标来衡量:其一,某项工作能付以酬劳;其二,它能对人们的生活和土地利用有明显影响;其三,它能对社会福利有所贡献。段义孚指出,虽然人文主义地理学在传统的官僚机构里没有确定的用武之地,但它依然能给社会带来福利。比如它能评价作为人地关系媒介的某种文化的优缺点,进而能建议规划者在何种文化下,人们倾向居住在一起,以及居住在一起的好处和代价为何,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影响社会的福利。西蒙(David Seamon)在《生活世界地理学》一书中就谈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空间实践与应用问题,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他谈到,城市街道的规划需考虑居民日常生活的经验,而因缺乏此方面的考虑,洛杉矶某次交通规划被撤销;以及社区规划需考虑人的“身体芭蕾”与“相遇”的经验特征,否则社区会丧失安全、生机与活力。可见,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应用研究始终要求研究者从行动者(当事人)的行动与意义出发去解释周遭的社会世界。该基本立场在1990年代以降继承到了诸多地理研究的具体领域里(如上文所述)。同时,过去 10 年间,随着GIS的内涵从数字对象极大地扩展到人类经验的对象中,使得人文主义地理学也应用到了GIS的领域里。总的来说,人文主义地理学更体现为导向“智慧”之学,因此,开展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更多是一种人文学范式的研究,即以描述和诠释为其基本方式,因此,应用性并非其核心追求。然而,此学问的重要性却始终体现于,它秉承了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精神,回归到了人地关系的实质,看到人与世界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见的经验联系,并在关注和诠释这些联系的过程中,不仅展现出了人类世界的完全图景,也能让人全面理解自身,让人感受到对自己、对同胞和对作为我们家园的地球更加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如此,它带来的益处就不仅是社会的福利了,更是人类的福祉。

作者简介刘苏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引用本文刘苏.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其他地理学流派间的关系及应用[J]. 旅游学刊, 2023, 38(3):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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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3-24 18:21:38 | 显示全部楼层

裴齐容,张骁鸣:从旅游研究知识论到“旅游知识学”
在总结其学术思想的著作《人文主义地理学:对意义的个体追寻》中,段义孚曾尝试以旅游现象来揭示人的心灵力量。他所具体讨论的是出色的故事和观念对城市的改变,举出的例子是游客因为文学作品而对牛津这座“温馨之城”和“梦想之巅”充满了兴趣,抵达之后就在牛津城的各个地方寻找能够印证其想象的街道、建筑、人物、情节,而丝毫不顾及这座正在扩张的城市工厂林立、臭气熏天。按照今天旅游研究中的流行术语,上面的叙述涉及了吸引物社会建构现象,但段义孚对材料的选用相当随意,似乎牛津的游客行为就是一个信手拈来的例证而已。值得留意的是,为了说明故事和观念对城市乃至对世界的改变,除了旅游这个比较“实在”的语境外,他还提到了马克思的思想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生活的塑造性,以及相对“虚幻”的佛陀、耶稣的“堪称神话故事”的行迹对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生活的深刻影响。这些材料为人熟知,但可能恰恰由于太常见、太普通而缺乏针对性,丝毫不具备当前研究中所一贯要求的“一手”或“典型”的性质,也谈不上“充分”或“可信”。其观点更不见得新奇,甚至只是十分个人化的观察、引述和意见,既不追求理论的深度,也不追求表达的力度,近乎文学中的“随笔”体裁。如果说段义孚笔下的游客只是一些被文豪妙笔所激发的早期观光客,那么在另一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Edward Relph的《地方与无地方》一书中,当代游客更是被刻画为屈从于旅游指南、包价旅行路线、旅游纪念品的缺乏主见的人。并且,很多人的旅行目的不再是去体验那些独特而不同的地方,而仅仅是用相机“搜集”那些地方。鉴于此,他把游客界定为对地方持有“非本真态度”的典型群体,认为他们基本上缺乏对地方深层的和象征意义的认识,总是不加鉴别地保持一种“人云亦云”的偶然性、肤浅性和片面性。Relph 的尖锐批评,虽然已经有一些现实观察作为佐证材料,但是在当代旅游研究者看来,很可能他的观点才是偶然的、肤浅的和片面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背包旅游、徒步旅游、替代性旅游、生态旅游、研学旅游、志愿者旅游等各种旅游新形式的出现,以及在这些形式背后的主体对体验的中心性(按 Erik Cohen 的说法)、深刻性、整体性的追求,足以掷地有声地对Relph做出反驳。毕竟,他只是说出了在那个年代正当繁荣的大众旅游的一些特点。而且,他的声音,其实不过响应了20世纪60年代以Daniel Boorstin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所展开的现代文化批评。可资对比的是,同样是用到了“本真”的概念,Relph 明确贬低游客的“非本真态度”,而 在 旅 游 研 究 中 影 响 颇 深 的 人 类 学 家 DeanMacCannell 却更平和地认为,游客对地方、对当地人的理解是日益增长的,就像从舞台的前台不断走向后台,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能够像Boorstin 褒扬的那样以知识精英的态度来旅行,只要乐于实践这种“舞台本真”,就迟早会触碰到地方上的一些真实事件。有意思的是,Relph 的书和 MacCannell 的书都是初版于1976年。虽然他俩在学术生涯中似乎从未有过公开的对话,但是他们所代表的观点分歧,时至今日仍然没有退出有关旅游的公共舆论。只不过,他俩各自举出的旅游情景实例,在今天有一些变化:当代的“大众旅游”之典型就是“打卡旅游”——但主要手段也还是拍照,而相机逐渐被手机取代;当代的“舞台本真”之典型就是游客通过社交媒体或网络社区而营造出自己的“舞台”,在媒介技术支持下“反客为主”地展现地方、分享体验。看起来,Relph对现代旅游的观察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人们继续表现出在地方体验或理解上的偶然性、肤浅性和片面性,而 MacCannell 则说对了另一半,那就是人们在不同时代都有其语境各异的“舞台”,为他们提供了超出旅游过程或目的地本身的延展体 验 。旅 游 体 验 —— 或 者 不 妨 更 彻 底 地 说 是“人”——的复杂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得到验证。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中,AnneButtimer 有关旅游的观点也许是最积极的,因为她对人抱有更明确的信任和期待。她在《地理学与人文精神》一书中提到,无论真实还是虚构,西方文学中的异国他乡旅行故事向来具有很高的地位,因为“‘旅行’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更重要的是,“从个人生活到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帝国生活,旅游激发了人们对经验世界的洞察”,并且这种观察将带给人们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而不是固定的从而也往往是扭曲的、碎片化的世界观。在她看来,地理学家也首先应以旅行的方式去认识世界,从中发扬其对地理感知差异的好奇心,去理解特定的地方和事件的独特性。然而,从“论证”的角度来看,Buttimer只是纯粹“抛”出了这些观点,而没有哪怕像段义孚、Relph那样至少给出文学与旅游的实际例子或者是对当代旅游情景的直接观察。因此,从自认为主要是“社会科学”(已成为“权威”期刊如 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对稿件的明确要求之一)的旅游学科的研究范式来考量,Buttimer 的观点恐怕更难得到目前占据主流的经验研究立场的支持。同时,她围绕着旅游或旅行展开的“议论”,也并不在一个具有演绎色彩的概念性研究框架之下,而仿佛就是兴之所至,借助旅游现象来呼吁地理研究者对地方、故事、事件的独特性保持兴趣。显然,这也是一种接近“随笔”的写作风格,而它更为纯粹地依赖于“思”,与段义孚作品中那种旁征博引有所不同。
初步选介段义孚、Relph和Buttimer三人作品中与旅游和旅行相关的段落,或可为旅游研究中争辩未休的一些议题带来新的思考角度。在面对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作品时,如果先行以自我归类为“社会科学”的旅游研究的主流范式和方法论为评判标准,将会令人错失其围绕旅游现象所展开的讨论在思想观点上的启发性价值。很显然,在他们的笔下,旅游向来不是一个已然“定型”的现象,而讨论旅游现象的范围可以广泛覆盖过去、当代、本国、外国,关涉旅游的核心议题更加不需要局限于旅游本身,而是或者与论证心灵与世界的交互改造有关(段义孚),或者与当代人的环境经验基本类型有关(Relph),或者更为宏大,与倡导一个学科的研究旨趣有关(Buttimer)等。这样貌似令人莫衷一是的局面,也许正表明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不同于其他“某某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特点:它对所有发生于“人”的世界中的地理现象有一种直观的、起源式的兴趣。这种兴趣明确受益于“地理知识学”(geosophy)概念。它主要由曾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的John F. Wright所倡导,号召从任何可能的角度展开对出现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人或人群当中的地理知识的研究。这里所触及的实际上是整个地理学科究竟以什么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问题,或者说是根本研究旨趣的问题。该概念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学术立场和研究风格的诞生,提前开具了“准生证”。对照这一概念,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工作就是运用地理学的想象力,考察已知的、未知的或处于已知和未知之间(有所知)的地方知识、情感、审美、记忆、信仰、意志……之无穷多样性。由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现象学的普遍偏爱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现象学恰好就是一种旗帜鲜明地要求“悬置”现成的概念、理论、方法的哲学态度,而几乎每一位有影响力的现象学家都发展出了个人特色突出的思想风格。在这样的研究旨趣之下,主要关心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通达性”或“可理解性”的“知识论”相关议题,即便不是完全被“悬置”,也至少要退居次席。目前,旅游研究中有关“知识”的争议主要集中于“知识论”层面,甚至多数时候只是集中于方法论或具体方法的层次。这里还存在的一个误解是,把现象学也理解为与实证主义同一层次的方法论或方法,而忽略了现象学实际上因为提倡“面对实事本身”,向来不会强制规定一套明晰的方法论或方法。现象学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方法论,更不是一种科学“范式”,其功用也不仅仅在于生产“科学知识”。旅游研究共同体确实可以一起深入思考如下问题:我们更应该期待的,究竟是被某种知识论束缚了可能性边界但的确看上去更加系统化的局部知识,还是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人或人群当中的旅游知识做出探索,并接受一种丰富而新颖并善于包容“前科学的”成分的“旅游知识学”(toursophy)?我们生造这个概念,是想要发出一项号召,即化解知识论上的不必要争议,增强所有对旅游感兴趣的研究者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彼此欣赏,从而确保未来从任何可能的角度展开的旅游研究也能够获得其“准生证”。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对意义的个体追寻》一书的尾声,段义孚还以旅游为隐喻,谈到了对生命之意义的基本认识。他说,一些人认为生命中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最终的目的地,然而这种想法对他没有吸引力:他所看重的意义,总是终点上的“可取之物”。生命旅程不仅要有方向,也要有目的。我们很尊敬段先生,但恐怕在这里没有办法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近年来,我们听得多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里面固然可能有“目的地”的地位,然而也显然透露出“出发”“在路上”“周游”等鲜明态度。类似地,当以旅游来隐喻人生的时候,既有人追求“巅峰体验”或“实现自我”,但也有不少人倾向于“把握现在”,或只是“步履不停”。面对着远胜于过去时代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迎面而来的是碎片化生活的不断打破与重组,人们有关旅游的知识和有关生命旅程的理解也只会更加多样化,乃至“过程”与“目的”也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选项。因此,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旅游知识学”立场,让我们的工作既能聚焦旅游之中,还能超越旅游之外。

作者简介:裴齐容,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后;张骁鸣,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引用本文裴齐容, 张骁鸣. 从旅游研究知识论到“旅游知识学”[J]. 旅游学刊, 2023, 38(3):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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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3-24 18:30:58 | 显示全部楼层
黄旭:自我与风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心灵旅行在一系列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中,段义孚阐述了自己的恋地情结:与死亡谷沙漠的地理邂逅时,主体自我找到了客体对应物;正是在石头、光线、风和沙子组成的广袤荒凉与寂静中,自我感到了安慰、养育和庇护。段义孚基于此经验指出了自我与风景的可能关系:美是非人的,甚至是无生命的,才能成为灵魂的慰藉。如果进行一个精神实验,援用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的“过渡客体-潜在空间”理论解析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童年时期自我与他者(或环境)的关系经验可能会深刻地影响成年后对风景的具身感知;然而,这些早期的关系经验往往被保存在潜意识里,形成依恋情结;沙漠作为过渡客体,帮助他进入了早期的潜在空间,同时与当下的感知保持联系。为进一步发展这一精神实验,笔者借用了现象学家西蒙(DavidSeamon)提出的“三角法”,用以下3个文本来照亮或验证彼此:一是段义孚先生的著作;二是温尼科特的理论;三是笔者最近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知子罗城旅行时的第一人称经验叙事。笔者将尝试讨论如下问题:内心空间的体验是什么?“走进风景”是什么感觉?这种体验源于哪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产生类似的内在体验吗?彼此能够共情吗?这些问题有助于讨论“景观与自我、身体的内在感觉之间的关系”,并且同样有助于探索人文主义地理学、心理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之间的共通领域。

一、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与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论

在《地方、艺术与自我》一书中,段义孚阐述了他个人的恋地情结:“在我与沙漠(死亡谷)的第一次接触中,我好像遇到了我的客观对应物,没有人类社会的外衣。”在《我是谁》中,他也谈到了这种联系:“对我来说,美必须是非人的——甚至是无生命的——才能成为灵魂的慰藉,如我对沙漠的热爱。”正是在石头、光线、风和沙子组成的广袤荒凉与寂静中,他感到了安慰、养育和庇护。甚至,段义孚沿着这个思路反复探讨什么是迷失、断裂、散漫、漂泊,或者幽闭、肿胀、禁锢、困顿,见其著作《恐惧的风景》《道德与想象力》《宇宙与壁炉》《逃避主义》和《恋地情结》。段义孚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破裂让他着迷,但重新弥合却具有神奇的吸引力;甚至自我也常常处于这样的分裂之中,同样需要以某种可能的中介以缝合残缺割裂的自我  。正 如 哲学家巴什拉(Gaston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最后一章以圆的诗学缝合了对立的辩证法。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通过北京四合院的例子,直接展示了对巴什拉提到的完整性的期待,与人文主义心理学追求个体完整性的主张不谋而合。在此,我们该如何理解段义孚对无生命客体物的依恋以及恋地情结呢?尽管在探讨人地关系中使用精神分析方法是很罕见的,但作为某种精神实验,这种方法也许能够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理解自我和景观的复杂关系。精神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手段来探索和反思那些通常隐藏在我们日常意识之外的潜意识领域。在探索景观的感官知觉时,人文主义地理学往往依赖视觉感知和认知反思,甚至在试图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时也是如此。然而,在精神分析学说看来,对一个地方/景观的日常感知是多方面的、复调式的感官体验,甚至充满了个体的联想,往往是尚未阐明的意义、儿童时期的回忆和后来的经验诠释,这些内容素材也普遍出现在段义孚的著作中。通过这些素材,笔者在解译段义孚的恋地情结时,发现借鉴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论是很有帮助的。这个概念最初是用来描述婴儿和儿童发展中的自我与世界关系,并且童年的经历会产生强大的回声,这些回声似乎贯穿整个成年生活。温尼科特认为,人类生而具有创造性,在婴儿去完成对自我和现实世界的区分与整合的过程中,有一个潜在的过渡性空间;婴儿会创造性地通过游戏的方式,寻找一些过渡性客体,来逐步形成稳定的自我,建立构建自我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能力。在治疗过程中,温尼科特强调,精神分析师最重要的是给患者提供一个促进性的客体,在这个潜在空间中,患者会自发地运用创造性的能力,通过游戏和想象的能力,达到自愈——也就是缝合自我和现实世界的割裂。

在笔者看来,这种认识可以用于解读段义孚与死亡谷沙漠的地理奇遇,并将沙漠投射为自我的客体对应物。沙漠的空旷和荒凉使得他摆脱了存在于社会化环境中的焦虑,成为了促进性的、安全和创造性的空间。在“促进性环境”中,段义孚的自我进入了某种“未整合状态”。他可以通过进入“潜在空间”的“未整合状态”,探索“自我”和“他者/景观”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此过程中,精神分析可以回答如何解开自我和景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景观的感知时刻可能是多重感官体验之间的交叉和互动:身份的各种元素、过去的记忆、遐想、文化和个人经验。总的来说,借鉴精神分析理论和使用精神分析方法设计的精神实验在促进参与者探索和表达这一过程中非常有效。当然,在此必须强调:斯人已逝,笔者只能通过对文本的解译来进行这种精神实验,不能认为是一个完整的精神分析实践。

二、废墟景观、记忆与自我:非人客体的衰败美学

为进一步发展此精神实验,笔者借用了西蒙提出的“三角法”,加入了第一人称旅行经验叙事照亮或者验证上一阶段的两个文本。笔者的旅程历时一周,始于2022年8月中下旬的知子罗城及其周围的老姆登景区。知子罗城曾经是怒江州府所在地(1970年代)和碧江县城所在地(1980年代),但由于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而被废弃。如今的知子罗城依然保持着1970—1980年代的城镇格局和风貌,例如八角楼这类民族建筑,因此也被称为“记忆之城”。笔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跟踪拍摄等质性研究方法,感知废墟景观及其地方记忆。

出生在1980年代的我,幼年生长的地方也是在一个县城的单位筒子楼里。当我行走在知子罗城,过去的碎片仍然在原地,呈现在我面前,取代了当下的城市生活。我触摸着这座废城中每一栋公共建筑以及居民楼的砖墙,皮肤产生的粗粝感顿时唤起了遥远的幼年记忆。尽管冰冷和残破的石块并没有让我直接接触到过去,而是作为记忆修复的媒介,创造了一个促进性的空间。我在其中体验到多种空间和时间的秩序:真实的碎片、废墟的地理想象和更新后的建筑共同产生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复杂关系;与这种空间和时间秩序相重叠的是精神分析的主题:深度和表面、隐藏和揭示的意义、潜在和显性的内容。

其中,将废墟作为生命文档的感觉整合了我的记忆,使得自我拥有了一个连续的时间脉络,时间在土壤中分层,而不是在地平线上被丢弃。因此,在我的心灵结构中,废墟并没有随着新经验的积累而被抹去,而是被推入更深的地下,并加强了自我与地方的关系,用巴什拉的说法,它成为了“时间的化石”。废墟扰动了线性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废墟在时空失调的地方出没,通过城市的伤口进入我的生活世界。它紧紧抓住我的想象力,为“小镇做题家的原生身份自卑”而叹息,为“辗转于大都市的无家可归”而感伤。与此同时,记忆的创造力在废墟中迸发了,那过去的经验为我进入废墟的旅程提供通道。当我深入废墟时,生命的流逝和沉默的存在结晶成为凝固的片段:居民楼一扇破裂的窗户撞开了我童年的一个瞬间——我抓住栅栏打望下面的车马,质朴又青涩。有了这种结晶,废墟就会汇聚为独立、安全的记忆场域。此刻,我在童年记忆的关联性环境中感到了温暖,以及栖居于世的庇佑感——我在知子罗城裸露的废墟中找到了自己的客观对应物。

这个对应物通过加强已经存在的记忆来抚慰我,尽管是潜在的——童年家园作为潜意识原型的存在,意味着每一次与1980年代老建筑的新遭遇都能够找到定位。通过体验从萌芽到消亡的途径,废墟戏剧性地重演了我生命历程的时代结构:从现代性对传统聚落的介入,到其连续的挫折,再到其逐渐消亡的空间形式。我看到理性和进步之间的关系让位于瓦解、腐烂和侵蚀,直至一具尊严的死尸。而记忆运动的最后阶段是一种重生:废墟作为一个曾经的家的映射,最后以死亡景观而倔强地存在着,在我接近无根/无家可归的时候照亮自我。最终在内化废墟景观的过程中,我认识到废墟作为我的过渡客体,创造潜在空间以实现自我完整性的动力机制。

最后,笔者想对 3 个文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无论是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恋地情结,还是温尼科特的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论,或者是我个人怀旧的行走的自传体,都在尝试治愈某种现代性的焦虑。沙漠或者废墟的衰败、荒凉美学向我们表明:荒凉与衰败的过程是对理性幻觉的解构——人可以栖居于荒凉或者废墟的地方,并在那里,现代性的焦虑消散了。尽管只是短暂的,空间和时间仍然错位,但却可以暂时宽慰海德格尔的“无家可归”。进入废墟的记忆旅程就像一场梦,试图捕捉那些当下不再存在的图像和意义。行走成为了理解废墟的梦境般空间特质的方式:这一梦境并置了过去和现在的场景,兼容了真实与想象。行走将时间和空间碎片组合,拼凑在一起,由旅程本身赋予一个序列和叙述。它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使它们都不在原来的物理位置,但是却有可能在心灵的空间中创造自我的完整。



作者简介:黄旭,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引用本文黄旭. 自我与风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心灵旅行[J]. 旅游学刊, 2023, 38(3):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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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3-24 18:39:01 | 显示全部楼层
林煦丹,黄剑: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理标识性产品的地方性挖掘

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作为一种基于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衍生出的看待地理现象的概念视角,它旨在通过对人类经验和对空间、地方以及自然世界的全新理解,达成对地理现象的探索。这一视角的出现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回应和批判,也使坚持“主体性的回归”成为许多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同时,它亦被认为是调和客观性和主观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二元论的重要概念和应用途径之一。近年来,兴起的新物质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由于强调物质本体的主体性,新物质主义主张将目光回归至物质,以及强调物质的能动性,人类自身的角色时常隐身于研究之中。但本文认为,新物质主义更应融入人文色彩的地理学理解。因为,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为哲学基础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的是对日常人类经验的阐明,它并非抽象地讨论世界,也并非完全孤立地考虑人类,而是更强调“世界上的人”。换句话说,人与物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应在此语境下对地理现象进行讨论。鉴此,本文以地理标识性产品这一充满了人类劳动的地理产物为例进行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的剖析,以阐明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当下研究的应用。一、地方性的形成与挖掘方式地方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雷尔夫(EdwardRelph)指出,当空间在环境和实践中聚合人类所生产的意义、行为和身份时,空间就会成为地方。但这并非是其他学派所批判的唯心主义倾向。相反,地方正是一个由具体的特性所描绘的世界。换句话说,地方既包括已知的人类经验,也包括以这些经验为基础而展开的物质世界,即主体与客体统一于显现的本体之中。因此,凸显地方特质的地方性是以人的经验为基础,并由人的经验所解释和建构的,这其中包含了主体对自身的理解、反思和对客体的诠释。地方性的终极结果是人类经验不断叠加、人与自然不断交互而最终所形成的与地方无法割裂的“地方感”。这一情感联系是身体通过重复的体验和长期的邂逅,成为人们感知的延伸,与地方的连接会印刻在人们的身体中,并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形成一个“习惯场”。具体而言,要真正认识、理解一个地方,需要通过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来达成。这些认识无疑需要身体长期沉浸于某种环境的持续体验,尤其是多感官的综合感悟。段义孚曾举例:“在一个下午的游览里,游客可以欣赏到一座城市的视觉景观,但要了解这座城市特有的气味、声音、人行道和墙壁的纹理,需要更长时间的接触。”因此,地方性的形成是时间与空间的交汇,是人类感官与物质环境的深度持久邂逅。人类的许多经验是不透明的、不可言喻的、往往超出常识范围以外的,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必须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方法论对现象进行挖掘,其表现在“沉浸式的方法论”,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接触,并仔细地、准确地、全面地体会研究对象的世界和经验。由此可知,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都需要经过研究者的诠释而进行输出。既有研究主要阐释了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例如地方景观、地方身份和地方情感等对人的影响,却忽略了研究者这一关键媒介。且许多研究较为重视分析结果,而人文主义恰恰是一种强调过程的视野。需要看到主体与地方的联系之间需要种种中介(感官体验、过往经验等),方能真正把握物质的本质和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如何以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视角挖掘研究对象的地方性进行剖析与完善。笔者认为,应从主体与自然的深层互动出发,进行研究对象地方性的挖掘。主要可分为3个步骤:第一为识别地方性,承认地方性的存在,这需要学者在研究时具备细致观察的能力。第二为解构地方性,即对主体与地方的接触过程进行观察和剖析,并用心感受主体与地方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情感纽带。例如主体如何通过劳作,运用种种动作细节感受物质,进而与地方形成互动场,最后达到产品地方性的输出。第三为重构地方性。将视角悬置,打破原有的认知结构,实现研究者的认知重构。简言之,即重视过程,形成对地方性的具体理解和可供共享的人类经验、情感与意义。二、广东凤凰单丛茶的地方性挖掘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2条款规定:“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区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自然因素主要包括产地的气候、土壤及水文等,而人文因素则主要涵盖产地特有的加工工艺、生产技术及传统配方等。该规定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地理标识性产品所具有的特点,即它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物质产品,既包括物质存在,也包括人的主观意识和劳动,是富有典型地方性特点的地理产物。因此,在地理标识性产品的开发中更需人文主义视角的加持。笔者拟以广东潮州凤凰单丛茶为例,说明地方性的挖掘过程,通过实证更加真实地还原分析过程。
单丛茶与其他茶种的不同,首先在自然环境上便有所差异。由于凤凰群山被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覆盖,水分蒸发慢,因此给茶树生长提供了优良的水分条件。土壤方面,凤凰山的土壤为粗晶花岗岩发育而来的山地红壤和黄壤,属于有机质含量高的酸性土壤,pH值为4.5~6。用酸性高的土壤种植的茶树可使茶树有效利用土壤中的磷元素,有利于茶树生长。此外,土壤越酸,生长出来的鲜叶中的氨基酸和茶多酚含量往往就越高,即茶叶品质更好。以上是构成地方性之一的自然禀赋。而遍寻中华大地,拥有优越自然环境的并不止凤凰山一处,为何它与其他茶种有差异?其关键在于生产主体实践下所展现的风物差异。人类对茶树的培育与对茶叶的制作总是彰显茶叶产品的地方性与价值差异的关键。首先,单丛茶是根据不同的单丛茶树品种进行分别采摘,这是单丛茶的制作传统中最独特的品质——单株采摘,单株制作。其次,如今的单丛茶生产仍以小型家庭作坊式为主,茶叶主要依靠茶农的双手进行手工制作。茶农的个人经验在茶叶生产中总是发挥着关键作用。故而,凤凰所生产出的茶叶产品独具潮州本土的地方特色。此为第一步,识别其地方性从何而来。第二步为解构地方性,即对主体和地方的互动过程进行剖析。从采摘茶叶开始,茶农便通过视觉、触觉及嗅觉确定茶叶的成熟度,决定是否采摘。而在制作茶叶的过程中,晒青和晾青后的状态需要通过视觉进行确认。做青时,茶青在竹筛中来回碰撞。在一轮抛摇后,茶农会捧起茶青细嗅,觉察茶青发生的细微变化,再通过手去感受,根据茶青的厚薄和自己主观的感知度进行接下来碰青次数的判断。在这一过程中,嗅觉与触觉被灵活地应用至生产流程之中。综合来看,茶农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身体感”经过与物质自然的长期互动,形成一种对地方的潜意识感悟,并将这种感受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虽然茶农对这一过程难以用详细的语言向笔者描述,但笔者在观察他们的日常工作时已能充分了解这一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茶农与茶园、茶叶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默契,通过长期以来感知自然的四时更替和茶叶状态在时间流转中的缓慢变化,他们形成了与地方的情感联系,通过细致的茶园管理规程、原始的茶叶制作手法和专注严谨的茶叶生产态度得以展现。通过识别与解构,笔者得以从新的视角看待地理标识性产品的生产。可以发现,以往我们所强调的加工工艺、生产技术和传统配方等,实际上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充满生机的、繁盛的主体邂逅,在具身化体验中慢慢养成。是每一个静止的感知瞬间所形成的“地方”构成了植根于该地方的产品。生产出来的茶叶只是其结果的表达,它源起于物质自然环境,但在随后注入了人的主体意识和思维过程,方能造就独具地方性的地方特色产品。虽然,自1990年代起,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不断呈现出与其他研究方向杂糅的趋势,逐步形成复合的研究视角。但我们始终不能忽略人文主义的根基所在,即人文主义是相信人类有改善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潜力,是谨慎、批判地使用特有的知识、智慧和相关的生活经验的一门哲学。此外,人文主义地理学还具有共享亲切经验的特征。因此,对地理标识性产品的开发必须更具参考性的意义导向。在产品开发方面,地理标识性产品的标准不能仅以科学为导向。科学可以是基础,但不能是全部。生产者的地方性展示更有融入其中的必要。唯有如此,方能生产出更具生命力、独一无二的产品。基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视角,如何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采用感官体验的方式对旅游产品体系进行塑造,综合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受,给旅游者提供一种综合、复杂的体验,或许是当下纷繁的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规避模仿、雷同,平衡好游客的地方想象与旅游地的地方性展演,是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新思考。


作者简介:林煦丹,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师资博士后;黄剑,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讲师、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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