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明  zgme@sohu.com 

    教师专业化，眼下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反复出现在我们，以及我们周围人的嘴里，左右我们的视听和行动。

    这不应该是一个虚无的概念点缀，所以，很有必要作一些个人的理解和探讨。

    我想用自己的思考探索，来解决自己的一些困惑，诸如——

    教师专业化从哪里开始才是切实可行的？

    一线教师眼下要克服哪些消极心态？

    一线教师如何面对专家的指点？

    一线教师和专家在哪里找到沟通点？

1、专家眼睛向下

    公元2005年3月23日中午12：30全体教师开会，学校与区教师进修学院建立教研组合作伙伴关系的签约仪式。

客人发言后的掌声有些稀稀拉拉，似乎教师们并不怎么热情，简直连起码的礼节和客套都没有。

    这样一个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好事，教师却反应麻木、迟钝，实在是可恶之极！显然，教师对这种自上而下的、走过场的、政绩工程般的形式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抵触、排斥。

    这里还有一些不好意思向客人交代的原因：

    学校这段时间强调严格的坐班制，早上7：25分必须到校，老师们多少有些牢骚；加上连续好几次在中午时间安排会议，占用了大家的时间，有一点怨气是难免的，尤其是最后一节课的老师，搞得跟行军打仗似的。这也是社会特色：换一个领导就换一套做法，似乎前任的一切都必需推倒重建，百姓倍受折腾。

    自己听到的印象中最深的话，就是教师进修学院的院长徐国梁老师在发言中提到：虽然有各类级别的骨干教师培训，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位骨干教师是被培训出来的。

    显然，许多专家都意识到，教师专业化需要从最基层组织开始，从教研组的建设开始，从校本培训开始，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危机感是教育人士共同的，不仅仅是教师。那些处在指导位置的准专家层，在教育信息化形势下，他们在信息占有量上的垄断优势会受到削弱，他们肯定意识到与实践结合是紧迫的，与一线教师必需有一种更紧密的联系，所以这样的共建活动，我想必须是一种互惠的，平等的对话，是一种真正和谐的伙伴关系。  

2、教师的心理堡垒

    前段时间正好细读了钟启泉教授对教师专业化误区的批判，特别攻击了“名师工程”的浮躁、浅薄、无知，更是把“专业自主”摆在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显耀位置，甚至当成是先决前提，认为用“工程化”的思维方式来指导教师专业化发展实在与“指腹为婚”一样荒谬绝伦。

    自己也感触特别深刻：同样是专业化的职业，为什么没有“名律师工程”、“名医生工程”？如果那么立竿见影，何不炮制个“名科学家工程”，这样拿个什么诺贝尔奖岂不是小菜一碟、探囊取物？！

    是的，教师专业化如果不是出于自身的内在需求，专家的善意帮助注定全是单相思。

    况且教师们受够了形式主义的、各类相互矛盾的专家们的轮番进攻，多少已形成了保守的心理防御机制，有的几乎要到了刀枪不入的地步。

    况且有那么多来路不明的伪专家，生吞活剥的搬来主义者，沽名钓誉动机不纯的功利之徒。

    一个例子：前几年的初中综合理科试点，当初是人人叫好，现在是全部推倒，完全重归旧貌。原地转一圈，蒸发了一个亿的宝贵教育经费，留下来一批学生成了可怜的粗糙实验品。

    能怪谁呢？能怪一线教师冥顽不化吗？只能怪江湖骗子太多，提高了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是社会交往中普遍的防范心理，教师当然不会落伍于其他人群。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眼睛亮了，戏法不好变了。

    眼下教师存在的，随处可见的心理堡垒，必需依靠教师觉醒的“专业自主”意识来化解，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必需与教师自内而外的认识提高同步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探索、学习，教师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优秀分子脱颖而出，具备了高度自觉的“专业自主”意识。

3、我们向上行走

    应该意识到，知识经济和农业社会、工业经济的巨大区别，学习的物质基础、学习的含义、学习的方式都有许多深刻的变化，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的许多理念都是基于这种社会变迁的背景，刻舟求剑是不行的。

    实践反思也好，行动研究也罢，总之我们必需向上行走，我们确实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教育理论专家和一线教师理当在山腰会师，而不是固守各自的矜持和顽固。

    问题是，即便是对合理科学的理论指导，一线教师向来也有一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排斥心态，这里有一种对教育专家的苛刻要求。

    指挥官冲在最前列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奋勇向前。但把这当成是一种常态，要求每个指挥将领都去面对一城一池的攻守，一卒一兵的嘶杀、显然是荒谬的；自认为自己流血流汗就可以对指挥不予理睬，这是一种士兵的匪气。

    关于士兵的苛刻和挑剔，有一个经典的笑话：

    某高级军官视察检阅射击训练，近旁一个心里素质欠佳的士兵脱靶了，军官很愤怒训斥着一脸羞愧的士兵，顺手拿过枪，“看我怎么做”，话音未落子弹飞出，军官同样脱靶了。士兵们正幸灾乐祸，军官倒是毫不尴尬，“看到了吧，你就是这样用枪的。”

    显然，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没有把各自所属的角色使命认识清楚。

    角色的分工自然是很不相同的，但角色的渗透无疑是有益的。

    军官枪法好或许更能赢得威信，士兵懂点兵法或许更能提高作战能力。

    能否当得上元帅是一回事，但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大抵是不会错的。

4、教师应有的底气

    理论和实践常常是相互妥协的，这是理想主义和实际境遇的一种关系。

    再好的理论，在实施过程中也是要打折扣的。至于是打9.5折，还是打对折，既取决于实践者的理解和能力；也取决于理论的适合性——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教育理论专家应该看到课程改革的各种阻力：有的是系统性的体制问题；有的是引入的理论本身存在本土适应性的问题；当然也有很多阻力和执行者教师的素质能力有关。

    如果武断地把所有的阻力都归结于教师保守应付、消极懈怠，他们在遭遇委曲的同时，对理论家和理论的排斥是非常自然的。

    在课改问题上，一线教师应该有足够的底气：他们执行的是他们认可的理念，切实可行的理念；他们消极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消极——即便知道应该怎样做，但他们更知道为什么不能够那样做，以及要完全那样做还需要哪些相应的配套条件。

    这里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即硬件条件；还包括科学的教育管理等软件环境；更包括整个社会大环境下教育的取向和立场问题。

    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教育必须摆脱过多的行政干预。

    可以说各级教师（包括校长）的许多精力都不得不用于应付低效甚至无效的各级检查，学校很难始终如一地贯彻自己的办学理念，姑且不论有没有独特的办学理念。

    医生针对病人的治疗方案是根据行业的技术、以往的病例和同行的探讨做出的决策，绝不会优先考虑院长首长的意见，除非院长也是同病科的专家；教师在教育教学上却难以享受到这种专业自主权。

    也许教师确实只能是一个准专业化的职业，也许提教师专业化有些操之过急。至少应该有一些众多的、民间性质的、独立的教师行业协会，一些他们自己建立的、真正的学习型组织，当然这里会涉及到更多的复杂问题。我个人也参加了中国地理学会之类的组织，但老实说，除了糊弄一下不知底细的人，并没有对自己的专业提升产生什么实质影响。

    至于那些个喧闹的所谓“名师工程”，到底对教师专业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实在是不乐观，我以为，反而模糊了许多教师自我发展的目标和视线。

    在教师专业化问题上，教师应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专业化可以提升教师的底气，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具备起码的底气，这有利于我们自身的专业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