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一个问题：中学里有没有学术可言?

答案一定是见仁见智的。

持反对意见的甚至会觉得问题非常的滑稽可笑，而且不在少数，而且反对者在我们教师自身群体中就要占大多数。甚至立马会有人举出若干大学学术精神缺失、学术功利化、学术剽窃、学术腐败等等许多生鲜的事例，无非是说，大学如此，中学何来学术？

另一方面，随着对教师专业发展要求的提高，地方拓展课程、校本课程建设的需要，一些有较深文化底蕴和传统的中学，或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校领导，纷纷建立自己的学术（或者叫学科、教学）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和机构，带有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网络上搜索一番，还真是可以找到一大堆这样的学校。你可以说是装点门面的需要，对外宣传的需要，但你不能否认，其中还有一种真切的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专业化这个大势所趋的问题，可不能光是叫嚷嚷着玩儿的。

学术这个东西也许太高深，我们不妨将其降低一点层次。作为知识工作者，坚守一点专业精神，多一点自身专业上的潜心钻研，是无论怎么也不嫌多的，可悲的倒是妄自菲薄，得过且过；或者只会黄牛一般埋头苦干，毫无自省、自在、自为的职业觉悟，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与知识毫不相关的。

一提起学术精神，自然就离不开清华大学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是清华大学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文，也是陈寅恪先生自身独立人格的写照。作为一个非显学的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陈寅恪却能倍受后人景仰，乃至在相隔数十年后，他的大名依然能重焕光彩，成为知识阶层膜拜和骄傲的对象。

---

以下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出处的搜寻和了解，略作整理，关于陈寅恪的生平，不熟悉的可以自己去搜索些资料。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清华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溺昆明湖，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和赵元任在是当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第二年，陈寅恪为亡故的王国维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段发人深省的话：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在后来的解释和叙述是——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陈寅恪名字读音几点新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