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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和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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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上的数目或存折的多少，大抵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富有程度；口袋中零钱的多少，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应对日常生活的灵活和考虑周到的程度。相同的是，教师的专业成长，也应该注意既要长久的储蓄、有大额支票以滋生活，又要在口袋中留足零钱。
支票之喻就是教育的理念。很多人轻视理念，言其虚无缥缈，很空，是假话加套话。的确如此，由于时下很多“理念”都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或只会读由秘书坐在马桶上憋出来的、却从没到教室里上过一节课或从没有在基础教育学校里呆过一个星期的人说出来的，导致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所谓理论和我们的教学实践离题万里的，由此进一步导致我们教师对“教育理念”产生一种无由的反感和莫名的排斥，如此“氛围”的形成——我不得不说，“专家”和“领导”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是统摄在个人的“教育思维”之下，刘庆昌教授认为：“教育思维是一定的教育观及其支配下的教育操作思路的总和。”只有当理念成为指导实践的基础和源头时，理念才真正成为“理念”。那些只是在嘴上说说，而从没有实际行动的“理念”，本就不属于理念。那些到处招摇的假理念和伪教育学者破坏了我们对真理的本能追求！真如当今社会，假货大行其道，以致使我们对真货都产生了怀疑。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理念？
蒙田说：教育不是培养驮着书本的蠢材。卢梭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教育是心灵的体验和思想的顿悟，教育所要传授的是对思想的力量、思想的美、思想的条理的一种深刻的认识，它应该独立于一定社会意思形态和党政领导之外的，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冯友兰为此文的执笔者，在这篇雄文中，冯先生的文字不卑不亢却直言要害、不留余地，其第一点即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回顾当下，教育“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之现象举目皆是，但有多少教育学者能如冯友兰坚持正确的教育理念，说出“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的话！德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近代地理学创建人洪堡曾经说：学者的责任是“应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的力量，校正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业已形成优势的东西，因为这种优势力量并不总是将社会引向健康合理的方向。”难怪周国平先生认为，真正能将教育说的一针见底的，或许只有在哲学家的文字中才能找到。所以，只有那些“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的文字和教育思想，才能成为在各大银行的通行无阻的支票。
理念和我们的教学实践有关系么？
1912年，叶圣陶开始任小学教员，他的第一篇署名论文就是与王钟麒合著的《对小学作文教学之意见》，他在小引中指出，此篇就著者平日之经验之理想撰述之，篇中都为平易朴实之理论，少陈述教案之方法。其理由是“盖理论乃根本，乃原则，根本定，原则立，自能左右逢源，自由肆应。方法则随事而变，难以隅反也。”教育理念决定着一个人的所有教学实践的细节——无论你的语言、行为还是表情。先进的教育理念自能让我们的教学实践“左右逢源，自由肆应”！支票可以换成大把大把的零钱，同样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我们才可能拥有专业的教学技巧，游刃有余的教学安排。否则，我们的教育教学就难以摆脱盲目、混乱、小气乃至猥琐。
星韵，既是一家银行，也可以当成我们的储蓄罐。我们可以如庆龙、法海老师一般，通过读书和思考，在星韵不断存储我们对教育的思考、我们的教育理想、追求乃至教育臆想；我们还可以如龙泉老师一般，用自己的智慧和灵感将课堂演绎的风生水起、创意不断，并把这些虽然如零钱却非常实用的教学技巧收集、记录下来，和大家共享。如此这般，当许多年后的某天，当我们打开这张存折和开启这个储蓄罐时，我们会一起惊呼——哦！天呐！我原来是如此的富有！
