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搜狐 

我想了解教育产业化口号是如何演变成百姓痛恨的魔鬼的，故整理一下。

1、教育产业化来龙去脉

作为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倡导者，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在1955年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就指出：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惟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中国教育改革也正式开始了教育市场化的尝试。但是，在中国教育整体规模迅速膨胀壮大的同时，中国教育改革却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轨道，教育的本来面目和传统内涵被各种力量严重扭曲，学者们曾经设想的“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现象。

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我们看到，“教育产业化”在这些领域被泛化和异化，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误读和扭曲了“教育产业化”，这一切的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

2003年以来，汤敏一直被“教育产业化”问题困扰着。这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面对媒体，汤敏坚决表示：自己从未提出过教育产业化，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

9月2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问题时也明确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事实上，教育部的表态，针对的是从去年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所遭遇的巨大批评。

一方面，去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卡塔琳娜·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很不寻常地批评中国在保证基础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中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比联合国最低要求6％低得多。”她说，“政府仅提供学校经费的53％，其余由学生家长承担，政府承担的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

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掀起扩招和高收费的狂潮，上大学对考生学习成绩要求越来越低的同时，对其经济承受能力要求却越来越高。

一个曾经深入人心的改革口号，由天使变成了魔鬼。“当扩大的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稀缺的矛盾因为各种利益的干扰而变得尖锐时，教育产业化就成为攻击的首要对象。”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姜沛华告诉《商务周刊》。

汤敏告诉《商务周刊》，事情的原委应该从1998年说起。当时，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挺过来的中国经济，急待拉动内需。从亚行菲律宾总部回大陆探亲的汤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有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但是汤敏强调，扩大大学的招生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配合大规模的助学贷款。他认为，支持产业化的人谈的实际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反对产业化的人实际指的是基础教育，大家谈的不是一个概念。

 “教育产业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汤敏说，“教育产业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被扭曲了。”

按照汤敏的解释，当教育列入第三产业时，并没有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进行属性界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实情况下，在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的层次性被日益模糊，教育领域各个角落都笼罩着市场的烟雾。

“虽然官方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产业化’所表现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教授告诉《商务周刊》。

 

 2、基础教育的产业化选择

 

“在任何市场环境中，基础教育都是一国之根本。”姜沛华说，国家教育部已经向中央提出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并将基础教育真正落实到实处。

这似乎给人以希望，然而，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我们每个人开始记事以来，“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真正落到实处”这样的表态太多太多了，却改变不了基础教育的投入增长赶不上财政收入增长的事实。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但“九五”期间此项投入仅从1995年的2.41%增长到2.87%，2002年这个数据是3.3%，2003年3.4%，不仅达不到联合国6％的最低要求，距离中国政府2000年达到4%的承诺也有不足。

目前，中国义务教育在校生占各类在校生总数近80%，而经费投入却不足60%，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

去年年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要求，4年后，失学最严重的西部地区，教育普及率要达到85%以上，城市政府则要保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新增的教育经费要用于农村，保障农村学校的经费，禁止拖欠农村教师工资，并再次强调经济困难的学生将可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的生活费。随即有消息称，中央即将出台新措施，让西部贫困地区青少年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完全免费的待遇。

即使西部义务教育免费的伟大方案，也计划在校生的书本费将由中央政府负担，学杂费则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这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光打雷不下雨”的命运。有关资料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显然没有办法负担基础教育的绝大部分资金，而在转移支付方面，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出台有力的保障措施。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教育产业化道路，必然会成为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的教育改革最自然不过的选择——甚至是惟一的出路，虽然对于可能因为改革而失学的儿童们来说，这样的选择太残酷了。

 

原文出处——

商务周刊：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

http://news.sohu.com/20041109/n22289661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